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六号凌晨三点十分,一条渔船出港。
没有登记,没有签字。
那天是退潮。退潮出海,船会搁浅,渔民管这叫找死。
三天后,船在十二海里外的海上找到了。人没有。
缆桩上留着半截缆绳,断口很齐,两刀,是割断的。
没有人会割断自己船的缆绳。
除非,他没打算让这条船回来。
二〇〇一年三月九号早上,赵队把我叫进办公室。
"有个案子。海边,连云镇,一个渔民失踪了。"
"失踪多久?"
"三天。家属报的案,人三天没回来,船也不在码头。当地派出所查了,船确实出过海,但出港记录很奇怪。"
"怎么奇怪?"
"凌晨三点出港,没有登记。"他把材料推过来,"而且那天晚上是退潮。"
"退潮出海,船会搁浅。"
"对。"赵队说,"这不像正常出海作业。你跟苏晴去一趟。"
我拿着材料,没有立刻走。连云镇往西一百八十公里是临海,往北一百三十公里,是潮汐村。
"林默。"
"到。"
"这个案子你要是不想接,可以说。"
"为什么这么说?"
赵队点上烟,抽了一口,看着窗外。
"连云镇那一带,都是渔村。"他说,"跟你长大的地方差不多。"
"我能接。"
"我知道你能接。"他说,"我是问你想不想。"
"想。"
他看了我一会儿,把烟摁灭。
"去吧。"
从市里到连云镇,开车三个半小时。
路越走越窄。先是省道,然后是县道,然后是两边全是盐田的土路。盐田里立着木桩,桩上晒着渔网,风一吹,哗啦啦地响。
苏晴开车,遇到坑不减速。
"你开慢点。"
"慢不了。"她说,"这破路慢下来更颠。"
她侧头看了我一眼。
"从上了县道你就不说话了。"
"在想案子。"
"骗人。"她说,"你刚才看见那片海的时候,手抓了一下安全带。"
我没说话。
车窗外,海出现了。三月的海是灰的。不是蓝,不是绿,是被洗过很多次的旧衣服的颜色。海面上有雾,很低,贴着水面,把远处的渔船糊成一团影子。
连云镇就在这片灰里。
派出所所长姓吴,五十来岁,本地人。
"你们来了。"他给我们倒茶,茶叶梗浮在上面,"这个事,我们查了三天,查不出东西。"
"失踪者什么情况?"
"李德海,五十五岁,独居。老婆早年跑了,一个女儿在南方打工。他自己有条船,十吨的机帆船,叫海燕三号。"
"平时怎么作业?"
"近海。当天出,当天回,从来不过夜。"
"从来不过夜?"
"从来。"老吴说,"老李胆小。他爹就是出海死的,他从小怕远海。最多往外走五六海里,太阳一下山就回来。"
"三月六号那天呢?"
"没回来。"老吴说,"第二天他女儿打电话回来,托邻居去看,船不在码头。我们查了出港记录——凌晨三点出港,没登记。"
"凌晨三点,退潮。"
"对。我们这儿的老渔民,退潮出海是要被笑话的。船一搁浅,就得等六个小时。谁会干这种事?"
我把材料合上。
"老吴,李德海这个名字,你熟吗。"
"熟,认识十六年了。"
"我是说,你第一次听见这个名字的时候,是在哪儿。"
老吴端着茶杯的手停在半空。
"你问这个干什么?"
"随便问问。"
他放下杯子,没有回答,起身去关窗。窗外有雾,海看不见。
"林警官。"他背对着我说,"你们市里来的,办完案子就走。这个镇上有些人,是要在这儿过一辈子的。"
"我知道。"
"你不知道。"他说,"你才来一天。"
码头在镇子东头,一条水泥栈桥伸进海里,两边泊着二十来条渔船。
李德海的泊位在最里面,编号十七。
船不在了。泊位上只剩下水。
缆桩是水泥的,半人高,上面缠着一截绳。尼龙的,手腕粗,断口很整齐。
"苏晴,你来看这个断口。"
她蹲下来,看了几秒。
"割的。"
"确定?"
"确定。你看这个断面,是斜的,纤维是被切断的,不是被拉断的。拉断的绳子,纤维会先变细,然后崩开,断口是毛的。这个断面光滑,有刀痕。"
"几刀?"
"两刀。第一刀没断干净,第二刀补的。你看这里,有一个台阶。"
"谁会用刀割断自己船的缆绳?"
"没人。"
"那这截绳是谁留下来的?"
"割绳的人。"她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灰,"他割完,把剩下的这截留在了桩上。因为他急。船一漂走,就没人看得出来了。"
桩上还有一道很深的勒痕,是常年被绳磨出来的。勒痕边上,有一小块新的刮痕,白茬子,很亮。
"苏晴。"
"嗯。"
"有人在这儿站过。"
我指了指地上的沙。沙上有一个浅浅的鞋印,只留下了后半截。
"四十二码。"苏晴说。
"多少?"
