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初八,靠山屯山口起了白毛风,风刮在脸上像碎瓷片。收购站的棚子是用旧帆布搭的,四角压着石头,风一过帆布就鼓一下,像有人在里头喘气。棚底下支着一台磅秤,秤盘上结了一层薄霜,白花花的,没人擦。
屯里人管赵德旺叫老赵,四十来岁,脸膛黑,嘴角常年往下撇。他坐在一张三条腿的桌子后头,桌上搁着一摞白纸条和一个红印台,印台冻得梆硬,他正搁手心里捂着。“开秤喽——”他喊了一嗓子,声音被风削掉半截。
队伍从棚子底下一直排到雪地里。麻袋一个挨一个立着,袋口扎着草绳,上头用炭笔写着各家的名字。林秋红把她家两袋松子拖到秤前,袋底在雪上犁出两道沟,拖到地方,她直起腰喘了口气,白气从嘴里喷出来。
她爹林大山拄着拐跟在后头,一条腿打着夹板,棉裤腿空荡荡地晃。他是屯里看山货最准的人,抓一把听响,咬一颗看仁,扬一扬看空壳,今年秋天在鹰嘴崖上摔下来,腿折了,人也就废了一半。
老赵伸手在林家袋口抓了一把,没往秤上放,先凑到鼻子底下闻。他把松子在手心里颠了两下,又丢回袋里,拍了拍手上的灰,眼皮都没抬:“三等。”两个字轻飘飘的,像往雪地里扔了个烟头。
排在后头的人不吭声,有人把麻袋往前提了提,又退回去。林秋红的脑袋嗡了一下,她盯着秤盘上那层白霜,缓了两口气才把话说出口:“赵叔,您还没上秤。”
“看货不看秤。”老赵拿笔在纸条上划,“你家这松子颗粒小,壳厚,出仁率上不去。三等,一斤四毛二。”
“我家这松子是鹰嘴崖背阴坡的,今年秋霜来得晚,仁饱。”林秋红往前迈了一步,“您再抓一把看看,就看一把。”老赵没抬头:“我说三等就三等。下一个。”
林大山从后头挤上来,拐杖在雪里戳出一个个深坑。他脸冻得发青,嘴唇哆嗦:“赵德旺,你去年也是这么说的,去年我认了。今年你还这么判,我这松子哪点够不上二等?”
“老林,你腿不好,别在雪地里站着。”老赵这才抬眼,笑了一下,“站久了,另一条腿也保不住。”围观的人往后退了半步,有人低声劝:“大山,回吧。”
林大山拐杖往前一送,想戳桌子,被旁边两个后生架住了胳膊。他挣了两下没挣开,喉咙里滚出一声闷响,像老牛拉车拉断了套。“扶我爹回去。”林秋红说。人走了,她没走。
她站在秤前,把手插进袖筒里,看着老赵:“赵叔,收购站定级总得有个标准。一等的啥样,二等的啥样,三等的啥样,您给我念一遍,我照着认,认完了我走。”老赵手里的笔停了停。“规程在公社里锁着。”“锁着,您总看过。”“看过归看过,不给人看。”他把红印台往桌上一磕,“上头的规定。你一个丫头片子,问这个干啥?”
林秋红没再问。她转身走到自家麻袋跟前,蹲下去,从怀里摸出一把割草的弯刀。刀刃在袋口上一划,草绳断了,麻袋口子咧开,松子哗地淌出来,落在磅秤边的雪地上,黄澄澄一片,把雪都盖住了。
人群里有人“嚯”了一声,老赵站起来:“你干啥!”林秋红没理他。她抓了一把松子,走到棚子角落那只给牲口饮水的水碗边,碗里的水结了薄冰,她拿拳头把冰面砸开,把手心里的松子撒进去。
松子沉下去的多,浮上来的少。她蹲在碗边,一颗一颗数浮着的,数得很慢,声音不高,可棚子里没人说话,风也像停了:“一颗,两颗,三颗,四颗,五颗,六颗,七颗。”
她站起来,转过身,把手上的水在棉裤上擦了擦。“一把松子,浮起来七颗空壳。”她说,“赵叔,您说说,三等的松子,会浮这么点吗?”
老赵的脸沉下来:“你这是闹事。”“我不闹事。”林秋红说,“我就想问一句,您这等级是拿眼睛看的,是拿秤称的,还是拿人名册子对出来的?”这话一出口,棚子里静得能听见帆布抖。
老赵绕过桌子走过来,一脚把那只水碗踢翻,水泼在雪上,腾起一片白气。“站里的碗,你随便使?”他嗓子发粗,“林秋红,你今天要是不给我个说法,这两袋松子你甭想拉出这个山口。”
老赵慢慢坐下,把笔搁下:“林秋红,你爹瘫在炕上,你娘死得早,你家就剩你一个顶门的。我劝你,别把路走绝了。”“我家的路,是您给堵的。”“行。”老赵点头,“那这两袋我不收了,拉回去。”
林秋红看着他,看了有三息。她弯腰,把散在地上的松子一把一把往袋里捧,捧得慢,捧得干净,连雪里嵌着的都抠出来。有人想上来帮,被她一句“我自己来”挡回去。
两袋松子重新扎好口,她一手拖一袋往雪地里拽。麻袋沉,她腰弯得极低,一步一步,绳印在雪上拖出两道长长的痕。路过磅秤的时候她停了一下,伸手在秤杆上摸了一把,什么也没说。拖到棚子外头,她停下,回头。
“赵叔,今天您不收。改日我让您求着收。”老赵笑了一声,那笑没到眼睛里:“我等你。”
林秋红没答话,拖着两袋松子往屯里走。雪越下越密,走到半道她忽然停下,把袋子放平,蹲下去,从怀里掏出一张揉皱的烟盒纸,拿铅笔头在上头写了个“三”,又划掉,改写了个“七”。全屯四十七户,怕不止她一家浮七颗。
天没亮林秋红就出了门,挎一个柳条筐,筐里搁一杆小秤、一只粗瓷碗、半瓢凉水。雪停了,天蓝得发脆,脚踩下去咯吱一声,能传出半条街。她先去了王老五家,王老五家的烟囱刚冒烟。
王老五家的松子堆在西屋墙角,盖着麻袋片。她抓一把,吹了吹,空壳飞起来小半;咬开一颗,仁是黄的,发干。王老五蹲在门槛上抽烟,说得挺得意:“我家二等,老赵亲口定的。”
林秋红没接话,把松子倒进碗里数,一百颗里浮了二十三颗。她把数记在烟盒纸背面,又问了句:“王叔,您家去年给站里送过啥?”王老五嘿嘿一笑,拿烟锅子磕了磕门槛,没答。
第二家是李寡妇。李寡妇的松子摊在炕席上烘着,粒粒鼓圆,咬开一颗,仁白得像新棉花。她数了一百颗,浮了四颗。“你家几等?”“三等。”李寡妇低头搓围裙,“老赵说我家没劳力,山场分得偏。”
李寡妇说完往灶里添了把柴,锅里的水开了,白气顶得锅盖噗噗响。她拿袖子挡了挡脸:“我一个寡妇,能咋说。人家给几等就是几等,好歹有个进项。”
一上午她走了六户。张栓柱家二等,松子浮十九颗;周老四家一等,浮十六颗;刘家窝棚那户一等,浮十一颗。六户里头只有一个马长顺,松子浮五颗,评了二等,去年给老赵送过一车柴火。
出屯的时候她在井台上碰见赵小军。赵小军正摇辘轳,看见她,手停了停,桶在井里晃荡。“秋红姐,我爹那本册子,不给人看。”他说完就低头摇辘轳,摇得飞快,水溅出来打湿了鞋。
“啥册子?”“记工的。”他声音压得低,“谁家送过啥,谁家欠他啥,都记着。”辘轳吱呀一声停住,他提着桶往回走,走两步又回头,“我没说啊。”林秋红站在井台边上,看着他进了院门。
林秋红把烟盒纸摊在膝盖上看了半天。等级跟松子没关系,跟人熟不熟有关系。她心里那点火没往上冒,反倒沉下去了,沉到肚子底下,凉飕飕的,像吞了一口雪。
她把筐往肩上一挎,往屯东头走。孙老憨住屯东最末一家,院墙是石头垒的,墙上挂着几张风干的狍子皮。老头正坐在门槛上拿刀削一根木杈,木屑落在棉鞋面上,堆了一小撮。
“憨爷。”“秋红啊。”孙老憨眼也没抬,“你爹腿咋样?”“能坐起来了。”“那就好。”他削了两刀,“你上我这儿,不是问你爹吧。”林秋红蹲下去,把烟盒纸递过去,没说话。孙老憨接过去,眯着眼看了半晌,把纸还给她:“你这是要惹事。”“我想问,三年前刘二柱家那事。”老头手里的刀停了,院里的鸡扑棱了一下翅膀,天上有两只老鸹往西飞。
“刘二柱那年也是这么干的。”孙老憨把刀插进木头墩子,“他家的松子被压成三等,他堵着收购站的门骂了半宿。”“后来呢?”“后来老赵往公社递了一张纸,说他投机倒把,倒腾山货扰乱统购。”
