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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四那年的六月,学校通知说校园广播站要拆了。新盖的融媒体中心在图书馆后面,设备全新,空调很足,但不再有那个能看见梧桐树的小玻璃房。我们这些在广播站待过的人被叫回去录最后一期节目,主题是告别。站长让我定,我说就叫蝉声二十五度,因为那天的气温是二十五度,窗外的蝉叫得厉害。
我叫林晚,新闻系四年级。从大二开始,我在广播站做晚间节目,每晚九点到十点,读听众来信,放老歌。那两年我认识了全校最有意思的一批人,也认识了江迟。
江迟是物理系的,弹吉他,不唱歌。他第一次出现是在广播站的窗外,抱着一把旧木吉他,坐在花坛边上弹。那天我播完节目收拾东西,听见外面有琴声,就把窗户推开。他抬头看我一眼,说吵到你了。我说没有,挺好听。他说我每天这个时候在这儿练,你要是嫌吵我就换个地方。我说不用换,你弹吧。
后来这就成了习惯。我播完节目,推开窗,他在外面弹。有时候我一边整理稿子一边听,听完一首就鼓一下掌。他从来不进来,我也不出去。我们隔着一层玻璃和一扇窗说话,说得很随意,像认识了很久的人。
有一次下雨,他躲在广播站门口的屋檐下,我给他递了一把伞。他说谢谢。我说你这把琴多少钱买的。他说二手的,八百块,攒了半年。我说那你挺舍得。他说人总得有一件东西是舍得花钱的。
我那时候正在准备实习面试,投了三家电视台,两家给了笔试。我把稿子改了七遍,每天都在练自我介绍。江迟听我练过两次,说我说话太用力了,像在背。我说本来就是在背。他说你别背,你就当跟人聊天。我说面试官不是人吗。他笑了,说面试官是考官。
六月十七号,我接到电视台的面试结果,没进。那天晚上我在广播站的楼梯上坐了很久,没有开灯。九点节目时间到了,我播了四十分钟就放了歌。江迟在外面弹琴,弹了一首很慢的曲子,我没听过。弹完之后他敲了敲窗,我推开,他说今天不播了。我说不播了。他说我陪你坐会儿。
他从花坛那边绕到楼梯口,上来坐在我旁边。楼梯很窄,两个人坐着有点挤。他说你哭了吗。我说没有。他说你眼睛红的。我说外面蚊子多。他笑了一下,说林晚,你这人真会撑。
我说撑有什么用,我连个面试都过不了。他说你过不了是因为你太想赢了,你一进去就绷着,人家看得出来。我说那怎么办。他说你就想,反正你也不一定想去。
我抬头看他,说你怎么什么都懂。他说我不懂,我就是天天看你在窗户里练,看烦了。
那晚我们坐到十一点。走的时候他忽然说,我们学校有个乐队,下个月校庆演出,缺个报幕的,你要不要来。我说我报幕。他说对,你不是会说话吗。我说我说话太用力。他说你就当跟人聊天。
我答应了。
答应之后我就后悔了。我这人最怕上台,一上台就腿软。我给他发信息说我不行,你找别人。他回了一句,你行,你天天对着话筒说话。我说那不一样,那是没人看见我。他说台下的人也不看你,他们看台上。
第二天他带我去排练,让我试着报一次幕。我站在旧礼堂的台边,念了一段开场白,念到一半卡住了。许苗在下面说,林晚你声音挺好,就是别那么用力。江迟在旁边说,你就像在广播站那样说。
我又念了一遍,这次好一些。他说行,就这样。
校庆前三天,我们每天都在礼堂排练。我慢慢发现江迟排练的时候跟平时不一样。平时他话少,排练的时候会说很多,谁进早了半拍,谁的音准偏了,他都要指出来。有一次鼓手烦了,说你行你上。他没生气,拿起鼓槌打了一遍,打完把鼓槌递回去,说就这样。
我坐在台下看着,忽然觉得这个人有点陌生。他在台上是另一个样子,专注,甚至有点凶。可排练一结束,他又变回那个坐在花坛边上弹琴的人,安安静静的。
有一天排练到很晚,人都走了,他还在调音箱。我帮他收拾谱子。他忽然说,林晚,你觉得我们能成吗。我说成什么。他说就这个乐队,以后能不能一直唱下去。我说能。他说你说得挺轻松。我说这种事想多了就不成了。
他笑了笑,说你说得对。
那天晚上他送我回宿舍,路上经过广播站。玻璃房里还亮着灯,是我们下一班的人在播音。他停下来看了一眼,说这个地方真好。我说好什么,冬天冷夏天热。他说好在能听见人说话。
我说你天天听我说话,不烦吗。他说不烦。
那是他第一次说这种话。我当时没接,只是低头走路。现在想起来,如果我那时候接了,也许后面几年会不一样。可人不能重来,重来也没用。
2
乐队叫南墙,一共四个人,主唱是个矮个子女生,鼓手是体育系的,贝斯手是个话很少的男生,江迟弹主音吉他。排练在学校东门的旧礼堂,屋顶漏雨,墙角有一架走音的钢琴。
我第一次去排练,站在门口没敢进。江迟看见我,招了招手,说进来,都是自己人。主唱叫许苗,见到我就说你就是广播站那个林晚,我天天听你节目。我说谢谢。她说你声音挺好听,一会儿你试试报幕。
他们排练了三首歌,都是自己写的。歌词写得很朴素,讲的是学校门口的麻辣烫、宿管阿姨、还有一辆骑了四年的自行车。我站在旁边听,听到第二首的时候有点想笑,又有点想哭。
许苗说他们的歌没人听,校庆演出被安排在最差的时间段,下午两点,太阳最毒的时候,台下基本没人。我说那也得唱。她说唱给谁听。我说唱给愿意来的人听。
排练完江迟送我回宿舍。路上他问我,你觉得我们的歌怎么样。我说歌词挺好,编曲有点乱。他说怎么乱。我说鼓和吉他抢,副歌的时候全堆在一起,听着很吵。他停下来看了我一会儿,说你懂这个。我说我不懂,我就是听得多。
第二天他拿着谱子来找我,说按你说的改了,你听听。我们在广播站的玻璃房里用一台旧音响放,改过之后确实干净了些。他站在旁边等我评价,我说好多了。他说那就好。他笑的时候眼角有个小褶,我以前没注意。
排练了半个月,演出前一周,场地出了事。旧礼堂的安全检查没过,屋顶的木梁有虫蛀,学校要求封闭。演出被取消。许苗在群里发了一长串消息,说算了,不演了,都散了吧。
江迟那天来找我,说你能不能帮个忙。我说什么忙。他说你在学校认识的人多,能不能找个地方,小的也行,有电就行。
我想了两天。第三天我去找了学校旁边的一家旧书店,老板是个戴眼镜的中年人,姓陈,以前在我们广播站投过稿。我说陈叔,能不能借你的院子办一场演出,就在院子里,不进屋。他问多少人。我说三十个。他说行,别吵到邻居就行。
我给江迟打电话,说找到了。他在那头静了两秒,说林晚,你这个人真行。
演出定在周六傍晚。我们在旧书店的院子里搭了一个简易的台,用的是几块木板。许苗借了一台旧音箱,鼓手把鼓拆成两半搬过来。我做了二十张手写票,一张五块钱,送一杯陈叔泡的茶。
那天下午四点,院子里开始来人。有广播站的听众,有物理系的同学,还有几个在附近遛弯的居民。到五点半,院子里站了四十多个人,小板凳不够,有人坐在地上。
我站在台边报幕,手心里全是汗。我说第一首歌叫麻辣烫,写的是我们学校东门那家开了八年的店。台下笑了。
音乐起来的时候,蝉在树上叫得很响。二十五度的风穿过院子,把谱架吹得晃了一下。
3
那场演出比我预想的好。唱到第三首的时候,院子外面站着的人也往里看,陈叔搬了两箱矿泉水出来,说不要钱。许苗唱到一半哭了,声音抖了一下,但她没停,接着唱完了。
最后一首是江迟写的,叫二十五度。他说这首歌写的是每天傍晚六点半,有一个女孩在窗户里面说话,他在窗户外面弹琴,天气正好,二十五度。
我站在台边,听见这句的时候,手里的节目单掉了。台下有人回头看我的反应,我弯腰捡起来,装作没事。
演出结束,大家收拾东西。许苗抱着我说林晚谢谢你,我说应该的。她说以后要是真有机会,我们还唱。我说行。她说你别答应得这么快,你都要毕业了。
