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六月的纸
一层桐油的气味充斥着鼻腔,顾青禾睁开眼,第一个念头是:这味道不对,东莞的车间里没有这种味道,只有胶水和机油。
第二个念头来得慢一些。她看见头顶的房梁,梁上有一道裂缝,这个场景记忆中有些印象,但具体是啥时候记不清了。
“青禾?”母亲的声音在很近的地方响起,“你坐着干什么,快起来给你爸上炷香。”
顾青禾慢慢转过头。
堂屋还是记忆中那个堂屋。八仙桌上铺着白布,父亲的黑白照片立在正中。照片中的父亲穿着中山装,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眼睛周围那些皱纹还清晰可见。照片前面是一盏长明灯,一碟菜油引出一根白色的粗棉线,上面的火苗只有指甲盖那么大。
桌子右边,坐着一个穿白衬衫的男人。
顾长顺,她的大伯。
他手腕上那块上海表,表带勒得很紧。他面前摊着一张纸,纸上印着一些黑色的字。
顾青禾认得那张纸。上辈子也是这个夏天,也是这张桌子,她十七岁,站在同一个地方,什么也没说,看着母亲在那张纸上按下手印。后来那八千块钱,她们家只拿到八百。
这是她的父亲顾长庚出事后的第六天,这一天她可忘不掉。
“按吧。”顾长顺把印泥盒往前推了推,“按了,明天我去县里给你跑一趟。抚恤金、集资款,我一样一样跑,一直到全部跑下来。”
母亲沈玉兰的手悬在印泥盒上头,她的手指甲缝里有洗不掉的蓝色,是厂里染布留下的,旧的还没掉新的就盖上去了。
“妈。”顾青禾站起来,膝盖撞在桌腿上,白布被带得滑了一寸。
她走过去,从母亲手底下把那张纸抽了出来。
屋里静了一下。灶间里,六婶洗碗的搪瓷盆磕在锅沿上,“当”的一声。
“你这是干什么?”顾长顺的声音还压着,“大人说话,有你插嘴的地方?”
“我算了一下。”顾青禾把纸展开,念给他听,“抚恤金四千八,集资款三千二。一共八千。”
“你...”
“上个月你送来了八百块,用报纸包着,说是先垫的。”她抬起头,“大伯,剩下那七千二,在谁手里?”
顾长顺的脸刷的一下红了,他站起身来。
“你懂个屁。”他把手在裤子上抹了一下,“县里那些部门,哪一个不需要打点?你爸那笔集资款是集体凑的,走账要走供销社的章。章在谁手上,你知道么?”
“我知道。”顾青禾说,“章在马德胜手上,你是他手底下的副主任。”
顾长顺的指着的手一下子停在了半空。
母亲在后面拉住她的衣角,声音发抖:“青禾,别跟你大伯吵。钱的事,慢慢说。”
“妈,我不吵。”顾青禾把纸叠好,塞进口袋,“我算账呢。”
灶间门口,六婶端着一盆水走了出来,脚步放得很轻,眼睛却一直往这边瞟。
顾长顺在镇上当了八年供销社副主任,最怕的就是这个,旁边有人看着。他的声音低了下来:“钱我先替你妈保管。她一个妇道人家,手里攥着八千块钱,守得住吗?”
“守不守得住,明天我去厂里找会计对一下。”顾青禾说,“厂里有账本。我爸的工号、我爸的集资单,都在呢。”
“厂里那本账,你看得懂吗?”大伯笑了一声,笑得很干,“青禾,你才十七。”
“看不懂的,我爸已经写下来了。”
这句话出口,顾长顺的眼睛动了一下。
他盯着她看了三秒,忽然不笑了。他拿起桌上的草帽往门口走,走到门槛那里回过头。
“你爸那个人,就是太较真了。”他说,“较真的人,都短命。”
门帘落下来,晃了两下。
母亲一下坐到板凳上,捂住了脸。顾青禾蹲下身去,把她的手拉开。她的手心全是汗,指甲缝里那一圈蓝,像纹上去的。
“妈,别怕。”
“你惹他干什么……”母亲的声音是从喉咙里挤出来的,“他要是撒手不管,那钱一分都要不回来。”
“他会管的。”顾青禾说。
天黑了,母亲在灶间烧水。顾青禾搬了两个凳子叠起来站了上去,伸手去摸房梁,
梁上有一层厚厚的灰。她摸到了一个蓝布包,布包是旧的,边角都磨白了,用麻绳在上面捆了两道。
她慢慢爬了下来,把布包放在父亲的遗像前解开。
打开后一本账簿映入眼帘,深蓝色的封面,纸有些泛黄,线装的,边角都卷了起来。父亲的字很整齐,横平竖直,像印上去的。
第一页是1984年,父亲进厂那年。“三月,领白棉布二十匹,交三车间。”
她一页一页往后翻,1985年,1986年,1989年,1990年。
1990年3月:三车间领的棉布十二匹,未结。
1990年4月:仓库短棉纱三吨,经马主任手,白条一张。
最后一页,是父亲出事前三天写的。
“六月十九,顾长顺提童装十七箱,款未到。问过两回,都说明天。”
顾青禾把这一页看了很久。
母亲端着灯进来,站在门口,一下子不动了。
“你翻他那个东西干什么。”
“妈,你看这一行。”
母亲没有走过来。她把灯放在门框的钉子上,手在围裙上擦了擦。
“烧了吧。”她说。
“为什么。”
“你爸就是太较真。”母亲说,“厂里那么多人,谁不拿一点?就他一本一本地记下来。记了又能怎么样呢?记到最后,人没了。”
她说完,眼泪一下子流了下来。
顾青禾没有去劝,她把账簿合上,用蓝布重新包好。
“妈,这本子不能烧。”
“青禾...”
“你要是烧了,我爸这十年就白记了。”
母亲靠在门框上,肩膀一抖一抖。灶上的水开了,壶盖被顶了起来,噗噗地响着。
那天夜里,顾青禾把布包塞进枕套。
她躺在床上,隐约听见隔壁有说话声。大伯家的院墙只隔着一道篱笆。小满在哭,声音压得很低,像被谁捂住了嘴。
她翻了个身,面朝着墙。墙上挂着父亲的厂徽,铝的,一个“明”字。日历被翻到六月二十八,星期四。
她还记得上辈子这一天。这一天她什么也没做。大伯拿走了纸,第二天送来八百块钱,外加一包水果糖。
她也记得另一件事。1998年,东莞。她躺在厂附近医院的床上,肺里全是胶水味。母亲早在两年前就走了,走之前还攥着她的手,反复说一句话:“那本蓝皮的本子,不应该烧。”
那时候她不知道母亲在说什么。
现在她知道了。
顾青禾闭上眼睛,把手按在枕头上,隔着布,能摸到账簿硬硬的角。
明天,她要去厂里,把这本账,从第一页念到最后一页。
2 头七
天没亮,母亲端着木盆去河边洗孝布。
顾青禾起来后,先给父亲上了一炷香。香插进灰里时歪了一下,她伸手扶正。
堂屋里还留着昨天的味道:桐油、纸灰,还有一点潮气。她把蓝布包从枕套里取出来,塞进怀里,外面罩一件洗得发白的衬衫。
六婶昨晚留的粥在锅里,她喝了一碗,就出门了。
青石板被露水打的湿漉漉的,走在上面布鞋的底子还有点滑。供销社门口那台大磅秤没人用,秤砣挂在钩上。转过巷口就是厂里的围墙,白灰掉了一大片,露出底下的红砖。
传达室的老吴在打着瞌睡,收音机还开着,里面讲的是亚运会的情况。
“吴大爷...”顾青禾敲了一下桌子。
“你找谁?”老吴头抬了起来。
“会计室的家属。”
“周会计还没到。”老吴抬眼看了她一眼,“你是……长庚家的?”