老头伸出三根手指:“罚了八十块,还让他上台站着,站了三晚上。”“八十块。”“那年一头猪才卖六十。”孙老憨把木杈往地上一戳,“二柱现在见着收购站的门都绕着走。他婆娘为这八十块哭了一冬天,眼睛哭坏了。”
林秋红没说话,风把院墙上的狍子皮吹得啪嗒响。“憨爷,投机倒把是啥罪?”“啥罪不罪的。”老头吐了口唾沫,“人家说你犯罪,你就犯罪。你手里没凭据,嘴再硬也是软的。”
“凭据得啥样?”孙老憨想了想,把木杈往地上一戳:“白纸黑字,盖红章的。你嘴皮子翻得再利索,不如人家一个章子沉。”
她站起来,把烟盒纸叠好塞回怀里。“秋红。”孙老憨在后头叫住她,“你要真干,别一个人干。你一个人,人家一根指头就摁死你。”“我知道。”
回到家天擦黑。她点上煤油灯,从柜子底下翻出一个旧本子,是她爹记工分用的,还剩大半本白页,又找出爹那把磨得发亮的算盘,坐在炕沿上一户一户地抄。
四十七户,一户一行:户主、山场亩数、去年产松子多少斤、老赵给评的几等、按三等收多少钱、按一等该收多少钱。写到第三十一户,手冻得握不住笔,她搁嘴边哈一口气,接着写。
灯芯烧出一截黑灰,她拿剪子剪了。窗外有狗叫,叫两声又不叫了。天快亮时她算完了,算盘珠子拨到最后一档,她盯着那个数坐了很久,腿麻了都没动。
一千四百二十块。全屯四十七户,一年叫人从秤杆子上刮走的钱,够买两头牛,够给刘二柱婆娘治十回眼睛。她把本子合上,压在枕头底下,吹了灯。
躺下之前她又爬起来,划了根火柴把最后一页照了照。按一等的价,她家两袋该卖六十七块,老赵给的是四十七块六,差十九块四,正好是她爹一个月的药钱。
炕是凉的,她爹在里屋咳嗽,咳一阵停一阵。她睁着眼躺到天亮,脑子里翻来覆去就一件事:三年前刘二柱是空着手去骂的。空着手不行。她得手上攥点东西,攥一样老赵掰不开、抢不走的东西。去县里那天她起得比鸡早。棉袄里子缝了个口袋,装了三张烟盒纸和那个本子。她爹在炕上问了一句上哪儿,她说去县城买药,老头没再问,只把被角往上拉了拉,喉咙里哼了一声。
从靠山屯到青岭县城六十里,先走八里到公社,再搭公社的班车。班车是一辆改装的解放牌,车斗上蒙着绿帆布,人跟鸡笼子挤一块儿,颠得骨头散架,脸让风刮得没了知觉。
旁边一个大嫂抱着一筐鸡蛋,一路念叨别碎别碎,到地方还是碎了六个,蹲在车底下捡,捡一个哭一声。林秋红帮她捡了两个,把筐扶正,才往十字街口走。
县供销社在十字街口,三层灰楼,玻璃门里头生着炉子,暖烘烘的。她在门口跺了跺脚上的雪,把棉鞋在门槛上蹭干净,才推门进去。柜台后头坐着个四十来岁的男人,戴着眼镜,正拿搪瓷缸子喝茶。
“同志。”林秋红把烟盒纸摊在柜台上,“我想问个事。山货收购站定级,有没有统一标准?”男人抬眼看了她一下,又低头喝茶:“哪个公社的?”“靠山屯。”
“靠山屯的事,找靠山屯的收购站。”“我就是从收购站来的。”她说,“站里说规程在公社锁着,不给人看。”男人把缸子放下,杯底在玻璃柜台上磕了一声:“规程是内部文件。”
“内部文件,也该有个说法。”林秋红往前推了推烟盒纸,“我把六户的松子都数了,一百颗里浮几颗空壳,写得清清楚楚。您看,这家浮二十三颗评二等,那家浮四颗评三等——”
“行了行了。”男人摆手,像赶苍蝇,“你说的这些,我们没有权限管。”“那谁有权限?”“不知道。”他端起缸子往里屋走,“下一个。”
柜台前就她一个人。她站了一会儿,把烟盒纸一张张收回怀里,纸边让柜台上的水渍洇了一角。出了供销社,风灌进脖领子,她在台阶上站着,看街上人来人往,谁也不看她一眼。
她想起孙老憨那句话:人家说你犯罪,你就犯罪。她没往回走,往东街走。东街有个县图书馆,是原来的文庙改的,门口两棵老槐树,树杈上落着雪,屋檐下挂着冰溜子。
她进去问管事的女同志,说想看报纸。“看哪年的?”“一九八三年的。”“哪一月?”“都看。”女同志从柜台底下拖出一摞合订本,牛皮纸封面,绳子捆着,足有半人高。
合订本往桌上一放,腾起一股灰。女同志拿手扇了扇:“只能在这儿看,不许带走,不许撕。”“我不撕。”“登记。”女同志把个硬皮本子推过来,“写名字,几点进的,几点出的,都得记。”林秋红捏着笔,把“林秋红”三个字写得端端正正,写完又描了一遍,笔尖把纸戳出个小洞。
阅览室里就她一个人,窗户朝北,光进来是青的。她一本一本翻,手指头冻得翻不动纸,就搁嘴上哈气,哈完了接着翻。翻到第三本的时候她停住了。那天的报纸头版,标题是《中共中央一九八三年一号文件》,底下几行黑体字,她一个一个往下读。读到第三段,她的手指头按在纸上不动了。
“允许农民个人或者合伙进行长途贩运……”
她怕看错,又从头读了一遍,一个字一个字地读。读完,她从怀里摸出铅笔头和一张新烟盒纸,趴在桌上抄,手抖,头两个字写得歪,她划掉重写,写得慢,写得稳。
抄到“任何部门不得乱加干涉”那一句,她停了停,把铅笔头在舌头上舔了一下,接着抄。抄完念了一遍,又念一遍,念到第三遍,才把纸叠起来塞进棉袄里子。
她把报纸合上,绳子照原样捆好,走过去还给女同志。女同志翻开看了看,拿手在封面上抹了一把,在本子上划了一道,说行了。
她想再抄一份,想了想没抄,纸太金贵,铅笔头也快没了。出图书馆的时候天已经黄了,她把那张纸叠成四折,塞进棉袄里子那个口袋,又在外头按了按,按平了。
回屯的班车没了。她在县城车马店住了一宿,一铺炕睡六个人,五毛钱。夜里有人打呼噜,有人磨牙,她没睡着,手一直按在胸口那个口袋上,按了一整夜。
炕烧得不匀,靠灶那头烫得慌,靠窗那头冰凉。她挑了靠窗的地方,把棉袄脱下来叠成枕头,垫在脑袋底下,压着胸口睡,一宿翻身都不敢翻大。
第二天晌午她搭上一辆往公社送煤的拖拉机。到了公社天又阴了,雪粒子打在脸上像撒沙子,还有八里地,她走着回去。走到鹰嘴崖下那道慢坡,脚下一滑,整个人栽进雪窝子里。
她没顾上撑地,两只手先死死抱住胸口,膝盖磕在石头上,隔着棉裤也磕出一声闷响。她在雪里趴了一会儿才慢慢爬起来,棉裤破了个口子,露出里头的棉花,风一灌,凉到骨头里。
她解开棉袄扣子,把手伸进去摸那个口袋。纸是干的。她把纸抽出来看了一眼,又塞回去,扣子一颗一颗扣好。天快黑了,山那边的屯子亮起一两点灯,她扶着膝盖站起来。走到村口,她看见屯部还亮着灯,门口停着一辆自行车,车把上挂着一副棉手套。
借钱那天下着冒烟雪。林秋红先去了孙老憨家,老头正蹲在灶前烧火,火苗从灶门里舔出来,把他半边脸照得通红,另半边是黑的。她把来意说了,老头往灶膛里塞了根苞米秸,火压下去一截。
“多少?”“三百。”火光跳了跳,锅底的水吱吱响。孙老憨站起来,伸手往炕洞里掏,掏出一个蓝布包,一层一层解开,里头是十块一张的票子,边角都磨毛了。
“我这儿有二百。”他把布包往她手里一塞,“攒了三年,本想着开春换头牛。”“憨爷,牛我不耽误您换。”“牛的事往后放。”老头拍了拍手上的灰,“剩那一百,你上李寡妇家问问。”
李寡妇家拿不出整钱,凑了六十三块,毛票子、钢镚儿都有,摊在炕席上数了三遍,数到第三遍还是六十三。马长顺听说了,揣着四十块找上门,往桌上一拍:“算我一股,赔了算我的。”
三百零三块。林秋红把钱用油布包了三层揣在怀里,走一路按一路,回到家先塞进炕洞最里头,拿灰埋上。第二天她揣着钱进城,先奔的不是旧货市场,是县政府大院东厢房的工商局。
屋里两张桌,墙上贴着标语,炉子烧得半死不活,办事的是个二十来岁的后生,正拿指甲抠桌上的漆皮。“同志,我想开张贩运证明。”后生抬起头,上下打量她:“啥贩运?”