人散了之后,院子里只剩我和江迟。他在收吉他线,我帮他卷。他忽然说,林晚,那首歌是写你的。我说我知道。他说你知道你怎么不说话。我说我说什么。
他放下吉他,站在我面前,说我喜欢你。
夜里的风把院子里的旧书页吹得哗哗响。我看着他,心里乱得很。我说江迟,我下个月要去西安。他说去西安干什么。我说我考上了那边一家报社的实习生,三年的项目,九月入职。他说你什么时候考的。我说上个月,笔试面试都过了,我一直没敢说。
他站在那儿没动。过了很久他说,那你还帮我办演出。我说演出跟这个没关系。他说有关系,你明明要走了,还费这么大劲。
我说江迟,我这个人有个毛病,越是要走,越想把眼前的事做完。他说这不是毛病,这是舍不得。
那天晚上我们没再多说。他把我送到宿舍楼下,说林晚,你去西安吧。他说我这边也有事,我爸身体不好,我可能要回家。我说你回家干什么。他说家里有个小厂,我妈一个人管不过来。
我上楼之后趴在窗户上往下看,他在楼下站了一会儿,然后走了。路灯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
毕业前的最后一个月,我们见过几次。一次是在食堂,他端着餐盘坐在我对面,说他把乐队的设备都卖了,只留了那把旧吉他。一次是在旧书店,陈叔问他以后还弹不弹,他说弹,自己弹。
还有一次是毕业典礼那天。全体毕业生在操场上拍照,太阳很大。我穿着学士服,在人群里找他的身影。找到了,他站在物理系的队伍里,也在找我。我们对视了一眼,都笑了。
典礼结束,他走过来,递给我一个信封。他说里面是一张碟,我们那场演出的录音,他自己刻的。他说你到了西安再听。
我说好。他说林晚,我最后说一句。我说你说。他说你要是哪天觉得西安不好,就回来。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静,像在说一件很普通的事。
我说江迟,你这话说得太轻了。他说我知道,说重了怕你为难。
那天分开之后,我抱着那个信封在宿舍里坐了很久。信封里除了碟,还有一张纸,写着四行字,是他那把吉他的来处:二手市场,八百块,琴颈有一道裂纹,音准不错。最下面一行写着,这琴我留着,你要是回来,还在这儿。
我把那张纸夹在一本书里,一直没丢。
毕业之后我走的那天是七月三号,郑州很热。我拉着两个箱子去车站,路过学校东门,看见那家麻辣烫店挂着转让的牌子。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没有进去。上了火车我才发现,我忘记跟他说一声我走了。我拿出手机,想发条信息,写了删,删了写,最后什么都没发。
火车开动的时候,我把那张碟放在膝盖上,看着窗外。窗外的树飞快往后退,蝉声被车厢的噪音盖住了。我想,就这样吧。人总要往前走。
4
西安的三年过得很快,也很慢。
报社在城墙里面一条老街上,办公室是旧楼改的,三十几个人挤在一层。我进去的时候是实习生,一个月拿一千八的补贴,主要工作是跑社区、整理热线、给老记者打下手。住的地方在城中村,一间十二平米的隔断房,月租六百,隔壁是一对卖早点的小夫妻,每天凌晨四点半开始和面。
第一个月我几乎天天哭。不是工作难,是孤独。晚上回到那间小屋,把门一关,只有一张床和一盏灯。我把江迟刻的那张碟放进电脑,戴耳机听。录音质量很差,能听见蝉声、椅子挪动的声音、还有我报幕时发抖的嗓音。听到二十五度那首,我总是听到一半就关掉。
实习第三个月,我写的第一篇稿子被采用了,是关于一个修鞋摊的老人。稿子登在报纸的社区版,三百字。我把那张报纸寄回家,我妈打电话来说,你爸拿着报纸去楼下给邻居看了一圈。我说就三百字。我妈说三百字也是登了。
半年后我转正,开始跑民生线。跑现场、找线索、被拒、再找。我慢慢学会一件事:好的稿子不是写出来的,是等出来的。你得在现场待够久,人才会跟你说真话。
第二年冬天,我采访过一个在工地受伤的工人。他腿断了,包工头跑了。我在医院陪了他两天,写出来的稿子引起了一些关注,后来工地赔了钱。他出院那天给我打了个电话,说小林,谢谢你。我在电话这头说不用谢,心里却觉得很沉。有些事你写出来了,有些事你写不出来。
第三年,我升了记者,带了实习生。我开始被人叫林老师,听着别扭。有一次在采访现场,一个实习生问我,林老师你为什么做记者。我说因为我不会说漂亮话,只能把事情说清楚。
那三年里,江迟给我寄过三次东西。第一次是一张小样,自己录的,四首歌,都是新的。第二次是一本乐理书,扉页写着给我看不懂谱子的记者。第三次是一张照片,拍的是他家小厂的车间,几台旧机器,地上有一把吉他。
我们偶尔发消息,不频繁。他问我西安冷不冷,我问他厂里忙不忙。有一次我半夜加班,给他发了句我有点撑不住。他过了十分钟回,说撑不住就歇一天,天塌不下来。
我没有问过他家里的事,他也没有说过。我们像两个在不同方向上走路的人,偶尔回头看一眼,确认对方还在。
二零一九年五月,我妈打电话说我爸查出肺上有阴影。我请假回郑州,陪他做检查。结果是早期,做了手术,恢复得不错。那段时间我在郑州待了一个月,忽然不想回西安了。
我跟报社提了调岗申请,想回河南做驻地记者。主编找我谈了一次,说你想清楚,回去容易,再出来就难了。我说我想清楚了。他说为什么。我说我爸在,我妈也在,我不想隔着六百公里听他们说没事。
八月,我调到郑州,做省会城市的民生记者。租了个一居室,离我妈家三站路。工作比西安忙,但心是定的。
回郑州的头半年,我几乎每个周末都回家。我爸术后恢复得不错,能下楼走两圈,就是不能提重物。我妈把家里的活都包了,天天念叨他,说你慢点你慢点。他嘴上答应,转身还是自己拎米。
有一次我陪他去医院复查,排队的时候他忽然说,知夏,你在西安那几年,是不是挺苦。我说还行。他说你别骗我,我看你瘦。我说那时候一个人,吃饭不规律。他说一个人最难受的不是吃饭,是没人说话。
我没吭声。他说你妈老说你不结婚,我说她不急。他说人这一辈子,结不结婚都行,但是身边得有个能说话的人。
从医院出来,我推着他走了一段。秋天的太阳很好,路边有人在晒被子。他说你看这日子,多好。
我在郑州租的房子很小,一个人住够了。晚上回家,我会开电视,不一定看,就是有个声音。有一天我在沙发上睡着了,醒来的时候电视还在响,屏幕上在播天气预报。我忽然觉得有点难过,说不清为什么。
那段时间我开始整理西安三年的笔记,想写一本关于普通人的小册子。写了几篇,都写不下去。我发现我离开西安之后,那些人和事都变得模糊了,像是别人的记忆。
八月底的一天,我在单位翻旧资料,看见一个熟悉的名字。是江迟,在一份乡村小学的名单上。我把那页纸看了很久,然后把它放回原处。
5
回郑州的第二年,台里做一组关于乡村小学的系列报道,让我带一个摄像去下面县里跑两周。第一站是中牟,第二站是新密,第三站是巩义下面的一个镇。
去之前我翻了资料,那个镇的小学只有八十多个学生,六个老师,其中一个是支教留下的年轻老师,教语文和音乐。资料上写着他的名字,我看了一眼,心口跳了一下。江迟。
我在办公室里坐了十分钟,把资料看了三遍,确认是同一个人。我给台里打电话,说这一站我自己去。制片人说摄像呢。我说我一个人,用手机拍。
那天下午我开了两个多小时的车。路两边是麦田,麦子刚收过,地里一片黄。到镇上的时候是四点,太阳还很高。小学在镇子边上,围墙刷着白漆,门口一棵大槐树。
我把车停在门口,隔着铁栅栏往里看。操场上有一群孩子在跑,一个男的背对着我坐在台阶上,手里拿着一把吉他,正在调弦。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衬衫,袖子挽到小臂。
