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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选章节

更新时间:2026-11-19 21:22:13

1

民国二十四年,九月十二,丹桂舞台演《游园惊梦》。

我在台上唱杜丽娘,一句原来姹紫嫣红开遍,唱到一半,台下的叫好声就起来了。

我叫沈雁秋,二十四岁,苏州小科班出身,在上海唱了九年。

台口第一排靠左的位置,坐着邵锦堂。他穿一件铁灰色的长衫,手里捏着一把折扇,从开场到散场,扇子一次也没打开。

他坐那个位置已经第三年了,风雨不动,一年三百六十天,他能来二百天。

散场以后,我在后台卸妆。铜镜里的脸被油彩糊着,我拿棉纸一点一点擦。

老盛进来了,他是班主,五十多岁,瘦,笑起来眼睛挤成一条缝。他说,雁秋,邵先生又在包厢等着。

我说,让他等。

他说,你这脾气。

我说,我唱完戏了,我不是他家的堂会。

老盛叹了口气,把一张红纸放在妆台上,说,这是包银的续约,三年,三万大洋。

我把红纸拿起来看了一眼,又放回去。

三年,三万。我在这台上唱一年,戏份不到两千。

邵锦堂捧我的这三年,送过的东西能列一张单子:头一年送了一副点翠头面,第二年送了一件绣金蟒,第三年送了一辆福特汽车。

头面我戴了,蟒袍我穿了,汽车我退了。退车那天他派司机来问,我说我一个唱戏的,坐黄包车就够了。

他没生气,第二天又送了一张戏票钱,说,那就捧你的场。

他捧得很有分寸,从来不进后台,只在包厢坐着。散场以后派人在门口递一张名片,上面写着明日请沈老板赏光。

我把那些名片收在一个铁盒里,收了三年,一张没回过。

上海滩的戏园子有二十几家,头等的三家:天蟾、共舞台、丹桂。丹桂排在第三,座位一千二百个,楼座三百,散座九百。

我们这一行的规矩是这样的:头牌拿包银,二牌拿份子,三牌往下按场算钱,后台杂工按月。头牌要是倒了,整班就散。

邵锦堂第一次来听戏,是民国二十一年的三月。他坐在三楼包厢,听完一出《玉堂春》,散场时让人递了一张名片下来,上面写着:纱业邵锦堂,久仰。

老盛拿着那张名片,手是抖的。他说,雁秋,这位是上海滩上的人物。

我说,人物多了,我唱我的戏。

那天散场以后,后台来了两个人,一个是票友,一个是记者。

票友说,沈老板今天这句原来姹紫嫣红,比上个月慢半拍,慢得好。

记者问,沈老板对邵先生的捧场怎么看。

我说,我看戏,不看人。

记者把这句话记下来,第二天登在报上,写成沈雁秋不谈邵锦堂。我看见报纸,气得笑了。

散场以后我回后台,老魏递了一杯茶过来,茶是凉的,我一口气喝完了。他说沈老板今天唱得慢,慢得有味道。我说天冷。他说不是天冷,是你心里有事。我没有答他,把茶杯放下,去数台上那几盏灯。

台上六盏汽灯,两盏是新的,四盏烧了有些年头,光发黄。我站在台口往上数,数完了往下看,一千二百个座位,今天坐了九成。九成的人听我唱了一晚上杜丽娘,没有一个知道杜丽娘是谁。

2

后台的灯是煤油的,亮得发黄。

顾长庚坐在角落里调弦,他是我师父的徒弟,比我大三岁,现在给我拉琴。他调弦的时候很安静,一根一根拧,拧到音准了才抬头。

白露从门口进来,妆还没卸,一身的水红。她说,雁秋姐,今儿那段原来姹紫嫣红,你唱得比上回慢。

我说,天冷,弦也慢。

她笑了笑,说,是不是心里有事。

我说,没有。

她说,没有就好。邵先生在外头等着呢,等了一个钟头了。

我说,那你替我见。

她的脸僵了一下,说,我一个唱二路的,哪敢替您。

她说完就出去了,走出去的时候带起一阵风,把妆台上一张棉纸吹到了地上。

顾长庚停下弓子,说,她这两年性子变了。

我说,人红不了,性子就会变。

他说,你呢。

我说,我红过了,也就这样。

丹桂舞台的后台有三间屋:头一间是头牌的,第二间是二牌的,第三间是化妆间。我在头一间待了六年,今年是第七年。

头牌屋里有梳妆台、一张躺椅、一面大镜子。镜子上有一道裂,是民国二十年我拿粉盒砸的,砸完自己哭了一夜。

我的嗓子是十三岁开蒙的,唱到十九岁才在上海挂上头牌。嗓子这东西,一天不练自己知道,三天不练师父知道,十天不练满堂都知道。

所以我每天早上六点起来吊嗓,从丹田往上顶,顶到嗓子眼发亮。吊完了,我能一口气唱三十八句不换气。

老盛年轻的时候也唱过,唱小生,唱到三十岁嗓子倒了,改做班主。

他常说一句话:戏班是个锅,锅里得有米,米得有人添。

他添了二十年的米,添到自己家里只剩两间屋。他老婆常年病着,儿子在纱厂做账房。

包银一停,他来找我,说,雁秋,我知道你难,可这三十七口人更难。

我说,我知道。

他说,你要是搬进邵家的房子,这班里的人都活了,就你一个人死。

我说,盛老板,我要是搬进去,我这个人就没了,剩下的只是一张嘴,一张给人逗乐的嘴。

他沉默了很久,说,你说得对,可我说不出口。

老盛把那本包银续约的红纸放在妆台上,我看了三遍。

红纸上写着三年,三万,下面留着一行空白,是给我签字的地方。

我在那行空白上画了一只小鸟。老盛看见了,说,你这是干什么。

我说,我不签,我画个记号。

他叹了口气,把纸收起来,说,雁秋,你别逗我,这事要命。

老盛把续约的红纸放在妆台上,手指在纸上压了两下,好像怕它自己飞了。他说,雁秋,这行当我干了二十年,没见过这样的条件。我说,什么条件。他说,三年三万,不唱堂会,不加演,只唱戏园子。这是伺候你的条件。

我说,伺候我的条件,也是拴我的绳子。他说,你这张嘴。我说,盛老板,你把这纸收起来,等我唱不动的那天再拿出来。他愣了一下,把纸折起来,塞进了内袋,折的时候折了三道。

