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打印机的余温
凌晨一点零六分,打印机又卡纸了。
我把半个身子探进机器下面,摸到一张被滚轮咬住的铜版纸。纸边烫手,带着一股塑料烧过的味道。抽出来,指尖被划了一道,很浅,没有血。
办公室里只剩我。空调出风口在滴水,一滴一滴落进垃圾桶里的塑料袋,声音比我敲键盘还清楚。屏幕上开着第十七版提案,客户半小时前发来一条语音,说他老婆觉得这个方向不够高级。
我还没回。
手机在桌角亮了。我妈发来三条语音,每条都不超过十秒。她最近学会用微信,还是我教的,按着说话键,像按着收音机。
再往下翻,有一条很旧的消息,停在三年以前。江晚发的。
她说:你的东西,我放在老地方了。
我当时没看懂,也没问。后来就忘了。
胸口发紧,我以为是弯腰弯久了。直起身,眼前有一层黑,像有人把百叶窗拉下来。我扶着桌沿往门口走,走了两步,膝盖先软了。
保洁阿姨在走廊尽头拖地。拖把压过地砖,吱一声,吱一声。我想叫她,喉咙里只出来一点气。
我的脸贴在地上,闻到灰尘和清洁剂的味道。打印机还亮着一盏绿灯,一闪,一闪。
最后一个念头不体面。我想的是家里那口咸菜缸,去年腌的吃完了,今年我妈还没动手。
第二章 九月的风扇
我再睁眼,是被热醒的。
头顶有台风扇,铁叶子转得发飘,罩子上积了灰。窗外是蝉,叫得太阳都发白。讲台上有人在敲黑板,粉笔头断成两截,滚到讲台边。
“沈砚,默写默到哪儿了?”
我抬头。黑板右上角写着日期:2014年9月1日。下面一行小字,距高考还有二百七十九天。
我是个写PPT的,三十岁,熬夜,心梗。现在坐在一张吱呀作响的木椅上,桌面上摊着田字格,手里握着一支漏墨的钢笔。
讲台上的人姓段,教语文,头发梳得一丝不乱。他后来退休,去老年大学教书法,七十三岁那年摔了一跤,卧床半年。我去看过他一次,他认不出我。
“睡傻了?”他把半截粉笔弹进粉笔盒,“接着写。”
我站起来。椅子腿在水泥地上划出一道长音,全班回头。前排有个男生笑出声,被他瞪了一眼。
我什么都没说,从后门出去。
走廊比记忆里窄。水磨石地面被拖过,留着水痕,鞋底踩上去有点黏。跑到楼梯口,我撞见一个人。
她抱着一盆绿萝,盆底垫着报纸,另一只手拎着拖把。校服袖子卷到手肘,头发扎得很低。
“你去哪儿?”她往旁边让了半步,“段老师上课呢。”
江晚。
十七岁的江晚,脸上还有一层没褪干净的软肉,眼睛看人只看一瞬,很快就移开。
我张了张嘴,问出一句很蠢的话:“今年是哪一年?”
她把绿萝往怀里紧了紧,认真看了看我的脸。
“你是不是中暑了?”
“你回答我。”
“二〇一四。”她说,“九月一号。你要不要去医务室?”
我盯着她。她额角有一颗小痣,靠近发际线,平时被刘海挡着。这个细节我上一世从来没注意过。
“沈砚。”她伸手在我眼前晃了晃,“你脸色跟墙一样。”
“我没事。”
“你手在抖。”
我低头看。真的在抖。
走廊尽头有人在喊她的名字,催她把绿萝搬到广播站。她应了一声,又回头看我。
“你别乱跑。”她说,“我放完花盆就回来。”
她走了。拖鞋底拍在地上,啪,啪,啪。我靠在楼梯扶手上,听见整座教学楼的读书声一层一层压过来。
我活过来了。
第三章 缝纫机与胃药
老段准了我的假,条件是明天交一篇八百字的检讨,题目自拟。
我家住在民主路,骑楼二层。楼梯第三级踩上去会叫,我爸拿木板垫过,垫完还是叫。楼下卤面店四点开门,整条街都是八角味。
推开门,先听见缝纫机。
咔嗒,咔嗒。我妈坐在窗边,脚踩踏板,手把一条校服裤的裤脚往针下送。收音机搁在窗台上,放南音,咿咿呀呀,唱到一半被广告打断。
她四十五岁,比我现在还小五岁。头发用一根黑色橡皮筋扎着,额前有几缕白的,没染。
“回来了?”她眼睛没离开针,“锅里热着番薯粥。”
我站在门口,叫她:“妈。”
“嗯。”
“你胃还疼吗?”
针停了。她抬头,先看我,再看墙上的钟。
“你请假了?”
“我问你胃还疼不疼。”
“老毛病。”她把裤子翻了个面,“吃两片药就好。”
我走到她床边,拉开床头柜最下面那格抽屉。
里面全是药盒。铝箔板叠着铝箔板,有的一片药都没抠。胃康灵,陈香露白露,还有一种白色小袋的中药粉,袋口用订书机钉着。我数了数,十七盒。
“这些是什么时候买的。”
“陆陆续续。”她伸手来关抽屉,“你别翻了,乱。”
我抓住她的手。她掌心有硬茧,中指侧面有一道旧伤,是针扎的。指腹上沾着蓝线头。
“妈。”我说,“我们去医院。”
“没钱。”
“我有。”
“你那点钱留着买电脑。”
“不买了。”
她看着我。窗外有摩托车过去,排气管响了一串。她的手在我掌心里挣了挣,没挣开。
“沈砚,你是不是做噩梦了?”
“嗯。”
“梦见什么。”
“梦见这口缸空了。”
她没听懂,眉头拧起来。我把抽屉合上,蹲在她脚边。
“就当是体检。”我说,“查完没事,我以后不烦你。”
她沉默了很久,把没缝完的裤子叠好,放在缝纫机上。
“明天一早。”她说,“别耽误课。”
第四章 胃镜室外的长椅
临溪市第一医院在城东,坐十七路公交,八站。
我妈不肯打车,说公交一块五,打车要十八。她穿了件出门才穿的碎花衬衫,领口扣到最上面一颗,手里拎着装病历的塑料袋。
消化内科的医生姓林,四十来岁,说话不快。她按了按我妈的肚子上方,问疼了多久,夜里会不会烧心,大便颜色变没变。
我妈说:“就是胃炎,吃点药压着。”
林医生抬眼看了我一下。
“家属留下。”
我妈被推进胃镜室。门关上,红灯亮。走廊的长椅是绿色的,漆掉了一块,露出里面的铁。对面墙上贴着一张母乳喂养的宣传画,边角卷起来,用透明胶粘着。
我坐了一会儿,又站起来,去自动售货机买了一瓶水。售货机吞了硬币,卡住,没出货。我拍了它两下,它把水吐出来,咣当一声。
四十分钟。我妈出来,头发被汗打湿,扶着门框,脸白得发青。
“难受。”她说。
“胃镜都这样。”我拧开水递过去。
“你怎么知道。”
我没答,把水拧开递过去。
活检要等三天。这三天我照常上课,照常被老段罚抄,照常趴在桌上睡到口水流出来。每天放学绕到医院,取一样报告,再回家。
第三天下午,林医生把我叫进办公室。
她把一张病历单推过来,用笔尖点了点上面一行字。
“早期。”她说,“范围很小,没看到淋巴转移。手术切掉,预后很好。”
我盯着那几个字,看了很久。字都认识,连在一起却像另一种语言。
“但是别拖。”她补了一句,“下周一入院。”
我点头。点得太用力,脖子都酸了。
从医院出来,天还没黑。我在门口的水果摊买了两斤橘子,塑料袋勒得手指发白。走到民主路,骑楼的灯一盏一盏亮起来,卖凉茶的把桌子摆到廊下,一个大爷在听布袋戏,锣鼓敲得热闹。
我觉得饿。那种从胃底往上冒的、很踏实的饿。
回到家,我妈正在阳台上晒衣服。她看见我手里的橘子,笑了。
“检查结果出来了?”