我站在那儿没动。有个小女孩跑过来问我找谁。我说找江老师。她回头喊,江老师有人找。他转过头。
我们对视了两秒。他的表情先是疑惑,然后整个人站起来。他把吉他还挂在身上,走过来,隔着栅栏说,林晚。我说是我。他说你怎么来了。我说我来采访。
他打开门,我走进去。他瘦了,黑了点,眼角还是有那个小褶。他说你什么时候回郑州的。我说前年。他说你怎么不跟我说。我说我也不知道你在哪儿。
他笑了,说我在家待着,能去哪儿。
那天下午他带我看了学校。两间教室,一间办公室,一个厨房。操场上有个掉了漆的滑梯。他说他在这里教了两年,一开始只是临时代课,后来校长留他,他就留下了。教语文,教音乐,还管午饭。
我说你家厂子呢。他说厂子关了,我爸身体不行,我妈一个人撑不住,后来把机器卖了。他说卖机器那天他在车间里坐了一下午。他说那把旧吉他他一直留着,放在教室的柜子里。
我说你爸现在怎么样。他说去年走了。他说得很平静。我说对不起。他说没事,人都有那一天。
晚上他请我在镇上吃饭。一家很小的馆子,两个菜一个汤。他问我在西安待了几年。我说三年。他说那边好不好。我说挺好的,就是一个人。他说我也一个人。
吃完饭他送我到我住的小旅馆。路上天黑了,镇上的路灯隔很远才有一盏。他走在旁边,忽然说,林晚,那年我说你要是觉得不好就回来,你听见了没有。我说听见了。他说那你怎么没回来。
我说江迟,你那句话说得太轻了,轻得像我要是真回来了,就成了我不懂事。
他停下脚步,站在路灯下面看着我。他说我那时候不敢说重,我爸刚住院,厂子欠着钱,我说重了,就是拖你。
6
第二天我在小学待了一整天。
早上七点半,孩子们陆续来校。江迟站在门口,一个个跟人打招呼,问作业写了没,问早饭吃了没。有个小男孩不肯进校门,抱着他奶奶的腿。江迟蹲下来跟他说了几句话,小男孩擦擦眼泪,跟着进去了。我问他你跟他说什么。他说我说明天体育课踢球,你要是不来,我们少一个人。
上午他上语文课,讲的是《爬山虎的脚》。他讲得很有意思,讲到爬山虎怎么往上爬,他在黑板上画了一面墙,让孩子们自己想。后排有个女孩一直不举手,他走过去,蹲在她课桌旁边,低声问了两句,那女孩小声说了个答案,他说对,就是这个。
中午他管午饭,四个菜一锅汤,都是他自己做的。孩子们排队打饭,他站在旁边给每个人盛。有个孩子把菜汤洒了,他拿抹布擦,擦完顺手摸了摸那孩子的头。
下午是音乐课。他从柜子里拿出那把旧吉他,弦是新的。他教孩子们唱一首自己写的歌,歌词很简单,讲的是山、麦子和回家的路。孩子们唱得不太齐,但很响。
我坐在最后一排,用手机录。录着录着,眼睛有点酸。我想起很多年前,他坐在广播站窗外的花坛上弹琴,我隔着一层玻璃听。
下课之后,孩子们围着他问东问西。有个小女孩问,江老师,这个阿姨是谁。他说是记者。小女孩问记者是干什么的。他说是把事情写下来给大家看的人。小女孩又问,那她会写我们吗。他说会。
等孩子走完,他坐在台阶上调弦。我走过去说,江迟,你这个学校缺什么。他说缺一个能上音乐课的教室,现在音乐课在教室里上,孩子们坐不开。他说还缺乐器,全校就这一把吉他,还有一个坏了的电子琴。
我说我帮你写篇稿子。他说写了有用吗。我说有用,至少能让人知道。
那天晚上我在旅馆里写稿,写到十二点。稿子的题目叫《一个老师,八十个学生,一把吉他》。我写了学校的情况,写了他,写了孩子们。我写他在课上讲爬山虎,写他中午给孩子们盛饭,写他把旧吉他放在教室的柜子里。
第二天我把稿子发给制片人。他回电话说,林晚,这个稿子写得好,但是台里现在要的是乡村振兴的大稿,你这个太软了。他说要不你把它并到第三篇里,作为一个小节。
我说制片,这个学校真的缺一间音乐教室。他说我知道,但稿子得有人看。
我把稿子改了三遍,加了一些数据和政策,把它做成了系列报道里的一集。播出之后反响不错,有观众打电话到台里问能不能捐东西。
一周后,有个做乐器生意的老板联系我,说愿意捐十把吉他、两台电子琴,还有一批音乐教材。我把这个消息告诉江迟,他在电话那头静了几秒,说林晚,你这是给我解决了一个大问题。
捐乐器的老板后来亲自来了镇上。他开了一辆越野车,后备箱里装着两箱教材。他站在操场上,看着孩子们跑,说这个地方比他想象的好。他说他小时候也在农村上学,学校里没有音乐课,唯一会唱的是老师教的歌。
江迟带他看了排练的地方,就是后来要改的那个车间。他站在车间里说,这地方改一改就能用。那老板问要多少钱,江迟说没算过。老板说算一算,算出个数来,我们基金会再出一点。
我站在旁边,忽然觉得事情开始往前走了。有时候一件事卡了很久,忽然有人推了一把,就通了。
那老板走的时候跟我握了手,说林记者,稿子写得实在。我说谢谢。他说现在很多稿子写得太漂亮,看不出人。我说我尽量写人。
九月初的一天,我回郑州办手续,在医院碰到了以前的实习生。她说林老师你怎么回来了。我说我回来调档案。她说你现在在县里。我说是。她说那你以后不回来了。我说不一定。
她送我到门口,说林老师,你以前教我写稿,说写东西要写清楚。我现在天天写,写得很清楚,但是觉得没意思。我说为什么。她说因为没有人看。
我说那就写有人看的。她说写了没人看怎么办。我说那就写给自己看。
我走出医院,站在台阶上。郑州的秋天总是来得很快,一夜之间树叶就黄了。我想起我第一次来这家医院实习,也是这个季节。那时候我什么都不懂,跟着老记者跑现场,被保安拦在门外。老记者跟我说,别怕,我们是来问事的,不是来要东西的。
7
乐器是两周后到的,四个大箱子,从郑州拉过来。江迟叫了几个家长帮忙搬,拆开的时候孩子们围成一圈,眼睛都亮了。十把吉他,颜色不一样,有两把是红色的,几个小男孩抢着要红的。
江迟把吉他一把把调好音,教他们怎么抱琴、怎么拨弦。第一节课他没讲谱,只让他们随便弹,弹出声音就行。教室里全是乱七八糟的响声,孩子们笑得很响。
我在旁边拍视频。有个小女孩弹了一会儿,忽然哭了。江迟问她怎么了。她说她怕弹坏了。他说弹不坏,坏了也能修。
那天下午他把办公室腾出一半,做了一个角落,放乐器和教材。墙上贴了一张纸,写着音乐课的时间。他说以后每周两节,谁想弹都可以来。
我在学校多待了三天,帮他整理乐谱,给孩子们分组。有几个孩子学得快,江迟就让他们带慢的。他说这叫小老师,孩子们很受用。
第三天傍晚,他带我去了他家的老厂。厂子在镇子西头,围墙塌了一角,院子里长着草。车间里的机器都卖了,只剩下地上的油渍和几根管道。他站在车间中间,说这地方以前很响,三十几台机床一起转,说话得喊。
我说你爸什么时候开始做的。他说九几年,从三台机器做起,最好的时候有四十多个工人。他说他爸这个人有个毛病,不愿意欠人钱,别人欠他的他也不催。
他走到墙角,那儿还有一台没卖的小车床。他说这台是我爸自己改的,改完之后能车一种很细的活,别人做不了。他说卖机器那天,买家嫌它旧,不要。
我伸手摸了摸那台车床,铁是凉的。
他说林晚,我有时候想,我爸那一辈子就在这台机器上。他走了之后,我把它留着,也不知道留着干什么。
我说你留着是对的。他说为什么。我说因为你还在这儿。
他转过头看我。夕阳从破了的窗户照进来,落在他脸上。他说林晚,谢谢你。我说谢我什么。他说谢谢你没有问我为什么没去西安。
我说我其实想问。他说那你问。我说你是因为你爸。他说是。他说那年我爸查出肝癌,医生说最多两年。他说他不能走,走了我妈一个人撑着厂,撑不住。
我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他说我告诉你,你就得回来。他说你那时候刚在西安站住脚,我不能让你回来。
我说江迟,你这个人怎么什么都自己扛。他说习惯了。他说我们这种人,从小看着父母扛,就学会了。