“山货。松子。从屯里收了拉到县里卖。”“农民不能长途贩运。”后生把指甲刀往桌上一扔,“这是投机倒把,你知道不知道?”林秋红把一张纸摊在桌上:“您给讲讲,这个算不算。”
后生低头看,看了半晌,眉头皱起来:“这哪儿抄的?”“县图书馆,一九八三年一月二十一日的报纸,头版,中央一号文件。”后生进里屋翻了半天文件柜,出来脸色不太好看,抽张表格。
姓名、住址、品种、数量,一项一项问,问一句写一句。写到“数量”那一栏,他笔停了:“多少?”“先按两万斤写。”后生笔尖抖了一下,还是写了。
写完盖了个红章,章子按得重,红油洇到纸背面。“贩运证明,有效期一年。”他把纸推过来,手有点重,“出了事你自己担着,别说是工商局给你开的。”林秋红捧着那张纸,对着窗户看了又看,红章鲜得很。
旧货市场在西关,雪地里摆着一片破铜烂铁。她挑了台磅秤,秤杆乌黑,秤砣齐全,就是星点磨掉了几颗,摊主要四十五,她还到三十八。那天晚上她把磨掉的星点一颗一颗补上,拿錾子錾,拿砂纸磨,磨到后半夜。她找了块砖试了三回,五斤的砖往秤盘上一搁,秤杆平得端端正正,一斤不差。
山口那块地方是她自己挑的。进山只有一条道,道口有片空地,背风,离屯子一里半。她跟大队长说了声,大队长既没说行也没说不行,只在裤子上蹭了蹭手,说你自己看着办。
“没说不行,就是行。”她跟孙老憨说。“丫头,你这张嘴。”老头摇着头,还是扛着镐跟她上了山。棚子搭了三天,四根落叶松杆子埋进冻土,上头横两根,四周拿雪培上。
门口挂一张旧棉被当帘子,里头支一张木桌,桌腿垫块石头。孙老憨的手冻裂了口子,血珠子渗出来,他抓把雪一搓接着干,搓完了在棉裤上抹一把。
开秤那天是腊月十六,天冷得能听见树冻裂的响。她把油布包打开,钱一沓一沓码在木桌上:十块一张的摞成一摞,五块一张的摞成一摞,毛票子摊平了压在最底下,风一吹,她拿石头压住。
孙老憨站在门口看了一眼那桌子钱,喉结动了动:“秋红,你这是把家底都摆出来了。”“憨爷,人家不信我的话,得信这个。”她把最后一块石头压好,直起腰,“您瞧着,一会儿就有人来。”
日头爬到树梢高,山口来了七八个人,都远远站着,麻袋搁在脚边,人缩在棉袄里,眼睛盯着那张桌子。王老五在最前头,两只脚在雪里蹭来蹭去。
“秋红啊。”他开口,嗓子有点干,“你这……八毛,真给?”“真给。”“现钱?”“现钱。”她把一沓票子往桌上一拍,声音在山口里荡了一圈,荡回来的时候没人应。
王老五还是不动,回头看了看屯子的方向,又转回来。“你赵叔那边……我这松子卖给你,往后站里还收不收我的?”这话问出来,后头几个人跟着点头。
林秋红从桌子后头绕出来,走到他跟前。“王叔,您这松子多少斤?”“一百八。”她没再说话,抓起桌上那沓钱数出一百四十四块,往前两步,直接塞进王老五怀里。
钱塞得急,两张飘到雪地上,她弯腰捡起来又塞回去。“一百八十斤,八毛一斤,一百四十四块,您数。”王老五两只手捧着钱愣在那儿,雪落在票子上他也不掸,低头看看钱,又抬头看看她。
“数啥数。”他嗓子哑了,“我信你。”麻袋往秤上一搁,林秋红扶着秤杆,秤砣一滑,秤杆翘起来。“一百八十二斤。”她报数,“多出二斤算我的,给一百四十六。”又数了两块塞过去。后头的人动了。麻袋一个接一个往前挪,雪地上踩出一片乱脚印,有人喊:“秋红,我这袋先称!”一个上午收了三千四百斤,桌子上的钱矮下去一半,麻袋在棚子后头码成一垛,比人高。
晌午刚过,山口那头来了一辆自行车,车链子哗啦哗啦响,骑车的人老远就喊:“林秋红!我爹让你把秤收了!”
赵小军把自行车往雪里一杵,人还没站稳就喊第二遍。他二十出头,脸冻得通红,喊完了不敢看林秋红,眼睛盯着自己鞋尖。“你爹让你来的?”“他让我来传话。”“传完了?”“传完了。”
他搓着手站了一会儿,忽然压低声音:“秋红姐,我爹晌午就出门了,带了两个人,一个扛扁担,一个拎绳子。”说完跨上车就走,骑出去十几步又回头看了一眼。
不到半个时辰,山口来了三个人。老赵走在前头,棉大衣敞着,后头跟着收购站两个临时工,扛扁担的扛扁担,拎绳子的拎绳子。
“林秋红。”老赵站在棚子门口没进来,先扫了一眼桌上那堆钱,眼皮跳了跳,“你这叫私设收购点,投机倒把。秤我收走,钱登记上,交给公社。”
林秋红手里还捏着炭条,她把它搁下,拍了拍手上的黑灰。“赵叔,您凭什么收我的秤?”“凭什么?”老赵笑了一声,“凭我是山货收购站的站长,凭这方圆百里的山货都归口收购。”
“你一个黄毛丫头,爹瘫在炕上,也敢在山口支摊子抢生意?”他往棚子里迈了一步,“今天这秤,抬也得抬,不抬也得抬。”
“赵叔,您先别急着搬。”林秋红从桌子底下抽出一张叠成四折的纸,展开,“我给您念段东西,念完了您再搬。”老赵皱眉:“你念啥?”“念报纸。一九八三年一月二十一日的报纸,头版。”
她把纸举到跟眼睛齐平的地方,念得很慢,一个字一个字往外送:“中共中央一九八三年一号文件:允许农民个人或者合伙进行长途贩运,可以出县、出省,任何部门不得乱加干涉,不得乱扣乱罚。”
念到“任何部门不得乱加干涉”这一句,她把另一张纸从怀里抽出来,往前一送,啪地拍在秤盘上。秤盘晃了一下,纸角翘起来,上头的红章正对着老赵的脸。
“县工商局的贩运证明,有效期一年。”她说,“赵叔,您要收我的秤,先把这个章给我抠下来。”老赵的脸僵了一下。他伸手把那张纸拿起来,翻过来调过去看了两遍,又凑近了看那个章,鼻子里哼了一声,把纸往桌上一扔:“假的。工商局能给你一个丫头开证明?你拿萝卜刻的吧。”
“那咱们找个人认认。”林秋红把纸捡起来,“公社文书姓周,全县的章他扫一眼就知道真假,他表舅就是刻章的。”老赵没接话,棚子内外站了二十来号人,谁也不出声。
赵小军站在自行车边上,头低着,脚尖在雪里画圈。老赵回头看了儿子一眼,把下巴一抬:“去就去。周文书在公社,抬脚就到。秤抬上。”
两个临时工过来要搬,林秋红往秤前一站:“抬可以,抬到公社去,当着文书的面抬。”临时工看了看老赵,老赵哼了一声。
公社在八里外。一行人踩着雪走,老赵在前头,两个临时工抬着磅秤在中间,林秋红跟在最后,一步不落。赵小军推着车落在更后头,一路没抬头,车铃铛也不响。
公社文书周成在办公室里烤火,见这么多人涌进来,把烟袋锅子在鞋底上磕了磕。“咋了这是,抬着秤上门?”老赵把那张贩运证明往桌上一拍:“老周,你给看看,这章是真的假的。”
周成戴上眼镜,把纸凑到灯底下看,又用指甲在章子边上刮了刮,看了有半袋烟的工夫,才把纸放下,摘下眼镜擦了擦。
“真的。”他说,“工商局去年换的新章,边上有暗纹,中间那五个字是凸的,假章刻不出这个。”屋里静了,炉子里的柴啪地爆了一声,火星子蹦出来,落在地上灭了。
老赵脸上那层横肉抖了一下:“老周,你再看看。”“看了三遍了。”周成把纸推回去,“德旺,这证明合规。人家有证明,有货,有现钱,你拦不住。”
“合规她也不能在山口设点!”老赵嗓门提起来,“统购统销多少年了,她一个丫头片子插一杠子,往后这山货谁还往站里送?站里完不成任务,你担着?”
