1
和平里在城西,一片上世纪的老楼,七号楼最旧,六层,没有电梯。
我是七月搬进去的,天热,搬家那天汗把T恤浸透了两次。
房东姓蒋,六十岁,穿一件白衬衫,头发梳得很整齐。他自己说是做中介的,这房子是他早年买的。
他说,八百一个月,押一付一,水电自理。
我说,怎么这么便宜。
他说,老楼,没电梯,六楼的人都嫌高。
我说,那我要了。
他愣了一下,说,你不看看房子。
我说,看过了,能住。
签合同的时候,他把合同摊在桌上一页一页指给我看,指着指着忽然说了一句:上一个租客搬得急,东西都没收拾完。
我说,人没事吧。
他说,年轻人,说走就走。
他笑了一下,那个笑很短,收得很快。
看房那天,楼下坐着一排老头老太太,摇着扇子。我上楼的时候,有个老太太一直看着我,看到我进了三零二的门,她才转过头去。
晚上我下楼扔垃圾,她还在那儿。她说,姑娘,你租的三零二啊。
我说,是。
她说,上一家那个女孩子,走了就没回来。
我说,搬走了吧。
她说,走的那天夜里,我听见楼下有车,开了很久。
她说这话的时候扇子停了一下,又摇起来。
我站在楼道口,觉得后背有点凉。
我从上一个城市搬回来的时候,只带了两个箱子。一个装衣服,一个装书和一个旧笔记本电脑。
我做过三年编剧助理,后来自己接活,帮人校对剧本、写大纲、改台词,一个月能挣四五千,好的时候八千,不好的时候两千。
租八百的房子,是我算过账以后的决定:房租占收入的两成,剩下的够吃饭、够买药、够给我妈打钱。
我妈在老家,身体不好,每个月要吃药。她不知道我住这么便宜的地方,我跟她说我住在公司附近,走路十分钟。
搬进来那天,我把两个箱子放在客厅中间,坐在地上吃了一个面包。面包是搬家路上买的,五块钱一个,吃得掉渣。我看着这间空屋子,心里想的是一句话:先住下,别想太多。
签合同那天是在老蒋的家里,一间三居室,客厅里摆着一盆大叶的绿萝。
他把合同摊在茶几上,递给我一支笔,说,你看看,都是标准条款。
我看了前面三页,看到租金、押金、水电、违约,都是常见的。
第四页附件我没细看,那上面印着密密麻麻的小字,我扫了一眼,看见租金支付方式几个字,后面跟着月付。
我签了字。签的时候他还说了一句:小姑娘一个人在外面,注意安全。
我把合同折好,放进包里,那时候心里还挺感激他。
第一次进屋,地上的灰能写字。
我在窗台上用手指划了一下,划出四道印。厨房的灶台上有一层油,卫生间的镜子上有水垢。
水电表的读数是老蒋写在一张纸条上的,贴在冰箱上:电三千一百二,水四百五。
我拍了照,留了底。后来结账的时候,那张纸条救了我一次:老蒋说我的电费用了三百多,我拿出照片,说是二百六。
他愣了一下,把单子改了。
2
搬进去的第一晚,屋里热得像蒸笼。
我把窗子全打开,还是热。楼下的狗叫了半夜,隔壁有人在看电视,声音开得很大。
我睡到半夜,觉得床垫硌人。掀开床单一看,床垫的罩子下面鼓起一块。
我伸手进去摸,摸出来一只耳钉,银色,小小的一颗,上面镶着一粒水钻。
我把耳钉放在手心看了半天,又摸了一遍,摸出半张纸。
是租房的合同,被撕了一半,上面还留着签名:何雯。
我把这两样东西放在桌上,坐到天亮。
那只耳钉我一直放在床头。
银的,很小一颗,镶着一粒水钻。不是贵重东西,可它出现在床垫底下,说明戴它的人那天晚上脱衣服脱得很急。
我试着把屋里的东西都翻了一遍:衣柜的抽屉里有半盒感冒药、一把梳子、一件洗得发白的护士服。护士服的袖口上绣着三个字:何雯。
我把护士服拿出来看了看,口袋里有一张超市小票,日期是三月十二号,买的东西是矿泉水、面包、纸巾。
三月十二号,离她走,还有三天。
第一夜我睡得不踏实。
楼上有脚步声,来来回回,走到半夜才停。楼下的水管咕噜咕噜响,像有人在里面走动。
我起来喝了两次水,第二次的时候看见窗外的月亮很白,照在镜子上一片亮。
我把窗子关上,回到床上,把被子拉到下巴。我告诉自己,老楼就是这样,声音多,人杂。
可我躺下去以后,一直想着床垫底下那块鼓起的地方。我那时候还没摸,只是觉得它鼓得奇怪。
何雯的耳钉,我后来在她留下的东西里找到了另一半。
另一半在她那个旧首饰盒里,盒子是木头的,里面有一只银镯子、一条细项链、两只耳钉。
耳钉是一对的,一只是我摸到的那只,另一只躺在盒子里。
盒子底下压着一张小纸条,是她妈妈的字:雯雯,妈给你买的,别弄丢了。
我把两只耳钉放在一起,看着它们,忽然想起她说过的那些话:不敢回家,不敢用真名,一天二十几个催收电话。
一个人连耳钉都丢了,还有什么没丢。
搬进去第三天,我给我妈打了电话。
她说,你住哪儿啊,房子好不好。
我说,好,一室一厅,有阳台。
她说,多少钱。
我说,一千二。
她说,贵了。
我说,这边都这个价。
她叹了口气,说,你自己省着点。
我说,知道。
挂了电话我坐在阳台上,看着楼下的老头老太太。我知道我骗了她,可我也知道我要是说八百,她会担心。
那只耳钉的银色已经有点发黑,我拿擦银布擦了一遍,擦完亮了些。我想象她戴它的样子:扎马尾,穿护士服,值完夜班下楼买豆浆。
我把病床前的帘子想了一遍又一遍,想到最后自己笑了。我跟她素不相识,却在替她想这些细节。
3
第二天我去问房东。
他说,上一个租客叫何雯,二十六岁,在附近的医院做护士。
我说,她搬去哪儿了。
他说,不知道,她走的时候没跟我说。
我说,她的东西还在屋里。
他说,她押金没退,东西就当抵了。
我说,那我用了。
他说,你用,都是些旧东西。
他说话的时候一直在笑,笑得很有耐心。
我回去把那半张合同翻来覆去地看,看到租期那一栏:二〇二二年三月至二〇二三年三月。
合同的下半张没了,下半张上应该有租金、押金、还有别的什么。
我把那半张纸夹进我的笔记本里。
老蒋带人看房很勤,我在的那半个月里,见过四拨。
他带人上楼的时候,总是先敲门,敲三下,很轻。他有一个习惯:进门先看那面镜子。
有一回我在阳台上,看见他从裤兜里掏出一串钥匙,钥匙有七八把,他挑了一把,对着三零二的门比了比,又放回去。
那串钥匙我记住了。后来江屿问我要不要换锁,我说要。
老蒋的手机壳是透明的,背面贴着一张塑封的小卡片,上面印着两个字:诚信。
他给我看合同的时候,那张卡片就在桌上,正对着我。
他说,小苏,我们做这行二十年了,讲的就是一个信字。
我点头。那时候我信了。
后来我把这句话想起来的时候,是在他带人上门要涨房租的那天。那天他把手机放在茶几上,屏幕朝上,那张卡片还是正的。
我忽然觉得,一个人把诚信两个字贴在手机背面,多半是因为他自己不信。
老蒋看房有个习惯,敲三下门,很轻,然后等三秒才开。
我以为这是礼貌,后来才知道,这是确定屋里没人。
他手机里有一整个相册,都是房子的照片,七号楼三零二有四十七张,从不同角度拍的:厨房、卫生间、阳台、床垫、电视柜。
有一张拍的是那面镜子,镜子上贴着便利贴,字拍得很清楚。