"四十二。鞋底是横向的波浪纹,运动鞋。"
我蹲在那儿,没有动。
一九八五年八月十三日早上,我家的后门外,也有一枚这样的印子。二十六厘米,横向波浪纹,四十二码。
"林默。"苏晴看着我,"你脸色变了。"
"没什么。"
出港记录本在码头边上的铁皮房里。老式横格本,纸发黄。我翻到三月六日。
"海燕三号,03:10出港。"
后面是空的。没有签字。
"李德海别的可以马虎,登记从来不马虎。"老吴说,"他说这是规矩。"
"记录是谁写的?"
"看船的老孙。他晚上睡在铁皮房里。他说没看见人,是被发动机声吵醒的,起来的时候船已经离岸了。"
"那就是说,割缆绳的人和开船的人,是同一个人。"
"也可能不止一个。"苏晴说,"一个人开船,一个人割缆。"
我走出铁皮房,站在栈桥上。风从海上吹过来,带着一股腥味。不是鱼腥,是海腥——海水、海藻、湿沙、铁锈,混在一起的味道。
我在这个味道里长到十五岁。
"林默。"苏晴走到我旁边,"我提醒你一件事。你从现在开始,不要再一个人来码头。"
"为什么?"
"因为你一到这儿,就不像警察了。"
"那像什么?"
"像一个回家的人。"
老陈住在镇子最北边,石头房子,院子里晒着渔网。
他七十一岁,是码头上辈分最大的渔民。背驼了,手很大,指关节突出,像树根。我们进去的时候,他正在补网,梭子在手里飞快地穿。
"陈伯,我是刑警队的林默。李德海是您邻居?"
"隔壁。住了三十年。"
"三月六号那天晚上,您有没有注意到码头有异常?"
"我睡得早。"他说,"但半夜被发动机声吵醒了。三点多。我从窗户往外看,看见码头上有个黑影在解缆绳。一个人。"
"看不清脸?"
"看不清。那天有雾。"
"您当时怎么想?"
"我以为德海半夜出去赶早潮。"他吸了一口烟,"但不对。退潮出海是找死。我们这儿三岁小孩都知道。"
"李德海最近有没有和人起过冲突?"
老陈的手停了一下。
"……有。上个月,有个外地人来找过他。两个人在码头吵了一架,我在屋里都听到了。"
"那个人长什么样?"
"没看清脸。但那个背影……很眼熟。"他把烟在鞋底上摁灭,"像是很多年前村里的人。但我说不上来是谁。"
"陈伯,您以前是哪个村的?"
老陈抬起头。
"潮汐村。"
我握着笔的手停住了。苏晴在旁边看了我一眼。
"一九七〇年之前我在那儿,后来搬过来了。"老陈说,"德海也是,一九七〇年到一九八二年在那边。"
"一九八四年,村里有没有来过外地人。"
老陈没有马上回答。他摸出一根烟,点上。
"来过。一个收海货的。个子不高,胖一点。"
"脸呢?"
"脸上有道疤。"他在自己眉骨上比了一下,"这儿,到这儿。说话是省城口音,他管谁都叫'兄弟'。"
"他待了多久?"
"一年多。后来有一天就不来了。船也不来了。"
"他有船?"
"有。一条小货船,木的,刷蓝漆。他收海货,也带货。"
"带什么货?"
老陈看了我一眼。
"年轻人,你是来问德海的。"
"我知道。"
"那你问这些干什么。"
"因为这两件事,可能是一件。"
院子里很静。远处有狗叫,叫了两声就停了。
谈话结束,我们站起来。老陈没有起身,他坐在马扎上,抬头看我。那目光很奇怪,不是看一个警察的目光。
"林警官。"
"嗯。"
"你姓林?"
"是。"
他看着我,看了很久。嘴唇动了一下,像是要说什么。
院子外面,海风把渔网吹得响。
"……没事。"他说,"你去忙吧。"
出了院子,苏晴跟上来。
"他刚才想说什么?"
"不知道。"
"一个七十岁的老头,问一个第一次见面的警察姓什么。而且他听见'林'这个字的时候,手在抖。"苏晴停下来,"林默,这个镇子上,是不是有你认识的人?"
"没有。"
"那你为什么从进了这个镇子开始,就一直不太对劲?"
我转过身,看着她。
"因为这个镇子,跟我长大的地方一模一样。"
"哪里一样?"
"海的味儿。"我说,"还有一件事。这里的人,说话都留半句。"
三月十七号晚上,老吴请我吃饭。
镇上唯一一家饭馆,二楼,靠窗。他倒了两杯白酒。
"这个案子,我办不了。"他说。
"为什么?"
"因为我是本地人。这个镇上一半的人我认识。老李我认识十六年,老陈我认识三十年。我查这个案子,查谁都不合适。"
"那你为什么一开始不报上去?"
"因为我以为是失踪。渔民失踪,一年有几起。有时候是船坏了,有时候是人跑了,过几天自己回来。"
他喝了一口酒。
"林警官,我跟你说个事。一九八四年,我在这个派出所当民警。那年县里来查潮汐村的赌场。"
"我去了。"
"查出来十一个人。我知道,档案上有。"我说。
"档案上没有的,是另外一件事。"老吴说,"那年查完,赌场关了。但是第二年,又开了。"
"在哪儿开?"
