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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选章节

更新时间:2026-11-20 03:02:07

第一章 香灰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陈家小院的槐树落光了叶子。

陈卫东跪在灵前,膝盖下垫着一条水泥袋子。袋子是父亲从轧钢厂捎回来的,说垫上不硌。硌是不硌,凉。凉气从地皮底下往上爬,爬过膝盖,一直爬到腰。

供桌上摆着一碟咸菜、两个白面馒头、一盏煤油灯。灯是父亲值夜班用的,铁皮底座磕掉了一块漆。门帘被风顶开一条缝,火苗就歪一下,墙上那张遗照跟着亮一下、暗一下。

照片里的陈广福穿劳动布工装,最上头那颗扣子扣得死紧,嘴抿成一条线。三号炉出事那天,同班的老吴说,陈师傅把人往外推,自己没出来。钢水溅在后背上,送到医院,人已经凉了。

头七。

陈卫东伸手拨了拨火盆里的纸,纸灰飞起来,落在他的鞋面上。他没有拍。

他认得这双鞋。黑布面,千层底,右脚大脚趾那儿顶出一个洞。二十二岁的脚。他也认得这双手。指头粗,虎口一层硬茧,右手食指第二节一道白疤,十五岁偷拆父亲的怀表时划的。

可他记得另一双手。手背上全是斑,手指肿着,握笔的时候抖。那是六十岁的手。签完最后一张图纸,笔从手里滑下去,人伏在桌上,再没起来。

中间那些年,他过得像别人家的日子,一页页翻,翻到最后才发现不是自己的。

一九七一年开春,他迁了户口,去了北边。临走的早上,母亲煮了两个鸡蛋,塞进他兜里,还替他抻了抻棉袄的领子。他当时觉得,妈还是疼他的。农村十年,他往家寄过二十七封信,回信三封。最后一封是卫红写的,纸上就一行:哥,房子没了。

一九七八年腊月,他站在红旗街三十七号门口。门是新刷的,门环上挂着新锁。赵建军来开门,说这房子他爸买下了。他手里提着一袋土豆,自己种的,想在火车上给弟妹尝尝。他站了半晌,把袋子放在门槛上,走了。走到街口才想起来,那袋土豆冻了。

后来的事,一桩接一桩:卫红嫁了粮站的王会计,第三年难产,人没救回来。卫民跟二叔学木匠,学出一手坏毛病,一九八三年进去蹲了四年。母亲瘫在赵家的炕上,赵德发嫌她吃得多,把她挪进柴房。他去接,母亲攥着他的袖口,说东子,妈当年是为你们好。

他当时一声没吭。这句话,他记了一辈子。

农场那十年,他住过地窨子,刨过冻土,手上裂的口子到开春都合不上。第一年冬天,他给家里写信,写“这里都好,吃得饱”。写完自己笑了,笑完把信纸团了,重新写。第二封信,他问卫红棉鞋够不够穿。

回信来得慢。有一封是卫红写的,说妈的户口迁了,说赵建军进了厂,说卫民在二叔家学会了刨木板,手上磨出泡。信纸最后一行写着:哥,你什么时候回来?

他没回。他不知道怎么回。

后来他回去过一次,是一九八〇年出差路过。红旗街三十七号的院墙加高了,门口停着一辆新自行车。他在街对面站了半个钟头,看见母亲从院里出来,头发白了一半,手里拎着泔水桶。她没有看见他。

他也没喊。

再后来,就是卫红的死讯。电报只有六个字:卫红难产,速回。他坐了三天两夜的火车,赶到医院,人已经停在太平间。孩子也没保住。王会计蹲在走廊里,抱着头,见他来了,站起来说了一句“我对不起你妹”,然后什么也说不出来。

卫民是一九八三年进去的。二叔教的木匠活,他没学到家,倒学会了跟人喝酒赌钱。那年严打,判了四年。陈卫东去探过一次监,隔着玻璃,卫民低着头,剃了光头,说哥,我错了。

母亲瘫在赵家炕上那年,是赵德发来叫的他。赵德发说,你妈病了,你接走吧。他去了,母亲躺在柴房里,身下铺着一条破褥子,旁边搁着半碗凉粥。见他进门,母亲攥住他的袖口,说东子,妈当年是为你们好。

那句话像一根刺,扎了他后半辈子。

纸烧尽了,剩一盆黑灰。陈卫东扶着墙起身,两条腿麻得像借来的。堂屋的门虚掩着,门缝里透出一线光,还有算盘珠子的响。

他走过去,脚底贴着地,没出声。

“……四百八十六,厂里财务上个月划过来了,收据我收着。”母亲的声音压得很低,嗓子发紧,“丧事花了一百二,还剩三百六十六。”

“三百六十六,放不住。”另一个男声接上来,不紧不慢,尾音带笑,“桂兰,我替你算过了。建军在农场两年,这回厂里给的那个照顾指标,是广福拿命换的。他要是能顶上去,一个月三十二,一年三百八十四。这比钱搁手里强。”

陈卫东听出来了。赵德发,城郊供销社的,四十出头,头发抹得整齐,说话像拨算盘。

“那指标,厂里说给子女。”母亲的声音又低了一分。

“卫东二十二了,今年下乡的名额还没走完。小伙子去插队,怕什么?建军身子弱,下不了地。”赵德发停了停,“再说我那头屋子小。你带卫东过去,一间屋挤四口人,像什么话。他下去了,这房子正好空出来。”

“卫红呢?”

“卫红十七了,姑娘家读什么书。公社王会计,人老实,就是年纪大点,三十四。嫁过去吃商品粮,比跟着你们熬强。”

陈卫东的手按在门框上。木头凉,凉得像刚从井里捞出来。

“卫民呢?”母亲又问,“卫民才十二。”

“卫民留给广顺。”赵德发说,“亲二叔,还能亏了他?一个月五块,从抚恤金里出。跟着叔叔学门手艺,饿不死。”

屋里静了一小会儿。火柴划着,烟味从门缝里钻出来。

“桂兰,你别想那么多。”赵德发的声音软了,“你一个女人,拖三个孩子,怎么过?跟我过去,我那头有粮本,有供销社的路子。孩子的事一件件办,办完你也清静。”

“……我就是觉得,对不住东子。”母亲说。

“对不住什么?”一个粗嗓门插进来,是二叔陈广顺,“他是老大,老大就得担事。桂兰,我跟你讲句实在的,广福这一走,这个家得有人拿主意。卫东那孩子闷,三棍子打不出一个屁。他要是懂事,明早就去街道把户口迁了,别让你为难。”

陈卫东退回灵堂,在父亲遗照底下抽了三炷香,就着蜡烛点着,插进灰里。青烟直上去,走到半人高,散了。

“爸。”他在心里说,“这回我不让。”

他蹲下来,把父亲那只铁皮工具箱搬到灯下。箱子上掉了漆,锁扣缠着一圈铁丝。他解开铁丝,掀开盖,里头是扳手、卡钳、半盒锈螺丝,还有一层油布。

油布包了三层。最里头是一只饼干盒,盒盖上印着“为人民服务”。他打开,先摸到一张纸,工伤认定书,厂革委会的红章,日期十月十九。下面压着抚恤金收据,四百八十六,财务科的章。再下面是公房承租证,承租人陈广福,红旗街三十七号,两间正房,一间灶房。工作证也在,照片上的人比遗照年轻,头发黑。

最底下是一本小学生横格本。

翻开第一页:一九六五年三月,一号炉抢修,加班四十六小时。第二页:一九六六年七月,三号炉换砖,加班七十二小时。一页一页,全是父亲自己记的。最后一页写到一九七〇年十月,字歪了:三号炉连班,一百二十小时,右手烫伤,没报。

背面有一行铅笔字:东子,爸没本事,就攒下这间房。你妈耳根子软,你多担待。房里那面墙,别让人拆。

陈卫东盯着那行字,盯到眼睛发酸。

院里响起脚步声。赵德发要走,母亲送到门口,声音低低地问了一句明天。

“明天一早,街道上班就去过户口。”赵德发说,“卫东那边你讲清楚。讲不通,我来讲。”

院门合上了。

陈卫东把铁盒重新包好,塞进棉袄,贴着胸口。铁盒是凉的,可那点凉是实的。

他又跪回灵前,把麻袋拽正。灯芯剪过,火苗稳了。

窗外还黑着。

第二章 三张纸

天亮得很迟,院里那层霜到九点还没化。

陈卫东在灶房门口站着,看母亲往里添柴。锅盖缺了个角,用玉米面糊着,蒸汽从缺口里噗噗地往外冒。

“妈,我今天不去街道。”

周桂兰的手停在半空,勺子上的粥滴回锅里。

“你说啥?”