“嗯。”
老吴把门开了半扇,又停住:“你大伯昨天来过了。”
顾青禾“哦”了一声,往里走。
会计室在三楼最里头。周会计五十来岁,袖套是蓝色的,算盘珠子磨得发亮。他看见她,先叹了口气。
“你爸的事,节哀。”
“周会计,我想看一眼我爸的抚恤金结算,还有集资款的名册。”
他把笔搁下:“这个……你大伯昨天来说,你妈那边要委托他来办。”
“他没办成。”顾青禾把那张纸摊在桌上,“代领的委托书,我妈没按手印。”
周会计看了一眼纸,又看她:“哎,你这孩子。”
“我不闹,就看两眼,看完我就走。”
他没动。
“周会计,我爸在保管室干了六年,你的办公室就在楼下。他出事那天,是去修三车间的裁布机。”
周会计的算盘停了下来,站起身来,从柜子里抽出一个牛皮纸袋。
“看可以,内部资料不能抄。”
她把纸袋里的单子一张一张摊开,抚恤金四千八、集资款三千二。领款人那一栏,已经填好了三个字:顾长顺。
字是他的笔迹,很用力,最后一笔拖得长。
“这一栏怎么填了?”
“你大伯上礼拜来,说是先填上,后面好走流程。”
“能改吗?”
“能。”他说,“厂办盖章,供销社要核对。核对的章要过你大伯的手。”
顾青禾把那张单子看了很久,看到纸角被手心里的汗都浸软了。
她又翻出一本薄册子,《职工集资花名册》,三十二个名字,一人一百,凑成三千二。父亲的名字在第十九行,“顾长庚,1984.3”。
她把这一行念了出来,念得很慢,像念一篇课文。
周会计没有拦她。
“三车间领棉布十二匹,未结。”她又念,“这一笔在你们账上有吗?”
周会计翻了两页:“账上写的是已结。”
“什么时候结的?”
“四月份。”
“四月谁签的字?”
他不说话了。窗外有人在打扫院子,竹扫帚刮着水泥地,沙沙的响。
顾青禾没有再追问,她把单子按原样叠好,放回纸袋里,只说了一句:“周会计,我想上去看看保管室。”
周会计从抽屉里摸出一串钥匙:“看完记得锁上。”
保管室在二楼,外面有一扇铁门,门上钉着一块木牌。旁边的钉子上挂着另一串钥匙,其中一把是铜的,柄上磨得发亮,用一小截红绳拴着。
她认得那根红绳,十岁那年她给父亲编的,编的时候手笨,编的歪歪扭扭的,父亲一直用着。
她把钥匙摘下来,插进锁孔。
门开的时候,里面一股棉絮味。
木头架子上一排排布匹,用牛皮纸包着,纸上写着日期。角落里一张旧桌子,桌上摆着一本硬皮账本,一支钢笔,笔尖已经干了。
她把父亲的账簿在桌上摊开,一行一行对着厂里的账看。
厂账上,“短棉纱三吨”,经手人马德胜,备注“抵账”。父亲那本上写的是“经马主任手,白条一张”。
同一件事,两种写法。抵账,是拿东西顶了;白条,是没给钱。
差一个字,三千多块。
她把这一行在心里默念了几遍,不能抄,但能背下来。屋里的光从窗缝照进来,落在布匹的牛皮纸上。她忽然想起父亲说过的一句话:东西在库里,账在心里,人在中间,不能偏。
下楼的时候,她在厂门口碰见了大伯骑着自行车。
车是新擦的,钢圈亮。顾长顺一只脚撑在地上,看着她从厂里出来。
“你去厂里干什么?”
“看账本。”
“看出什么了吗?”
“看到领款人填的是你。”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你妈胆子小。这钱到她手里,她守不住的。”
“我能守住。”
“你才十七。”
“我十七了,会算账了。”顾青禾说,“大伯,你三十八,账比我算得好。可你算的是别人的账。”
顾长顺的脸抽动了一下。他没再说话,脚一蹬,骑着车走了。链条在空气里响起了嘎吱嘎吱的声音。
晚上是头七,堂屋摆了张桌子,亲戚来了七八个。大伯也来了,带了一沓纸钱和一挂鞭炮。
烧纸是在院子里,火盆是旧的,边上磕掉一块。火烧起来的时候,每个人的脸都被照得忽明忽暗。
顾青禾进屋,把那张结算单放在八仙桌上,放在父亲遗像的正前方。
“爸,你的账我看了。抚恤金四千八,集资三千二。领款人那一栏,现在写着大伯的名字。”
院子里的人都停了手。
“今天是头七。这张单子我搁在这儿。谁要动这笔钱,先跟这张单子说。”
纸灰从盆里卷起来,飘到白布上,落了一点在她手背上。
顾长顺把手里的纸钱一股脑塞进火盆,火苗蹿起半尺。他拍了拍手上的灰,说:“明天,我去把经手人改了。”
那天夜里散场,小满来收碗。
她端着一摞碗从灶间出来,袖子往上滑了一截。手腕上有一圈红印,不是新伤,勒出来的,颜色发紫。
顾青禾伸手去拉她的手腕。
小满往后缩了一下,眼睛看着地面。
“谁弄的?”
“……我自己不当心。”
她说完,挣开手,端碗进了灶间。碗底磕在锅台上,一声一声的。
顾青禾站在堂屋中央,看着父亲的遗像。照片上的父亲,眼睛周围那些皱纹很深。
她低声说:“爸,厂里那十二匹棉布,跟账上不一样。”
3 逢六
七月六日,逢一、六,赶集。
母亲不肯去,她说抛头露面不像样,说一个女人家在街上喊卖,往后还怎么在镇上做人。
顾青禾没劝她,只把她的箱子打开了。
箱底压着一包袱布头,是她在厂里做临时工时一根一根攒下的。的确良、涤卡,还有几块府绸,颜色杂,摸着滑滑的。
那一夜她没睡,油灯芯剪短了两次,做了六条小孩短裤,把两条旧裙子改了腰身。锁边的时候针脚走歪了一寸,她拆了重来。
天灰的时候,她用板车把缝纫机推出去。母亲站在门口,最后说了一句:“机器别淋着了。”
街上已经摆开了。卖菜的、卖鸡蛋的、卖塑料盆的,一路排到桥头。空气里是鱼腥、汗味,还有刚出笼的馒头气。
她在两棵梧桐之间找了块地,一根竹竿横过去,样衣挂上。地上一块塑料布,两条矮板凳,缝纫机架在中间。
摊位费五毛。收费的老头拿个本子记,问她卖什么。
“改衣服,做短裤。”
老头看她一眼:“有本子吗?”
“什么本子?”
“营业执照。”他顿了顿,“算了,先摆着吧。”
她把这几个字记在心里,营业执照。
第一个客人是个抱孩子的女人。孩子的裤裆在集上扯了。
“补一下多少钱?”
“两毛。”
“补得牢不牢?”
“我拆开补,不是糊上。”
女人把孩子放在板凳上,孩子哭,她一边哄一边等。顾青禾把裤裆拆到线根,重新缉了一遍,针脚密得像一排小米。
十来分钟。女人翻过来看里子,没说话,从兜里摸出两个一毛的票子,拍在她手里。
“明天我妹子要改裤子,我让她来找你。”
第二个客人是个老太太。她抱来一件靛蓝的褂子,说袖子长了,要截。
顾青禾摸了一下料子,又看了一眼领口的盘扣,手停住了。
“阿婆,这是寿衣吧?”
老太太点头:“给我自己备的。”
她想了想,说:“这个我不懂。寿衣的尺寸有讲究,我改坏了,担不起。”
老太太没恼,抱着衣服走了,走的时候回头看了她一眼。
旁边卖袜子的女人凑过来:“送上门的钱你都不要?”