“早期。”
“能治?”
“能治。”
她把手里的衣架放下,背过身去,肩膀动了动。半晌,她转回来,接过橘子。
“那得腌一缸咸菜。”她说,“住院吃不上家里的饭。”
第五章 对门的自行车
我家对门住着江家。
两扇门之间隔着一道半米宽的墙,墙上贴过春联,红纸褪成粉色,边角被风掀起。小时候我妈和江晚她妈会搬两张竹椅坐在楼道里择菜,一个择空心菜,一个剥毛豆。后来江晚她妈没了,竹椅只剩一张,靠在墙边,落了灰。
那天傍晚我回家,看见江晚蹲在楼道里修自行车。
车是女式的,二六,蓝色,后轮链条掉了,卡在飞轮和车架之间。她一手拿螺丝刀,一手抓着踏板,手背上全是黑油。
“要帮忙吗?”
她抬头,额头上有一道灰。
“你会?”
“我看看。”
链条卡得死。我蹲下去,让她把车往后倒一点,借着楼道的灯,用螺丝刀把链节一点点撬出来。她扶着车把,膝盖顶着后轮,怕车倒。
“你妈手术定了?”她问。
“下周一。”
“林医生主刀?”
“你认识?”
“我妈以前也找他看过。”她说,“他手很稳。”
她说这话时语气很平,像在说别人的事。我没接。
链条复位,我用手摇踏板,轮子转起来,发出细细的哒哒声。
“好了。”
她站起来,去楼上接了一盆水,端下来放在台阶上。
“洗手。”
水是凉的。我洗了两遍,水变黑。她从口袋里摸出一块肥皂,用纸包着,递给我。
“你先用。”
肥皂是柠檬味的,很小一块,中间被用过,凹下去一个弧度。
“你随身带肥皂?”
“修车用的。”她说,“不然一整天手上都是油。”
我洗完,把肥皂还她。她没接,转身去检查链条。
“你留着吧。”她说,“你手也脏。”
我低头看。指甲缝里还有一圈黑。
“江晚,你妈那时候,发现得晚吗?”
她的手停在后轮上。楼道里有户人家在炒辣椒,呛得人想咳。
“晚期。”她说,“从查到走,四个月。”
“对不起。”
“你道什么歉。”她把车撑脚踢下来,“又不是你害的。”
她推着车往家门口走,走了两步,又停下。
“你妈会好的。”她说,“早期不一样。”
门开了,又关上。我站在楼道里,手里捏着那块小肥皂,柠檬味很淡。
第六章 解剖图谱里的蓝本子
九月中旬,学校搞图书捐赠,给乡下的中学凑书架。
各班把旧书堆在操场边上,用麻绳捆成摞。班主任在讲台上喊,谁家里有不要的参考书、练习册、课外读物,明天带来。
江晚带了一整箱。
箱子是装方便面的纸箱,外面用记号笔写着“书”,字很工整。她一个人搬不动,站在楼梯口等男生经过。我从楼上下来,她把箱子往我这边推了推。
“帮我抬一下。”
“里面什么?”
“旧的。”她说,“还有几本我妈留下的。”
箱子比看上去沉。我抬一头,她抬一头,从三楼走到操场。中途歇了两次,她额头出汗,刘海黏在脸上。
到了操场,她蹲下去清点。我在旁边帮她拆绳。
一本厚书从箱底滑出来,硬壳,封面是深绿色的,印着《人体解剖图谱》。书很旧,书脊用透明胶粘过。
我捡起来,随手一翻。书页之间夹着一个东西,蓝布封面,巴掌大,边角磨得发白。
我抽出来。
封面上用蓝色圆珠笔写了三个字:沈砚。
下面一行更小的字:欠我的。
江晚回头,脸色变了。
“还我。”
“这是什么?”
“笔记。”她伸手来抢,“你还我。”
我把手举高。她跳起来,没够到。她比我矮半个头,跳起来,校服下摆从裤腰里挣出来。
“江晚。”我说,“上面写的是我的名字。”
她不跳了。站在我面前,胸口起伏,眼睛盯着我手里的本子,像盯着一件很烫的东西。
“你自己看。”她说,“看了别后悔。”
她抱起剩下的书,往操场另一头走。走了几步,又回头。
“沈砚,你要是看了,就当我求你一件事。”
“什么?”
“别问。”
她走了。本子在我手里,蓝布封面被太阳晒得发烫。
那天最后一节是自习。我把本子压在数学卷子下面,一个字都没写。放学铃响,我把它塞进书包,没回家,上了教学楼天台。
第七章 一千八百四十三
天台的门锁坏了很多年,用一块砖头顶着。推开门,风先扑过来,带着操场塑胶跑道的味道。
我坐在水泥台边上,翻开本子。
第一页写着日期,字很小,挤在横线里。
“二〇〇八年六月十二日。沈砚掉进排水沟,我喊了人。他膝盖破了,我给他贴了三张创可贴。他没说谢谢。”
我盯着这行字。二〇〇八年,我们十岁。那年夏天雨大,排水沟的盖子被冲开,我确实掉进去过。创可贴是米老鼠图案的,我嫌幼稚,撕了。
往后翻。
“二〇〇九年四月三日。他把我作业本拿去垫台阶坐,还回来,封面上有半个鞋印。我哭了,他不知道。”
“二〇一〇年十一月十九日。家长会,他爸妈不在,他让我冒充他姐。我在后门站了两节课,老师问我怎么不进去,我说我害羞。”
“二〇一一年五月七日。他发烧,我替他去医务室拿药,回来迟到,被值日老师记了名字。药他只吃了一次,说苦。”
“二〇一二年三月二十六日。他打球把校服外套扔在球场,我捡起来送到他家。他妈妈留我吃饭,我说吃过了。其实没吃。”
“二〇一三年九月十日。他骑我的车去网吧,链条蹬断了,他推回来,说车质量差。我走回家的,走了四十分钟。”
“二〇一四年一月八日。升旗,他忘带外套,我把我的给他。他穿着我的外套站在男生队伍里,袖子短一截。我在女生队伍里冻得发抖,他回头看了一眼,没认出来。”
一页一页,全是这种事。
有的我隐约记得,有的完全没有印象。她写得比我本人还清楚,连那天的天气、我穿什么衣服、说了哪句混账话都记着。
本子一共一百八十三页,每页挤十来条。最后一页的页码旁边,她用红笔写了一个总数。
一千八百四十三条。
最后一条在二〇一四年六月十二日,高考前。
“他跟人打赌,说要在毕业前追到林知夏。我在天台上听见了。风很大,我假装没听见。”
下面隔了两行,是另一种笔迹,写得慢,笔画很用力。
“这些不用还。我只是怕你以后忘了我。”
我坐在天台上,坐了很久。楼下路灯亮起来,操场空了,只有门卫在锁铁门,铁链拖在地上,哗啦哗啦。
我把本子合上,放进书包最里层,拉好拉链。
然后我站起来,拍拍裤子上的灰,往家走。
第八章 第一次抬头
第二天早读,江晚没看我。
她把书立在桌上,脸藏在书后面,只露出额头和那颗小痣。我走过去,她翻页,翻得很快,纸都皱了。
我在她旁边的空位坐下。那是赵鹏的位置,他今天又迟到。
“江晚。”
她不理。
“本子我看了。”
她的手指停在这一页中间。
“一千八百四十三条。”我说,“我数了。”
她把书合上,声音很轻。
“你想说什么。”
“第一件是什么。”
她愣住。
“你自己写的。”我说,“二〇〇八年,排水沟,创可贴。”
“那都是小时候的事。”
“所以先还第一件。”
她看着我,眼睛里有点防备。
“怎么还。”
“你等会儿值日?”
