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醒在一九八三年的土炕上
我是被一阵蝉叫醒的。
那声音太密,密到不像城里该有的声音。我睁开眼,先看见一片发黄的蚊帐顶,帐子上有个补丁,补丁的针脚歪歪扭扭。
我认得这个针脚。
我娘缝东西,从来不用尺子量,全凭手感,缝出来的线总是歪的。
我坐起来,脑袋嗡地一下。
土墙,纸糊的窗,窗纸上糊了一块新的报纸,报纸上的字我认得:一九八三年六月。
炕沿上摆着一只搪瓷缸,缸子上印着"劳动最光荣",磕掉了一块瓷,露出底下的黑铁。
我伸手去摸自己的脸。
没有胡子,皮肤是紧的,手指关节细,指甲缝里干干净净——这双手我认得,是我十八岁的手。
我在二零二四年五月死过一回。
那天我在医院的走廊上等第二个支架,手机里是银行的催款短信。我做了三十年生意,最后欠了四十多万,厂子被法院封了,老婆带着孩子回了娘家。
护士叫我的名字,我站起来,胸口一紧,眼前就黑了。
我以为那就是死了。
结果我睁开眼,看见了这片蚊帐。
我坐在炕上,一动不动,坐了大概十分钟。外头有人喊:"青山,起来没有?你爹要出门了!"
是赵铁柱的声音。
赵铁柱是我发小,小时候一起在河沟里摸鱼,后来他去南方打工,二零一几年在工地上摔死了。
我听见他的声音,眼泪直接下来。
我下炕,鞋都没穿,推开门。
院子里太阳很好。土院子,扫得很干净,墙根码着一排玉米秸。我爹蹲在门口系鞋带,鞋是解放鞋,鞋帮补过。
他抬头看我:"发什么愣?"
我爹叫陆长根,那年四十三岁。
上辈子,他四十九岁那年死了。砖窑塌方,砸在腰上,抬回家躺了三个月,没钱去县医院,最后死在家里。
我站在门口,看着他系鞋带,一句话说不出来。
"你娘说你昨天发烧说胡话。"他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土,"好了就跟我去窑上,今天装窑,人手不够。"
我说:"爹,窑上今天别去了。"
他愣了一下:"为啥?"
我说:"我今天心里不踏实。"
他笑了,那种大人对小孩的笑:"你不踏实,窑就不塌了?"
我没再说话。
后来我知道,那天是六月十二。
上辈子塌方是六月十九,七天以后。
吃早饭的时候,我娘周桂兰端上来一锅玉米糊糊,一盘咸菜。
我妹陆青禾坐在我对面,十四岁,瘦,头发扎两个辫子,低着头喝糊糊,喝得很快。
我娘说:"青禾,慢点,没人跟你抢。"
我妹放下碗,说:"娘,我不上高中了。"
屋里静了一下。
我娘的手停在半空:"说什么?"
"学费八块,还有书费,还有住校的铺盖。"她说,"哥要娶媳妇,家里用钱的地方多。"
我娘没说话,转身去灶台那边,背影很硬。
我知道这一年家里什么情况。
我爹在公社砖窑上工,一个月挣三十二块,工分另算。我娘种四亩地,一年下来除了口粮,能卖的粮食不多。家里存款,我娘藏在一个铁盒子里,我知道是二十七块。
一台缝纫机,是家里最值钱的东西。
那台缝纫机是我娘结婚时陪嫁的,南方大厂产的,脚踏式,机头上有一层黑漆,我娘每周擦一次。
上辈子,那台缝纫机在六月底卖了。
卖了六十块。买主是公社供销社的马德旺,他转手卖了一百二。
我娘卖缝纫机那天,坐在机子前面,把抽屉里的线轴一个一个拿出来,摆在桌上,摸了很久。
后来我妹还是没上高中。
不是因为八块钱。是因为那年秋天,我爹的腰伤了,家里所有的钱都填进了药罐子。
我妹十五岁就去了镇上的缝纫社当学徒,二十岁嫁人,一辈子没离开过那台缝纫机。
吃完饭,我娘收拾碗,我坐在门槛上。
我妹从屋里出来,背着书包要去学校。
我叫住她:"青禾。"
她回头。
我说:"高中你上。"
她愣了一下,笑了:"哥,你别哄我。"
"我不哄你。"我说,"八月开学,学费我给你凑。你好好考。"
她站在那里,看着我,眼睛慢慢红了。
她什么也没说,转身跑了。
我坐在门槛上,心里想的第一件事,不是怎么救人,是怎么弄到第一笔钱。
一九八三年,六月,松岭县。
我脑子里有一本账。
哪一年粮价涨,哪一年鸡蛋贵,哪一年城里开始要粉条,哪一年供销社的库房空了。
这本账,我上辈子用三十年才学会。现在它在我脑子里,一个字都没丢。
2 第一笔生意:一百二十个鸡蛋
我娘的钱我不能动。那二十七块是家里的救命钱。
我要的是本钱,哪怕只有五块。
我想了一夜,想到第一件事:鸡蛋。
一九八三年,松岭县的鸡蛋,乡下收六分钱一个,县城自由市场上卖一毛二。
一个鸡蛋赚六分。
问题是,鸡蛋不是想收就能收。那时候家家户户养几只鸡,鸡蛋要交派购任务,交完剩下的才能自己卖。
但我记得一件事:白河镇那边,六月正是鸡下蛋最旺的时候,镇上没有收购点,老百姓的鸡蛋只能拿到供销社,供销社给五分。
白河镇离我们村十二里,走一个半小时。
第二天一早,我找了赵铁柱。
他十八岁,比我壮,家里有一辆二八自行车,是他爹的宝贝,平时不让骑。
我说:"铁柱,车借我一天,我给你挣三块钱。"
他眼睛亮了:"干啥?"
"收鸡蛋。"
"收鸡蛋能挣钱?"
"能。"
他犹豫:"我爹要是知道……"
"不让他知道。"
他把车推出来了。车是永久牌的,车架上的漆掉了一半,后座绑着一块木板。
我们俩骑车到白河镇,一路颠,屁股疼。
镇上赶集,人不少。我找了个卖鸡蛋的老太太,问:"大娘,鸡蛋卖不卖?"
"卖。"
"多少钱一个?"
"六分。"
我说:"我全要了,五分五。"
老太太看了我一眼:"你要多少?"
"你有多少?"
"一百多个。"
我数了数,她篮子里一百二十个。
我掏钱,六块六。
老太太拿着钱,数了两遍,问我:"你要这么多鸡蛋干啥?"
"送人。"
她笑了:"你这孩子,实诚。"
我又在镇上转了一圈,收了三十个,花了二块。
一共一百五十个,本钱八块六。
我身上有九块二。那是我攒了两年的私房钱,本来打算买一双回力鞋。
鸡蛋装在两个筐里,用稻草垫着,绑在自行车后座两边。
回程的路,我一直推着车走,不敢骑,怕颠碎了。
赵铁柱在后面扶着筐。
到县城,已经是中午。
县城的自由市场在电影院后头,一条巷子,两边摆着筐和席子。
我找了个地方,把筐放下。
那时候在自由市场卖东西,心里是虚的。政策是松了,但"投机倒把"这四个字还在墙上刷着。
我把鸡蛋摆出来,喊了一声:"鸡蛋,一毛二一个。"
没人理。
喊了半个钟头,来了一个穿蓝布衫的女人,看了看:"新鲜不新鲜?"
"今早收的。"
她拿起一个,对着太阳照。
"一毛一。"
"一毛二。"
她放下:"一毛一我全要了。"
我心里算了一下:一百五十个,一毛一,十六块五。本钱八块六,赚七块九。
我说:"行。"
她掏钱的时候,我手心里全是汗。
十六块五,我数了三遍。
我正要收摊,市场里有人管。
一个戴红袖章的老头走过来,看了看我的筐。
"哪来的?"
"自家收的。"
"有证吗?"
我心里一紧。
一九八三年,自由市场是政策允许的,但"自产自销"和"长途贩运"是两回事。我这种从白河镇收到县城卖的,严格说,踩在线上。
我说:"大爷,我这是自家亲戚的鸡下的。"
他看了我一眼,蹲下去,拿起一个鸡蛋照了照。
"你这筐里,鸡蛋大小差得多。一家的鸡,蛋不会这么杂。"
我没说话。
他站起来,把红袖章往上推了推。
"小伙子,我不是要抓你。我是告诉你,别摆在这条巷子口。往里走三十米,那儿不管。"
我愣了一下。
"谢谢大爷。"
他摆摆手:"下回记住。别在明面上。"
那天我往里挪了三十米。
后来我知道,那个老头姓丁,是市场管理所的,管了十几年。他不管,是因为他见过太多因为几块钱被扣了货的人。
那天回家的路上,赵铁柱一直在笑。
"青山,你他娘的真是个做生意的料。"
我没笑。
我在算:一百五十个鸡蛋,赚七块九。如果一天跑两趟,就是十五块八。一个月,四百七十四块。
我爹一个月三十二块。
但我不能天天跑白河镇,鸡蛋有数。而且做大了,会有人盯上。
我那时候想起上辈子的一件事。
一九九几年,我做过一阵子小买卖,被人举报"投机倒把",货被扣了三天,最后托人送了两条烟才拿回来。
那种感觉,我记了三十年。
回到家,我把钱分成三份。
三块给赵铁柱,说好的是三块。
四块九藏起来,当本钱。
一块给我娘,说是帮她卖了两只鸡。
我娘拿着那一块钱,看了我半天:"青山,你哪来的鸡?"