我没说话。车间外面有蝉在叫,声音一阵一阵。我想起那年他在广播站窗外弹琴,也是这样的蝉声。
回郑州那天早上,他来送我。他把一个纸袋塞给我,说路上吃。我打开看,是几个煮鸡蛋和两个馒头。我说你这是给我带干粮。他说镇上没啥好东西。
我把纸袋放在副驾上,发动了车。他站在校门口,穿着那件白衬衫。我把车窗摇下来,说江迟,我还会来。他说好。他说你开车慢点。
8
回郑州之后,我把系列报道做完了。台里评价不错,给我加了一个深度报道的选题,可以自己定方向。我报的题目是乡村小学的美育困境,重点就是我去的那个镇。
制片人看了选题单,说林晚,你是不是对那个学校有感情。我说是。他说有感情是好事,但稿子要客观。我说我尽量。
我开始往那边跑得更多。一个月两三次,有时候当天来回,有时候住一晚。每次去,江迟都会给我留饭。他做饭不错,尤其是炖菜,土豆炖得很烂。
有一次我去的时候正赶上期中考试,他忙得没空理我,我就坐在教室后面改稿。考完试他过来,说你怎么跟个监考老师似的。我说我在工作。他说你这个工作挺好,坐着就行。
那天晚上我们在办公室聊天。他问我,你以后想干什么。我说我想做深度报道,写一些别人不写的东西。他说那你得有时间。我说我现在就有。
他说林晚,你有没有想过回来。我说回哪儿。他说回县里,或者镇上。我说我回来干什么。他说你可以写这里的事。
我说江迟,你是在留我吗。他看了我一会儿,说我不知道,我就是随口一问。
那段时间我们联系得多了。他会在晚上给我发照片,拍孩子们上课,拍操场上的月亮,拍他做的一锅炖菜。我回他几张郑州的照片,堵车的路、加班的窗、楼下的猫。
有一回他发了一段录音,是孩子们唱的那首歌。录音很吵,有孩子跑调,有椅子响。我在地铁上听着,听着听着笑了。旁边的人看了我一眼。
八月,台里要派人去县里驻站一年,做乡村振兴的长期报道。名单出来的时候有我。制片人找我谈,说驻站辛苦,你一个女的,要想清楚。我说我想清楚了。他说你为什么这么积极。我说我在那儿有选题。
我没告诉江迟。我想给他一个意外。
九月初我拉着两个箱子到了县里,租了一间带院子的平房,房租一个月八百。安顿好之后,我给他打了电话,说江迟,我在县里。他说你来采访。我说我驻站一年。他在电话那头静了几秒,说你在哪个院。我说了地址。
半个小时后他骑着电动车来了,车筐里放着一兜西红柿。他站在院门口,说林晚,你这个人怎么总是这样。我说哪样。他说总是先做完再告诉人。
我说我怕你劝我。他说我劝你干什么。他把西红柿放在窗台上,说这个是我妈种的,甜。
第二天他带我在镇上转了一圈。镇子不大,一条主街,两个路口,一家超市,一家药店。他说这个镇以前有个集市,逢五逢十,十里八村的人都来。现在集市还在,人少了。
他带我去见了几个学生的家长。有个孩子的妈妈在街上卖凉皮,见了他很客气,非要给我们拌两碗。她说江老师对俺家孩子好,孩子以前不爱说话,现在天天回家唱歌。
我说你孩子唱什么。她说不知道,就是唱,唱得还挺好听。
还有一家是开修理铺的,男人腿不好,坐在门口修电器。他见了江迟,说江老师你来了。江迟说孩子最近怎么样。他说好多了,作业能自己写完。他说完看了我一眼,问这是。江迟说是记者。他说记者来干啥。江迟说写咱们这儿的事。
那人点点头,说写吧,写写也好,让外面的人知道我们这儿不是没人管。
中午我们在集市上吃了碗面。面很便宜,八块钱,量很大。他吃得很快。我说你慢点。他说习惯了,在学校吃饭得快,一会儿孩子们就吃完跑了。
吃完他带我去看镇子边上的河。河不宽,水很浅,岸边有几棵柳树。他说夏天的时候孩子们会在这儿玩水。他说他小时候也在这儿玩,有一回掉进去,被他爸捞上来,回家挨了一顿打。
我说你爸凶吗。他说不凶,就是话少,跟我一样。
我们坐在河边的石头上,风吹过来,很凉。他说林晚,你在这儿待几天。我说两三天。他说那你多待两天,我带你去看看别的学校。我说好。
那天晚上我回旅馆,站在窗前往外看。镇上的灯不多,天一黑就安静了。我忽然觉得这个地方挺好,好在它不装。人累就是累,高兴就是高兴。
9
驻站的日子跟我想的不一样。我以为会天天跑村子,实际上大部分时间在写稿、等回复、跟各方打交道。县里的宣传部很客气,但也很谨慎,我每篇稿子都要过一遍。
我写的第一篇稿子是关于一个村的老手艺,编柳条筐。稿子被改了三遍,最后发出来只剩一个豆腐块。我给江迟看,他说挺好的,至少登了。我说你不懂,被改得没味了。他说那你写给自己看。
第二篇稿子我换了写法,写人,写细节,写一个村医一天的工作。这篇没怎么被改,发在省台的新媒体上,阅读量不错。制片人给我打电话说,林晚,你还是适合写人。
那段时间我经常去学校。有时候是采访,有时候不是,就是去坐坐。我帮着改作业、管午饭、带孩子们读课文。江迟说我这是免费劳动力。我说我这是体验生活。
十月的第一个周末,学校办了一场小小的音乐会。就在操场上,把课桌拼成台,铺一块红布。孩子们弹吉他、唱歌,还有两个女孩跳舞。来了三十多个家长,坐在小板凳上。
江迟站在台边,一会儿给孩子调弦,一会儿提醒他们别忘词。他忙得满头汗。我拿着手机拍,拍到一半放下手机,就站在那儿看。
最后一个节目是全体合唱,就是那首他写的歌。孩子们唱得不是很齐,但是很响。唱到副歌的时候,台下的家长也跟着唱。江迟站在最后一排,嘴里也在唱。
唱完之后,一个老太太走过去拉住他的手,说江老师,我家孩子回家天天弹,弹得我头疼,但是好听。他笑了,说那就让他弹。
音乐会结束,天快黑了。我们一起收拾桌椅。他忽然说,林晚,我想把这个厂房改成一个排练厅。我说哪个厂房。他说我家的老厂,车间还在,收拾一下就能用。他说孩子们需要一个能排练的地方,教室里太小。
我说你有钱吗。他说没有。他说但是墙还在,屋顶还在,我自己会修。
我说那你修吧,我帮你写申请。他说申请什么。我说申请一点乡村文化空间的扶持资金,我认识几个人。
那天晚上我们在操场上坐到很晚。月亮很亮,能看见远处的山。他说林晚,你在县里待一年,一年之后呢。我说一年之后再说。他说你每次都这样。
我说江迟,我们都不小了。他说我知道,我三十五了。我说那你想要什么。他说我想要一个稳定的日子,有个院子,有几把吉他,有一群孩子,有个人晚上能一起吃个饭。
我说你这是在向我描述生活。他说是,我就是在描述。
10
申请资金这件事比我预想的难。
县里有一个乡村文化空间的扶持项目,一年评一次,最高给十万。我把要求看了一遍,需要提交场地照片、使用计划、村民受益人数、还有一份镇里的推荐意见。我让江迟准备材料,他准备得很认真,手写了一份使用计划,字很工整。
我把材料整理成册,带着去了镇里。镇里的文化站站长看了,说这个项目好啊,但是今年名额有限,要先保证有正式编制的单位。我说我们这个学校是公办。他说学校是公办,但场地是私人的。我说那能不能算合作。他说可以研究。
研究了两个星期,回复是可以报,但推荐意见要镇里签字。签字要镇长批,镇长在县里开会。我又等了十天。
那段时间我写了另一篇稿子,写的就是江迟。写他怎么从城里回到镇上,怎么教孩子们唱歌,怎么把旧吉他放在教室的柜子里。稿子的标题叫《他把吉他留在教室里》。这次没怎么被改,发出来之后转得比较多。
有个做公益的朋友看到稿子,联系我,说他们基金会有个小的项目,专门支持乡村美育,可以给五万,不用走政府流程,只要材料齐。我当晚就把材料发过去了。
十月底,五万块到账。江迟拿着手机看那条银行短信,看了很久。他说林晚,这钱怎么花。我说先修屋顶,再买材料,剩下的留着买乐器。他说好。
十一月开始修车间。镇上的几个木工来帮忙,不要工钱,只要管饭。江迟的妈也来,每天中午做一大锅面条。我负责买菜、记账、拍照。孩子们放学了也跑来,帮着搬砖、递工具。