“嗯。”
“我去。”
早读结束,教室里的人走了一半。江晚去拿抹布,我跟在后面。黑板很高,她踮着脚也只够到中间,最上面一行板书擦不到。
“我来。”
她让开。我接过抹布,把最上面那行字擦掉,粉笔灰落下来,落在头发上。擦完,我把抹布洗了,拧干,递给她。
她没接。
“沈砚。”她说,“你到底想干什么。”
“还债。”
“我不要你还。”
“你说了不算。”我说,“你不要,是你的事。我要还,是我的事。”
她低头看着手里的抹布。水从她指缝里滴下来,滴在地上,砸出一个小圆点。
“第一件。”我说,“还了。”
她抬起头。那是我两辈子加起来,第一次这样看她。她的眼睛不算大,眼尾有点往下,看人时很安静。她大概没料到我会这么直接,耳根一点点红起来,红到脖子。
“你……”她说,“你有病。”
“嗯,我有病。”
她转身走了。走了几步,又回来,把抹布砸在我怀里。
“擦干净。”她说,“角上还有灰。”
第九章 广播站的稿子
九月末,校运会。
广播站在教学楼四楼,一间由杂物间改出来的屋子,墙上贴着历年的节目单,窗户朝西,下午晒得像个蒸笼。
林知夏是站长。她高二,头发剪到肩膀,走路带风,笑起来露一颗虎牙。上一世我给她写了两年稿子,运动会、艺术节、元旦汇演,什么场合都能凑出四字一句的排比。她拿着稿子念,念完说一句“辛苦啦”,我就高兴一整天。
这一世我没去。
运动会第一天,她在教室门口堵我。
“沈砚,男子四百米的稿子,你帮我赶一下。”她把一沓稿纸拍在我桌上,“下午就要。”
“没空。”
“你去年写得挺好啊。”
“今年不想写。”
她没料到我会这么答,手停在半空。
“你还在生气?”她压低声,“上次那事我不是故意放你鸽子。”
上一世有这么回事。我攒了两个月的钱买了两张电影票,她在电影院门口发消息说临时有事。我一个人看完,片名忘了,只记得旁边一对情侣在分一袋栗子。
“不是。”我说,“我真没空。”
“你忙什么?”
“去医院。”
她眨了下眼,没再问。稿纸留在桌上,被风吹起一角,又落下去。
下午四百米,我在跑道边给我妈拍住院的东西,手机里一条条记:脸盆、毛巾、拖鞋、吸管、咸菜。林知夏在广播里念稿,声音被喇叭放大,有点失真。念到“青春如火,拼搏如歌”,,旁边几个男生跟着起哄。
江晚站在终点线那边,给运动员递水。她穿着校医室的白大褂,袖子太长,盖住半个手背。
我走过去。
“你什么时候进的校医室?”
“上周。”她说,“缺人。”
“累不累。”
“还行。”
她给我也递了一瓶水。我接过来,拧开,喝了一口。
“江晚。”我说,“上午林知夏找我写稿,我没写。”
她看了我一眼。
“你跟我说这个干什么。”
“怕你误会。”
“我误不误会,跟你有关系吗。”
她把空纸箱踩扁,抱起来往垃圾站走。走了几步,又回头。
“水钱一块。”她说,“记得还。”
第十章 钢笔与冷战
江晚跟我冷战了六天。
这六天里,她在楼道遇见我就低头开门,在学校遇见我就绕到另一条走廊。我给她带过一次番石榴,她放在窗台上,放到皮皱都没吃。
第七天,我翻账本。
第一百零七条,二〇一二年六月十四日:
“他上课讲话,被段老师罚站在走廊。那天太阳很毒,我替他站了半节。他回来的时候还笑,说正好不用听课。”
那天我确实在走廊站过。但我记得自己站完了,不记得有人替。
后面还有一行小字,写得很轻:“他站了十分钟就说腿酸,我让他回去了。”
我合上本子,去了一趟文具店。
民主路拐角那家文具店开了十几年,玻璃柜里摆着英雄钢笔,三十块一支。我挑了支深蓝色的,笔尖是细的,老板蘸了墨在纸上画了两道,出水很顺。
第二天早读前,我把钢笔放在江晚桌上。
她来了,看见桌上的笔,先看笔,再看我。
“什么意思。”
“第一百零七件。”
“什么?”
“二〇一二年六月。”我说,“你替我站了半节。”
她手指按在笔盒上,没打开。
“那个不算。”她说,“我自己愿意的。”
“账是你记的。”我说,“还算不算,得按你的规矩来。”
她沉默了一会儿,把笔盒打开,抽出钢笔,拧开笔帽看了看笔尖。
“多少钱。”
“不告诉你。”
“我转你。”
“你转了我也不收。”
她把笔帽拧回去,放在笔袋里,又把笔袋塞进书包侧兜,拉链拉好。
“沈砚。”她盯着我,“你最近很奇怪。”
“哪里奇怪。”
“你以前不这样。”她低着头,“你以前看不见我。”
这句话说得太轻,我差点没听清。
“以前是以前。”我说。
“那现在呢。”
“现在看得见。”
她没再说话,翻开英语书,背单词。背到第三个,声音停住,又接着往下背。
第十一章 她家的饭桌
我妈住院前,江家请我们吃了一顿饭。
是周亚芬张罗的。她是江晚的继母,在菜市场卖干货,嗓门大,手脚麻利。她在楼道里拦住我妈,说住院前得吃顿好的,图个吉利。
江家的屋子比我家小,客厅摆一张折叠圆桌,桌脚用砖垫平。墙上挂着一张遗像,黑白照片,女人三十多岁,眉眼和江晚很像,笑起来嘴角往一边偏。
菜是四样:酱油水煮杂鱼,炒芥蓝,海蛎煎,一锅排骨莲藕汤。周亚芬一个劲给我妈夹菜,说这个补血,那个养胃。
江川坐在我旁边,初三,瘦得像根竹竿,一顿饭吃了三碗。他管江晚叫姐,管周亚芬叫妈,叫得很顺。
吃到一半,我妈问:“晚晚想考哪儿?”
江晚把筷子放下。
“北京。”
“那么远。”我妈说,“你妈舍得?”
“她有她的路。”周亚芬接过话,给我妈添汤,“我和她爸商量过了,能考就考,家里砸锅卖铁也供。”
江晚没抬头,用筷子把碗里的莲藕拨到一边。
我看着她。
上一世她去了北京,读了八年,博士毕业留在了那边的医院。我只知道她当了医生,别的都是从我妈嘴里听来的。我妈说,江家那个姑娘有出息,就是太犟。
“学医苦。”我说。
“我知道。”
“要读很多年。”
“这我也想过。”
她终于看我。
“你想说什么。”
“没什么。”
“你想说我不该去。”
“我没有。”
“你有。”她把碗往前推了一点,“你刚才那个语气,就是有。”
饭桌上安静了一瞬。周亚芬打圆场,说吃饭吃饭,今天不说这些。
后来我去阳台洗手,江晚跟出来。
“我妈走的时候,一直被当成胃炎治。”她说,“看了三家医院,最后一个月才查出来。”
水龙头开着,水砸在不锈钢水槽里,声音很响。
“我那时候十三岁。”她说,“我什么都做不了。”
“所以你要学医。”
“嗯。”
“北京挺好。”我说。
她有点意外。
“你不拦我?”