顾青禾低头穿线:“这钱我挣不了。”
日头爬到头顶,人就挤了。
陈裁缝家的胖嫂把她的竹竿往旁边一推:“这片是我的。”
顾青禾没跟她争。她把摊子往里挪了三尺,挪到药店门口。药店的老先生出来看了一眼,说挡住门了,她又挪到墙根。
墙根阴,凉快。人从她跟前过,她就抬头问一句:改裤腰吧?袖子长了?孩子短裤要不要?一条一块五。
到下午,她一共做了七条短裤,改了十一条裤子、五件褂子。剪刀磨得发烫,指腹起了两个泡。
三点多的时候,天有些变了。
雨来得很快,赶集的人往屋檐下躲。她先用塑料布盖在缝纫机上,自己躲在下面拉着布角,怕风把布掀了。
机器的漆掉了一块,是刚才搬的时候碰的。她盯着那块掉漆,忽然想起母亲那句“机器别淋着”。
雨来得快去得也快,下了半个钟头,人已经散了大半。
她拿出钱,蹲在墙根数。一毛的、两毛的、五毛的,还有一块的。数到三十一块二。
她把手在裤子上擦干,又数了一遍,还是三十一块二。
后面两天她在百货大楼后门摆。那里不赶集,人少,可都是来买东西的,改个裤腰顺手就改。两天挣了十六块。
三天一共四十七块二。
收摊那天,板车陷在巷口的泥里。她一个人推,轮子空转,泥点子甩到裤腿上。
这时一辆解放牌卡车从旁边停下,绿色的车斗,一股化肥味。
司机探出头:“要拉吗?”
“到青石板巷。”
“五块。”
“三块。”她说,“我一天才挣三十。”
他看了她一眼,笑了:“上来吧。”
车斗里垫着一张破麻袋。她坐上去,手一直扶着缝纫机。
“你叫顾青禾?”他忽然问。
“你怎么知道。”
“厂里都在传,说你把你大伯的纸抢了。”
“传得挺快。”
“镇上就这样。”他说,“一天能传三条街。”
他叫周砚,供销社的车,跑县城拉货的。
到巷口,他帮她把机器抬下来,一只手托着机头,托得很稳。
她掏钱。他摆手:“下次一起算。”
“我不欠账。”
他愣了一下,把手收回去,说:“那你就记着。”
那天夜里,她把四十七块二用手绢包起来,压在账簿那一页上。
“爸,第一笔。”
手绢是母亲的,边上绣着一朵很小的花,线已经洗白了。
院里有人敲门。
六婶去开的。门口站着个瘦高个,蓝布褂子,手里夹着一个本子。
镇上的市管员,姓陈。
“顾青禾在家吗?”
“在。”
他把本子翻开,笔尖在上面点了点:“有人举报你无证经营。明天上午,到所里来一趟。”
4 三个鸡蛋
三个鸡蛋是早上煮的。母亲不知道她拿这个做什么,只当是给她当早饭。
顾青禾用旧报纸包好,放进布袋,另外两样东西压在下面:一张五毛的摊位费收据,一沓零钱。四十七块二她只带了二十。
市管所在镇政府边上,一间平房,门口挂两块牌子。屋里一台落地电扇,转得很慢,吹出来的风是热的。
陈管员在写东西,蓝布褂子,袖口磨白了。他抬头看她一眼:“来了。”
“来了。”
他把本子推过来,上面写着她的名字、日期、事由。“无证经营,按规定罚二十。”
顾青禾没有争。她把布袋里的钱掏出来,一张一张摊在桌上。一毛的、两毛的、五毛的、一块的,摊了一片。
“这是我这三天挣的,四十七块二。摊位费交了五毛,罚款我认。交完,剩下的我要拿去买布。”
陈管员的笔停了一下。
“你不讨价还价?”
她说,“我想问一句别的。”
“问吧。”
“这镇上,哪儿能摆摊?”
他把电扇调了个方向,风对着墙吹。
“百货大楼后门,有一片自产自销区。摊位不要钱,但那要证。”
“什么证?”
“营业执照,或者自产自销证明。”
“办不下来吗?”
“办得下来,就是难。”他说,“要经营场所证明,你没有门面,要照片,要填三张表,跑工商所、跑税务,最快的都得一个月。”
她把这句记在心里,一个月。
罚款交了,陈管员开了一张收据。
她把那三个鸡蛋放在桌角。
“我妈让我带的。”
陈管员看了一眼报纸包:“拿回去吧。”
“她煮多了。”
他没再说什么,她走到门口,他在后面叫了一声:“顾青禾。”
“嗯?”
“百货大楼的柜长老金,人不好说话,但他识货。你要去,把你的活带一件去,记得少说话。”
她回头,道了声谢,转身走了。
出所里的时候,日头正毒。她沿着供销社的墙根走,走到巷口时,正好撞上顾长顺从大门里出来。
他手里夹着一个牛皮纸袋,纸袋的角磨破了。跟她那天在会计室见的那个,一模一样。
两个人在巷口错身,他没说话,她也没说话。
走出去十几步,忽然她听见他在后面喊:“青禾。”
她站住,没回头。
“厂里那十二匹棉布,你别管了。”他说,“那不是你管得了的事。”
“我不管。”她说,“我就是念给我爸听了一下。”
后面没有声音了。
回家,母亲站在门口等她,手里攥着一块抹布,抹布已经干了。
“罚了多少?”
“二十。”
母亲的手停在门框上,过了一会儿才说:“够买三袋米了。”
“是。”顾青禾把收据递过去,“妈,你收着。”
母亲接过收据,看了看,折成两折,塞进柜子里。
那天夜里她翻账簿,翻到最后一页的背面,那里一直空着。她拿出父亲那支钢笔,笔尖在灯芯上烫了一下,写:
“七月十日,罚二十,已交清。”
写完她看了看,这一行字不像父亲写的,字没那么好看。
5 一张白条
申请表领回来三张,油印的,格子很小。
要填的东西很多,姓名、年龄、住址、经营范围、经营方式、经营场所。前四样她能填,后面两样填不了,她没有场所。
第一趟去工商所,窗口的人把表退回来:“经营场所证明呢?”
“我在街上摆。”
“街上不算场所。”
第二趟她带了一张纸,六婶帮她写的,说愿意把自家门口那一段借给她用。窗口的人看了一眼:“借的也不行,要产权。”
第三趟,她在窗口外头站了一上午。中午的时候,从里屋出来一个人。
老李,五十多岁,头发梳得往后,从前在服装厂管过供销。他认出她:“长庚的闺女。”
“李叔。”
老李把她带进里屋,倒了杯水,问了一句:“你爸那本子,还在吗?”
她愣了一下:“在。”
老李没再问。他拿过她的表,在“经营场所”那一栏写了六个字:百货大楼后门。
“那是自产自销区,归百货大楼管。”他说,“我给你签个意见,剩下的你自己去谈。”
“李叔,你为什么帮我?”
老李看着杯子里的水,过了一会儿才说:“八五年,我从厂里提过两匹布,钱没给上。你爸记了,他没往上报。”
他把杯子放下:“后来我把钱还了,他把那一行划了。就划了一道,没撕。”
顾青禾没有说话。
“你爸那人,账要记得清,做事都要留底。”老李说,“你这丫头,别学一半。”
百货大楼后门有一片水泥地,摆着几张条桌,卖的都是自产自销的东西:竹篮、布鞋、酱菜。
柜长老金五十来岁,戴着眼镜,把她带来的样衣翻过来翻过去,看了好一会。
“针脚不错,就是样式有些老。”他说,“你这小褂,领子做这么高,小孩穿着有些勒脖子。”
她没辩解,问:“那要什么样的?”
老金从柜台底下抽出一件上海来的童装:“这种的,圆领,前襟三粒扣。”
她拿在手里,前后看了看,问:“这个能让我拆一件吗?”
老金笑了:“拆了你就得做出来。”
“做不出来我赔。”
她当场把肩缝合上,翻过来看里子怎么走线。老金在旁边看着,没说话。
三天后她拿来十件。圆领的,前襟三粒扣,领口用布条包了边。
老金捏着领口看了看:“这包边,你跟谁学的?”