3

我师父叫陈九龄,苏州人,唱了一辈子老生,教了十一个徒弟,活了九个。

他最后那一年,是民国十九年。

那年冬天,闸北有个姓费的老板做寿,请他去唱堂会,唱三天。师父那时候咳血,我说别去,他说唱戏的人,答应了就得去。

第三天晚上,费家要他加一段《击鼓骂曹》。师父说这出戏骂的是曹操,寿堂上唱不合适,改《空城计》。

费老板不干,说要听骂。满堂的客人跟着起哄,有人把银元往台上扔,扔在师父脚边。

师父站在台上,站了很久,最后把那面鼓敲了。

他敲完下台,一句话没说,第二天就起不来床了。第七天夜里,他咳了一地的血,天亮的时候人没了。

坟在苏州城外,一块薄碑,刻着陈九龄之墓。

我给他立的碑。碑钱是顾长庚出的,他把他爹留下的怀表卖了。

师父出殡那天,苏州下了小雨。

来的人不多,科班的师兄弟来了七个,有两个没来,一个在天津搭班,一个在南京下了狱。

棺材是薄皮的,抬棺的四个人,我给了双份钱。师父身上穿的是他自己的老生蟒,那是他唱得最好的一件,蟒上的金线断了两处,我拿黄线补过。

下葬的时候我跪在泥地上,膝盖陷进去一寸。顾长庚站在我旁边,他没有跪,他站着,一直站着,站到土堆成型。

回去的路上他跟我说,雁秋,等我攒够了钱,我要给师父换一块碑。

那块碑,我后来替他出了钱。他没有要我出,我自己出的。

科班的规矩是打出来的。

我七岁进班,师父一根竹板,打手心、打腿弯、打脊背。打完了给一碗糖水,说,喝了,明儿接着练。

练嗓子要对着井口喊,喊到井里有回声。练身段要在砖上走碎步,走一百圈,走完脚底起泡。

十一个徒弟里,有两个受不了跑了,有一个病死了。剩下八个,后来散在各地:一个在天津,一个在南京,两个在苏州,两个改行做了买卖,只有我和顾长庚还在台上。

师父说,唱戏这一行,是拿命换的。你换得越多,台上越亮。

我那时候不懂。现在我知道,他说的命不是死,是把日子一天一天填进去。

师父教过我一句话:唱戏要唱给人听,不要唱给钱听。

他说这话的时候在抽烟,烟灰很长,他不用手弹,让它自己落。

我那时候十六岁,不懂。现在我懂了他的意思:钱给得多,台下的耳朵就少;耳朵少了,唱的人就飘了。

科班那几年,师父打我打得最多的一回,是我把一句词的板眼唱错了。他没骂我,竹板落在手心上,一下,两下,三下,打到第三下我把嘴唇咬破了。他打完把竹板一放,说,唱错一个字,台下一千个人里有一个听出来的,那一个从此就不来了。

那天晚上我坐在台阶上,手心肿得像馒头。顾长庚给我端了一碗凉水,说,把手放进去。我说疼。他说,疼才记得住。我把手放进碗里,凉水一下变成热的,我坐在那儿,眼泪掉进碗里,一滴一滴。

4

邵锦堂请我吃饭,在新雅,二楼靠窗的位子。

他四十五岁,纱厂有三个,纱锭八千,上海滩上提起邵老板,都要说一句有本事。

他给我斟茶,说,雁秋,这几年辛苦。

我说,唱戏不辛苦,唱不好才辛苦。

他笑了,说,我捧你三年了,你连一句软话都没跟我说过。

我说,邵先生捧的是戏,不是我。

他把茶杯放下,说,我今天说句实在话。我在法租界买了一处房子,三上三下,带花园。你搬进去,戏就别唱了。

我说,那我的契呢。

他说,你的契在我这儿。三年包银,签的时候你师父也在。如今你师父不在了,这契还是契。

我说,邵先生,契上写的是包银,不是卖身。

他说,我知道。可你师父当年欠我三千八百块大洋的账,这账如今算在你头上。你搬进去,这账我抹了;你不搬,我明日就去法院。

我坐在那儿,看着窗外的霓虹,忽然觉得这顿饭的每一道菜都是算好的。

新雅二楼的菜很贵。

那天上的是蟹粉狮子头、清炒虾仁、松鼠鳜鱼,还有一盅汤。邵锦堂给我布菜,布得很自然,像做过很多次。

他旁边坐着一个人,姓范,是他的账房。范账房不说话,只在我和邵说话的时候低头喝汤。

邵说到房子的时候,范账房把汤勺放下,抬眼看我。

他说,沈老板,邵先生这房子是新的,三上三下,花园里有棵石榴树。

我说,我不认得石榴树,我只认得戏台。

范账房笑了一下,说,沈老板说话真有意思。

我那时候不知道,他那句有意思,是记在心里了。后来那本账的事闹出来,第一个去找我的就是他。

从新雅出来,我在街边站了一会儿。

霓虹灯牌上写着大上海三个字,一闪一闪。有个卖报的小孩跑过来,喊先生买份报。我说我不是先生。

他改口喊小姐买份报。我买了一份,两分钱,看完折起来塞进包里。

我回家把那笔数算了一遍:三千八百块的债,我一年唱二百场,一场戏份六块,一年一千二。不吃不喝,三年多。

我把算盘推到一边,坐在桌前,第一次觉得唱戏这件事这么没用。

台上我可以是杜丽娘,是虞姬,是杨贵妃。台下我什么都不是,只是一个欠债的女人。

饭局那天我穿了件月白旗袍,外面套一件黑绒短褂。

回去的路上我在电车上坐了四站,车厢里挤,我站着,抓着扶手。

对面坐着一对年轻夫妻,女的怀里抱着孩子,男的在剥橘子,剥完了把橘子瓣一瓣一瓣喂给女的。我看了一路。

到站我下车,站在马路牙子上,忽然觉得自己像个刚从戏台上下来的角色,妆还没卸,人已经散了。

从新雅出来,我托一个拉车的去给顾长庚带话,说我今晚过去。拉车的收了钱,跑得很快,跑到街口又回头喊了一句,小姐,那位先生住在哪条弄堂。我把弄堂的名字说了两遍,他点头,车灯一晃就没了。

我站在街边等了一会儿,霓虹灯照在脸上。我忽然想起我十九岁那年从苏州来上海,也是这么站在街边,什么都不知道,就觉得这城大得能把人吞下去。

5

师父欠邵锦堂三千八百块,这事我头一回听说。

我从新雅出来,走了三条街,走到外白渡桥边上,风很大,吹得我一身旗袍贴在身上。

我去找顾长庚。他住在一间亭子间里,一间屋,一张床,一张桌,桌上一把琴。

我说,师父欠邵锦堂的钱,你知道吗。

他正在给琴换弦,手停了一下,说,知道。

我说,多少。

他说,三千八。

我说,什么时候欠的。

他说,师父死前那一年。费家那场堂会之后,师父病了,戏班欠了班底的包银。邵锦堂借了钱给班里,借据是师父按的手印。

我说,那借据在哪儿。

他说,在邵锦堂手里。

我坐在他对面的板凳上,说,长庚,我们被人算进去了。

他说,从三年前就开始了。

从外白渡桥走到顾长庚的亭子间,我走了四十分钟。

苏州河上的风带着水腥味,桥下有货船,船上的灯昏黄。我走一路,鞋跟敲在石头上,一声一声。

我心里算了一笔账:我这些年在丹桂挣的,扣去给师父治病的、给班里垫的,剩下的四百多块。三千八百块的债,我拿不出来。

我第一次真正地怕了。不是怕邵锦堂,是怕自己唱了九年戏,最后栽在一张纸上。

敲开顾长庚的门,他穿着件旧棉袄,头发乱着。他说,这么晚了。

我说,长庚,我没有退路了。

顾长庚的亭子间在虹口,六平米,一张床占了一半。

他不肯搬,说住惯了。他屋里最值钱的东西是那把琴,琴筒上刻着一个字:陈。

那是师父的姓。这把琴是师父传给他的,师父用它拉了一辈子。

那天夜里他给我拉了一段《夜深沉》,拉到一半停下,说,雁秋,你的气乱了。

我说,我心里乱。

他说,心里乱,气就乱。气一乱,台上的词就飞了。

我说,长庚,我要是有一天唱不了了,你会不会走。

他把弓子放下来,说,我要是走了,谁给你拉。

苏州河上的桥有四座,我从外白渡桥走到四川路桥,又走回来。

桥上有哨兵,有推着板车的人,有卖夜宵的摊子。我站在桥中间,看着水。

水是黑的,映着两岸的灯。我那时候心里想的是师父的一句话:人在最难的时候,不能往水里看。

我转过身,往回走。

顾长庚的亭子间里有一盏十五支光的灯泡,光是黄的。我坐在他的床上,他坐在桌边,谁也没说话。楼下有人拉胡琴,拉得不成调,一遍一遍地拉同一句。

我坐了一夜。天快亮的时候,我抬头看见他趴在桌上抄谱,抄的是《霸王别姬》的二六,抄得一笔一划。他抄完把笔放下,说,雁秋,我抄谱抄了十二年,从来没有抄过自己想唱的。

那天夜里顾长庚给我倒了一杯热水,杯子是搪瓷的,边上缺了一块。他说,你先喝口水,再说话。我喝了,水是温的,从嗓子一路烫到胸口。我把新雅的事说了一遍,说到三千八百块,他没有惊讶,只说了一句,我猜到了。我说你猜到什么。他说,三年前他捧你的时候我就猜到了,捧得越久,账算得越狠。