他为什么拍这个。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后来想明白了:他在留档,证明这间屋子什么时候是什么样子,将来好说一句我不知道。
老蒋那张诚信卡片,我拍下来了。
我拍的时候他正在倒茶,卡片在桌上,正对着镜头。他看见我拍照,说,你拍这个干什么。
我说,我记性不好,拍下来备忘。
他笑了笑,说,小姑娘有心。
那张照片后来在派出所被江屿看见了,他说,这张没用。
我说,我知道没用。我就是想留着,看看一个人是怎么把诚信两个字贴在手机背面的。
老蒋的房子有三套,都在和平里。他常说的一句话是,房子是死的,人是活的。我那时候听不懂,后来听懂了。
4
七号楼三零二是个小两居,五十八平米。
客厅里有一张旧沙发,一个电视柜,电视柜上有一面镜子,镜子上贴着一张便利贴,写着四个字:别开门。
字是女孩子的字,横平竖直,最后一笔拖得有点长。
我把便利贴揭下来,翻到背面,背面是空的。
我站在镜子前,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忽然觉得这间屋子太安静了。安静到我能听见自己的心跳。
那天晚上我把门锁检查了一遍,锁是新的,锁芯还发亮。
新的锁,旧的便利贴。
我把便利贴贴回去,贴回原来的位置。
那张便利贴,我撕下来过一回。
撕下来以后我把它放在桌上,去楼下买了瓶水,回来的时候它又贴回了镜子上。
我以为是我自己忘了,可我明明放在桌上的。
我站在镜子前,看了很久。镜子里的人也看着我。
那天晚上我把便利贴撕了,扔进垃圾桶。第二天早上,它又贴回去了,位置一样,字一样,连边角翘起来的角度都一样。
我拿手机拍了一张,然后把便利贴收进笔记本里,用胶带封住。
镜子上的指纹是我住进去第三天发现的。
那面镜子在电视柜上,位置比一般的镜子低一点,坐着的时候正好能照见脸。镜面上有几道抹过的痕迹,像有人用手掌擦过。
我拿纸巾擦了一遍,擦完在灯下看,镜面上还是有几处印子,指腹那种圆的印。
我把手机举起来拍照,拍完把照片放大,数了数,一共五个印。
五个印的位置很奇怪,不在镜面中间,在镜子左侧,靠下的地方。
那个位置,是坐着的人抬手能碰到的地方。
我站在镜子前,抬起手,手正好落在那个位置。
我把镜子挪了位置,挪到了客厅靠窗的那边。
挪完的第二天,我发现镜子又被挪回去了,位置一模一样,连底下的垫纸都没动。
我站在客厅里,看着那面镜子,忽然觉得它不是一面镜子,是一双眼睛。
我拿了张纸,把镜子的位置画下来,标了尺寸,贴在墙上。
后来我把这面镜子搬到了自己卧室,锁在柜子里。客厅那面墙空着,我没有再放东西。
镜子第二次被挪回去,我把它的位置画了下来。
画的是一张平面图,标了三个尺寸:离电视柜左边二十七厘米,离墙面十四厘米,镜心离地一百二十二厘米。
我拿卷尺量的,量了三遍。
量完我在镜子背面贴了一张小纸条,写着:如果你动了它,我会知道。
那张纸条后来也被人动过,动完又贴回去了,位置差了两毫米。
两毫米,我拿尺子量的。
我搬走那面镜子以后,客厅显得空。我在空出来的墙上贴了一张纸,纸上写着日期。每天睡前我在上面画一道。
那张纸我后来撕了。撕的时候我想,有些提醒不是写给外人看的,是写给自己看的。
5
第二天我去物业问快递的事。
物业的小姑娘翻了半天,说,三零二有一个包裹,放了两个月了,一直没人取。
我说,我取。
包裹不大,是一个纸盒,寄件人写着某某体检中心。
我抱着包裹回家,坐在沙发上,看着它看了很久。
我不该拆的。那不是我的东西。
可我想到那只耳钉,想到那半张合同,想到那张写着别开门的便利贴。
我拿剪刀把胶带划开。
里面是一张体检报告,还有一张复查通知单。
报告上的名字是何雯,日期是去年十二月。复查通知单上写着:请于两周内复查,逾期视为放弃。
最下面一行手写的字,是医生的字:建议尽快手术,不宜拖延。
我把那张单子放在桌上,忽然觉得手很凉。
体检中心的包裹我拆开以后,在网上查了那家中心。
评价里有人说,这家体检套餐便宜,就是报告出得慢条理不清。还有人说,医生建议复查的项目,最好去大医院再看一遍。
我盯着那份报告看了半个晚上。报告上只有几个指标打了星号,星号旁边写着建议进一步检查。
我不懂这些指标。我只知道一行字:建议尽快手术,不宜拖延。
一个被建议尽快手术的姑娘,把体检报告扔在快递站两个月没取,然后人间蒸发了。
体检中心在城北,一栋三层小楼,门口挂着一块绿色的牌子。
我拿着那张复查通知单去前台问,能不能查一下这份报告是谁的。
前台的小姑娘看了一眼,说,这个我们不能查,涉及个人隐私。
我说,我是她朋友,她让我来问。
她说,那您让她本人来,或者给我们打个电话。
我说,她在外地。
她说,那不行。
我在前台站了一会儿,说,那这份通知单上写的复查,是复查什么。
她说,这个得医生看。
我问她,医生在吗。
她说,医生下午才来。
我下午又去了一趟,等到四点半,医生来了,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他看了单子,说,这个病人我记不太清了,一天看几十个。他说,单子上写了建议手术,那就是有问题,具体什么问题,得看原始报告。
我说,原始报告在她手里,我只有这一张。
他说,那没办法。
包裹上的寄件人电话我打过去,是一家体检中心的客服。
我说,我收到一份报告,收件人不是我。
她说,那可能是地址错了。
我说,能不能查一下这个单号。
她说,可以,您提供单号。
我把单号报过去,她查了一会儿,说,这个单子是去年十二月寄出的,收件地址是和平里七号楼三零二,收件人何雯。
我说,她本人没收到。
她说,那可能是快递没送到,您可以联系快递。
我说,已经两个月了。
她说,那我们这边也没有办法,报告已经出过了。
我挂了电话,坐在桌前,忽然觉得这世上所有的推诿都是一样的口气。
快递站的老板娘姓周,四十多岁,很热心。
她说,三零二那个姑娘,我见过几回,瘦瘦的,说话很轻。
她说,她取过一个很大的箱子,抱不动,还是我帮她搬的。
我说,箱子里是什么。
她说,不知道,她说是书。
我把那个包裹的照片拍下来,是一张面单,面单上写着寄件人:市立图书馆。
一个要消失的人,还在网上借书。
6
我拿着那份体检报告去了附近的医院。报告上没有写医院的全名,只有一个盖章的圆形,字被裁掉了一半。我在导诊台问了半天,护士说这种报告好多家医院都用,看不出来。
我坐在医院大厅的塑料椅上,看着来来往往的人。有抱着孩子的年轻妈妈,有推着轮椅的老人,有穿着病号服在走廊里慢慢走的中年男人。这些人里会不会有人认识何雯。何雯是护士,她可能就在这栋楼的某一层上班,可能在某个病房里给病人换药,也可能已经不在了。
一个护士从我面前走过,胸牌上写着实习两个字。我叫住她,问认不认识一个叫何雯的护士。她想了想,说,好像听过,是不是之前在六楼。我说我也不知道。她说,六楼是肿瘤科。