"在船上。"
我抬起头。
"渔船。晚上出海,开到海上,赌一夜,天亮回来。"老吴说,"出了十二海里就是公海。渔船挂个灯,谁也看不见。"
"谁组织的?"
"不知道。但每次出海,都有一条船在前面带路。"
"哪条船?"
老吴把酒杯放下。
"海燕三号。老李的船。他负责把船带出去,带到地方,在旁边等着。他不上桌,他只负责带路。"
"带一趟多少钱?"
"不知道。但那几年,他换了新网,修了房子,还给他女儿买了一辆凤凰牌自行车。那时候一辆一百八。"
"他哪来的钱?"
"带路来的。"
我把杯子放下。
"这件事,你为什么现在说?"
"因为你查到了那封信。"老吴说,"'潮汐村的旧账,该算了'。写信的人知道老李当年干过什么。而当年干过那件事的人,不止老李一个。"
"还有谁?"
"还有我。"
我看着他。
"你?"
"我知道那个赌场在船上。我没报。"他说,"因为那年我二十四岁,刚当民警两年。我怕。怕丢工作,也怕他们。"
"他们是谁?"
"不知道。到现在都不知道。我只知道,那年有个人的名字,谁都不敢提。"
"谁?"
"都叫他贵哥。"
我握着杯子的手紧了一下。
"老吴,你现在为什么说?"
他抬起头。
"因为我今年五十一了。我再不说,就没机会说了。"
那天晚上我们喝了一瓶白酒。老吴喝多了,趴在桌上说了很多话。说他二十四岁那年怎么在码头站着,看着一条船出海,什么都没做。说他后来每次看见李德海,都绕着走。
"林警官。"
"嗯。"
"你说,一个人一辈子做错一件事,能不能用后面三十年补回来?"
我想了很久。
"不知道。"我说,"我也在做同样的事。"
"你也做错过事?"
"我没做错过事。但我一直在替一个人还债。"
他看了我一会儿,忽然笑了一下。
"你不说我也知道。你是潮汐村出来的。"
"你怎么知道?"
"你闻海的那个样子。"老吴说,"只有在那儿长大的人,才会那样闻海。"
他给自己又倒了一杯,倒到一半,停住了。
"有一件事,我一直没想明白。那年在船上赌,人是坐船去的。可十二海里以外那一片,没有任何渔民去打鱼。"
"为什么?"
"因为那儿没有鱼。那一片海,连水都是黑的。老渔民不去,去了也打不上东西。"
"那赌客怎么上去?"
"不知道。"他把酒喝完,"我猜过很多年。后来我想,也许不是船开过去。"
"那是什么?"
"是船等在那儿。"
三月十八号,我在码头上遇到卖冰的老孙。
六十来岁,推着一辆板车,车上装着几块大冰。
"林警官,你还在查老李的事?"
"在查。"
他停下板车,自己点了一根烟。
"我跟你说个事。三月六号那天早上,我在码头。四点半。"
"你看见什么了?"
"我看见一条船回来。不是海燕三号,是镇东头周海生家的那条,七吨的,白色的。船上有两个人,一个在船头,一个在船尾。他们在往下搬东西。"
"搬什么?"
"一个箱子。木头的,大概一米长,半米宽。"
我站在那儿,很久没有说话。
"搬到哪儿去了?"
"搬到一辆三轮上,往北开。北边是公路。"
"你为什么不早说?"
孙师傅把烟摁灭。
"三月六号那天,我以为是打鱼的。渔民半夜回来搬箱子,很正常,箱子里是鱼。后来老李出事了,我才想起来。想起来的时候,已经过了十天了。"
"你为什么现在才来找我?"
"因为昨天我在镇上听说,你要走了。"他说,"我想,你要是走了,这事就没人问了。"
"那条船,是周海生本人开的?"
"不是。开船的是他儿子,周小军,三十来岁。周海生那天在他船厂——我没看见他,但船厂的门开着。老周的船厂,晚上从来不开门。他怕人偷东西。"
"门开着说明什么?"
"说明他一夜没睡。"
我站在码头上,风吹过来。
三月六号早上四点半,一条白色的七吨船回港,两个人搬下来一个木箱,装上三轮,往北开。
"苏晴。"
"嗯。"
"我们漏了一件事。我们一直在查谁把李德海扔进海里。但我们没查,他的东西去哪儿了。船上的东西——网,柴油,工具,还有他身上的东西。钱包,钥匙,手表。"
"你是说,有人上了那条船,把东西搬走了。"
"对。三月六号早上四点半,在李德海的船还没被发现失踪之前,已经有人上过那条船了。"
"上船的人,是去拿东西的。"
"也是去确认的。"
"确认什么?"