6

第二天,包银停了。

老盛来找我,脸色发青。他说,雁秋,邵先生把订的包银撤了,说这月的份子先不给。

我说,班里怎么办。

他说,三十七个人的嚼谷,全靠这一笔。

我说,先把我这两年的积蓄垫上。

他说,垫了多少回了。

我说,能垫几回垫几回。

老盛看着我,忽然说,雁秋,你听我一句。你是个角儿,可你也是个女人。这世道,女人红了,就得有人捧;没人捧,红不过三年。

我说,盛老板,我要是搬进他的房子,这班里还有我吗。

他说,没有你了,可这班里的人还能吃上饭。

我说,那我呢。

他没说话。他从袖子里摸出一包烟,抽了一根,抽到一半掐了。

班里三十七个人,唱戏的十九个,拉琴打鼓的六个,剩下的都是后台杂工:管箱的、管把子的、管灯油的、管戏单的。

包银一停,最先慌的是杂工。他们一个月工钱八块,家里有老有小。

管箱的老魏来找我,说,沈老板,这个月的米钱什么时候能发。

我说,月末发。

他说,不是我催您,是我家里那个孙子要交学费。

我说,我知道。

他走了以后,我把我的镯子拿去当铺,当了三百二十块。当票上写着限期三月,逾时不赎,作绝当。

我把三百二十块交给老盛,说,先发杂工的。

老盛拿着钱,手抖了一下。他说,雁秋,你这是把自己也押进去了。

管箱的老魏在丹桂干了二十二年,他认得每一件行头,知道哪一件是哪一年做的、谁穿的、什么时候补的。

他跟我说过一件事:民国十几年的时候,丹桂有过一个头牌,姓沈,也叫雁秋。那个沈雁秋红过三年,后来嗓子倒了,去唱了堂会,再后来嫁了人,从此没了消息。

我说,那不是我。

他说,我知道不是你。我就是觉得,这行当里,名字会回来,人会走。

他说这话的时候正在给一件蟒袍掸灰,掸得很小心。

我看着他,忽然害怕起来。我怕的不是死,是有一天我也变成一件挂在箱子里的行头,被人掸着灰,说起从前。

班里管灯油的老于,家里有个孙子,八岁,叫小六子。

小六子常来后台玩,帮老魏递东西。有一回他把我的头面碰掉了一只,吓得直哭。

我说,不碍事,掉了再捡起来。

他抬起头,眼泪还挂着,说,沈老板,我以后不碰了。

后来我垫钱发工钱那天,老于把钱拿回家,第二天小六子来后台,塞给我半个烤红薯,说,我奶奶说的,要给恩人。

老于家的孙子小六子,八岁,学费一学期两块半。老于一个月的工钱八块,交完学费,剩下的钱买了米,就没有菜钱。

垫工钱那天,老于拿到钱,站在后台的墙根下,把钱数了两遍,数完塞进裤腰里。他转过身来,忽然给我鞠了一个躬,鞠得很深,帽子都掉在了地上。他说,沈老板,我们一家记着您。

老盛走的时候把那包烟留在桌上,剩下三根。我拿了一根,捏在手里没点,捏到最后烟丝都掉了。

7

十月里,丹桂舞台的牌子换了。

头牌写的是白露。

我的名字在第五行,唱开锣戏,唱《打渔杀家》里的萧桂英。

开锣是给后台的人听的,是给那些买最便宜的票、站着看的人听的。

我上台那天,台下有人认出我,喊了一声雁秋。喊完就有人嘘。

我唱到一半,台下有个醉汉把瓜子壳扔上台,落在我脚边。

我照唱,一个字没错。

散了戏,我从后门出去,看见顾长庚在门口等我,手里拿着个纸包,是热的糖炒栗子。

他说,唱得好。

我说,开锣戏唱得好,有什么用。

他说,戏没有大小的。台上三分钟,看你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我把栗子接过来,剥了一个,烫了手。

开锣戏在晚上七点半开场。

我五点半就到后台,自己化妆。开锣戏的妆没人给你上,粉是自己扑的,眉毛是自己画的。

台下那时候人不多,前三排只坐了四成。有穿短打的工人,有学生,有抱着孩子的妇人。

我唱萧桂英,唱到师父啊师父,你死的苦,台下有人笑了。

笑的是后排几个穿西装的年轻人。他们不是来听戏的,是来乘凉的,戏台上有灯,台下的座儿便宜。

我唱完下台,老魏在后台门口站着,说,沈老板,唱得好。

我说,唱得好不好,没人听。

他说,我听了。

我看着他,忽然就笑了。三十七个人里,还有一个人听了。

白露顶了我的角,第一场演的是《贵妃醉酒》。

她上台那天,我在后台的角落里站着看。

她的身段比我稳,唱得也比我甜。台下叫好叫得很响,叫到第三回,我看见她把扇子一收,眼睛往包厢那边瞟了一眼。

那一刻我知道,她把这出戏唱给了包厢里的人听。

散场后她进后台,脸上一层汗。她看见我,脚步顿了一下。

我说,唱得好。

她说,姐,我不是抢你的。

我说,我没说你抢。

她说,那你为什么站在这儿看。

我说,我想看看,这出戏别人唱是什么样。

她低下头,摘耳环的手停了。她说,姐,我十九岁那年,你也站在后台看别人唱。

开锣戏那天,后台的镜子被白露用了,我在角落里对着一个小铜镜化妆。

铜镜有点花,照出来的人影是虚的。我拿着眉笔,一笔一笔画,画到眼尾那一笔,手抖了一下。

老魏站在旁边,说,沈老板,我给您换个镜子。

我说,不用,看得见就行。

画完了我对着那面小铜镜看,镜子里那个人,眉眼是我,神色不是。

白露上台那天,我在侧幕站着,看见她唱到第三句的时候往包厢那边瞟了一眼。

那一眼很轻,不仔细看根本看不见。可我看见了,因为我也这么瞟过。三年前我刚挂头牌的时候,也往包厢那边瞟,瞟的是同一个位置,同一个人。

她唱完下台,从我面前走过去,裙角擦过我的鞋。她没有停,我也没有叫住她。

开锣戏散场以后,我在后台坐到人都走完。老魏把灯一盏一盏灭,灭到最后一盏,他说,沈老板,该锁门了。我站起来,跟着他走出去。门口有个卖夜宵的摊子,摊主认得我,说沈老板今天唱开锣啊。我说唱开锣。他说开锣也有人听。我说是,有人听。