“赵叔。”林秋红开口了,“您的站,一等六毛二,二等五毛,三等四毛二。我给一等八毛,现钱,当面点,扬完了再上秤。您说,人家往哪儿送?”老赵张了张嘴,没出声。
他转过身,盯着她,盯了很久,眼睛里的血丝都看得清。“林秋红,你行。”他伸手把磅秤上的绳子解开,往地上一扔,“秤你留着。日子长着呢,咱们走着瞧。”三个人出了公社院子,扁担扛在肩上,绳子拖在雪里。赵小军推着车跟出去,走到门口回头看了一眼,没出声。
林秋红把磅秤重新绑好,跟周成道了谢。周成把烟袋点着,抽了一口:“丫头,你这事办得敞亮。不过我把话说前头,老赵在县里有门路,你别当他一回就服了。”
“周叔,我心里有数。”她把秤扛上肩,秤杆压在棉袄上,硌得肩膀疼,“我就是想让人知道,松子值多少钱,得看松子,不看人。”她扛着秤往外走,雪地上留下一行深脚印。
走到山口,天已经黑透了。棚子里还亮着灯,孙老憨没走,正蹲在桌边给她数钱,一张一张抹平,数得极慢。
“憨爷,您还没回?”“回了谁给你看钱。”老头头也不抬,“秋红,今儿这事,老赵不会算完。他那人,明着来不过你,就往暗处使。”
林秋红把钱兜进麻袋扎紧口。“憨爷,您说他下一手会往哪儿使?”孙老憨停下手,抬头看她,棚子外头的风把帘子吹得鼓起来,火苗歪了一下。
第二天一早,收购站门口贴出一张红纸,上头写着:一等七毛五,二等六毛,三等五毛。字是老赵亲手写的,墨还没干透,风一吹,纸角翻卷,啪啪地拍墙。
消息传到山口,孙老憨把炭条往地上一扔:“七毛五,比你就差五分。”“差五分。”“人家那是站里收,稳当,不担风险。”林秋红正在筛松子,头也没抬,“憨爷,您说我这八毛能撑几天?”
“撑不了几天。”老头蹲下去,捡起炭条在雪里画,“人家是本钱,你是借的钱。他再涨五分,你跟着涨,涨来涨去,本钱薄的那个先趴下,趴下了货就全回他那儿去了。”
林秋红把筛子放下,走到棚子外头,看了一会儿山。雪把山压得低低的,日头照在雪上,晃眼睛,她眯起眼。“憨爷,我不跟他比价。”“不比价?”“我比货。”
当天下午,山口棚子外头铺了三张苇席。她把收来的松子倒在上头,摊成薄薄一层,拿木锨一下一下往上抛。风从山口灌进来,把空壳、碎叶、瘪子全卷走,落回席上的都是沉甸甸的好粒子。
围观的人越站越多,有人把手揣在袖筒里看,有人蹲下去捻席子上的松子。有人问:“秋红,你这是干啥?”“扬场。”她一边抛一边说,“松子好不好,风知道。空壳轻,风一吹就跑;仁饱的沉,落回席子上。”她抛了半个时辰,席子上剩下一堆干干净净的松子,壳色发亮,抓一把沙沙响。她抓了一把走到人群跟前:“谁带碗了?”李寡妇递过来一只粗瓷碗,她接过去,把松子撒进碗里的水中,水面浮起来两颗。
“看见没有,两颗。”她把碗举高,让一圈人都看见,“这是一等。”她又抓了把没扬过的撒进去,浮起来十九颗,“这是三等。都是同一个屯的松子,风一吹,差出十七颗来。”
人群里有人笑,有人骂了句娘。王老五蹲在席子边上,抓了一把扬过的松子在手心里搓,搓完了往嘴里搁一颗,嚼得咯嘣响,嚼完了又抓一把,装进自己棉袄兜里。
“秋红,那我这松子扬完了,算几等?”“扬完再看。”她把木锨往席子上一插,“谁的货谁站边上看,扬完了当面数空壳,数出几等就是几等,一斤一两不糊弄,数完当场点钱。”
那天下午,山口棚子前排起了队。麻袋一个一个挪到席子边,主人自己抓一把撒碗里数,数完了自己报等级,报完了自己扬,扬完了再数一遍。有人的手抖,数了三遍才对上。
有个老汉数出四颗,愣在那儿半天,忽然蹲在雪地上抹眼睛。“咋了叔?”“我家这松子,年年三等。”老汉抹了把脸,手背上一层黑,“种了十二年松子,头一回知道自己家的是二等。”
收购站那边,红纸还贴在墙上,风把纸角吹得啪啪响,门口一个人也没有。老赵站在台阶上往山口的方向看了半天,转身进屋,把门帘摔下来,帘子上的雪扑簌簌掉了一地。
第二天,老赵把价提到八毛。第三天,八毛二。收购站门口又排起队来,山口这边也有人探头探脑,看看这头,看看那头,最后还是扛着麻袋下了山。
孙老憨急了,拄着根棍子来找她,进门就嚷:“人家八毛二了,你还八毛,货都跑他那儿去了!”林秋红正在记账,笔尖在本子上走得稳,一页一页往下写,写完一行吹一吹。
“憨爷,您看这三天,跑了几户?”“七八户吧。”“那七八户,有几户是扬过的?”“……没有。”老头想了想,“都是嫌麻烦的。”“那就是了。”她把本子合上,“我要的不是这几天,是整个冬天。”
第四天早上,那七八户又回来了。王老五打头,麻袋往席子边上一放,脸有点红,手在裤子上搓:“秋红,我那松子……你给扬扬?”“王叔,您不是卖给站里了?”“卖了二百斤,剩下的拉回来了。”
“咋拉回来了?”“站里说我那二百斤扬出来的空壳太多,扣损耗,扣了三十斤。”王老五把手一摊,五个指头张开又攥上,“三十斤,两块四。我算了一宿,还是你这儿合算。”林秋红没多说,把木锨递给他:“自己扬,扬完了自己数。”王老五接过木锨,扬得笨手笨脚,松子撒了一地,他蹲下去一颗一颗捡,捡得认真,捡完了再扬,扬到第三遍才像样。
到腊月底,收购站的门口彻底空了。老赵把红纸撕下来,揉成一团,塞进灶膛里烧了。有人看见他一个人坐在磅秤边上抽了半宿烟,秤盘上的霜化了又结,结了又化。
林秋红这边的账本上,收了两万八千斤,付出去两万二千四百块,手里还压着六千来斤货。她把账算到最后一页,抬头看了看棚子外头,雪停了,山口的道上压出两道深深的车辙。
孙老憨揣着手进来,往火堆边上凑了凑,把手在火上翻着烤。“秋红,屯西头的张老倔刚才来问。”他顿了顿,“他说,他们那片的林子,明年开春能不能也包给你。”
林秋红手里的笔停住了。张老倔那片林子比靠山屯大一倍,可那是别人家的地界,人家凭什么信她一个二十岁的丫头。
腊月二十九,林秋红把账本摊在炕桌上算到后半夜。这一冬收了两万八千斤松子,付出去两万二千四百块,还了孙老憨二百、李寡妇六十三、马长顺四十,手上剩下一千三百来块。
第二天天没亮她揣着钱去了孙老憨家,老头正蹲在院里劈柴,一斧子下去,木墩子裂成两半。“憨爷,我想包山。”“包山?”老头把斧子往墩子上一插,“包山得大队点头,大队点头得公社点头。”
“我知道。”“你知道个啥。”孙老憨抹了把脸,“包山不是买斤货,是一包一年。你先把定金撂下去,秋后收不上来,钱就砸在雪里了。”林秋红从怀里掏出油布包,往石磨上一放。
油布包解开,钱码在石磨上,一沓一沓压着石头,风一吹,票子角翻起来。“憨爷,我算过了,七个屯一百二十三户,一户先给十块,一千二百三十块,我拿得出来。”
孙老憨看着那堆钱,看了半天,忽然笑了:“你爹当年看山货,也是这么个犟法。”他把斧子拔出来,“行,我陪你跑。先跑柳树沟,那屯的屯长叫郭老六,跟我一块打过猎。”
柳树沟在河西,走雪路得一个钟头。郭老六正在队部里烤火,见他们进来,先给孙老憨让了座,才听林秋红把话说完,摇着头把火钳往炉子里一捅:“不行。”
“咋不行?”“老赵前天来过。”郭老六把火钳抽出来,钳头通红,“他说谁敢把山场包给私人,明年的化肥、柴油,一样都别想从供销社拉。”屋里静下来,炉子上的水壶吱吱响。林秋红没说话,从怀里掏出十块钱,放在炕桌上。“郭叔,这是一户的定金。您屯里多少户,我按户给。”郭老六看着那十块钱,喉结动了动:“丫头,你这是拿钱砸我?”