“户口我不迁,乡我也不下。”他把三张纸从棉袄内袋里抽出来,压在水缸盖上,“爸的抚恤金、房子、厂里的指标,今天得说清楚。”

“你二叔昨晚跟你嚼舌头了?”

“没人跟我嚼。”陈卫东说,“我在门后头,听见了。”

灶房里只剩锅响。周桂兰在围裙上擦手,擦了两下,又擦第三下。

“东子,妈不是要撵你。妈是……”

“妈,你为的这个家里,有我吗?”

这句话落下去,周桂兰没接住。

院门被人一脚踢开。陈广顺先进来,棉鞋上带霜,后头跟着赵德发。赵德发穿一件呢子外套,袖口露出一截毛线衣,网兜里拎着两包桃酥。

“正好,都在。”赵德发把桃酥搁在锅台上,“卫东,叔跟你交个底。你爸没了,这个家缺个顶梁的。你下乡锻炼两年,回来出身就好。建军那个指标,叔不白拿,给你一百块。”

“赵叔,一百块买我爸一条命?”陈卫东问。

赵德发的笑停了。

“你这孩子怎么说话。”陈广顺皱眉,“你赵叔是好心。”

“二叔,先别急着骂我。”陈卫东把缸盖上的三张纸攥起来,“陪我去趟厂里,再去街道。事情办完,你回来接着骂。”

厂工会在一排灰砖平房里,屋里生着炉子,铁皮烟筒烫手。老周正蹲在地上给炉子添煤,见他们进来,把煤铲往墙边一靠。

陈卫东把工伤认定书、抚恤金收据、承租证并排摊在办公桌上。

“周师傅,我爸的工友,你认得最多。我想请你给句话。”

老周看了看那三张纸,又看了看跟在后面的赵德发,什么都明白了。

“你说。”

“我爸是因工死的。厂里给了一个照顾指标,我想自己顶。我二十二,没结婚,体检政审都能过。”

“该你的。”

“第二,房子是厂里的公房,承租证上是我爸。我妈要改嫁,户口得迁走。她一走,承租人得改名。我是长子,弟妹跟着我过,我申请改到我名下,欠的房租我补。”

老周把头点了两下。

“房子欠了十四块四的房租,我一分不少补上。

“第三,四百八十六的抚恤金,丧事花掉一百二。剩下三百六十六不归我一个人。我妈带走一百二,当她的嫁妆;卫红卫民那两份抚养费一百八,存街道代管,按月支,只能用在吃穿和学费;剩下六十六,给弟妹置冬衣。”

陈卫东说完,把那本横格本翻到最后一页,推过去。

“还有这个。我爸五年加了一千三百八十二个小时的班,一分钱没领过。周师傅,这上面的字你认得。”

老周把本子接过去,一页页翻。翻到最后一页,他的手停住,喉头动了动。

“是他的字。”老周合上本子,嗓子发哑,“广福这个人,一辈子没跟组织张过嘴。”

赵德发的脸沉下去,往前挪半步:“老周,这事不能这么办。桂兰是死者的爱人,房子和钱该她做主。卫东一个后生,懂什么监护?”

“赵德发。”陈卫东转过身,“你跟我妈登记了吗?”

“快了。”

“那就等你登记完再说。”陈卫东的声音不高,“这会儿站在这间屋里的,姓陈。”

陈广顺一巴掌拍在自己大腿上:“卫东!你妈还在呢,你就分家?你让街坊怎么看我们陈家?”

“二叔,这个家不是我分的。”陈卫东看着他,“昨晚上你们已经分完了。卫红给王会计,卫民归你,我下乡,房子让赵建军住。分得挺利索。我今天来,就是想把账摆到桌面上,一份一份对。”

屋里安静了。

老周把煤铲扶正,拍了拍手上的灰:“广顺,他说的是不是实情?”

陈广顺嘴张了张,没出声。

“卫红十九,卫民十二,都没成人。”老周说,“桂兰改嫁,带不带走?”

“我那屋小,带不了。”周桂兰站在门口,手攥着衣襟。

“带不了,就还是陈家的孩子。”老周从抽屉里摸出信纸,“一百八存街道代管,我同意。但每月支钱,得王主任和居民组长两个人签字,卫东一个人说了不算。”

“行。”

“房子的事,我写个情况说明,报厂房产科。承租权变更,得厂里点头。”

“我等。”

“指标的事,工会出证明。”老周把钢笔帽拔开,“广福的指标给卫东,我签字。谁想抢,先来过我这一关。”

赵德发拎着那兜桃酥,站了一会儿,笑了一声。

“行,你们办。桂兰,我先回。”

他掀帘子出去,帘子落下来打在门框上。

周桂兰追了两步,又停住。她回头看着陈卫东,眼泪落下来。

“东子,你就这么恨妈?”

“我不恨你。”陈卫东说,“我就是不替你把日子过了。”

街道革委会的屋子比工会还小,墙上贴着宣传画,炉子里的煤球烧得半红。王主任戴一副镜腿缠胶布的眼镜,把三张纸看了一遍,又听老周把话说完,才把笔帽拧开。

分家协议写在两张信纸上,一式三份。王主任念了一遍,陈卫东先签名,按手印。周桂兰的手抖,按不准,王主任捏着她的大拇指往印泥上摁了摁。

轮到陈广顺,他把笔一摔。

“我不签。这叫什么?老大把妈撵出门?”

“二叔,妈是改嫁,不是撵。”陈卫东把笔捡起来,摆回他面前,“你不签,卫民我照样接回来。你说的那五块钱,我一分不要。”

陈广顺脸涨成猪肝色,最后还是把名字写了。

出了街道的门,天阴下来,风里带着雪粒。周桂兰跟着赵德发往东走,走出十几步,回头。

“卫东,你别后悔。”

陈卫东站在台阶上,没动。

“妈。”他说,“你也是。”

雪粒子打在脸上,一会儿就化了。

第三章 招工表

劳资科的门槛,陈卫东踩了七回。

头三回,窗口里的人说材料不全。第四回说体检表填错了,要重填。第五回,办事员小刘趁着没人,压着嗓子告诉他:马科长打过招呼,让他再等等。

马长顺,劳资科副科长,四十来岁,头发往后梳,桌上搁一只搪瓷缸,缸里永远泡着几根茶叶梗。

第六回,陈卫东进去的时候,马长顺正在用报纸擦缸子。擦完,把报纸叠成方块,压在桌角。

“小陈啊。”马长顺抬起眼皮,“不是叔卡你。你这个岁数,卡在线上了。二十二,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今年指标紧,得先照顾困难户。”

“马科长,我爸是工伤。”

“我知道。”马长顺叹气,“可厂里工伤的不止你一家。去年走了六个,指标下来三个。”

陈卫东站着没动。

马长顺把缸子往桌里挪了挪:“你赵叔前天来过。他说你实诚,就是不会来事。叔也不跟你绕弯子,两条牡丹,一张缝纫机票,这事我给你往前拱一拱。”

炉子烧得旺,陈卫东的后背却发凉。

他想起上辈子。上辈子也是这间屋子,也是这只搪瓷缸。他站在门口,从上午站到中午,马长顺端着缸子出去吃饭,从他身边过去,眼皮都没抬。他那时候连烟票都没有,站在走廊里,闻着别人饭盒里的肉味。

“马科长。”他说,“烟我没有。缝纫机票也没有。”

马长顺的脸沉了。

“我有我爸的记工账。”陈卫东把本子掏出来,放在桌上,“五年,一千三百八十二个小时的班,没领过一分加班费。三号炉十七个老工友的联名,周振国签的头一个。”

马长顺的手指停在缸沿上。

“这些东西,我今天送厂革委会,明天送局里。”陈卫东把本子收回怀里,“马科长,我不是来求你。我就问一句,我爸那条命,在你这儿值几条烟?”