8

顾长庚带我去了一处地方,在虹口,一间旧当铺的后院。

后院有一间小屋,是师父生前租的。屋里堆着旧箱子、旧戏服、旧书。

他从最底下拖出一只木箱,打开,里面是一件旧的老生蟒袍、一本唱本、一只铁盒。

铁盒里有两样东西:一封信,一本账。

信是师父写的,字很潦草,写着:长庚,我这条命是被人熬死的。费家那场堂会,不是费家要听骂,是有人要听我低头。那只铁盒里的账,你收好,不到万不得已不要拿出来。

账是抄的,抄的是邵锦堂纱厂的进出货:哪一年从大阪进了多少纱,哪一年又转手卖给谁,哪几笔货没有报关。

我不懂生意,可我认得数字。那本账上的数目,比邵锦堂三个厂的资本还大。

我把账合上,手很凉。我说,这东西是他的命。

顾长庚说,也是我们的命。

虹口那间旧屋,钥匙在顾长庚手里,他说师父临死前给他的。

屋里有股霉味,窗纸破了一个洞,风从洞里进来,把桌上的纸吹得动。

师父的旧东西堆在墙角:一只戏箱、两副髯口、一把折扇、几本唱本。唱本上有他的批注,用红笔写的,字很小。

我翻开一本《击鼓骂曹》,里面夹着一张纸,是戏单,民囯十九年冬天,费宅寿堂,陈九龄主演。

戏单背面写着四个字:骂要骂得有理。

我拿着那张戏单,站在那儿,忽然想起我小时候在他跟前学戏,学不好他就拿扇子敲我脑袋,敲完了说,唱戏的,得有骨头。

铁盒里除了信和账,还有三样东西:一只旧怀表、一张名片、一枚铜钱。

怀表是师父的,表盖内侧刻着他的名字。表停了,停在三点一刻。

名片是白纸黑字,写着费宅寿堂,下面一行小字:陈九龄先生清唱三日。

铜钱是光绪年的,中间有个方孔,孔里穿了一根红线。

我问顾长庚这三样是什么意思。

他说,怀表是师父死那天戴的,停在他咽气的时辰。名片是那场堂会留下的。铜钱我不知道,师父从来不给人看。

我把三样东西摊在桌上,看了很久。有些东西说不出意思,可它们在那儿,就像有些话没说出口,可它一直在。

旧屋的戏箱里,有一件半旧的青褶子,是师父早年穿的。

褶子的前襟上有一块补丁,补丁的针脚很粗,是他自己缝的。

我把那件褶子拿出来抖了抖,抖出一层灰。我把它叠好,放在膝盖上,坐了一会儿。

顾长庚说,这件你带走吗。

我说,带走。他要是在的话,也不肯留在这儿。

铁盒里那枚铜钱,顾长庚说师父从来不给人看。我问为什么。他说,师父年轻的时候在苏州唱戏,有一回得罪了一个团总,被人绑在戏台上打了一顿,铜钱是那天从团总的衣兜里掉出来的,师父捡了,捡了三十年。

我把铜钱翻过来看,方孔边上磨得很圆。这世上有些东西留着不是为了记仇,是为了记住那一天自己没死。

9

我把账本带回住处,塞在床板底下。

那一夜我没睡。我坐在床上,听着楼下的留声机唱《夜上海》,一遍一遍。

我在想师父。他一辈子最恨的就是低头。他死在低头之后,死得很不甘心。

我又想邵锦堂。他捧我三年,从来没碰过我一根手指头。他要的不是我这个人,是我这个人肯低头。

天快亮的时候,顾长庚来了,敲门敲得很轻。

他进来,站在门口,说,雁秋,这东西拿出去,是要出人命的。

我说,那就别拿。

他说,那我们怎么办。

我说,还有一样东西可以用,不是我一个人的命。

他说,你打算怎么办。

我说,我先去见一个人。

我和顾长庚是十五岁那年认得的。

他那时候在科班学琴,手指头细,弹得一手好月琴。我在台下看他调弦,看了一个夏天。

后来他跟我说话,第一句是,你的嗓子有点闷,是不是受了凉。

我说,没有。

他说,那是你唱得太用力了。

我们那时候什么都没说,就是一起练。他给我拉琴,给我打拍子,唱到半夜。师父看见了,说,你们俩别凑太近,戏班里的规矩,唱戏的跟琴师不能成亲。

我问为什么。

师父说,成了一家人,琴就不听话了。

我那时候不懂。现在我懂了:琴听话,是因为心里还有一点距离。

顾长庚十九岁那年,科班里有个姑娘叫小凤,唱花旦,跟他好过一阵。

后来小凤嫁了个布店老板,走的时候给顾长庚留了一封信,说,弹琴的挣不到钱,我娘不让我等。

他没哭,也没闹,只是把那把月琴砸了,砸完了第二天又去买了一把。

这件事他从来没跟我提过,是老盛告诉我的。

老盛说,长庚这人,心里有座坟,坟里埋着人,他不许别人去上香。

我听完没说话。我心里也有一座坟,坟里埋着我师父,也埋着我十九岁那年在台上第一次唱红的那个晚上。

顾长庚的琴,弦是苏州产的丝弦,一年要换两回。

他换弦的时候要把旧弦留着,卷成一小卷,收在琴盒的夹层里。

我问他留着做什么。

他说,旧弦有旧弦的音,有时候新弦拉不出那个味道。

我那时候笑他讲究。现在我想,人也是这样,旧的东西拉着,才有旧的味道。

顾长庚说过一句我记了很多年的话:戏班里的人靠得再近,也得留一把琴的距离。他说,靠太近了,琴就不听话,人也就不听话。

我说,那你为什么给我拉了九年。他说,因为你唱的时候不看别人,只看台下的灯。我说这算什么道理。他说,这就是道理。

我把账本塞进米袋的时候,手一直抖。米是去年的陈米,袋子有一道裂缝,我用针线把裂缝缝上,缝完了把米袋推到墙角。我坐在床沿上想,这袋子米要是被人翻出来,我就完了。可我要是不藏,我明天就完了。

灯下我把账本又翻了一遍,翻到第三页的时候,楼下那台留声机换了片子,唱的是《天涯歌女》。我听着听着,忽然想起师父说过,唱戏的人最怕两件事:一是嗓子倒,二是心里空。

10

程先生是我认识的一个报人,《申声》的编辑,四十多岁,戴一副圆眼镜,写字的手指上有墨。

我约他在茶馆见了面,把账本摊在桌上,只摊了一页。

他看了三分钟,把茶盏往旁边挪了挪,说,这东西你从哪儿来的。

我说,一个死人的。

他说,死人的东西,活着的人最怕。

我说,程先生,我不想拿它去害人,我只想拿它换一条活路。

他说,你这是要挟。

我说,我是自保。

他把账本合上,推回给我,说,我劝你别自己拿着。这东西在我手里,是一篇稿子;在你手里,是一把刀。刀会伤人,也会伤自己。

我说,那稿子能压多久。

他说,看你要压多久。

我说,两个月。

他说,两个月我能让它上不了报,也能让它上市。

我站起来,向他鞠了一躬。他摆摆手,说,沈老板,我帮你,不是因为你唱得好,是因为你师父当年在苏州给我爹的丧事唱过一台戏,一分钱没收。

我愣了一下。这世上的账,原来早就有人记着。

程先生的编辑部在四马路的报馆二楼,屋里堆着一摞摞的旧报,油墨味很重。

他桌上有一只搪瓷缸,缸上掉了一块漆,里面泡着茶叶。

他看完那一页账,把眼镜取下来擦了擦,说,沈老板,你知道这东西的分量吗。

我说,不知道,我只知道它有用。

他说,它能让一个人坐牢,也能让一个人发财。

我说,我不想发财。

他说,那你要什么。

我说,我要一张被撕掉的东西。

他笑了,说,你这句话说得比戏词好听。

他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纸,说,我给你写个收据,东西在我这儿,两个月里不动。两个月内你要拿回去,我原物奉还;两个月后你要我登,我就登。