我在大厅坐了一个小时,直到保安开始清场,才站起来往外走。出门的时候太阳很大,我站在台阶上,眼睛被照得发疼。
医院六楼是肿瘤科。
我在走廊里站着,护士站的白板上写着床号和名字。有个护士端着药盘过来,我问她认不认识何雯。她说,何雯啊,去年年底还在这儿,后来就不来了。
我说,她怎么了。
她说,听说是家里有事,辞职了。
我说,她身体怎么样。
护士看了我一眼,说,你问这个干什么。
我说,我是她朋友。
她说,那你自己问她吧。她说完就走了,药盘上的瓶子碰得叮当响。
六楼肿瘤科的走廊很长,尽头是一间开水房。
我在开水房门口碰到一个阿姨,她端着缸子接水。我问她认不认识何雯。
她说,小何啊,认识,她给我打过针。
她说,那姑娘手轻,扎针不疼。
我说,她后来怎么不来了。
她说,不知道,忽然就不来了。她走了以后,我这针就没人打得那么好了。
她说着笑了笑,端着缸子走了。
我站在开水房门口,忽然觉得心里很难受。一个人消失了,最先想她的不是她的家人,是一个打针不疼的病人。
六楼的护士长姓刘,四十多岁,说话很快。
她说,何雯那孩子业务好,扎针准,病人喜欢她。
我说,她为什么走。
她说,她家里有事,自己辞的。
我说,是不是因为催收电话打到科室。
她的表情变了一下。她说,你听谁说的。
我说,她自己说的。
她沉默了一会儿,说,那时候确实有电话打到护士站,一天好几个,说要找何雯还钱。我们一开始以为是诈骗,后来她自己也承认了。
她说,我找她谈过一次,她说她在想办法。后来有一天她跟我说,护士长,我撑不住了。
她说,我那时候还劝她,说事情总能解决。现在想想,我那时候什么也没帮她。
护士长跟我说了她儿子的事。
她说,那年她儿子高考,她天天在医院加班,回家倒头就睡。
她说,何雯帮她代过三次夜班,一次不要钱。
她说,那孩子心软。
她说完这一句,眼睛有点红。她说,我那时候应该多管一点的,可我怕麻烦。
我说,这不是你的错。
她说,不是我的错,是谁的错。
我没有答。我那时候也不知道该怪谁。
刘护士长的那句话,我记了很久:我那时候什么也没帮她。
7
派出所离和平里三条街,我去的时候是下午两点,值班的民警在填表。
我把情况说了一遍:上一个租客失踪三个月,屋里留着耳钉、合同、体检报告,门口贴着别开门的便利贴。
他抬起头看了我一眼,说,你是她什么人。
我说,我是现在的租客。
他说,那你管这个干什么。
我说,我觉得不对劲。
他把笔放下,说,成年人失联,如果没有涉案线索,我们一般是登记一下。人可能是自己走了,欠了债,躲了人,都有。
我说,她有过体检报告,医生建议尽快手术。
他沉默了一下,说,你把材料留下,我登一下。
他叫江屿,二十六岁,戴一副黑框眼镜,说话很慢。他登记完,把材料复印件收好,说,我加你微信,有情况我通知你。
我扫了他的码,走出派出所的时候,天已经开始灰了。
江屿后来跟我说,他家就在和平里隔壁的红旗路,他从小在这片长大。
他说,七号楼的事他知道一点,前几年也闹过,一个老头把房子租给七八个人,收了一堆押金跑了。
我说,那后来呢。
他说,后来老头被抓了,判了三年。
他说,这种老楼,房子旧,人也杂,什么生意都有人做。
我说,那你为什么管我这个。
他说,因为你把材料整理得比我们档案还整齐。
江屿的办公桌上有一摞材料,摞得很高,用一根橡皮筋捆着。
他说,这些都是积压的,有的压了半年。
我说,那我的案子为什么快。
他说,因为你的材料齐。
他说,我们所里最怕的是那种来了就说我觉得不对的,问他哪里不对,说不出来。你不一样,你把时间、地点、人、物都写清楚了。
我说,我以前做编剧的,写东西要先列时间线。
他笑了,说,那你还挺适合干我们这行。
我没笑。我知道他说的是好话,可我那时候笑不出来。
江屿问过我一句话:你想好了吗。
那是立案前,他坐在派出所的走廊上,手里拿着一杯凉了的茶。
他说,这件事一旦往下走,你要做笔录、要出庭、要面对那个姓蒋的。他在这片有二十年,人脉广。
我说,我想好了。
他说,你为什么这么上心。你只是个租客。
我说,因为我住在那间屋子里,我每天晚上都在想,那张便利贴是写给谁的。
他看了我一会儿,把茶喝了,说,行。
江屿给我看过一张辖区地图,是打印出来的,A3纸,上面用红笔圈了几个点。
他说,七号楼、安寓的写字楼、蒋德海的家、王姐的车行,这四个点围成一个三角。
他说,这四个地方,彼此不超过三公里。
我说,这说明什么。
他说,说明这是一条线,有人在这条线上走了很多趟。
他用笔尖点了点地图中间的一处,说,这里是个停车场,白色的面包车在那儿停过三次。
江屿的桌上有一张他女儿的画,画的是三个人,一个高的,两个矮的。他说他女儿五岁,喜欢画太阳。
他女儿的画后来换了一张,画的是一间房子,房子有六个窗户。他说,孩子眼里的家,永远比真的大。
8
第一次觉得不对,是我住进去的第九天。
那天我加班到十一点,回来看见门把手上挂着一个塑料袋,里面是一盒酸奶,还有一张小纸条,写着:欢迎入住。
字迹跟便利贴上的不一样,横平竖直,但收笔的位置更靠上。
我把酸奶拿进屋,放在桌上,没喝。
第二天我把酸奶扔了,把袋子也扔了。
第三天晚上,我锁好门准备睡,忽然听见锁孔里有动静,很轻,像有人在拿钥匙试。
我整个人贴在门后,不敢出声,听了大概一分钟,声音停了。我从猫眼往外看,楼道灯是灭的,什么都看不见。
我打开手机的手电筒,把门开了一条缝。门外什么都没有,地垫被踩歪了。
酸奶那件事之后,我在网上买了一个门磁报警器,三十八块钱,贴在门框上。
只要门被打开,手机就会响。
第三天夜里,警报响了。我从床上弹起来,光着脚冲到门口,从猫眼往外看。
楼道里站着一个男的,穿黑夹克,正低头看手机。
他抬起头,脸正好对着猫眼。我看见他的脸,四十来岁,眉毛很粗。
他站了大概十秒,转身下楼了。
我把监控截图存下来,发给了江屿。
门磁报警响的那晚,我正在改一个剧本的第十二稿。
甲方要求把女二的台词写得更狠一点,我改了三个小时,改到眼睛花。
报警器响的时候是凌晨一点十七分。我先愣了一下,然后才反应过来那是什么声音。
我从椅子上弹起来,冲到门口,脚底踩到了地上的稿纸,滑了一下。
从猫眼往外看,楼道里站着那个黑夹克的男人。他低着头看手机,手机的光照着他的下巴。
他抬头的时候,我看见他的眉毛很粗,眼睛不大。
他站了十秒,转身下楼。我听见他的脚步声一层一层往下走,走到一楼,停了,然后有车门响。
我坐在门口的地上,坐了很久,手里还攥着一支笔。
我在网上买了一个录音笔,一百二十块,很小,可以放进衣兜。
第一次用它,是我去物业问监控。
物业的经理是个四十岁的男人,说话很客气。他说,监控只能保存三十天,去年的已经覆盖了。
我说,那我能不能看看最近一个月的。
他说,要看监控得有派出所的介绍信。