“我妈。”
“代销吧。”他说,“卖出去结账,大楼抽两成。”
“两成可以。”她说,“我要一张结算条,每卖一件,记一件。”
老金抬眼看她:“你这是怕我赖账?”
“我不怕。”她说,“我就是想知道具体的数。”
布是个问题。
供销社的布匹柜台,她去问了三回。第一回说没货,第二回说在盘库,第三回柜台上的女人直接说:“你别来了。”
她站在柜台外面,看见里面那个女的袖套是新的,手上戴着一枚顶针。何秀英。
那天下午她在后门口等,等到何秀英下班。
“何姨。”
何秀英站住,眼睛先往两边看了一下:“你找我?”
“我想问你一句,为什么不卖给我。”
何秀英没答,走了两步,忽然回过头,声音很低:“你大伯偷偷打过招呼了。”
“我知道了。”顾青禾说,“我还知道你别的事。”
她把手伸进怀里,把账簿翻开,翻到四月那一页,递过去。
何秀英看了一眼,脸就白了。
“三吨棉纱,经马主任手,白条一张。”顾青禾说,“这一笔,你们柜台也有一本。”
“挂了三年了。”何秀英的声音哑了,“差账已经赔了,我赔了两年半的工资。”
“货不是你们丢的。”
“我知道不是。”她说,“可我得认啊,认了才有班上。”
她把账簿合上,还了回去,手一直在抖。
第二天,何秀英从柜台底下抽出两匹布,一匹浅蓝,一匹米白,边上各有一道染色的杠。
“处理布,内部价,一匹八块。你别在外头说。”
顾青禾把钱数给她,多给了两块。
何秀英把钱推回来:“我不要多的。”
“那你记着,我欠你两块。”
柜台开在二楼,靠楼梯口,一张一米二的玻璃柜。
头一天卖了十九件,第二天二十三件,第三天二十一。
她把数记在一张烟盒纸的背面:十九,二十三,二十一。
第五天,她在柜台后面理货,抬头看见走廊尽头站着一个人。
五十来岁,头发梳得整齐,中山装,手插在裤兜里,马德胜。
他看了她一会儿,也没过来,转身就走了。
顾青禾低下头继续理货.
6 半间门面
百货大楼的柜台只能卖,不能做,做衣服要地方。
家里还是有些不方便,她开始找门面。
老街靠河那一段,前面是铺子,后面是住家的。她在巷尾看见半间:一间门面的左半边,右半边已经封了,木板钉死,钉子上挂着一串干辣椒。
房东是吴阿婆,七十岁,做了一辈子裁缝。
她进去的时候,吴阿婆正在盘扣。一根布条,绕,抽,捏,一只蝴蝶扣在指头上成了形。
“阿婆,这半间租不租?”
“租。”吴阿婆头也没抬,“十五块一个月。”
“十二。”
“十五。”阿婆把扣子放下,“我这半间租过三个人。一个做了半年跑了,一个欠我三个月房租,还有一个把我三把剪刀都顺走了。”
“我不跑的。”
“为什么。”
“我跑不了。”顾青禾说,“我妈在这儿呢。”
吴阿婆抬头看她,看了很久。
“十五块,可以不收你押金,一个月一付。”
“我先付一个月,加一件衣裳。”她说,“给你做一件夏天穿的褂子,不要钱。”
吴阿婆笑了一下,露出两颗金牙:“你这丫头,真会算账。”
招牌是她自己弄的,一块旧木板,刷了层白漆,上面写了四个字:青禾制衣。字有些歪。
吴阿婆会教她盘扣,布条要斜裁,宽三分,烫平,绕的时候手要稳。
“扣子是一身衣裳的脸。”阿婆说,“脸歪了,衣裳就半废了。”
她学了三天,盘坏了两尺布条。第四天盘出一只像样的蝴蝶扣,吴阿婆拿过去看了看,用指甲刮了一下扣面。
“能用。”
七月末,一个穿香云纱的妇人进了门,手里提着一个纸袋。
“做件罩衫,八月中旬要用。”她说,“我外甥结婚。”
妇人挑料子,挑了米白色的,又嫌有些太素,要滚边。滚什么颜色她说了三样,最后定了一支暗红色的。
量体的时候,妇人站得很直,一直看她手上的动作。
“你这手艺,跟你妈学的?”
“嗯。”
“你妈是沈玉兰?”
“对。”
妇人“哦”了一声,不再说话。
取衣服那天,她把罩衫摊在桌上。滚边压得平,领口用了暗扣,扣眼是手缝的。
妇人对着镜子照了半天,把衣角翻过来,看了看里面的缝。
“多少钱。”
“十二。”
妇人从纸袋里数出十五块,放在桌上,转身走了。
顾青禾追出去:“多了三块。”
“手工钱。”妇人说,“你这活干得漂亮。”
后来她才知道,那是周砚他娘。
那天晚上,母亲把那件旧中山装从箱底翻了出来。
是父亲的,肩缝上到一半,前襟还散着,口袋里有一张纸,是他自己写的尺寸。
“那年他让我给他做一件。”母亲说,“做到一半,厂里太忙。”
顾青禾没说话,她把缝纫机推到灯下,把布摊平。
母亲坐下来,脚踩上踏板。
踏板响起来,哒,哒,哒。
她做了两个钟头。做完,把衣服抖开,抖了一下。
“让他穿着走吧。”母亲说。
第二天早上,那件中山装挂在墙上,父亲的遗像旁边。
那天夜里,顾青禾在账簿最后一页的背面,又添了一行:
“七月廿八,门面半间,月租十五。”
写完,她把笔帽扣上。窗外,河上过去一条机船,柴油机的声音闷闷的响着。
7 妈的咳嗽
八月初八,母亲咳了一声。
不长,就一下,像嗓子里卡了根细刺。顾青禾正在给人改裤脚,抬头看过去,母亲摆了摆手,说不要紧,着了点凉。
过了三天还在咳。夜里咳得更凶了,一阵咳完,人要歇上好半天才喘得匀。她说去医院看看,母亲说不用,说镇卫生院方医生开的甘草片还剩半瓶。
初十那天早上,母亲在灶间咳出一口血,吐在洗碗的水里,红的散开。她赶紧把水倒了,抹布擦了两遍。青禾进屋的时候,她正背对着门站着,肩膀绷得很紧。
“妈。”
“我没事啊。”母亲转过身来,把手往围裙上擦,“洗碗水红了,是锅底的锈。”
青禾走过去,把她的手掰开。手心里一小块红,没擦干净。
镇卫生院在粮站斜对面,两间平房。方医生六十来岁,听了前胸后背,摘下听诊器,说这个得去县里拍片子,我这儿看不出来。他说得很轻,“县里”两个字却让她心里沉了一下。
回家翻铁盒,一百二十块。门面第二个月的房租刚付了十五。百货大楼那张结算条压在老金手里,月底才结,这个月卖了一百四十来件,算下来能结两百多,可这会儿一分拿不到。
县医院押金三百。
先去老金那儿。她中午去的,老金正吃饭,搪瓷碗里是阳春面。
“金叔,我想支一回账。”
“月初支账,没这个规矩嘛。”老金把筷子放下,“再说你那批货,月底才盘。”
她站着没走。老金看了她一会儿,从抽屉里数出一百块,压在桌上。
“这钱是我自己的,不走大楼的账。你写个条。”
她写了。写完老金把条折好,塞进眼镜盒。
“你妈那病,别拖啊。”他说,“拖一天,钱翻一倍。”
何秀英那边。何秀英听她说完,没接话,转身回柜台底下摸出一个布袋,数了五十。
“条就不要写了。”何秀英把钱塞到她手里,“你心里记着就行。”
“我记着。”
“你妈当年在厂里帮我改过衣裳。”何秀英说,“那会儿我胖,穿啥都不合身,她给我改了三回,一分钱没收。”
剩下的,她把自己的货盘了。柜台上三十件童装,她去找镇上摆摊的老戴。
“两块二一件,全给你。”
“一块八吧。”老戴捏着衣角搓了搓,“你这料子一般。”
“两块二,不还价。”她说,“货是新的,吊牌都在呢。”
老戴磨了半天,最后给了两块。
一百二,一百,五十,六十。三百三。
县医院在城关,班车一个钟头。她扶着母亲上车,车上挤,母亲靠窗坐着,一路看着外面,没说话。
挂号,拍片,等片子。片子出来,医生举起来对着灯看,看了很久。
“肺上有阴影。”医生说,“先住院。”
“要紧吗?”