“我拦你干什么。”
“你刚才在饭桌上。”
“我是怕你一个人在外面吃苦。”我说,“不是不让你去。”
她看着我,看了几秒,把水龙头关掉。
“沈砚。”她关掉水龙头,“你有时候,真的很讨厌。”
第十二章 手术灯
我妈是周一早上八点进的手术室。
前一天晚上她没睡好,翻来覆去,床板响。天没亮就起来,把咸菜缸的盖子掀开看了看,又盖回去。
“盐放少了。”她说,“等你爸回来,让他再加两把。”
我爸从广东回来,坐了十四个小时的大巴,凌晨四点到的家。他在鞋厂开货车,手上常年有机油,洗不干净,指甲缝是黑的。他进门没说话,把行李包放在门口,先去洗手,洗了三遍。
手术室在三楼。走廊尽头有一排不锈钢座椅,冷得像冰。我们三个人坐着,谁都不说话。我爸去买水,回来时手里多了一包烟,没拆,攥着。
九点二十,江晚来了。
她拎着一个保温桶,头发被风吹乱,校服外面套着校医室的白大褂。
“鲫鱼汤。”她把桶递给我,“我妈熬的。她说病人出来能喝两口。”
“你不用上课?”
“请了。”
她在我旁边坐下,隔了一个空位。
“林医生技术很好。”她说,“我们学校老师都找他看。”
“嗯。”
“你别坐着不动。”她说,“去走一走。”
“走不动。”
她没再劝。过了一会儿,她从书包里拿出一个本子,开始写东西。我斜眼看,是英语单词,一个抄十遍。
十一点四十,手术室的门开了。
林医生摘下口罩,先看我们三个。
“切干净了。”她说,“周围淋巴结也做了清扫,等病理。但肉眼看,情况比预想的好。”
我爸的烟掉在地上。他弯腰去捡,捡了两次才捡起来。
我妈被推出来,脸是灰的,嘴唇干裂,鼻子里插着管子。麻药还没过,她眼皮动了动,没睁开。
我跟着推车走,走到电梯口,她醒了。
“沈砚。”
“在。”
“缸。”她说,“盖好。”
“盖好了。”
“别让猫进去。”
“没有猫。”
她闭上眼,又睡过去。
江晚站在走廊那头,保温桶抱在怀里,没过来。
第十三章 出院
我妈在医院住了十一天。
头三天只能喝米汤,米汤是我爸熬的,熬得很稠,上面浮一层米油。他用保温桶拎到病房,倒在碗里,吹凉,一勺一勺喂。我妈嫌他手笨,洒在病号服上,他也不恼,拿毛巾擦。
病房里六张床,靠窗的是个六十多岁的阿婆,也是胃癌,发现得晚,只能化疗。她儿子从晋江赶来,每天在走廊打电话,声音压得很低。
我妈从不问阿婆的病情。她只问人家吃不吃得下,睡得着不。
第七天,林医生来查房,说可以下床走动了。我妈扶着输液架,在走廊里走了两个来回,额头出汗,脸上有了点血色。
江晚每天放学来一趟。
她不进病房,只在护士站把东西放下。有时是鲫鱼汤,有时是一小袋红枣,有时是一叠抄好的笔记。她托护士转交,自己站在走廊尽头,等我出来。
“今天怎么样。”
“能下床了。”
“那就好。”
“你不进去?”
“不了。”她说,“阿姨要休息。”
有一次我妈看见她了,隔着病房门喊:“晚晚,进来。”
江晚进去,站在床尾,手不知道往哪儿放。
“坐。”我妈拍拍床沿。
她坐了一半,背挺得很直。我妈问她学习累不累,她说还行。我妈问她家里怎么样,她说都好。
“你妈的事。”我妈开口,“阿姨知道。”
江晚的手在膝盖上握紧。
“都是命。”我妈说,“你还小,别把自己逼太狠。”
江晚低着头,过了好一会儿,说:“阿姨,你好好养。”
出院那天,下小雨。
我爸去办手续,我收拾东西。脸盆、毛巾、没吃完的橘子、一叠缴费单。我妈换回自己的衣服,那件碎花衬衫洗过一次,领口有点皱。
她站在病房门口,回头看了一眼靠窗的床。
阿婆在睡觉,被子盖到胸口,人瘦成一把。
我妈没说话,走过去,把床头柜上那袋没开封的红枣放在她枕边。
回家以后,她第一件事是去看咸菜缸。
缸摆在阳台角落,盖子压着一块砖。她掀开盖子,低头闻了闻。
“坏了。”她说,“进水了。”
我凑过去看。缸里浮着一层白沫,芥菜软塌塌的,酸味不对。
“倒了吧。”我说。
“可惜。”
“再腌。”
她抬起眼。
“你会?”
“学。”
那天下午,我们去菜市场买了二十斤芥菜。周亚芬带我们去的,跟摊主熟,便宜了两毛。回家洗净,晾在阳台上,一层菜一层盐,码进缸里。我妈坐在小板凳上指挥,我和我爸动手。
盐撒多了,她骂我爸。石头压偏了,她骂我。
江晚放学回来,站在门口看。
“要帮忙吗。”
“来。”我妈招手,“踩菜。”
江晚脱了鞋,站进缸里,一脚一脚踩。芥菜在脚下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盐水漫上来,淹过脚踝。
“用力。”我妈说,“踩实了才不坏。”
江晚扶着缸沿,踩得很认真。裤脚湿了一圈,她也不在意。
冬至那天,缸里的菜能吃了。
我妈夹了一小碟,浇了点香油,让我给对门送去。
江晚开门,看见碟子,笑了。
“这么快。”
“尝尝。”
她夹了一筷子,嚼了两下,眉头皱起来。
“咸。”
“咸才下饭。”
“太咸了。”她说,“你妈是不是又手抖了。”
“你跟她讲。”
“我不敢。”
她把碟子接过去,说:“配粥吃。”
第二天,她把碟子还回来,洗得干干净净,里面放了两个橘子。
第十四章 停电的楼梯间
高考前一个月,晚自习加到十点半。
那天傍晚下暴雨,雷一个接一个,砸在屋顶上。第二节自习上到一半,灯全灭了。整栋楼“啊”了一声,随后是桌椅乱响,有人拿手机照明,白光在墙上一晃一晃。
值班老师在走廊喊,别乱动,等电来。
等了二十分钟,没来。老师说放学,住校的回宿舍,走读的在门口等家长。
我走到楼梯口,看见江晚蹲在台阶上。
她抱着膝盖,背靠着墙,脸埋在臂弯里。
“江晚。”
她没抬头。
“江晚。”
“嗯。”
“你怕打雷?”