我说,那我去开。
他说,你去开吧。
我走出物业办公室,摸了摸衣兜里的录音笔,它在里面,硬硬的一块。
我知道这段录音没有用。可我需要留下一点东西,证明我来过、问过、被推诿过。
买录音笔那天下了雨。
我在电子城逛了三家店,最后在一家小柜台买了一个,一百二十块,不讲价。
老板娘问我要不要充电器,我说要。
她说,你这是录什么。
我说,录会议。
她笑了,说,现在开会都要录音,真不容易。
我把录音笔揣在兜里,出来的时候雨停了,地上有一层水。
我站在电子城门口,忽然想起我上一次买这种东西,是给一个剧组录环境音。
9
我给江屿发微信,说有人拿钥匙试我的门锁。
他回得很快:你确定。
我说,确定,我贴着门听的。
他说,你先别报警,明天我过来看看。
第二天中午他来了,穿便装,手里拎着一个工具包。他检查了锁芯,说,这个锁是新换的,换过至少两次。
我说,怎么看得出来。
他说,新锁的弹子有磨损痕迹,痕迹是新的,说明有人用过备用钥匙。
我说,谁会有备用钥匙。
他说,房东、中介、上一任租客。
他在屋里转了一圈,看见电视柜上那面镜子,问,这镜子是原来的吗。
我说,是。
他把镜子后面的墙敲了敲,说,这墙是空的。
我说,什么意思。
他说,老楼都是砖墙,敲上去是实的。这面是石膏板。
换锁那天,江屿带了工具来,把原来的锁拆下来。
他说,这种老锁是最普通的一字锁,钥匙在街上五块钱就能配。
我说,那换什么。
他说,换一个C级的,钥匙配不了,得拿原钥匙去厂家。
他换完锁,把三把钥匙放在桌上,说,你自己收好,别给任何人。
我说,房东要呢。
他说,房东要,你就说锁坏了,你自己换的。
他走的时候在门口停了一下,说,苏晚,你这人有点轴。
我说,轴点好。
换了锁第二天,我给老蒋打电话。
我说,蒋叔,门锁坏了,我自己换了一个。
他说,你怎么不跟我说。
我说,我钥匙丢了,急着换。
他沉默了一下,说,换了就换了吧,钱算我的。
我说,不用。
他说,那行。
他挂了电话。挂之前我听见他那边有人在说话,说的是房子的事。
我把这段通话录了下来,存进文件夹,命名:换锁。
那天晚上我把三把钥匙一把一把试,试到第三把,锁芯转得很顺。我把另外两把收进抽屉,一把放包里。
老蒋问我要过钥匙。
他说,房子是我的,我总得有一把。
我说,锁是新换的,钥匙只有三把,我一把,我姐一把,还有一把丢了。
他说,丢了?
我说,丢了。
他盯着我看了几秒,说,那就算了。
他转身走的时候,我听见他小声说了一句,这丫头不好弄。
我站在门口,把门关上,靠在门上,心跳得很快。我知道这句话不是夸我。
换锁花了一百八,锁匠收了一百五,江屿帮我把门框上的旧孔填了,收了我三十块的材料钱。
我把收据收在一个信封里,信封上写着:三零二,锁。
后来我把所有收据都放在一起,一共十一张,按日期排。
这些收据里,最贵的是锁,最便宜的是二十块钱的胶带。
我那时候觉得,一个女人要保护自己,成本其实不高,一百八就够了。难的是下决心。
锁匠走的时候说,姑娘,这锁好,撬不开。我说,谢了。他说,你一个人住?我说是。他说,那更得换。
我一个人住这件事,我一直没敢跟家里说得太清楚。我妈以为我住在公司宿舍。
我把钥匙分开放,一把在包里,一把在抽屉,一把放在楼下的信箱里,用一个信封封着。
10
江屿把电视柜挪开,墙面露出一块石膏板,边缘有一道细细的缝。
他用钥匙沿着缝划开,掀起来一角。里面是一个壁龛,不大,一个鞋盒那么大。
壁龛里放着一个铁盒,铁盒上有一层灰。
我把铁盒拿出来,打开。里面是一叠纸:三张银行流水、两张借条、一张身份证复印件、一份租房合同的全本。
身份证复印件上是何雯,照片上的女孩子很瘦,眼睛很大。
租房合同的全本,跟她留下的那半张正好能接上。合同最后有一页附件,附件上写着租金支付方式:租金贷。
我不懂这三个字。江屿把它念了一遍,说,这是把房租变成贷款,一次贷一年,钱直接打给房东。
我说,那租客每个月还什么。
他说,还贷款。
他把流水摊开,指着第一页说,这一笔,十二万,放款日去年三月,收款方是一家房屋租赁公司。
铁盒里的流水我数了三遍。
十二万,放款日三月十号,收款方安寓公寓,还款方式是每月等额本息,期限一年。
三张流水里还有别的:一笔三千的转账,备注写着押金;一笔八百,备注写着水电;还有一笔五百,备注只有一个字:药。
那笔五百的转账,收款人是一个陌生的名字。我查了一下,是一家药店的收款账户。
一个背了十二万贷款的姑娘,还要转五百块钱去买药。
第一次掀开那块石膏板的时候,我的手指在抖。
石膏板很轻,一掀就起来了,边上掉了一些白色的粉末。壁龛里有一股旧纸的味道,混着一点霉。
铁盒拿在手里很沉,比看起来沉。我把它放在茶几上,蹲下来,打开。
里面的纸叠得很整齐,最上面是一张身份证复印件。
我把那张复印件拿起来,看见何雯的脸。她那时候比现在胖一点,眼睛看着镜头,笑得很浅。
我把复印件放下,忽然觉得这屋子里有人在看着我。我回头看了一眼镜子,镜子里只有我自己。
壁龛里除了铁盒,还有一张公交卡。
卡是旧式的,卡面上印着这座城市的市花,卡的背面用马克笔写着一个数字:302。
我把卡揣在兜里,下楼去了公交公司。
工作人员刷卡查了一下,说,这张卡最后一次使用是三月十三号,在七号楼附近的公交站。
三月十三号。何雯走的那天是三月十四号。
也就是说,她走的前一天,还坐过公交。一个准备消失的人,还在正常地坐公交。
壁龛里的灰很厚,我擦了三遍手。
第一遍用纸巾,第二遍用湿毛巾,第三遍用洗手液,洗完手上还是有一股味。
我把铁盒里的东西一件一件拿出来,摊在茶几上,摊了整整一桌。
摊完我退后一步,看着那一桌纸,忽然觉得这不是一个人的东西,是一个案子的东西。
我在心里给自己说了一句话:从今天起,你不是租客了,你是证人。
铁盒的盖子我合了三次才合上,边缘卡住了。合上以后我把它放回壁龛,想了一会儿,又拿出来,放进了衣柜最里面。
11
安寓,这个名字我在网上查了半天。
公司注册在城东的一个写字楼,法人代表姓蒋,我盯着那两个字看了很久——蒋。
地址下面有一行小字:房屋租赁、房屋托管、租金分期。
我把网页截图存下来,又去找新闻,找到三条,都是去年的:安寓公寓疑似跑路,多名租客背上租金贷。
有一条新闻里有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间办公室,门口贴着一张告示,告示上写着本公司暂停营业。
我给那条新闻的记者留了言,留了我的手机号。
第二天他回了电话,说,你也签了。
我说,我没有,我上一个租客签了。
他沉默了一下,说,那你运气好。
城东那栋写字楼我去过一趟。
安寓的办公室在十二楼,门上还留着一块铜牌,铜牌被撬掉了一半,剩下的半个安字还挂在上面。门锁着,门缝里塞着几张纸,有外卖单,有法院的传票。