"铁柱家的。"
她没再问。
那天晚上,我躺在炕上,听着院子里的蛐蛐叫。
我心里想的不是钱。
我想的是六天以后。
3 六天
接下来的五天,我每天跑一趟白河镇。
鸡蛋的量越来越少,第五天只收到六十个。
我换了路子:收活鸡。
活鸡便宜,一只三斤的鸡,乡下卖一块二,县城能卖一块八。
但活鸡不好带,会叫,会拉。
我用麻袋装,袋口扎紧,留一个透气的小口。
第五天,我赚了十一块。
到第六天晚上,我攒了四十二块。
我把钱藏在炕洞的砖缝里,用一块布包着。
那天晚上我没睡。
我爹睡在东屋,我听见他翻身,听见他咳嗽。
上辈子,六月十九那天,我爹在窑上装窑,窑顶的一层砖塌下来。
那天他本来不该去。是替人顶班,为了多挣半天工分。
我在黑暗里坐起来。
我不能直接说"爹,窑要塌"。
说了也没人信,还得挨一顿骂,说我"咒人"。
我得想个别的办法。
天没亮,我起来,去窑上找我爹。
公社砖窑在村东头,一个土坡上,老远就能看见烟。
窑上二十几个人,正在往窑里装砖坯。
我爹在窑口,弯着腰递砖坯。
我走过去:"爹。"
他回头,脸上全是灰:"你怎么来了?"
"我找你有点事。"
"什么事不能回家说?"
我说:"娘让你回去一趟,家里有急事。"
他皱起眉头:"什么急事?"
"我不知道,她不说。"
他放下手里的砖坯,看了看窑里。
旁边一个姓孙的工头说:"长根,你回去看看,这边不差你一个。"
我爹脱了手套,跟我走下土坡。
走到半路,他停下来:"青山,你到底要干什么?"
我说:"爹,今天你别回去了。"
他看着我:"为什么?"
我说:"我今天早上出门,看见窑顶的砖有一道缝。"
他愣了一下。
"什么缝?"
"从上往下,一直裂到窑口。"我说,"我看了一眼,心里发慌。"
我爹盯着我,看了很久。
他是个老窑工,在窑上干了十五年。他知道窑顶裂缝意味着什么。
"你确定?"
"确定。"我说,"我还数了,裂在靠西的三层砖上。"
我爹转身就往回走。
我跟在后面跑。
他到窑上,直接爬上窑顶。
上面的人喊:"长根,你上来干啥?"
他不说话,蹲下去,用手扒开上面的一层碎砖。
扒了有一分钟,他停住了。
"都下来。"他说。
声音不大,但所有人都听见了。
"长根,怎么了?"
"都下来!"他吼了一声。
二十几个人往下跑。
最后一个人刚下到土坡底下,窑顶西边塌了一块。
塌了大概两丈宽,砖坯和土一起滚下来,砸在刚才装窑的位置。
没有一个人受伤。
姓孙的工头站在土坡底下,脸白得像纸。
"长根,"他说,"你救了二十几条命。"
我爹蹲在地上,手还在抖。
他抬头看我,眼神很复杂。
"青山,"他说,"你怎么看出来的?"
我说:"我就是看见了。"
那天下午,公社的人来了,围着塌方的地方看。
我爹被叫去问话,问了一个多小时。
回来的时候,他手里多了一张纸,是公社开的证明,写着"发现险情,及时撤离,避免重大伤亡"。
晚上回家,他把那张纸放在桌上,坐在炕沿上,抽了一袋烟。
"青山。"
"嗯。"
"你今天早上,是不是知道点什么?"
我看着他。
我说:"爹,我就是心里不踏实。"
他把烟袋放下,说:"行。你不说,我就不问。"
他站起来,走到门口,又回头。
"以后你要是有事,先跟我说。"
"好。"
那天夜里,我听见我娘在屋里哭。
她以为我爹睡了,哭得很小声。
我在炕上躺着,眼睛睁着,一直看到天亮。
上辈子,六月十九那天,我爹被抬回家。
我娘也是这样哭的。
公社来了调查组。
两个人,一个姓方的副主任,一个技术员。
他们在塌方的地方转了半个钟头,又爬上窑顶看裂缝。
下来以后,方副主任把我爹叫过去。
"陆长根,这个裂缝,你什么时候发现的?"
"早上。"
"谁告诉你的?"
我爹顿了一下。
"我儿子。"
方副主任看了我一眼。
"他怎么知道?"
我爹说:"他说他看见的。"
"他一个十七八的娃娃,能看出窑顶裂缝?"
我爹沉默了一会儿。
"方主任,"他说,"我儿子有时候……看得比我们准。"
技术员在旁边说:"裂缝是有的。西边三层,从里往外裂,是窑体沉降。再晚半天,整个窑顶都得下来。"
方副主任把本子合上。
"这次没伤人,是运气。"他说,"但我要说一句:以后装窑,窑顶要每天检查。"
回去的路上,我爹一句话没说。
到了村口,他停下来。
"青山。"
"嗯。"
"以后这种事,你别在人前说。"
"为什么?"
"说不清。"他说,"说不清的事,说多了,人家会怕你。"
我记住了这句话。
4 供销社的老吴
窑塌了以后,砖窑停产半个月。
我爹在家修窑,一天挣五毛钱的补助。
家里的钱更紧了。
我把攒的四十多块拿出来,跟我娘说:"娘,这钱你拿着。"
我娘看着那些钱,一张一张地数。
"青山,你哪来这么多钱?"
我说了实话:收鸡蛋,卖到县城。
她听完,半天没说话。
"你一个人跑县城?"
"跟铁柱一起。"
"你知不知道,这事要是被人告了……"
"娘,"我说,"现在政策松了。个体户都能办执照了。"
"执照"这个词,她没听懂。
她只是把钱推回给我:"这钱你留着。你要做,就做。别让人抓着。"
我拿着钱,心里热了一下。
我娘不识字,但她比我见过的很多聪明人明白事。
第二天,我去了公社供销社。
供销社在镇中心,三间门面,玻璃柜里摆着暖水瓶、搪瓷盆、手电筒。
柜台后面坐着一个五十来岁的男人,姓吴,是供销社的副主任。
我上辈子认识他。
他是那种老派的供销社干部,说话慢,做事稳,最看重"靠得住"三个字。
我进去的时候,他正在打算盘。
"小同志,买什么?"
"吴主任,"我说,"我不买东西,我想问个事。"
他抬起头:"你说。"
"供销社收不收粉条?"
他放下算盘:"收。你有多大的量?"
"现在还不多。我想先问个价。"
"红薯粉条,一级,四毛二一斤。"
我心里记下这个数。
一九八三年,松岭县的红薯,秋后收购价三分五一斤。一斤红薯出粉条不到二两。
我算了一下:一斤粉条要用五斤多红薯,成本两毛,卖四毛二,毛利两毛二。
但这是公社粉坊的账。个人做,成本更低,因为不用摊那么多管理费。
我说:"吴主任,我要是做出来,您这儿能长期收吗?"
他笑了:"长期?你一个小娃娃,能做出多少?"
"现在少,"我说,"以后可能多。"
他看了我一眼,那种老供销看人的眼神。
"你要是真能做出来,一级的,我收。"他说,"但我跟你说清楚:一级的标准是耐煮、不断条、不发黑。达不到,就是二级,三毛五。"
"我记住了。"
我出门的时候,他在后面喊了一句:"小同志,你叫什么?"
"陆青山。"
"陆长根的儿子?"
"是。"
他点点头:"你爹那个人,靠得住。"
就这一句话,我心里踏实了一半。
从供销社出来,我心里一直在想一件事。
那位吴主任最后那句话,其实是在提醒我。
那几年,"投机倒把"这四个字很重。倒卖紧俏物资,是要处理的。鸡蛋算不算紧俏,各地口径不一样。
我回家翻了三天报纸。
报纸是村委会订的,一份省报,一份地区报,都夹在报架上。
我找到几篇文章,讲"发展农村商品生产"、"允许农民贩运农副产品"。
我把那几段抄在本子上。
抄完,我去找吴主任。
"吴主任,我问个事。"
"说。"
"我从白河镇收鸡蛋到县城卖,算不算长途贩运?"
他抬起头,看了我一会儿。
"你问这个干啥?"
"我怕。"
他笑了。
"知道你怕,就是好事。"他说,"不怕的人,早晚要栽。"
他把算盘往旁边一推。
"我告诉你:农民自己产的,自己运,自己卖,不算。你从别人手里收,再倒手卖,说不太清。"
"那怎么办?"
"两个办法。"他说,"一个,你只做自家产的。二个,你跟供销社挂钩,算代购。"
我把这两条记下来。
"代购怎么算?"