她不说话。又一记雷,窗户一震,她肩膀跟着抖。
我在她旁边坐下,隔着一级台阶。
“我妈也怕。”我说,“小时候一打雷,她就把收音机开到最大声。”
“你别说话。”
“好。”
楼道里有人跑过去,手电的光扫过我们,又消失。雨从楼梯间的窗户泼进来,打湿了半面墙。空气里有股潮味,混着粉笔和铁栏杆的锈味。
过了一会儿,她开口。
“我妈走的那天,也下雨。”
我没接。
“救护车到的时候,她已经不行了。”她说,“我在门口站着,雨把鞋泡透了。后来我一直觉得,雷声一响,就有人要走。”
“那是巧合。”
“道理我懂。”她说,“可我还是怕。”
我从书包里摸出半截蜡烛。是上次停电时校医室发的,我一直没扔。用打火机点上,火苗抖了两下,稳住了。
楼梯间亮起一小团黄光。
她抬起头。眼睛是红的,但没哭。
“你随身带蜡烛?”
“校医室拿的。”
“你又不是医生。”
“备着。”
她看了我一会儿,伸手在火苗上方烘了烘。
“沈砚。”她把手收回去,“你最近怎么老在我旁边。”
“我欠你钱。”
“什么钱。”
“水钱。”我说,“一块。”
她怔住,笑出来。笑到一半,又收住。
“你这个人。”她说,“真的很怪。”
雷声远了,雨还在下。蜡烛烧到一半,蜡油淌在台阶上,凝成一小片白。
她把手伸过来,掌心朝上。
“拉我一下。”
我握住她的手。她的手很凉,指尖有点抖。我把她拉起来,她没松手,站了两秒,才松开。
“明天还你蜡烛。”她说。
“不用。”
“要还的。”她说,“欠着难受。”
第十五章 倒计时牌
六月七号,早上七点二十。
校门口全是人。家长举着伞,伞面上印着培训机构的广告。交警在路口拉线,摩托车一律不许过。有人穿旗袍,有人穿红T恤,图个开门红。
我妈来了。她做完手术九个月,瘦了十二斤,穿一件大红衬衫,站在人群里很扎眼。我爸在她旁边,手里拎着两瓶水和一袋面包。
“紧张不?”我妈问。
“不紧张。”
“别吃太饱。”
“知道。”
“作文别写太长。”
“知道。”
她还要说,我爸拉了她一下。
“行了,让孩子进去。”
我转身,看见江晚站在校门另一边。
她穿了件白T恤,背着书包,手里拿着两瓶水。她看见我,走过来,把其中一瓶塞给我。
“冰的。”她说,“别一口气喝完。”
“你也是今天考。”
“我也是。”
她从口袋里摸出一支2B铅笔,递给我。
“削好了。”她说,“备用的。”
我接过来。铅笔尾部被她用小刀削得很平,握的地方缠了一圈透明胶,怕硌手。
“江晚,把手给我。”
她摊开手。我在她掌心写了一个字:稳。
她低头看,握了握拳,把字攥进去。
“进去吧。”她说。
考场在三楼。我坐下,把准考证放在桌角,把笔袋打开。铅笔、黑色签字笔、橡皮、直尺,一样不少。
第一场语文。作文题的材料是两句话,一句讲树,一句讲土。我写了四十分钟,写完还有十分钟,又改了两处。
出考场,太阳很大。我妈还站在原来的位置,伞歪了,遮住半个身子。她看见我,第一句话是:“难不难?”
“还行。”
“作文写什么?”
“写人。”
“写谁?”
“谢你。”
她愣住,抬手在我背上拍了一巴掌。
“胡说八道。”
第十六章 志愿表
分数出来那天,我在网吧查的。
621。够厦大,也够北京的学校。
我妈在旁边看着屏幕,看不懂,只问:“高不高?”
“高。”
“能上?”
“能上。”
她把手在围裙上擦了擦,笑了。
填志愿那天,江晚来我家。
她戴了她的表,摊在桌上。第一志愿:北京大学医学部。第二志愿:协和。第三志愿:复旦。
“你呢。”她问。
“厦大。”
她抬头。
“广告学。”我说,“厦门离家里近。”
“你分数够北京。”
“分数够,不代表要去。”
“那你为什么。”
“我妈刚做完手术。”我说,“我爸常年不在家。我走了,谁带她复查。”
“你爸呢。”
“他跑车,停不下来。”
她把笔放下,看着我。
“沈砚,你总是这样。”
“哪样。”
“先想别人。”她说,“先想你妈,先想你爸,先想所有人,最后才想我。”
“我没有。”
“你有。”她说,“你连填志愿都不问我。”
窗外有人在放鞭炮,不知谁家办喜事。声音一阵一阵,把屋里填得很满。
“江晚。”
“你别说了。”
“北京和厦门,差两千公里。”我说,“飞机三个小时,动车八个小时。”
“我算过。”
“八年。”我说,“你学医,本硕博,最少八年。”
“所以呢。”
“所以你要是去了,我等你。”
她看着我。眼睛里有火,也有别的东西。
“你等我。”她把话重复了一遍,“说得轻巧。八年,你知道八年有多长吗。”
“知道。”
“你不知道。”她说,“你连明天要干什么都得我提醒。”
我没有反驳。
她把志愿表折起来,塞进书包。
“我填北京。”她说,“你也填你的厦门。谁也别为谁改。”
走到门口,她停下。
“沈砚。”她在门口停住,“你要是等不了,就早点说。”
“我等得了。”
“别说大话。”
门关上了。
第十七章 站台
八月二十八号,下午四点。
临溪火车站很小,候车室只有两排塑料椅,风扇挂在墙上,转得有气无力。广播里在报站,声音混着电流,听不清。
江晚的行李不多。一个二十四寸的箱子,一个双肩包,一袋周亚芬塞给她的干货。
江川来了,站在箱子旁边,不说话。周亚芬在嘱咐,到了北京先买棉被,别舍不得钱,宿舍潮,记得晒。江晚一一应着。
我站在候车室外面的台阶上。太阳快落山了,站台的影子拉得很长。
她走出来,看见我。
“你怎么来了。”
“送你。”
“我没告诉你车次。”
“问的江川。”
她回头看了一眼候车室,江川冲她摆手。
“沈砚,你回去吧。”
“有东西给你。”
我从书包里拿出那个蓝布本子。
她看着本子,没接。
“你带走。”我说,“放我这儿,我怕弄丢。”
“你不是看完了。”
“看完了。”
“那你留着。”她说,“给你了。”
“不行。”
我把本子塞到她手里。
“里面多了一页。”
她翻开。最后一页的空白处,我写了一行字。
“二〇一五年八月二十八日。沈砚欠江晚八年。从今天起算。”
下面是日期,签名。
她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风把她的头发吹到脸上,她没有拨。
“八年。”她说。
“八年。”
“这算什么。”她把本子合上,“欠条?”
“算账。”
“沈砚,你是不是傻。”
“可能。”
广播又响了,这次听清了:开往北京的K字头列车开始检票。
她提起箱子。我伸手去接,她没让。
“我自己来。”
“江晚。”
“嗯?”
“到了给我发消息。”
“知道了。”
“别换号码。”
“不换。”
她往检票口走,走了七八步,回头。
“沈砚。”
“在。”
“那八年,是你自己写的。”她说,“我可没逼你。”
“没人逼我。”
她进去了。人影在站台尽头拐了个弯,被检票口的玻璃挡住。
我在台阶上站到火车开走。汽笛响,站台的地面跟着一震。
第十八章 莫兰蒂
二〇一六年九月十五号,台风在厦门登陆。
前一天晚上,学校就通知停课。宿舍楼下的超市被抢空,泡面架子光秃秃的,只剩几包香菇炖鸡,没人要。我买了两包,又提了一桶水,回宿舍把阳台上的脸盆收进来。
凌晨三点,风开始叫。
那种声音不像风,像有人在楼外拖着铁皮走。窗户被吹得往里凹,玻璃嗡嗡响。我们对床的室友爬起来,用胶带在窗上贴了个米字,贴到一半,停电了。
天亮,校园里全是树。
榕树被连根拔起,横在路中间,根上还带着泥。行政楼前的铁皮屋顶飞出去十几米,挂在篮球架上。积水没过脚踝,水面上漂着树叶和外卖盒。
手机信号断断续续。我爬到六楼走廊尽头,那里有一点信号,给我妈打电话。
“家里怎么样?”