"确认人真的没了。"
三月二十号下午三点,海上搜救队传来消息。
在距港口十二海里处,发现了海燕三号。
我们坐搜救船出去。船开了四十分钟,越往外,海越黑。近海是灰的,到了外面,变成深蓝,蓝得发黑。
海燕三号漂在水面上,发动机熄了,船身随着浪一起一伏。船头朝东南,那是出海的方向。
我们靠上去,跳上甲板。
甲板是湿的。不是海水,是冲洗过的痕迹。冲洗得很仔细,从船头到船尾,连缝隙都冲了。
"太干净了。"苏晴说。
她蹲下来,拿出一瓶试剂,喷在甲板上。
三秒之后,甲板上出现了大片大片的蓝紫色。在阳光下,那些蓝紫色像一块一块的瘀伤。
"血。"她说,"很多。不是流一点血能形成的。这个量——人是死在船上的。"
她沿着甲板走,走一步,喷一下。走到舱口的时候,她停下来。
"这儿最多。"
舱口的木板上,蓝紫色连成一片。
"他是被拖到这儿来的。拖的时候,血从这儿一直流到船尾。"
"活着拖的,还是死了拖的?"
"活着。"她说,"死了的人心脏不跳了,血不会这样流。"
我站在舱口。木板上有几道划痕,很浅,是手指抓的。
船长室里的GPS还在。记录显示:三月六日凌晨三点十二分出港,四点五十分到达某处海域,停船。停了二十分钟。五点十分返航。六点三十五分,船停在现在这个位置,发动机熄火。
"停船的这个地方,"老吴看着海图说,"水深五十多米。这一带是深水区,底下是海沟。"
"如果尸体被扔在那儿——"
"捞不上来。永远捞不上来。下面有流。扔下去的东西会顺着流走,走多远,没人知道。"
回程的船上,我站在船尾,看着那片海。太阳快落了,海面被染成暗红色,一波一波地涌,像有什么东西在下面翻身。
"你在想什么?"苏晴走过来。
"我在想,一个人被扔进五十米深的水里,会怎么样。"
苏晴没有说话。
"他会一直往下沉。沉到看不见光的地方。然后水会灌进他的肺,他的胃。最后他会变成骨头,沉在泥里。没有人知道他叫什么。"
"林默!"
我转过头。她的脸色很难看。
"你刚才说话的时候,在笑。"
"我没有笑。"
"你笑了。你说'没有人知道他叫什么'的时候,笑了。"
我看着她。
"苏晴,我父亲也没有人知道他叫什么。十六年了,卷宗上写的是'在逃'。"
她没有说话。海风把她的头发吹到脸上。
"你恨他吗?"
"恨。"
"恨到什么程度?"
"恨到我希望他还活着。"我说,"因为只有活着,才有抓住他的那一天。"
船靠岸的时候,天全黑了。码头的灯亮着,一群人在岸上等。有人提着马灯,有人抱着孩子,谁都不说话。
孙师傅挤过来,手里攥着帽子。
"林警官,找到了?"
"找到了。"
"人呢?"
我没有回答。他看了我一会儿,把帽子戴回去,低下头。
"我就知道。"
我往回走,走了十几步,忽然停下来。
"孙师傅,你刚才说,那个木箱多大。"
"一米长,半米宽。"他用手比了一下。
"多高?"
孙师傅想了想,把手抬到膝盖的位置。
"这么高。"
一米长,半米宽,四十公分高。
一个成年男人,蜷起来,正好装得下。
那天晚上我们住镇上唯一的旅馆。
十一点,我睡不着,下楼,走到码头。栈桥很长,我走到尽头,坐下来。海是黑的,像一块布,蒙在什么东西上面。
我坐在那儿,看着十七号泊位。泊位是空的,水面很平。
不知道坐了多久,水面上出现了一个影子。很淡,月光下一闪一闪的。
一个女人,浮在水面上,脸朝上,头发散开。
"谁?"
影子没有动。
"小默。"
那个声音很轻,从水面上传来。
"小默。"
我蹲下来,往水里看。水里有一张脸。不是母亲的脸,是我的脸。五岁的我,穿着红背心,手里抓着一条鱼。
"妈。"
我伸手去够。
水面碎了。我往前倒,一只手抓住我的胳膊,把我拽回来。
"林默!"
苏晴蹲在我面前,两只手抓着我的胳膊。
"你刚才要下水。"
"我没有。"
"你的鞋已经湿了。"
我低头看。左脚鞋尖湿了一半。
她在旁边坐下来,没有说话,只是坐着。过了很久,我说:
"我五岁那年,她死在我面前。我躲在门后面,从门缝里看。我一直觉得,如果我那天出去了,她可能不会死。"
"你五岁。一个五岁的孩子,出去能干什么?"
"我不知道。但我在门后面站了很久。我在数。"
"数什么?"
"数他掐了多久。"
苏晴没有说话。海风把她的头发吹起来。
"后来他走了。我从门后面出来,走到我妈旁边。她的眼睛是睁着的,看着门。她看得见我。"
"那你做了什么?"
"我把地上的钱捡起来了。一张一张,捡回她的布包里。"
"为什么?"