"你收,我收你的。中间给你手续费。"他说,"不多,但稳。"
那天我没选代购。因为代购挣得太少。
但我记住了这条退路。
后来我办执照,就是走的这条路——先把生意做大,再把它变成"有身份"的生意。
那天回家,我绕到村西头。
村西头有一间废弃的粉坊,是生产队时候留下的。
两间土房,一口大缸,一个石磨,一个漏粉的瓢。
门上的锁锈了。
我推开门,里面全是灰,蜘蛛网从房梁垂下来。
我在里面站了一会儿。
上辈子,这间粉坊在八五年被拆了,地皮盖了村委会。
我蹲下来,摸了摸那口缸。
缸是好的,只是裂了一道缝,用桐油灰补过。
我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灰。
我要把这个地方拿下来。
5 承包一间废粉坊
我找的第一个人,是村支书。
村支书姓韩,五十多岁,脸黑,说话像钉子。
我到他家的时候,他正在院子里劈柴。
"青山?"
"韩叔。"
"有事?"
我说:"我想承包村西头那间废粉坊。"
他的斧子停在半空。
"你说什么?"
"那间粉坊,闲着也是闲着。我承包,一年交村里三十块。"
他把斧子放下,坐在柴垛上,看着我。
"你会做粉条?"
"不会。"我说,"我学。"
"不会你做啥?"
"我娘会。"我说,"我姥姥家以前就是做粉条的。"
这是真的。我娘小时候在姥姥家的粉坊里帮过工,漏粉的手艺她记得。
韩支书沉默了一会儿。
"青山,你知道现在是什么风向吗?"
"知道。"
"知道你还敢包?"
我说:"韩叔,政策上写了,集体的东西可以承包给个人经营。"
他看着我,眼睛眯起来:"你从哪儿看的?"
"报纸上。"
他笑了,笑得有点意思:"你小子,还看报纸。"
我说:"韩叔,我还有个条件。"
"你说。"
"那间粉坊,我要修。修的钱我自己出。但我承包的期限,得写长一点。"
"多长?"
"五年。"
他摇头:"五年太长。一年一签。"
"三年。"我说,"三年,我把修的钱赚回来。"
他想了想。
"这样,"他说,"三年,一年三十块。合同上写清楚:修房子的钱你出,房子还是村里的。三年以后,村里要是收回去,修的钱不退。"
"行。"
"还有一条。"他说,"你雇人,得先雇村里的。"
"行。"
他站起来,拍了拍裤子。
"明天到大队部来签。"
我转身要走,他在后面叫住我。
"青山。"
"嗯。"
"你爹那个事,我听说了。"他说,"你小子,有点邪。"
我说:"韩叔,我不邪。我就是不想再过穷日子。"
他没说话,摆了摆手。
第二天签合同,用的是大队部的信纸,一式两份,盖了大队的章。
韩支书写字很慢,一笔一画。
签完,他把其中一份递给我:"收好。这东西,以后有用。"
我把合同折起来,放进贴身的口袋。
那天下午,我去找了赵铁柱。
"铁柱,跟我干。"
"干啥?"
"做粉条。"
他愣了:"你疯了?现在才六月,红薯还没下来。"
"我知道。"我说,"六月做不了粉条。但六月能干别的。"
"干什么?"
"修房子。"
我们两个人,用了半个月,把那间粉坊修了一遍。
墙重新抹了泥,房梁换了一根,缸用桐油灰补好,石磨拆下来清洗,磨盘重新凿了一遍齿。
花了十九块。
钱是我收鸡蛋攒的。
修完那天,我站在门口看。
两间土房,一口缸,一个磨,一个瓢。
这就是我全部的家当。
上辈子,我四十岁的时候,有一间两千平米的厂房,八条生产线,一百多工人。
那间厂房最后被法院封了。
我站在粉坊门口,忽然明白一件事:东西不在大小,在于它是不是你的。
6 第一次漏粉
红薯要到九月才收。
但我不等九月。
我记得一件事:一九八三年,县城的副食店缺粉条,因为公社粉坊的设备坏了,停了两个月。
县城的粉条,那时候是从邻县调过来的,一斤五毛。
我决定先做一批,用去年存的红薯。
去年村里分给我家的红薯,还有八百斤,存在地窖里,本来是当口粮的。
我跟我娘说,要拿三百斤做粉条。
我娘不同意:"那是口粮。"
"娘,"我说,"三百斤红薯,做成粉条,能卖二十四块。二十四块,能买三百斤玉米。"
她算了算,同意了。
磨红薯那天,我和赵铁柱、我娘,三个人干了一整天。
红薯洗干净,磨成浆,用纱布过滤,沉淀,取淀粉。
淀粉吊成块,晒干,再和成面团。
漏粉是最难的一步。
锅里的水要开,但不能滚。面团放在漏瓢里,用手拍,粉条从瓢孔里漏下去,落进水里,立刻就定型。
道理是这么个道理。真做起来,第一锅就砸了。
第一锅,失败了。
水太滚。
我娘说水要开,我就把火烧得旺,锅里的水翻着花。
粉条从瓢孔里落下去,一进锅就断。
断成一小截一小截,捞出来是一锅糊糊。
我娘站在锅边,看着那一锅糊糊,没说话。
"娘,是我火大了。"
"不怪你。"她说,"是我没提前说。"
她把火撤了,添了两块湿柴。
"水要开,但不能滚。"她说,"滚水冲得粉条断,静水泡得粉条软。要那种刚翻小泡的水。"
第二锅,她亲自掌火。
我拍瓢。
这一次,粉条落进水里,一根一根,漂起来,白的,直的。
我捞了一根,放在手心里看。
"成了。"
我娘笑了。
那一锅糊糊,我们没有倒。
我娘把它盛进盆里,加了点葱花和盐,第二天早上当了早饭。
"不好看,但能吃。"她说。
我爹吃了一口,说:"比糊糊强。"
那年头,一锅失败的粉条,也是粮食。
那以后三天,我天天练拍瓢。
第四天,我娘站在旁边,不再动手。
我拍下去,粉条落进水里,一根一根,白的,直的。
我娘说:"成了。"
我在旁边看着,心里想:这手艺,我娘藏了三十年。
三百斤红薯,做出了五十四斤干粉条。
第一次做,出粉率只有一成八。后来熟练了,能到二成六。
我用布包好,骑车进城。
县副食店的采购员姓李,四十来岁,胖。
我把粉条放在柜台上。
他抓了一把,看,掐,煮了三根尝。
"哪来的?"
"自家做的。"
"一级的。"他说,"四毛五,我全要了。"
我心里一惊。
四毛五,五十四斤,二十四块三。
成本:三百斤红薯,按三分五算,十块五。人工不算。
赚十三块八。
我说:"李师傅,下个月我还有。"
他抬头:"有多少?"
"你要多少?"
他想了想:"你要能供上,一个月给我二百斤。"
二百斤,四毛五,九十块。
我点头:"能。"
出门的时候,我腿有点软。
一九八三年,一个公社干部一个月挣四十多块。我一个月,能做九十块的生意。
但我知道,这只是开始。
那天回家,我把钱放在桌上,我娘数了三遍。
"青山,"她说,"这钱,你敢花吗?"
"敢。"
"你不怕?"
我说:"娘,我怕。但我更怕穷。"
她看着我,眼睛红了。
那天晚上,她把那台缝纫机擦了一遍。
擦完,她坐在机子前面,说:"这机子,不卖了。"
我说:"不卖。"
"留着给青禾。"她说,"她要是考上中专,就带过去。"
我妹在里屋听见了,没出声。
我听见她翻身的声音。
7 九月的红薯
九月,红薯下来了。
村里的红薯,一斤三分五,公社收购站收三分二。
差价三分。
我收了八千斤,花了二百八十块。
钱是这几个月的粉条生意攒的,二百一十块,又跟老周借了一百块。
老周是县副食店的采购员介绍的朋友,在县城开了一间杂货铺,借给我一百块,不要利息。
八千斤红薯,堆在粉坊院子里,像一座小山。
我雇了四个人,都是村里的,一天八毛,管一顿饭。
磨、滤、吊、和、漏、晾,六道工序,一条线。
第一批做了三百斤粉条。
第二批做了四百斤。
到十月底,一共做了两千一百斤。
卖给副食店一千二百斤,剩下的九百斤,我拉到邻县的白石镇。
白石镇有个集市,逢五逢十。
粉条在那里卖五毛二一斤。
九百斤,卖了四百六十八块。
那一趟,我赚了一百六十块。
十一月,我把借老周的一百块还了。
他数完钱,说:"青山,你这个人,我记住了。"
"记住什么?"
"借钱的时候你说三个月还,现在两个月。"他说,"这行里,说到做到的人不多。"
他给我倒了一碗茶。
"以后你要周转,来找我。"
那天我从他铺子出来,街上在放电影,《少林寺》。
人挤得满满的,很多人站着看。
我站在人群后面,看了一会儿。
屏幕上那个和尚在打拳,一拳打碎一块砖。
我想起我爹在窑上扒砖的样子。
回家的路上,我骑车,风很冷。
我心里算着明年的账。
一九八四年,我要做到五千斤。
五千斤粉条,按四毛五算,二千二百五十块。
成本:红薯二万五千斤,八百七十五块;人工;运费。
净赚一千二百块左右。
一千二百块,在松岭县,够盖三间瓦房。
但我不想盖房。
我想买一台机器。
一台粉丝机,县农机厂有,一千八百块。
有了机器,产量能翻五倍。
那天晚上,我躺在炕上,第一次觉得,日子有盼头了。
八千斤,二百八十块。付完,我手上只剩三十块。
老韩头那四亩红薯,我还想要,可没钱。
我找了村里种红薯最多的老韩头。
他六十八岁,种了四亩红薯,往年都卖给公社收购站。
我说:"韩爷,你的红薯,我全要。"
"多少钱?"