马长顺的脸从红转白,又从白转青。他猛地把缸子一放,茶水溅出来。

“你这是什么态度!”

“态度不好,我认。”陈卫东说,“指标我不能认给别人。”

三天后,厂革委会分管生产的副主任把马长顺叫去谈了一次。又过了两天,录用通知书下来了。红纸黑字:陈卫东,男,二十二岁,分配机修车间仪表组,学徒期六个月,月薪十八元。

老周把通知书送到家里,坐在门槛上抽了半支烟。

“东子,这一步你走得硬。”老周说,“马长顺记仇。往后在厂里,低头干活,别跟他顶。”

“我记着。”

“还有,”老周把烟头在鞋底上摁灭,“你妈那边,街坊有闲话。说你把亲妈逼走了。”

陈卫东没接。他把通知书折好,夹进父亲的记工账。

办手续那几天,他跑了三趟街道。政审表上要填家庭成份、社会关系,还要写明母亲为什么迁出。王主任捏着笔,问他:“你妈迁走,是你逼的?”

“是她自己要改嫁。”

“街道这边,有人反映你撵妈。”

“反映的人,姓赵还是姓陈?”

王主任抬眼看他一回,没再问,把章盖了。

体检在厂医院。量身高,一米七六;称体重,一百二十斤;查视力,两只眼都是一点五。大夫拿小锤敲他膝盖,又让他蹲下起立,最后在表上写:合格。

出了医院,他在台阶上坐了一会儿。太阳照在身上,暖的。

卫红那边,街道缝纫组收了她。组长姓刘,五十来岁,嗓门大,脚踩缝纫机踩得飞快。卫红去试工,第一天锁了二十条裤边,组长说手稳,留下,一个月九块。

“哥,我能挣钱了。”她回家把这事说了一遍,又说一遍。

“挣了钱自己存着。”陈卫东说,“买书,买笔,别都给家里。”

“给家里怎么了?”

“家里有我。”

卫红低下头,把围裙的边角卷起来又展开。

那几天家里紧。粮缸见了底,卫红把棒子面里掺上麸子,蒸出来的窝头一拿就散。陈卫东用抚恤金里那六十六块买了两袋面、一筐煤,又给卫民买了双棉鞋。卫红问他钱哪来的,他说厂里预支的。

录用通知下来那天傍晚,苏玉兰来了。

她穿了件洗得发白的蓝布罩衣,头发在脑后挽着,怀里抱着个女娃。女娃三岁,叫丫丫,脸冻得红扑扑的,一双眼睛黑,直直看人。

陈卫东正在院里劈引火的木条,见她进来,把斧头插在木墩上。

“卫东。”苏玉兰站在院门口,没往里迈,“听说你进厂了。”

“嗯。”

“我不是来攀你。”她低下头,手在孩子背上拍了两下,“我一个人带丫丫,缝纫组一个月十二块,房租三块,剩下的不够吃。卫东,你要是不嫌,我跟你过。我不图别的,就图孩子有个爹。”

院门被风推得一开一合。

陈卫东看着她。上辈子就是这句话。他当时心一软,说了个行。他娶了她,把丫丫当亲闺女养,口粮省下来给她。一九七三年,她弟弟苏玉林被推荐上工农兵大学,他掏了三十块路费。一九七八年,苏玉林留在省城,她带着丫丫跟过去,留下一封信,信上写:卫东,你是个好人,别等我。

十年,就换来这么一句。

“玉兰。”他开口,声音很平,“你要找的,是个好人。”

苏玉兰抬起头。

“我不是。”他说,“我心窄。一个月十八块,先得给卫红买棉鞋,给卫民交学费。剩下的我自己要吃。你跟着我,得排在后头。丫丫也得排在后头。”

苏玉兰的脸一点点白下去。

“我不给别人养孩子。”陈卫东说,“这话难听,你记住。你要找好人,这条街上多的是。别找我。”

苏玉兰抱着孩子站了一会儿,嘴唇抖了抖,转身走了。走到巷口,她回头看了一眼。陈卫东已经弯下腰,继续劈他的木条。

斧头落下去,木头裂成两半。

进了厂,陈卫东才知道仪表组是什么地方。三间平房,两张工作台,墙根堆着报废的仪表壳,屋里有松香和机油混在一起的味。组里六个人,四个老师傅,两个学徒。

带他的师傅姓郝,郝长庚,五十八,修了三十年钟表,眼睛不济了,手上的准头还在。头一个月,郝长庚不让他碰活,只让他磨螺丝刀、擦台面、认零件。

“学徒先学会站着。”郝长庚说。

陈卫东站了二十八天。

第二十九天,厂办送来一只表。

第四章 摆轮

送来的是只苏联表,“基洛夫”,表壳上一道划痕,秒针趴着不动。

送表的是军代表郑参谋。他说这表跟了他八年,厂里几个师傅都看过,都摇头。

郝长庚把表搁在灯下,拿放大镜看了半晌,也摇头。

“摆轮轴断了。这种轴,国内配不上。”

陈卫东站在旁边,瞄了一眼。

“师傅,我试试。”

“你试?”郝长庚从眼镜上头看他。

“我车一根。”

屋里几个师傅笑起来。车一根摆轮轴,公差两丝,手一抖就废。

陈卫东没笑。他把表拆开,断轴取出来,搁在白纸上量了尺寸,去车床那边翻了一截废轴料。他在车床前站了三个钟头,车一刀,量一次,再车一刀。天黑透了,车间里剩他一个,头顶那只灯泡晃。

第四天清早,他把表装回去,上了发条。

秒针动了。

郑参谋来取表,先贴耳朵听,又翻过来看后盖,抬头问:“你叫什么?”

“陈卫东。”

“哪个学校出来的?”

“没学校。我爸是轧钢厂的。”

郑参谋点点头,把表戴回手上,走到门口又折回来,从兜里摸出两张工业券,放在台面上。

“拿着。”

“郑参谋,这个我不能要。”

“不是给你的。”郑参谋说,“给你们组买两把好螺丝刀。我看你们那几把,都秃了。”

那两张券,陈卫东交给了郝长庚。郝长庚捏着券看了他半天,第二天把自己那套进口什锦锉拿出来,摆在他台上。

“用这个。”郝长庚说,“别给我磨秃了。”

那套什锦锉,陈卫东用了很多年。

头一个月,他跟着郝长庚学洗油。把表拆开,零件一样样摆进白瓷盘,用汽油刷,用柳条签剔,用麂皮擦。洗完,手指头在汽油里泡得发白,晚上回家,指甲缝里都是黑的。

第二个月学点油。郝长庚拿一根头发丝粗的油针,教他往宝石眼上点。点多了,表走不动;点少了,齿轮干磨。陈卫东点了三天,废了十几只旧机芯,才摸到那个分寸。

第三个月学看游丝。游丝细得像蜘蛛网,一碰就变形。郝长庚让他用镊子夹着,对着灯看,看它是不是平,是不是同心。

“看懂了没有?”