“住下来消炎,再看。”他把片子放下,“押金三百。”
她交了。收据捏在手里,纸很薄。
走廊里坐了一排人,有人抱着孩子打瞌睡,有人在角落里小声哭。她坐在长椅的一头,母亲在里面躺着,睡着了,呼吸有点粗。
她把手伸进口袋,摸到账簿,硬硬的,四个角还在。她记得往后几年的事,记得粮票哪年取消,记得东边哪年修新街,记得谁家哪年发了财。可她怎么想也想不起这一天。1990年的八月,母亲肺上那块影子,她一点印象都没有。
护士来叫她,说病人要打针了,先去交费。她站起来,腿有点软。
8 断货
八月十八。
何秀英那天没在柜台。第二天来了,人瘦了一圈,眼睛底下发青。
“青禾,那两匹布,我这个月不能再给你留了。”她说得很小声,“马主任点名了。”
“他点你名?”
“他在会上说的,说柜台不能私下给个体户留货。”何秀英把手在围裙上搓了搓,“我这班上得不容易,你别怪我啊。”
“我不怪你。”她说,“何姨,你别为我把饭碗丢了。”
何秀英眼圈红了,转身进了柜台。
门面里还剩两匹布的余料。她算了算,只够做十来件。
镇上的布绕不开供销社,棉布统购,私人手上没货源。她托人打听,说城关小商品市场有布料摊,有的从上海、绍兴拉库存,价钱比供销社便宜。
八月二十,她坐班车去了城关。
市场在两排铁皮棚子底下,一家挨一家,布匹堆得比人高。她走了七八家,摸料子,问价钱,心里记着。
第九家,摊主是个四十来岁的男人,姓吴,本地口音,说话很快。
“这批上海的库存,出口转内销,四十五一匹,便宜得很。”
她摸了一下,手感滑,颜色也正,就是有点酸味。
“这料子染得牢不牢?”
“牢得很,你摸摸这手感。”姓吴的把布一抖,“这批俏得很,你不要,后头还有人等着呢。”
她犹豫了一下。四匹,一百八。她身上只有一百七。
“少十块,我下回还来。”
姓吴的笑了一下,说行吧,看你实诚。
回来她连夜裁,两天做了三十件小褂,送到柜台上。头两天卖了十二件。第三天开始退货。
一个妇人抱着衣服回来,往柜台上一放:“你这衣裳掉色,泡一盆水,水都红了。”
她不信,拿一件回门面,泡在搪瓷盆里。半个钟头,水红了,衣服上的花也淡了一层。
老金把货全退了,结算条上扣了两成。
她算账:退货款四十二,布钱一百八,加上之前结给她的一部分,一共二百六十多。她手上的钱剩四十。
母亲还在住院,一天八块。
她去找姓吴的,摊子没了。隔壁的说,那人就摆了六天。
回来在汽车站,老戴倒是在,正蹲在地上抽烟。
“那姓吴的我也被他坑过。”老戴说,“他专做这种货,一锤子买卖。”
她坐在汽车站的台阶上,天黑了。路灯亮起来,一只蛾子撞在灯罩上。
她把账簿翻开,最后一页的背面添一行:“八月廿二。掉色布四匹。赔二百六。”
字写得比平时更歪。
9 南下的车
九月。
她想明白了,镇上的布,走供销社这条路,这辈子都得让人卡着。
九月初五,她去找周砚。供销社的车要跑一趟绍兴,拉两吨货。
“能捎个人不?”
“你去绍兴干啥?”周砚靠在车门上。
“看布。”
“你一个人?”
“一个人。”
他想了想,拉开车门:“上去吧,路上别喊累啊。”
车是解放牌,绿色的,车斗里垫着草垫。她带了一个布包:三十块钱,两件换洗衣裳,一件自己做的样衣。
出了县城风就大了。她把围巾包在头上,还是灌一脖子土。过了一个钟头她也不讲究了,靠着车斗坐着,任它吹。
夜里车停在路边店。两间房,一间他睡,一间她睡,中间隔一道木板墙。
“明早五点走啊。”他在门外说。
“知道了。”
绍兴的轻纺市场在柯桥,一长排棚子,布匹堆到人那么高,人走进去,头顶都是布。
她第一摊就被赶。摊主看她一个丫头,问她要多少,她说先看。摊主说看什么看,不拿货别摸。
第二摊她学乖了,蹲下来,把摊上的布一匹一匹摸,摸完抬头问:“老板,这个多少钱一匹?”
“三十八。”
“三十二。”
“你开玩笑呢。”老板笑了,“你当这是卖萝卜啊。”
她没走,就站在摊边上,看别人怎么拿货。有人一拿二十匹,有人只拿五匹,老板给五匹的那个价是三十五。
快收摊的时候,老板看了她一眼:“三十四,拿走。要几匹?”
“十匹。”
“十匹你还这个价?”
“十匹我现钱。”她说,“我以后还来。”
老板摆摆手,说行行行,拿走。
她又去第二家,问能不能拆个版。摊主不耐烦,说版是花钱买的。她就在摊前站着,把人家做好的童装翻过来,看肩缝怎么走,看领子怎么包,看了半个钟头。最后摊主扔给她一张纸样:“拿去,别站这儿挡生意。”
她买了印花的确良十匹,素色八匹,一共十八匹。钱不够,差六十。
周砚在旁边站着,从兜里掏了钱,放在摊上。
“这钱我算利息。”她说。
“你算得真细。”他笑了一下。
回程的夜里,车停在路边,两人在车斗上吃东西。她买了两个烤饼,他带了一壶水。
“你咋不问你爹妈?”她问。
“问啥?”
“你这么跑,他们不说你?”
“我爹开着照相馆,我娘身体不好。”他咬了口饼,“我当兵回来,本来能留在县里,我娘说离家近点好。”
“那你咋又跑车了?”
“跑车挣得多嘛。”他说,“照相馆那点钱,不够我娘吃药。”
她没说话。
“你呢?”他问,“你那些账,从哪儿学的?”
“我爸教的。”
“你爸不是……”
“我知道。”她把饼掰了一半给他,“我做过工,在东莞。流水线上,一天站十二个钟头。”
她没说死过一回。
回到家是第二天傍晚。她把十八匹布摊在门面的木板上,一匹一匹抖开。
母亲从医院回来了,人瘦,走得慢。她走过来,伸手摸了一下那匹印花布,又摸了一下素色的。
“这布好。”母亲说,“染得牢,你看这水头。”
那天夜里她在账簿上写:“九月十二。印花十匹,素色八匹。欠周砚六十。”
写完她坐着看了一会儿。父亲的字在上一页,横平竖直。她这一行,比前面几行稍微正了一点。
10 八十套
十月。
临时执照到期了,她去工商所续。窗口那个人把执照翻了翻,说你这有门面了,别弄临时的了,转正式的吧。
填表,交照片,跑税务,等批复,前后六趟。第六趟去的时候,窗口那个人说好了,下礼拜来拿。
拿到那天,她把它压在门面玻璃板底下,压得平平的,四个角都压住。母亲站在旁边看了半天,说这上头有你的名字啊。
“有。”她说。
母亲又看了一会儿,说:“顾青禾,三个字,都在这儿。”
十月十二,秦老师来了。
秦老师是她初中的班主任,教语文,五十来岁,走路有点外八字,进门先把墙上挂的衣裳看了一遍,才转过身说事。
“镇上要给初一的学生做校服。”他说,“八十套。”
“什么样的?”