"三分五。"
"收购站给三分二。"
"我多给三分。"
"现钱?"
"先给一半,剩下的,一个月以后给。"
他放下烟袋。
"青山,你要是一月以后不给呢?"
"我给你打条子,按手印。"
"条子有啥用?"
我想了想。
"韩爷,我把粉坊押给你。"
他愣了一下:"你那个破粉坊?"
"对。"我说,"一个月不给钱,粉坊归你。"
他盯着我看了很久。
"你小子,敢押?"
"敢。"
他把烟袋点着,抽了一口。
"行。我信你一回。"
那年十一月,我把钱给他送去了。
他数完,说:"青山,你这个人,能处。"
他把那张条子还给我。
我没要。
"韩爷,你留着。"我说,"以后我要是赖账,你就拿这个找我。"
他笑了,把条子塞进烟袋锅里。
"用不着。"
8 万元户的门口
一九八四年春天,我把粉坊扩了。
两间土房变成四间,新盖的两间是砖墙,花了一百四十块。
买了粉丝机,一千八百块,是跟信用社贷的。
贷款要担保人,我找了韩支书。
他签的时候,说:"青山,这一千八百块,要是赔了,你得还十年。"
"我知道。"
"知道你还贷?"
"韩叔,"我说,"我不贷,就永远是两间土房。"
他签了。
那年粉条做了六千二百斤。
卖到县城、白石镇,还有地区所在地的批发市场。
地区那个批发市场,是我自己找上门的。
一个姓何的批发商,胖,说话大声。
他尝了我的粉条,说:"你这粉条,比公社粉坊的好。"
"怎么好?"
"耐煮。"他说,"公社的粉条,煮十分钟就烂。"
我说:"何老板,我要的量不大,但我能保质量。"
"你能保多少?"
"一年八千斤。"
他笑了:"八千斤?我一个月的量。"
我没接话。
他想了想:"这样,你先给我送两千斤试试。合格,我长期要。"
那两千斤,我送了。
他收下了,一斤四毛八。
那年年底,我算了一笔账。
总收入:三千一百块。
成本:一千七百块。
净赚:一千四百块。
加上家里的地和猪,全家收入一千六百多块。
一九八四年,松岭县的"万元户",是收入过万的。
我还差得远。
但我知道,我走在路上。
那年冬天,县里开个体户表彰会,我作为代表去了。
会场在县招待所,摆着瓜子花生。
县委书记讲了话,说要"大胆发展个体经济"。
散会的时候,一个人叫住我。
"你是陆青山?"
我回头。
是个女的,二十来岁,短头发,穿一件蓝卡其布外套,手里拿着一个本子。
"我是。"
"我叫沈秀云,"她说,"县供销社的会计。"
9 沈秀云
沈秀云那年二十二岁,县供销社的会计,中专毕业。
她找我,是为了一件事:供销社要收粉条,量大,但要走账。
"吴主任跟我说了你。"她说,"他说你的粉条能达到一级。"
"能。"
"我们要的量,一年两万斤。"
我心里一跳。
两万斤,四毛五,九千块。
"但我们有个条件。"她说,"要走供销社的账,得有营业执照,有税务登记。"
一九八四年,个体户办执照,已经不难了。
但我没有。
"我办。"我说。
"还有,"她说,"我们要看你的生产场地。卫生、储存、包装,都要符合要求。"
我沉默了一下。
我的粉坊,四间土房,一口缸,一台机器。
"给我两个月。"我说。
她看了我一眼,把本子合上。
"陆青山,"她说,"我看过你的账吗?"
"没有。"
"我要看。"她说,"供销社收东西,不能收一个糊涂账。"
那天下午,我把账本给她看了。
账本是我自己记的,一本硬皮本,每一笔收入支出都写着日期、数量、单价。
她翻得很慢,一页一页。
翻到中间,她停下来。
"这一笔,红薯八千斤,二百八十块。单价三分五。"
"对。"
"你卖了多少粉条?"
"两千一百斤。"
她拿出一个小本子,算了算。
"八千斤红薯,出两千一百斤粉条,出粉率二成六。"她说,"这个数,比公社粉坊高。"
"公社粉坊出二成。"我说,"他们不挑薯,也不控水温。"
"因为我挑过红薯。"
"挑什么?"
"坏的、小的、带病的,都挑出去。"我说,"红薯不好,粉条就发黑。"
她抬起头,看了我一会儿。
"你这个账,记得比我们供销社的清楚。"
我笑了笑。
"沈会计,我没读过多少书。但我知道,账糊涂了,生意就做不长。"
她把账本合上,推回给我。
"两个月。"她说,"你把执照办下来,把场地弄好,我带你去看现场。"
"好。"
她站起来,走到门口,回头。
"陆青山,我问你一句。"
"你说。"
"你做这个,是为了什么?"
我想了一会儿。
"为了不再过穷日子。"我说,"也为了我爹不用再去窑上。"
她点点头,走了。
那天下着小雪。
我站在招待所门口,看着她的背影。
上辈子,我不认识她。
这辈子,她可能是我生意里最重要的人。
沈秀云的爹,是供销社的老职工。
姓沈,叫沈万山,退休前管仓库,管了二十六年。
她跟我说过一件事。
"我爹退休那年,仓库盘点,差了三包红糖。"
"后来呢?"
"后来他自己掏钱补上了。"她说,"那三包红糖,值十二块。他一个月工资三十八。"
"为什么补?"
"因为他是管仓库的。"她说,"东西少了,不管是谁拿的,账上是他。"
那天我们在供销社的走廊上说话,外面下着雪。
"我爹跟我说过一句话。"她说,"账可以慢,但不能假。"
我记住了。
后来我办厂,账本一页一页,都是这句话。
那年年末,我第一次见沈万山。
他七十岁,瘦,坐在院子里晒太阳。
"你就是陆青山?"
"是。"
"秀云说你能干事。"
"还差得远。"
他笑了。
"能干事的人,都说自己差得远。"他说,"不能干的人,开口就是大话。"
他伸手,从旁边的筐里拿出一个红薯。
"你会看红薯吗?"
"会一点。"
"看这个。"
我接过来,翻了一圈。
"表皮有黑斑,是病薯。"
"还有呢?"
"这一头有点软,放久了。"
他点点头,把红薯放回筐里。
"行。"他说,"你不是光会算账。"
10 一张执照
办执照,跑了四趟。
第一趟,工商所的人说材料不全。
第二趟,说场地证明要大队盖章。
第三趟,大队的章盖了,又说要卫生许可。
卫生许可,要去县卫生防疫站。
防疫站的人来看场地,看了半天,说:"你这房子,墙是土的,不合格。"
我说:"我刷白灰。"
"刷了也不行,要有独立的操作间、更衣间、成品库。"
我算了一下,改造要三百块。
三百块,我拿得出,但拿完就没周转钱了。
那天晚上,我坐在粉坊门口,抽了半包烟。
赵铁柱走过来,蹲在我旁边。
"青山,办不下来?"
"差三百块。"
"我这儿有八十。"
"不够。"
他想了想:"要不,先不办了?咱自己卖,也能卖。"
我摇头。
"铁柱,"我说,"自己卖,一年挣一千。走供销社,一年挣九千。这三百块,是门槛。"
"那钱从哪儿来?"
我说:"我去找沈会计。"
第二天,我去了县供销社。
沈秀云在办公室里算账,算盘打得很快。
我站在门口,等她算完。
"陆青山?"
"沈会计,我想跟你借三百块。"
她愣了一下。
"借钱?"
"对。"我说,"改造场地,差三百。我三个月还,写借条。"
她看着我,没说话。
办公室里很静,只有窗外的风声。
"陆青山,"她说,"你知道我一个月工资多少?"
"不知道。"
"四十二块。"她说,"三百块,是我七个月的工资。"
我说:"我知道。"
"那你还借?"
"因为我算过。"我说,"场地改完,供销社的合同能签。签了,我三个月能还你。"
她低头,把算盘上的珠子拨回原位。
"我不借你。"她说。
我心里沉了一下。
"但我可以帮你申请。"她说,"供销社有个扶持个体户的小额周转,最高五百块,要主任批。"
"能批下来吗?"
"吴主任这个人,看重实在。"她说,"你把材料准备齐,我帮你递。"
我站在那里,忽然不知道说什么。
"沈会计。"
"嗯。"
"谢谢你。"
她笑了笑,那是我第一次见她笑。
"别谢我。"她说,"我是供销社的会计。你做得成,供销社多一个供货的。"
执照的事,还得再跑一趟。第四趟去工商所,办事的人换了。
一个三十来岁的女同志,姓许。
"陆青山?"
"是。"
"你这个材料,我看了。"她说,"营业执照的名称,你要想清楚。"
"想清楚什么?"