“我不是砸您。”她又掏出十块,压在头一张上,“我这是让您看看,我这钱是真的,秋后也是真的。老赵许您的是化肥柴油,我给您的是现钱,您自己掂量。”
郭老六盯着那两张票子,手指头在膝盖上敲了半天,忽然把火钳一扔:“行。你先给一半户,秋后见货给钱,出岔子你自己担。”林秋红点头,把油布包重新系上,出门的时候腿有点软。
七个屯跑了五天。苇子沟的屯长要她先交三百块押金,她当场点了三百;大石砬子那户人家多,她跑到第三趟才说通;后岗和二道河是孙老憨的老关系,两句话就点了头。
到第六天,大队部来了信,说老赵要在屯部跟大队签统购合同,让各屯屯长都到场。孙老憨把信纸往桌上一拍:“他这是要抢在你前头,把明年的货先锁死。”
屯部是三间土房,屋里一张长条桌,墙上挂着大队的锦旗。大队长王福坐在桌子一头,老赵坐在另一头,桌上摊着一张纸,纸上是铅印的字,红章已经盖好了,只差大队这边一个手印。
林秋红推门进去的时候,屋里已经坐了十几个人,七个屯的屯长来了一半。王福看见她,脸上的肉抖了一下:“秋红,你咋来了?”“王叔,我来发定金。”
“发啥定金?”“包山的定金。”她把油布包往长条桌上一放,解开,钱哗地摊开,把那张统购合同压住了一角,“七个屯,一百二十三户,一户十块,今天当着大伙的面发。”
屋里没人说话。老赵把手里的烟摁在桌沿上,摁灭了,慢慢开口:“王福,这合同你签不签?签了,明年全大队的山货归站里统购,化肥柴油我照着数给你。”王福的手在桌子底下搓,搓了半天,抬头看看老赵,又看看林秋红,嘴张了张,没出声。
“王叔。”林秋红把花名册摊开,“靠山屯四十七户,柳树沟二十一户,半拉山十四户,苇子沟十二户,大石砬子十六户,后岗七户,二道河六户。我念一户,您看着我发一户。”
她念第一户:“靠山屯,王老五,十块。”王老五从人堆里挤出来,两只手在棉裤上擦了擦,接过钱,数都没数就揣进怀里,回头冲屋里人咧嘴一笑:“真的。”
第二户,李寡妇,十块。第三户,马长顺,十块。第四户,张栓柱,十块。第五户,周老四,十块。第六户,刘二柱,十块。刘二柱接过钱的时候手抖,钱掉在地上,他弯腰捡了三回。第七户,孙老憨。老头拄着棍子走过去,接了钱,没往怀里揣,转身把钱拍在长条桌上,正拍在那张统购合同上:“王福,我这张老脸押在这儿,你还瞅啥?”
王福看着桌上那十块钱,又看看满屋子的人,忽然把笔拿起来,在统购合同上划了一道,划得很重,纸都划破了。他把那张纸推到一边,伸手拿过林秋红的包山协议。“印泥。”他嗓子有点哑,“把印泥给我。”
老赵站起来,椅子在土墙上撞了一声。“王福,你想好了。”“想好了。”王福头也没抬,在协议上按了个手印,红印泥按得歪,他拿拇指抹了抹,抹成一片。
老赵站在那儿,脸上的肉一块一块地动。他伸手指了指林秋红,指头抖着:“林秋红,你包山,你收松子,你卖到县里去。好,好得很。”他一甩袖子出了门,门帘被带得飞起来。
林秋红把协议收好,把剩下的钱按户分完,最后一份递到王福手里。王福接了,捏在手里没动:“秋红,我把话撂这儿,老赵不会认。他往县里跑一趟,你这纸未必顶用。”
“王叔,我明天就去县里。”她把空油布包叠好塞回怀里,“食品厂那边,我还没去过。”
县食品厂在城西,红砖墙,铁栅栏门,门柱上挂着白漆牌子。林秋红背着半麻袋松子,站在门外头,从早上七点站到八点,栅栏门开了,出来个穿蓝布褂的老头。
“干啥的?”“师傅,我找周明远厂长。”“找厂长干啥?”“送样品。松子,一等。”“有介绍信吗?”“有贩运证明。”“我问介绍信。”老头把手一摊,“没介绍信不能进。”
“师傅,我这松子您先抓一把看看。”她解开袋口,抓了一把递过去。老头没接,手往回一缩:“我不看。厂里有规矩,来路不明的货不进。”说完把栅栏门带上了。
林秋红把麻袋放在门柱根底下,自己也蹲下去,背靠着墙。风从街那头刮过来,把她的棉裤角吹得贴在腿上。她把麻袋往怀里拉了拉,怕人顺手拎走。
九点钟,来了一辆拉煤的车,司机跟门卫打了招呼进去了。十点钟,出来两个女工,拎着饭盒,从她跟前走过去,回头看了两眼。十一点,日头偏到墙那边,墙影盖住了她。
她没走。她把麻袋挪到墙根向阳的地方,自己也挪过去,把手插进袖筒里。中午有人从厂里出来买烟,她问了一句周厂长在不在,那人说厂长去地区开会了,下午回。下午三点,一辆自行车从街口拐进来,骑车的男人四十来岁,穿灰中山装,戴顶蓝布帽子,车后架上绑着一个纸包。门卫老头迎出去:“厂长,地区那边咋说?”