我按了手印。

程先生的报纸叫《申声》,发行六千份,不算大报。

他跟我说过,这报是他自己凑钱办的,办了十年,赔了八年。他说,上海滩的报多,敢说话的不多,敢说真话的更少。

他登那篇稿子之前,来找过我一次。他说,沈老板,我要是登了,邵锦堂会来找我。

我说,那您还登。

他说,登。我办报不是为了赚钱,是为了有一天我死了,我儿子翻这些旧报,能看见他爹说过几句真话。

他说这话的时候,眼镜片上有一层雾。他把眼镜摘下来擦,擦完戴上,说,现在说正事。

程先生给我递过一回烟,是骆驼牌,我说我不抽。

他自己点了一根,抽了两口,说,沈老板,你这行当,看着风光,其实比我们办报的还险。

我说,险在哪儿。

他说,我们险在外头,你们险在里头。外头的刀看得见,里头的刀看不见。

程先生说完正事,从他抽屉里翻出一张戏单给我。那是民国十九年的,纸都黄了,上面印着丹桂舞台,陈九龄主演《击鼓骂曹》,底下还有一行小字:票价三角。

他说,这张戏单我留了六年。我说你留着做什么。他说,我那天在台下,看见你师父敲鼓敲到手出血,敲完了向台下鞠了一个躬。那一个躬,我记到今天。

程先生送我到楼梯口,说,沈老板,两个月里你要是改了主意,随时来。我说,不会改。他说,人都会改,只是早晚。

11

邵锦堂的寿宴在十一月十六,法租界霞飞路,他自己的宅子。

请帖是派人送到我住处来的,红纸金字,写着请沈雁秋老板清唱一段。

我收了请帖,托人回了三个字:我去。

回话的人第二天又来,说邵先生问,您要什么条件。

我说,戏我自己点。

他说,邵先生说,只要是您唱的,什么都好。

我笑了。这句话他三年前也说过,那时候他刚把我捧起来,客气得很真。

寿宴前一夜,顾长庚在我屋里坐了很久。他说,雁秋,你真要在他的寿堂上唱。

我说,要。

他说,唱什么。

我说,唱《霸王别姬》。

他说,虞姬是要自刎的。

我说,虞姬自刎,是为了不让霸王为难。

他低下头,手指在琴上按了按,没出声。

寿宴前三天,我把虞姬的行头拿出来晒。

鱼鳞甲上的鳞片是铜的,一片一片缝在布上,晒的时候要用软布擦,擦到发亮。如意冠上的珠子掉了一颗,是我自己补的,用一颗旧珠,颜色差了一点。

顾长庚来帮我试琴。他坐在窗边,把《霸王别姬》的曲牌一段一段拉。

我唱到汉兵已略地,他忽然停了弓子,说,雁秋,这句你唱得太狠。

我说,狠就对了。

他说,狠了就不是虞姬了。

我说,今天的虞姬,是我自己的。

那件虞姬的行头,是我二十四岁那年置的。

鱼鳞甲是我托苏州的绣娘做的,做了三个月,工钱二十块。如意冠上的珠子买了三十颗,一颗一颗挑的,挑到眼睛发酸。

第一次穿它上场,是唱《霸王别姬》全本。那天台下坐着一位老先生,散场后他托人带了句话:这虞姬有骨头。

我把那句话记了很久。台下的人夸嗓子夸身段的多了,夸骨头的少。

那天我把行头摊在床上,一片一片擦鳞甲。擦到最后一排,我想起那句有骨头,心里忽然定了一点。

寿宴前一天,我去了一趟琴行,给顾长庚买了一套新弦。

他接过弦,看了一眼,说,这个贵。

我说,你明天要拉一晚上。

他把弦收进琴盒,说,雁秋,明天不管唱成什么样,我都在你后头。

我说,我知道。

那天夜里我把行头摆出来,对着镜子练了三遍身段,练到腿酸。

练身段那天我把裙角踩坏了。鱼鳞甲下面的衬裙是旧的,踩一脚就裂开一道口子。我坐在地上,拿针缝,缝到一半手就抖了,针扎进了指头。

我把指头含在嘴里,血是咸的。缝完了我把裙子铺在膝盖上看,那道缝歪歪扭扭,像一条疤。我忽然想,穿这身行头上台的人,心里也得有一条疤,才撑得住。

寿宴那天早上,我把虞姬的头面重新戴了一遍,戴了三次。第一次珠子歪了,第二次冠歪了,第三次戴正了,我对着镜子看,忽然觉得镜子里那个人很陌生。她眼睛很亮,亮得像要哭。