"叫'厂',就得有厂的规模。"她说,"你现在四间房,一台机器,叫厂,勉强。"
"那叫什么?"
"叫'加工点',或者'作坊'。"
我想了想。
"许同志,我以后要扩。"
"以后是以后。"她说,"现在你叫什么,就得是什么。"
我站在柜台前,忽然明白一个道理。
名字不是虚的。名字是承诺。
"那我叫厂。"我说。
她抬起头:"你想好了?"
"想好了。"我说,"我现在小,但我按厂的标准做。卫生、账目、用工,都按厂来。"
她看了我一会儿,把材料收进去。
"半个月后来拿。"
我出门的时候,心里有点虚。
四间土房,叫厂。
但我知道,人得先把话说出去,才有劲往前推。
半个月后,五百块批下来了。
场地改造用了三百二,剩下的一百八,我买了包装用的纸箱和封口机。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我的营业执照下来了。
一张纸,上面写着"松岭县青山粉条加工厂",经营者:陆青山。
我把那张纸带回家,贴在粉坊的门上。
我爹站在门口,看了很久。
"青山。"
"嗯。"
"你爷爷那时候,想做个小买卖,被人批了三年。"他说,"现在你能挂这个牌子。"
他伸手,摸了摸那张纸。
"好好干。"
那天晚上,我娘做了一锅白面馒头。
一九八四年,白面还是稀罕东西。
我妹吃了两个,说:"哥,真好吃。"
我说:"以后天天吃。"
她笑了,笑得眼睛弯起来。
我娘在旁边,一边揉面,一边偷偷抹眼睛。
我坐在灶台边,看着火。
火光映在墙上,一晃一晃。
我心里想:这才是第一年。
11 两万斤
合同是一九八五年一月签的。
一张油印的纸,抬头写着"松岭县供销社农副产品收购合同",正文七条。
第一条:乙方陆青山,向甲方供应红薯粉条,一级,全年二万斤。 第二条:单价四毛五,按月结算。 第三条:质量标准,耐煮、不断条、不发黑,含水率不超过百分之十四。 第四条:交货地点,县供销社仓库。 第五条:验收,甲方抽样,不合格退货。 第六条:违约,逾期交货,按货款百分之五扣罚。 第七条:期限,一九八五年一月到十二月。
我看了三遍,问了一句:"沈会计,这条第六条,扣百分之五,是按整批还是按逾期那批?"
她说:"按逾期那批。"
"合同上没写清楚。"
她愣了一下,拿过去看。
"是没写清楚。"她说,"我改。"
她拿笔,在第六条后面加了几个字:"按逾期部分货款计。"
我签了字。
出门的时候,她说:"陆青山,你这个人,签合同比我们供销社的人还细。"
我说:"我赔不起。"
第一批交货是二月,一千五百斤。
我用板车拉,拉了四趟。
仓库的验收员姓周,五十多岁,拿一根竹签插进粉条捆里,抽出来看。
"含水率高了。"他说。
"多少?"
"称一下。"
他把粉条放在秤上,记了重量,然后放进烘箱。
两个小时后,取出来称。
"十四点八。"他说,"合同写的是十四。"
我心里一沉。
"周师傅,这批我拉回去重晾。"
"拉回去?"他看了看天,"今天阴天,你晾不干。"
"我有烘房。"
他抬起头:"你有烘房?"
"自己砌的,烧煤。"
他想了想,说:"你拉回去,晾到十四以下,再送来。这次我不记违约。"
我说:"谢谢。"
那天我把一千五百斤粉条拉回去,连夜烘。
烘房是我自己砌的,两间土房,中间一道火墙,煤在下面烧,粉条挂在上面。
温度不好控制,太高会脆,太低不干。
我守了一夜,每隔一小时看一次温度。
第二天早上,含水率十三点六。
我拉去仓库,周师傅验收,合格。
他签了字,说:"小陆,你这人,做事有数。"
从那以后,他每次验收,都先跟我说一句"今天什么天"。
天不好,我就多烘一遍。
那年十二个月,交货十九批,一共两万零三百斤。
没有一批退货。
年底结算,货款九千一百三十五块。
我拿着那张结算单,在供销社门口站了很久。
上辈子,我一辈子没见过这么多现金。
12 万元户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县里评"勤劳致富带头人"。
名单是县工商局和个体劳动者协会一起定的,一共十二个人。
我在名单上。
表彰会在县政府礼堂,台下坐了三百多人。
台上摆着一排桌子,桌上放着红花和奖状。
念到我名字的时候,我站起来,走上台。
县委书记给我戴红花,握着我的手说:"小陆,你是我们县最年轻的万元户。"
台下鼓掌。
我看见台下第三排,我爹和我娘坐在那儿。
我爹穿了件新中山装,是前几天在县城买的,二十二块。
我娘穿了件蓝布褂子,头发梳得很整齐。
我妹坐在他们旁边,穿着学校的白衬衫。
我站在台上,忽然想起一九八三年六月那个早上,我娘在灶台边转身的背影。
散会以后,记者来采访。
一个二十来岁的姑娘,拿着本子和笔。
"陆老板,您是靠什么致富的?"
"靠粉条。"
"能具体说说吗?"
"红薯下来的时候收红薯,做粉条,卖给供销社。"
她记了几笔,又问:"您觉得致富的关键是什么?"
我想了想。
"是不怕。"我说。
"不怕什么?"
"不怕别人说。"我说,"八三年我做鸡蛋生意,村里有人说我不务正业。八四年我承包粉坊,有人说我出风头。八五年我签合同,有人说我撑不住。"
"那您怎么想的?"
"我想,"我说,"说的人不替我还贷款。"
她笑了,把这句话记下来。
第二天,县报上登了一篇文章,标题是《从一台缝纫机到两万斤粉条》。
文章里有一段写我娘:
"陆青山的母亲周桂兰,是全厂唯一会漏粉的人。她说,这手艺是她姥姥传下来的,传了三代。"
我娘看到报纸,把那张纸折起来,夹在缝纫机的抽屉里。
"娘,你不识字,留着干啥?"
"留着给青禾看。"她说,"让她知道,她娘也会点东西。"
那年春节,家里第一次杀了猪。
猪是自家养的,二百三十斤。
杀了以后,分了半扇给亲戚,剩下的腌起来。
除夕那天,我爹喝了二两酒,脸红红的。
"青山。"
"嗯。"
"你今年挣了多少?"
"九千八,加上零散卖的,一万一。"
他沉默了一会儿。
"我一年挣三百八十四。"他说,"你一个月,顶我两年。"
我说:"爹,这不是我一个人的。"
"我知道。"他说,"但没有你,这个家还是那个家。"
他把酒盅放下,说:"明年,你别让我去窑上了。"
"不去了。"我说,"粉坊里给你留个位置,管仓库。"
他笑了。
那是我记事以来,第一次见他笑得那么松。
村里有人背后说话。
说我"暴发户",说我"不知道天高地厚"。
说得最多的是一个姓钱的,四十多岁,在公社当通讯员。
有一次在村口,他当着好几个人说:"陆青山那点钱,能撑几年?政策一变,全得吐出来。"
我爹正好在旁边。
他走过去,说:"老钱。"
"长根。"
"你说我儿子,我不生气。"我爹说,"我问你一句,你一个月挣多少?"
"三十八。"
"我儿子一年挣一万一。"我爹说,"他要是吐出来,你能接住?"
老钱脸红了。
"我不是那个意思。"
"那你是什么意思?"
他没说话,走了。
那天晚上,我爹回来,坐在院子里抽了半天烟。
"青山。"
"嗯。"
"我今天跟人顶了一句。"
"我知道。"
"我不该顶。"他说,"但我憋了三年。"
我给他倒了碗水。
"爹,"我说,"以后这种事,你别管。"
"为什么?"
"因为不值。"我说,"他们说他们的,我做我的。"
他沉默了一会儿。
"你说得对。"他说,"我这辈子,就是太在意别人说什么。"
他把水喝了。
"你比我强。"
13 何胖子的价
一九八六年三月,出了问题。
县里突然多了三家粉条厂。
最大的一家,老板姓何,就是我送过两千斤粉条的那个批发商。
他原来是收别人的货,现在自己办了厂。
他的厂在县城北边,三亩地,两台机器,四十个工人。
他找到我,是在县供销社门口。
"小陆。"他笑呵呵的,"听说你一年做两万斤?"
"差不多。"
"我一个月两万斤。"他说,"我出四毛。"
我心里一紧。
四毛,比我便宜五分。
"何老板,你这是要压价。"
"不是压价。"他说,"是市场。我量大了,成本低。"
"你的粉条,耐煮吗?"
他笑了一下:"煮十分钟不烂,行不行?"
我知道他的意思。他的粉条,用机器高温挤压,加了明矾,煮不烂,但发硬,口感差。
"何老板,"我说,"你的粉条卖给谁?"
"城里人,还有外地的批发商。"
"城里人吃不出区别?"
"吃得出。"他说,"但便宜。"
那天晚上,我一夜没睡。
第二天,我去找沈秀云。
"沈会计,何胖子的粉条,四毛。"
她正在核对单据,笔停了一下。
"我知道。"
"供销社要吗?"