“还能咋说,催货。”男人把车支好,抬手要推门。林秋红站起来,腿蹲麻了,踉跄了一下,扶住墙才站稳。她把麻袋口解开,抓了一把松子,两步走过去,直接塞进男人手里。
男人愣了一下,低头看手里的松子。松子壳是褐的,油亮,粒粒鼓着。他捏了一颗,搁在牙上磕开,仁是白的,整的,没碎。
“哪儿的?”“青岭县,靠山屯。鹰嘴崖背阴坡的。”“多少?”“手上有六千斤,年前还能收两万斤。”“你谁家的?”“林秋红。我自己的。”
周明远把手里的松子倒到另一只手上,掂了掂,又捏起一颗对着光看。“你这松子,扬过?”“扬过。三遍。”林秋红把麻袋提起来,往地上一倒,松子哗地摊在门前的青石板上。
她蹲下去,两只手插进松子堆里,往两边一分,摊成薄薄一层。“厂长您看,壳色匀,没瘪子,没虫眼。您抓一把撒水里,浮起来的超不过五颗。”周明远蹲下去,也抓了一把。
他没撒水,他把松子摊在手心里,一颗一颗挑,挑了十几颗,把其中一颗举起来:“这颗,壳上有针眼。”“虫蛀的。”林秋红接过来,两指一捏,壳碎了,里头仁上有个黑点,“一颗。”
“一斤里头有几颗?”“我扬过三遍,一斤超不过三颗。”周明远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灰,回头看了门卫一眼:“老陈,把大门开开,让人把麻袋扛进去。”
扛麻袋的是仓库保管员老吴,五十来岁,戴着蓝套袖。他把麻袋往地上一撂,伸手一挡:“厂长,这货没入库单,不能进。”“现开。”“现开也得有介绍信。”“我签个字。”老吴还想说,看了周明远一眼,把话咽回去,转身拿单子去了。
厂里的验货间在仓库后头,一张长条木案,一台磅秤,一盏二百瓦的灯泡。周明远把松子倒出来,抓了三把,一把一把过秤、数粒、看成色,又拿小秤称了仁重。
“出仁率四成一。”他在本子上记了一笔,“比地区给我找的那家高六个点。”他抬起头,“你要多少钱一斤?”“一块一。”“一块一贵了。”“厂长,我这是带壳的,出仁四成一,一斤仁合两块六。”
门口探进来一个人,戴眼镜,手里夹着一把算盘:“厂长,个体户的货,价不能这么给。地区那边九毛就能收。”周明远没回头:“地区那边出仁率三成五,你算算,一斤仁合多少钱。”那人拨了两下算盘珠子,没吭声,缩回去了。周明远笑了一下,把笔搁下:“你这账算得比我还清楚。”他伸出手,“一块零五,我要四万斤,惊蛰前交货,你能供上不能?”“能。”
“供不上咋办?”“供不上,我赔您定金。”周明远点点头,从抽屉里拿出一沓合同纸,一张一张填,填完了推过来:“你看看,看不明白我念给你听。”
合同最后一条写着,逾期一天扣货款百分之二。林秋红把这一条念了两遍,念完了抬头:“厂长,这条能不能改成扣我的定金,不扣货款?”“为啥?”“货款是屯里人的,扣了,我没法跟他们交代。”
周明远看了她一会儿,拿笔把那一行划了,在旁边重新写,写完把笔一扔:“按你说的。你这人,做买卖先想着别人兜里的钱。”林秋红没接话,把合同翻回第一页,从头又看了一遍。
林秋红把合同从头看到尾,看到“预付三成”那一行,手指头停住了。“厂长,这一条,是真的?”“真的。厂里进原料都预付三成,你头一回做,我按规矩来。”
他拿起电话摇了两下,对着话筒说了几句,放下电话:“财务下班了,明天上午来取。一万二千块,你点点。”林秋红站在那儿,手在棉裤上擦了擦,忽然问:“厂长,您不怕我跑了?”
“你跑?”周明远把合同收进抽屉,“你在门口站了一天,就为让我抓一把松子。这样的人跑不了。”
从县里回来,林秋红先去了农机站。站里有一台旧东方红二八,八一年进的,履带换过一次,要价两千六。她跟赵小军蹲在车边上看了半天,赵小军钻到车底下摸了半小时,出来说曲轴还行。
站里的会计要她交现钱,不给开票,说个体户买车没这个规矩。她把两千六往柜台上一放,一张一张数,数到第一百张,会计把票本从上锁的抽屉里拿出来,撕了一张。
“你会开?”“我开三年了。”赵小军把手上的机油在裤子上抹,“秋红姐,我爹要是知道我给你开车……”他没说完,把扳手往兜里一揣,“开就开。”
车是腊月二十六买的,钱从预付的货款里出。赵小军给车斗焊了个铁架子,能码四十麻袋。头一趟拉的是给食品厂的样品和两千斤存货,天不亮就出了屯,车灯照在雪上,一条黄道。
车到公社东头的岔路口,前头横着一根木杆。木杆后头站着三个人,老赵在中间,手里捏着一张纸。赵小军踩了刹车,车头一沉,车斗里的麻袋往前撞了一下。“下车。”老赵敲了敲车门,“手续不全,车扣了。”林秋红从车斗上跳下来,脚在雪里陷了半尺:“赵叔,哪样手续不全?”“营运证。”“农机站的车,不跑营运。”
“拉货就是营运。”老赵把手里那张纸抖开,“公社接到的通知,所有拖拉机拉山货出县,得有收购站的章。你没有,车不能走。”
“赵叔,您这通知哪儿来的?”“公社抄的。”“谁签的字?”“你管谁签的字。”老赵把纸一收,“钥匙交出来。”
老赵朝身后两个人一摆手:“卸货。”那两个人上来就扯车斗上的绳扣,麻袋歪了一下。林秋红一步跨到车斗边,两手按住绳扣:“赵叔,货是食品厂的,您卸一袋,我记一袋,少一斤我找您。”
那两个人回头看老赵,老赵没吭声,他们就松了手。赵小军坐在驾驶室里没动,手扶着方向盘,指头捏得发白。林秋红看了他一眼,摇了摇头,转头对老赵说:“车钥匙可以给您。赵叔,您在这儿等我一刻钟。”
“你干啥去?”“我回屯搬点东西,让全屯人看看这车该不该扣。”她说完就往屯里走,走得很快,雪在脚底下嘎吱嘎吱响。赵小军从车上跳下来,站在他爹跟前:“爹,这车是我开的。”
“你闭嘴。”“我开的时候手续全。”老赵抬手要打,手举到半空,落下来,拍在自己大腿上,拍出一声闷响。
一刻钟后她回来了,身后跟着二十来号人。王老五跟在她边上,手里拎着两根麻绳,一路嘟囔,说要是车真被扣了,他就把麻袋挑回屯里去。她怀里抱着一沓纸,胳膊上挎着帆布包,包沉,压得肩膀往下塌。
公社大院当间有一张石桌,四条石凳,夏天人们在这儿下棋。门岗拦了一下,说这么多人不能往院里涌,林秋红没跟他争,径直走到石桌边上,把帆布包放上去,解开,钱一沓一沓码出来,一沓一千,码了十二沓。
“这是食品厂预付的货款,一万二千块。”她把那沓合同摊开,压在最上头的一沓钱上,“这是合同,四万斤松子,惊蛰前交货,出仁率四成一,一块零五分一斤。”
她又把贩运证明摊开,压在合同边上。“这是县工商局的贩运证明。三样东西都在这儿,赵叔说我这车手续不全,大伙看看,还差哪一样。”
有人在后头喊:“秋红,那合同上盖的是啥章?”她把合同举起来,转了个圈,让四边的人都看见:“食品厂的圆章,五角星在当间,厂名刻在圈上,谁不信过来摸。”围观的人往前挤,有人伸手摸那钱,被旁边的人一巴掌拍回去。老赵站在石桌那头,脸色一阵青一阵白,手里的纸捏成了团。公社书记姓韩,从办公室出来的时候还披着棉袄,走到石桌边上,先看了看钱,又看了看合同,最后把那张团成球的纸拿过去,展开看了两眼。
“德旺。”韩书记把纸递回去,“这个通知,公社没发过。”“是收购站跟公社提的……”“提的,还是发的?”韩书记声音不高,老赵没接话。
“车钥匙。”韩书记伸出手。老赵站着没动,胸口起伏了几下,忽然从兜里掏出钥匙,往雪地上一扔。钥匙落在雪里,没响,只砸出一个小坑。
韩书记看了他一眼:“德旺,收购站是给公社办事的,不是给自个儿办事的。这话我今天撂在这儿。”老赵没吭声,转过身往院门外走,棉鞋在雪上拖出两道印子。
赵小军从人群外头挤进来,弯腰把钥匙捡起来,在裤子上擦了擦雪,塞进自己兜里。他抬头看了他爹一眼,嘴唇动了动,什么也没说,转身往车那边走。