寿宴前一天夜里,我把戏词抄在一张纸上,抄到改的那三处,我用朱笔圈了。抄完我对着镜子念了一遍,念到第三处,声音有点抖,我停下来喝了一口水,再念。

12

寿宴那天,邵家的厅堂布置得很阔气。

一共摆了十六桌,来的人有纱业公会的,有银行里的,有两个洋行的买办。厅堂正中挂一幅百寿图,寿字是一百个不同的写法。

我穿的是虞姬的行头,鱼鳞甲,戴如意冠,脸上是粉白的妆。

开场前,邵锦堂走到台前,笑着对满堂客人说,今天请沈老板唱一段,是我邵某人三生有幸。

满堂鼓掌。

我上台,站定,看了一眼台下的脸。那些人都在笑,笑得像一排排挂在墙上的画。

顾长庚坐在台侧的椅子上,琴已经架好。他抬眼看了我一下,我点了点头。

第一句二六起板,我把词改了。

原词写的是君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我唱的是:君王意气尽,妾身不肯随人。

邵家厅堂挂的那幅百寿图,是苏州绣娘绣的,绣了半年。

宾客里有纱业公会的会长,有洋行的买办,有一个法国人,坐在角落里抽烟。

我上台的时候,满堂的人都转过头来。他们的脸我看得很清楚:有的好奇,有的轻视,有的像在看一件摆设。

邵锦堂坐在第一桌,手里的扇子打开了一半。

我站到台口,先向四周行了礼。这是规矩,不管台下是些什么人,礼数不能错。

行礼的时候我心里想:师父当年在费家堂上,也是先行的礼。礼行完了,人家才让他唱骂。

邵家的寿宴摆了十六桌,座次是按身份排的。

第一桌是邵锦堂自己,旁边坐着纱业公会的会长和两个洋行买办。第二桌是邵家的亲戚,第三桌往后是生意上的朋友,最后一桌坐着账房和几个帮闲。

范账房坐在最后一桌,位置靠着门。他吃饭的时候一直往台这边看。

我上台前,他走过来,说,沈老板,今儿唱什么。

我说,虞姬。

他说,虞姬不好,唱别的好。

我说,我就想唱虞姬。

他看了看我,没有再说话,退回去坐下了。

那个法国人坐在角落里抽烟,抽完一根又点一根。

我唱到改词那句的时候,他把烟按灭了,坐直了身子。

散场后他跟旁边的人说了句法国话,我听不懂。后来程先生告诉我,他说的是:这个女人,胆子很大。

我听完笑了笑。胆子大不大,我自己知道。我只是没有别的路。

寿宴上我唱的时候,看见邵锦堂的手在桌子底下攥着。他的手指关节顶起了桌布,一下一下,像在掐什么东西。

他脸上还笑着,笑得很得体。这个人一辈子最会的就是这个:脸上一层,手上一层,心里一层。我唱到改词那句的时候,他的手停住了,停得死死的。

厅堂里的灯很亮,亮得晃眼。我上台的时候看见第一排那位太太戴着一串珍珠项链,珠子一颗一颗,很圆。我唱到第三句的时候,那颗珠子还在晃。

邵家的院子里有两棵梧桐,叶子黄了一半。我从后门进去的时候,看见树上挂着一串红灯笼,灯是亮的,红纸被风吹得翻身。

13

台下先是静。

然后有人咳嗽,有人把酒杯放下。

我接着唱,唱到劝君王饮酒听虞歌,我又改了一句:今日里堂前宾客满,哪一个是肯为君死的。

唱到这一句,我看见邵锦堂的脸。

他的脸没有变色,还是笑着,只是手里的扇子合上了,扇骨顶着桌面。

我把一段唱完,收势,行礼,台下有人叫好,叫得很勉强。

我从台上下来,走到二道幕,两个穿短打的汉子一左一右站过来,说,沈老板,邵先生请您留一步。

我说,我卸了妆再走。

他们说,现在就去。

我回头看顾长庚,他已经不在椅子上了,琴还架在那儿,弦上搭着一块手帕。

我唱完那一段,台下的空气像冻住了。

前排有位太太拿手帕捂住了嘴。后排有个男人低声说了句什么,旁边的人笑了一声,笑到一半停了。

邵锦堂把扇子合上,扇骨在桌面上轻轻磕了一下。

我行礼,退到台侧,那时我听见自己的心跳,跳得很响,压过了锣鼓。

后来我听说,那天晚上邵家的客人在回去的路上都在议论:沈雁秋疯了。

有人说我是喝多了,有人说我是被人指使,还有人说我是要散了。

只有程先生在第二天的报上写了一句话:昨夜邵宅堂会,沈雁秋唱虞姬,改词三处,满座失色。

我在台上唱到第五句的时候,前排那位太太的手帕捂住了嘴。

后排有人低声说话,说话的声音一开始是几个,后来成了一片。

我不管,我接着唱。唱戏的人最要紧的本事,是台下怎么样,台上不能乱。乱了,就输了。

侧幕边上站着老魏,他抱着胳膊,脸色发白。他冲我摇手,意思是快唱完下台。我没有看他。

唱到最后一句,我把水袖一甩,甩得很开。那一下我用了全身的力气。

台下静了。静得能听见厅堂外头风吹梧桐的声音。

唱完那一段,我行礼的时候,前排几个人鼓了掌。

掌声稀稀落落,像下雨天屋檐上的水。

我退到侧幕,老魏递给我一杯水,手在抖。

他说,沈老板,您这是把天捅了个窟窿。

我说,那就让它漏点光进来。

唱完下台,化妆间里一个人都没有。镜子上还留着我上台前画的一道眉线,歪的,没有擦。

我在镜子前坐下,把自己脸上的妆一点一点卸掉。卸到眼睛的时候,棉纸上是黑的。我卸完把棉纸团起来,扔在桌上,站起来走出去。

走到门口,我听见厅堂里有人在笑。那笑声很热闹,跟我没有一点关系。

唱完下台,我把水袖一只一只脱下来,脱的时候手在抖。老魏说,沈老板,邵先生的人在外头。我说我知道。他说,您要不要从后门走。我说,不走。人要是走了,就成了逃。

我退到侧幕的时候,老魏递过来的水洒了一半。他说,沈老板,您的手凉。我说,冬天的水都凉。他说,不是水凉,是您的手凉。

14

邵锦堂在书房等我。

他坐在一张大案后面,案上一盏台灯,只照亮他半边脸。

他说,雁秋,你今天唱错了。

我说,我没唱错,我唱的是我心里的词。

他说,你在我寿堂上唱这种东西,是打我邵某人的脸。

我说,邵先生,我一个唱戏的,在台上唱几句词,也值得您这样。

他把台灯往我这边转过一点,说,你手里是不是有东西。

我说,有。

他说,什么东西。

我说,一本账。大阪来的纱,转手卖出去,不报关。数目我不太懂,可我看得出来,您不太想让它见报。

书房里静了很久。我听见楼下的留声机还在放,一曲《夜上海》唱到后半段。

他说,你要多少。

我说,我不要钱。我要我的契,我要师父那张借据,我要从这个门走出去,以后不再进你的门。

书房里的台灯只照亮半张桌子,另外半张是黑的。

我把账的事说完,邵锦堂很久没有出声。他伸手把桌上的雪茄盒合上,又打开,又合上。

他说,雁秋,你唱了九年戏,脑子倒清楚。

我说,唱戏的人最会记词,您给的那些账,我记了三遍。

他说,你知不知道,这东西拿出来,我邵某人就完了。

我说,我知道。所以我没有拿出去。

他说,那你要什么。

我说,我要一张纸。

他笑了。他说,一张纸。你知不知道这张纸,我花了多少钱买的。

我说,您花的是包银,不是买人。

他把雪茄盒推到一边,站起来,走到窗边,说,你回去吧。让我想想。

我走到门口,他忽然又说了一句:雁秋,你要是男的,我就用你了。

我没有回头。

从邵家出来,我走到霞飞路口,才觉得腿软。

我在路边的一家小铺子里买了一碗馄饨,站在门口,一口一口吃完。汤很咸,我吃得很慢。

吃完我回家,把身上的行头一件一件脱下来,叠好,放进箱子。脱下如意冠的时候,头上的发网拆了三次才拆开。

我坐在灯下,把邵锦堂给的两张纸拿出来看:一张是我的契,一张是师父的借据。

借据上的手印是师父的,指纹很淡,按的时候他的手已经在抖。

我把借据贴在胸口,坐了很久。

从邵家出来,我坐了一辆电车。

车厢里只有三个人,一个打瞌睡的巡捕,一个抱着一包菜的老妇,还有我。

我在最后一排坐着,把脸贴在车窗上。玻璃很凉,映出我的脸。

到站的时候我起身,忽然想起一件事:从今天起,我没有契了,也没有债了。这个念头一出来,我在车厢里站了很久。

回家以后我给自己倒了一杯酒,是黄酒,倒在茶碗里,一口喝了。酒很冲,冲到眼睛里,眼泪就下来了。

我坐在桌边,把两张纸摊开:一张是我的契,一张是借据。我把它们并在一起看,看了很久。九年的日子,原来就压在这两张纸上,一张写着我值多少,一张写着我欠多少。

书房里那盏台灯的光只照到桌面,墙上是黑的。我说话的时候一直看着那半张脸,另外半张脸在暗处,像另一个人。

15

他没答应。他说,让我想想。

我从邵家出来,是夜里十一点。霞飞路上的梧桐叶子落了一地,电车开过去,把叶子卷起来。

顾长庚在街口等我。他说,出来了。

我说,出来了。

他说,他怎么说。

我说,他说想想。

他说,那我们不能再等。

我说,程先生那边呢。

他说,稿子排好了,压在排字房,等你一句话。

我说,再等三天。

三天里我没有出门。我在屋里把师父的唱本翻了一遍,翻到《击鼓骂曹》那一出,纸上有他的批注,写着四个字:骂要骂得有理。

第四天早上,我去找程先生。我说,上。

他说,你想清楚了。

我说,想清楚了。这世上的事,讲理的人少,讲利害的人多。我要让他们知道,我一个唱戏的,也讲得出利害。

那三天,我过得像等判决。

第一天,我去戏班清理师父的旧物。第二天,我把两年没洗的窗帘拆下来洗。第三天,我在屋里坐了一整天。

坐到下午,我忽然想起一件事:邵锦堂这种人,不会因为我一句话就低头。他要是想压下来,最快的法子是让我出不了门。

我把门闩上,把窗帘拉严,把账本从床板底下拿出来,用油布包好,塞进米袋里。

然后我给程先生写了一封信,信上只有一句:我若三日不来,稿子上版。

信没寄出去,我压在枕头底下。我想,这封信是我给自己留的后路,也是给别人留的死路。

范账房后来又来过一次,是稿子出来以后的第三天。

他说,沈老板,邵先生让我给你带句话。

我说,你说。

他说,邵先生说,这件事到此为止,往后你别再唱了,戏班你自己处置。

我说,他还有什么话。

他说,他让我问一句,那本账你抄了几份。

我说,你回去告诉他,我抄了三份,一份在上海,一份在苏州,一份在我不知道的地方。

他笑了,说,沈老板会说话。

我说,我不会说话,我只会唱词。

他走了以后,我把门关上,靠在门背后,心跳得厉害。我知道自己在撒谎。账只抄了两份,一份在程先生那儿,一份在米袋里。

可我必须让他相信有三份。这世上有些谎话是保命的。

我在纸上写过三个字,写完就撕了。

那三个字是:不要怕。

我写的时候想,人要是真不怕,就不用写了。写下来,是因为怕。

撕了以后我把纸屑扔进马桶,冲了。

等消息的那三天,我把师父的唱本翻了一遍。翻到《宇宙锋》那一出,纸上有他的批注:装疯要装得像,不能装得像真疯。

我坐在灯下想这句话,想了很久。这世上的人,有的真疯,有的装疯,有的本来就半疯。我在邵锦堂面前唱了九年戏,唱的是哪一种呢。

我想明白了:我一直在装,装得像个听话的角儿。

第三天下午,我把门闩上,把窗子关严,坐在桌边等。桌上的茶凉了三回,我一回也没喝。天黑的时候我忽然想通一件事:等他答应的这两天,我其实是在等他良心发现。可他没有良心,他只有账。