“白衬衫,蓝裤子。”他把手在裤腿上抹了一下,“县里几个中学都做了,我们再不弄,说不过去啊。”
她心里算了一下,八十套,一套六块,四百八。这笔钱够她把后院那间空屋隔出来,再添一台缝纫机。
“什么时候要?”
“十一月中。”
“料子谁定?”
“学校定,你只管做。”秦老师顿了一下,“价钱上,你得比陈裁缝低。”
陈裁缝在镇上开铺子,胖嫂她男人,报价五块八。
她报五块六。但她加了一条,要预付三成。
秦老师皱起眉头:“学校没这个规矩嘛。”
“秦老师,八十套的布,我得先去把料子拉回来。”她说,“学校的账我知道,慢。我一个人垫不起。”
“那也不能破了规矩。”
“三成,一百三十四。”她把数说得很清楚,“我要是做不出来,这钱我原样退回去,一分不少。”
秦老师没说话,把茶杯端起来又放下。他回去问校长,校长姓严,抽了一辈子烟,烟灰弹在砚台外面。
第三天秦老师又来了,说行,但先做十套,给老师看,不行就换人。
“十套不要钱。”她说。
秦老师看她:“不要钱?”
“不要。”她说,“我要这个单子。”
那十套是她自己贴的。布从绍兴带回来的素色那批里出,白的那匹不够,她拆了两件卖不动的旧样衣。
领子最难。领尖要挺,她用了两层布衬,用米汤浆过,晒到半干拿熨斗压。压的时候手要稳,一动就起褶子。
“我妈说,领子是一身衣裳的脸。”她跟母亲说。
“是。”母亲坐在旁边看着,“脸歪了,人家一看就知道。”
三天三夜。第三夜她做到鸡叫,最后一件的领子压完,她把熨斗立在旁边,坐着没动。
十套交上去,秦老师叫了三个老师来看,其中一个是女的,教数学,把那件衬衫翻过来看里子,又捏了捏领尖。
“这领子做得比县里买的还挺。”她说。
单子定了。一百三十四块预付,她从老金那儿过了一道手,换成整钱。
接下来要雇人。
服装厂三车间去年裁了一批,都是女的,会踩机器。她找了三个:李秀云,四十岁,手快;张桂芳,三十六,男人在外头跑运输;还有一个姓吴的,四十多,男人瘫在床上三年了。
工钱按件算,一件衬衫五毛,一条裤子四毛。
“做得慢不要紧啊。”她跟姓吴的说,“你别赶,赶出来是废的。”
姓吴的点点头,把缝纫机往墙根挪了挪,说这机子沉,我搬不动,你帮我。
四个人做,加她母亲五个。母亲手还没全好,只做锁边,一天坐两个钟头,做完就说腰疼。
一天出十二套。做了六天,第七天赶工,出了十五套。
交货前一天,她把八十套点了一遍。一套一套过手,领子、扣子、口袋、裤脚,点完在纸上画勾。
点到第七十八套,少了两条裤子。
她翻了三遍,确实少。张桂芳说可能是压在哪匹布底下了,翻遍了没有。
她连夜补。补到天亮,眼睛睁不开,针扎了手指三下,第三下扎得深,血滴在布上,她拿手抹了,抹不干净,就把那一小块剪了重裁。
十一月中,天晴。学校升旗。
她没进去。她站在校门外头看。校门是铁的,蓝漆掉了一半,露出底下的锈。
学生排队,一排一排站到操场上,白衬衫蓝裤子,一片白一片蓝,风一吹,衬衫的下摆都往一边飘。
她本来该在里头的。去年这个时候她还在高二,坐第三排靠窗。父亲出了事,学费没交,书退了,人就没再去。
秦老师从操场那头走过来,隔着铁门把一张单子递出来。
“尾款,三百一十四。”他说,“明天去财务领,别忘带印章。”
“谢谢秦老师。”
“你这孩子。”秦老师看着她,看了一会儿,“书还是得读啊。”
“我知道。”她说。
她心里想的是等这阵子过去。等这阵子过去,等母亲的病好。
她把单子折成四折,放进口袋,转身走了。走出去十几步,操场上的广播响起来,她没回头。
11 新街
十一月底,镇上开始传一件事:东边要修新街。
传得乱。有人说修一条柏油路直通公路,有人说要划一片宅基地,还有人说县政府要搬到镇上来。六婶说得最玄,说以后东边要开电影院。
她信。她记得很清楚,1992年开春,推土机开进东边那片荒田,一年就修出来了。修出来以后,靠街的门面一年涨了三回。
现在是一九九零年的冬天。还有一年半。
东街口有三间门面要出手。房主姓孙,五十多岁,背有点驼,儿子在深圳打工,欠了赌债,急着要现钱。
三间连着一片后院,一个月四十块,要一次付一年。
四百八。
她手上有校服尾款三百一十四,柜台结算一百二。何秀英那五十早就还了。加起来四百三十四,不到五百,还得留母亲一个月的药钱。
她把柜台后半年的结算条押给老金,借两百。
老金这回没让她写条。
“你这人,账上干净。”他说,“不用写了。”
“条还是要写的。”她说,“金叔,我写给你,你留着。”
老金看了她一眼,把纸条收进眼镜盒,跟上一张并排放着。
交了钱,签了字。孙老头的儿子从深圳回来一趟,签完就走,走的时候站在门口回头看了一眼,说这破房子你要它干啥。
她笑了笑,说以后你就知道了。
何秀英那边出了事。
供销社盘库,短了三匹布。马德胜把她叫到办公室,说你自己递个辞职吧,这样好看。
“是我短的吗?”何秀英问。
“谁短的不重要。”马德胜说,“账上是这么写的。”
何秀英干了十九年。她把工作服洗干净,叠好,放在柜台上,走了。
她来的时候是下午,站在门面门口,半天没说话。
“何姨,进来坐。”
“我没地方去了。”何秀英坐下,手放在膝盖上,“我干了十九年啊。”
“来我这儿。”她说,“管账。一个月六十。”
“你一个月能挣多少?”
“不知道。”她说,“但你的账我放心。”
何秀英看着她,眼睛红了,说你这丫头,说话怎么这么直。
第二天她带了自己的算盘来,红木框的,珠子磨得发亮。
她把账分成三本:一本进货,一本出货,一本欠账。
“每一笔都要有对方的名字。”她说,“没名字的不算账,那叫糊涂。”
顾青禾站在旁边看她写,忽然想起父亲。父亲那本账簿,也是这么写的,连页边留的空都是一个宽度。
十二月,新门面开了。
三间,一间做活,一间卖货,一间放布。后院拉了两根竹竿,晴天晒布。
旧招牌摘下来,她用湿布擦了三遍,擦到白漆底下的木纹露出来,重新挂在新门面上。字还是歪的,横不平。
大伯来过一次。
他站在门口,往里看了一眼,没进来。
“青禾。”
“大伯。”
“你这是赌。”他说,“东边那片荒田,谁去啊。你等着瞧,三年都开不起来。”
“我等得起。”
他站了一会儿,手插在裤兜里,最后说:“你妈那病,别耽误。”
说完就走了。
那天晚上她在新门面里坐到很晚。三间屋子空着两间,灯泡是二十五瓦的,光不够,把墙照成黄的。河那边有灯,一盏一盏亮起来。
她翻开账簿,最后一页背面添一行:“冬月初八。东街三间。年租四百八。”
写完她看了看。这一行比前面几行正,也不那么歪了。
12 彩礼
十二月初八,王婶来了。
王婶是镇上的媒婆,五十来岁,一年四季穿一件紫红的棉袄,说话前先笑三声。
“青禾啊,我给你说门亲事。”
“王婶,我不说亲。”
“你先听我说完嘛。”她自己倒了杯水,坐下来,“粮站赵站长家的儿子,赵国强,二十四,人长得周正,在粮站上班,吃商品粮的。”
“我不认识他。”
“认识认识就好了。”王婶笑,“人家可是主动问的。”
“主动问的?”
