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贬到七连
我到七连的那天,下了雨。
雨是冻雨,落在身上,一会儿就结成壳。
我在师部待了两年。
两年里,我画了七十多张图。
图是打仗用的,画山头,画沟,画路,画河。
画图要用等高线,一条线一个高度。
我画的图,团长说细,细得能看出一个班的藏身处。
后来我改了团长的方案。
方案上写:一个营,正面冲。
我看了一夜,用尺量了那段开阔地。
开阔地三百米,中间没有一处能藏人。
一个营五百人,冲三百米,我算出来的伤亡是二百一十。
我把方案改成两路夹。
改完,交上去。
团长把方案摔在桌上,说,你一个学生兵,敢改我的方案。
第二天,政委找我,说,师部保不住你,你下连吧。
我背着背包,从师部走到三营,走了二十里。
走到七连的坑道口,我把背包放在地上,先喘了半分钟。
坑道口没有哨兵。
坑道有三丈深,口上堆着沙袋。
沙袋破了几只,土漏出来,结成冰。
我往里走,脚底下踩到软的东西。
低头看,是一条棉被。
棉被上有血,血冻成了硬块。
再往里,是伤员。
三个伤员躺在一张草席上,有一个在说话。
说的是“水”。
没有人给他水。
我把水壶解下来,递过去。
他喝了一口,眼睛看着我,没有说话。
坑道里一共三个水壶,两个是空的。
我把空的拧开,倒过来磕。
磕出来的是一点冰渣。
“水呢。”
“喝完了。”关东山说,“三天前喝完的。”
“怎么不化雪。”
“化雪要火。”他说,“火要柴。柴烧完了。”
我去看火。
火堆在坑道最里头,剩下一点红。
红上头架着一个铁碗。
碗里是雪。
雪化得很慢。
我蹲在火堆边,把碗往里挪了挪。
挪近了,雪化得快一点。
化了半碗,我把碗端给伤员。
伤员喝了一口,说:“热的。”
“热的。”
“朝鲜的雪,化了是甜的。”他说。
“甜”
“你尝尝。”
我尝了一口。
不甜。
可我没有说话。
那天夜里,火灭了。
灭了以后,坑道里黑得看不见人。
我把帽子上的冰敲掉,往里走。
坑道里挂着三支枪。
一支枪的枪托断了,用布缠着。
另一支的枪栓拉不开,靠在墙上。
第三支是好的,可它旁边没有人。
人都在里头的草席上。
有人在啃干粮,干粮是冻的,啃一下,掉一层渣。
有人在缝鞋,针脚很粗。
没有人抬头看我。
我把背包放在地上,背包上有一层冰。
走了十几步,听见里头有人说话。
“又来一个。”
“这个瘦。”
“瘦的活得短。”
我没有接话。
我数了数坑道里的人。
二十七个。
二十七个里,有六个没有枪。
“他们的枪呢。”我问。
“埋了。”关东山说,“人死了,枪埋了。”
“为什么埋。”
“枪是好枪。”他说,“埋了,将来还能挖出来。”
“挖出来给谁。”
“给下一个。”他说。
那天夜里,他带我看了埋枪的地方。
地方在坑道后头,一块石头压着。
石头底下是油布。
油布里有六支枪。
枪都擦过,枪膛里塞着布。
“埋了多久。”
“两个月。”他说,“埋的时候,人还在。”
“人在哪儿。”
“人在石棚上。”他说,“没抬下来。”
他把油布重新盖好,石头压回去。
回到坑道,我让他把阵地画出来。
他没有纸,就用刺刀在地上划。
划了三道弯,中间一个点。
“这是石棚。”他说,“这是黑水沟,这是他们的前沿。”
“哨位在哪儿。”
“三个。”他说。
他在三个地方各点了一下。
“三个哨,看得见三百米。”我说。
“看得见。”
“看得见,看不见沟底。”
“看不见。”他说,“雾天更看不见。”
我把这三个点记在册子上。
压完,他在石头上拍了两下。
“前头的连长,姓什么。”我问。
“姓陈。”关东山说。
“什么样的人。”
“念过书。”他说,“会写字。”
“怎么写。”
“他教我们认字。”关东山说,“在坑道里,用炭在石头上写。”
“教了多少。”
“教了三个月。”他说,“教到我能写自己的名字。”
“他死在哪儿。”
“石棚顶上。”他说,“死在石头上,没抬下来。”
我没有再问。
他把手在裤子上擦了一下。
我站住。
坑道里暗,只有一盏油灯,灯光照着几张脸。
说话的是个三十来岁的,脸上有一道疤,坐在弹药箱上,手里削着一根树枝。
“你是新来的连长。”他说。
“是。”
“姓什么。”
“沈铁。”
“哪个部队下来的。”
“师部。”
他把树枝放下。
“师部。”他说,“师部的参谋,来当我们连长。”
坑道里有人笑了。
笑声不大,可听着不舒服。
“师部待不下去了吧。”他说。
“七连换过三个连长。”关东山说。
“三个。”
“头一个,死在石棚。第二个,调走了。第三个,是我。”
“你当着连长。”
“当着。”他说,“当着,就死了一半人。”
他把手里的树枝折了。
“你来了,我不当连长了。”他说,“我当副的。”
“为什么。”
“因为你是师部下来的。”他说,“师部的人,会算。会算的人,能让人少死。”
“算得准,也挡不住炮。”
“挡不住炮,能躲开炮。”他说。
“是。”
“为什么待不下去。”
“我把团里的一份作战方案改了。”我说,“改完了,交上去,团长骂了我一顿。”
“改成什么样。”
“团长让一个营正面冲,我把正面改成了两路夹。”
“团长为什么骂你。”
“因为方案是他写的。”
那人笑了。
笑的时候,疤扯了一下。
“行。”他说,“你这人有意思。”
“你叫什么。”
“关东山。副连长。”
“连里多少人。”
“一百二十七。”他说,“名单在墙上。”
我转过头,看见坑道的墙上贴着一张纸。
纸上写着名字,名字后面有字。
有人的名字后面写着“刺头”,有的写着“待处理”,有的写着“不服管”。
我看了一遍。
一百二十七个人,六十二个后头有字。
我看了几行批注。
“刺头。”
“待处理。”
“不服管。”
字写得歪,一笔一笔压得很重。
“这些字,谁写的。”我问。
“之前的连长。”关东山说,“写完,他就死了。”
他写的时候,一边写一边笑。
写完最后一个,他把铅笔插在墙上,说,这一连人,我带不了。
第二天,他上了石棚,没下来。
那天夜里,我睡在坑道的里间。
睡之前,我把手枪放在枕头底下。
躺下之前,我把册子翻了一遍。
册子上记的是弹道,是密位,是各种枪在各种距离上抬多少。
翻完,我把它压在枕头底下。
外头的风很大,风从坑道口灌进来,带着雪。
我算了一下:连里一百二十七个人,能打的不到一百。
弹药一人八发。
八发,打一天。
我把这个数记在册子的最后一页。
记完,我闭上眼。
闭上眼,坑道里还有声音。
有人在数数。
数得很轻,一下一下。
“七。”
停一下。
“八。”
又停一下。
我睁开眼,往那边看。
是个兵,坐在弹药箱上,手里拿着一颗子弹。
他数到十,把子弹放回袋子里,再从头数。
数完一遍,他把袋子系上。
系完,他躺下。
半夜,有人摸进来。
摸得很轻,脚步贴着地。
我没动。
那人摸到枕头底下,把手枪拿走了。
拿走以后,他站在我床边,看了我一会儿。
“连长。”他说,“你的枪,我收了。”
我睁开眼。
“收吧。”
他走了。
走的时候,脚步还是贴着地。
我听见他在坑道口跟人说话。
“新连长,枪都不护。”
“抢了”
“抢了。”
“他怎么说。”
“他说收吧。”
外头静了一会儿。
“这个人。”那人说,“有点怪。”
我躺在草席上,没有动。
怪不怪,明天就知道。
“你不问。”
“问了,你会还吗。”
“不会。”
“那就不问。”
“你不问,我也不还。”崔三说。
“拿着吧。”我说。
“我拿着,你没有枪。”
“我有枪的时候,也没打过人。”
“那你带枪干什么。”
“给人看的。”我说,“连长得有枪。”
他笑了一声。
“你这个连长,有意思。”
“有意思的连长,活不长。”
“活不长的连长,兵记得住。”他说。
他愣了一下。
“你这个人,有点怪。”
“我叫沈铁。”我说,“你叫什么。”
“崔三。”
“干什么的。”
“侦查。”他说,“连里的外号,叫我草上飞。”
“草上飞。”
“我摸哨摸了三年。”他说,“摸过敌人的团部,摸过敌人的炮位。摸进去,还能出来。”
“摸哨的规矩,你懂不懂。”崔三问。
“不懂。”
“一个人去,回来才算摸成。”他说,“回不来,就不算。”
“你摸过几回。”
“七回。”
“死了几个搭档。”
“两个。”他说,“一个在沟口,一个在树上。”
“树上。”
“他爬上树看,被人家一枪打下来。”崔三说,“从那天起,我不上树。”
“那你摸我的枕头,摸了几回。”
“一回。”
“以后别摸了。”我说,“枪我还得用。”
“你打得过我?”
“打不过。”
“打不过还说要枪。”
“枪不是用来打自己人的。”我说。
他把枪放在桌上。
放的时候,他没有马上松手。
“连长。”他说,“七连的规矩,新来的,得先让人服。”
“怎么服。”
“看你打不打得了仗。”他说,“明早有活儿。”
那天夜里,我没有睡。
我把名单摊在弹药箱上,一个一个看。
看到天亮,我把名单折起来。
我想的是,这些人不服官,不服枪,服一样。
服的是,你说的话,能让他们少死。
我把册子拿出来,翻到第一页。
第一页是我写的字:算得清,才活得下。
天亮的时候,坑道外头有人喊。
喊的是崔三。
“连长。”他说,“活儿来了。”
第二章 刺头名单
天亮之前,关东山把我叫起来。
“连长。”他说,“前头出事了。”
“什么事。”
“三排的哨,被人家摸了。”
我穿上衣服,跟他出坑道。
外头雾大,雾里有雪。
三排在坡顶上,坡顶有一个哨位,哨位上没有人。
只有一摊血,血冻住了,黑红。
“人呢。”我问。
“抬下去了。”关东山说,“两个,一个死了,一个伤了。”
“什么时候的事。”
“后半夜。”他说,“哨兵听见响,抬头看,就没抬头。”
“摸哨的人,往哪儿走了。”
“不知道。”
我蹲下来,看雪地。
雪地上有脚印。
脚印是往回走的,走的很轻,两步一停。
“他们没走远。”我说。
“你怎么知道。”
“脚印是新的,边上的雪还没塌。”我说,“雪塌,要半个钟头。”
“那又怎么样。”关东山说,“雾这么大,追不上。”
我蹲下去,看了三个脚印。
脚印的鞋底是横纹的,纹路深。
“他们的鞋,是胶鞋。”我说,“我们的鞋,是布鞋。”
“这有什么用。”
“有用。”我说,“胶鞋踩雪,边上是硬的。布鞋踩雪,边上是软的。”
我往前走了十几步,又蹲下。
“他们来了六个人。”我说,“前头两个,后头四个。”
“你怎么知道。”
“前头两个脚印深,是探路的,身上背了东西。”
关东山看着我,没有说话。
后来他说,他当兵八年,头一次见人这么看雪。
“不用追。”我说,“他们还会来。”
“你怎么知道。”
“他们摸了一个哨,就摸到了我们的排部署。”我说,“摸到了,就要再来一次,把这个排端掉。”
关东山看着我。
“你说得像真的。”
“我算过。”我说,“雾天,他们喜欢摸哨。摸完了,天亮前一定会再来一次,趁着换哨的空子。”
“那我们怎么办。”
“先把名单给我。”
回到坑道,我把墙上那张纸揭下来。
纸上的名字,我抄了一遍。
抄的时候,我叫关东山念。
“韩九。”
“干什么的。”
“狙击。”关东山说,“一枪一个,从没打过第二枪。”
“为什么。”
“他说第二枪就晚了。”
“雷大柱。”
“工兵。”关东山说,“炸药包,他绑的包,炸得比别人的响。”
“马连生。”
“机枪。”关东山说,“原先是国民党那边的,投降过来的。”
“信得过吗。”
“信得过。”关东山说,“他打仗实在。”
马连生是四七年过来的。
过来的时候,他背着机枪,一个人走到我们阵地上。
哨兵问他干什么。
他说,我投降,机枪给你们。
哨兵不信,让他把枪放下。
他把枪放下,坐在地上,说,我饿。
后来查清了,他是被抓壮丁抓去的,家里没地。
他打仗不躲,是因为他说,躲了,人家就疑他。
“疑他什么。”
“疑他心里还向着那边。”关东山说,“他打了三年,没退过一步。”
“田禾。”
“通信。”他说,“外号小电话。断了的线,他能接回来。”
“柳明。”
“卫生员。”关东山说,“念过书,会缝。”
“勺满仓。”
“炊事。”他说,“炮底下能烙饼。”
“巩大勇。”
“工兵,会布雷排雷。”关东山说,“埋雷埋得看不出痕迹。”
“崔三。”
“你见过了。”
我把名单叠起来,塞进兜里。
叠之前,我又看了一遍。
一百二十七个人,兵龄最长的是关东山,八年。
最短的是田禾,一年。
年龄最小的是田禾,十七。
最大的是勺满仓,四十一。
我把年龄和兵龄在心里排了一遍。
排完,我知道谁能当班长。
能当班长的,不是打得最凶的,是活得最久的。
我挑了三个班长。
一排,孙宽。
二排,赵大个。
三排,刘二。
“刘二偷酒。”关东山说。
“偷酒,也当班长。”
“为什么。”
“因为他会看人。”我说,“他偷酒,知道谁睡得沉,谁起得早。”
关东山笑了一下。
“你这个人,用人不看干净。”
“干净的人,不一定能带兵。”我说。
“这些人,为什么都在七连。”
“因为别处不要。”关东山说。
“赵大个,在二营打了班长,打断了人家两根肋骨。”
“刘二,在三营偷了连长的酒,一瓶。”
“王铁柱,在五连装死,装了两回。第二回被人抬着去埋,他自己爬出来了。”
“孙宽,骂指导员,骂了半个钟头。”
“骂什么。”
“骂他不懂打仗。”关东山说,“骂完了,孙宽被捆了三天。”
“他说得对不对。”
关东山看了我一眼。
“他说得对。”他说。
“为什么不要。”
“刺头。”他说,“不服管。打了胜仗,也不服管。”
“那你呢。”