车间修了二十多天。屋顶补了,墙刷了,地上铺了一层水泥。江迟在墙上画了一条线,说这是舞台的边。他又用旧木板做了几个架子,放吉他和谱子。
十二月初的一天,我们在车间里装灯。他站在梯子上,我在下面扶着。灯装好,一开,整个车间亮起来。他从梯子上下来,站在中间,说林晚,你看,这地方活了。
我说是活了。他说谢谢你。我说你都说多少遍了。他说我说多少遍都不够。
那天晚上我们坐在新装的灯下面,谁都没说话。外面下起了小雪,风把门吹得响。他忽然说,林晚,我手有点抖。我说怎么了。他说最近弹琴弹久了会抖,可能是年纪大了。
我说你别胡说,你才三十五。他说三十五也不小了。他说他有时候想,万一哪天弹不了了怎么办。
我说那你就教。他说教也要弹。我说那你就让孩子们弹。
他笑了,说你说得对。
过了几天,他的手抖得更厉害了。我拉着他去县医院,医生说是腱鞘炎加上劳损,让他休息,少弹琴。他从医院出来的时候脸色不太好。我说医生说了,休息就能好。他说要休息多久。我说一个月。他说一个月孩子们的音乐课怎么办。
我说我替他。他说你会弹吗。我说我不会,但我会教他们唱歌。
11
接下来的一个月,音乐课由我来上。
我确实不会弹琴,只能带着孩子们唱歌、读谱、讲故事。我把我会的歌都教了一遍,从《让我们荡起双桨》教到《童年》。孩子们唱得很开心,但我知道他们更想弹琴。
江迟在家休息,每天下午会来学校一趟,坐在教室后面看。他不弹,只看着,有时候忍不住伸手去纠正孩子的姿势,我就在旁边瞪他。他笑笑,把手收回去。
有一天他跟我说,林晚,你教他们唱的歌太老了。我说老歌好听。他说好听是好听,但是他们想唱自己的歌。他说他想写一首新歌,给孩子们唱。
我说你手不能弹,怎么写。他说用嘴写。他坐在教室里,一句一句地哼,让一个学得快的男孩弹出来。那男孩弹得磕磕绊绊,他就一遍遍示范,用左手轻轻地按弦。
那首歌写了一个星期,叫《我们的操场》。歌词里有滑梯、有跳绳、有中午的饭、有放学的路。孩子们学得很快,因为他们天天都在唱这些东西。
十二月底,江迟的手好了一些,但还是不能长时间弹。他说他可能以后都不能像以前那样弹了。他说这话的时候很平静,像在说别人的事。
我说那你后悔吗。他说后悔什么。我说后悔回来。他说不后悔。他说我要是不回来,这些孩子就没有音乐课。
那天晚上他送我回住处,路上雪很厚。他骑电动车,我坐在后座,裹着他的旧棉袄。风很冷。他忽然说,林晚,你手冷吗。我说冷。他说那你把手放我口袋里。我把手伸进他外套的口袋,里面有一副手套,还有一张折起来的纸。
我说你口袋里是什么。他说没什么。我说你拿出来我看看。他把车停在路边,掏出那张纸。是一张歌词,写着半首,没写完。最上面一行是歌名,叫二十五度。
我说你还记得这个。他说一直记得。他说那年写完那首歌,他以为这辈子就写那一首了。后来回到镇上,他发现能写的东西还有很多。
我说那你现在想写什么。他说想写一个人,从城里来,住在县里的小院里,天天往学校跑,帮人改作业,管午饭,还教孩子唱老歌。
我说这个人听起来很闲。他说这个人听起来很好。
我把歌词还给他,说写完给我看。他说写完唱给你听。
电动车重新上路,雪落在脸上,很快就化了。我坐在后座,手还在他口袋里,暖和得很。我想,这个人真是笨,笨得让人心里发软。
回到住处,我躺在床上睡不着。手机亮了一下,是制片人发来的信息,说明年三月台里有个去北京进修的名额,学三个月,回来可以升主编。他说我帮你报了名。
我盯着那条信息看了很久,没有回。
12
一月,台里正式通知下来,进修名额定我了。制片人给我打电话,语气很兴奋,说林晚这是好事,多少人抢这个名额。我说我知道。他说你怎么不高兴。我说我高兴。
挂了电话我在院子里站了一会儿。院子里那棵石榴树落了叶,光秃秃的。我想起三年前在西安,我也是这样站在阳台上,接到调回郑州的通知,心里乱得很。
第二天我去学校,江迟在教室里给孩子们讲寒假作业。看见我进来,他说你今天脸色不好。我说有点事。他说什么事。我说台里让我三月去北京进修,三个月。
他停了一下,说好事啊。我说三个月之后可能就留北京了。他说留北京也好,平台大。我说江迟,你就不能说点别的。他说我说什么。我说你就不能说你别去。
他把手里的粉笔放下,说林晚,我不能说。他说你上一次问我这句,我说了,结果我们隔了六年。他说这一次我不说,你自己决定。
我站在教室门口,气得说不出话。他接着说,你这个人,只要别人说一句留,你反倒要走。他说我算是看明白了。
我说你看明白什么了。他说你看明白你自己要什么,你比我清楚。
那天我没吃饭就走了。回去的路上,我把车停在路边,趴在方向盘上待了半个小时。我知道他说得对。我这个人确实是这样,别人一推,我就往后退。
晚上他给我发了一条信息,说对不起,今天话说重了。我没回。过了十分钟他又发一条,说你来一趟,我给你看个东西。
我到车间的时候,他正在灯下写东西。桌上摊着一张纸,是那首二十五度的歌词,写完了。他递给我,说你看。
我拿起来看。歌词写的是一个人从城里来,住在有院子的房子里,每天走过一条土路去学校,路上有麦田,有狗,有骑自行车的学生。最后一段写的是蝉声,写的是夏天,写的是二十五度。
我看完了,把纸放在桌上。他说怎么样。我说写得挺好。他说那你要不要去北京。
我说江迟,你这人真是。他说我怎么了。我说你用一首歌来问我。
他笑了,说他不会说话,只会写歌。他说这歌写得不好,但是他尽力了。
我说我不去北京。他说你想清楚。我说我想清楚了。他说那你以后会不会后悔。我说会,但后悔也得自己扛。
他站起来,走到我面前,说林晚,这次我不说你别走。他说这次我说,我等你。
我说你等什么。他说等你把这一年驻站做完。他说做完了,你要是愿意,咱们就在这儿过日子。你要是不愿意,我送你回郑州。
那天晚上我从车间出来,一个人走回住处。路上没有路灯,我用手机照着走。走到一半我停下来,站在麦田边上站了很久。冬天的麦田是空的,只有一层薄霜。
我忽然想起一件事。很多年前我们在广播站的楼梯上坐着,他说你这个人真会撑。我那时候不懂,现在懂了。我撑了太多年,撑到别人一靠近,我先想的是怎么退。
第二天早上他来找我,手里拿着两个包子。他说你想好了没有。我说想好了。他说那你不用说,我知道。我说你知道什么。他说你要是想走,今天就不会来学校。
我说江迟,你这个人有时候聪明得让人烦。他说我不聪明,我就是看着你。
那天之后我们没再提这件事。我照常去学校,照常写稿。他照常上课,照常弹琴。只是有些小地方变了。他开始给我留饭,留得比他自己吃的多。他开始在我走的时候送到院门口,站到看不见为止。
我也变了。我开始记他的事,记他哪天有课,记他的药放在哪儿,记他手疼的时候不能碰凉水。
那段时间我写了一篇稿子,写的是冬天镇上的早晨。写卖豆腐的、写等校车的孩子、写扫街的老人。稿子发出来,有人说写得好,有人说太琐碎。我不在乎。我写这些,是因为我天天看见。
一月的时候,台里发来通知,说今年的好稿评选,我那篇《他把吉他留在教室里》进了终评。制片人打电话说,林晚,你这篇有戏。
我说好。他说你怎么这么平淡。我说我这一年学会了一件事,就是别把结果想得太早。
13
春节我回郑州过年。我妈炖了一锅排骨,我爸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气色还不错。吃完饭我妈把我拉到厨房,说你在县里待到什么时候。我说六月。她说六月之后呢。我说不知道。
她说林晚,妈不是催你,妈是怕你。她说你一个人在外面,一年一年的,连个对象都没有。我说我有。她说你有。我说有。她把手里的碗放下,说什么时候的事。我说去年。她说干什么的。我说教书的。