"不要。"她说,"吴主任说了,我们的粉条是给职工发的福利,宁可贵五分,也要耐煮的。"
我松了口气。
"但有个问题。"她说,"何胖子开始给各单位的食堂供货。食堂要便宜。"
"食堂的量不大。"
"一家不大,十家就大了。"她说,"还有,他在外面放话,说你的粉条贵,是黑心价。"
我沉默了。
"沈会计,"我说,"我想做两件事。"
"哪两件?"
"第一,我把粉条做两个等级。一级还是四毛五,供供销社和副食店。二级三毛八,供食堂。"
她抬起头:"二级?"
"对。"我说,"二级的粉条短一点,碎的,不影响吃。但我不加明矾,还是耐煮。"
"第二件?"
"第二件,我把粉条做成小包装。一斤一包,印上名字和日期。"
她想了想。
"小包装贵。"
"贵两分。"我说,"但城里人认这个。看得见牌子,心里踏实。"
她笑了。
"陆青山,你这个脑子,不像个做粉条的。"
"我做了三十年生意。"我说完,自己愣了一下。
她没听懂:"什么三十年?"
"没什么。"我说,"我是说,我想了三十年。"
那一年,二级粉条卖了八千斤,小包装卖了一万二千包。
全年做了四万斤粉条,收入一万八千块。
何胖子的厂,年底关了。
不是倒闭,是他自己关了。
听说是因为加了明矾,被卫生部门查了,罚了款,还上了县报。
那年冬天,他来找我。
"小陆。"
"何老板。"
"我那台机器,卖给你。"
"多少钱?"
"原价三千二,你用两年,折一千八。"
我说:"一千五。"
他笑了:"你小子,一点亏都不吃。"
"何老板,"我说,"我不占人便宜,也不让人占我便宜。"
他把机器卖给我了。
拉机器那天,他站在厂门口,说:"陆青山,你知道我为什么输吗?"
"为什么?"
"我以为便宜能赢。"他说,"我忘了,人要吃的东西,便宜不等于好。"
何胖子挖我的人。
他开厂以后,来找过我两个工人。
一个是漏粉的李桂芬,四十二岁,手稳。一个是烧火的孙老六,五十岁。
何胖子给他们开一天四块,我这儿是三块六。
李桂芬来跟我说的时候,脸是红的。
"青山,我不是嫌钱少。"
"那是为啥?"
"何老板说,他那儿活儿轻。"
我说:"李婶,你在我这儿干了两年。你说句实话,我这儿的活重不重?"
"重。"她说,"但我知道自己在干啥。"
"那你为啥想去?"
她低下头。
"我儿子要结婚,差钱。"
我想了想。
"李婶,我给你涨到四块。"
她抬起头:"真的?"
"真的。但我有条件。"
"你说。"
"你得带两个人出来。"我说,"你带出来的,我按四块给。"
她愣了一下,然后笑了。
"青山,你这是拿我当师傅。"
"对。"我说,"会漏粉的人,比粉条值钱。"
那年我涨了工资,全厂平均一天三块九。
何胖子再来挖人,没人去。
不是钱的问题。
是因为我这儿,干活的人知道明天干什么。
14 断链
一九八七年,我遇到了第一次危机。
那年秋天,红薯减产。
松岭县遭了旱,红薯亩产从三千斤掉到一千八。
收购价从三分五涨到五分二。
我算了一笔账:一斤粉条要用五斤红薯,成本从一毛七涨到二毛六。
再加上煤、人工、运费,一斤粉条的成本到了三毛二。
一级粉条卖四毛五,毛利一毛三。
但问题是,红薯不够。
我按合同要交两万斤,需要十万斤红薯。
全县的红薯,能收上来的只有六万斤。
我跑了五个村,收了四万斤。
还差两万斤的量。
那段时间,我天天在算。
买邻县的红薯,一斤六分,运费一分,成本七分。做成粉条,成本四毛。
卖四毛五,毛利五分。
能做,但不挣钱。
更大的问题是回款。
供销社的账,是月结。但那年县里财政紧,供销社的回款拖了两个月。
我手上压着三千斤粉条,账上只剩八十块。
工人工资,一个月要付一千四百块。
银行的贷款,还有九百块没还。
我坐在粉坊里,抽了一夜烟。
第二天一早,我去找沈秀云。
她正在办公室里,桌上摆着一摞单据。
"沈会计,我有个事。"
"说。"
"我这个月的货款,能不能先结一半?"
她放下笔。
"陆青山,供销社的规矩,是月结。"
"我知道。"
"你知道还来问?"
"因为我撑不住了。"我说,"工人要发工资,贷款要还。"
她看着我,没说话。
过了很久,她说:"你坐。"
我坐下。
"陆青山,我问你一句实话。"她说,"你现在账上有多少钱?"
"八十。"
"欠多少?"
"银行贷款九百。工人工资一千四。还有煤款二百。"
"一共两千五百。"
"对。"
她拿出算盘,打了几下。
"你手上压着三千斤粉条。"
"对。"
"三千斤,按四毛五,一千三百五。"
"对。"
"你把粉条押给我。"她说,"我做担保,让供销社先付你八百。"
我愣住了。
"这不合规矩。"
"不合。"她说,"但吴主任那儿,我去说。"
"你为什么要帮我?"
她看着我。
"因为你这三年,一批货都没退过。"她说,"供销社需要你这样的供货的。"
那天下午,她带着我去了吴主任办公室。
吴主任听完,抽了半支烟。
"秀云,你这是拿自己的名声担保。"
"我知道。"
"他要是跑了呢?"
"他不会跑。"她说,"他要是想跑,八五年就跑了。"
吴主任看了我一眼。
"小陆,八百块,先给你。但这钱是从明年的货款里扣。"
"行。"
"还有一条。"他说,"明年你的量,加五千斤。"
"行。"
从办公室出来,我站在走廊上,腿有点软。
沈秀云走过来。
"陆青山。"
"嗯。"
"这八百块,是供销社的信誉垫的。"她说,"你要是做不好,我以后在供销社抬不起头。"
我说:"沈会计,我记住了。"
那年冬天,我把粉条的价格提到四毛八。
客户没走。
因为那年冬天,全县只有我的粉条不断货。
15 一台电视机
一九八八年春节前,我买了一台电视机。
十四寸,黑白,熊猫牌,四百八十块。
是从地区百货公司买的,要凭票。票是沈秀云帮我弄的。
拉回家那天,全村都来了。
我爹把电视机摆在堂屋的方桌上,天线用一根竹竿绑在房梁上。
晚上七点,屋里挤了三十多个人。
窗户外面还站着十几个,脸贴在玻璃上。
电视一开,屏幕上全是雪花。
"青山,怎么不出人?"
"天线没调好。"
我爬上房梁,转竹竿。
转了十几分钟,屏幕上出现了人影。
屋里"哗"的一声。
那天放的是新闻,播音员在念稿子。
村里的老太太们看着屏幕,说:"这里面的人,咋这么小。"
我娘站在门口,没进去。
"娘,你进来坐。"
"我不坐。"她说,"人多,我站着看。"
她站了一个多小时。
后来人都走了,屋里只剩我们一家。
我娘坐在电视机前面,看着屏幕上的雪花。
"青山。"
"嗯。"
"这东西,多少钱?"
"四百八。"
她沉默了一会儿。
"四百八,"她说,"我结婚那年,你爹给我扯了一身布,花了十二块。我心疼了半年。"
我没说话。
"现在一台电视机,四百八。"她说,"日子真变了。"
那年春节,我爹第一次没有在腊月里去窑上打零工。
他坐在电视机前面,看春节联欢晚会。
看到一半,他说:"青山,你说这东西,以后家家都有?"
"有。"
"那得多少年?"
"十年。"
他笑了:"十年,我还能看见。"
上辈子,他没看见。
上辈子他死在一九八九年。
那年我二十四岁,在县城给人扛包,一个月挣六十块。
他死的时候,我在外地,赶回来的时候,已经入了棺。
我这辈子,一定要让他看见。
电视买回来第三天,停电了。
那年冬天,县里限电,一天停四个钟头。
晚上七点,屋里坐了三十多个人,电视黑着。
有人叹气,有人开始往外走。
我爹说:"别走,一会儿就来。"
等了半个钟头,没来。
我说:"我看看线。"
我爬上房顶,风很大,天线在晃。
我用手扶着,喊:"屋里,转一下旋钮!"
有人在里面喊:"转了,没影。"
我在房顶上待了十几分钟,手冻得没知觉。
后来电来了。
屏幕亮起来的一瞬间,屋里"嚯"了一声。
我从房顶下来,手上划了一道口子。
我娘看见了,拿布给我包。
"你这是干啥?"
"调天线。"
"为了个电视,爬房顶。"
她说着,手上却没停。
"娘,你不懂。"我说,"这电视不是电视。"
"是什么?"
"是个念想。"我说,"村里人来看一回,就觉得日子有奔头。"
她包完,把我的手放下。
"以后爬房顶,先跟我说。"
16 三亩地
一九八八年,我要建新厂。
旧粉坊四间土房,产量到了极限。
我找韩支书,要村东头那三亩荒地。
"那三亩地,是盐碱地,种不了庄稼。"
"我知道。"我说,"我要建厂。"
"建厂要多少钱?"