“我。”他拍了拍自己的腿,“我这条腿,是打坏的。走不快,跑不动,人家嫌我拖累。”
“你为什么留在七连。”
“我原来就是这个连的。”他说,“连里的人,换过三茬。我没走。”
那天上午,我把全连集合在坑道外头的坡上。
一百二十七个人,站成一个方队。
站得不齐。
有人在打哈欠,有人在啃干粮,有人把枪横着挎。
我站在方队前头,没有说话。
站了半分钟,队伍里有人喊:“连长,说句话啊。”
喊话的是个矮个子,脸上有麻子。
“你叫什么。”我问。
“刘二。”
“偷酒的那个。”
队伍里笑了。
“偷酒是我。”他说,“连长,你要罚就罚,别拿眼睛看人。”
“我不罚。”我说,“酒是我的,你偷了,得还。”
“还什么。”
“还我一瓶。”我说,“打完这一仗,你去哪儿偷,我不管。”
他愣了一下。
队伍里笑得更响。
“我叫沈铁。”我说,“从今天起,我当你们的连长。”
“师部下来的。”有人在后头说,“会写字。”
队伍里笑了一片。
“我会写字。”我说,“我也会算。”
“算什么。”
“算你们能活几天。”我说。
笑声停了。
“今天后半夜,敌人会来。”我说,“来一个排,从东坡上来,摸我们三排。”
“你怎么知道。”说话的是个瘦高个,眼睛很亮。
“你是谁。”
“韩九。”
“雾天摸哨。”我说,“摸完了,天亮前会再来。他们摸的是三排,说明三排的位置他们记住了。”
“记住了,就要端。”
“对。”
“那我们怎么办。”韩九说。
“我打一个反摸。”我说,“他们来摸我们,我们摸他们。”
“怎么摸。”
“东坡上有一道沟。”我说,“沟宽三步,沟底有雪。人走在沟里,从坡上看不见。”
“你的意思是,把人放在沟里。”
“放一个班。”我说,“剩下的在坡上等。”
“谁去沟里。”
“我。”
队伍静了一下。
“连长去。”有人说。
“连长去。”我说,“我带一个班。”
“凭什么你去。”
“因为是我算的。”我说,“算错了,我死在那儿,不丢人。”
韩九看着我。
“行。”他说,“我跟你去。”
那天夜里,我带了九个人下沟。
沟底有雪,雪到脚踝。
我们趴在雪里,雪落在背上,一会儿就把人盖住。
趴了一个钟头,脚没了知觉。
又趴了一个钟头,坡上传来一声鸟叫。
鸟叫是崔三的。
叫了三声,两声短,一声长。
意思是:来了。
我把脸贴到雪上,往前看。
雾里有黑影在动。
黑影不多,十几个。
他们走得很慢,走两步停一下。
走到沟口,他们停住了。
领头的那个蹲下来,用手在雪上摸。
摸的是我们踩过的脚印。
“他们发现了。”我旁边的一个兵小声说。
“别动。”我说。
那人摸了一会儿,站起来,往回招手。
后头的人跟上来。
他们进了沟。
进了沟,就成了我们的人。
我拉了一下绳子。
绳子连着坡上的手榴弹。
坡上炸了。
炸了三颗,沟里亮了。
“打。”
我们九个人从雪里站起来,开枪。
沟里没有躲的地方。
打了不到两分钟,沟里没人动了。
“清点。”我说。
数了一遍,敌人十四个,死了十一个,跑了三个。
我们自己,伤了两个。
“连长。”韩九从坡上下来。
“怎么。”
“跑的那三个,我打了两个。”
“还有一个。”
“雾太大。”他说,“看不见。”
“剩下那个,会把消息带回去。”
“带回去就带回去。”韩九说。
“带回去,他们就知道我们在这儿。”
“知道就知道。”他说,“打了一仗,总得让人知道。”
那天早上,我们回坑道。
回到坑道口,全连站在坡上,看着我们。
我把帽子摘下来,抖了抖雪。
“连长。”关东山走过来。
“到。”
“这一仗,打得像样。”
“不算。”我说,“跑了三个。”
“跑了三个也是胜仗。”他说,“七连三个月没打过这样的仗了。”
我把名单拿出来,看了一眼。
名单上有六十二个人后头写着字。
那天夜里,我在每个名字后头,加了一个小字。
加的是专长。
韩九后头写“狙”。
雷大柱后头写“炸”。
马连生后头写“机”。
田禾后头写“线”。
崔三后头写“摸”。
柳明后头写“医”。
巩大勇后头写“雷”。
写完,名单看起来像一张账。
账上记的不是钱,是人能干什么。
我把名单贴回墙上。
贴完,兵围过来看。
有人看见自己名字后头的字,笑了。
有人看见后头的小字,没有说话。
“连长。”刘二说,“你给我写个什么字。”
“先空着。”我说。
“空着不好看。”
“打完再写。”我说。
他摸了摸头,走开了。
走了两步,他回过头。
“连长。”
“说。”
“你给我们写的那几个字,别人看见了,要笑话。”
“笑什么。”
“笑我们刺头。”他说,“刺头还记功。”
“记功不看刺头。”我说,“看打仗。”
他咧开嘴笑了。
笑完,他跑回队伍里。
跑的时候,他喊了一声:“我们连长说了,记功看打仗!”
我拿出铅笔,在韩九的名字后头,写了一个字。
写的是“勇”。
“你写什么。”韩九问。
“记功。”我说。
“记功干什么。”
“记了,将来有人问,这一仗谁打的。”我说,“我得说得清。”
第三章 一枪
七连的阵地,在这个叫“石棚”的山包上。
山包不高,顶上是一层石头,石头缝里长着枯草。
山包南边,是敌人的前沿,隔着一道沟。
沟里有水,水是黑的。
沟宽三步,两边是石壁。
石壁上挂着冰,冰有一寸厚。
沟底的水不流,冻住了,面上有一层雪。
人走在沟里,从坡上看不见头,只看得见枪。
我们量过,沟深一人半。
一人半,蹲下去,就埋住了。
敌人前沿有一个观察哨,修在一棵断树上。
断树有两人高,树杈上钉着木板,木板上坐着一个人。
那个人每天上午上来,拿着望远镜,看我们这边。
“他看了三天了。”韩九说。
韩九的枪,是四八年缴的。
缴的时候,枪托裂了,他用铁丝缠了三道。
枪管里有锈,他用布条蘸油,擦了两天。
擦完,他把枪架在石头上,打了一枪。
一枪打在三百米的石头上,石头碎了。
他说,这枪,能用。
他的眼,是猎户的眼。
他从小在山上打狍子,狍子跑起来,他能算出它在哪儿停。
“算出来,就能打。”
“算错了呢。”
“算错了,就饿一天。”他说。
“看了三天,看出什么了。”
“看出我们的机枪在哪儿。”韩九说,“我们的机枪一响,他就拿笔在本子上画。”
“那为什么不打他。”
“打不着。”他说,“一千一百米,我这枪,最远打八百米。”
韩九的枪,是一支缴获的步枪,枪管上有锈。
“试三枪。”我说。
“试什么。”
“试枪准不准。”
他趴下,打了三枪。
三枪打在三百米外的一块石头上。
石头上有三个白点,三个点挨得很近。
“枪准。”我说。
“枪准,人得准。”他说。
“人怎么准。”
“人得不动。”他说,“心跳快了,枪就飘。”
“打仗的时候,心跳能不快”
“能。”他说,“想着算,就不快。”
“这枪准吗。”
“准。”他说,“我打过七百米的人头。”
“一千一百米呢。”
“打不了。”
我把望远镜接过来,看了看。
那棵树在南边的坡上,坡下是一片开阔地。
开阔地中间有一道浅浅的土坎。
“土坎后头,能架枪吗。”我问。
“能架。”韩九说,“可人在土坎后头,看不见树杈上的哨。”
“看不见,怎么打。”
“打不着。”
我把地图铺在石头上。
地图是我在师部画的,画得细,等高线画得很密。
那张图,我画了四天。
四天里,我在雪里趴了六个钟头,量了三个角度。
图上有一处标着“石棚”,石棚边上有一道浅沟。
浅沟在图上只有半寸长,实际有四十米。
团长看图的时候,指着浅沟说,这儿能藏一个排。
就是这句话,让我把方案改了。
“土坎往东三百米,有一个土包。”我说,“土包比土坎高两米。”
“高两米,也看不见。”
“看得见。”我说,“从土包上看树杈,角度是斜的。斜着看,能看见他的半个身子。”
韩九不说话。
“还有一件事。”我说,“他每天上午来,来的时间一样。他坐下以后,先擦望远镜,再拿出本子。”
“你怎么知道。”
“我看了三天。”我说,“今天是第四天。”
那天夜里,我带韩九摸到土包后头。
土包后头有一道浅沟。
浅沟是雨水冲出来的,沟里有碎石。
我们把碎石搬开,铺上棉被。
棉被是湿的,压在身上,冷得钻骨头。
“棉被挡什么。”
“挡风。”我说,“风一吹,枪就抖。”
韩九把枪架在棉被上,试了试。
“稳。”他说。
“稳,就打。”我说。
那天夜里,我们没说话。
说话,气会飘。
趴到第二个钟头,韩九碰了碰我的手。
他指了指前头。
前头的雪地上,有一行脚印。
脚印是新的。
“他们的。”
“他们的。”他说。
“摸过来的”
“摸过来的。”他说,“昨晚摸的。”
“摸到哪儿。”
“摸到土包前头二十步。”他说,“又回去了。”
“为什么回去。”
“因为他们看见棉被了。”韩九说。
“看见了,就回去?”
“回去,是去报信。”他说,“报完了,炮就来。”
“那我们走。”
“走不了。”他说,“天快亮了。”
天亮,坡上看得见人。
我们趴在棉被上,一动不动。
太阳出来的时候,坡上有反光。
反光是镜片。
“他们在看我们。”
“看我们干什么。”
“看我们的枪。”我说。
“让他们看。”
“看完了,就要打。”我说,“我们得挪。”
那天上午,我们把棉被搬到坡后的一个石缝里。
石缝有一人宽,风从缝里过。
韩九把枪架在石缝口。
“从这儿打,他们看不见烟。”他说。
“看不见烟,也看不见人。”我说。
土包上有一层薄雪,雪下有碎石。
我们趴在碎石上,把枪架在石头上。
“一千一百米,弹会往下掉。”韩九说。
“掉多少。”
“掉一个人高。”
“那就抬。”
“抬多少。”
“我算。”我说。
我趴在他旁边,把册子翻开。
册子是我在师部记的,记的是各种距离上的弹道高。
一千一百米,这支枪的弹,要抬三十七个密位。
“三十七个密位,是多少。”韩九问。
“你把准星抬高一根头发。”我说,“抬一根头发,就够。”
他笑了一下。
“一根头发。”
“一根头发。”我说,“算过的。”
“密位是什么。”韩九问。
“一千米外,一米的宽,是一个密位。”我说。
“一根头发呢。”
“一根头发,在准星上,盖住半米。”
“半米。”
“半米,就是一千一百米上弹落下的高度。”我说,“你把准星抬高一根头发,弹就落在树杈上。”
韩九没有说话。
过了一会儿,他说,他打了三年枪,头一次知道,枪是这么打的。
天亮了。
天亮以后,风停了。
风停了,是好天气,也是坏天气。
好天气,看得清。
坏天气,敌人不出来。
我们在土包后头趴了一个钟头,脚冻没了。
第二个钟头,树上有人了。
那个人爬上去,坐下,先擦望远镜。
擦的时候,他把头低下去。
“等他抬头。”我说。
他抬头了。
抬头的时候,他把望远镜举到眼睛上。
“打。”
韩九的枪响了。
枪响,树上的人往后一仰,从树杈上掉下来。
掉下来的时候,望远镜还挂在脖子上。
“中了。”我说。
“中了。”他说。
他把枪栓拉开,退壳,又推上。
“走。”
我们往回撤。
撤了半里地,敌人的炮来了。
炮打了六发,落在土包左右。
炮打完,我们趴在土包后头,没有动。
土包上的雪被炸飞了,石头露出来。
“他们打六发,是试射。”我说,“试射完了,要打覆盖。”
“那我们走。”
“走。”我说,“走的时候,别踩自己的脚印。”
我们退着走,一边退,一边用树枝扫脚印。
扫到半里地,覆盖的炮来了。
炮打在土包上,打了二十几发。
土包被炸开,碎石飞到天上。
“他们的炮,反应快。”韩九说。
“快,是因为他们有线。”我说。
“有线。”
“观察哨一死,他们的炮就照着观察哨的位置打。”我说,“他们以为我们是从那儿打的。”
“那我们以后用土包。”
“土包不能用了。”我说,“用了,就证明我们真在那儿。”
那天下午,韩九坐在坑道里,擦枪。
擦枪,他用的是块布,布上有一点油。
“连长。”他说。
“说。”
“你今天算的那个数,三十七个密位。”
“嗯。”
“我打了三年枪,从来没人跟我说密位。”
“师部的人,都会算这个。”
“师部的人会算,可师部的人不会趴雪。”他说,“你今天趴了两个钟头,脚冻没了,你没吭声。”
“吭声有什么用。”
“有用。”他说,“吭声的人,兵就知道他疼。不吭声的人,兵就知道他能扛。”
那天傍晚,敌人上来了。
他们上来的时候,队形是三线。
前头一条散兵线,后头两条跟着。
“三线。”关东山说,“他们要一口气冲上来。”
“一口气冲,最怕中间断。”我说。
“怎么断。”
“打中间。”我说,“前头的放过去,打中间那条。”
中间那条一乱,前头的就没人跟。
那天我们打的就是中间。
中间乱了,前头的趴下,后头的往回跑。
他们退到沟边。
“追不追。”刘二问。
“不追。”
“为什么不追。”
“过了沟,就是他们的炮。”我说,“炮打沟这边,一打一个准。”
“那就看着他们跑。”
“看着。”我说,“跑回去的人,比死的人有用。”
“什么用。”
“他们回去,会说我们凶。”我说,“说凶,下一次他们上来,腿就慢。”
上来一个连,从沟底往我们山包上冲。
我们在山包上,只有两个排。
“打不打。”关东山问。
“打。”我说,“但不能都打。”
“怎么打。”
“放近了打。”我说,“放到五十米,再打。”
“五十米太近。”
“五十米,他们的炮不敢打。”我说,“炮打五十米,会打到自己人。”
敌人冲到六十米,我们没动。
冲到五十米,我打了一枪。
一枪以后,全连开火。
手榴弹扔了三排,扔在山坡上。
炸起来的土,把坡盖住了。
敌人退了。
退的时候,他们抬着人,抬了十几个。
那天夜里,关东山坐在我旁边。
“连长。”他说。
“说。”
“你今天这个放近了打,是个险招。”
“险,可省。”
“省什么。”