"因为那个布包上绣着五个字。小默医药费。"
她的手放在我背上。
"林默,你今天做了一件事。你把那些钱,一张一张捡起来了。你五岁的时候,就知道有些东西不能丢。"
海还在响。但海哭停了。
第二天早上,我没有跟苏晴一起回市里。
"潮汐表在哪儿?"我问老吴。
"那玩意儿谁看啊,渔民看月亮。"
"我要看。"
他从柜子底下翻出一本,蓝色封面,边角被水泡过。《连云港潮汐表》,二〇〇一年度。
我坐在派出所会议室里,翻到三月。
三月六日:低潮三时四十六分,潮高零点四米。
"你在算什么?"苏晴端了两杯热水进来。
"算那条船能不能出去。三点十分,离低潮还有三十六分钟,水位大概零点四八米。海燕三号吃水一米一。港池水深两点三,够。问题在口门。"
我把海图摊开。
"口门外有一条拦门沙,图注水深零点六米。加零点四八,一点零八。吃水一米一。"
苏晴看着那组数字,没有说话。
"差两公分。"她说。
"差两公分,船底就坐在沙上。"
会议室里很安静。日光灯有一根在响,嗡嗡的。
"所以三点十分出港这个记录是错的。"苏晴说,"或者船根本没出去。"
"船出去了。GPS不会撒谎,四点五十,它在十二海里外。"
"那它怎么过的拦门沙?"
我没有回答。我在看潮汐表的封面。
"苏晴,这是连云港主港的潮汐表。连云镇在主港北边四十公里。潮汐是分港的。同一个海,不同的岸,高潮和低潮能差一个小时。"
我们去了镇上的水文站。站里只有一个年轻人,姓许,二十四岁。
"连云镇三月六号的潮位,你们有记录吗?"
他翻出硬皮本。
"低潮三点十二分,潮高零点二一米。那天是大潮,退得比平常狠。"
我拿过本子,算了一遍。
"零点二一,加港池两米三,出港水位两点五一。够。口门呢?"
"口门我没有数。拦门沙年年变,我们测不了。"
"你们这个数是怎么来的?"
"算出来的。按主港的潮汐加减。连云镇比主港晚四十分钟,潮差乘零点九。平时准,刮风下雨气压变了就不准。"
从水文站出来,我把两本潮汐表对照着看。
主港:低潮三点四十六。连云镇:低潮三点十二。差三十四分钟。
船三点十分出港。
"苏晴,如果按主港的表,三点十分出港,船会搁在拦门沙上。但按连云镇的表,三点十分,水刚好够。开船的人用的是哪张表?"
"连云镇的。主港的表,镇上买不到。"
"开船的人看了表。而且他看的是分港的表。这说明他不是随便挑了个时间,说明他算过。"
苏晴想了一会儿。
"还有一个问题。他为什么非要选退潮?"
"因为退潮的时候,水往外流。落潮流是向外的,零点八到一节二。船一出港口,不用开高速,水自己把它带出去。发动机转速低,声音就小。看船的老孙睡在铁皮房里,离十七号泊位三十七步。他要是开足马力冲出去,老孙不是被吵醒,是被惊起来。"
"他连声音都算过。"
"他连声音都算过。"我把两个本子合上,"所以这个人,懂潮汐,懂日子,懂声音。"
"懂潮汐,不懂船。发动机打了两次火才着,他不熟那条船。这两件事凑不到一个人身上。"
"凑得到。"我说,"一个在港口干过的人。港口有潮汐表,有航道图,港口的人知道拦门沙在哪儿。而且他有一个条件——他手里有那本表。二〇〇一年度的潮汐表,去年年底才发。全连云镇,领过的不到二十个人。"
苏晴把杯子放下。
"名单。"
"名单。"
下午,我又去了铁皮房。
看船的老孙六十三岁,左耳背,说话习惯把头偏过来。
"孙伯,昨天问的是您看见什么。今天想问您听见什么。"
他的手停了一下。
"那天晚上,我是被发动机吵醒的。醒了以后看了下表,三点一刻左右。发动机响了一下,停了。大概十来秒,又响。第二次才着。"
"李德海自己开船,会不会打两次?"
老孙摇头。
"不会。那船他开了十几年。冬天冷,别人打不着,他一下就着了。他摸得到那个脾气。机器跟人一样,你对它好,它就对你好。老李对那台机器,比对他老婆好。"
"发动机响了以后呢?"
"我就起来了,走到窗户那儿往外看。雾大,码头上的灯只照得到灯底下那一块。我看见一个人,在船尾,弯着腰,像在弄什么。"
"您有没有喊他?"
"喊了。我喊'谁啊'。"
"他回了吗?"
"回了。"
"回的什么?"
老孙抬起头。
"他说'快点'。"
我在笔记本上把这两个字写下来。
"就这两个字?"
"就这两个字。短,快,说完就没声了。"
"孙伯,那两个字的音,您还记得吗?您学一下。"
老孙清了清嗓子。
"快点。"
他说得很短,很快,尾音往上挑了一点。
"孙伯,您是本地人?"
"祖上三代都在这儿。"
"本地话说'快点',怎么说?"
老孙愣了一下。
"我们不说'快点'。说'快些',或者说'赶紧'。'快点'是外面的话。"
我坐在那儿,很久没有说话。
"孙伯,那句话,不是对您说的。"
"什么?"