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隔壁公司的前台出来问我找谁。我说安寓。她说早就没人了。
我说,去年他们在这儿上班的时候,你见过吗。
她说,见过,一天到晚有人来闹,有租客,有贷款的,有来要工资的。
她说,有一次来了七八个人,把前台的花瓶都砸了。
我问她知不知道一个姓蒋的。她想了想,说,有个蒋总,来得不多,来的时候都跟一个年轻人一起。
安寓楼下那天下午,我在大厅碰见一个男的,三十岁上下,穿一件灰T恤,手里抱着一沓纸。
他问我是不是来要钱的。我说不是。他说,那你来干什么。
我说,我来看看公司还在不在。
他笑了,说,早没了。
他把手里的纸给我看,是一份诉状,被告写着安寓公寓。他说,他去年签了一年的租金贷,贷了十五万,公司跑了,房子被房东收回,他现在住在朋友家的沙发上。
他说,他跑了三个月,法院说找不到被告,公告送达要钱,一次六百。
我说,那你打算怎么办。
他说,我打算认命。
他说完抱着那沓纸上楼了,上了一半又下来,说,你要是有什么办法,记得叫上我。
安寓楼下那个男租客后来加了我的微信。
他叫刘成,做装修的,三十岁。他说他看了我的帖子,问我要不要一起去做证。
我说,我一个人去就行,你保护好自己。
他说,我没什么好怕的了,我老婆跟我离婚了,我住朋友家沙发上。
他发了一张照片给我,是他家门口被喷的字,写着欠债还钱。
我问他,谁喷的。
他说,不知道,喷完就跑了。他报了警,警察来看了看,说没监控。
我把那张照片存下来,存进一个叫同类事件的文件夹。
刘成的诉状我帮他改了。
原文写了七百多字,情绪很多,事实很少。我把它改成三段:第一段写合同关系,第二段写付款事实,第三段写诉求。
他看完说,你写的这个,法院能看吗。
我说,法院看的是事实,不是情绪。
他说,那我这情绪算什么。
我说,情绪你自己留着,别写进去。
他把改好的诉状打印出来,抱着去了法院。回来跟我说,法院收了。
刘成最后没去成法院的第二次开庭,他说他要赶一个工地。他说,苏姐,我去了也没用,判下来钱也拿不到。
12
我把我自己的合同翻出来,一页一页地看。
合同一共五页,第四页是附件,附件上写着租金支付方式:月付。第五页是签字页,签字页下面还有一页,被撕掉了,撕口很齐。
我拿着合同去找老蒋,说,这合同少一页。
他说,少哪一页。
我说,第五页后面那一页。
他说,那是存根,我留着。
我说,存根上写什么。
他说,写收据。
他说话的时候眼睛一直看着我的手,看我有没有录音。
我把合同收起来,说,那我复印一份留着。
他说,你随便。
我从他家出来,走了两条街才敢把手心的汗擦在裤子上。
我把我自己的合同逐字逐句地看了一遍。
合同第六条写着:租金支付方式为月付,租客应于每月五日前支付。
第七条写着:本合同附附件一份,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
附件就是被撕掉的那一页。
我拿着合同复印件去找老蒋,他正在阳台上喝茶。他说,你把合同看了几遍。
我说,五遍。
他说,看出什么了。
我说,看出我这份合同少一页,而那一页上写着租金贷。
他把茶杯放下,说,租金贷是我们公司跟银行合作的项目,租客自愿的。
我说,自愿的租客会在床垫底下藏合同吗。
他没有说话。他把茶杯端起来,喝了一口,说,小苏,你这个人太较真,较真的人在这世上活得累。
我把老蒋给我的那些收据按日期排开,一共六张。
第一张是押金八百,第二张是水电两百,第三张是钥匙押金五十,第四张是门禁卡三十,第五张是清洁费一百,第六张是一百五,名目写着保证金。
六张加起来一千三百三十块,都是现金,都没有发票,只有一张手写的收据,收据上盖着一个章,章上是安寓公寓四个字。
我把那个章放大看,章边有一处缺角,缺得很有特点。
后来我在铁盒里找到何雯的收据,章上的缺角一模一样。
同一个章,同一批收据。也就是说,我签的合同跟她签的合同,是同一套流水线上的东西。
收据上的那个章,我拿去问了消费者协会。
接待我的是个年轻姑娘,她看了收据,说,这种手写收据没有发票,我们可以受理投诉,但需要您提供合同和付款凭证。
我说,我提供的都是现金收据。
她说,现金收据也可以,但公司已经注销了,我们这边很难处理。
我说,那能怎么办。
她说,您可以走法院,也可以报警。
我说,都走了。
她说,那就等。
我从消协出来,站在台阶上,忽然明白了一件事:所有的正规渠道都是对的,可它们都需要时间,而受害者最缺的就是时间。
消协那个姑娘后来给我打了电话。
她说,苏女士,您的投诉我们受理了,但是要提醒您,公司注销以后,我们能做的有限。
我说,那我能做什么。
她说,您可以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也可以联合其他受害人一起。
我说,一起有什么用。
她说,一起的话,案子就不会被当成个案。
我把这句话记下来了。这世上的事,一个人的时候是纠纷,一群人的时候才是案子。
消协的姑娘后来去了别的岗位,走之前给我发了一条消息,说,你的材料我转到稽查了。
13
第一次正面冲突是在八月初,那天他带着两个人来。
一个人穿黑T恤,胳膊上有纹身,另一个人手里拿着一卷卷尺。
他说,小苏,这房子我要卖了,你月底搬走。
我说,合同上写了一年。
他说,合同是合同,房子是我的。
我说,那你按合同赔我违约金。
他说,违约金?你房租八百,违约金能有多少。
他身后的纹身男人笑了一声。
我把手机放在茶几上,屏幕朝上,录音开着。
我说,蒋叔,我们把话说清楚。合同在,押金在,你让我搬,得给个说法。
他看了我一眼,忽然改口说,不搬也行,房租涨到一千二。
我说,涨房租要提前一个月通知,合同上也写了。
他没说话,转身走了。走到门口,回头说了一句:小姑娘,别在这事上较真。
老蒋带人来的那天,隔壁陈阿姨开了门。
她站在门口,看着那两个人,说,蒋老板,你这是干什么。
老蒋说,来看看房子。
她说,房子有人住着呢。
老蒋笑了笑,说,我就看看。
纹身那个男人从她身边走过去,肩膀撞了她一下。她往后退了一步,把门关上了。
我后来下楼碰见她,她拉着我说,姑娘,你别一个人跟他们谈。
我说,那我跟谁谈。
她说,你报警啊。
我说,报了,正在办。
她点头,说,好,好。她一边说一边往楼上走,走到二楼又回头看我一眼。
陈阿姨给我出过一个主意。
她说,姑娘,你别跟他硬碰,你去物业查监控。
我说,物业不给我查。
她说,那你去街道办,街道办有个调解员,姓孙,人不错。
我说,我去试试。
她说,你别一个人去,带上个男的。
我说,我一个人住,哪来的男的。
她想了想,说,那你就白天去,白天人多。
她说这话的时候手里还攥着把葱,攥得很紧。我忽然明白,她不是爱管闲事,她是见过这楼里出过更坏的事。
陈阿姨的侄子在街道办工作,她给我牵了线。