“省弹。”我说,“我们连,一人平均八发子弹。放远了打,八发打不着人。”
“放近了,三发就够。”
“三发。”
“你算得清。”他说。
“算不清,人也得死。”我说。
坑道外头,风起来了。
风把雪吹到坑道口,堆了半尺高。
我拿出名单,在韩九的名字后头,又写了一个字。
写的是“准”。
第四章 前哨
团长给我们连的任务,是拿下南边的前哨阵地。
前哨阵地在一条山腿上,山腿伸进沟里。
山腿上有三个地堡,地堡是用石头垒的,石头缝里灌了泥。
地堡前头有一道铁丝网,网上挂着空罐头,人一碰就响。
“三个地堡,一个排守。”关东山说。
地堡是用石头垒的,石头缝里灌了泥。
泥冻住了,比石头硬。
堡顶上盖着圆木,圆木上压着土。
枪眼开在正面,一尺宽。
“一尺宽,手榴弹扔不进去。”关东山说。
“怎么塞。”
“爬到枪眼底下,往上塞。”我说,“塞进去,人往旁边滚。”
“滚慢了,就炸自己。”
“一个排。”我说,“火力呢。”
“两挺机枪,一挺在中间的地堡,一挺在左边。”
“铁丝网多宽。”
“四十步。”
“后面还有没有。”
“后面一道壕,壕里有人。”
我把地图摊开。
“怎么打。”关东山说。
“三路。”我说,“一路破网,一路炸堡,一路压机枪。”
“谁干哪一路。”
“破网的,巩大勇。”
“他排雷行,破网行不行。”
“行。”我说,“铁丝网跟雷差不多,都是铁。”
巩大勇是工兵,原来在师部工兵连。
他在工兵连埋了两年雷,排了两年雷。
排雷,他排错过一次,炸死了两个战友。
从那以后,他排雷不穿鞋。
“不穿鞋,脚不冻。”
“冻。”他说,“冻也得脱。鞋底厚,感觉不到铁。”
“炸堡的,雷大柱。”
“他那个炸药包,绑得比别人的大。”关东山说,“炸起来,堡里的人活不了。”
“压机枪的,马连生。”
“他一挺机枪,压人家两挺。”
“压不住也得压。”我说,“压三分钟,够雷大柱上去。”
那天夜里,我们摸到铁丝网前头。
天很黑,黑得看不见手指。
巩大勇爬在最前头,手里拿着一把钳子和一根木棍。
木棍头上有一个钩。
“钩什么。”我问。
“钩罐头。”他说,“网上的罐头,一碰响,人家就知道了。先钩住,钳断线,罐头不掉。”
“行。”
他钩了十几下,网开了一个口子。
口子开了,我们钻过去。
钻过去以后,雷大柱抱着炸药包,往中间的地堡爬。
爬了二十步,左边地堡的机枪响了。
子弹打在他旁边的地上,打得土跳。
“马连生。”
“到。”
“压。”
马连生的机枪响了。
机枪打的是点射,三发一点。
三发打在左边地堡的枪眼上,枪眼里的机枪哑了一下。
哑了一下,雷大柱往前爬了十步。
哑了一下,他又爬了十步。
爬到地堡前头,他把炸药包塞进枪眼。
塞进去,他拉火。
拉了火,他往回滚。
滚了五步,地堡炸了。
炸得很响,响得我耳朵里嗡了半天。
地堡塌了,石头压着人。
石头底下有声音,是人在叫。
叫了两声,没声了。
雷大柱爬回来,脸上全是土。
“堡里三个人。”他说。
“都死了。”
“都死了。”他说,“我塞进去的时候,看见三个。”
“看见三个,还塞。”
“不塞,他们打我们。”他说,“我不塞,死的是我们的人。”
炸完,中间的地堡塌了。
左边那个还在打。
马连生的机枪,打空了三条弹带。
“换枪管。”他喊。
换枪管,得两分钟。
两分钟,敌人从壕里上来了。
他们上来二十几个,冲到我们跟前。
“上刺刀。”
上了刺刀,打了三分钟。
三分钟,壕里的人退回去,我们的人也退。
退的时候,坡上有个人没有退。
是刘二。
他趴在壕边,用刺刀捅一个往下跑的人。
捅了一下,没捅着。
那人回身,用枪托砸他的头。
我从后头上去,用刺刀捅了那人的腰。
那人倒了。
刘二爬起来,摸了摸头。
“连长。”他说,“我欠你一瓶酒。”
“打完再还。”
三分钟,壕里的人退回去了。
左边那个地堡,也被雷大柱炸了。
右边那个地堡,自己开了门。
门开了,里头的人举着手出来。
出来五个人,一个伤,四个降。
天亮的时候,山腿是我们的了。
我站在地堡上,看着沟里。
沟里有东西。
是他们的机枪,扔在壕边。
还有三箱子弹,两箱手榴弹。
“搬。”我说。
搬的时候,刘二抱着一箱子弹,笑得嘴合不上。
“连长。”他说,“这一箱,够我们打半天。”
“半天。”我说,“半天以后,还得省。”
“省什么。”
“省着活。”
缴获的子弹,我让人分类。
那一仗还缴了罐头。
罐头十二个,牛肉的。
“分。”我说。
“一人几口。”
“一人半罐。”
“半罐怎么分。”
“用刺刀挖。”我说,“挖出来,一人一勺。”
分的时候,刘二把自己那勺,倒进一个新兵的碗里。
“你干什么。”
“他小。”刘二说,“他十七。”
“你也才十九。”
“十九怎么了。”
“十九的,不该来这儿。”我说,“该在家念书。”
“念过。”他说,“念到初二。”
“那怎么来的。”
“报名。”他说,“报了三回。”
他说的时候,把碗端得很低。
碗里那勺罐头,他一口没动。
“吃。”我说。
“分给伤号。”
“伤号有你”
“我年轻。”他说,“年轻,扛得住饿。”
分类,也是点数。
点完,我记了一笔。
这一仗,缴了子弹两千发,手榴弹六十颗,机枪一挺。
“两千发。”刘二说,“我们打一年也打不完。”
“打一年”我说,“一个月就打完了。”
“一个连,一天打四百发。”我说,“五天就完了。”
刘二掰着手指头算。
算完,他说:“连长,那我们一天只能打四百发。”
“打多了呢。”
“那怎么打。”
“点射。”我说,“三发一点,打完换位置。”
“跑不动,就滚。”我说,“滚也比挨炮强。”
算完,他不说话了。
铜壳的放一堆,钢壳的放一堆。
受潮的,用布擦。
擦完,放在弹药箱里,箱里垫上干草。
“垫草干什么。”
“防潮。”我说,“潮了,就打不响。”
刘二蹲在旁边看。
“连长,你连子弹都管。”
“子弹不管,人就管不了。”我说。
沟里静了。
“清点。”我说。
清点,伤了十一个,死了三个。
“三个。”关东山说,“三个换三个地堡,划得来。”
“划不来。”我说。
“怎么划不来。”
“死的是人。”我说,“人不是数。”
关东山没有说话。
他把死的那三个人,抬到坑道后头。
抬的时候,他一个人抬一个,抬了三趟。
第三趟,他坐在雪地上,喘了很久。
“这三个,都是三排的。”他说。
“三排的。”
“三排的人,跟我一个班待过。”他说,“他们叫张有、李福,还有个外号叫小驴的。”
“小驴。”
“他十七。”关东山说,“他娘还在家等他。”
那天上午,雷大柱坐在弹坑里,抽旱烟。
烟是他自己卷的,烟叶是碎的。
“连长。”他说。
“说。”
“我今天这个包,绑得小了点。”
“小了点,也炸塌了。”
“要是大点,能把整个地堡掀了。”他说,“堡里的人,一个也活不了。”
“堡里有五个人,出来四个降的。”
“降的留着干什么。”
“留着问话。”我说,“问完了,送后方。”
“问什么话。”
“问他们连的部署。”我说,“问他们炮在哪儿,问他们的营部在哪儿。”
雷大柱把烟灭了。
“连长。”他说,“你这个打法,跟别人不一样。”
“哪儿不一样。”
“别人打完了,就算完了。”他说,“你打完了,还想后头。”
“想后头,才能打下一样。”我说。
那天下午,我把前哨阵地的地形画了下来。
画完,我叫人来挖交通壕。
“挖壕干什么。”刘二说。
“挖了,人能从后头上去,不用从正面爬。”
“挖多深。”
“到腰。”我说,“到腰,蹲下就走得过去。”
“挖到腰,得挖一夜。”
“挖一夜。”我说,“挖不完,明天就得多死人。”
那天夜里,全连挖壕。
挖到天亮,壕挖了四十米。
天亮,敌人的炮打了。
炮打在壕沿上,把壕沿削平了。
我们在壕里,趴着。
炮打了二十几发,死了两个人。
“要是没挖壕。”关东山说。
“没挖,死的是十个。”我说。
“你怎么知道。”
“炮打平地,一片一片。”我说,“打壕,得打进壕里才炸得着。”
那天炮打完,我们又挖。
挖了一天,壕挖到八十米。
画完,我在图上标了三个点。
三个点,是敌人的三个可能的反扑方向。
“你标这个干什么。”关东山问。
“他们今夜会来反扑。”我说,“反扑从这三个方向来。”
“你怎么知道。”
“阵地丢了,他们的营部一定要夺回去。”我说,“夺,就得走最容易走的路。”
当天夜里,第一个方向来了。
来了一个排,从沟底绕。
我们在沟边埋了一个班,等他们进了沟,扔了十六颗手榴弹。
炸完,沟里没人上来了。
第二个方向,他们没来。
第三个方向,他们来了一个班,摸到半坡就回去了。
第二天,团部来电话。
电话是田禾接的。
“连长。”他说,“团长找你。”
我接了。
“沈铁。”
“到。”
“前哨拿下来了。”
“拿下来了。”
“伤亡多少。”
“伤十一,亡三。”
电话那头静了一下。
“三个。”团长说,“好。”
“团长。”我说,“我想问一件事。”
“说。”
“我们连的后勤补给,断了三天了。”
“我知道。”他说,“后头在想办法。”
“想办法,也得有个时辰。”我说,“三天,人就吃不上饭。”
“沈铁。”团长说,“你要什么。”
“我要一车粮,两箱弹。”我说,“粮要今晚到,弹要明晚到。”
“我给不了。”
“团长。”
“我给不了。”他说,“后头的路,被炮封了。车过不来。”
“那就用人背。”
“人从哪儿来。”
“从我这儿来。”我说,“我带人去背。”
电话那头又静了。
第五章 炮火里的饭
背粮那天夜里,走了十八里。
路在山沟里,沟底有一条河,河冻了。
去的时候,天刚黑。
天黑,敌人的照明弹每半个钟头打一发。
照明弹一亮,路上什么都看得见。
我们摸清了他们的规律:亮一分钟,黑二十九分钟。
二十九分钟,够走两里地。
走的时候,谁都不说话。
不说话,是因为嘴里含着一块冰。
含着冰,不渴,也不出声。
走到第三个照明弹,崔三蹲下来,摸了一下路。
“前头有新鲜的土。”他说。
“什么土。”
“炮打过的土。”他说,“土翻上来,还没冻硬。”
“多远。”
“二十步。”
我们绕了半里地。
绕过去,看见那个弹坑有半人深。
坑边上有两只鞋。
鞋是布鞋,是我们的。
去的时候五个人:我、勺满仓、崔三、田禾、马连生。
每人背一袋炒面,三十斤。
炒面是粗的,袋子上有洞,一走路就漏。
走到半路,敌人打了照明弹。
照明弹挂在半空,把河照亮。
“趴下。”
五个人趴在河边的碎石里。
照明弹亮了一分钟,灭了。
灭了以后,我们起来接着走。
走到仓库,天快亮了。
仓库在山洞里,洞里有三袋炒面、两箱弹、一箱盐。
“搬。”
搬完,往回走。
往回走的时候,敌人的炮开始封锁路。
炮打得很准,打在沟口。
沟口是我们必经的路。
“绕。”崔三说。
“绕哪儿。”
“山腰有一条羊道。”他说,“我摸过。”
羊道在半山腰,窄,一边是石壁,一边是沟。
五个人排成一列,贴着石壁走。
走到一半,炮又打了。
这一发落在我们头上。
炸了以后,石头往下滚。
一块石头砸在田禾背上,他趴下了。
“田禾。”
“没事。”他说,“袋子破了。”
他用手把漏的地方捏住。
“别捏。”我说,“把袋子横过来背。”
横过来,袋口朝上,炒面就不漏了。
“连长。”他说,“这袋是我的口粮。”
“你的口粮,也是全连的。”
“我知道。”他说,“我就是说一句。”
他把袋子往肩上提了提。
提的时候,我看见他的手在抖。
抖,不是怕,是饿。
他已经两天没吃东西了。
回到阵地,天亮了。
天亮,敌人的炮打得最凶。
炮弹落在坑道口,把坑道口的石头炸塌了半边。
“做饭。”
勺满仓蹲在坑道里,把炒面和雪和在一起。
和完了,他用手拍成饼。
饼贴在炮弹箱的铁皮上。
铁皮放在火堆边。
“这叫什么。”我问。
“铁板饼。”他说。
老勺是山东人,四六年参军。
参军之前,他在村里给人做席。
做席,就是红白事上做饭。
他说,做席的锅,比人还大。
后来锅丢了,是在长津湖丢的。
丢的那天,他用刺刀挑着半袋面,走了四十里。
“锅丢了,饭还得做。”他说,“人一天不吃,就走不动。”
从那天起,他用铁皮、石头、炮弹箱,什么都烙过饼。
“能吃吗。”
“能吃。”他说,“炮弹箱的铁皮,比锅薄,热得快。”
饼烤了半个钟头,烤出一层焦。
饼烤好,他先给伤号送。
送的时候,他背着一个布包,包里有六张饼。
炮弹落在坑道口,他把包压在身子底下。
压完,他趴了一会儿。
起来,他先摸包。
包在,饼在。
“你压它干什么。”我问。
“饼碎了,人吃着费劲。”他说。
那天他送了三趟。
第三趟,他的腿上有了伤。
伤在膝盖上头,肉翻着。
“坐下。”
“饼还没送完。”
“坐下。”我说。
他坐下了。
柳明过来看。
“弹片还在里头。”他说。
“取出来。”
“取出来,得割。”
“割。”我说。
柳明拿出一把刀,在火上烤。
烤完,他割了一刀。
老勺咬着牙,没有出声。
弹片取出来,有指甲盖大。
弹片上带着布丝。
“布丝是从裤子上带下来的。”柳明说。
老勺看了看弹片。
“这个不扔。”他说。
“留着干什么。”
“留给我闺女。”他说,“她问我在朝鲜干什么,我把这个给她看。”
“给她看这个,她害怕。”
“害怕,就知道她爹干过什么。”他说。
“留着。”他说,“这个留着,当个念想。”
伤是弹片划的,划开一道口子。
“别去了。”我说。
“还有两张饼。”
“让别人送。”
“别人不知道路。”他说,“路在炮底下,得踩过才知道哪儿能过。”
他背着包,又去了。
回来的时候,包空了。
他一屁股坐在坑道口,喘了半个钟头。