"您喊'谁啊',他没理您。他说'快点'——他是催船上那个人。"
"船上……"
"船上还有一个人。"我说,"李德海在船上。三点一刻的时候,他还活着。"
从铁皮房出来,天已经黑了。苏晴站在栈桥尽头等我。
"船上当时有两个人。"
"李德海还活着。"我说,"他被人逼着开船。这一条,把所有的事都串上了。"
我数给她听。
"第一,船能过拦门沙。因为掌舵的是李德海,他知道深槽在哪儿。那条深槽每年台风后都会移位,只有常年在这条港里进出的人才知道。"
"第二,发动机打了两次才着。因为启动的是凶手,他不熟这条船。"
"第三,出港记录没有签字。因为李德海的手,不在他自己身上。"
"第四,老孙听见铁器响了三声,当、当、当,隔得挺匀。那是有人在往船上搬配重。石头,铁块,或者锚。他一开始就打算把尸体沉下去。"
苏晴沉默了很久。
"第五。"她说,"他为什么要把船开回来?如果李德海死了,船沉了,就是一起海难。但他把船开回来了,让船空着漂在海上。"
"因为沉船会引来打捞。一条船沉在五十米深的地方,家属会请打捞队,打捞队会下水。水下有什么,就都藏不住了。"
"空船漂回来,就是失踪。"
"对。一个渔民出海,船回来了,人没了。这种事在渔港一年有几起。派出所记一笔,挂在柜子里。"
潮水在涨,水拍着桥墩,一下,一下。
"林默。"
"嗯。"
"他让李德海开船,开了将近两个小时。李德海知道他要杀他吗?"
我想了一会儿。
"不知道。如果知道,他不会开。"
"那他以为是什么?"
"以为是要钱。以为被人逼着去一个地方,交什么东西,然后回家。"
"他开到那儿,停了二十分钟。"
"二十分钟。"我说,"够问几句话,够杀一个人,够把一个人推下去。二十分钟,也够一个人明白自己回不去了。"
"还有一件事。"苏晴说,"老孙听见的那个声音。两个字,尾音往上挑。省城话是往下压的,往上挑的,是往南边走的口音。"
"南边哪儿?"
"说不准。但肯定不是本地。"
回到市里,我调出了李德海的全部资料。
李德海,一九四六年生,潮汐村人。一九七〇年至一九八二年在潮汐村,渔民。一九八二年搬到连云镇。妻子一九八八年离家出走。一个女儿,李小燕,在广州打工。无犯罪记录。
但有一份旧档案。
一九八四年,县公安局接到举报,称潮汐村存在地下赌场。排查记录里有一份涉案人员名单,十一个名字。纸是油印的,字迹发蓝,有几个名字被水浸过,洇成一团。
第七个是:李德海。
档案最后一页有一段手写备注,是当年办案民警写的:
"经查,该赌场系外来人员所开,以'玩牌'为名招揽村民,实为聚赌抽头。据村民反映,赌场组织者与该村某教师关系密切,该教师现已离职。"
某教师。
我的手指压在那四个字上。纸很薄,指腹能感觉到油墨凸起的那一点。
"林默。"苏晴在旁边看着我的脸,"你的手在抖。"
"我知道。"
"上面写的是'某教师'。不一定是你父亲。"
"一九八四年的潮汐村,只有一所小学。"我说,"那所小学一共有四个老师。三个是女的。"
苏晴没有再说下去。
"还有一件事。"我说,"这份名单上的十一个人,我数了三遍。李德海是第七个。前面六个,后面四个。十一个人,一个不多,一个不少。这不是一份'涉案人员'名单。这是一份抽头名单。谁欠多少,谁还了多少,谁还不上。"
我把纸对着窗户举起来。光透过纸,被水浸过的名字边缘泛出一圈浅褐。有一个名字洇得最厉害,只剩下最后一笔。
"一个名字被水泡掉的人,通常在名单上待得最久。因为有人反复看它。手指上有汗。"
苏晴把档案合上。
"林默,你查这份名单,是在查李德海,还是在查别的?"
"查李德海。"
"那你为什么把'某教师'三个字看了三遍?"
我没有回答。
三月十三号下午,我去了市海洋站,调了那片海的海流资料。
老技术员姓韩,干了三十年。
"表层流零点六节,方向东北。底层是往复流,涨潮往里,落潮往外。"
"尸体沉下去,会怎么样?"
"沉到底,肠道细菌分解产生气体,比重变轻,浮上来。三月那片海表层八点二度,底层七点五度。这么冷的水,十八天到二十八天。假设三月六号沉下去,三月二十四到四月三号之间浮上来,浮上来以后表层流接过去,往东北走,到烂沙洲搁住。"
"如果它没浮上来呢?"