"四千。"
他抽了一口烟:"你拿得出?"
"拿得出两千五。剩下一千五,贷款。"
他想了想:"地可以给你,但得开村民会。"
村民会在大队部开,来了六十多个人。
我站在前面,说:"我要租村东头那三亩荒地,建粉条厂。一年租金一百二十块,租二十年。"
底下有人说:"荒地也要钱?"
"要。"我说,"我不白占集体的地。"
又有人说:"建了厂,水从哪儿来?"
"打井。井钱我出。"
"电呢?"
"拉线,钱我出。"
"要是厂办砸了,地怎么办?"
"合同上写清楚:厂办砸了,房子归村里,地退给村里。"
会开到天黑。
最后举手,三十七票赞成,十九票反对,四票弃权。
韩支书拍了桌子:"过了。"
那块地,我用了三个月平整。
土是盐碱土,翻上来白花花的。
我拉了两百车好土,掺进去,又挖了一条排水沟。
打井打了十八米,出水是咸的。
又打了一口,二十四米,水是甜的。
两口井,花了六百块。
厂房是砖混结构,八间,一千二百块。
设备:两台粉丝机,一台和面机,一台烘干机,一共两千一百块。
钱不够,贷了一千五。
信用社的主任姓刘,四十多岁,说话很直。
"陆青山,你这一年挣一万八,贷一千五,还得起。"
"还得起。"
"但我得提醒你。"他说,"厂子办大了,管不好,比小作坊更容易垮。"
"我知道。"
"你知道什么?"
"我知道,"我说,"小作坊靠手艺,大厂靠规矩。"
他笑了:"你这话,像个读过书的。"
那年十月,新厂投产。
门口挂了一块木牌,是我自己写的:松岭县青山粉条加工厂。
牌子上的字,我练了三天。
我爹站在牌子下面,看了很久。
"青山。"
"嗯。"
"你爷爷要是活着,看见这个……"
他没说完,转身走了。
我看见他抬手抹了一下脸。
17 四十个人的账
新厂开工,招了四十个人。
大部分人都是村里的,男工做搬运、烧火,女工做漏粉、晾晒、包装。
工资按件算:漏粉一斤三分,晾晒一斤一分五,包装一斤两分。
一个熟练女工,一天能做一百二十斤,挣三块六。
一个月,一百块出头。
这在村里是高价。
我娘管漏粉这一道,她带出来六个徒弟。
她教得很严。
"手要稳。"她说,"瓢要平,拍要匀。拍重了,粉条粗;拍轻了,断。"
有个女工拍了三天,粉条还是粗细不匀。
我娘让她停手,站在旁边看。
"看我的手。"她说,"别看锅。"
那女工看了一个上午,下午再拍,就匀了。
我跟沈秀云说,要请她来厂里管账。
她那时还在供销社,一个月五十四块。
"我给你一个月八十。"我说,"年底有分红。"
她没答应。
"我在供销社干了五年,是国家的人。"她说。
"我知道。"
"我要是出来,就什么都没有了。"
"你有手艺。"我说,"会计这行,哪儿都要。"
她想了一个月。
一九八九年三月,她来了。
来的第一天,她做了三件事。
第一件,把所有单据按月份装订成册。
第二件,定了一本现金日记账,一笔一笔记,当天结清。
第三件,把工人工资改成银行代发。
"发现金,容易出错,也容易有人说闲话。"她说。
我说:"好。"
那年年底,她给我看了一张表。
收入:十八万。 成本:十二万。 毛利:六万。 工人工资:三万六。 税:九千。 净利:一万五千。
"比年初算的少。"她说。
"为什么?"
"因为厂大了。"她说,"厂大了,浪费也多。"
她拿出另一张纸。
"这是我查出来的浪费。"
纸上有六条:煤耗高、包装纸箱破损、粉条碎料多、电费超标、运输空车、库存积压。
"六条,一年浪费一千三百块。"
我看完,把纸折起来。
"沈姐。"
"嗯。"
"这六条,你打算怎么改?"
"一条一条改。"她说,"改完,明年能多挣一千三。"
我笑了。
"你笑什么?"
"我笑我请对人了。"
新厂开工第二个月,走了一个老师傅。
姓孟,五十六岁,从公社粉坊退下来的,手艺好。
他走的那天,我正在车间里。
"孟师傅,怎么了?"
"我不干了。"
"为啥?"
"你那个姓沈的,管得太细。"他说,"我干了三十年粉条,还得按她的表填数。"
我说:"填数是为了算成本。"
"我不管成本。"他说,"我只管粉条好不好。"
我沉默了。
"孟师傅,"我说,"你的粉条好,我认。但厂子四十个人,我得知道每一斤粉条花多少钱。"
"那是你的事。"
"对,是我的事。"我说,"但也是你的事。成本高了,厂子倒了,四十个人都没饭吃。"
他把围裙解下来,放在案板上。
"我干不动这个。"他说,"我回家。"
我送他到厂门口。
他走了两步,回头。
"青山。"
"嗯。"
"你这厂,能办成。"他说,"但你得记住:粉条是手艺,不是数。"
我站在门口,想了很久。
后来我把他的话,写在了车间的墙上。
不是反驳他。
是提醒我自己。
18 青禾的中专
这件事,过去三年多了。
一九八六年七月,我妹考上了中专。
松岭县那年考上中专的,一共十一个人。
她是第三个。
分数出来的那天,她从学校跑回来,跑得满头汗。
"哥!哥!"
"多少?"
"四百八十七。"
那年的中专线是四百六。
我娘正在灶台上蒸馒头,听到这个数,手里的笼布掉在地上。
"考上了?"
"考上了。"
我娘坐在灶台边,哭了。
不是小声哭,是放声大哭。
我爹从仓库跑过来,站在门口,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怎么了?"
"青禾考上了。"我说。
他站在那儿,脸上先是愣,然后是笑,笑得嘴都合不上。
"考上什么?"
"中专。地区卫生学校。"
他走过来,伸手摸了摸我妹的头。
"好。"他说,"好。"
那天晚上,家里摆了两桌。
亲戚来了二十多个人,喝了六斤酒。
我爹喝多了,拉着我妹的手,说了很多话。
"青禾,你哥当年没上大学,是因为家里没钱。"他说,"你要争气。"
"我知道。"
"你哥这些年……"
他说到一半,说不下去了。
我妹也哭了。
我坐在院子里,抽着烟,看着屋里的灯。
上辈子,我妹十五岁去了缝纫社,后来嫁给一个开货车的,日子过得紧。
她三十多岁的时候,有一次跟我说:"哥,我要是当年上了高中,会不会不一样?"
我说:"会。"
她说:"那你怎么不让我上?"
我没说话。
那天晚上,我在院子里,把这些话想了一遍。
我这辈子,让她上了。
八月,我送她去地区。
坐了四个小时的长途汽车。
学校在城西,门口挂着牌子:地区卫生学校。
宿舍是六人间,上下铺。
我给她铺床,买了一个暖水瓶、一个脸盆、一床新被子。
"哥,这些太贵了。"
"不贵。"
"多少钱?"
"你别管。"
她站在宿舍门口,看着我。
"哥。"
"嗯。"
"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我说:"因为你是我妹。"
她笑了,眼睛红红的。
回程的汽车上,我坐在最后一排。
窗外的田野一片一片往后退。
我心里想:这辈子,总算有一件事,做对了。
长途汽车是早上六点半的。
我妹起得比我还早,把行李检查了三遍。
一个帆布包,一床被子,一个搪瓷盆,两本课本。
我娘给她煮了六个鸡蛋,用手绢包着,塞进包里。
"路上吃。"
"娘,太多了。"
"不多。"我娘说,"你哥当年出门,我一个鸡蛋都没给。"
车开了以后,我妹一直看着窗外。
过了一个钟头,她说:"哥。"
"嗯。"
"我走了,家里谁帮你?"
"家里人多。"我说,"你管好你自己。"
"我听说卫校要学三年。"
"三年。"
"三年以后,我能进医院吗?"
"能。"我说,"你要是学得好,还能进地区医院。"
她没说话,把手放在包上。
过了很久,她说:"哥,我有时候怕。"
"怕什么?"
"怕我学不好。"她说,"我初中在村里读的,底子薄。"
我说:"青禾,你记住一句话。"
"什么?"
"底子薄的人,只要肯下笨功夫,就能追上。"我说,"聪明人靠聪明,你靠时间。"
她转过头,看着我。
"这话谁说的?"
"我说的。"
她笑了。
那天到地区,是中午。
我陪她吃了碗面,两毛钱一碗。
她吃得很慢。
"哥,你先回去吧。"
"我看着你进学校。"
"我又不是小孩。"
"你在我这儿,就是小孩。"
她低下头,眼睛红了。
19 我爹的腰
一九九〇年,我爹的腰开始疼。
不是窑上那种砸伤,是酸,弯久了直不起来。
我知道这是什么。
上辈子,他在窑上干了十五年,腰早就坏了。
我把他送到县医院。
医生姓方,四十多岁,看了片子,说:"腰椎间盘突出,还有骨质增生。"
"严重吗?"
"不算重。但不能干重活了。"
我爹在旁边,说:"医生,我还能干活。"
"干什么活?"