第三趟,他的棉裤被弹片划开一道口子。
焦的地方,是黑的。
黑的饼,掰开,里头是白的。
他掰了一块给我。
我咬了一口,把剩下的一半递回去。
“你吃。”
“我吃过了。”
“你吃的是焦的,我给你的是白的。”我说。
他愣了一下,接了。
接的时候,他的手在围裙上擦了两下。
那半块饼,他没有马上吃。
他把它放进围裙的兜里。
“留着”
“留着。”他说,“夜里还有一班哨。”
我咬了一口。
硬的,可香的。
“好吃。”我说。
“好吃就多吃。”他说,“今天这一顿,是三天来头一顿热的。”
那天上午,炮停了。
炮停,是因为敌人要上来。
上来两个连,从两个方向。
我们在阵地上,只有两个排。
“打。”
打到中午,左边那个方向丢了。
丢了以后,敌人从左边摸上来,摸到我们侧后。
“柳明。”
“到。”
柳明背着药包,从坑道里跑出来。
他跑到侧后,把伤兵一个一个往坑道里拖。
拖的时候,一颗子弹打穿了他的袖子。
袖子破了,胳膊上有一道沟。
“你伤了。”我说。
“破了皮。”他说。
“破了皮也包。”
“先包他们。”他说。
他蹲在伤兵旁边,把绷带咬开。
咬开,他用牙把布条撕成条。
撕的时候,他的嘴上全是土。
“柳明。”
“到。”
“你自己的胳膊。”
“一会儿包。”他说。
他包完三个伤号,才包自己。
包自己的时候,他只用了一只手。
另一只手,抖得系不上结。
我过去,把绷带接过来。
“我来。”
“连长,你会”
“不会。”我说,“系个结还是会。”
我把绷带绕了两圈,系上。
系完,他看了看。
“系得紧。”
“紧,血就不流。”我说。
“谢谢连长。”
“别谢。”我说,“下一回,先包自己。”
他蹲下去,把一个伤兵的腿抬起来。
腿上的伤口有巴掌大,肉翻着。
他从药包里拿出针线。
针是弯的,线是羊肠线。
“缝。”
“缝几针。”
“八针。”他说,“缝完了,还能走路。”
他缝得很慢。
慢,是因为手冷。
缝一针,他把手在腋窝里暖一下。
八针,缝了二十分钟。
柳明的药包里,有一本书。
书是《外科小手册》,封皮磨掉了,剩下半个“外”字。
他说这本书是他爹留下的。
他爹是镇上的郎中。
“你爹教过你缝”
“教过。”他说,“他教我的时候,用一块猪皮。”
“猪皮”
“猪皮软,跟肉差不多。”他说,“缝坏了,猪皮不疼。”
“缝人,疼。”
“疼,可人不叫。”他说,“叫了,别人心里更慌。”
缝完,他用绷带缠上。
缠完,他抬起头。
“连长。”
“说。”
“这个兵,得送下去。”
“送不了。”我说,“后头的路封了。”
“不送,他会死。”
“那就让他留在坑道。”我说,“你能治吗。”
“能治。”他说,“可我怕感染。”
“怕感染,也得治。”
那天下午,敌人退了。
退完,我让各排报数。
报上来的数,我记在名单背面。
记完,我算了一笔。
这一仗,我们打了四千发子弹,扔了二百多颗手榴弹。
打死打伤他们,大概二百人。
“一发子弹打不死一个人。”关东山说。
“打不死。”我说,“可打得他们不敢抬头。”
“不敢抬头,就是赢了一半。”
我让各排报伤亡。
报上来的名字,关东山用刀刻在木片上。
木片是从炮弹箱上拆的。
刻一个名字,划三下。
刻完,他把木片放进兜里。
“刻这个干什么。”
“记账。”他说。
“记给谁看。”
“记给自己看。”他说,“人死了,得有个地方放着。”
退的时候,他们抬人,抬了半个钟头。
我们清点。
伤了二十三个,死了七个。
七个里,两个是送到坑道以后死的。
死的两个,一个是肚子被打穿的,一个是腿被炸断的。
柳明坐在坑道口,手上全是血。
“连长。”他说。
“说。”
“我没救回来。”
“你已经尽力了。”
“尽力不够。”他说,“要是有血浆,有手术器械,能救回来。”
“那些东西,现在没有。”
“我知道没有。”他说,“我就是说说。”
那天晚上,我坐在坑道里,把名单摊开。
名单上的名字,我一个个看。
看到第七个,我用铅笔划了一道。
划一道,就是死了。
划完,我把名单合上。
“连长。”关东山在旁边。
“嗯。”
“你划了几个。”
“七个。”
“七个。”
“关东山。”我说,“你在这个连待了几年。”
“四年。”
“四年,划了多少个。”
“记不清了。”他说,“一百多个吧。”
“你记得他们的名字吗。”
“记得。”他说,“我记得每一个。”
那天夜里,敌人的炮又打了。
打了半夜,打在坑道口。
坑道口塌了一半,土把门堵住。
我们用刺刀挖,挖了一个钟头。
挖开的时候,外头的雪已经堆到膝盖。
我站在坑道口,看着外头。
外头是黑的,黑里有火光。
火光在远处,一闪一闪。
“那是什么。”田禾问。
“他们的车队。”我说。
“车队往哪儿开。”
“往上开。”我说,“他们要增兵。”
第六章 铁王八
车队上山,是第三天的事。
第三天上午,沟里传来一种声音。
声音是闷的,闷得像有人在远处推磨。
“坦克。”马连生说。
“几辆。”
“听声音,三辆。”
我们趴在山包上,往沟里看。
沟里有三辆坦克,前头一辆,后头两辆,走得很慢。
坦克是铁的,履带压在雪上,把雪压成两条黑沟。
我们没有反坦克的家伙。
全连只有四箱炸药,六根爆破筒。
爆破筒是打坦克用的,可得贴近了才能用。
“贴到多近。”雷大柱问。
“三步。”我说。
“三步,它的机枪就打着你了。”
“打着之前,你得把筒塞进去。”
“塞不进呢。”
“塞不进,就死。”我说。
雷大柱没有说话。
过了一会儿,他说,他塞过两回,两回都塞进去了。
“它往哪儿走。”
“往我们侧后走。”关东山说,“它要绕。”
“绕过去,我们的后路就断了。”
“断不了。”我说。
“怎么断不了。”
“它得从沟底过。”我说,“沟底有一道窄口,两边是石壁。”
“窄口多宽。”
“八步。”
“八步,坦克过得去。”
“过得去,可队形得散。”我说,“散了,就好打。”
那天下午,我带了雷大柱和巩大勇下沟。
下沟之前,我们把四箱炸药搬到沟口。
“怎么打。”雷大柱问。
“打履带。”我说,“打炮塔没用,炮塔是铁的。”
“履带也是铁的。”
“履带是活的。”我说,“打断一节,它就走不了。”
巩大勇蹲下去,在窄口前头的雪里挖坑。
“挖多深。”
“一尺。”我说,“一尺深,坦克履带压上去,就往下陷。”
“陷了以后呢。”
“陷了,它就慢。”我说,“慢了,雷大柱上。”
那天夜里,我们把坑挖好,把炸药埋在坑里。
埋炸药,得把引线拉长。
引线拉到石壁后头,人在石壁后头拉。
“拉的时候,得看准。”雷大柱说,“早了,坦克没到。晚了,它过去了。”
“看什么。”
“看履带。”他说,“履带压到坑边,就拉。”
第二天上午,坦克来了。
前头那辆,走得很慢。
走到窄口,它停了一下。
停,是因为驾驶员在看路。
看了一会儿,它往前开。
履带压到坑边。
“拉。”
雷大柱拉了。
炸了。
炸起来的时候,土飞得比坦克还高。
第一辆坦克歪了,舱盖开了。
里头爬出三个人。
一个爬出来就趴下,一个往回跑,一个拖着一个伤号。
“打不打。”巩大勇问。
“不打。”
“为什么。”
“打他们,他们就不出来。”我说,“不出来,后头的坦克就不敢上。”
那三个人爬进沟边的一道土坎后头,再没有露头。
后来我们过去看,土坎后头有血,人走了。
土落下来,坦克歪了。
歪了,它的履带断了一节。
断了,它还在转。
转的时候,车身往一边斜。
“它没死。”巩大勇说。
“它跑不了。”我说,“第二辆,准备。”
第二辆坦克上来了。
它上来,是为了拖第一辆。
拖的时候,它得停下来,挂钩子。
停的时候,雷大柱从石壁后头爬出去。
他抱着一个包,包有脸盆大。
他爬到第二辆坦克的侧后,把包塞在履带和车身之间。
塞进去,他拉火,往回滚。
雷大柱绑包,绑得很讲究。
炸药放在中间,铁片围在外头,用麻绳捆三道。
捆完,他用牙把绳子咬紧。
“为什么用牙。”
“手冻了,咬得住。”他说。
“铁片干什么用。”
“铁片炸起来,飞得快。”他说,“飞得快,能穿铁。”
“穿铁,得贴住。”
“贴住,才响。”
滚了三步,炸了。
第二辆坦克的履带飞出去,飞到沟里。
两辆坦克堵在窄口,第三辆过不来。
第三辆往后退。
退的时候,它用炮打我们。
炮打了四发,打在石壁上。
石壁上的石头往下掉,掉了一块在我脚边。
“撤。”我说。
撤到山包上,我数了数人。
雷大柱回来了,脸上有一道口子。
口子是石头划的。
“你脸上。”
“破了。”他说。
“包上。”
“不包。”他说,“连长,我炸了两辆。”
“炸了两辆。”
“你说,这叫不叫兵王。”
“叫。”我说。
那天夜里,连里传开了一句话。
说连长算得准,说连长不叫人白死。
传话的是刘二。
“我跟你说,我们连长,算过的。”他跟一个新兵说,“他说放五十米,就放五十米。他说炸履带,就炸履带。”
新兵问:“算错了呢。”
“算错过一回。”刘二说,“算错的那一回,他自己走在最前头。”
这话传到我耳朵里,我没有说话。
我知道他说的是哪一回。
是土包那一回。
那天要不是韩九打中了,我们九个人都回不来。
那天下午,敌人派人来拖坦克。
他们拖了一个钟头,拖不动。
拖不动,他们的官就骂人。
骂完,他们架起炮。
炮打的是自己的坦克。
打了四发,坦克着了。
“他们的坦克,他们自己炸。”刘二说。
“炸了,是不留给我们。”
“留给我们,我们也开不走。”
“开不走,能拆。”我说,“拆了履带,能打刀。”
刘二看着我。
“铁能打刀。”我说,“履带上的铁,是好钢。”
“好钢,能打什么。”
“能打砍刀,能打剪铁丝网的剪子。”
“剪子我们有。”
“剪子钝了。”我说,“钝了,剪网要剪半天。半天,人就被打着。”
刘二点了下头。
“那我去拆。”
“拆的时候,当心他们的炮。”
“连长,你连铁都要。”
来了一群人,带着钢丝绳。
炸坦克的时候,我在山包上看着。
坦克烧起来,烧得黑烟直上。
“他们把坦克炸了。”关东山说。
“炸了,是不想让我们用。”
“我们用不了。”
“用不了,他们也用不了。”我说,“这一仗,我们打掉三辆坦克,代价是十一个人。”
“十一个人。”
“伤了八个,亡了三个。”我说。
那天夜里,团长来了电话。
“沈铁,你们连打坦克,用的什么法子。”
“埋坑,炸履带。”
“坑挖多深。”
“一尺。”
“一尺,够吗。”
“够。”我说,“履带压上去,一陷,就慢。”
“慢了几秒。”
“三秒。”我说,“三秒,够人爬上去。”
“三秒,谁去爬。”团部的参谋问。
“我们连的人。”
“爬上去,回不来呢。”
“回不来,就回不来。”我说。
电话那头静了一下。
“沈铁。”团长说,“你这个人,说话不绕。”
“绕了,人就慢了。”我说,“慢一步,履带就压过去了。”
电话那头,有人记。
记完,团长说,这个法子,我让别人也学。
“沈铁。”
“到。”
“三辆坦克,是你打的。”
“是我们连打的。”
“好。”他说,“我给你们连报功。”
“团长。”我说,“我不要功。”
“你不要功,要什么。”团长问。
“要炮。”
“炮没有。”
“那就给我两箱手榴弹,一箱曳光弹。”
“曳光弹干什么。”
“打信号。”我说,“夜里,我要让他们的炮跟着我的信号走。”
电话那头静了一下。
“沈铁。”团长说,“你这个人,打仗不像打仗,像算账。”
“算账,才不死人。”
“算账也会死人。”
“死人少一点。”我说。
团长笑了。
笑完,他说,曳光弹明晚到。
“你要什么。”
“我要一门炮。”我说,“八二迫击炮,两箱弹。”
电话那头静了一下。
“你要炮干什么。”
“打他们的车队。”我说,“车队每天上山,走沟底。有一门炮,我就能打。”
“炮我没有。”他说,“我给你两具掷弹筒。”
“掷弹筒打不远。”
“打不远,也能打。”他说,“明晚送到。”
那天夜里,我坐在坑道里,把掷弹筒的画法画在纸上。
画完,我把图上标了几个点。
标的是沟底车队的路线,和三个可能的位置。
“连长。”田禾在旁边。
“嗯。”
“你要炮,团长不给。”
“不给。”
“那怎么办。”
“自己想办法。”我说,“没有炮,就用掷弹筒。掷弹筒也没有,就用炸药。”
“炸药也没有呢。”
“那就用命。”我说。
田禾不说话。
过了一会儿,他说:“连长,我怕。”
“怕就说。”
“我怕炮。”他说,“炮响的时候,我腿软。”
“腿软,还能接线吗。”
“能。”他说,“软着也能爬。”
“那就行。”我说,“怕的人,才知道躲。不怕的人,死得快。”
他抬起头。
“真的”
“真的。”我说,“我不信不怕死的人。我信怕死还往前爬的人。”
田禾把线拐子抱起来。
“铜牌你带着,线拐子也带着。”我说。
“都带着。”
“带着,就别丢。”
“丢不了。”他说。
他把铜牌挂在脖子上,塞进衣领里。
塞完,他按了按胸口。
“沉不沉。”
“不沉。”他说,“一块牌子,压不住人。”
“连长,我有个事。”
“说。”
“我爹的交换机,我带来了。”
“带来了”
“一块铜牌。”他说,“上头刻着电话局的号。”
他从棉衣里摸出一块牌子。
牌子有巴掌大,铜的,磨得发亮。
“带着它干什么。”
“带着,就像我爹在。”他说。
他把铜牌翻过来。
背面有三个字。
字是刻的,刻得很浅。
“电话局。”我念。
“不是。”他说,“是我爹的名字。”
“叫什么。”
“田守义。”他说,“守着一个义字。”
“你爹守住了”
“守住了。”他说,“他护着交换机,没有走。”
“后来呢。”
“后来,房子塌了。”田禾说,“我扒了半天,扒出这台交换机。”