“风大,瓦片掉了两片。”她说,“你那边呢。”
“没事。”
“别出去乱跑。”
“知道。”
挂了电话,我又拨江晚的号码。
响了很久,她接了。
“沈砚?”
“北京下雨吗。”
“下。”她说,“你那边是不是台风。”
“嗯。”
“你声音怎么这样。”
“在外面。”
“外面?”她的声音提起来,“沈砚,你是不是在阳台上。”
“走廊。”
“回去。”
“有信号才在这儿。”
她沉默了几秒。
“你宿舍几楼。”
“六楼。”
“窗户关了吗。”
“关了。”
“吃的有吗。”
“两包泡面。”
“够几天。”
“两天。”
“两天以后呢。”
“学校会发。”
她叹了口气。那口气通过电流传过来,有点失真。
“沈砚。”她的声音沉下来,“你别去海边。”
“不去。”
“别去逞能。”
“我不逞能。”
“你每次都这么说。”她说,“你高一的时候,学校后山着火,你提着水桶就往上冲,眉毛都烧了半截。”
“那不是没事。”
“那是我拉回来的。”她说,“你忘了。”
我没忘。那天烟很大,我确实被她拽着后领拖下来,一路上还在喊“再给我一桶”。
“江晚,你什么时候回来。”
“暑假。”
“还有十个月。”
“嗯。”她说,“十个月。”
电话断了。我在走廊上站了一会儿,风把雨吹进来,打在脸上,很凉。
第二天,学校组织志愿者清理校园。我报了名,跟着一队人去搬倒下的树。树干太重,十几个人拉绳子,喊号子。中午吃盒饭,饭里落了一层灰。
下午去附近社区送水。有一栋老楼停水三天,住的多是老人。我们扛着桶装水上六楼,一层一层歇。走到五楼,我看见一户人家的门上贴着褪色的春联,和我家楼道那道墙上的很像。
那天晚上,我给她发了一条消息:今天搬了三十七桶水。
她回:手臂废了吗。
我回:还能打字。
她回:那就好。
过了一周,我收到一个快递。箱子里是两袋压缩饼干,一盒创可贴,还有一瓶碘伏。没有信,只在快递单的备注栏写了一句:别受伤。
字是她的。
第十九章 寒假
二〇一七年一月,我第一次去北京。
硬座,二十六个小时。车厢里挤满回家的人,行李架塞不下,蛇皮袋堆在过道。我旁边是个在东莞打工的大叔,脱了鞋,脚搭在暖气片上。
到北京是早上六点。天还没亮,站台上的风灌进领口,我打了个哆嗦。
她来接我。
黑色羽绒服,围巾绕了两圈,只露出眼睛。她站在出站口,举着一个纸牌,上面写着我的名字,字很大,很丑。
“你写的?”
“借的笔。”
“丑。”
“你嫌弃就自己走。”
她转身就走,走得很快。我拖着箱子追,轮子在地砖上咯噔咯噔。
坐地铁,换公交,到学校已经八点。她带我去食堂,点了两碗面。面是清汤,上面飘着几片菜叶,很难吃。
“好吃吗。”
“好吃。”
“骗人。”
“真的。”
她笑了,露出虎牙。
宿舍楼下,她指了指窗口。
“我就住这儿。六楼,靠东。”
“能上去吗。”
“不能。”她说,“宿管阿姨认得我,也认得你这种一看就不是学生的。”
“我本来就是学生。”
“你不是这个学校的。”
她带我在校园里走。未名湖结了冰,有人在冰上滑,摔得四仰八叉。她指着远处的楼,说那是解剖楼,她上周第一次进。
“怕吗。”
“怕。”她说,“第一次见大体老师,我吐了。”
“后来呢。”
“后来就习惯了。”她说,“老师让我们鞠躬,鞠完就开始讲。”
“你妈要是知道。”
“她知道。”江晚说,“她走之前就知道我要学医。”
她带我去看她上课的教室,又带我去图书馆。图书馆很大,暖气很足,我在沙发上睡着了,醒来身上盖着她的羽绒服,她坐在旁边看书。
“几点了。”
“四点。”
“你怎么不叫醒我。”
“你打呼。”
“我不打呼。”
“打了。”
她把书合上,是我看不懂的英文教材。
“沈砚,你这次待几天。”
“三天。”
“太短。”
“请假不容易。”
“那就别请。”她说,“好好上班。”
她说完,自己先愣住。那时候我还没上班。
晚上,她请我吃烤鸭。店很小,在胡同里,排队排了半个小时。她卷饼卷得很熟练,给我卷了一个,递过来。
“你以前不吃葱。”她说。
“现在吃。”
“人都会变。”
“嗯。”
吃完,她送我到公交站。风很大,她把围巾解下来,绕在我脖子上。
“你戴着。”
“你呢。”
“我到了。”
她把我的领口掖好,退后一步。
“沈砚。”她把围巾绕在我脖子上,“回去以后,别老想着还债。”
“为什么。”
“因为我不想你是因为欠我才对我好。”
公交来了。她推了我一把。
“走吧。”
我上了车,隔着车窗看她。她站在站牌下,手插在口袋里,头发被风吹得乱七八糟。
车开出去很远,她还站在那儿。
第二十章 车票与视频通话
从那以后,我攒了一沓火车票。
北京到厦门,硬座,二十六个小时。学生票半价,一百二十八块五。我每年去两次,寒假一次,暑假一次。票根都留着,夹在一本《广告学概论》里,后来书皮掉了,票还在。
第二年,她开始忙。实验室,值班,论文。我去北京,她只能抽半天。我们在未名湖边坐了半个小时,她中途接了三个电话。
第三年,我实习,去不了。视频通话成了常态。
她那边总是很吵,宿舍里有人在洗衣服,水声哗哗。我这边是出租屋,隔壁在打游戏,键盘敲得飞快。我们各说各的,有时候半天没人说话,就这么开着。
“你还在吗。”她问。
“在。”
“在就吱一声。”
“吱。”
她笑。笑得时候眼睛会弯,屏幕像素低,看不太清。
二〇二〇年,疫情。
她轮转,被抽去发热门诊分诊。穿着防护服,一穿六个小时,不喝水,不上厕所。视频里她的脸被口罩勒出印子,鼻梁上贴着一块创可贴。
“累不累。”
“累。”
“注意安全。”
“知道。”
“江晚,等你回来。”
她愣住。
“回哪儿。”
“临溪。”
她没答。屏幕那头有人在喊她,她应了一声,挂了。
那年我妈复查了三次,结果都好。她每次去医院都给我发照片,照片里是她和护士长的合影,笑得比谁都开心。
二〇二三年,江晚博士毕业。
她给我打电话,说北京有家医院要她,协和系,平台好。
“那就留北京。”我说。
“厦门也有。”她说,“第一医院,消化内科。”
“厦门平台不如北京。”
“我查过。”
“那你问我干什么。”
电话那头很安静。
“沈砚。”她说,“你当年说等我八年。”
“嗯。”
“还有两年。”
“记得。”
“我要是回临溪,你会不会觉得我没出息。”
“不会。”
“你妈呢。”
“我妈天天念叨你。”我说,“她说江家姑娘要是回来,就有人陪她腌咸菜了。”
她笑了。笑完,声音低下来。
“我买票了。”她说,“下个月。”
第二十一章 双倍薪水
二〇二三年,我在厦门一家广告公司做到创意组长。
总监姓程,程葵,三十四岁,短发,说话快,开会时喜欢把笔夹在耳朵上。她带我从文案做到提案,教我怎么看客户的脸色,怎么在最后一页留一个让人记住的画面。
那年秋天,上海一家公司来挖人。开出的价是现在的两倍,职位是创意总监。
程葵先知道的。她把我叫到会议室,门关上,百叶窗拉下来。
“他们找你了吧。”
“找了。”
“你怎么想。”
“没想好。”
“工资翻倍。”她说,“上海的资源比厦门多十倍。你去了,三年就能落地。”
“数字我看了。”
“那你犹豫什么。”
“我妈在临溪。”
“临溪到上海,高铁三个小时。”
“她每个月要复查。”
“请护工。”
“护工不是家里人。”
程葵靠回椅背,看了我一会儿。
“沈砚。”她说,“你有没有想过,你这一辈子,是不是活得太紧了。”
“什么意思。”
“你做什么都先想别人。”她说,“客户、你妈、你爸,还有一个我从来没见过的姑娘。”
我没说话。
“你桌上那张照片。”她说,“厦门海边那张,两个人影,拍得很糊。你放了三年。”
“同事。”
“同事你会放三年?”