我妈沉默了一会儿,说在县里。我说是。她说你打算在县里过日子。我说还没定。她说你别糊涂,你在郑州有工作有房子,你去县里图什么。
我说妈,我在那儿觉得踏实。她说踏实不能当饭吃。我说能,我吃得挺好。
那天晚上我爸叫我到阳台上,递给我一个橘子。他说你妈就那个脾气,你别跟她顶。我说我没顶。他说你在县里那个男的,人怎么样。我说挺好。他说挺好是多好。我说他会做饭。我爸笑了,说会做饭的男人不多了。
他说你妈担心的是你以后的退路。他说你要真想在那儿,就给自己留条路。他说你别把所有的东西都押上。
我说爸,我知道。
过完年我回县里。正月十五,排练厅正式开张。我们把车间的门刷成了蓝色,门上贴了一张纸,写着排练厅,下面一行小字,欢迎来弹。江迟他妈煮了一大锅汤圆,孩子们一人一碗。
那天来了不少人,镇上的干部也来了两个。文化站站长站在车间里看了一圈,说这个改造得不错,比我们想的规范。他说今年项目评审,你们可以再报一次。
江迟站在旁边,笑得很客气。他不太会应付这些人,都是我在说。等人走了,他说林晚,你要是不在,我可怎么办。我说你不是挺能说的吗。他说我跟机器能说,跟人不行。
三月,台里的进修名额我让给了同事。制片人在电话里骂了我一顿,说林晚你脑子是不是进水了。我说制片,我在县里能写出好东西。他说你在县里能写出什么好东西。我说你等着看。
四月,台里给我开了一个专栏,叫县里的日子,每周一篇。我写学校、写村医、写集市、写春天的麦田。稿子不长,一千多字,但每一篇我都写得很认真。
专栏的反响出乎意料。很多人在下面留言,说看这些稿子像回了一趟老家。有个读者从北京寄来一箱书,说给孩子们。
我把书搬到学校,孩子们围上来抢。江迟说你别惯他们。我说这叫开阔眼界。他说你这个人,做什么都理直气壮。
五月,堂妹给我打电话,说姐,你那个专栏我天天看。她说我们同事都在讨论,说你写得真好。我说谢谢。她说姐,你不后悔吗,你要是去了北京,现在可能更厉害。
我说我不知道。我说我现在每天早上起来,知道今天要干什么,晚上躺下,知道今天干了什么。这就够了。
14
五月的一个傍晚,江迟的手基本好了。他在排练厅里弹了一首完整的曲子,弹完之后把手举起来看了看,说还行。
孩子们围着他鼓掌。他说别鼓了,手还生。一个男孩说老师你弹得比以前好。他说你拍马屁。
那天晚上他写了新歌,叫《县里的日子》。他说这歌是给我写的,写的我每天走的那条土路。我说你写我就写,我稿费可不给你。他说我不要稿费。
六月,驻站期满了。台里问我续不续,我说续。制片人叹了口气,说行,你续,我给你再争取一年。
那年夏天,我们办了一场乡村音乐节。就在学校的操场上,搭了一个简易的台,请了附近几个村的孩子来演出。许苗也来了,她现在在郑州一家音乐机构上班,听说我们办活动,专门开车过来。
她见到江迟,第一句是你老了。他说明星也老。她笑了,说你还弹吗。他说弹,弹得少了。
许苗在台上唱了两首歌,还是当年那些。唱到麻辣烫的时候,台下的孩子一脸茫然,不知道什么是麻辣烫。她唱完说,这首歌是给你们江老师那一代人写的。
晚上收工,我们三个人坐在操场上喝啤酒。许苗说,林晚,你当年在广播站报幕,声音抖得不行,现在倒挺稳。我说练出来的。
她说你们俩到底怎么回事。我说什么怎么回事。她说你别装。我说我们在一起了。她说恭喜。她说我当年还以为江迟喜欢我呢。江迟说你想多了。她说我知道,我就是说说。
她喝了一口酒,说你们这样挺好的。她说我在郑州天天加班,有时候想不起来自己为什么要干这个。她说你们这儿虽然穷,但是活得清楚。
那天晚上月亮很圆,操场上的灯坏了两盏。孩子们都回家了,只剩下我们三个。江迟弹了一段曲子,弹得很慢。许苗听着,忽然说,二十五度。他说是。
她说这首歌你写了六年了。他说写了很多遍。她说你这个人真执着。他说我不会写别的。
音乐节第二天,许苗要走。她早上在镇上吃了碗胡辣汤,说这玩意儿比郑州的正宗。我说你下次再来。她说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
她站在车边上,看着操场上的孩子,说林晚,我有时候羡慕你。我说羡慕我什么。她说你做的事能看见结果。她说我在机构里教课,孩子学完就忘了,家长只关心考级。
我说你也可以写东西。她笑了,说我没那个脑子。她说我就适合弹琴。
她走了之后,江迟说你这个朋友挺好。我说是,她这人直。他说直的人不多。
那段时间我在整理音乐节的素材,想做一个短片。我把孩子们排练、演出、散场的样子都拍了下来。剪的时候我发现有一处特别好,就是演出结束后,一个男孩自己跑到台上,抱着吉他弹了一首没弹完的曲子,弹到一半他忘了,站在那儿笑。台下已经没人了,就他自己。
我把这一段留着,放在片子最后。
十月底,片子在台里播了。播完之后有个观众给我打电话,说他也想给孩子捐乐器。我说谢谢,我帮你联系。
挂了电话我坐在院子里。院子里那棵石榴树结了果,红得很。江迟放学回来,看见我在笑,问怎么了。我说没什么,就是觉得事情在往好处走。他说本来就该往好处走。
他说这话的时候把书包放在台阶上,坐下来跟我一起看那棵树。
15
七月,我把专栏的稿子结集,投给了一家出版社。编辑看了说,这个题材小众,但是文字好,可以试试。八月签了合同,十月出书,书名就叫县里的日子。
书出来之后卖得一般,但在本地卖得好。县里的书店进了两百本,一个月卖完了。镇上的干部见到我都客气了许多,说林记者的书写得实在。
江迟买了一本,放在排练厅的桌上。他在扉页上写了一行字:给林晚,写得好。我说你这话太短了。他说我不会写长的。
九月,省里评新闻奖,我那组乡村美育的报道得了一个二等奖。颁奖典礼在郑州,我穿了件新买的衬衫去。台上念名字的时候,我站起来,脑子里想的却是县里那条土路。
回来之后,有个新媒体平台联系我,说想挖我过去做内容总监,年薪给得很高。我在电话里听完,说谢谢,我考虑一下。挂了电话我坐在院子里,看着那棵石榴树。今年的石榴结得不多,但很红。
江迟晚上来,带了一兜菜。他看我有心事,问怎么了。我说有人挖我。他说给多少钱。我说了很多。他说那你去吧。我说你怎么又这样。他说我这次是真心的。他说你在这儿待着,我看得出来你有时候憋。
我说我不憋。他说你憋,你写稿子的时候会皱眉,皱得很深。
我笑了,说你观察得挺细。他说我天天看着你。
那天晚上我们吃完饭,坐在院子里。他说林晚,我想好了。他说这个排练厅现在能用了,孩子们也学起来了,他可以抽身了。他说他可以跟我去郑州,找个学校当音乐老师。
我愣住了。他说你别这么看我。他说我在这儿待了六年,也该挪一挪了。他说我妈现在身体还行,我哥在县里,能照应。
我说你想清楚了。他说想清楚了。他说在哪儿弹琴都一样,在哪儿教孩子都一样。
我说那你的车间怎么办。他说留着,暑假回来用。他说地方不会跑。
我说江迟,你这个人。他说我这个人怎么了。我说你这个人总是把话说得很轻,做得很多。
他笑了,说这次我把话说重一点。他说林晚,我跟你走。
16
十月底,我们一起回了郑州。我租的房子是一居室,六十八平,江迟搬进来的时候只带了两个箱子,一把吉他,还有一摞谱子。他把谱子摊在茶几上,说这些得找个地方放。我说买个柜子。他说不用,我放床底下。
第一天晚上他就把厨房摸熟了。第二天早上我起来,桌上摆着粥、煎鸡蛋、一小碟咸菜。我说你几点起的。他说六点。我说你怎么不睡。他说习惯了,在县里天天这个点起。
刚开始不习惯。我一个人住了很多年,忽然多了一个人,处处要挪。他的牙刷放在我的杯子旁边,他的外套挂在门后,他晚上弹琴的时候我得把电视调小。
有一回我们吵架,因为他把湿毛巾搭在椅背上。我说你能不能挂起来。他说忘了。我说你天天忘。他说我改。第二天他还是搭在椅背上。我把毛巾扔进洗衣机,他站在门口看着,没说话。