“机器还能用”
“不能用了。”他说,“我留了一块铜牌。”
“铜牌上刻着号。”
“刻着号。”他说,“号是局的号,不是我爹的号。”
“你爹的号呢。”
“我爹的号,在我心里。”他说。
“田禾。”我说,“你怕不怕。”
“怕。”
“怕还干。”
“干。”他说,“连里的人都在干。”
第七章 一根线
掷弹筒送来那天,电话线也断了。
线是夜里断的,断在坑道往后的那段坡上。
断的时候,我正在跟营部通话。
话说到一半,听筒里没声了。
“断了。”田禾说。
“接。”
“我去接。”
“外头在打炮。”
“打炮也去。”
他背上线拐子,出了坑道。
线拐子是个木轮,轮上缠着线。
田禾的爹,是县里电话局的。
他爹修了二十年电话。
田禾小时候,跟着他爹爬电线杆。
爬杆子,得用脚扣。
脚扣是铁做的,扣在杆子上,人往上挪。
“你爹教过你什么。”
“教过我认线。”他说,“铜线、铁线、被复线,摸一把就知道。”
“摸一把,就知道”
“铜线软,铁线硬,被复线外头皮厚。”他说,“断了,一摸就知道断在哪儿。”
“断在哪儿,也得爬过去。”
“爬过去。”他说,“线不会自己接。”
他跑出去,跑到坡上。
坡上的雪有半尺深,他跑得慢。
跑了两百步,一颗炮弹落在坡上。
炸了以后,他没起来。
“田禾。”
我趴在坑道口喊。
雪地里,有个人动了一下。
动了以后,他站起来,接着往前跑。
跑到断线的地方,他蹲下去。
断线的地方是两截线头,一截埋在雪里,一截压在石头下。
他把石头搬开。
搬石头的时候,他的手套湿了,抓不住。
他把手套摘了。
手套摘了,手贴在石头上。
石头冻得像铁,皮一贴就粘。
他咬着牙,把手往回扯。
扯开的时候,手心掉了一层皮。
皮掉在石头上,白色的。
他把手在棉衣里擦了一下,接着搬石头。
搬开,两截线头露出来。
线头冻硬了,剥不开。
他用牙咬。
咬的时候,嘴皮贴在铜线上,粘住,又扯开。
扯开,嘴上有了血。
血抹在线上,他没有擦。
摘了手套,手就贴在石头上。
石头冻得像铁,手贴上去,皮就粘住。
他咬着牙,把石头搬开。
搬开了,他把两截线头拧在一起。
拧线头,得先把外皮捻开。
捻开,他用牙咬。
咬开,把铜丝拧上。
拧完了,他把线拐子上的线拉出来,接在断口上。
做完,他往回跑。
跑回来,他坐在坑道口,喘气。
“接上了。”
“接上了,就试。”
我拿起听筒,摇电话。
摇了三下,那边有人接。
“七连。”
“我是营部。”
“通了。”我说。
“通了就好。”营部的人说,“你们前头怎么样。”
“还行。”
“你们后头那段路,敌人的炮封了。”他说,“明天有一批弹要送,走不了。”
“走不了,就等。”
“等不了。”他说,“明天白天,敌人要总攻。”
我把听筒放下。
“总攻。”关东山说。
“他们要总攻。”
“那我们先打。”
“先打什么。”
“打他们的炮。”我说。
“打炮,得知道炮在哪儿。”
“我知道。”我说。
那天夜里,我一个人坐在坑道里,把地图铺开。
地图上标了敌人三个炮位。
三个炮位,在反斜面后头。
反斜面,就是山的那一边,我们的炮打不着,他们的炮能打我们。
“你怎么知道炮在那儿。”关东山问。
“算的。”我说,“他们打我们,弹着点是从那边来的。弹道往回推,炮就在那儿。”
“推得准吗。”
“推得差不了。”我说,“差一百米,就打不着。可我知道他们炮的编号。”
编号是听出来的。
他们打炮,先打三发。
三发的间隔一样,落点成一条线。
三发打完,他们停一刻钟,再打覆盖。
一刻钟,是他们在等观察哨报数。
我记了六天。
六天里,他们换了三个炮位。
三个炮位,两个在反斜面,一个在沟口。
我把三个位置画在图上,标上号:一号、二号、三号。
“打哪个。”
“打一号。”我说,“一号打得最准,威胁最大。”
“编号。”
“他们每次打,先打三发试射。”我说,“试射的落点,我记了六天。六天的落点一对,炮位就出来了。”
那天夜里,我让田禾给营部打电话。
“要什么。”营部问。
“要炮。”我说,“三个坐标。”
“我们有炮,可炮不多。”
“不多也打。”我说,“打三发,就打这三发。”
那天夜里,我们的炮打了。
三发打完,敌人还了一顿炮。
炮打在我们阵地上,打了二十几发。
有一发落在坑道口,把门口的石头顶塌了。
石头压住一个哨兵。
我们挖了半个钟头,把他挖出来。
他的腿断了。
“送下去。”
“送不了。”柳明说,“后头路封着。”
“那就锯。”
“锯”
“锯。”我说,“不锯,他死。”
那天夜里,柳明用一把刀,锯了一条腿。
刀是刺刀。
刺刀不够长。
柳明用石头把刀刃砸直。
砸完,他在石头上磨。
磨了半个钟头,刀刃亮了。
“能割吗。”
“能。”他说,“慢。”
锯腿的时候,伤兵唱歌。
唱的是《东方红》。
唱到一半,他没有声了。
柳明抬头看了一眼。
“还有气。”他说,“接着唱。”
伤兵又唱起来。
唱完,腿锯下来了。
锯下来的腿,用棉被包上。
包完,柳明把它放在坑道外头的雪里。
“为什么不埋。”
“埋了,他看不见。”他说,“放在雪里,冻着,等打完再埋。”
“打完,也许没人记得。”
“我记得。”他说,“我给他包的,我记得放在哪儿。”
那天夜里,那条腿冻硬了。
第二天早上,雪盖住了棉被。
柳明把雪扫开,看了一眼。
“冻住了。”他说。
“冻住,就不烂。”
“不烂,也不能埋。”他说,“埋了,得挖坑。坑挖不动。”
“那就先放着。”
“先放着。”他说,“等打完,一起埋。”
他把棉被重新盖好。
盖的时候,他把棉被的角压平了。
锯之前,他让伤兵咬一根木棍。
“咬着。”
“咬这个干什么。”
“疼的时候,别咬舌头。”
锯了半个钟头。
锯的时候,伤兵没有叫。
木棍上咬出了牙印,牙印很深。
锯完,柳明把伤口缝上,缝了十二针。
缝完,他坐在地上,半天没有起来。
三发,落在敌人的炮位上。
落完,敌人的炮哑了两天。
哑了两天,我们的弹送上来了。
哑了两天,他们的炮又响了。
响的时候,弹着点散了。
散了,是因为他们换了新炮位。
新炮位在沟东,离我们更近。
“近了,打得准。”关东山说,“他们要用炮把我们磨平。”
“磨不平。”我说。
“怎么磨不平。”
“他们打炮,得有人看。”我说,“看的人,得在一个高处。”
“高处。”
“石棚东边那道梁。”我说,“梁上有一棵歪树。”
那天下午,我带了韩九上梁。
梁上有雪,雪下有碎石。
我们趴在一块大石头后头,往东看。
看了半个钟头,歪树下头有反光。
反光是镜片。
送上来的那天,田禾趴在坑道口,看着坡上。
坡上有二十几个人,每人背一箱。
“他们从哪儿来的。”
“营部派的。”我说。
“营部的人,肯背。”
“肯背。”我说,“弹是命。”
那天下午,田禾坐在我旁边。
他跟我说他爹。
“我爹修电话,修了二十年。”他说。
“修电话,挣钱吗。”
“挣得少。”他说,“可他修完了,人家说一句谢谢,他就高兴。”
“你爹还在”
“不在了。”他说,“四三年,日本人的飞机炸了电话局。”
“炸的时候,他在里头”
“在。”他说,“他趴在交换机上,护着机器。”
田禾说完,把线拐子抱紧了。
“你爹护机器。”我说,“你护线。”
“一样吗。”
“一样。”我说,“机器通着线,线通着人。”
他抬起头。
“连长,你这话,我记住了。”
“记住,就干活。”
那天夜里,他把整条线摸了一遍。
摸完,他在每个接头的地方,缠了一圈布。
“连长。”他说。
“说。”
“我接了一根线,救了全连。”
“救了全连。”
“线不断,电话就通。”他说,“电话通,炮就能打。”
“你说得对。”我说。
“那我算不算兵王。”
“算。”我说,“你这一根线,比一枪还值。”
他笑了。
笑的时候,他的手在抖。
手抖,是冻的。
他的手套,丢在坡上了。
“手给我看看。”
他把手伸出来。
手指头,三个是白的。
白的,是冻伤。
“柳明。”
“到。”
“给他看手。”
柳明看了,把他的手放在自己腋窝里。
“别用热水。”他说,“热水一泡,肉就烂了。”
“那怎么办。”
“慢慢暖。”他说,“暖一个钟头,再看。”
暖了一个钟头,三个指头变红了。
红了,是好事。
“能保住。”柳明说,“保住两个,一个要掉。”
“掉一个。”
“掉一个。”
田禾看着自己的手。
“掉一个,还能打电话吗。”
“能。”柳明说,“用剩下的。”
田禾把手缩回袖子里。
缩进去,他坐在坑道口,看着外头。
“连长。”他说。
“说。”
“我要是三个指头都没了,还能干什么。”
“还能当通信员。”我说,“通信员不是用手指头打仗。”
“那用什么。”
“用脑子。”我说,“你知道哪个营在哪儿,知道哪条线通哪条线。这个,别人不知道。”
他点了点头。
点完,他把线拐子抱在怀里。
抱得很紧。
那天夜里,田禾用剩下的手指头,把线拐子重新缠了一遍。
缠完,他把线拐子放在枕头边。
“连长。”他说。
“说。”
“明天总攻,我在坑道里守着电话。”
“守。”
“线要是再断,我还去接。”
“线断了,我让别人去。”
“别人不认线。”他说,“我认。”
那天夜里,我把全连叫到坑道里。
“明天拂晓,他们要总攻。”我说,“我们的炮,会先打一刻钟。”
“一刻钟,够干什么。”
“够我们把壕修一修。”我说,“够我们把弹分一分。”
“分了弹,还剩下什么。”
“剩下打。”我说。
坑道里没有人说话。
“明天,我不喊冲。”我说,“我喊数。”
“数什么。”
“数到三。”我说,“数到三,一起打。”
第八章 断粮
总攻没来。
来的是封锁。
敌人把公路封了,把山沟封了,把我们后头那三条能走人的路都封了。
封了三天。
第一天,连里还有半袋炒面。
半袋炒面,分给一百零几个人。
一人一小把。
分炒面的时候,勺满仓拿了一个铁碗。
他把碗放在地上,用刺刀把面分成小堆。
一堆一堆,堆了三十几堆。
“一人一堆。”
“伤号呢。”
“伤号两堆。”
分到最后,碗底剩了一层。
他把碗递给我。
“连长,这层是你的。”
“我不吃。”
“你不吃,明天谁算。”
我接了碗。
那层面,我分给了三个伤号。
第二天,没了。
“连长。”勺满仓说,“没粮了。”
“还有没有别的。”
“有盐。”他说,“一箱盐。”
“盐不能当饭。”
“能。”他说,“盐化在水里,喝了,人有点劲。”
那天中午,他烧了一锅水,放了一把盐。
一人分半碗。
喝了盐水,嘴里更渴。
渴,就吃雪。
第三天,人开始软。
软,是腿软。
腿软的人,站哨站不住。
“得找食。”我说。
“哪儿找。”
“山上找。”我说,“草根、树皮、冻土豆。”
那天下午,我带了六个人上山。
挖草根,我们挖了三个地方。
第三个地方,刘二挖出一个东西。
是萝卜。
萝卜冻在地里,只露出一点绿。
“萝卜。”他喊。
“别喊。”我说。
他把萝卜挖出来,用袖子擦了擦。
萝卜有拳头大,冻得像石头。
“分不分。”他问。
“分。”我说,“切六块。”
切的时候,刀滑了三次。
萝卜切成六块。
六块萝卜,五个人分。
“多一块。”刘二说。
“给伤号。”
“伤号有九个。”
“那就再切。”
切不了。
刀是刺刀,切到第四下,萝卜滚了。
刘二趴下去,把萝卜按在石头上。
按完,他切了六刀。
六块,变成十二块。
十二块,一人两块。
刘二拿着自己那两块,走到坑道最里头。
里头坐着一个人。
那个人没有吃东西,一直在咳。
“给你。”
“你自己吃。”
“我吃过了。”刘二说。
他说完,把自己那块塞进嘴里,嚼了两下。
嚼完,他走回原来的地方。
那两块萝卜,留在了里头。
第二天早上,里头那个人没有出来。
柳明进去看。
看完了,他出来,摇了摇头。
“什么时候。”
“夜里。”他说,“夜里咳了一阵,就没声了。”
“他叫什么。”
“姓吴。”柳明说,“吴长顺。”
我在名单上,划了一道。
划完,我把那两块萝卜拿出来。
萝卜冻硬了,没有动过。
一块有拇指大。
刘二拿了一块,看了半天。
“这么点。”
“这么点。”
他把那块萝卜,递给了旁边的伤号。
“你吃。”
“你自己呢。”
“我嚼草根。”他说。
伤号接了。
接的时候,他的手在抖。
山上雪深,走到膝盖。
我们在雪里挖,挖出草根。
草根是黑的,嚼起来有土味。
挖了两个钟头,挖了半袋。
挖出来的草根,得洗。
洗,是用雪搓。
搓完,放在嘴里嚼。
草根有土味,嚼久了,有点甜。
“这是什么草。”我问。
“不知道。”一个兵说,“能吃就行。”
那天下午,崔三还找到一样东西。
是树皮。
树皮是桦树的,剥下来,里头有一层白的。
白的部分,嚼起来像木屑。
“这个不能吃。”刘二说。
“能吃。”崔三说,“我小时候吃过。”
“吃了怎么样。”
“拉不出来。”他说。
那天下午,有五个人吃了树皮。
第二天,那五个人蹲在雪地里,蹲了很久。
“这不够。”崔三说。
“不够也得够。”
“连长。”他说,“我去一趟。”
“去哪儿。”
“他们那边。”他说,“他们的伙房在沟底,我摸过。”
“摸伙房,是送死。”
“不去,也是死。”他说,“饿死慢,打死快。”
那天夜里,崔三一个人下了沟。
下沟之前,他把棉衣脱了。
脱了,是怕衣服响。
他光着膀子,在雪里爬。
爬了半个钟头,到了敌人的伙房外头。
伙房里有人,有灯。
灯下放着几个箱子。
箱子里是罐头。
他摸了两箱,往回爬。
爬到半坡,敌人换哨。
换哨的人咳嗽了一声。
他趴在雪里,不动。
那人走了,他接着爬。
爬回阵地,天快亮了。
两箱罐头,二十四罐。
他爬回来的时候,棉裤磨破了。