16

稿子是十一月二十二上的。

标题不大,排在第三版,写的是纱业近事。程先生没点邵锦堂的名,只写了某厂某年进出货若干,报关与不报关的数目对不上。

上海滩上做生意的人,看这种东西,一眼就明白写的是谁。

当天下午,邵锦堂派人来找我。来的是他的账房,姓范,四十多岁,脸很白。

他说,邵先生请您过去一趟。

我说,我不去他的宅子,要谈就在茶馆谈。

傍晚在茶馆,邵锦堂来了。他穿一件黑呢的袍子,进门把帽子摘了,坐下,说,雁秋,你把事情做绝了。

我说,我没做绝,我只是让您知道我不是好欺负的。

他说,那本账,你还有没有别的抄本。

我说,有。

他说,在谁手里。

我说,在一个不会说话的人手里。我要是出了事,他就会说话。

他看着我,看了很久,最后从内袋里拿出两张纸:一张是我的契,一张是师父的借据。

他说,都给你。你以后别再唱了。

我说,我以后唱不唱,不是您定的。

我把两张纸收进袖子里,站起来,向他欠了欠身。那是九年来我第一次向他行礼,也是最后一次。

报纸出来的那天,上海的纱业像被扔了一块石头。

先是两家洋行停了和邵家的往来,再是纱业公会开会,说要查报关的事。邵锦堂的股票三天跌了两成。

范账房来找我那天,脸白得像纸。他说,沈老板,邵先生请您过去。

我说,我不去他的宅子。

他说,那就茶馆。

我说,行。

茶馆在四马路,一间二楼的小间。邵锦堂进来的时候,帽子压得很低。他坐下,先喝了一口茶,说,雁秋,你把事情做绝了。

我说,我没做绝。您要娶我,我不同意;您要我还债,我还不上。我总得有条活路。

他说,你这条活路,是从我身上踩过去的。

我说,邵先生,您踩了三年,我踩一回。

稿子登出来那天,老盛跑到我住处,脸都白了。

他说,雁秋,你疯了。你把邵锦堂的账捅出去,上海滩上谁还敢请你唱。

我说,盛老板,我要是不捅,我这辈子只能在他的房子里唱。

他说,可这班里的三十七口人……

我说,我知道。我先垫三个月的工钱,你把人留着,等风头过去。

他愣了半天,忽然叹了口气,说,雁秋,我年轻的时候也硬过一回,硬完就软了。你这回硬,硬得对,可你要撑住。

我说,我撑得住。

他走的时候在门口回了一下头,说,撑不住就来找我,我还有两间屋。

稿子登出来那天,《申声》卖了九千份,比平时多三千。

程先生打电话到戏园子找我,说,沈老板,加印了两千。

我说,你赚了。

他说,不赚,加印的钱我都捐给难民了。

我说,那你图什么。

他说,图个痛快。

茶馆那天,范账房也跟着来了,站在门外,没有进来。

他站在门框边上,手里捏着帽子,一直看着里面。我说话的时候他不动,邵锦堂说话的时候他动一下,像一根线上的木头。

我那时候忽然同情他。他一辈子替人算账,算到最后,连自己那一份也算不清。

茶馆的窗子对着一棵梧桐。我说话的时候,外面的风把窗子吹得响了一下,范账房立刻回头看。

17

契拿回来那天,我把它摊在桌上看了很久。

一张旧纸,上面写着沈雁秋包银三年,下面是我师父按的手印,年纪写着十九。

我把契对折,再对折,撕了。

撕的时候手很稳。我撕成四条,又撕成小片,撕完放在茶碗里,倒了一点水,用手指搅烂了。

顾长庚在旁边看着,说,你撕了它,以后就没有凭据了。

我说,我不需要凭据,我需要自由。

他笑了,笑得眼睛都弯了。他说,雁秋,你今天像个角儿了。

我说,我本来是。

撕契的那天晚上,我把屋里所有的东西都翻了一遍。

九年攒下的东西不多:三只戏箱、十二副头面、四件蟒、一间租来的屋子里的家具。

我把能卖的都列了一张单,算出来能卖一千二百块。够我们十一个人走到汉口。

顾长庚说,戏班的人不一定都愿意走。

我说,愿意走的走,不愿意留的留。

他说,那行头呢。

我说,行头带走,行头是吃饭的家伙。

他点点头,把琴箱盖上,说,那我跟你走。

我抬头看他。他的脸在灯下很平静,平静得像十几年前在科班给我打拍子的时候。

回苏州那天,我一个人去了师父的坟。

坟在城外的坡上,那块薄碑是我立的,碑上的字被雨打得有点模糊。

我带了酒、香、一包他爱吃的酱鸭。

我把酒倒在坟前,说,师父,戏班散了,契撕了,我明天就往内地去。

我说,你那本账我用了。我没有用它害人,我用它换了一条活路。

我说,你当年在费家的寿堂上低头,是因为你一个人低不起。我今天没有低头,因为我手里有东西。

风从坡上下来,把香灰吹散。我坐在坟边,坐到太阳偏西。

师父坟上的草长得很高,我拿手一把一把薅。

薅到一半,手被草叶划了一道口子,血珠渗出来。

我坐在坟边,把那道口子按在土上,说,师父,我给你磕个头,你别怪我。

我磕了三个头,磕完站起来,拍拍膝盖上的土。

回苏州的火车很挤,我坐在三等车厢,对面是一个抱着鸡笼的农妇。

她问我,姑娘你去哪儿。我说回家。她说你家在苏州啊,苏州好,苏州有戏听。我说是,苏州有戏听。

她不知道我就是唱戏的。我把脸转向窗外,看着田野一块一块退过去,心里空得很,又轻得很。

苏州的坡上风很大,我把带去的酒倒了一半,剩下的一半自己喝了。酒是黄酒,凉的,喝下去胃里烧。我坐在坟边说,师父,我给你唱一段吧。我没唱,我怕一开口就哭。

坟边的草薅完,我把带来的酱鸭摆在碑前,用油纸包着,摆得很正。我说,师父,这鸭子是观前街买的,你以前爱吃的那家。

18

白露来找我,是在我准备回苏州的前一天。

她穿一件家常的蓝布旗袍,没上妆,脸很素。

她坐在我屋里,两只手放在膝盖上,说,雁秋姐,我来跟你说一声。

我说,你说。

她说,邵先生让我做丹桂的头牌,我应了。

我说,那挺好。

她说,你不恨我。

我说,我恨你做什么,你不过是接了个位置。

她低下头,说,我十六岁进科班,唱了十二年二路。我这辈子就想站在台口中间唱一出戏。

我说,那你就唱。唱得好,是你的;唱不好,也是你的。

她抬起头看我,眼睛红了。她说,雁秋姐,我以前说过你坏话。

我说,我知道。

她说,你不生气。

我说,我生过,现在不生了。这行当里,台上的人换得比灯还快,你我都是过路的。

她走的时候在门口站了一会儿,说,姐,你以后要是唱,我买第一排的票。

白露十六岁进科班,比我晚两年。

她那时候瘦,嗓子亮,唱二路旦。师父说她嗓子好,就是气短,撑不住一出大戏。

她唱了十二年二路,最好的角色是《玉堂春》里的苏三的丫鬟。

有一年冬天,班里演《四郎探母》,头牌病了,她顶上去,唱了半场,台下有人喊退票。她下台的时候在后台哭,哭到妆都花了。

我给她递了一块手巾。她抬头看我,说,雁秋姐,我是不是一辈子唱不了中路。

我说,不知道。

现在我明白了,她等的就是这个位置。她等的不是我的位置,是那个站在台口中间的机会。

所以我走的时候,我没有恨她。

白露托人送我一样东西,是一把折扇,扇骨是竹的,扇面上画着一枝兰。

送东西的人说,白老板说,这是当年陈师父的东西,一直搁在她那儿,如今该还回去。

我打开扇子看,扇面右下角有一行小字,是师父的笔迹:民国十七年,赠白露小友。

我把扇子合上,握在手里。