林秋红把石桌上的钱一沓一沓收回帆布包,收得很慢,一沓一沓码齐。收完了她把包往肩上一挎,冲围观的人点了点头:“都回吧,天冷。”人群散了,老赵还站在石桌边上没走,脚底下的雪化了一小片。
林秋红从他跟前走过去,走了两步停下,没回头:“赵叔,车我开走了。下回您要拦,带上真文件。”
正月十六,雪下到第三天,公社捎来信儿,说岭北的公路让雪埋了,推土机要五天才能推到青岭段。林秋红站在屯部听完,把手里的笔搁下,笔杆在桌上滚了半圈。
“五天。”她算了算,“惊蛰还有八天。推土机推到,我再装车,再拉到县里,正好卡在最后一天上。万一推土机坏在半道,我这四万斤就砸手里了。”
王福把手拢在袖筒里,往火墙边上靠了靠:“那你打算咋整?去县里求求周厂长,宽限几天?”“不求。”她把账本合上,“合同上写着日子,人家凭啥为我改。”
“那你有啥法子?”林秋红走到门口,掀开棉帘看了一眼外头。雪片子斜着往下砸,山影都看不见。“走岭。”她说,“从鹰嘴岭上翻过去,岭北就是公路,十里地。”
“十里地?”王福的嗓门一下高了,“那是十里的雪坡!背一趟八十斤,来回二十里,你让谁去背?”“我去。”她把棉帘放下,“再找十九个愿意去的。”消息传出去,屯里炸了锅。有人站在自家门口骂,说这丫头疯了,挣钱挣到拿命换。有人蹲在井台边上算,说八十斤背十里地,脚钱给多少才合算。
王福追到山口拦她:“秋红,你这是拿全屯的命去填你那张合同。”林秋红把木棍往雪里一杵:“王叔,合同是我签的,命是我自己的。他们愿意来,我不勉强;不愿意来,我一个也不拽。”
头一天晚上,来的只有六个人。王老五来了,马长顺来了,李寡妇也来了,说要背四十斤。林秋红把一张纸拍在桌上:“背一趟八十斤,脚钱两块。当天结,不欠。”
“两块?”王老五搓着手,“秋红,这雪天,两块少了点。”“三块。”她把纸往前推了推,“背到了给三块,背不到一分没有。”王老五咬了咬牙,伸手在纸上按了个手印。
第二天早上,屯部院子里站了二十一个人。有老的,有小的,棉袄外头都套了麻绳,腰上别着砍刀,脚上绑着草绳防滑。孙老憨站在最前头,背着一个空麻袋,脸冻得通红。
“憨爷,您六十多了。”“六十多咋了。”老头把麻袋往肩上一甩,“这山上哪条道有坑,我闭着眼都知道。你不带我去,你们得在路上折两个。”
队伍天不亮就出发。林秋红走在最前头,手里一根木棍,一步一探。后头二十个人排成一线,麻袋压在背上,雪地上踩出一串深坑,前头的坑后头的踩,踩实了才不滑。
上山那一段最难。坡陡,雪深到膝盖,走三步退半步。有人喘得像拉风箱,有人一边走一边骂娘,骂完了接着走。林秋红不回头,只管往前趟,趟出一条道来,后头的人跟着。
走到半坡,后头一个后生把麻袋往雪里一摔:“不背了!八十斤,十里地,三块钱,我不挣这个钱!”队伍停住,前头的人回过头来,谁也没说话。
林秋红走回去,站在他跟前,把自己的麻袋卸下来,往他脚边一放。“你背我这个,我背你那个。”她把他的麻袋提起来,往自己肩上一甩,“你走前头,踩着我的脚印。”那后生愣了愣,弯腰把自己的麻袋又提起来,闷着头往前走,一路没再吭声。
到岭上的时候,日头刚出来。雪面上泛着青光,风刮过来,把人的脸刮得像刀拉。她把麻袋往雪里一卸,回头看,二十一个人一个不少,都瘫在雪地上。
“歇一刻钟。”她喊,“歇完了下山,下到岭北的公路边,卸了货,空手回来,下午再背一趟。”有人应了一声,有人连应的力气都没了。第二趟下山,走到一半,后头乱了。孙老憨蹲在雪地里,一条腿直挺挺伸着,脸上的肉都拧到一块儿去了。“抽筋了。”他咬着牙,“你走你的,我缓缓。”
林秋红把背上的麻袋卸下来,走过去,蹲下,两手抓住他的小腿,往上一掰。老头闷哼一声,腿肚子上的筋鼓起来,一跳一跳的。“再掰。”“掰不得,疼。”“疼也得掰。”
掰了三下,老头腿松了。他撑着木棍要站起来,腿一软又坐回去。林秋红没说话,把他那袋往自己背上一搁,两只麻袋摞起来,绳子在胸前交叉着捆了两圈。
“你干啥!”“憨爷,您空手走。”她站起来,膝盖往下沉了沉,又挺住,“我背得动。”
“一百六十斤!你一个丫头……”“我背得动。”她把木棍往雪里一戳,抬脚就走。头两步晃,第三步稳了,一步一步往下挪,绳子勒进棉袄,勒出两道深沟。
后头的人都停了,看着她背两袋往下走。王老五骂了句娘,把自己那袋往上提了提,跟上去。二十一个人,谁也没再说话,只有脚踩进雪里的声音。
最后八里,她走了两个钟头。走到公路边的雪堆前,她把两袋往地上一放,人也跟着坐下去,坐下去就起不来了。孙老憨蹲在她边上,拿雪给她搓手,搓了半天,她手指头才会动。
那一趟背完,公路边堆了八十袋,一万二千斤。天擦黑的时候,她把三块钱一张一张发到每个人手里,发到最后一个人,手抖得数不清票子。李寡妇接过钱,看了看她的手,把自己的钱又塞回来:“秋红,我不要了。”“拿着。”她把钱按回李寡妇手心里。
王老五捏着钱没走,蹲在雪堆边上抽烟,抽了半根,忽然说:“秋红,明儿我还来。钱你按两块给就行。”后头几个人跟着应,说两块就行。她没应声,抬头往岭北的公路那头看。雪停了,天黑透了,公路尽头一点动静也没有。
第二天晌午,公路那头来了车。三辆解放牌,车头上绑着红布条,头一辆的车斗里坐着周明远,棉大衣领子竖起来,脸上蒙着一层雪。
“我以为你交不上。”周明远从车上跳下来,踩进雪里,深一脚浅一脚走到雪堆跟前,伸手扒开一个麻袋口,抓出一把松子,对着光看。
“说好的日子,差一天都不算交上。”林秋红站在雪堆边上,头发上全是白霜,嘴唇裂了口子,“厂长,先过秤,一万二千斤,一袋不少。”过秤过了一个钟头。周明远拿着本子一袋一袋记,记到最后一袋,把本子合上:“一万二千三百四十斤。多出来的三百四,我按一块零五给你。”
过秤的时候,收购站来了两个人,站在雪堆边上看了半晌,一句话没说,转身走了。周明远问那是谁,林秋红说是站里的,周明远哼了一声,没再问,把本子往棉袄里一揣。
装车装到太阳偏西。三辆车装满了两辆半,剩下的麻袋码在车斗边上,用绳子拦了三道。赵小军把每根绳扣都紧了一遍,蹲在轮胎边上敲了敲,站起来说胎气足,能走。
他把抹布塞进兜里,站在车头边上没动:“秋红姐,我爹那关过不去。”他抬头看了一眼岔路口的方向,“过不去,我也开。”林秋红坐在头一辆车的车斗里,赵小军坐在驾驶室边上,车一发动,她抓着绳扣,回头看了一眼岭。
车到县城东边的岔路口,前头横着两辆自行车,还有一根木杆。老赵站在路当间,身后跟着收购站的四个人,其中一个手里拎着一桶水。岔路口两边已经站了些人,看见三辆车被拦,都围上来看。
车停下。老赵走到车头跟前,抬手拍了拍车灯:“下来。没有收购站的章,山货不能出县。”他身后那四个人散开,站成一排,把路堵死,赶集的人往两边躲,有个挑担子的老汉把担子搁下,蹲在路边看。
周明远从驾驶室里探出头:“老赵,这是我厂里的原料,合同在这儿。”“合同我不管。”老赵把手一摊,“县里的规矩,山货出县得经收购站检验、盖章、缴代购费。她一样没有。”
“赵叔。”林秋红从车斗上跳下来,脚落在雪上,人晃了一下才站稳,“您要哪样?”“三样。贩运证、合同、公社证明。少一样,车就退回岭北去。”
她没说话,转身走到车头前,把怀里的东西一样一样掏出来,摊在发动机盖上。贩运证明摊开,合同的封皮压在它上面,公社的证明压在最上头,三张纸被风吹得哗哗响。
“贩运证明,县工商局开的。”她用手按住纸角,“合同,县食品厂的,四万斤,预付三成,一万二已经到账。公社证明,韩书记亲手写的,写着准予运输出县。”
她用指头在最后那张纸上点了点:“赵叔,您要的章,收购站那个章,这儿没有。您要是非等那个章,这车货就烂在雪里,食品厂那边违约,赔的钱,您出?”