膝盖上的皮,磨掉了一块。
“怎么了。”
“铁丝网。”他说,“伙房外头有一道铁丝网,底下有个洞。”
“洞多大。”
“一个人爬得过去。”他说,“洞口挂着一只罐头,我一碰,它就响。”
“响了”
“响了。”他说,“响的时候,伙房里的人咳嗽了一声。”
“咳完了”
“咳完,就没有动静了。”他说,“我把罐头摘下来,塞了块雪进去。”
“塞雪干什么。”
“塞了雪,它就不响。”
“分。”我说。
“一人几口。”
“一人一口。”我说,“剩下的,留给伤号。”
罐头是牛肉的,冻成了块。
冻成块,得用刺刀挖。
挖出来,放在嘴里,化得很慢。
化的时候,人不出声。
坑道里一百多个人,没有一个人说话。
只有嚼的声音。
嚼的时候,一个兵把自己那一口吐出来。
吐在手心里。
“你干什么。”
“给伤号。”他说。
“你自己不吃。”
“我嚼不动。”他说,“牙冻麻了。”
他把自己那一口,送到伤号嘴边。
伤号张了张嘴。
那一口牛肉,化了很久。
化完,伤号说了一句话。
说的是“甜”。
牛肉是咸的。
他说甜。
那天上午,马连生来找我。
两只兔子,熬了一锅汤。
汤先给伤号。
伤号有九个,一人一勺。
喝到最后,一个伤号没有喝。
“怎么不喝。”
“给外头的人。”他说。
“外头的人有。”
“有也少。”他说。
那天夜里,那个伤号死了。
死的时候,手里还攥着那只勺。
我把勺拿出来。
勺是铁勺,勺柄上有一个弯。
弯是子弹打的。
“这个勺,留着。”我说。
“留着干什么。”
“留给新兵。”我说,“新兵来了,用它喝第一口汤。”
柳明把勺擦干净,放进药包里。
后来这只勺,跟了我们三年。
“连长。”
“说。”
“我有机枪。”他说,“机枪能打猎。”
“打什么。”
“山后有兔子。”他说,“我昨天看见的。”
“兔子跑得快。”
“跑得快,也跑不过子弹。”他说,“我一梭子,能打三只。”
“子弹不多。”
“三发。”他说,“三发换三只兔子,划得来。”
那天下午,他带着机枪上了山后。
打了三发,打回来两只兔子。
兔子瘦,一只不到两斤。
“两只。”他说,“够熬一锅汤。”
“熬。”
汤熬了一个钟头,汤是白的。
白的汤,一人分一勺。
勺是铁勺,一勺有三口。
喝完了,人说:“香。”
“香。”我说。
那天夜里,敌人打炮。
炮打了半夜,打在坑道口。
坑道口的土又塌了一半。
我们挖土,挖到天亮。
天亮的时候,勺满仓蹲在坑道口,看着外头。
“连长。”他说。
“说。”
“今天是第四天。”
“第四天。”
“第四天,人就不行了。”他说,“饿到第四天,走路的劲都没了。”
“那怎么办。”
“我有办法。”他说。
他从怀里摸出一个布包。
布包里是饼。
饼是黑的,硬得像石头。
“哪儿来的。”
“总攻前一天,我留的。”他说,“我留了十二张。”
“我藏着,没敢拿出来。”他说,“拿出来,一天就吃完了。”
“你现在拿出来。”
那十二张饼,他切成小块。
一块有巴掌的三分之一。
“一人一块。”
“伤号两块。”
分完,还剩三块。
“这三块,留着。”他说,“明天打的时候,谁冲在最前头,给谁。”
那天夜里,我把名单摊开。
名单上的名字,我又划了四道。
四道,是饿死和伤死的。
“连长。”关东山在旁边。
“嗯。”
“你在想什么。”
“我在想,人饿到第四天,还能不能打。”
“能打。”他说。
“为什么。”
“因为你在。”他说。
“我在有什么用。”我说。
“你在,人就有个数。”关东山说。
“什么数。”
“一天几口,一夜几发,什么时候撤,什么时候打。”他说,“这些数,得有人算。”
“算错了呢。”
“算错了,人就骂你。”他说,“骂完了,还跟着你。”
“为什么。”
“因为别人不算。”他说,“别人只说,冲。”
“我在,有什么用。”
“你在,人就知道,还有一个人没走。”他说,“没走的人,就得跟着。”
那天夜里,风停了。
风停了,雪也停了。
雪停了,天亮得快。
天亮之前,田禾从坑道里跑出来。
“连长。”
“说。”
“营部电话。”
我接了。
“沈铁。”
“到。”
“你们连,撤下来。”
“撤。”
“撤到主阵地。”团长说,“明天拂晓,全线反击。你们连守的那块,交给九连。”
“九连在哪儿。”
“九连还没到。”
“没到,我们撤了,谁守。”
“命令就是命令。”他说。
我把听筒放下。
坑道里的人都看着我。
“撤。”我说。
没人动。
“关东山。”
“到。”
“传下去,撤。”
“传了。”
“传了,为什么不动。”
“因为人不想撤。”他说。
“不想撤,也得撤。”
“撤了,石棚就丢了。”
“丢了,明天打回来。”
“打回来,得死人。”关东山说。
“撤下去,明天还得上来。”
“上来,路是通的。”
“路通不通,得看他们的炮。”我说。
坑道外头,风把雪吹起来。
雪打在坑道口,沙沙的响。
“关东山。”我说。
“到。”
“传我的话。”我说,“撤。”
“传了。”
“传了,人不动。”
“人不动,是因为他们在等你改口。”他说。
我看着他。
“你改不改。”
我没有说话。
第九章 排雷
撤的命令压下来了,可天亮前走不了。
走不了,是因为后头那道坡上,一夜之间多了一片雷。
“谁埋的。”我问。
“他们夜里摸过来埋的。”巩大勇说,“埋得不深。”
“多深。”
“二寸。”他说,“雪面上撒一层,看不出来。”
“雷是什么雷。”
“木壳的。”他说,“木壳的雷,铁片少,探雷器不好找。”
“你怎么找。”
“用手找。”他说。
“他们夜里摸过来埋的。”巩大勇说,“埋了三十几颗。”
“你怎么知道三十几。”
“一个坑,两个脚印。”他说,“他们埋雷,是跪着的。跪着,膝盖压一个坑,两只脚各一个印。”
“六十几个脚印,三十几颗。”
“对。”他说,“可有两颗是假的。”
“假的。”
“假的是空坑。”他说,“他们埋完,故意在旁边挖个空坑,让你白挖。”
“你怎么分。”
“空坑的土松。”他说,“松土底下没有木头响。”
“我数脚印。”他说,“一个坑,两个脚印。我数了六十几个脚印。”
“能排吗。”
“能。”他说,“得给我两个钟头。”
“两个钟头,天亮就来不及。”
“那就一个钟头。”他说,“一个钟头,我排二十颗,剩下的用绳子拉。”
那天夜里,巩大勇带着两个人上了坡。
上坡之前,他把鞋脱了。
“脱鞋干什么。”
“脚底能感觉。”他说,“铁碰铁,有响。脚底板薄,能试出来。”
他趴在雪上,一寸一寸往前摸。
他摸得很慢。
慢到我能数清他的呼吸。
一呼,一吸,往前挪半尺。
挪完,停一下,把手掌贴到雪上。
“摸什么。”
“摸硬的东西。”他说,“雪是软的,底下有铁,手感不一样。”
摸到第七尺,他停住。
“这儿有一颗。”
“在哪儿。”
“我手指头底下。”他说,“别过来。”
摸到一颗,他用一根细木棍插在旁边。
插完,再往前摸。
摸到第五颗,他停住了。
“怎么了。”
“这颗不一样。”他说,“这颗是绊的。”
“绊的。”
“踩上去不炸,脚一抬才炸。”他说,“这种雷,最阴。”
“怎么弄。”
“先压住。”他说,“用石头压住它的压板,再剪线。”
他搬了一块石头,压在雷上。
压的时候,他的手很稳。
压完,他剪了线。
剪线,他用的是钳子,钳口上包了布。
包布,是怕碰出火星。
一颗一颗,他排了二十三颗。
排到第十九颗,天边有点白。
“天要亮了。”崔三说。
“亮了,他们看得见我们。”我说。
“看得见,就打。”巩大勇说,“排不完,明天反击的人就踩上去。”
他接着排。
第二十三颗,他剪完线,把手在雪里搓了搓。
搓完,他的手指头是白的。
“还能动吗。”
“能动。”他说,“动得慢。”
第 二十四颗,他摸到了两根线。
两根线,一根是明线,一根是暗线。
“暗线通到哪儿。”
“通到旁边那颗。”他说。
“旁边那颗在哪儿。”
“在我脚底下。”
他没动。
“巩大勇。”
“别喊。”他说,“我一动,就炸。”
“怎么弄。”
“你让崔三过来。”他说,“让他从东边过来,把那颗剪了。剪完,我再动。”
崔三从东边爬过来。
爬的时候,他贴在雪上,一点一点。
到了地方,他摸到那颗雷。
摸到,他剪线。
剪完,他拍了拍巩大勇的脚。
巩大勇站起来。
站起来,他的裤子湿了一片。
“排完了。”他说。
“排完了。”
“二十三颗。”他说,“加上那两颗,二十五颗。”
“剩下的呢。”
“剩下的用绳子拉。”他说。
绳子拉,是把一根长绳拴在石头后头,人躲在石壁后,拉绳子。
拉一下,炸一颗。
拉了七下,炸了七颗。
“还有几颗。”
“不知道。”他说,“也许还有,也许没了。”
“那就试。”
试路,是让一个人走。
走三趟,每趟走不同的地方。
“为什么三趟。”
“一趟试不出。”巩大勇说,“雷有时候埋在脚印旁边,你踩正了不炸,踩偏了炸。”
第一趟,他走的是左边。
第二趟,走中间。
第三趟,走右边。
三趟走完,他站在坡下,回头看。
“通了。”
“通了,也不一定全通。”我说。
“不全通,也得走。”他说,“不走,明天的人就白死。”
试,是让人走。
走,是让一个人先走。
“我去。”巩大勇说。
他走过去,走了三趟。
三趟,没炸。
“通了。”他说。
通了以后,全连开始撤。
撤的时候,敌人的照明弹打上来。
照明弹亮,坡上白得像白天。
“快。”
人跑起来,跑得歪歪扭扭。
饿到第四天的人,跑起来像喝醉了。
跑到半坡,敌人的机枪响了。
机枪打在坡上,打得雪跳。
“趴下。”
趴下,趴了半分钟。
半分钟,机枪停了。
停了,我们接着跑。
跑到主阵地,天亮了。
天亮,我清点。
清点,少了两个人。
“哪两个。”
“七班的,姓赵,还有姓孙的。”关东山说。
“怎么少的。”
“跑的时候,落在后头。”他说,“机枪打的时候,他们没趴下。”
我回头看坡上。
坡上白,白得像一张纸。
纸上没有东西。
那天上午,九连到了。
九连来的时候,剩半个连。
“你们连多少人。”我问。
“五十三个。”九连的连长说。
“五十三个,守我们的阵地。”
“守。”他说,“你们撤下去休整。”
“我们不撤。”我说。
他看着我。
“命令是撤。”
“命令是撤。”我说,“可九连只有五十三个,我们的阵地有三百米宽。”
“三百米,五十三个也能守。”
我把地图铺在弹药箱上。
“你看。”我说,“三百米,正面两个坡,侧后一条沟。”
“沟那边是我们的。”
“侧后不用守。”
九连连长看着图,没有说话。
“我留一个排。”我说,“一个排,四十一个人。”
“四十一个,守三百米。”
“守沟,能守多久。”
“守到明天拂晓。”我说。
“守不住。”我说,“守不住,明天全线反击,侧翼就空了。”
他没说话。
那天中午,我给团部打电话。
“团长,我这边四十一个人。”
“四十一个,守三百米。”
“守侧后那条沟。”我说。
“沟多宽。”
“二十米。”
“二十米,四十一个人,一人半米。”
“一人半米,够了。”我说。
“够什么。”
“够扔手榴弹。”我说,“沟窄,他们展不开。”
“你要什么。”团长问。
“我还要一句话。”我说。
“什么话。”
“九连到了,别让他们接我们的正面。”我说,“让他们接侧后。”
“侧后是沟。”
“沟窄,好守。”
“正面宽,不好守。”团长说,“你想清楚了”
“想清楚了。”我说,“正面我们熟,沟他们不熟。熟的地方,我们守。”
电话那头,团长叹了一口气。
“沈铁。”
“到。”
“九连要是没到,你自己顶。”
“顶。”我说,“顶到天亮。”
“天亮以后呢。”
“天亮以后,我再想办法。”我说。
团长没说话。
过了一会儿,他说了一句。
“你这样的参谋,我头一回带。”
“我还要一卷绳子。”我说。
“绳子干什么。”
“拉雷。”我说,“排不完的,用绳子拉。”
“绳子多长。”
“三十米。”我说,“三十米,人躲在石壁后头,拉得到。”
“给你五十米。”团长说。
“谢团长。”
“别谢。”他说,“绳子比人便宜。”
“两箱手榴弹,送到沟口。”
“沟口被封着。”
“封着,也得送。”我说,“送到沟口,我自己去背。”
“你去背,谁指挥。”
“我背完了,再指挥。”我说。
团长在电话那头笑了一声。
“沈铁。”他说,“你这个人,早晚要吃亏。”
“吃不了亏。”我说,“我算着。”
“团长。”
“沈铁。”
“九连到了,五十三个。”
“我知道。”
“五十三个守不住三百米。”我说,“我留一个排,帮他们守到明天。”
电话那头静了一段。
“沈铁。”团长说,“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知道。”
“你这是抗命。”
“是。”
“抗命要上军法处。”
“我知道。”我说,“团长,你算一算。三百米,五十三个,一人守六米。敌人一冲,六米就是一个口子。”
“算得清。”
“算得清,就别让人白死。”我说。
电话那头又静了。
“留一个排。”他说,“剩下的人,撤。”
“团长。”我说,“军法处那边,我自己去。”
“你去不了。”他说,“你在阵地上。”
“那就打完再去。”
“打完,你还活着”
“打完了,我活着,就去。”我说。
电话那头静了很久。
“沈铁。”团长说,“你这个人,我记住了。”
“团长,我还有一件事。”
“说。”
“明天反击,炮火延伸的时候,别往石棚打。”我说,“石棚上还有我们的人。”
“谢团长。”
“别谢我。”他说,“这事,我给你担一半。另一半,你自己担。”
那天下午,我把全连集合在坑道口。
“一个排留下。”我说,“跟我守到明天拂晓。”
没人说话。
“要留的,站出来。”