她十六岁进科班那年,师父给过她这把扇子。她收了十二年,收到今天才还。

我明白她的意思:她把师父的东西还给我,是想把过去那点情分还清。这样她坐那个位置,就不欠谁了。

我把扇子收进行李,收在最上面。

白露最后跟我说的一句话是:姐,你别把扇子丢了。

我说,我不丢。

她说,师父当年给我扇子的时候说,这扇子给你,是让你记住,唱戏的骨头比嗓子硬。

我说,他跟我说过一样的话。

她笑了。我们两个人在后台站着,谁也没再说别的。

临走前,白露把一张戏单留在我门口,是丹桂下一季的戏码,头一行写着白露主演《贵妃醉酒》。

戏单背面写了一行字:姐,我请你来看。我把戏单收进行李,收在折扇旁边。

我没有去看。我知道她唱得好,我也知道她坐上去以后会怎么样。这行当里的位置,坐上去容易,坐稳了难。

白露走的时候在门口停了一下,回头看了我一眼。她的眼睛很亮,跟台上的时候一样亮。我忽然想,她这一辈子可能就等这一天。

19

回苏州之前,我在上海唱了一场义演。

那是二十六年八月,闸北打起来了,难民一批一批往南边涌。程先生在报上发了启事,说要办一场义演,筹钱给难民买米。

他来找我,说,雁秋,你来不来。

我说,来。

那天来的角儿有十几个,唱老生的、唱花脸的、唱旦角的,有的红了十年,有的刚出科班。台上排了十二出戏,从下午两点唱到夜里十一点。

我唱的是最后一场,《霸王别姬》里的剑舞。

上台前,顾长庚把琴调了三遍。他说,今天的弦不一样,你听着。

我说,我听你的。

那天的剑舞,我舞了六分钟。台下的座位坐满了,站着的人堵到门口。唱完,没有人叫好,静了几秒钟,然后掌声响起来,响了很久。

我站在台上,看着那些脸。那些脸很脏,很累,眼睛里有火。

义演那天,后台挤了三十多个人。

有人在化妆,有人在背词,有人在门口抽烟。老魏把箱子一件一件搬进来,搬得满头汗。

有个从南市来的小姑娘,十七八岁,唱青衣,她来找我,说,沈老板,我能跟您学一句吗。

我说,哪一句。

她唱了一句原来姹紫嫣红开遍,唱到一半气就断了。

我说,你气不够,先把气练好。

她说,怎么练。

我说,每天早上对着墙唱一百遍,唱到墙都听得懂。

她笑了。我看着她,想起我十九岁那年,站在丹桂的台上,也是这样唱。

义演那天,程先生站在后台门口记账,一笔一笔,写在报纸的边角上。

有人送米,有人送钱,有人送药。有个卖梨膏糖的老头,把一天的生意钱全塞进了箱子,一共四块三。

老魏把箱子从后台搬到前台,搬了六趟,搬到最后一件,腰直不起来,坐在门槛上喘。

南市来的那个小姑娘唱完了,跑下台问我一句唱得怎么样。

我说,比上回好。

她高兴得跳了一下,跳完又不好意思,说,我还能再唱一段吗。

我说,能,你先把自己的气练足。

义演散场已经是夜里十一点。

后台的人都在收东西,老魏把箱子一只一只码好,码得整整齐齐。

程先生把账本合上,说,两千三百块,一分不少。

我说,你记清楚了吗。

他说,我记了三遍。

我坐在箱子上,累得不想动。外面的街上还有人在往南边跑,板车、包袱、孩子。

义演那天收摊,我把钱数了三遍,数完用报纸包起来,交给程先生。

他说,你数了三遍。我说,人命钱,得数清楚。他把钱包好,放进箱子,说,雁秋,你今天不该唱最后一出。

我说,为什么。他说,最后一出最累,你已经唱了一天。我说,最后一出人最多。

义演散场,我在后台的箱子上坐了很久。老魏过来收了灯,说,沈老板,人走完了。我说,再坐一会儿。他就在旁边站着,陪我坐。风从门口进来,把戏单吹起来一张,落在地上。

散场以后我一个人在台上站了一会儿。台上的灯已经灭了大半,只剩一盏照明灯亮着。我站在那盏灯底下,闭了一下眼。

20

义演筹了两千三百块,买了米,买了药,剩下的交给了难民收容所。

程先生记账,一笔一笔写在报纸的边角上,写完登了出来。

九月里,我带着戏班往内地去。走的那天,上海的天是灰的,码头上人挤人。

老盛送我到码头,手里拎着一只箱子,说,雁秋,这里面是班里的行头,你带着。

我说,盛老板,你不走。

他说,我五十多了,走不动了。这戏台子我守了三十年,我守着它。

我说,那你保重。

他说,你也保重。你要是有一天回来,这台上还给你留着位置。

我上了船。顾长庚提着琴箱跟在我后面,他的鞋上全是码头上的水。

船开出去,我站在甲板上回头看。上海的高楼一点一点变小,最后变成一条灰线。

我心里想,这九年,我在台上唱过一千多出戏,唱过别人的生离死别,也唱过自己的。

如今戏歇了,人还得往前走。

船是招商局的,走长江,先到汉口,再转。

我站在甲板上,风很大。顾长庚把琴箱放在脚边,说,雁秋,你冷不冷。

我说,不冷。

他说,你以后打算怎么唱。

我说,该怎么唱就怎么唱。

他说,邵锦堂会不会追。

我说,他追不上。他的账在我手里的时候,他不敢追;账登出去了,他更不敢。

他点点头,说,那我们到了汉口,先找个小戏园子。

我说,先找一间屋子,把行头晒一晒。

他笑了,我也笑了。

船开出去老远,上海的灯火还在水面上晃。我忽然想起师父的一句话:唱戏的人,一辈子都在赶场,赶完了这场,还有下一场。

我那时候想,下一场在哪儿,我不知道。可我知道,我是自己走上去的。

船到镇江的时候,天亮了。

我站在甲板上,看着江面上的雾。顾长庚把琴箱打开,取出一把月琴,坐在船头调弦。

他调完,弹了一段,弹的是《夜深沉》。

我跟着哼了一句,哼到一半停了。

他问,怎么不唱了。

我说,我在想,到了汉口,我唱什么。

他说,唱什么不能唱。

我说,唱什么都行,我就是想唱一出自己的戏。

他笑了,说,那你写。

我说,我一个唱戏的,写什么戏。

他说,师父当年也是唱戏的,他不也骂了曹操。

我愣了一下,然后笑了。江风吹过来,把琴弦吹得响了一下。

我把手里的折扇打开,扇面上那枝兰被雾打湿了。

到汉口的第一晚,我们住在一家小客栈,两间屋,六个人。

屋里有一股霉味,窗子对着天井。我把行头摊在床上一件一件晾,晾完了坐在床边。

顾长庚端了一碗面进来,说,吃吧。

我接过碗,吃了一口,忽然说,长庚,我想唱一出新戏。

他说,唱什么。

我说,唱一个女人,不肯低头的。

他把筷子放下,说,那你得先活下去。

我说,我知道。

窗外的汉口很吵,卖水的、拉车的、唱小曲的,声音混在一起。我听着,忽然觉得踏实。

到汉口的第一晚,我在客栈的院子里哼了一段新词,哼的是我自己编的:我不肯低头,也不肯抬头,我只想平平地唱完这一出。

顾长庚在屋里听见了,走出来说,这词不像戏。我说,本来就不是戏,是我心里的话。

他站在院子里,抬头看了看天,说,汉口的天比上海高。我说,天都一样高,是人矮了。

汉口的夜里有很多声音。我躺在客栈的床上,听着那些声音,想着明天要去码头问问船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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