她侄子姓陈,三十多岁,负责调解。他听完我的事,说,这个案子我们调解不了,涉及刑事。
我说,那你能帮什么。
他说,我能帮你查一件事。
他查了七号楼的房屋登记,说,三零二的产权在蒋德海名下,但这套房在去年五月被抵押过,抵押权人是一家小额贷款公司。
我说,抵押了多少。
他说,二十万。
我说,他拿房子抵押,跟我有什么关系。
他说,如果房子被拍卖,你就得搬走。
我坐在街道办的椅子上,忽然觉得这间八百块的房子,从我一进门就站在一个斜坡上。
陈侄子帮我查抵押,跑了三趟不动产中心。
第三趟他给我打电话,说,查到了,二〇二三年五月,抵押二十万,抵押权人是一家小额贷款公司,还款期限一年。
我说,今年五月就到期了。
他说,对,如果还不上,房子就要被拍卖。
我说,那拍卖了,我的租约怎么办。
他说,租约不能对抗抵押权,你得搬。
我握着电话,站在楼道里,忽然觉得这栋楼里所有的门都在同时关上。
不动产中心在城东,红色的楼。陈侄子说那楼里办事的人很客气,就是慢,一件事要跑三趟。
我后来才知道,那家小贷公司跟安寓是同一个老板开的。这条消息是江屿告诉我的。
14
快递站的老板娘跟我熟了,她翻出一本记录给我看。
三零二的包裹,从去年到现在一共十一个,其中八个是何雯的,三个是别人的名字。
我说,什么名字。
她说,一个叫何雯,一个叫何文,一个叫何小姐。
我心里一动。同一个人,三个名字。
老板娘说,还有一个更怪的,去年冬天有个男的来取三零二的包裹,说是替人取。
我说,什么样的男的。
她说,四十来岁,穿黑夹克,说话很客气,取完了还问我这楼里有没有空房。
我把那本记录拍了照。老板娘问我要这个干什么,我说,我上一个租客不见了,我想找她。
她愣了一下,说,那你小心点。
快递站的记录里,那个黑夹克的男人取过两次包裹。
老板娘说,他每次来都说三零二,签自己名字。
我说,他签什么名字。
她说,我看看。她翻到那一页,指着说,签的是蒋。
我把那一页拍了照。
从快递站出来,我在街上看见一个穿黑夹克的男人,背影像他。我跟着走了半条街,一直跟到路口,他上了一辆白色的面包车。
车开走了,我站在路边,心跳得很快。
我知道我这么做很危险。可我也知道,如果我不跟,我永远只能猜。
那辆白色面包车的车牌,我记住了后四位。
我把这件事告诉江屿,他查了一下,说,车主是一个叫蒋德海的人。
我说,蒋德海就是老蒋。
他说,我知道。
他说,这辆车去年冬天在小区里出现过四次,都是夜里。
我说,那他夜里来干什么。
他说,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一件事,何雯走的那天夜里,小区门口的监控拍到了一辆白色的面包车。
我坐在椅子上,手心发凉。
何雯说,她那天是从消防通道下去的,走到三楼听见二楼有人说话。二楼,是三零二的正下方。
那辆白色面包车的后四位我记住了。
我在小区门口守过一夜,从十点守到凌晨三点。我坐在便利店门口的台阶上,买了一瓶水,喝了半瓶。
三点的时候,那辆车开过来了,停在七号楼下面,没熄火。车上下来一个人,穿黑夹克,抬头看了看三楼的窗。
我在便利店的玻璃后面,一动不敢动。
他站了大概两分钟,抽完一根烟,上车走了。
我把车牌和时间记在手机备忘录里,写完发现自己手心全是汗。
守夜那晚,楼下有一条狗一直叫。
狗是六号楼一户人家养的,黄的,很瘦。它叫一阵停一阵,叫得人心慌。
我坐在便利店门口的台阶上,腿麻了,站起来走了两步,又坐回去。
三点的时候那辆白色面包车来了,我整个人贴在玻璃后面,连呼吸都放轻了。
那个人抬头看三楼窗户的时候,我看见了 compat 他的侧脸。四十来岁,下巴有点尖。
他上车走了之后,我才发现自己一直在攥着那瓶水,瓶身被我捏得变了形。
便利店的店员认识我了,第三天他给我搬了个凳子,说,姐,你等人啊。我说,等一辆车。他说,那车老来。
我后来把那晚的事写成了一篇稿子,写明时间、车牌,还有那个人的侧脸。
15
壁龛最里面还有一张折起来的纸,压在铁盒底下。
纸上只有一行字,写得很急,笔画都连着:如果我不在了,去找王姐,她知道公司的事。
纸的背面是一个手机号,号码的尾数是四个七。
我把纸摊在桌上,看了很久。
这行字写在一张处方的背面,处方上有医生的签名,还有一行药名,我不认识。
我把手机号存下来,存成王姐两个字。
拨号之前,我在窗边站了十分钟。我知道这个电话一打,我就再也退不回去了。
电话通了,那边是一个女人的声音,很哑,说,谁啊。
我说,我是和平里七号楼三零二的新租客。
那边静了三秒,然后她说,你别打了。
她挂了。
王姐挂了我电话以后,我坐在沙发上,看着窗外的楼。
我给江屿发了一条消息:我知道这房子是怎么回事了。
他回:你说。
我把租金贷的事、安寓、王姐、老蒋都说了,说了很长一段。
他回了一句:你先别自己去找人,我来。
我说:我已经找了。
他那边隔了很久,回了两个字:危险。
我看着那两个字,忽然笑了。我当然知道危险。可我要是不做,我就得在这间屋子里一直住下去,住到下一个租客搬进来。
王姐挂了我电话以后,我在沙发上坐了很久。
我记得我那时候想的第一件事不是害怕,是房租。这个月的房租我已经交了,八百块,交到月底。
第二件事是,我为什么要把自己搅进来。
我完全可以不管。这间房子便宜,我住着,一年以后搬走,何雯是死是活,跟我没有关系。
可我想到那张便利贴。她走之前在镜子上贴了三个字,提醒下一个住进来的人。
她自己都在逃命的时候,还想着给别人留一句话。
我把手机拿起来,又拨了一次那个号码。这一次是关机。
王姐关机之后,我去了她说的那家车行。
车行的人说她昨天把车卖了,人走了,不知道去哪。
我说,她有没有留下什么东西。
他说,留了一个信封,说有人来找就给她。
他把信封拿出来,是一个白色的信封,上面写着四个字:给后来人。
我拆开。里面是一张纸,上面写着三个名字、三个电话、三笔金额,最后一行写着:这三家我赔了,剩下的我赔不起。
我把那张纸折好,收进包里。
车行老板把信封给我的时候,看了我一眼。
他说,姑娘,你别找了,找了也没用。
我说,为什么。
他说,她这个人,做事不想后果。她现在跑了,是怕坐牢。
我说,她做了什么。
他说,她替公司改过合同,改了金额,这叫骗贷。
我拿着信封走出车行,站在路边,把那张纸又看了一遍:三个名字,三个电话,三笔金额。
三笔加起来八万七。她说她赔了这三家,剩下的她赔不起。
那张纸我一直留着。三个人名,三个电话,三笔钱。我把它们抄在笔记本上,抄完在下面写了一行:她赔得起的,只有这些。
16
王姐第二天打回来了。
她说,我们见一面,别在楼里。
我们约在城南一家茶楼。她四十岁出头,头发染过,发根全白,手里一直攥着一串车钥匙。
她说,我在安寓干了两年,做业务。
我说,何雯那个单子是你签的。
她说,是。