站出来的,是一整连。
“我说一个排。”
“连长。”关东山说,“一个排,谁留。”
“我留。”我说,“三排留。”
“三排留,一排二排撤。”
“一排二排也留。”有人说。
“不留。”我说,“都留,明天反击就没人了。”
那天傍晚,一排二排撤了。
撤的时候,人一个个从坑道口出去,走过我身边。
有人停下,说一句:“连长,明天见。”
有人说:“石棚见。”
我说:“见。”
撤完了,坑道里剩四十一个人。
四十一个人,守三百米。
我把名单拿出来,摊在弹药箱上。
“连长。”韩九说。
“说。”
“我不撤。”
“知道。”
“我留。”他说,“我这一枪,明天有用。”
“有用。”我说,“明天,你打他们的官。”
那天夜里,四十一个人在坑道里,把子弹数了一遍。
一人平均十一发。
十一发,不够打一天。
“省着打。”我说,“放到三十米。”
“三十米,他们一颗手榴弹就能扔上来。”
“三十米,他们也怕。”我说,“三十米,他们的炮不敢打。”
第十章 四十一个人的阵地
拂晓前的炮,是最沉的。
炮打在石棚上,把石头炸成了粉。
粉落在人身上,一层白。
“连长。”田禾在坑道里喊,“电话。”
“谁。”
“团长。”
我接过听筒。
“沈铁。”
“到。”
“反击的时间改了。”团长说,“提前一个钟头。”
“提前。”
“对。”他说,“你们那边,能不能顶到天亮。”
“能。”
“四十一个人,顶三百米。”他说,“你自己算的,你算算顶不顶得住。”
“算过。”我说,“顶得住。”
“怎么算的。”
“他们上来,一次一个连。”我说,“一个连一百多人,冲三百米,展开得六分钟。六分钟,我们打三轮排枪,扔两轮手榴弹。”
“三轮排枪,能打死多少。”
“三十个。”我说,“扔两轮手榴弹,再死二十个。”
“剩下五十个,上来了。”
“上来了,就打近的。”我说,“近了,他们人多,我们地方小。地方小,他们展不开。”
电话那头,团长没有说话。
“沈铁。”他过了一会儿说。
“到。”
“你要是顶不住,就退到坑道里。”
“退了,侧翼就空了。”
“我知道。”他说,“我就是说说。”
天亮之前,雾起来了。
雾一起,坡上什么都看不见。
“雾好。”关东山说,“雾里他们看不远。”
“雾里我们也看不远。”我说。
“看得近,对我们有利。”他说,“我们人少。”
雾里,先响的是哨子。
雾里看不见人,只能听。
听脚步,听枪栓,听哨子。
哨子响一下,是一排人动。
响两下,是散开。
响三下,是冲。
我数着哨子。
数到第三下,我说,准备。
雾里有人影了。
人影是灰的,走得很慢。
走得慢,是因为他们在等后头的人。
“多少人。”
“看不清。”关东山说,“听脚步,一百多。”
哨子响,是他们的官在催。
催完了,人上来了。
上来的时候,先是一排人,散得很开。
“别打。”我说。
放到六十米,没打。
放到四十米,没打。
放到三十米,我打了一枪。
一枪以后,全连开火。
前面一排人倒了。
倒完,后头的人往上冲。
冲的时候,他们喊。
喊的声音在雾里,听不清。
“手榴弹。”
手榴弹扔出去,炸在坡上。
炸完,雾里静了一下。
静了一下,机枪响了。
机枪是从右边打的。
右边是二排。
二排剩九个人,守六十米。
九个人,一挺机枪,三支步枪。
“二排长。”
“到。”
“顶住。”
“顶。”他说。
他把机枪架在石头上,打了两条弹带。
两条弹带打完,机枪卡了壳。
卡了壳,他用手拉枪机,拉不开。
“退弹。”
他把弹链抽出来,重新上。
上完,打了一梭子。
打完,他说,子弹还有二十发。
右边是二排的位置。
“右边。”
“二排顶不住。”
“马连生。”
“到。”
“把机枪搬到右边。”
马连生抱着机枪,从左边跑到右边。
跑的时候,子弹打在他脚边。
“他死了没有。”
“没有。”柳明说,“他胳膊断了。”
那天上午,他们冲了四次。
四次冲完,我们剩二十九个。
二十九个人,子弹一人四发。
我把子弹收上来,重新分。
分给枪法好的,一人十发。
分给新兵,一人两发。
“为什么这么分。”关东山问。
“十发的,能打死人。”我说,“两发的,只够壮胆。”
“壮胆也是用。”
“也是用。”我说。
分完弹,我让人堆石头。
壕沿上的冰,第二天起了作用。
他们冲到壕前,脚下一滑。
一个人滑倒,后头的撞上来。
那一撞,队形乱了。
“打。”
我们打了一排枪。
打完,坡下躺了七个。
“冰好用。”关东山说。
“冰好用,可太阳出来就化。”我说。
“化了怎么办。”
“化了,就泼水。”我说,“水壶还有八个。”
石头堆完,我又让人把雪堆在壕沿上。
“堆雪干什么。”
“浇上水,冻成冰。”我说,“冰滑,人爬不上来。”
“水从哪儿来。”
“水壶。”我说,“全连的水壶。”
那天下午,我们把二十几个水壶的水,浇在壕沿上。
天黑,壕沿冻成了一层冰。
石头堆在壕前,堆成一排。
“堆石头干什么。”
“子弹打完了,用石头。”我说。
“石头能砸死人”
“能。”我说,“从高处往下推,一块石头能砸断一条腿。”
那天上午,壕前堆了三十几块石头。
每一块,都有脸盆大。
四次,都没上来。
第四次退下去的时候,坡上躺了一片人。
“清点。”
清点,我们还剩二十九个。
“子弹。”
“一人四发。”
“手榴弹。”
“一颗都没有了。”
那天中午,他们没有冲。
没冲,是因为他们在等炮。
炮来了。
炮打了半个钟头,把坑道口的工事全掀了。
掀完,人上来。
上来的时候,我们没有子弹。
“上刺刀。”
上了刺刀,等。
等的时候,我把帽子摘了。
摘了帽子,放在石头上。
“连长,你摘帽子干什么。”
“帽子挡眼。”我说。
其实不挡眼。
摘帽子,是想让人看见我的头。
头露在外头,人就知道,连长在这儿。
我把枪里的三发子弹退出来,装进兜里。
退出来,是为了不忘。
不忘,是因为这三发,得留给最后。
等到二十米,我从坑道里冲出去。
冲出去,四十多米的地方,有人迎上来。
刺刀碰刺刀,声音很脆。
我捅了一个,拔出来,又捅一个。
第二个没捅进去,是因为他倒下了。
倒下,是因为韩九打了一枪。
“韩九。”
“我在。”
“还剩几发。”
“三发。”
“省着。”
“省着就死了。”他说,“连长,我打他们的官。”
那天下午,他们退了。
退,是因为他们的官死了两个。
退完,坡上又静了。
静的时候,雷大柱爬过来。
“连长。”
“你伤哪儿了。”
“腿上。”雷大柱说,“石头砸的。”
“能走吗。”
“能爬。”
他把裤腿撕开。
布条上全是土。
“我给你绑。”
“不用。”他说,“连长,我把炸药绑在身上。”
“爬得慢,抱着包,包会掉。”他说,“绑在身上,掉不了。”
他把两个包绑在腰上,用绳子捆了三道。
捆完,他试着站起来。
站到一半,他坐下了。
“腿上。”他说,“不碍事。”
“不碍事,你还爬。”
“我爬,是有事说。”他说,“他们要来坦克了。”
“你怎么知道。”
“我听见的。”他说,“坦克的声音,跟炮不一样。”
“听见了。”
“听见了。”他说,“三辆,从沟底上。”
那天下午,坦克上来了。
三辆,从沟底往坡上爬。
爬得很慢,履带把雪压成两条沟。
“炸药还有吗。”
“有两包。”雷大柱说,“一包二十斤。”
“两包,炸一辆。”
“一包就够。”他说,“我绑了铁片,铁片能穿透。”
“你去。”
“我去。”他说,“连长,我要是回不来,你在我名字后头写个字。”
“写什么。”
“写‘响’。”他说,“我一辈子就干这个,炸得比人响。”
他抱着炸药包,从坡上往下爬。
坡上有雪,雪下有碎石。
他往下爬,爬一步,滑半步。
滑到半坡,他停住,把包往上提了提。
提完,接着爬。
坦克的炮塔在转,转得很慢。
转到对着他的时候,他趴下,不动。
炮打了一发,打在他后头的坡上。
土落在他背上,他没有动。
炮打完,炮塔转回去。
他接着爬。
爬的时候,坦克的炮塔在转。
转,是在找目标。
他爬到第一辆坦克的侧后,把炸药包塞在履带下。
塞进去,他拉火,往回滚。
滚了四步,炸了。
炸的时候,火从履带里喷出来,喷得比人高。
第一辆坦克停了。
第二辆从他旁边过去。
他从地上爬起来,抱着第二包,追上去。
追了十几步,他把包塞在第二辆的履带里。
塞进去,他没滚。
他压着包。
“雷大柱。”
“连长。”他喊,“这个包,引线短。”
引线短,是来不及跑。
炸了。
炸的时候,第二辆坦克翻了一下。
翻完,它歪在那儿。
雷大柱没有回来。
那天傍晚,敌人退了。
退完,天还没黑。
天没黑,坡上看得清。
坡上躺着人,有我们的,有他们的。
我让人把我们的抬回来。
抬了十一个。
十一个里,有三个还有气。
“抬进坑道。”
抬进去,柳明一个一个看。
看到第三个,他摇了摇头。
那个兵,十七岁。
我翻名单。
翻到“周”字那一页,找到一个名字。
周小满。
十七岁,河南人,入伍八个月。
名字后头,前连长写了一个字。
写的是“嫩”。
我把“嫩”划掉。
划掉,我在后头写了一个字。
写的是“顶”。
他的手里,攥着半个饼。
饼是昨天分的。
他没有吃完,留了半个。
我把饼拿出来,放进兜里。
饼上有血,血冻住了。
“连长。”关东山说。
“嗯。”
“这个饼,你要带到什么时候。”
“带到打完。”我说。
“打完了呢。”
“打完了,还给他娘。”我说。
退得很干净,退到沟那边。
坡上静了。
我坐在弹坑里,把名单拿出来。
名单上,我又划了十二道。
划完,我在雷大柱的名字后头,写了一个字。
写的是“响”。
“连长。”关东山走过来。
他的腿,今天走得更瘸了。
“说。”
“剩二十一个。”他说。
“加上伤号,二十六个。”他说,“能打的,十七个。”
“十七个。”
我把名单摊开,数了一遍。
子弹,一人四发。
手榴弹,零。
刺刀,十一把。
“十七个,十一把刺刀。”
“六个人没有刺刀。”关东山说。
“没有刺刀的,用枪托。”我说。
“枪托也行。”他说,“枪托砸得重。”
“连长。”他说,“明天拂晓,全线反击。我们这十七个,还打不打。”
“打。”我说。
“打什么。”
“打我们丢的那条山腿。”我说,“打回来。”
第十一章 名字
拂晓,全线反击。
炮先打。
炮打了二十分钟,打在山腿上。
山腿上的石头被炸得翻了土。
炮停,冲锋号响。
号响的时候,十七个人从坑道里出来。
出来,往山腿上冲。
山腿上有三道壕,壕里有人。
三道壕,一道比一道高。
第一道壕离我们四十米,壕不深,只到膝盖。
第二道壕在坡腰,壕前有一道土坎。
第三道壕在坡顶,壕后是地堡。
“分三组。”我说,“一组打第一道,二组打第二道,三组跟我上顶。”
“三组几个人。”
“三个。”我说,“我、韩九、巩大勇。”
“三个人上顶。”
“三个人先上,后头的跟上。”我说。
第一道壕,我们是摸上去的。
摸上去,用刺刀。
刺刀捅了三个,剩下的人往第二道壕跑。
第二道壕,他们有机枪。
机枪打在我们前头,打得土跳。
“韩九。”
“到。”
“机枪。”
“看见了。”
他趴下,架枪。
“八百米。”
“八百米。”他说,“不用抬。”
一枪。
机枪哑了。
“上。”
上到第二道壕,我们剩十一个。
第三道壕,在山腿顶上。
顶上有一个地堡,地堡前头有铁丝网。
“巩大勇。”
“到。”
“网。”
他爬过去,用钳子剪。
剪开一个口子,里头扔出一颗手榴弹。
手榴弹落在他旁边,他滚了一下。
炸了以后,他接着剪。
剪完,他招手。
“上。”
上到地堡前头,地堡里有人出来。
出来五个,举手。
“降的。”
“押后头。”
山腿拿回来了。
拿回来,我清点。
清点,剩九个。
九个,加上三个伤号,十二个。
“连长。”韩九说。
“说。”
“我的子弹,还剩一发。”
“留着。”
“留着干什么。”
“留着打他们的官。”我说。
那天上午,他们反扑。
反扑的人,比昨天多。
多,是因为他们把后头的预备队也调上来了。
“两个排,也许三个。”
“三个排,我们守不住。”关东山说。
“守不住,就守到守不住的时候。”我说。
手榴弹扔完了。
扔完,我们把石头往下推。
石头滚下去,砸在坡上,跳得很高。
推石头,是山上唯一不缺的东西。
反扑来了两个排。
两个排,从沟底上。
我们在山腿上,九个人。
“打。”
打到中午,我们剩六个。
六个人,子弹打光了。
“手榴弹。”
“没了。”
“刺刀。”
“还有。”
那天中午,他们没有上来。
没上来,是因为他们的炮要打。
炮打了,人才能上。
炮来了,打在山腿顶上。
炸了以后,我趴在地上,耳朵里什么都听不见。
听不见的时候,看见韩九在动。
他在架枪。
“韩九。”
他回头,嘴动了一下。
我听不见他说什么。
他指了坡下。
坡下有人在动,是他们的官,举着望远镜。
韩九趴下。
一枪。
坡下的人倒了。
“中了。”他说。
他说的时候,我不知道他说什么。
后来我才知道,他说的是“中了”。
午后,坡下又起了人影。
一个连,队形比上午更密。
我们剩六个人,两把枪,一把刺刀。
我把名单从怀里摸出来,塞给田禾。
“我不回。”田禾说。
“你回。”
“我回了,谁守电话。”
“电话不用守了。”我说,“线断了。”
“线断了,我接。”
“接不上。”我说,“田禾,你听着。这张名单,是七连的命。”
“命在人身上。”
“人在,名单也在。”我说,“名单丢了,人就白死了。”
他接了名单。
接的时候,他的手抖。
“连长。”
“走。”
“我走。”
他把名单塞进棉衣的里层。
塞进去,他按了按。
“田禾。”
“到。”