晚上他做了饭,做了我爱吃的土豆炖牛肉。吃饭的时候他说,林林,我这个人毛病多,你多担待。我说你别叫林林。他说那叫什么。我说林晚。他说叫林晚太生。我说那就别叫。
他笑了。
找工作比想象中难。他三十五岁,本科学物理,没有教师资格证,只有两年的代课经验。郑州的公立学校进不去,私立学校要证,培训机构嫌他年纪大。他跑了半个月,面试了七家,都黄了。
有一天他回来,坐在沙发上没说话。我问他怎么样。他说人家说我这个年纪,不如刚毕业的好用。他说这话的时候没什么情绪,只是陈述。
我说那你先别找,我养你。他说不行。他说男人不能让人养。我说这是什么老观念。他说不是观念,是我自己受不了。
后来他在一个社区文化中心找到了活,做兼职的音乐老师,一周三节课,一个月两千八。他挺高兴,说够买菜了。
他还在周末去公园弹琴。一开始是自己弹,后来有人围观,有小孩跟着唱。再后来公园管理处找他,说能不能固定时间来,给点补贴。他说行。
我去看过一次。他坐在公园的长椅上,旁边围了十几个小孩,还有几个老人。他弹一首老歌,孩子们跟着唱。阳光从树叶缝里漏下来,落在他身上。
我站在远处看了一会儿,忽然觉得这个人无论在哪儿,都能把日子过成自己的样子。
十一月,那个新媒体平台又来找我,这次条件更优厚,说可以远程办公,不用坐班。我考虑了三天,答应了。我跟台里提了离职,制片人这次没骂我,只说了一句,林晚,你终于想通了。
我说制片,我不是想通了,我是想试试别的活法。他说行,你试试,不行再回来。
我把这话告诉江迟,他说你早就该这样。我说你怎么不早说。他说我说了你听吗。我说不听。
搬到一起住的头一个月,我们像两个刚认识的人,客气得不自然。他做饭之前会问我吃什么,我加班晚了会说对不起。有一天我说你别这样,跟在自己家一样。他说这本来就是你家。我说现在是咱们家。
他愣了一下,说哦。然后他把碗放进水池,说那我不洗了。我说你洗。他说你刚说跟自己家一样。
我笑了半天。
十一月的郑州开始冷。他每天早上比我起得早,把暖气开上,把我的鞋摆在门口。我有时候起晚了,他就在门口等着,说快点,路上堵。
有一回我加班到十点,回家看见他坐在沙发上等我,桌上摆着饭,用碗扣着保温。他说你怎么这么晚。我说赶稿。他说以后晚了给我发信息。我说你睡你的。他说我不放心。
那天晚上我吃着饭,忽然想起西安那三年。那时候我加班回家,屋里黑着,什么都没有。我不是不能一个人过,我是不想再一个人过了。
周末我们偶尔去公园。他弹琴,我坐在旁边看书。有一次一个老太太走过来问我,这是你对象吗。我说是。她说弹得真好,就是不知道弹的啥。我说我也不知道。
老太太笑了,说你们年轻人有意思。
那段时间我还在适应新工作。平台的节奏很快,一周要出五个选题,每个都要有数据。我写得越来越熟练,也越来越空。有一天我写完一篇,自己读了一遍,觉得像别人写的。我把文档关掉,坐在那儿发了很久的呆。
晚上江迟回来,看我不说话,问我怎么了。我说我可能不适合干这个。他说那就别干。我说说得轻巧。他说我说得轻巧,你做起来难,我知道。他说但是你得试。
我说你怎么总是什么都懂。他说我不懂,我就是不想看你难受。
17
新工作比我想的忙。远程办公听起来自由,其实是二十四小时在线。我每天开三个会,写两篇稿,改一堆别人的稿。江迟说我像个陀螺。我说陀螺也得转。
他倒是适应得好。社区文化中心的课上得不错,有几个孩子的家长专门来找他,说孩子自从学琴,作业写得快了。他跟我说这事的时候挺得意。我说你这是抢了学校的生意。他说我这是补了学校的空缺。
十二月,郑州下了第一场雪。那天晚上他忽然说,林晚,我们回县里过个年吧。我说好。
我们开车回去,路上走了三个小时。到镇上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学校门口的槐树落了一地叶子。他把车停在校门口,下去看了看,说门锁换了。我说校长换的。他说哦。
第二天我们去车间。门一推开,里面很干净,有人打扫过。墙上那条舞台的线还在,架子上还放着几把吉他。他走进去,站在中间,说这地方还是这样。
他拿起一把吉他,弹了两下。声音还行。他说弦有点松。我说你调调。他就蹲在那儿调弦,一根一根调。
那天下午来了几个孩子,听说江老师回来了,跑来看。他们围着他,问东问西。有个女孩说老师你什么时候回来上课。他说我暑假回来。她说那还有半年。他说半年很快。
晚上我们在他妈家吃饭。他妈做了一桌子菜,一直给我夹。她说林晚,你在郑州忙不忙。我说忙。她说忙也得吃饭。她说江迟这孩子从小就犟,你多担待。我说他挺好的。她说好什么,就会弹琴。
江迟在旁边笑,说妈你别说了。她说我说两句怎么了。
吃完饭我们在院子里坐着。他妈种的白菜盖着一层稻草。天很冷,星星很亮。他说林晚,我有时候想,要是当年我没回家,会怎么样。我说怎么样。他说可能现在在哪个乐团,也可能早就不弹了。他说我不知道,但我觉得现在这样挺好。
我说我也觉得。
回郑州之后,我把他那首二十五度的录音整理出来,配上照片,做成了一篇稿子。稿子发出去之后,有个音乐平台联系我,说想把这首歌买下来,做成一个短纪录片。我跟江迟说,他说随便,你看着办。
纪录片拍了两个月,拍的是他在公园弹琴、在社区上课、在县里的排练厅教孩子。片子叫《二十五度》,在网上播了,反响不错。
有一天他回家,说单位门口有人认出他,说你是不是那个弹琴的老师。他说是。那人说我看过你的片子。他说哦。那人说弹得挺好。他说谢谢。
他跟我说这事的时候,笑得有点不好意思。我说你现在是名人了。他说别寒碜我。
纪录片播出之后,社区文化中心给他加了课。原来一周三节,变成一周五节。他忙起来,但精神很好。他说有人愿意学,他就愿意教。
有一天他回家,说中心让他带一个成人班,教退休的老人弹琴。我说你能教老人吗。他说能,老人学得慢,但是认真。他说有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太,学了一个月才会弹一首小曲子,弹完自己哭了。
我说为什么哭。他说她说她年轻时候想学琴,家里没钱。他说这话的时候,声音有点低。
我说那你好好教。他说我好好教。
那年冬天,我去社区中心看过一次。教室里坐着七八个老人,每个人面前一把琴。他站在中间,慢慢地讲,讲怎么按弦,怎么换把位。老人们学得很吃力,但是没人走。
下课之后,一个老太太拉着我的手说,这老师有耐心。她说她孙子在别的机构学琴,老师天天骂人。她说江老师从来不骂。
我说他不骂人,他就是话少。
老太太笑了,说话少好,话少的人心里有数。
回家的路上,我跟他说起这事。他说我哪有那么好。我说你好不好我不知道,反正人家说你耐心。他说我这人就是慢。
我说慢有慢的好处。他说什么好处。我说慢的人不着急,不着急的人能把事做完。
他想了想,说你说得对。
那段时间我常想,我们两个人其实是一类人。都不太会说话,都不太会争,都习惯把事做完再说。这样的人在一起,日子过得慢,但是稳。
18
第二年春天,我辞了那份远程的工作。不是因为累,是因为我发现我写的东西越来越像流水线。每篇都有标题、有钩子、有情绪,但没有一个活人。
辞职那天我给制片人打电话,说我想回去。他说你想清楚了。我说想清楚了。他说那你就回来,工资还是老样子,别嫌少。我说不嫌。
我回到台里,还是跑民生线。第一天出去采访,是一个小区的水管爆了。我在现场站了两个小时,跟居民聊,跟物业吵,回来写了一篇八百字的稿子。写完我自己看了一遍,觉得踏实。