她说,公司那时候搞活动,押一付一,租金打七折,条件是签租金贷。租客以为是优惠,其实是把一年的房租贷出来,钱直接进公司账上。
我说,那公司跑路了呢。
她说,公司跑了,贷款还在租客名下。租客每个月要还给银行,可房子被人收走了。
她说,我也是受害人,我手上签了六十多单。
她把车钥匙放在桌上,说,我现在在卖车。
茶楼里王姐跟我说了她的六十多单。
她说,公司给的提成是一单五百,她一个月签二十单,能挣一万。她那时候觉得自己运气好,找到了挣钱的路子。
她说,跑路前一个月,公司让她把合同上的金额改一改,把租金写高一点,说这样贷款批得快。她改了。
她说,她后来才知道,那叫骗贷。
她说,她现在手上有六十多个租客的电话,每天都有人打给她,骂她,问她钱怎么办。
她说,她的车卖了,卖了六万,先赔了三个租客。
我说,你为什么赔。
她说,因为我签的字。
茶楼里王姐说漏了一句话。
她说,那时候公司开会,蒋总也来,坐在最后一排。
我说,蒋总是谁。
她说,就是房东,七号楼那个。
我说,他是安寓的人。
她说,他是股东,占三成。
我把茶杯放下,说,你确定。
她说,我确定。他的名片我看过,上面印着安寓公寓董事。
她说这话的时候,忽然停住,看着我,说,你别去找他,他这人手黑。
我说,多黑。
她说,去年有个租客堵在他家门口要钱,第二天那租客的车四个轮胎全被扎了。
王姐的老公在城西开了一家小超市,我去找过他。
他说,你别找我了,她跑了,我也不知道她去哪。
我说,她跑之前跟你说过什么。
他说,她说她做错了事,要还。
他说,我们家两个孩子,一个上高中,一个上初中。
他说这话的时候在给货架上货,一箱方便面,搬得很快。他说,姑娘,你要是能帮她把事摆平,我谢谢你。你要是不能,就别再来了。
我站在超市门口,看着他弯腰搬货,忽然觉得这世上做错事的人,多半也有一家子人要养。
王姐赔的那三笔,我在后来找到了两张收条。
一张是转账截图,两万,备注写着赔偿;一张是手写的收条,五万,收款人签了字,按了手印。
第三笔她说给了现金,没有凭证。
我把这两张收条拍了照,发给江屿。他回:这是她认罪的证据,也是她退赔的证据。
我说,那她能轻判吗。
他说,退赔可以从轻,但她改合同、骗贷,这部分跑不掉。
我把手机放下,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王姐的收条上按的是右手拇指,印泥是红色的,按得有点花。我把那张收条放在台灯下看了很久。
17
何雯是八月中旬加我微信的。
她的头像是一片海,朋友圈停在三个月前,最后一条是一张医院走廊的照片,配了一句:下班。
我发了一句:你还安全吗。
她回:你是谁。
我说,我住在三零二。
她隔了很久才回:你有病吧。
我说,我在床垫下面找到你的耳钉,在壁龛里找到你的合同。
她又隔了很久,回了一句:你别在微信上说。
她让我下载了一个陌生的聊天软件,说那个上头干净。
我们在那个软件上说了一个晚上。她说的第一句话是:我那间房,谁让你住的。
何雯让我下的那个软件,是一个很小的聊天工具,图标是一只蓝色的鸟。
她说,微信上有催收的人盯着,她换过三个号,都被找出来了。
她说,她现在用的手机号是她表姐的身份证办的。
我说,你为什么不报警。
她说,报过,警察说是经济纠纷。
她说,我还去法院问过,法院说合同在,得走诉讼。
她说,我一个月挣三千,诉讼费我都出不起。
她在屏幕那头说这些话的时候,我一直在想,她这三个月是怎么过的。
何雯在县城的日子,她说得不快。
她说,她在卫生院做临时工,一天一百二,一个月三千六,管住不管吃。
她说,她不敢用真名,用了她表姐的名字。
她说,她每天晚上回宿舍就把手机调成静音,怕催收的人再打来。
她说,她有一次在街上看见一个穿黑夹克的男人,吓得躲进了一家超市,躲了半个小时。
她说,她那时候想,我这辈子是不是就这么过了。
我说,不会。
她说,你怎么知道不会。
我说,因为我在查。
她隔了很久回了一句:你别查了,你会后悔的。
何雯的表姐在县城开一家小饭馆。
何雯用她的身份证办手机号,她是知道的。她说,我妹那时候哭着求我,我不忍心。
她说,她来我这儿住了半个月,天天躲在屋里,窗帘都不拉开。
她说,有一回她在厨房帮我洗碗,洗着洗着就哭了,说姐,我怎么会变成这样。
她说,我那时候跟她说,你就当这半年是坐牢,坐完了就好了。
我听着这些话,忽然想起何雯那句你别查了,你会后悔的。她不是在拦我,她是在怕。
表姐的饭馆在县城的老街上,五张桌子。
她给我下了一碗面,面上卧了一个蛋。她说,你吃,吃了再说。
我吃了一半,她坐在对面,说,我妹从小就胆小,考试考不好都要哭。
她说,她那年考护士,考了三次才考上。
她说,她这辈子最想的就是在城里站稳,结果站了三年,被人一脚踹倒。
我把面吃完了,汤也喝了。她问我,她的事能办成吗。
我说,能。
她说,那她以后还能当护士吗。
我说,能。
表姐的饭馆墙上贴着一张营业执照,法人是她自己的名字。她说,我这店开了八年,没出过事。
18
何雯在邻市,一个县城的卫生院做临时工。
她说,三月中旬她被催收电话打爆了,一天二十几个,打到她科室,打给她妈,打给她前男友。催收的人说,不还钱就上门。
她说,她报过警,警察说这是经济纠纷,让她去法院。
她说,她去找安寓,办公室空了,只剩一地的碎纸。
她说,她走的那天晚上,把能带的东西塞进一个行李箱,剩下的全留下了。她说她不敢走正门,从楼道消防通道下去的,走到三楼的时候听见有人在二楼说话。
她说,她在门口贴了一张便利贴,写着别开门。
我说,为什么写那三个字。
她说,因为我不知道下一个住进来的人会不会也被骗。
何雯说,催收最狠的时候,一天打二十几个电话,打到她科室。
她说,护士长找她谈话,说要么把事处理了,要么走人。她说她处理不了,就走了。
她说,她妈接到电话,被人骂,骂她女儿是骗子。她妈在电话里哭,问她是不是在外面欠了钱。
她说,她不敢回家。
她说,她走的那天,行李只有一个箱子,装了六件衣服、一双鞋、一个充电器。她把护士服留在了衣柜里。
她说,她走得最不甘心的是那张体检报告,她本来打算复查完就去手术的。
催收上门那次,是三月十号。
何雯说,那天她上夜班,回来的时候看见门上被喷了字,红漆,写着还钱两个字,喷了很大。
她说,她蹲在门口用钢丝球擦,擦了两个小时,漆没擦掉,手擦破了。
她说,隔壁的老太太出来看了一眼,什么也没说,把门关上了。
她说,那天她在门口坐着,天很冷,她坐了半个小时才进屋。
她说,进屋以后她看见镜子上还有她自己的便利贴,是前一天贴的。她看着那三个字,忽然觉得自己很可笑:她连自己都护不住,还想着提醒别人。
何雯门上被喷过漆,我看见了痕迹。
三零二的门是老式的铁门,门板上有几处颜色不一样的地方,像有人擦过。我拿湿毛巾擦了一遍,擦到右侧,露出一片暗红。
我拿指甲抠了一下,抠下一小块漆皮。