“看懂一点。”

“看懂一点,就是没看懂。”郝长庚把表收回去,“再看。”

陈卫东就在看。

厂里人背后说,郝老头脾气怪,带徒弟不带手艺,光让人站着。陈卫东不辩。他知道,郝长庚让他站的这二十八天,是让他把心沉下去。

心沉不下去,手就不稳;手不稳,修什么都是白修。

一九七一年十月,厂里搞学徒转正考核。

理论一张卷,画电路、认元件、算电阻。实操从一堆坏仪表里抽一台,两个钟头修好,修不好就算不过。

组里六个学徒,两个名额。

考核头一天,马长顺把陈卫东叫到劳资科,推过来一张派工单。

“五九型电桥,所里退下来的。”马长顺说,“你年轻,眼神好,正合适。”

陈卫东拿起单子看了一眼。那台电桥在组里搁了大半年,谁都不接。郝长庚说过,线圈烧过,前头有人修过一回,越修越坏。

“行。”他把单子折起来。

马长顺倒有点意外:“你不问为什么给你这个?”

“问了您也不说实话。”

马长顺的脸又沉了,端起缸子喝茶:“我把话放这儿。修不好,转正的事明年再说。”

“修好了呢?”

“修好了,再说修好了的话。”

陈卫东把电桥搬到自己台上。铁皮外壳,漆掉了一半,面板上的字磨没了。打开后盖,一股焦味,线圈缠得乱七八糟,前头那人拿焊锡胡乱补过,补成一串疙瘩。

郝长庚拄着拐过来看了一眼,哼了一声。

“给你下套。”他说,“五九型的线圈,厂里没备件。要修,就得自己绕。”

“我绕。”

“绕线圈得算匝数、算线径、算直流电阻。错一丝,表就不准。”

“我算。”

郝长庚盯着他看了一会儿,转身走了。走到门口又回头:“我柜子底下有一卷漆包线,零点零五的。要用自己拿,别跟人说是我给的。”

那天夜里,陈卫东没回家。

他把电桥拆到底,把烧掉的线圈一圈圈拆下来,数匝数。数到后半夜,又找了一只完好的线圈反推。线径用游标卡尺量,电阻查借来的《电工手册》,算到小数点后两位。

第二天考核,他提前半个钟头到。台上摆着绕线机、漆包线、镊子、绝缘漆。他坐下来,开始绕。

绕到第九百圈,手酸得发抖。他停下来,在裤子上擦干手,接着绕。

两个钟头到,他装回去,通电,调零。

指针停在零位。换一档,再换一档,误差都在允许的范围里。

监考的副厂长走过来,看了半天,提笔在表上签了字。

马长顺站在门口,脸色不好看。

“马科长。”陈卫东把派工单递过去,“修好了。”

那天下午,赵建军来了。

他从农场回来探亲,穿一件半新的军绿上衣,脚上解放鞋,鞋帮沾着泥。他在厂门口站了一会儿,看见陈卫东推着自行车出来,迎上去。

“卫东。”

陈卫东停下车。

“听说你进厂了。”赵建军笑了笑,“我爸说,那个指标本来是给我的。”

“现在是我的。”

“你抢什么?”赵建军的声音高起来,“我爸都跟你妈说好了。你倒好,一分钱不出,把指标端走。你知不知道我在农场吃什么?一天两顿苞米面,冬天冻得睡不着。”

“我知道。”陈卫东说,“我在农场待过十年。”

赵建军愣了:“你胡说什么?”

陈卫东没解释。他把车撑好,看着赵建军:“建军,你爸想要这个指标,行。让他拿四百八十六块钱来,那是我爸的抚恤金。再让他拿一千三百八十二个小时来,那是我爸加过的班。拿得出来,指标归你。”

赵建军的脸涨红,往前逼了一步,手抬起来。

陈卫东没躲。

“你打。”他说,“打完保卫科来处理。你是知青,打的是正式工,看农场那边怎么给你记。”

赵建军的手停在半空,最后落下来,攥成拳,在裤腿上砸下去。

“陈卫东,你等着。”

“我等着。”

赵建军走了。走出十几步,回头吐了一口唾沫。

转正通知下来那天,组里凑钱买了一斤糖。郝长庚没吃,坐在门口晒太阳。

马长顺在走廊里碰见陈卫东,站住了。

“小陈,转正了。”

“转了。”

“往后好好干。”马长顺把缸子换了只手,“厂里眼睛多,别让人抓小辫子。”

陈卫东点头,过去了。走出几步,听见马长顺在后头低声说:“这小子,命硬。”

郝长庚在门口坐着,听了个圈。等陈卫东过来,抬了抬下巴。

“听见了?”

“听见了。”

“命硬不是好事。”郝长庚说,“手艺硬才是。”

那阵子街上有人说,陈卫东把亲妈逼走了,占着房子,还断了弟妹的活路。老周听见了,在副食店门口跟人吵了一架。陈卫东知道了,只说一句:“让他们说。”回家照旧做饭,照旧夜里去修表铺坐着。

第一笔工资,三十二块。

他先去粮店买了十斤棒子面,又去副食店买了一斤猪头肉、半斤粉条。售货员问要不要肥点的,他说要,肥的能炼油。

出了副食店,他拐进百货商店,在鞋柜前站了半天。

“同志,女式棉鞋,三十七码,多少钱?”

“四块二,收一张鞋票。”

他把钱和鞋票一起递过去。

回到家,卫红正在院里晾衣裳。他把鞋盒往她怀里一塞。

“试试。”

卫红打开盒盖,愣住了。黑绒面,边上一圈白边。她把鞋捧出来,蹲下去套在脚上,站起来走了两步。鞋有点大,脚趾头在里面动。

“大了。”

“大了好。”陈卫东说,“明年还能穿。”

卫红低着头,眼泪掉在鞋面上,砸出两个深色的点。

“哭什么。”陈卫东说,“吃饭。”

那天晚上,他在父亲遗像前倒了一小盅酒。散装的,一毛二一两,辣嗓子。

“爸。”他说,“我转正了。三十二块。”

第五章 西墙

腊月二十三的夜里,陈卫东蹲在西屋地上,手里攥着一沓钱。

三十张十元的,麻绳捆着,票面发脆。他一张一张数,数到第三遍还是三百。钱底下压着工业券、全国粮票、布票,还有一张母亲年轻时的照片。

事情得从前一年冬天说起。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底,赵德发带人进了院。

那天陈卫东在厂里。卫红在井边洗菜,听见院门响,抬头看见三个人,菜盆差点脱手。赵德发走在前头,后头是赵建军,再后头两个生面孔,一个高,一个矮胖,棉帽压到眉毛。

“你哥呢?”

“上班。”

“那我等。”

他没进屋,背着手在院里转,抬头看那两间正房。看了一会儿,对高个说:“就这两间。西屋那面墙是后砌的,砖是我出的。”

陈卫东中午回来,一进院门就看见西屋门开着,赵建军正把缝纫机往外搬。

蝴蝶牌,母亲当年的陪嫁,机头上的漆掉了一块。母亲改嫁时没带走,说那头有一台。

“放下。”

赵建军没放,反倒往上提了提。

“我妈的东西,我妈让我来搬。”

“你妈?”陈卫东走过去,“你妈姓赵,这台机子姓陈。”

赵德发转过身,笑了笑:“卫东,别这么说话。你妈嫁到我家,她的东西就是我的。这房子她也住了一半,她那半间的家具,我拉走不过分。”

“赵叔,你抬头看门牌。”

赵德发抬头。蓝底白字,红旗街三十七号。门牌底下钉着一张纸,街道革委会的公告,写着承租人和户籍。

“这房子是厂里的公房,承租人是我。”陈卫东说,“我妈的户口,分家那天迁走了,迁到你赵家。她的东西那天拉过一回,两口箱子,一床被子。剩下的,是我爸留下的。”

赵建军把缝纫机往地上一撂:“你少扯!我爸说了,砖是他出的!”