我沉默。
她笑了笑,笑得很淡。
“我不问了。”她说,“你就告诉我,上海去不去。”
“不去。”
“想清楚了?”
“想清楚了。”
“为什么。”
“我心里有本账。”我说,“还没结清。”
她盯着我,过了几秒,把笔从耳朵上取下来,在桌上敲了两下。
“行。”她说,“那我也不留你。但下个月的提案,你得给我做完。”
“好。”
我起身,走到门口,她叫住我。
“沈砚。”她拉开门,“那本账,最好值得。”
“值得。”
第二十二章 白大褂
二〇二四年,四月。
我妈复查,我陪她去第一医院。消化内科搬到新楼,走廊很宽,墙上挂着一排医生的照片和简介。
我在医生简介栏里看见一个名字:江晚,消化内科医师,医学博士,研究方向是消化道早癌筛查。
照片里的她比记忆里瘦,头发剪短了,白大褂穿得很正,扣子扣到最上面一颗。
我妈也看见了。
“这不是江家那姑娘吗。”
“嗯。”
“她回来了?”
“回来了。”
“你怎么不早说。”
“人家忙。”
“忙也得吃饭。”我妈说,“你去找她。”
“先看病。”
“看什么病,我这病好了。”她把我往诊室那边推,“去。”
诊室门口排着队。我站在队尾,看见她从里面出来,手里拿着病历,跟病人说话。她说话时会微微低头,听得很认真。病人走了,她抬头,看见我。
她停住了。
走廊里有人在推轮椅,轮子压过地砖,吱呀一声。
“沈砚。”
“江医生。”
她看了我一眼,又看我妈。
“阿姨。”
“晚晚。”我妈走过去,握住她的手,“瘦了。”
“工作忙。”
“忙也得吃饭。”
“吃着呢。”
江晚把我们领进诊室,让我妈坐下,问了几句,开了检查单。
“问题不大。”她说,“按时复查就行。”
我妈拿着单子出去,诊室门关上。
屋里只剩我们两个。她坐回椅子上,把笔放下。
“什么时候回来的。”我问。
“去年十二月。”
“怎么不告诉我。”
“告诉你干什么。”
“接你。”
“不用。”她说,“我爸和江川来接的。”
我看着她。她桌上有一个笔筒,里面插着几支笔,最里面那支,深蓝色,笔帽磨掉了一点漆。
“那支笔。”我说。
“怎么了。”
“还在用?”
“好用。”她说,“不出水就甩两下就好。”
她顺着我的视线低头看了一眼,把笔往里推了推。
“沈砚。”她抬起头,“八年到了。”
“到了。”
“你欠我的,还完了吗。”
“没有。”我说,“还有一千八百四十二件。”
她看着我,眼睛里有一点笑意,又很快收住。
“那你打算怎么还。”
“慢慢还。”
“慢慢还,是多久。”
“一辈子。”
她没说话。走廊里广播叫号,声音一遍一遍。
第二十三章 夜班
二〇二四年冬天,江晚开始上夜班。
消化内科的夜班从下午五点半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十五个小时。她一个月排六次,每次下夜班,眼底都是一片青。
我那时候还在广告公司,案子不多,晚上有空。第一次送饭,是我妈逼的。
“人家姑娘上夜班,食堂都关门了。”她把保温桶塞给我,“送去。”
“她不一定吃。”
“你送去她就吃。”
医院十点以后安静下来。门诊楼黑着,只有住院部亮着灯。电梯里有一股消毒水味,混着拖把没拧干的潮气。
她在护士站写病历,白大褂外面套了件毛衣,头发用夹子别在耳后。看见我,先看保温桶,再看我。
“你怎么来了。”
“我妈让的。”
“阿姨知道我上夜班?”
“她什么都知道。”
她接过桶,拧开盖子。里面是排骨粥,熬得很烂,上面撒了葱花。
“你妈做的?”
“我做的。”
她抬头。
“你会做饭?”
“刚学。”
她舀了一勺,吹了吹,放进嘴里。
“咸了。”
“下次少放盐。”
“还有下次?”