韩工沉默了一会儿。
"那就说明它浮不上来。配重。绑了石头、铁块、锚,重量超过浮力,就一直待在底下。五十米以下,水温低,压力大,有配重的话,三年五年都上不来。五年以后,骨头散了,就更上不来了。"
三月十三号夜里十点,我们出了一趟海,去烂沙洲。
船老大姓邱,是老陈的侄子。
"这个点去?退潮,沙洲露出来,能上去。但只能待一个钟头,涨潮就淹。"
"一个钟头够。"
夜里的大海跟白天不是一个东西。船头的灯照出去十几米,再远就是黑的,黑得像一块立起来的墙。
四十分钟后,船搁上沙脊。我跳下去,脚陷进湿沙里,冰的。
沙脊三百米长。我们打着手电,从一头走到另一头。塑料瓶,泡沫块,一段烂绳子,一只拖鞋,几片贝壳。海把所有的垃圾都送到这里来。
走到中段,我的脚碰到一个硬东西。扒开沙,是一个网坠。水泥做的,巴掌大,中间有孔,穿着尼龙绳。
我把网坠递给苏晴。她戴上手套,看了很久。
"林默,这不是。你看这个网。"
她把旁边那团黑乎乎的东西挑起来。
"这是无结网,网眼是方的,没有结。这是养殖用的,养扇贝的。捕捞网都是有结的。还有这个网坠,水泥的——捕捞用铅坠,养殖用水泥坠。上面有藤壶,长到这个大小,至少泡了半年。还有这个结,死结。渔民打的是活结,一拉就开。死结是外行打的。"
她把网坠放回沙上。
"这是养殖筏上掉下来的。去年台风,整个湾的养殖筏被冲散了一半。这些东西漂了半年,被浪推到这儿。"
我蹲在沙上,没有说话。
"你在找什么?"苏晴说。
"找一个能证明他死了的东西。"
"你已经找到了。在你脑子里。海流,水温,二十七天,七份无名尸通报,都对不上。这些都在你脑子里。"
"那不是东西。"
"那是推理。"苏晴说,"你今晚来这儿,不是来找证据的。你是来找一个可以拿在手里的东西,好让你自己相信。"
"林默,你从三月九号开始,一天睡不到四个小时。你今晚扒那个网坠的时候,手在抖。不是冷。"
我在沙上坐下来。
"苏晴,你爸是哪年走的?"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十七号。"她说,"那年我十岁。我爸出门的时候跟我说,'爸爸晚上回来给你买大白兔'。"
"大白兔?"
"奶糖。一包五毛,我爸一个月工资四十二块,平时舍不得买。那天他说要买,是因为我期中考试考了第一名。"
"然后呢?"
"然后他没回来。我妈等了一夜,把饭热了三次。第二天早上六点,有人敲门。我妈开门,叫了一声。不是哭,是叫。像被人打了一拳。"
"他是在追一个盗窃犯的时候,从三楼摔下来的。死的时候三十四岁。"
"大白兔呢?"
"没有。他还没来得及买。"她说,"后来我自己买了一包。十六岁那年。买回来放在抽屉里,没吃。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不想拆。那包糖现在还在,放了十年,硬得像石头。"
潮水在涨,沙脊在缩小。
"林默。"
"嗯。"
"我不怕你死。"她说,"我怕你死的时候,我不在。"
远处,邱老大在船上喊:涨潮了!上来!
水已经漫上沙脊两边,沙脊变成一条窄路。我站起来,伸手拉她。她的手很凉。
船退出去的时候,我站在船尾回头看。沙脊已经不见了,水面上什么都没有,只有浪。
"你明天干什么?"
"先把那本潮汐表的领用名单弄到手。"我说,"然后等这个案子结了,我要问赵队一件事——一九八五年,他在潮汐村看见了什么。"
三月二十号,李小燕又来了。
李德海的女儿,二十六岁,从广州赶回来的。这次她带了一个东西——一本相册,从她爸床底下找到的。
相册是老式的,塑料膜,一页一页插进去的。第一页是一个男人站在船头,二十来岁,赤着上身。一九七〇年。
我往后翻。同一个男人,在海边,在船上,在院子里。一年一张。
翻到一半,我停住了。
那一页上有一张照片,不是李德海。是一个男人站在码头上,背对镜头,个子不高,穿深色衣服。
"这是谁?"
"不知道。我问他,他不说。"
照片背面有日期:一九八五年七月十四日。
距离我母亲死,还有二十九天。
"苏晴,你来看这个。"
她走过来看了一眼,拿出放大镜,看了很久。
"照片右下角有一条很细的东西。网绳。渔网上的绳,三股的,尼龙的。不是拿着——是挂在身上,从腰上垂下来,一直垂到地上。"
"那是渔网的坠绳。"
我站在那儿,很久没有说话。
"我们一直在查一个'外地人'。老陈说,一九八四年有个外地人来村里,脸上有疤,个子不高,微胖,收海货的。但是没有人说他是干什么的。"
"你是说——"
"我是说,他可能是个渔民。一个会看潮汐、会开船、会打渔的渔民。"
苏晴沉默了很久。
"如果是这样,那李德海的死,就不是因为他知道太多。"
"那是因为什么?"
"因为他认识那个人。"我说,"一个渔民认识另一个渔民。十六年后那个人回来,李德海一眼就认出来了。"
我把相册合上,忽然又翻开。
"李德海为什么把这张照片留着?这张照片是他自己拍的。一九八五年七月十四日,码头上,他拍了一个人的背影,然后插在相册里,插了十六年。他为什么不扔?"