“砖?”陈卫东看着他,“西屋这面墙一九六八年砌的,用的是厂里修澡堂剩下的旧砖。你要说是你爸出的,让他拿收据来。砖票、运费、人工,一样一样算。”

院里已经有人探头。矮胖男人往后缩。

赵德发脸上那点笑没了:“陈卫东,你别不识好歹。我今天来,是给你留面子。”

“赵叔,我也给你留面子。”陈卫东从怀里抽出承租证,展开,举到他眼前,“厂房产科的变更手续,街道的章。你要搬东西,先让派出所来看看,这屋里哪些是你的。”

他转头对卫红说:“去街道叫王主任,再去派出所,就说有人入户搬东西。”

卫红把菜盆一放,拔腿就跑。

赵德发的脸色变了,往门口瞟了一眼,压低声音:“你非要把事闹大?”

“不是我闹。是你带三个人,撬我西屋的门。”

不到一刻钟,王主任来了,后头跟着一个民警。民警看完承租证,又看赵德发。

“赵德发,这房子跟你没关系。东西放下,人出去。再搬,按盗窃办。”

赵建军还要争,被赵德发一把拽住。

三个人往外走。到院门口,赵德发回头:“陈卫东,你妈还在我家。”

“她在你家,是她自己选的。”陈卫东说,“你要拿她当人质,也就这点本事。”

赵德发嘴唇抖了抖,走了。

事没完。

第二年腊月初,王会计托人来说亲。

王会计三十四,公社粮站的,老婆去年冬天病故,留下两个孩子。他托的是赵家的门路,送来两斤毛线、一包红糖,捎话:卫红嫁过去,吃商品粮,不亏。

周桂兰也跟着来了,站在院里搓手:“东子,王会计人老实,有正式工作……”

“妈,卫红十九。”

“十九不小了。你二婶十八就过门……”

“婚姻法写着,婚姻自主,禁止包办。”陈卫东把那两斤毛线拎起来,塞回母亲怀里,“毛线拿回去,红糖也拿回去。卫红要嫁,她自己点头。她不点头,谁来说都没用。”

周桂兰抱着毛线站在雪地里,脸上挂不住。

“你就不能让我省点心?”

“妈,你省心,是拿卫红换的。这心你省不了。”

后来王会计单位来人问过一回,听说女方不愿意,也就没再提。赵家那边传出一句话,说陈卫东六亲不认。

一九七二年腊月二十三,小年。

夜里下大雪,院里的雪没到脚踝。陈卫东在灯下修收音机,听见院门响。

他开门,母亲站在雪里,头上落了一层白,手里拎个布包。

“东子。”

她进屋,坐在炕沿上,两只手在膝盖上搓。搓了半天才开口:“赵家那个老大,前房的,天天给我脸色看,说我吃他的粮。赵德发也不管,他说我带来的钱花完了,就该省着。”

陈卫东给她倒碗热水。

“妈,你在他家,一个月吃多少粮?”

“二十八斤。”

“他家粮本上,你上了没有?”

“上了。”

“那你吃的是你自己那份,不是他赏的。”

周桂兰低下头,眼泪一颗颗掉在布包上。

“东子,妈想回来。”

灶上的水开了,壶盖嗒嗒响。

“妈,这扇门我给你留着。”陈卫东说,“哪天你一个人回来,我给你下面。赵家的人,一个都不能进这个院。”

周桂兰抬起头,眼里有点光,又暗下去。

“他毕竟是我男人。”

“那你就回去。”陈卫东把布包递给她,“雪大,我送你到巷口。”

送完母亲回来,鞋里灌了雪,凉得刺骨。

他在灵前站了一会儿,父亲那句“房里那面墙,别让人拆”,一直没散。

墙是青砖砌的,北角有一块砖,砖缝比别处新。他拎把锤子进去,轻轻敲,砖是空的。

抽出来,里头塞着一层油纸。油纸里是一只铁皮盒,跟炕席底下那只一样,也印着“为人民服务”。

打开。

最上面是一沓钱,十元一张,麻绳捆着,三十张。三百块。

下面是一沓工业券、十几斤全国粮票、两张布票。

最底下压着一张黑白照片。母亲二十来岁,梳两条辫子,站在厂门口,笑得露出一颗虎牙。背后一行字:桂兰,一九五八年春。

还有一张纸条,父亲的笔迹:

东子,这钱是给你娶媳妇的。别给你妈,她心软,留不住。房契在工具箱里。你要是过得好,就别动这钱。要是过不下去,拿它买条活路。

陈卫东坐在冰凉的地上,把纸条凑到灯前,一个字一个字看。

看完,他把纸条折好,放回铁盒,到这会儿才明白。

父亲早就知道这个家会散。

他没有说破,只是把能留的,一层一层藏起来,藏在工具箱里,藏在墙里,藏在一本谁也不会翻的记工账里。

陈卫东把铁盒抱在怀里,坐了很久。

窗外的雪还在下。院里的脚印,已经被新雪盖住了。

第六章 煤油

那年冬天,家里最费的是煤油。

卫民上初中,晚上要做题。卫红在街道缝纫组帮工,回来还要给弟妹补衣裳。陈卫东从厂里带回两只旧灯罩,擦干净了,一盏搁卫民桌上,一盏搁灶房。

“油省着点。”他说,“一个月一斤半的定量,超了得拿票换。”

卫民把灯芯拧小,火苗缩成一颗黄豆。

“哥,我考高中,行吗?”

“考。”

“考上了,学费呢?”

“我出。”

卫民低着头,笔尖在纸上戳了个点:“二叔说,读书没用,不如跟他学木匠,三年出师,一天能挣一块二。”

陈卫东把灯罩往上提了提,屋里亮了些。

“你想学木匠?”

“我想读书。”

“那就读书。”陈卫东说,“二叔那边我去说。”

第二天他去了二叔家。陈广顺正在院里刨木板,刨花卷了一地。

“卫民的事,你别插手。”陈卫东站在刨花堆边上。

“我插手?”陈广顺把刨子一摔,“我是他亲叔!他爹没了,我管管怎么了?你一个月三十二块,养三口人,你拿什么供他读高中?读出来干啥?下乡?”

“读出来考学。”

“考学?”陈广顺笑了,“大学都停了多少年了,你做梦呢。”

陈卫东没跟他争。他蹲下去,把地上的刨花捧起来,扔进灶膛。

“二叔,卫民要读书。你要真为他好,就别来拉他。”

陈广顺看着他,看了半晌,把声音放低:“东子,你二婶病着,家里缺钱。你手里那抚恤金……”

“抚恤金剩的六十六,给卫民买了棉鞋和面。”陈卫东说,“没了。”

陈广顺的脸僵住,回头继续刨他的木板,不再说话。

一九七三年,卫红高中毕业。

毕业前一个月,她拿回一张表,市卫生学校招生,推荐加考试。她把表铺在桌上,手指按着“志愿”那一栏,按得纸都皱了。

“哥,我想考。”

“考。”

“考上了要住校,学费一年十二块,粮票另算。”

“我算过。”陈卫东说,“你考上了,我每月多给你三块。住校省家里的粮,算下来不亏。”

卫红咬着嘴唇,眼睛红了。

“哥,我要是考不上呢?”