老赵盯着那三张纸,看了很久。他身后那四个人也不动了,拎水桶的那个把桶放在地上,桶里的水晃出来,泼了一片。“小军。”老赵忽然转头,“把车钥匙拔了。”赵小军坐在驾驶室里没动。他两手扶着方向盘,眼睛看着前头的路,看了有半分钟,忽然伸手,拧了一下钥匙。
发动机响了。老赵的脸一下白了,他往前冲了一步,手拍在车门上:“赵小军!你是我儿子!”赵小军把车窗摇下来一条缝,隔着缝说:“爹,这车是我开的,出了事我担着。”
车往前挪了半尺。老赵往后退了一步,又退了一步,木杆被人从后头抬开了。三辆车一辆接一辆过去,车轮碾过雪,压出六道深辙。路边有人喊了一声好,喊完了自己也不好意思,缩回人堆里去了。
车过完,赵小军把车停在路边,从驾驶室里跳下来,跑到后头那辆车边上,从怀里掏出一个蓝布面的本子,塞到林秋红手里。“我爹的账。”他喘着气,“三年的,谁家送过啥,谁家扣了多少,都在上头。”
林秋红捏着那个本子,本子还带着他身上的热乎气。她翻了一页,又合上,抬头看了看站在路当间的老赵。老赵也看着她,脸上的肉一跳一跳。
她把本子塞进怀里,走过去,走到老赵跟前,站定。“赵叔。”她声音不高,“您那台磅秤,我买下了。回头我让人给您送钱去,旧货市场的价,三十八。”
老赵没吭声,胸口起伏了几下,忽然转身,往收购站的方向走。走了十几步,他停下来,背对着她说了一句:“林秋红,你这丫头,心太硬。”
那天夜里,车到了食品厂,卸到后半夜。周明远让人下了三碗面,林秋红吃了一碗,剩下两碗没动,趴在麻袋上睡着了。周明远给她盖了件棉大衣,站在边上看了一会儿,回办公室去了。
三天后,县里下来通知,收购站停止代购业务,账目交公社封存。
通知下来那天,靠山屯的人挤在屯部门口看,看完了没人说话,各自回家。收购站的牌子摘了,门口那台磅秤抬走了,屋里空出来,改成了代销点,卖盐、卖火柴、卖煤油。老赵撤了职,回屯里种地,见人不说话,低着头走。
分红那天是二月初二,龙抬头。屯部院子里摆了三张长条桌,桌上铺着麻袋片,麻袋片上码着钱,一沓一百,码成一道一道的墙。全屯四十七户,谁家多少斤,花名册上记得清清楚楚。
三张桌子上还摆着一样东西:那台从旧货市场买来的磅秤,秤盘擦得锃亮,摆在最中间。她把秤砣挂上秤杆,让秤杆平平地悬着:“谁不信斤数,自己上来称,称完了再说钱。”林秋红站在桌子后头,把花名册摊开,用手压平。“念到谁,谁上来。”她抬头看了一眼院子里的人,“按去年交的斤数分,一斤多分一毛二,谁也别嫌少,谁也别想多。”
“靠山屯,王老五,两千一百斤,二百五十二块。”王老五挤上来,两只手在棉裤上蹭了又蹭,接过钱,数了三遍,数完了抬头:“秋红,这钱……真是我的?”“您的。”她把名字划了一道。
“李寡妇,九百四十斤,一百一十二块八。”李寡妇接过钱,捏在手里,忽然蹲下去,肩膀一抽一抽的。旁边的人去扶,她摆手,自己站起来,抹了把脸,走了。
“刘二柱,一千三百斤,一百五十六块。”刘二柱上来的时候,两条腿都是硬的。他接过钱,站在桌子前头没走,忽然弯下腰,给林秋红鞠了个躬。林秋红往边上让了一步:“二柱哥,别这样。”
“张栓柱,一千八百斤,二百一十六块。”张栓柱上来没接钱,把手往桌上一按:“不对。我家交了二千斤,你记少二百。”“账在这儿。”她把本子转过去,“腊月十九,一千二百斤;腊月二十六,六百斤,两笔,一千八。”
“那我还有二百斤呢?”“那二百斤你卖给收购站了,六毛一斤。”她把另一本账翻出来,摊在桌上,“赵小军的账本,上头写着,腊月二十八,张栓柱,二百斤,六毛。”张栓柱看了半天,把手缩回去,接了钱走了。
一户一户念,念到晌午,桌上的钱矮下去一半。全屯一共分出去一万一千四百块,最多的一户六百八,最少的一户一百二。有人走一路数一路,数到门口又折回来,问是不是多数了。
轮到赵家的时候,院子里静了一下。老赵的婆娘姓吴,站在人堆最后头,一直没往前挪。有人低声说,她家也交过松子,凭啥分。她听见了,转身要走。
“吴婶。”林秋红把她叫住,“您家一千一百斤,一百三十二块。”吴婶站住了,没回头:“我家那口子……”“他当他的站长,您交您的松子,两码事。”她把钱递过去。吴婶接了钱,手抖得厉害,低着头走了。
“明年还是这个规矩。”她把花名册举起来给院子里的人看,“谁家的山谁家管,我只管收、管卖、管分钱。斤两当面称,钱当面点,账贴在墙上,谁都能看。”院里有人应了一声,说好。
最后一份是林家的。林秋红把名字念完,自己数了三百六十块,放在桌上没动。“这份我先不拿。”她把钱推到一边,“合作社要买台新秤,还要印本子,从这份里出。”底下有人说她傻,她没接话,把本子合上了。
人群散了。她低头收拾桌子,把麻袋片卷起来,卷到一半,听见门口有人咳嗽。她抬头。她爹林大山站在门槛外头,拄着拐,一条腿还打着夹板,棉袄洗得发白,扣子扣得整整齐齐。“爹,您咋出来了。”“炕上躺了一冬,骨头都躺酥了。”老头把拐往前一撑,抬脚,迈过门槛。第一步落地,身子晃了一下,他咬住牙,把拐提起来,往前又落了一步,第二步,第三步。
院子里还有人没走,都停下来看他。老头站定了,喘了几口气,抬起手,冲林秋红摆了摆:“你爹这条腿,还能走。”院子里静得很,只有屋檐上的雪化了,往下滴水,吧嗒吧嗒。
林秋红站在桌子后头没动,手还按在麻袋片上,指头攥得发白。她想过去扶,脚底下没动,看着她爹自己把拐提起来,又往前挪了半步,才伸手接住。
开春以后,雪化了,山口那条道上翻出黑泥。原来的收购站门口,挂了一块新牌子,白底红字,写着“青岭山货合作社”,字是县里找人写的,漆刷得厚,隔老远就看得见。
牌子是赵小军钉的。他踩在梯子上,一手扶牌,一手抡锤,钉子敲进去,咚咚咚三下,敲完了跳下来,退后两步看,说挂歪了,又爬上去重新钉了一回。钉完了他在门口站了半天,说这门脸比他爹那时候亮堂。
院里堆着新收的松子,麻袋码到屋檐底下。林秋红从县里拉回来一台新磅秤,铸铁的底座,黑漆的秤杆,星点锃亮,比旧货市场那台重了三十斤。她弯下腰,两手扣住秤座,往上一提,抬到胸口,一步跨过门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