江迟那段时间在准备考证。他说他要把教师资格证考下来,正正经经地当老师。他每天晚上看书到十一点,桌上摊着教育心理学。我说你这么大年纪还考试。他说活到老考到老。
四月他考了笔试,过了。六月面试,也过了。拿到证的那天他给我打电话,声音很平静,说过了。我说恭喜。他说晚上吃顿好的。我说好。
九月,他考进了郑州郊区一所小学,正式的音乐老师,有编制。他高兴了好几天,天天跟我说学校的事。他说他们学校有一个小小的音乐教室,有一架电子琴,还有十几个孩子报了合唱团。
我说你终于熬出来了。他说是啊,熬出来了。
那年冬天,他带合唱团参加区里的比赛,得了个三等奖。他回来把奖状放在茶几上,说这个奖状有点丑。我说丑也是奖。他说你说得对。
我那时候在做一个关于城市老小区的系列报道,跑了十几个社区,写了几十个人物。稿子发出来之后,有个读者给我写信,说看你的稿子,觉得这个城市还有温度。
我把这句话抄在笔记本上。我这些年听过很多评价,这一句最让我觉得值。
年底,我们回县里过年。车间里的排练厅还在,孩子们还在。江迟在那儿待了三天,每天下午都去弹琴。有个男孩已经能弹完整的曲子了,弹给他听。他听完说不错,就是节奏有点赶。男孩说老师我再练。
走的那天,他妈送我们到门口,塞给我一袋自己做的咸菜。她说林晚,你们两个好好过。我说好。她说江迟要是欺负你,你告诉我。我说他不欺负我,他连话都不会说。
他妈笑了,说这孩子从小就这样,心里有,嘴上没有。
19
第三年夏天,我们结婚了。
婚礼办在县里,就在排练厅。没有请婚庆,没有司仪,桌子是从学校借的,菜是江迟他妈和几个婶子做的。来的人不多,我爸妈,他妈和他哥一家,许苗,还有学校的老师和孩子。
我穿了一件白裙子,是从郑州租的。江迟穿了一件新衬衫,蓝色的,袖子有点长。他站在车间门口等我,看见我走过来,说了句你今天好看。我说你也就这一句。
孩子们给我们唱了那首《我们的操场》。唱到一半,有个小男孩忘了词,站在那儿挠头,台下都笑了。江迟走过去,在他耳边说了两句,小男孩接着唱。
许苗当的证婚人,她站在台上说了五分钟,讲我们在广播站的事。她说那年林晚报幕声音抖,江迟在台下紧张得手心出汗。她说她当时就知道这两个人有事。
吃完饭,天还没黑。我和江迟坐在车间外面的台阶上。院子里搭了一个简易的棚,挂着彩灯。孩子们在跑来跑去。他忽然说,林晚,我给你弹首歌。我说你弹。他进屋拿吉他,坐在我旁边,弹了二十五度。
蝉在树上叫。风从麦田那边吹过来,带着一点土味。他弹完,说这首歌写了八年,今天算是弹完了。
我说再弹一遍。他说行。他就又弹了一遍。
那天晚上我们没回郑州,住在学校旁边的旅馆。房间很小,窗户对着操场。半夜我醒了一次,听见外面有虫叫。我转过身,看见他睡得很沉,手放在被子外面。
我想起很多年前,我坐在广播站的楼梯上,跟他说我连个面试都过不了。他说你就当跟人聊天。我那时候不知道,这句话会跟着我这么多年。
九月,广播站原址真的拆了。我在新闻里看到消息,说新融媒体中心启用。我给许苗打电话,她说她去看过,那个小玻璃房没了,花坛也没了,种了一排新的树。
我说哦。她说你别难过。我说我没难过,就是觉得有点空。
挂了电话我翻出那张碟,放进电脑。录音还是那么差,能听见蝉声,听见椅子响,听见我报幕时发抖的声音。我听到二十五度那首,这次没有关掉,一直听到最后。
最后一段是他弹完之后的一段空白,大概十几秒,然后有一声很轻的笑。那是他笑的声音,我从来没注意过。
我把这段录音拷到手机上,设成了收藏。
婚礼之后我们回郑州上班。日子没什么变化,只是户口本上多了一个人。他把户口本放在抽屉最里面,说这东西不能丢。我说丢了也能补。他说补起来麻烦。
那年秋天,他学校里来了一个实习老师,二十出头,学音乐的。校长让江迟带她。他回家跟我说这事,我说你带吧,正好有人帮你。他说人家是科班出身,比我懂。我说那更好,你跟她学。
他真跟人家学了。学怎么教视唱练耳,学怎么带孩子做节奏游戏。他每天回来都记笔记,记在一个旧本子上。我说你这么认真干什么。他说我这半路出家,底子薄,得补。
十二月,学校办元旦汇演。他带的合唱团上去唱了两首。第一首是《我们的操场》,第二首是一首老歌。孩子们穿着白衬衫,站得整整齐齐。唱完之后台下鼓掌,他站在侧幕后面,手都不知道往哪儿放。
演出结束,他下来跟我说,我手心全是汗。我说你上台都没这么紧张。他说孩子们上台我比自己上台紧张。
回家的路上他忽然说,林晚,我有时候觉得我这个人运气挺好。我说怎么好。他说我遇见了你。我说你这话说得太土了。他说土就土,是真话。
我没接。过了一会儿我说,我运气也不差。
他笑了,笑得像个小孩。
20
现在我们的日子过得很普通。
我在台里跑民生线,一周出三篇稿,有时候加班到八九点。他在郊区小学教音乐,早上六点半出门,晚上五点半回来。他做饭,我洗碗。周末有时候回县里,有时候就在郑州待着,去公园走走。
他还在公园弹琴,不过现在不是每周都去,一个月一两次。去的时候会带上合唱团的几个孩子,让他们在人多的地方练练胆子。有一次我路过,看见他坐在长椅上,旁边围了一圈人,他弹得很投入,没看见我。我站在人群外面听了一会儿,然后走了。
我们偶尔吵架,都是小事。他把袜子乱放,我把杯子忘在客厅。吵完了谁也不记仇,第二天照常吃饭。
去年冬天,他妈摔了一跤,住了半个月院。我们赶回去,在医院陪了几天。他妈躺在病床上,拉着我的手说,林晚,我这辈子没什么本事,就养了两个儿子。她说江迟这个孩子,心实,你别嫌他闷。我说我不嫌。她说那就好。
出院之后他妈的腿脚不太利索,我们商量着把她接到郑州住一段。她来了两个月,天天在小区里跟人聊天,认识了半个楼的人。走的时候她舍不得,说这儿热闹。
今年夏天,我又去了一趟镇上的学校。操场还是那样,滑梯重新刷了漆。排练厅的门开着,里面有几个孩子在弹琴,是江迟暑假回来教的。他站在旁边看着,没说话。
我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阳光从窗户进来,落在地上,一条一条的。孩子们弹得很认真,有一个弹错了,自己停下来重弹。
我忽然想起那个六月,广播站要拆了,我被叫回去录最后一期节目。那天的气温是二十五度,窗外的蝉叫得厉害。我坐在那个小玻璃房里,对着话筒说,晚安,这里是校园广播站。说完之后我把窗户推开,外面没有人。
那时候我以为,有些东西散了就是散了。现在我知道,散了的东西,只要有人记得,就还能响起来。
傍晚我们开车回郑州。路过镇口的时候,他把车停下,去小卖部买了两瓶水。他上车之后说,林晚,你知道吗,我今天教那个小男孩弹二十五度。他说他弹得比我当年好。
我说那你呢。他说我弹不过他了。他笑了一下,有点感慨。
车开上高速的时候,天开始暗下来。两边是麦田,麦子已经收完了,地里一片黄。他把车窗摇下来一点,风灌进来。他说你冷不冷。我说不冷。
他说林晚。我说嗯。他说没什么,就是叫叫你。
我说你这个人真怪。他说我知道。
我靠在椅背上,看着前面的路。路灯一盏一盏亮起来,像是有人在前方给我们留了灯。我忽然想,如果那年我没有推开那扇窗,现在会是什么样。我想不出来。有些事情,你做了才知道后面是什么。
车里放着歌,是他新录的一首,还没有名字。旋律很简单,像有人在旁边说话。我闭上眼睛听,听着听着,好像又听见了蝉声,二十五度的风从窗户外面吹进来。
那年年底,广播站的老楼拆了。学校说那栋楼是危楼,要重建。拆之前我回去了一趟,站在楼下,看着那扇玻璃窗。
窗还在,玻璃上贴着几张旧海报,边角翘起来了。我在楼下站了很久,没有上去。
我想,有些地方拆了就拆了,它在这儿的东西,我带着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