“赵站长亲口跟我说的。”王婶把杯子放下,“你想想,粮站啊。你妈这病,往后要用药,粮站的人好办事。”
她没接话。
第三天,大伯来了。
他进门就坐,从口袋里摸出烟,点上,抽了两口才开口。
“彩礼我收了。”
“什么彩礼。”
“赵家的。”他说,“两百块,一台蝴蝶牌的缝纫机,新的,还有一辆自行车。日子定在腊月十八。”
“我不嫁。”
“嫁不嫁由不得你。”他把烟按在鞋底上,“你妈那边我去说,她不会拦。”
“大伯。”她说,“你收人家东西,问过我一句吗?”
“我用得着问你?”他站起来,“你一个丫头,翅膀硬了,敢跟长辈这么说话。”
“我没跟你顶嘴。”她说,“我就说一句,我不嫁。”
第二天她去了粮站。
磅房在院子西边,一间小屋,门口摆着一台磅秤。赵国强在里头,穿着蓝工作服,看见她,笑得挺和气。
“你就是青禾?”
“赵国强,我不嫁你。”
他愣了一下,脸上的笑收了一半。
“彩礼都收了啊。”
“谁收的,你找谁退。”
“你这话说得。”他把手里的笔放下,“我又没得罪你。”
“你没得罪我。”她说,“是这门亲事我不认。”
他看着她,看了半天,说:“你这人,真是。”
当天夜里她翻账簿。翻到五月那一页,父亲的字在那里,横平竖直,一笔一笔压得很实。
“五月廿三。粮站收早稻,报两千斤,实一千六。赵。”
那个“赵”字,写得比别的字轻,收笔的时候往回勾了一下。
她把这一页抄在一张纸上,抄了两份。钢笔尖有点分叉,抄到第二个“赵”字的时候洇了一小团。
一份,她送到赵家。
赵站长五十多岁,方脸,坐在堂屋里,把纸看了半天,看完折起来,压在茶碗底下。
“你想要什么。”
“我不要什么。”她说,“我要退亲。”
“这东西你从哪儿弄来的。”
“我爸记的。”她说,“他记了三年,没往上报。”
赵站长把手放在膝盖上,没说话。屋里静得能听见墙上钟走。
“退。”他说,“彩礼我不管,那是你大伯收的。”
“我知道。”她说,“我来跟你说一声,不是来跟你要钱。”
她走到门口,赵站长在后头说了一句:“你爸那人,是个老实人。”
“是。”她说。
大伯不肯退。
腊月初十,她去了大伯家。院子里晒着两张竹席,席上摊着萝卜干。王婶来了,六婶也来了,还有两个邻居在剥豆子。
她把话当着这些人说清楚。
“彩礼是你收的,钱是你拿的,日子是你定的。要退,你退。”
大伯脸涨红了,往前一步:“你个丫头片子。”
“我翅膀硬不硬,跟你没关系。”她说,“我就问你一句,退不退。”
“你这是要逼死我。”
“我没逼你。”她说,“你收了人家的东西,人家要退,你就得还。这是账。”
院子里没人说话。六婶手里的豆子掉了一颗在席上。
大伯站了很久,最后转过身进屋,出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一个布包,往桌上一扔。
“拿去。”他说,“你迟早要遭报应。”
两百块,缝纫机,自行车,都退了。
可他把话传出去了。
镇上的话是这么走的:顾家那丫头,拿她爹的本子去讹粮站,讹完了就翻脸不认人。还有人说得更难听,说她爹那本子是假的,是她自己编的。
有人信,有人不信。可做衣裳的人来得少了。
那几天门面上一天只进来两三个人。有人推门进来,看一眼,问一句“你就是顾青禾啊”,转身就走。
何秀英在算盘上噼里啪啦打,打完把笔帽扣上,说:“这个月比上个月少了一半。”
“嗯。”
“不是少一半客人。”她说,“是少一半钱。”
母亲在里屋坐着,坐了半天,说一句:“要不,咱们走吧。”
“不走。”
“为啥不走。”母亲说,“这地方,人家都说你…”
“走了就坐实了。”她说,“他们说我是讹人的,我要是走了,这话就成真的了。”
母亲没再说话,把针线笸箩挪到自己跟前,低头穿线,穿了三次没穿进去。
腊月十二那天,天阴,没下雪。
她坐在门面里,把账簿翻开,最后一页背面添一行:“腊月十二。退亲。生意减半。”
写完她把笔放下,看窗外。东街口那三间还在装修,油漆味从那边飘过来,一阵一阵的。
13 清算
正月十六,来了两个人。
一个是县社的会计,姓吴,四十来岁,戴副眼镜,镜片厚,看人的时候要先低一下头。另一个年轻,二十出头,抱着一个公文包,进门就往四下里看。
何秀英把他们领进来,说这两位是县里来的。吴会计把手套摘了,坐在桌边,先问了一句:“你父亲是不是顾长庚?”
“是。”
“他留下的东西,你手上有没有?”
她没答,进屋把账簿拿出来,放在桌上。
“你们看。”
那个年轻的伸手就要拿,她按住了。
“不能拿走。”
“我们是县里派下来的。”
“我知道。”她说,“要看就在这儿看,要抄就在这儿抄。抄完了给我一张条。”
年轻人脸有点红,回头看吴会计。吴会计看了她一会儿,把眼镜往上推了推,说:“行。我们在这儿抄。”
抄了三天。
第一天抄到三车间那笔,何秀英凑过来看了一眼,忽然说:“这个字是我的。”
“哪个?”
“这一撇。”她手指点着纸面,指腹磨得发亮,“四月十八,我签的字。厂里让我签,说签了就算结了,签完这事就过去了。”
吴会计把本子转过去,对着光看那一撇。
“你签的时候知道没结吗?”
“知道。”何秀英说,“可我不敢不签。”
屋里静了一下。年轻人低头继续抄,笔尖在纸上沙沙响。
三天抄完,抄了十七页。吴会计把抄件和账簿对了一遍,一页一页翻,边角都捏平。
“这本子记得太细了。”他说,“细到不好驳。”
“我爸记的。”
“我知道。”他把笔帽扣上,“你要的那张条,我开给你。”
她拿过条,看清了上头的字和印章,折成四折,放进账簿夹层。
查出来的东西比她想的多。除了那十二匹棉布、三吨棉纱、十七箱童装,还有一笔三十二户的集资款,一户一百,写了三年,账上一直挂在“暂存”。
退钱那天是正月廿八,在厂门口。
一张八仙桌,桌上摊着名册和钱。何秀英念名字,念一个,上来一个。有人签字,有人按手印,有人不识字,何秀英就替他把名字写在旁边,让他按。
第一个上来的是个五十来岁的女人,头发梳得整齐,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她走到桌前,看了看那沓钱,忽然就哭了,哭得很小声,一边哭一边摆手说不要紧,我就是,我就是没想到。
她后头那个男的一直没抬头,签完字把钱折好,塞进内兜,走了两步又回来,问你爸叫什么名字。
“顾长庚。”
“顾长庚。”他念了一遍,说,“我记住了。”
三十二户,来了二十九户。一户去年冬天没了人,两户搬走了,何秀英把他们的名字在名册上画了个圈,说这两家我得打听打听,钱不能就这么搁着。
马德胜站在厂门口。
他站得很远,手插在裤兜里,中山装的领子扣得严。人一个一个上来,他不动,也不看,眼睛落在院墙那一排冬青上。
人都走了他才过来。
“你爸那本子,记了几年?”