“考不上就回来,缝纫组照样干。”陈卫东说,“卫红,你别老想着对得起谁。你考,是为你自己。”

那年秋天,录取通知来了。市卫生学校,护理专业,三年制。卫红拿着通知在院里转了三圈,最后蹲在槐树底下哭了。

陈卫东给她收拾行李。一床旧被,一条褥子,两身换洗衣裳,一只搪瓷脸盆。脸盆是新的,百货商店买的,两块八。

“到了学校,别省饭。”他说,“饿出病来,花的更多。”

卫红在学校,每月写一封信。

第一封信说,宿舍六个人,她睡上铺,夜里能听见火车过。第二封信说,第一次给病人扎针,手抖得找不着血管,带教老师把她撵出病房,她躲在楼梯间哭了半宿。第三封信说,老师让她重扎,她扎进去了,病人说不疼,她回宿舍高兴得睡不着。

陈卫东每封都回,回得很短:知道了。缺什么写信。钱月底寄。

一九七七年十月,广播里说,恢复高考。

那天晚上,卫民把课本从箱子底下翻出来,一本本摊在炕上。书页发黄,有的让老鼠啃了角。

“哥,我能考吗?”

“能。”

“我高中毕业半年了,好多都忘了。”

“那就捡起来。”陈卫东说,“从今天到考试,还有两个月。你白天上学,晚上复习。家里的活不用你管。”

那两个月,家里的煤油定量不够用。陈卫东去厂里跟郝长庚说了,郝长庚从后勤那边匀了五斤煤油票给他。

“别跟人说。”郝长庚还是那句话。

卫民每天夜里学到十二点。陈卫东坐在旁边修表,一人一盏灯,灯芯都拧得很小。有时候卫民趴在桌上睡着了,他就把书抽出来,替他把页码记住,第二天早上告诉他。

考试那天,他骑车送卫民到考场门口。卫民下车,腿有点软。

头天夜里,卫民没睡着。

陈卫东起来上厕所,看见他屋里还亮着灯,推门进去。卫民坐在炕上,书摊在腿上,眼睛瞪着墙。

“睡不着?”

“一闭眼就忘。”

“那就别闭。”陈卫东在他旁边坐下,“背给我听。”

“背什么?”

“你最有把握的那段。”

卫民背了一段政治,背到一半卡住。陈卫东也不催,等他。过了一会儿,卫民自己接上了,越背越快,背完,长出一口气。

“行了。”陈卫东站起来,“睡吧。”

“哥。”

“嗯?”

“我要是考不上,你会不会失望?”

“考不上就明年再考。”陈卫东说,“你才十九。”

他带上门。院里月亮很白,照着一地霜。

第二天早上,母亲来了,揣着两个煮鸡蛋,用手绢包着。她站在院门口,没进来。

“给卫民。”她说,“考试费脑子。”

陈卫东把鸡蛋接过来,还热着。

“妈,进去坐会儿?”

“不坐了。”她往巷口看了一眼,“我回去还得生炉子。”

她走了。陈卫东把鸡蛋塞进卫民兜里。

“谁给的?”

“妈。”

卫民捏着鸡蛋,捏了一会儿,放进书包。

“哥,我手抖。”

“抖就抖。”陈卫东说,“进去坐一会儿就不抖了。”

卫民进去了。陈卫东在门口站到中午,抽了半包烟。

录取通知是开春来的。省机械学校,机械制造专业。信封上的红字,卫民看了三遍,才敢拆。

“哥,考上了。”

“嗯。”

“学费……”

“我出。”

卫民站在院里,蹲下去,抱着头,肩膀一抽一抽的。陈卫东站在旁边,没拉他,等他自己起来。

那天晚上,家里吃了顿白面。卫红从学校回来,带了两个苹果。卫民把苹果切成四瓣,先给卫红,再给陈卫东,最后自己拿了一瓣小的。

“哥。”卫民说,“我毕业了回厂。”

“回来干啥?”

“回来帮你。”

陈卫东夹了一筷子菜,放到他碗里。

“你毕业了,想去哪去哪。别为了我回来。”

卫民低头吃饭,没再说话。

第七章 承包

红旗电器厂在街道最里头,三间打通的老屋,门口挂一块木牌,字是王主任写的,漆掉了半边。

厂子原来叫电器修理组,修手电筒、修收音机、绕电机。二十来号人,一半是街道上的家属,一半是残疾人。厂房漏雨,账上欠着五金公司两百多块。

一九七八年冬天,王主任把陈卫东叫去。

“厂子撑不住了。”王主任说,“街道的意思,包出去。一年上交三千,剩下的自负盈亏。你敢不敢接?”

陈卫东在屋里转了一圈。三十台机器,大半是旧的。墙角堆着废铁皮,屋梁上挂着一盏没罩的灯泡。

“我接。”

“三千不是小数。”

“我知道。”

“工人的工资,你发。欠的账,你还。”

“我认。”

王主任从抽屉里拿出一份合同,钢笔灌了墨水,推过来。

“签吧。”

陈卫东签了名,按了手印。按完,他站在厂门口,看那块木牌看了很久。

第二天开会,四十七个人挤在屋里,呼出的白气糊了半面墙。陈卫东把合同举起来。

“从今天起,这厂子我包了。三条规矩:第一,干活的拿钱,不干活的走人;第二,材料进出都记账,谁经手谁签字;第三,年底结账,挣了钱,先补欠账,再发奖金。”

底下有人嘀咕。

“陈厂长,奖金多少?”

“看挣多少。”陈卫东说,“挣一百,分三十。”

“要是赔了呢?”

“赔了,我卖房。”

屋里没人说话,接着有人笑出声。

笑声没持续多久。

第一批五十台收音机,拉到百货公司,第三天退回来三十台。售货员说,声音发闷,还有杂音,顾客试一台走一台。

陈卫东把退回来的机器一台台拆开,查到半夜。问题出在中周,线圈绕的圈数不对,信号偏了。这批活是赶工赶出来的,绕线圈的几个女工没受过训,照着样子绕,绕错了两圈。

三十台,返工。

他把工人叫回来,一台一台重绕。有人不乐意,说差不多就行。陈卫东把那台“差不多”的机器通上电,杂音刺啦刺啦响。

“你拿回家,给你妈听这个?”

那人不说话了。

返工做了六天。工资发晚了十天,有人堵在办公室门口要钱。陈卫东把自己转正后攒的三百块拿出来,先给家里困难的几个人发了。

“剩下的,月底补。”他站在门口,“我说话算数。”

月底,百货公司的货款结了,工资补齐。那三百块,他也没往回收。

郝长庚听说了,来厂里坐了一下午。

“你垫钱,工人记你的好。”他说,“可厂子是厂子,人情是人情。混在一起,早晚出事。”

“我知道。”

“知道就好。”郝长庚站起来,走到门口,“下回再垫,写借条。”

第一个月,陈卫东把厂里所有的活停了两天,带着人清仓。清出来一堆坏机壳、半截铜线、废变压器。他让工人把能修的修,能拆的拆,铜线归铜线,铁皮归铁皮。卖了废料,得了一百八十七块,先把五金公司的账还了一半。

第二个月,他改做收音机。

那时候收音机是紧俏货。厂里原来只修不造,他画了图纸,把线路简化,外壳改用木头的,本地木器社能做。

算账:一只收音机,元件十三块五,木壳两块,人工三块,成本十八块五,出厂价二十九。一台挣十块五。

第一批做了五十台,拉到百货公司,三天卖完。

百货公司的人来找他:“陈厂长,再给我们二百台。”

“做不出来。”陈卫东说,“厂里就这些人,这些机器。”

“那你扩产。”

“扩产要钱。”

“先赊你元件。”

陈卫东算了算,接了。

就在这时候,市供销社来人了。

来的是业务科一个姓孙的股长,夹着公文包,进门先看厂房,看完,把包放在桌上。

“陈厂长,你们这收音机,我们包销。”

“什么价?”