“有。”
她没说话,低头喝粥。喝到一半,护士站的电话响了,她放下勺子去接。回来说有个病人腹痛,要叫值班医生。
“你先吃。”我说。
“凉了。”
“我给你热。”
“医院没微波炉。”
“那我明天带个保温好的。”
她低下头,手指在病历本边缘压了压。
“沈砚,你不用天天来。”
“来都来了。”
“你来了我也顾不上你。”
“我不用你顾。”
那天夜里,我在走廊的长椅上坐到十二点。她进进出出,推着治疗车,轮子在地砖上滚,声音很轻。
有一床家属情绪不好,堵在护士站,说他父亲疼了三个小时没人管。江晚站在那儿,一句一句解释,声音不高。家属越说越急,抬手把台面上的病历扫到地上。
我站起来。
她回头看了我一眼,摇了摇头。
我停住。
后来值班医生来了,家属跟着进了病房。江晚蹲下去,把病历一张一张捡起来,按顺序理好。她蹲下去,白大褂下摆拖在地上。
我走过去,帮她捡。
“不用。”
“我捡。”
她没再拦。
讲完,她坐在椅子上,闭了会儿眼。
“习惯了。”她说。
“什么。”
“被骂。”她说,“刚工作那会儿,被骂完会躲到楼梯间哭。现在不会了。”
“现在呢。”
“现在想睡觉。”
我把外套脱下来,搭在她肩上。
“睡二十分钟。”我说,“我替你盯着。”
“你会盯什么。”
“有人来我叫你。”
她看着我,没推辞,把头靠在椅背上,闭上眼。
走廊的灯是白的,照得她脸很淡。她睡着的时候,眉头还是皱着的。
十五分钟,她醒了。
“有人来吗。”
“没有。”
“那我走了。”
她站起来,把外套还给我。
“沈砚。”她站在门口,“明天别来了。”
“为什么。”
“你一来,我就想偷懒。”
“那就偷。”
“不行。”她说,“这是我的班。”
她推着治疗车走了。走到走廊尽头,回头。
“粥好喝。”她说,“下次别放葱。”
“你不是吃了吗。”
“我不吃葱。”她说,“挑出来了。”
第二十四章 提亲
二〇二五年,春节。
两家商量着一起吃饭。地点定在江家,周亚芬说地方小是小,热闹。
我爸特意理了发,穿了件新夹克,领子硬得能立起来。我妈带了一缸咸菜,还有两瓶自己泡的杨梅酒。
江晚的父亲江德胜在货运站上班,话不多,吃饭时一直给我爸倒酒。江川已经工作了,在厦门做工程预算,人长高了,还是瘦。
菜摆了一桌。周亚芬的手艺好,海蛎煎煎得边上一圈焦,血蚶烫得刚好。
吃到一半,我爸把酒杯放下。
“今天来,是有个事。”
桌上安静下来。
“沈砚和晚晚,处了这么多年。”他说,“我们做长辈的,该把话说明白。”
江德胜点头。
“彩礼的事。”我爸说,“我们准备了。”
他从夹克内袋里掏出一个红包,放在桌上,推过去。
红包不厚。
“家里情况你们知道。”我爸说,“不多,是个心意。”
江德胜没动。
周亚芬看了看红包,又看江晚。
“这个。”江德胜开口,“我们不要。”
“该要的。”
“真不要。”他说,“晚晚读书那些年,家里也没帮上什么。她自己争气。”
“一码归一码。”
两个男人推来推去,红包在桌上转了个圈。
江晚伸手,把红包按住。
“爸。”她说,“收着吧。”
江德胜看她。
“收了。”她说,“回头我给他们买东西。”
周亚芬笑了。
“这丫头,还没过门就胳膊肘往外拐。”
江川在旁边起哄:“姐夫,你以后惨了。”
我看了江晚一眼。她低着头,耳根红着。
我妈把咸菜缸的盖子打开。
“尝尝。”她说,“今年腌得好。”
周亚芬夹了一筷子,点头。
“脆。”
“沈砚踩的。”
“他踩的?”
“踩了三下午。”
江晚抬头看我,眼睛里有点笑。
饭后,我和江晚去阳台。
楼下有人放烟花,光在墙上一闪一闪。她靠在栏杆上,手里捧着一杯热茶。
“红包里多少钱。”她问。
“不知道。”
“你爸给的,你不知道?”
“没问。”
“你这个人。”她说,“一辈子都这样。”
“哪样。”
“什么都不争。”
“争什么。”
“争多点。”她说,“你买房的钱,结婚的钱,以后孩子的钱。”
“慢慢来。”
“慢慢来。”她重复,“你就知道慢慢来。”
我看着她。烟花在楼下炸开,光落在她脸上,一明一暗。
“江晚,你后悔吗。”
“后悔什么。”
“等这么多年。”
她捧着杯子,想了一会儿。
“不后悔。”她说,“就是有点亏。”
“哪里亏。”
“账本上记了一千八百四十三条。”她说,“你才还了十几条。”
“利息呢。”
“利息另算。”
“怎么算。”
她转过头,看着我。
“你猜。”
第二十五章 结账
二〇二六年,清明前。
我约江晚去老码头。
临溪的江在这里拐了个弯,早年是货运码头,后来荒了,石阶还在,被水泡得发黑。退潮时,能看见石缝里的螺壳。
她来时穿一件灰色风衣,头发被江风吹乱。
“来这儿干什么。”
“结账。”
我从包里拿出那个蓝布本子。
十一年了,封面磨得更白,边角起了毛。她看见本子,笑了笑。
“你还留着。”
“你的东西。”
“我给你了。”
“你没签字。”我说,“不算。”
我翻开本子。第一页还是二〇〇八年那条,字迹已经淡了。
“二〇〇八年六月十二日。”我念,“沈砚掉进排水沟,我喊了人。他膝盖破了,我给他贴了三张创可贴。他没说谢谢。”
她低头听。
“二〇〇九年四月三日,他把我作业本拿去垫台阶。”
“别念了。”她说。
“二〇一二年六月十四日,他罚站,我替他站了半节。”
“沈砚。”
“二〇一四年一月八日,升旗,他把我的外套穿走,我在女生队伍里冻得发抖。”
她伸手来抢本子。我躲开。
“一千八百四十三条。”我说,“我数了三年,还了十一条。”
“你数学不好。”
“是。”我说,“所以我打算换个还法。”
我从本子最后一页抽出夹着的一张纸。
那是我昨晚写的,字迹比十一年前稳。
“二〇二六年四月三日。沈砚欠江晚以下内容:每天早上起来先看她一眼;她夜班回来,锅里有热饭;她怕打雷,打雷的时候有人在旁边;她妈墓前的草,每年清两次;她腌的咸菜,我负责搬缸。”
她看着那张纸,没接。
“最后一条。”我说,“沈砚欠江晚一场婚礼。日期她定。”
江风吹过来,纸角抖动。
她抬起头。眼睛红了,但没有哭。
“沈砚。”
“在。”
“你知道我等这句话,等了多少年。”
“十年。”我说,“从你记第一笔开始。”
“不止。”她说,“从你掉进排水沟那天开始。”
我把纸递过去。
她接了,折好,夹进本子。
“利息怎么算。”她说。
“你说。”
“以后账归我记。”她把本子抱在怀里,“你负责还。”
“行。”
她往前走了一步,站在石阶最上面那级。江水在下面,退得很远,露出湿漉漉的泥滩。
“沈砚,你过来。”
我走过去。她抬手,把我衣领理了理。
“领子歪了。”她说,“这么多年,还是不会穿衣服。”
“那你以后帮我理。”
“想得美。”
她说完,自己先笑了。
那天傍晚,我们沿着江边走到骑楼。卤面店在熬汤,八角味飘出来。卖凉茶的把桌子摆到廊下,一个大爷在听布袋戏,锣鼓敲得热闹。
我妈在家腌咸菜。缸摆在阳台上,盖子半开,盐和辣椒一层一层码进去。
她看见我们进门,先看江晚,再看我,什么都明白了。
“洗手。”她说,“饭在锅里。”
江晚应了一声,进去帮忙。
我站在门口,看见她们两个在厨房里说话,一个递碗,一个接。窗外的灯一盏一盏亮起来。
这一次,缸是满的。
五月,我们在老城区摆了十二桌。
我妈穿了那件大红衬衫,比手术那年合身。我爸喝多了,拉着江德胜的手,说了一晚上“亲家”。周亚芬忙前忙后,最后坐下来,吃了一碗凉掉的面。江川当伴郎,替我挡了三杯酒,自己先倒了。
江晚穿白裙子,头发盘起来,露出一整张脸。她站在门口迎客,笑到脸都僵了,趁没人注意,偷偷踢掉了一只高跟鞋。
那天晚上回家,她把蓝本子从包里拿出来,放进床头柜最上面那格。
“收起来了。”她说。
“不记了?”
“记完了。”
她从抽屉里拿出另一本,深灰色封面,比原来那本厚。
“这本新的。”她翻开第一页,写日期,“二〇二六年五月十六日。”
我凑过去看。
“第一条。”她念,“沈砚今天没刮胡子,扎到我了。”
“这也记?”
“记。”
“那得记到什么时候。”
“记到我懒得记为止。”
她合上本子,放在枕头边。
窗外有人在放烟花,光透过窗帘,落在天花板上,一片一片。
我躺下来,听着她在旁边翻本子,笔尖划过纸面,沙沙的。
这一次,账还没结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