苏晴没有说话。
"因为这张照片是他的护身符。"我说,"也可能是他的遗书。他留着它,是想着有一天用得上。也可能是想着,有一天有人会来拿。"
李德海失踪前一个星期,邻居家小孩看见邮递员来过他家。
他女儿李小燕翻遍了父亲的遗物,在灶膛里找到了半张没烧透的纸。
纸的边缘是焦的,上面只剩一行字,钢笔,蓝黑墨水:
"潮汐村的旧账,该算了。"
没有落款,没有日期。
同一个星期,苏晴拿到了潮汐表的领用记录。全连云镇领过二〇〇一年度潮汐表的,一共十九个人。渔老大七个,海运公司职员三个,水文站一个,其余八个是船东。
十九个人,我们查了三天。
八个船东里,有一个的名字,在三月六号之后从连云镇消失了。
周小军。
周海生的儿子。开白色七吨船的那个人。三月七号早上五点四十,连云镇开往省城的班车上,第十九个乘客——买票没出示身份证,手上有机油。卖票的记得他,因为他买票的时候一直在看表。
赵队听完,把卷宗摞齐,四个角在桌面上磕了两下。
"没有尸体,没有嫌疑人,没有直接证据。"他说,"这案子,我准备挂起来。"
"赵队。"
"挂起来不等于不管。"他说,"你该干什么干什么。别一天到晚盯着这一本,盯久了,人会钻进去。钻进去就出不来了。"
他抱着卷宗往档案室走。走廊的灯是声控的,脚步一响,灯亮一段,人走远,灯又灭一段。最后那一声铁门响,是从档案室那头传过来的,很闷。
"太干净了。"他在门口停下来,没回头,"渔民打架,刀子下去,血是喷的。船上地方小,喷了就是喷了,擦不干净。这个不是,这个是擦过的,擦得很有耐心。"
"说明什么?"
"说明这个人不慌。也说明,他不是头一回干这种事。"
铁门关上了。
三月二十三号,李德海案正式挂起。
理由三条:无尸体,无嫌疑人,无直接证据。
结案报告是我打的。第三页写到"李德海下落不明"的时候,我停了很久。这四个字,是我能写下的最轻的说法。
赵队在报告上签了字,签完,把笔扔在桌上。笔滚了半圈,停在卷宗边上。
"林默,你还在查吗?"
"在查。"
"查到什么了?"
"查到一个人。三月七号早上五点四十坐班车回省城,手上有机油。"
"这个东西,能查到人吗?"
"不能。省城三百万人口。"
"那你说它干什么?"
"因为它告诉我四件事。这个人坐车走,说明他在本地没有落脚的地方。他会夜里开船,敢在那种海况下开船。他手上有机油,干过粗活。他五点下船,五点四十坐车,四十分钟,走路加买票,他没时间洗手——他也没想到有人会去问卖票的。"
"他不是临时起意。他是从省城来的。计划好来,计划好走。"
赵队看着我,看了很久。他眼角那块皮肤松了,比去年更松。
"李德海有一个女儿。"我说,"她前天来支队,问我能不能给她爸立一块碑。她说,碑上写什么?我说写名字,写生年卒年。她说,卒年写哪一年?她爸是三月七号没的,可户口本上还是活的。她不敢去销户。销了,就真的没了。"
"立碑之前,我得先知道他怎么死的。不然那块碑立起来,是空的。"
赵队把烟盒塞回口袋。
"去吧。案子挂起了,但你可以用别的名义查。要是查到后头,查出来的人你认识——"
他看着我。
"你也要照样往下查。"
"我答应您。"
出了办公室,走廊尽头的窗子开着,风灌进来,把公告栏上的纸吹得哗哗响。
我在楼梯口站了一会儿。
这个案子里,每个人都留了半句话。老陈说了"眼熟",没说是谁。老吴说了"贵哥",没说全名。老孙说了"快点",没听出口音。卖票的记住了机油,没记住脸。
全村人都知道那晚有船出去。
没有一个人说。
晚上,我把这个案子的卷宗从头翻了一遍,翻到最后一页,是一张白纸。我在上面写了几行字:
缆绳是他自己割的——从岸上的人的立场看,它就是"自己割的"。因为没有人看见第二个人。
船不是被冲走的。它停在十二海里外等潮水,等了二十分钟,然后自己漂回来。它回来,是为了让所有的人相信,这只是一次失踪。
血在甲板上。凶手冲洗了甲板,却不知道试剂会让他前功尽弃。他懂潮汐,懂声音,懂日子,但他不懂刑侦。
他赢的不是证据。他赢的是规矩——海上没有证据,只有规矩。渔民的规矩是:船回来了,人没回来,就是海收走了。海收走的人,不问。
李德海是第七个名字。那年名单上的十一个人,如今在潮汐村和连云镇,还剩几个?
我把笔放下。
窗外,城市在下雨。雨点打在玻璃上,一根一根往下淌,像缆绳上的水。
我知道这案子没有结。它只是被挂起来了,和那份一九八四年的名单一起,挂在同一个档案室里,等下一个不怕的人。
苏晴在门口探进头来。
"吃了吗?"
"没有。"
"楼下新开了家面馆。"她说,"走。"
"这案子——"
"案子明天再查。"她说,"你答应我一件事。"
"什么?"
"活着查。"
我拿起外套,跟她下了楼。雨已经停了,路灯把地上的水照得一块一块的亮。
走出去很远,我回头看了一眼支队大楼。三楼最东头那扇窗黑着,那是档案室。
海上的事,风会记得,水会记得。
只有人不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