“出厂价二十三。”

陈卫东没说话。二十三,比他定的二十九低六块,一台只剩四块五的利。

“另外,”孙股长竖起一根手指,“每台给我们十个点。”

陈卫东在心里过了一遍:二十三块,十个点就是两块九。三百台,八百七十块。

“孙股长。”他把茶杯往桌里推了推,“二十三,我做不了。”

“怎么做不了?”孙股长笑了,“你们这厂子,没我们供销社,货往哪走?”

“往公社走。”

孙股长愣了。

“我跟五个公社的供销社谈好了,代销,手续费三个点,每个公社每月三十台。”陈卫东说,“一台二十九,我给公社让三个点,自己还剩八块四。比你那二十三,多挣三块九。”

孙股长的笑挂不住了。

“你这是破坏统购统销。”

“孙股长,街道集体企业,自产自销,政策允许。”陈卫东说,“你要按二十三收,我明天就把厂子关了,工人回家。你回去交得了差,我这边也省心。”

孙股长站起来,把包拎上,脸拉得老长。

“陈卫东,你把路走窄了。”

“路窄,走得稳。”

孙股长走了。王主任听说了,跑来问:“你真把供销社得罪了?”

“没得罪。”陈卫东说,“他就是想拿十个点。我给了,工人白干。”

那年年底,厂里结账。做了两千一百台收音机,还了欠账,发了工资,账上剩三千四百块。按合同,上交街道三千。

王主任来收钱,数完,抬头看他。

“还剩四百?”

“嗯。”

“工人的奖金呢?”

“一人十五,剩下的留着买元件。”

王主任把钱装进包里,走到门口,回头说:“卫东,明年还包吗?”

“包。”

一九七九年,知青返城。

厂里一下来了八个返城知青,都是二十七八岁,没工作,没房子,家里挤得转不开身。王主任领着他们来,站在院里,一个个低着头。

“卫东,街道实在安排不了。”王主任说,“你看……”

“留下。”陈卫东说,“先干临时工,一个月二十四,管一顿饭。”

八个人里,有一个叫沈国强的,在农场开过车,会修柴油机。陈卫东让他管设备。还有一个叫李慧的,高中毕业,字写得好,让她管账。

人多了,厂房不够用。陈卫东把厂子后头那块空地租下来,盖了三间砖房,花了八百。

也是那年,苏玉兰来了。

她比从前瘦,眼角有了细纹。丫丫长高了,扎两个小辫,跟在她后头。

“卫东。”她站在厂门口,手在围裙上搓,“我跟你借五十块钱。”

“干什么?”

“丫丫她姥姥病了,住院要押金。”她低下头,“我实在没处借。”

陈卫东进屋,从抽屉里数出五十块,又拿了一张纸。

“写借条。”

苏玉兰的手停在半空。

“卫东,我们……”

“写借条。”他把笔递过去,“什么时候有什么时候还,不急。但得写。”

苏玉兰接过笔,趴在桌上写。字歪歪扭扭:今借到陈卫东人民币五十元整,苏玉兰,一九七九年三月。

她写完,把借条推过来,抱起丫丫要走。

“玉兰。”陈卫东叫住她,“缝纫组的活还干着?”

“干着。”

“厂里要做收音机套子,布料的,一个月三百个。你要接,我按件给你算。”

苏玉兰回过头,眼睛亮了,又暗下去:“你信我?”

“我信手艺。”陈卫东说,“不信别的。”

那批套子,苏玉兰做得又快又整齐。陈卫东按每个八分钱结账,一个月二十四块。她拿到钱那天,在厂门口站了很久,最后把钱数了两遍,揣进怀里走了。

一九八〇年开春,厂里添了新机器,账上还有八千块。

陈卫东站在新盖的厂房门口,看工人进进出出。沈国强在里头调试机器,李慧在算账,郝长庚退休了,隔三差五来坐坐,指点年轻人。

“东子。”郝长庚坐在门口晒太阳,“你现在是厂长了。”

“挂个名。”

“别飘。”郝长庚说,“手艺人的根在手上。手一停,心就浮。”

陈卫东点头。

那天下午,他骑车回家,路过红旗街三十七号。院门开着,卫红在里头晾被子,卫民在修自行车。

他把车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

槐树发新芽了。

第八章 端水

一九八〇年七月,天热得柏油路发软。

陈卫东在厂里对账,李慧推门进来:“厂长,你妈住院了。”

他把账本一合,骑车往市医院赶。

病房在二楼,走廊里一股来苏水味。周桂兰躺在靠窗的床上,脸黄,额头上全是汗。卫红穿着护士服站在床边,正在给她量血压。

“胆结石。”卫红低声说,“得手术。押金一百。”

陈卫东去收费处交了钱。回来的时候,赵德发站在病房门口。

“卫东。”赵德发搓着手,“你妈这病……我那头实在拿不出钱。供销社效益不好,工资都欠着。”

“不用你拿。”

“我不是这个意思。”赵德发跟在他后头,“我的意思是,你妈这病看好了,往后……”

“往后怎么了?”

赵德发停住,把话咽回去。

手术做了两个钟头。陈卫东在走廊里坐着,卫红下了班没走,陪他坐。

“哥,妈这病拖了有两年。”卫红低声说,“疼起来就吃去痛片,一片不管用吃两片。她不说。”

“你怎么知道?”

“科里的大夫问出来的。”卫红把白大褂的袖子往下抻了抻,“她说怕花钱。”

陈卫东没说话。走廊尽头的窗户开着,热风灌进来,吹得墙上的告示哗啦响。

医生出来说,石头取出来了,胆也切了,人没事。住院半个月,总共花了一百六十多。

周桂兰醒过来,第一句话问的是花了多少。

“一百六。”陈卫东说。

“这么多。”她要坐起来,被卫红按回去,“早知道不做了。”

“不做,下回还得疼。”陈卫东把被子给她掖好,“钱的事你别管。”

那半个月,卫红天天来。她在外科病房,离得近,下了班就过来,给母亲擦身、喂饭、换引流袋。有天夜里母亲疼得厉害,攥着床栏不吭声,卫红守到天亮。

出院那天,赵德发来了,带着一张纸。

“桂兰。”他把纸放在床头柜上,“咱俩,把手续办了吧。”

周桂兰看着那张离婚申请,半天没动。

“我这病,你嫌了?”

“不是嫌。”赵德发低着头,“我那屋小,你回去也养不好。再说,孩子们……”

“孩子?”周桂兰笑了,笑得很难看,“你前头那两个,什么时候叫过我一声妈?”

赵德发不说话。

陈卫东站在门口,也没说话。

最后周桂兰把那张纸拿起来,看了看,问:“补偿呢?”

赵德发从兜里摸出一个信封:“一百块。我就能拿出这些。”

“一百。”周桂兰把信封接过去,捏了捏,“我跟你三年,就值一百。”

她把信封塞进枕头底下,转过头,看着窗外。

“办吧。”

离婚手续办完,周桂兰的户口没处落。赵家那头催着迁,陈卫东去街道问。王主任翻了半天文件,说可以落在街道集体户,但她得有地方住。

陈卫东在红旗街后头给她租了一间房。一间半,月租三块,房东是个寡居的老太太。

搬家那天,陈卫东把她的两口箱子搬进去,又买了一袋面、十斤米、一筐煤。

“妈,往后每月我给你八块钱,三十斤粮票。”他说,“粮票我月初送,钱也月初送。你要买药,另外跟我说。”

周桂兰坐在床沿上,看着屋里的东西。

“东子,你恨妈吗?”