我给何雯发了张照片,她回了三个字:是我家。
她说,她那天擦了两个小时,没擦掉,后来就没管了。
她说,她走的时候,那片漆还在门上。
我说,现在擦掉了。
她说,谢谢你。
门上的漆我擦了两个小时。
我用的是钢丝球,蘸着洗衣粉水,一圈一圈地擦。红漆很顽固,擦到后面手指都磨破了皮。
擦到一半的时候,楼下有人上来,是陈阿姨。她站在楼梯口,说,姑娘,你在擦什么。
我说,擦点旧东西。
她说,那漆是去年刷上去的吗。
我说,大概是。
她沉默了一会儿,转身下楼了。过了一会儿她又上来,手里拿着一瓶东西,说,这个能擦掉,我家里有。
那是一瓶去污剂,用了半瓶。漆真的擦掉了。
去污剂的味道很冲,呛得我眼睛酸。我擦完把手洗了三遍,手上还是留着那股味。
漆擦掉以后,门板上留着一块浅色的地方,比周围白了半度。那半度白,一直留到我搬走。
19
我把所有东西整理成一个文件夹:合同、流水、体检报告、快递记录、壁龛里的纸条、和老蒋的录音、和王姐的对话。
江屿看了这些东西,看了很久,说,这不是单纯的租赁纠纷。
我说,那是什么。
他说,这是诈骗。用虚假的优惠诱导租客签贷款,钱被公司卷走,租客背债,房子被收回。这里面房东、公司、中介,三方都有份。
我说,那何雯的案子能立吗。
他说,能。她不是自愿失踪,她是被赶走的。
他说,我需要何雯本人回来做笔录。
我说,我跟她说。
那天晚上我给何雯打了电话。她在电话里哭了很久,最后说,我回去。
证据整理花了三天。
我把所有材料按时间排了一遍:去年三月签约,三月放款,十二月体检,今年三月被催收,三月中旬离开,七月我搬进来,八月我查到安寓,九月她回来。
江屿看了这份时间线,说,你这份材料可以当办案参考了。
我说,那什么时候能立案。
他说,材料我递上去了,得走流程。
我说,要走多久。
他说,快的话一周。
那一周我几乎天天在等电话。等到第六天,江屿打来,说,立了。
我坐在沙发上,手心全是汗。我说,然后呢。
他说,然后我们要找蒋德海谈话。
立案以后,江屿带我去做了一次笔录。
问话的是两个人,一个是他,另一个是女警,姓周。周警官问得很细:我什么时候搬进去的,什么时候发现的东西,什么时候联系的何雯。
问到录音的时候,她说,你录音是经过对方同意的吗。
我说,没有。
她说,那这份录音不能作为主要证据,但可以作为线索。
我说,那我以后还能录吗。
她说,你自己家的对话,你为了自保记录,这个界限很模糊,我建议你以后别再单独跟他见面。
笔录做了两个小时,做完我签字,签了三个地方。
出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江屿送我到楼下。他说,苏晚,接下来的事交给我们,你别再自己查了。
我说,好。
我说这话的时候,心里知道我不会停。
笔录做完那天晚上,我在客厅的墙上贴了一张大纸。
我把整件事按时间画成一条线:签约、放款、体检、催收、喷漆、离开、我搬进来、发现耳钉、壁龛、王姐、立案。
画完我站在墙前看,看了很久。
这条线上下两截,上截是她的,下截是我的。中间那一段是空的,空了三个月。
我拿笔在空白处写了一行字:这三个月,她一个人在县城。
写完我把笔放下,坐在沙发上,忽然觉得累得厉害。
贴完时间线那天,我睡不着。
我坐在沙发上,看着墙上那条线,看到半夜。窗外的路灯照进来,把线分成明暗两段。
我忽然想到一件事:何雯走的时候,屋里的东西全在,连护士服都叠好了,说明她没打算永远不回来。她只是被吓走了。
一个被吓走的人,会想着回来。所以她留下了地址、留下了合同、留下了体检报告。
她不是消失,她是在等。
信封最后还是没封口。我把它放在抽屉里,抽屉里还有那半张合同、那只耳钉、那张公交卡。
那条线我画了两遍,第一遍太挤,看不清,我撕了重画,画得宽一些。
20
何雯是九月回来的,坐的大巴,到站的时候是早上六点。
我去接她。她比照片上还瘦,眼睛很大,背着一个双肩包,包上挂着一个掉了漆的钥匙扣。
她看见我,站在那儿没有动。
我说,走吧。
她说,那房子还在吗。
我说,在,我给你留着。
她笑了笑,笑得很难看。她说,我以为这辈子都不会再回来。
我们沿着和平里的路往里走,七号楼的窗户在太阳底下反光。她抬头看了一眼,脚步慢了下来。
我说,怎么了。
她说,我怕。
我说,怕也得进去。你的事,在里头等着你办完。
何雯回来那天,我在楼下等她。
她下车的时候,司机帮她把箱子拎下来,那箱子很旧,轮子坏了一个,拖起来歪歪扭扭。
她说,这箱子跟我走了三个城市。
我说,现在可以放下了。
她抬头看了看七号楼,看了很久。她说,这楼还是这样,一点没变。
我说,快了,快要变了。
我们上楼,走到三楼的时候,她在三零二门口站住了。
她说,这门口的地垫是我买的。
我说,我知道。
她说,我可以进去吗。
我说,这是你的房子,你先进。
何雯进门的时候,先在门口站了一会儿。
她说,这屋子比我走的时候干净。
我说,我打扫过。
她走到客厅,看见电视柜上的镜子,镜子上的便利贴还在,是她贴的那张。
她站在那儿看了很久,然后伸手把便利贴揭下来。
她拿着那张纸,手指有点抖。她说,我贴这个的时候,是想让下一个住进来的人小心点。
我说,我看见了。
她说,你看见就对了。
她把便利贴对折,又对折,折成很小一块,捏在手里。她说,我现在不用它了。
我说,那你扔了吧。
她说,不扔,我留着。这是我那时候唯一能做的事。
何雯把便利贴放进了钱包。
她说,她要把它带在身上,等她的事办完了,再拿出来。
我说,为什么。
她说,因为我想记住,那时候我什么都没了,还能给别人留一句话。
我说,你留的那句话救了我。
她说,怎么救的。
我说,因为我看懂了:这屋子里有人进来过。
她愣了一下,说,你怎么知道。
我说,因为那张纸上写的不是小心,是别开门。一个准备走的人,不会写小心。她写别开门,说明她知道有人有钥匙。
何雯低下头,半天才说,我那时候听见二楼有人说话。
老蒋被带走那天是个晴天。
上午十点,两名民警上了楼,敲他家的门,敲了三下。门开了,很轻。
我站在自家门口,隔着楼道看。他穿一件白衬衫,头发还是梳得很整齐,手上戴着手铐,铐子很新。
他被带下楼的时候,经过三楼,抬头看了一眼三零二的门。
我也看着他。我们两个人的目光碰了一下,他就低下头了。
楼下围了一圈人,陈阿姨站在最前面,手里还攥着一把葱。
车开走以后,楼道里很安静。我关上门,靠在门板上,忽然很想哭。
我没有哭。我只是走到客厅,把墙上那条时间线撕下来,折好,收进一个信封。
信封上写了两个字:结案。
那天下午我给我妈打了电话,说,妈,我换了房子,一千五,带电梯。她说,那好,那好,你别省。
信封我没有扔,也没有烧。我只是把它放在抽屉的最里面,压在一叠旧稿纸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