“三年。”
“三年。”他把这三个字又说了一遍,说得很慢。
“我记得他。”他说,“他那人,不吭声。”
说完他就走了。皮鞋踩在水泥地上,一声一声,走出院子就没声了。
大伯那边,腊月里就停了职。
正月二十他来了一趟,穿的还是那件中山装,领口的扣子松了一颗。他站在门面门口,没往里进。
“青禾。”
“大伯。”
“那十二匹布,是我签的字。”他说,“就那一笔,是我签的。”
“我知道。”
“你爸要是还在…”他说了半句,停住,抬手在脸上抹了一下。
她进屋倒了杯水,端出来。他没接,手垂在身侧。
“你妈那病,看着点。”他说。
“看着呢。”
他点点头,转身走了。走的时候背有点驼,跟去年在巷口错身那回不一样了。
那天夜里她翻账簿,最后一页背面添一行。
“正月廿八。三十二户,退清。”
写完她把笔放下,手在纸上按了一会儿,纸有点潮。
14 一条街
二月,母亲的病不能再拖了。
县医院的大夫说,这个得去地区医院,他们那儿有胸外科。她问要多少钱,大夫说手术加住院,八百打底。
八百。
她把钱凑了一遍。柜台上攒的有四百多,校服尾款还剩一部分,厂里查账的时候顺出来一笔:当年抚恤金按普通工伤算的,按因工死亡该报的标准差三百,厂里补给了她。三百块用一个信封装着,信封上写着“补”,字是周会计写的。
一共八百一十。
她把老金那两百还了。老金从眼镜盒里把两张条都摸出来,当着她的面撕了,撕成四片,扔进炉子。
“你这人。”他说,“账还完了,人也该歇歇了。”
“歇不了。”
“歇不了。”老金重复了一句,笑了一下。
地区医院在邻县,坐车三个钟头。母亲进手术室那天是二月十九,早上七点四十推进去的。她在走廊里坐着,坐到手心出汗,坐了五个钟头。
大夫出来的时候摘了口罩,说手术做了,左肺上叶切掉一块,人还在麻醉里。
“能好吗?”
“能好。”大夫说,“就是往后气不够用,别让她干重活。”
母亲醒过来第一句话是问花了多少。她说八百。母亲闭了一下眼睛,说够买一台缝纫机了。
“买了。”她说,“买了个新的。”
母亲笑了一下,笑到一半咳嗽,刀口疼,就不笑了。
三月,铺子忙起来了。查账的事传遍了镇子,做衣裳的人又回来了,回来的比走的多。她雇到十二个人,分两组:一组做学校的单子,一组做零活。后院那两根竹竿不够用,又立了四根。
小满是三月里来的。
她来的时候站在门口,穿一件旧棉袄,袖口磨破了,两只手插在袖子里。何秀英问她找谁,她说找我姐。
顾青禾从里屋出来,看见她,愣了一下。
“小满。”
“姐。”小满说,“我爹说,让我别跟你学。”
“那你别学。”她说,“回去吧,外头冷。”
小满没动。站了一会儿,她说:“可我想学。”
顾青禾看着她,看见她胳膊一直没从袖子里拿出来。
“手伸出来。”
小满把袖子往上撸了一点,又一点。手腕上一圈红,紫的,皮磨破了,结了痂,痂旁边还有一道更旧的,颜色淡了。
“这是什么?”
“绳子。”小满把袖子放下去,“我爹拴的。怕我跑。”
“你跑过?”
“跑过一回。”她说,“去年七月,跑到县里,在汽车站坐了两天,被找回来了。”
顾青禾没说话。她进屋,从抽屉里摸出一把钥匙,铁的,配门锁用的那种,放在小满手心里。
“这是后门的。”她说,“往后你从后门进出,什么时候来都行。”
小满捏着那把钥匙,捏了很久,忽然说:“姐,我不白吃你的饭。”
“没让你白吃。”她说,“学裁剪,学成了给我干活。一天四毛,学不会不给。”
“四毛。”小满点点头,“行。”
教她的第一样是踩机器。空车踩,踩三天,不许上布。小满踩到第三天,踏板踩得匀了,顾青禾才给她一块废布。
“先车直线。”她说,“车歪了我拆。”
小满低头车,车了半尺,歪了。她拆,拆完再车。
四月,东边来了测绘队。
三个人,扛着三脚架和一根红白相间的尺,在荒田里插标杆。镇上人都去看,站在田埂上,看他们蹲下来在本子上画。
有人问什么时候动工,测绘的人说不知道,我们只管画。
大伯那天也去了。他站在最外圈,看了一会儿,回头正好看见她。两个人隔着十几步,谁也没说话。他把手插进裤兜,走了。
四月底,铺子里拍了张照。
周砚拿了他爹的相机来,海鸥的,黑壳子,要人站着别动,数三下。十二个女工站在门面前,母亲坐在中间一把竹椅上,小满站在最边上,手里捏着一把剪刀。
“都看这儿。”周砚说,“一,二,三。”
快门响了一下。有人眨眼了,有人笑了,姓吴的那个女人没笑,她的眼睛看着镜头,很直。
顾青禾没进去。她站在旁边看着,数了一遍,十二个,加她母亲,加小满,十三个人。
她忽然想起父亲账簿上那三十二个名字。那些名字她抄过一遍,抄到夜里两点,抄完手都僵了。
15 账要接着记
1992年开春,推土机进了东边那片荒田。
先是一片黄土,后来是一条路,再后来两边的房子起来了,一层,两层,卷帘门一扇一扇装上去。到了秋天,新街就有人在里头做生意了。
她那六间门面在新街靠口的位置。当初签的是五年,一年四百八。第二年旁边有人出到一千二,房东来找她想涨,她说签了字的。
“签了字的。”房东重复了一句,把手摆了摆,走了。
铺子换了招牌,还是那四个字,青禾制衣,字还是她自己写的,歪。只是这次她让人在上面加了一行小字:童装,校服,来料加工。
周砚那六十,她一直记着。
那天他来拉货,她把钱数好放在桌上,六十三。
“多的三块是什么?”
“利息。”她说,“欠了两年多,三块不多。”
“你算得真细。”
“我欠你的,六十三。”她把钱往前推了推,“你数一下。”
他没数,把钱收进兜里,坐在门槛上,看着街上来来往往的人。
过了一会儿他说:“青禾,你打算记到什么时候。”
“记到不用记的那天。”
“那得多久?”
“不知道。”她说,“反正现在还得记。”
他点点头,说那我等着。说完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开车走了。
那天晚上她翻账簿,翻到最后一页。
那一页背面一直是她的地盘,从七月十那笔罚款开始,一行一行往下走。翻过来,正面是父亲的字。
最后一行写着:“欠三车间李师傅布料款46元(已还)。”
她盯着这一行看了很久。三车间,李师傅,那台裁布机。
第二天她去了厂里。李师傅还在,六十岁了,手上一股机油味,怎么洗都洗不掉。
“那四十六块,我爸还了没有?”
“还了。”李师傅说,“八九年冬天就还了,他还让我在本子上按了个手印。”
“他为什么记这个?”
李师傅想了一会儿,说:“你爸那人,手上有油,账上没油。”
她笑了一下,眼睛有点热。
“那台机器,是他修的时候出的事。”
“是。”李师傅说,“那天我跟他一块儿,我在外头递扳手。皮带轮上的护罩,早该换了,报上去三回。”
“报给谁?”
“厂里。”他说,“都报了。”
她没再问。
回家她把旧账簿摊在桌上,一页一页抚平,把夹层里那张条、几张收据、一张烟盒纸背面写的数字都抽出来,单放在一边。
然后她从抽屉里拿出一本新的。硬皮,蓝的,跟她当年在供销社买的那本一个样。
她在第一页上写:“一九九二年。九月。”
停了一会儿,往下写:“三月。小满学费,四十。”
写完她想了想,又添一句:“她妈说,这钱不用还。”
不还也得记着。她把笔帽扣上。
旧本子放回铁盒里,铜钥匙还在,拴着的红绳褪了色,绳子头上那一小截已经发白。她把盒子扣上,掂了掂,比两年前沉。
窗外新街那头,还有推土机在响,一声一声,闷闷的,隔着两条街都能听见。
她把新本子摊在桌上,翻到第一页,看了看那两行字。
字还是不太正。比父亲的歪,比两年前那几行正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