“恨过。”

“现在呢?”

陈卫东想了想:“现在顾不上恨。日子得往前过。”

那年中秋,卫红从医院回来,卫民也从学校放假回来。陈卫东买了一只鸡、两斤月饼,把母亲接到家里。

桌子摆在院里,槐树底下。月亮升上来,照着一桌菜。

周桂兰吃了半碗饭,放下筷子。

“东子,妈有句话,憋了很久。”

“你说。”

“那年分家,妈是想着,你们跟着我,日子能好过点。赵家那头有粮本,有供销社的路子。妈想着,卫红能嫁个吃商品粮的,卫民能有个叔照应,你下乡两年回来,也能分配。”

“妈。”陈卫东把筷子放下,“你想着的,是把我们一个一个送出去,换你自己安稳。”

周桂兰的嘴唇抖起来。

“我不是……”

“你是。”陈卫东说,“你不坏,妈。你就是心软,耳朵软。谁跟你说两句好话,你就觉得是为你好。可你拿我们的日子去换,换完了,你自己也没落着好。”

院里静了。卫红低头剥月饼纸,卫民看着碗。

周桂兰的眼泪掉下来,一滴一滴落在桌面上。

“那妈现在怎么办?”

“现在好办。”陈卫东给她碗里夹了一块鸡肉,“你一个人过,钱我出,粮我送。病了我送医院。赵家的事,你别再管。我的事,你也别管。这碗水,我端平。”

“端平?”

“嗯。”陈卫东说,“不骗你,也不骗我。”

周桂兰看着他,看了很久,笑出声来。笑得眼泪还在流。

“你比你爸硬。”

“我爸软。”陈卫东说,“他软了一辈子,最后拿命换了个指标,还想留给我。妈,我不能跟他一样。”

月亮移到槐树顶上。卫红把月饼切开,一人一块。

卫民说了句:“哥,我毕业想回轧钢厂。”

“回。”

“你不问我为什么?”

“不问。”陈卫东说,“你想回就回。”

那顿饭后,周桂兰在陈家住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她自己回去了。走的时候,把碗洗了,把灶台擦了。

陈卫东送她到巷口。

“妈。”

“嗯?”

“下个月初,我把粮票送过去。”

“好。”

她走了几步,回头:“东子,你媳妇的事……”

“没有。”

“找个吧。”她说,“别一个人。”

陈卫东没接,站在巷口看她走远。

一九八〇年秋天,二叔陈广顺来了。

他儿子陈卫强十九,高中毕业没考上,在家闲着。陈广顺进门就蹲在院里,抽了半支烟才开口。

“东子,卫强那孩子,你看能不能进你厂?”

“厂里招人得考试。”

“考试他考不上。”陈广顺把烟头摁灭,“你给安排个活,看仓库也行。”

“二叔,厂里四十多号人,都看着。”陈卫东说,“我安排一个,后头就有一百个来找。”

“你就不能看在亲戚份上?”

“能看。”陈卫东说,“让他来考。考上了,我一句话不说。考不上,去街道报名,等招工。”

陈广顺站起来,脸沉着:“你现在是厂长了,翅膀硬了。”

“二叔,我翅膀硬,是靠自己一根轴一根轴车出来的。”陈卫东说,“你要帮卫强,让他学门手艺。我厂里缺车工,他肯学,我教。”

陈广顺站了一会儿,最后说:“我回去问他。”

他走了。走到院门口,又回头:“东子,你爸那面墙……”

“墙怎么了?”

“没什么。”陈广顺摆摆手,走了。

一九八一年春,卫民毕业了。

分配回轧钢厂,技术科。报到那天,他穿着新发的蓝工装,站在厂门口等陈卫东下班。

陈卫东推着车出来,看见他,脚下慢了半拍。

“你真回来了。”

“我说过。”

“傻。”陈卫东把车撑好,“省机械学校分你去设计院,你不去?”

“不去。”卫民接过车把,“哥,我推。”

两个人沿着红旗街走。路边有人在修下水道,挖出来的土堆得老高。卫民推着车,绕过去。

“厂里技术科缺人。”他说,“我学的就是机械制造,回来正好。”

“别拿我当理由。”

“我没拿你当理由。”卫民说,“我在外头念了四年,越念越想回。咱这厂子设备旧,图纸也不全。我回来,能干点实事。”

陈卫东没再劝。

到家门口,卫民把车靠墙放好,忽然说:“哥,当年我要是不读书,现在就在二叔那儿刨木板。”

“嗯。”

“谢谢你。”

“谢什么。”陈卫东掏钥匙开门,“饭在锅里。”

一九八一年春天,槐树又冒芽了。

陈卫东把厂里的账交给李慧,自己回车间待了三天。郝长庚来串门,看见他在车床前站着,笑了。

“厂长还干活?”

“手痒。”

“车什么?”

“车根轴。”陈卫东说,“厂里那台旧冲床,轴弯了,买不着配件。”

郝长庚凑过去看,看了半天,点头。

“还行。没退步。”

陈卫东把轴车完,装上去,开机。冲床哐当哐当响起来,一下,一下,稳。

他站在机器旁边,手上全是机油。

窗外,红旗街的孩子们在跑,喊着什么。厂门口的槐树影子落在地上,被风推着晃。

他想起父亲那句话:这碗水,端平。

他那时候不懂。现在懂了一点。

水端平,不是谁都不得罪。是知道哪一勺该给谁,哪一勺不能给。

尾声 新芽

一九八五年清明,陈卫东去城外上坟。

坟地在山坡上,一片柏树林。父亲的碑是水泥的,字请石匠刻的,描了红。碑前摆着一碟花生米、两个白面馒头、一小瓶散酒。

他把酒倒进土里,蹲下来,拔坟头的草。

“爸,家里都好。”

厂里现在八十多号人,去年添了两条生产线,做电风扇。收音机还在做,往北边销。李慧的账管得细,一分钱对不上都要查半天。沈国强当了车间主任,嗓门大,工人怕他。

卫红在市医院,去年提了护士长。她处了个对象,儿科的医生,姓林,戴眼镜,说话慢。卫红带他回家吃过一顿饭,陈卫东看了一晚上,没挑出毛病。

卫民在轧钢厂技术科,去年评了助理工程师。他结婚晚,对象是厂里化验室的,两个人在厂区宿舍分了一间房。

母亲那边,身体还行。胆切了以后,吃油少了,人瘦了些。她住在红旗街后头那间小屋,自己种了两盆葱,养了一只猫。每月八块钱、三十斤粮,陈卫东月初送去,风雨不误。她有时候来家里坐,坐半天,帮着择菜,不说赵家的事。

苏玉兰那五十块,一九八二年还了。她后来在街道服装厂上班,丫丫上了学。逢年过节,她让丫丫送一双鞋垫来,针脚密。陈卫东收下,没回过礼。

“爸,那三百块,我没动。”他把最后一把草拔掉,“留着。以后卫民的孩子上学,用得上。”

山坡底下,红旗街的屋顶一片连着一片,烟囱里冒着淡烟。厂子那三间新厂房,在太阳底下泛白。

他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

风从坡上过,柏树叶子响。

下山的时候,他回头看了一眼。碑立在树影里,安安静静。

回到家,院里的老槐树发了一树新芽。

卫红在厨房里做饭,卫民蹲在门口修一辆自行车。母亲坐在小板凳上,拿剪刀剪韭菜,剪得整整齐齐。

“哥,洗手吃饭。”卫红在屋里喊。

陈卫东应了一声,把车撑好,走进院子。

水缸满了,煤堆得齐整,窗台上摆着母亲剪的韭菜。日子像这些东西,一件一件摆在该在的地方。

他拧开水龙头,水哗哗地冲在手上。

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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