"仓库,搬货。"
医生笑了:"搬货就是重活。"
回家路上,我爹一句话没说。
到了村口,他停下来。
"青山。"
"嗯。"
"我是不是废了?"
"没有。"我说,"爹,你以后管账。"
"我不识字。"
"你认得数。"我说,"仓库进出,你记数就行。"
第二天,我给他做了一个本子。
每一页画好格子:日期、品名、进、出、余。
"你就填这个。"
他拿着本子,看了半天。
"这个我会。"
从那以后,他每天坐在仓库门口,一本本子,一支笔。
有工人来领料,他就问:"领多少?"
"五十斤。"
"干啥用?"
"包装车间。"
他记下来,让人签字。
他记的账,一笔不错。
有一次,我发现账上少了两袋面。
"爹,这两袋面呢?"
他翻了翻本子。
"三月十六,李二柱领的,说做浆糊。"
"浆糊用两袋?"
他抬起头:"我去问。"
他去了包装车间,回来的时候,脸沉着。
"是他拿回家了。"
"你怎么知道?"
"他婆娘在集上卖馍。"他说,"两袋面,能蒸一百个馍。"
那天下午,他把李二柱叫到仓库。
"二柱,面呢?"
李二柱脸白了。
"陆叔,我……"
"我不问你干啥用了。"我爹说,"我问你,你还还不还?"
"还。我还。"
"明天带来。带来,这事就算了。不带来,我报公安。"
第二天,李二柱把两袋面带来了。
我爹在本子上划掉那一笔,写了两个字:已还。
那天晚上,他跟我说:"青山,管仓库这个事,我能干。"
"我知道。"
"我不搬货了。"他说,"我管人。"
他笑了。
那是我第一次听他主动说自己能干什么。
复查那天,医生多说了几句。
"你父亲这个腰,是常年劳损。"方医生说,"骨头没大事,筋和肌肉坏了。"
"能治吗?"
"治不好,只能养。"他说,"三件事:不搬重物,不受凉,每天慢走。"
"走多少?"
"一开始半里,慢慢加到二里。"
我把这三条写在纸上,贴在仓库门口。
我爹看见了,说:"我走不了二里。"
"那就先走半里。"
"半里也远。"
"远就慢慢走。"
第二天早上,他起得很早。
我起来的时候,看见他站在院子里,穿着棉袄,搓手。
"爹,你干啥?"
"走路。"
"现在?"
"现在没人看见。"他说,"等天亮了,人家看见我一个老头子在走,像什么。"
我没说话。
从那天起,他每天天不亮出门,绕着厂子走三圈。
一圈大概二百步。
他走了半年,能走六圈。
有一次我跟着他走。
走了一半,他停下来,喘气。
"青山。"
"嗯。"
"我上辈子,是不是死在窑上?"
我愣住了。
"你说什么?"
"我做梦。"他说,"梦见我被砖埋了,你娘在哭。"
我站在那儿,半天没说话。
"爹,"我说,"那是梦。"
"是梦。"他说,"可那梦太真了。"
他继续往前走。
我跟在后面,一句话没说。
20 缝纫机
一九九〇年秋天,我在村里盖了房。
三间正房,两间厢房,砖墙,瓦顶,玻璃窗。
花了三千二百块。
上梁那天,放了鞭炮,来了全村的人。
我娘站在院子里,看着新房子,一句话没说。
"娘,你不高兴?"
"高兴。"她说,"我就是想,这房子,是不是我们的?"
"是我们的。"
"地契呢?"
"有。"
"那你拿来我看看。"
我把宅基地的批文拿给她。
她不识字,但她把那张纸看了很久。
"这上面写的啥?"
"写的是,这块地,归陆长根、周桂兰使用。"
她听完,把纸叠好,放进衣兜里。
"那我收着。"
搬进新房那天,我娘要搬一样东西:那台缝纫机。
我说:"娘,新房子,买台新的。"
"不买。"她说,"这台我用惯了。"
她把缝纫机搬进正屋,摆在窗下,用一块蓝布盖着。
"娘,你也不做衣服了。"
"我不做。"她说,"我留着。"
"留着干啥?"
她坐在机子前面,摸着机头。
"青山,"她说,"八三年那台机子,我差点卖了。"
"我知道。"
"卖了六十块。"她说,"六十块,能买一百五十斤玉米。"
"我知道。"
"我没卖。"她说,"是你拦住的。"
她抬起头看我。
"你那天为什么拦我?"
我想了一会儿。
"因为我觉得,家里总得留一样东西。"我说,"不能什么都卖。"
她点点头。
"你说得对。"她说,"人穷的时候,最先卖的是东西,最后卖的是念想。"
那天下午,阳光从窗户进来,照在缝纫机上。
机头上的黑漆,还是亮的。
我娘坐在那儿,踩着踏板,空转了几圈。
机器发出"咔嗒咔嗒"的声音。
院子里,我爹在晒粉条,竹竿一排一排。
我妹从屋里出来,穿着卫校的白大褂,说:"娘,我帮你。"
我娘笑了。
我站在门口,看着这一幕。
上辈子,这个院子里,只有哭声。
这辈子,有踏板的声音,有竹竿的声音,有人说话的声音。
我转身,走到厂里。
厂门口的牌子,字掉了一点漆。
我伸手,把那一块补上。
那年冬天,我把粉坊的老石磨搬到了新厂的院子里。
石磨的齿是新凿的,磨盘上有一层薄薄的白霜。
有新来的工人问:"陆厂长,这磨还留着干啥?"
"留着看。"
"看什么?"
"看刚开始的时候。"
我没跟他们讲八三年的事。
讲了也没人信。
一个十八岁的孩子,借一辆自行车,收一百五十个鸡蛋,赚七块九。
七块九,是这一切的起点。
我把石磨放在院子中间,旁边立了一块小木牌,写着"一九八三"。
木牌上没写别的。
后来厂里的人都知道,那块牌子不能动。
有一年,一个新来的保管员嫌它碍事,挪到墙角。
我看见了,让他搬回来。
"厂长,一块破磨,至于吗?"
"至于。"我说,"你把它挪走一次,厂里就少一个人记得我们是从哪儿来的。"
他把石磨搬回来了。
搬的时候,他问我:"厂长,八三年,你多大?"
"十八。"
"十八岁,就敢承包粉坊?"
"不敢。"我说,"我是硬着头皮。"
"那你还干?"
"因为我算过。"我说,"不干,就一直是那个院子。"
他搬完,站在石磨前面,看了一会儿。
那年我四十五岁。
粉条厂有八十个工人,年产值六十多万。
我爹七十岁,还在管仓库,账记得清清楚楚。
我娘七十三岁,缝纫机还在窗下。
我妹在地区医院当护士,嫁了个医生,生了一个女儿。
那年她女儿六岁,来厂里玩,站在石磨前面问:"舅舅,这是什么?"
"磨红薯的。"
"红薯为什么要磨?"
"磨成粉,做粉条。"
"粉条为什么要在厂里做?"
"因为厂里人多。"
她点点头,跑开了。
我站在石磨前面,看着她跑。
太阳很好。
院子里的粉条,一排一排挂在竹竿上,白的,直的。
风一吹,晃。
21 铁柱的那年夏天
番外:铁柱的那年夏天
我叫赵铁柱。
陆青山是我发小,我们俩从小一起在河沟里摸鱼。
一九八三年六月,他来找我借自行车。
他说要收鸡蛋,一天给我三块。
我不信。
那时候我在生产队挣工分,一天十分,折成钱,两毛七。
三块,是我十一天的工分。
我说:"你哪来的钱?"
他说:"我攒的。"
我把车推出来了。我爹要是知道,得打断我的腿。
那天我们骑到白河镇,收了鸡蛋,又骑到县城。
路上他一直推着车走,说怕颠碎。
我说:"碎了就碎了,赔本呗。"
他说:"不能碎。碎了就是钱。"
那天卖了十六块五。
他数钱的时候,手在抖。
我站在旁边,看着他数。
我心里想:这个人,跟我们不一样。
后来我跟他干了三年。
他给我开工资,第一年一个月十五块,第二年三十,第三年五十。
一九八六年,他让我管原料。
收红薯、验质量、谈价,都是我的事。
我不识字,他就教我认秤、记数。
"铁柱,你看这个红薯,表皮有黑斑,就是病薯。病薯做出来的粉条发黑。"
"那怎么办?"
"挑出去。"
"挑出去,人家不卖给你?"
"你先挑,再谈价。"
我学会了。
一九八八年,他建新厂,让我当副厂长。
我说:"我不识字,当不了。"
他说:"你不用识字。你只要会看人、会看货。"
那年我二十三岁。
后来有人问我:陆青山为什么能成?
我说:因为他记得住事。
他能记住八三年哪天下雨,八四年哪批货退货,八五年哪个客户压价。
我记不住。
我只记得一件事:八三年那个夏天,他坐在我自行车后座上,抱着两筐鸡蛋,一路不敢骑快。
太阳很毒,他的后背湿透了。
他说:"铁柱,你信不信,我以后能办个厂。"
我说:"信。"
"你为什么信?"
"因为你说这话的时候,没笑。"
那天他确实没笑。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