“名单带回团部。”
“我不回。”
“回。”我说,“名单上有名字,名字得有人记。”
他把名单塞进怀里。
“连长。”
“走。”
他走了。
走的时候,他手里还拿着线拐子。
那天下午,我们五个人守在山腿顶上。
五个人,守一个顶。
顶上有石头,石头能挡子弹。
我们把石头垒起来,垒成一道矮墙。
矮墙有一尺高。
趴下,头能挡住。
“子弹还有多少。”
“我三发。”关东山说。
“我一发。”巩大勇说。
“我两发。”韩九说。
“我五发。”我说。
五个人,十一发。
“一发一个。”我说。
“打完了呢。”
“打完了,就拼刺刀。”我说。
“刺刀不够。”
“不够,用枪托。”我说,“枪托砸,砸一下,人就倒。”
巩大勇把枪托在地上磕了两下。
“磕什么。”
“磕实。”他说,“枪托松了,砸不狠。”
磕完,他把枪托举起来,看了看。
“打不中呢。”
“打不中,用石头。”我说。
“石头在顶上。”
“顶上石头多。”我说,“搬一块,等他们到十米,砸下去。”
巩大勇把石头搬了两块,放在手边。
搬完,他坐在石头上,喘气。
“你歇。”
“歇不了。”他说,“歇了,就起不来。”
敌人冲了三次。
第三次,他们冲上来。
我把最后一颗手榴弹扔出去。
炸了以后,我抓起步枪,用枪托砸。
砸的时候,有人从后头抱住我。
抱住我的是关东山。
“连长。”他说,“撤。”
“不撤。”
“撤。”他说,“团部的反击成功了。山腿是我们的了。你再打,就是白死。”
“白死。”
“白死。”他说,“你算算。”
我算了。
算了以后,我站起来。
站起来,我们往坑道走。
走到坑道口,我回头看了一眼。
坡上躺着人。
躺着的人里,有我们连的。
那天夜里,团部来了命令。
全线反击成功,敌人退到沟南。
七连,撤到后方整补。
整补的时候,我坐在坑道里,等田禾。
田禾回来了。
回来的时候,他把名单交给我。
“名单在。”
“在。”
名单上有血。
血把几个名字糊住了。
我把名单摊在膝盖上,一个一个看。
看到韩九,我愣了一下。
韩九的名字后头,有字。
字是“准”。
可韩九没回来。
“他什么时候……”
“下午。”田禾说,“他打完那一枪,又打了一枪。”
“第二枪。”
“第二枪,他打的是他们的机枪。”田禾说,“他说,第二枪就晚了。”
那天夜里,我一个人坐在坑道口。
关东山过来,坐在我旁边。
他的腿,今天走不动了。
“连长。”他说。
“说。”
“剩的人,我记了。”
“记在哪儿。”
“记在心里。”他说,“十二个,我一个个记。”
“记得住”
“记得住。”他说,“我记得住活人,也记得住死人。”
他从怀里摸出一个小布包。
“这个包,你收着。”他说。
“这个包,不该我收。”我说。
“该你收。”他说,“你是连长。”
“连长死了,谁收。”
“你死不了。”他说。
“为什么。”
“你算得清。”他说,“算得清的人,不白死。”
我把包塞进怀里,没有说话。
包硌着肋骨,一呼吸就疼。
“关东山。”
“到。”
“明天打完,包还你。”
“不用还。”他说,“包里的东西,你留着。”
“留着干什么。”
“将来有人问,七连有多少人。”他说,“你打开包,数壳。”
我把包打开,看了一眼。
壳有黄的,有灰的。
黄的,是铜壳。灰的,是钢壳。
“黄的多少个。”
“七十几个。”他说。
“灰的呢。”
“灰的四十几个。”他说,“我数过三遍。”
“数错了呢。”
“错一个,我重头数。”他说,“数到对为止。”
他把包重新系上。
系的时候,他用牙咬绳头。
“关东山。”
“到。”
“明天,你不用上顶。”
“为什么。”
“你的腿走不动。”我说,“你守坑道口。”
“守口子,也算守。”他说。
“算。”我说,“守口子的人,得最后一个走。”
“包里的数,你记着。”他说,“一百一十四个。”
“少了十三个。”
“十三个,我还没刻。”他说,“刻完了,再放进去。”
包里是子弹壳,一百多个。
“每个壳,一个名字。”他说。
“刻得下”
“刻不下。”他说,“壳小,字刻不下。我就记在心里。”
“一百多个,记得住”
“记得住。”他说,“我每天晚上,从头念一遍。”
“念到天亮”
“念到睡着。”他说,“睡着了,就记不住了。”
坑道口的雪,又被风吹起来。
雪落在我膝盖上,落在名单上。
我把名单上的雪吹掉。
吹掉以后,我在韩九的名字后头,又写了一个字。
写的是“勇”。
前面有一个“勇”,后头有一个“准”。
两个字,都在。
“连长。”关东山走过来。
“说。”
“剩十二个。”他说,“加上你,十三个。”
我让他报名字。
他报一个,我应一个。
“韩九。”
“没了。”
“雷大柱。”
“没了。”
“马连生。”
“伤了,在坑道。”
“柳明。”
“在。”
“勺满仓。”
“没了。”
他报了一百一十四个。
报到后头,他的声音哑了。
“关东山。”我说。
“到。”
“剩下的,就这些。”
“就这些。”他说。
“十三个。”
“一百二十七个人,剩十三个。”
我把名单合上。
“关东山。”
“到。”
“这一仗,谁打的。”
“七连打的。”他说。
“七连,都是什么人。”
“都是兵王。”他说,“各部队不要的,到我们这儿,都是兵王。”
那天夜里,风很大。
风把坑道口的雪吹成了一道墙。
墙上有一行字,是巩大勇刻的。
刻字,他用的是刺刀尖。
石头硬,刻一道,要划十几下。
刻到第二十个名字,他的手不听使唤。
“换我刻。”我说。
“你刻不动。”他说,“你的手也在抖。”
他把手放在嘴上哈气。
哈完,接着刻。
刻到天亮,刻完一百二十七个。
最后一个名字,是他自己的。
他刻完,把刺刀插在雪里。
刻的是:石棚,七连。
名字底下,刻了一百二十七个名字。
名字刻得歪,有的深,有的浅。
刻到一半,他的钳子断了。
他用刺刀接着刻。
刻完最后一个,他把刺刀插在雪里。
第十二章 兵王
一九五三年七月,停战。
停战那天,我在国内。
我是一九五二年回国的。
回国,是因为左胳膊。
胳膊在石棚上被弹片削了一块,骨头露出来。
后方医院锯掉了一节。
锯完,我不能再画图。
不能画图,就教书。
教的是地图课。
学生三十几个,都是十七八岁。
他们不知道石棚。
他们知道朝鲜,知道停战。
我在一个学校里,给一群学生讲地图。
讲的是等高线。
讲到一半,有人敲门。
“沈教员。”
“进。”
进来的是个通信员,手里拿着一个包。
“有个东西,从朝鲜寄来的。”
包是用布缝的,布上有泥。
我拆开。
里头是名单。
名单是我在石棚揣过的那张,纸边磨破了,血在纸上成了褐色。
名单后头,多了一页。
多的一页,是关东山写的。
他写得很短。
“连长,石棚还在。名字还在。”
名字底下,他用铅笔描了一遍。
描的时候,他把一百二十七个名字,全描了。
我坐在桌子上,看那张名单。
看了很久。
学生围过来。
“教员,这是什么。”
“名单。”我说。
“什么名单。”
“我连里的人。”
“一百二十七个。”
“一百二十七个。”我说。
“他们都是谁。”
“都是兵王。”我说。
学生笑了。
“兵王。”一个学生说,“教员,兵王是什么。”
“兵王,就是各部队不要的人。”我说,“各部队嫌他们刺头,嫌他们不服管,嫌他们瘸,嫌他们慢,嫌他们话多,嫌他们打过败仗。”
“这样的人,到你们连。”
“到我们连。”我说,“到我们连,一个能顶三个。”
那天下午,我把名单摊在讲台上,讲了半节课。
我讲韩九。
有个学生问:“一枪怎么就中了。”
“因为他算过。”我说。
“算什么。”
“算风,算距离,算弹往下掉多少。”我说,“他算完了,才把准星抬一根头发。”
“一根头发。”
“一根头发。”我说,“一千一百米,就差这么多。”
学生没有说话。
过了一会儿,他说:“这个人在哪儿。”
“在石棚。”我说。
“石棚在哪儿。”学生问。
“在朝鲜。”我说,“一个山包。”
“山包高吗。”
“不高。”我说,“三百米。”
“三百米,也叫山。”
“也叫山。”我说,“山不在高。”
“在山上有谁。”另一个学生说。
“有七连。”我说。
“七连还在吗。”学生问。
“在。”我说。
“七连的人,后来呢。”
“后来的事,我说不清。”我说。
“为什么。”
“因为我回国了。”我说,“回国以后,我打听过。”
“打听到什么。”
“打听到七连补了三次人。”我说,“补一次,打光一次。”
“打光了,还补”
“还补。”我说,“编制在,就得补。”
“补来的人,知道七连以前的事吗。”
“知道。”我说,“补来之前,先看名单。”
“名单在哪儿。”
“在连部。”我说,“一张纸,一百二十七个名字。”
“名字后头有字。”
“有字。”我说,“有的写‘勇’,有的写‘准’,有的写‘响’。”
“这些字,什么意思。”
“意思是,这个人干过什么。”我说。
“在。”我说。
“人在哪儿。”
“人没了。”我说,“编制还在。”
“编制在,有什么用。”
“有用。”我说,“编制在,下一批人来了,还叫七连。”
学生没有说话。
窗外的树,叶子落了一半。
韩九是猎户,从小在山里打猎。
他打枪,从来不瞄准具。
他靠眼。
他的眼,能看见一千一百米外的树杈。
他打完一枪,从来不补第二枪。
他说,第二枪就晚了。
第二枪晚了,是因为第一枪打空了,人家就知道你在哪儿。
所以他的第一枪,必须中。
他的第一枪,打掉了敌人的观察哨,打掉了敌人的机枪,打掉了敌人的官。
最后一枪,他打的是敌人的机枪。
那一枪,他没回来。
我讲雷大柱。
“炸药包多重。”学生问。
“二十斤。”我说。
“二十斤,人能抱得动。”
“抱得动。”我说,“抱得动,还得爬。”
“爬多远。”
“二百米。”我说,“雪地,坡上,子弹打在身上。”
“他爬了”
“他爬了。”我说,“爬到履带底下,把包塞进去。”
“塞进去,他跑了吗。”
“最后一回,他没跑。”我说。
雷大柱是工兵,绑炸药包绑了六年。
他绑的包,比别人紧,比别人重。
紧,是因为他要炸得响。
他说,炸得响,人才不敢上来。
他炸过地堡,炸过铁丝网,炸过坦克。
最后一包,他绑了铁片。
铁片能穿透履带。
他压在包上,没滚。
炸的时候,他二十八岁。
我讲马连生。
马连生是国民党兵,投降过来。
投降的时候,他说,我打仗实在。
实在,是他打机枪不躲。
他的胳膊断了,还抱着机枪。
断了胳膊,他用另一只手压弹。
压完,他打完了三条弹带。
我讲田禾。
田禾十七岁,是通信员。
他认线。
线断了,他去接。
接的时候,炮在他旁边炸。
他的手套丢了,手指头冻掉一个。
冻掉一个,他还能接线。
他说,线断了,我别人不认,我认。
我讲柳明。
柳明念过书。
他缝伤口,缝得慢。
慢,是因为手冷。
他把手在腋窝里暖一下,再缝一针。
一个伤兵的腿,他缝了八针。
八针,缝了二十分钟。
他说,缝完了,还能走路。
我讲勺满仓。
勺满仓是炊事员。
他在炮弹坑里烙饼。
饼贴在炮弹箱的铁皮上。
铁皮薄,热得快。
他烙的饼,外头黑,里头白。
他留着十二张饼,藏了四天。
第四天,他拿出来。
拿出来,一人一块。
我讲巩大勇。
巩大勇埋雷,埋得看不出痕迹。
排雷,他脱鞋。
脱了鞋,脚底板能感觉铁。
他一夜排了二十五颗。
二十五颗里,有一颗,在他脚底下。
他站了半个钟头,没动。
我讲崔三。
崔三摸哨,摸了三年。
他学鸟叫。
三声,两短一长,意思是来了。
他摸过敌人的伙房,摸回来两箱罐头。
二十四罐,一人一口。
我讲关东山。
关东山腿坏了,走不快。
他管人。
他管人,管得狠。
他说,兵不是管出来的,是带出来的。
他在七连待了四年。
四年,他划掉了一百多个名字。
每一个,他都记得。
那天讲完,学生没说话。
下课的时候,有个学生站起来。
“教员。”
“说。”
“我想当兵。”
“为什么。”
“因为你说的人。”他说,“他们都不是好兵。”
“谁说他们不是好兵。”
“各部队不要他们。”
“各部队不要,是因为各部队不会用。”我说。
“那你会用”
“我会算。”我说,“算完了,把他们放在该放的地方。”
学生看着我。
“教员,你叫什么。”
“沈铁。”我说。
“教员。”有个学生问,“你叫什么。”
“沈铁。”
“你在名单上吗。”
“在。”
“你名字后头,写了什么字。”
我把名单翻过来。
我的名字在最后一行。
我名字后头,是关东山写的。
写的是“算”。
“算。”学生念了一遍。
“算。”我说。
“为什么写这个字。”
“因为我会算。”我说,“我算过弹道,算过炮位,算过敌人什么时候来,算过我们剩几发子弹。”
“算得准吗。”
“算得准不算本事。”我说,“算准了,还得有人去打。”
那天夜里,我一个人坐在屋里,把名单又看了一遍。
看完,我找了一张纸,抄了一份。
抄的时候,我抄得很慢。
抄完,我把抄的那份,寄给了关东山。
关东山回了信。
信上只有一句话:石棚的草,长到膝盖了。
信纸后头,画了一个山包。
山包上,有一道矮墙。
信的后头,还有一行字。
写的是:我腿不行了,走不上去,你替我看看。
我看完,把信折起来。
折的时候,我发现信纸背面画着一道矮墙。
墙上画了五个小人。
五个小人,都趴着。
看完,我在名单最后,写了一行字。
写的是:我的连队,全是兵王。
写完,我把名单折起来,放进抽屉。
抽屉里有一张纸,是关东山寄来的另一张。
纸上画着一个山包。
山包上头,是一层石头。
石头缝里,长着枯草。
山包叫石棚。
石头上有字。
字是一百二十七个名字。
第二年,我去了一趟朝鲜。
去的时候,坐的是火车,再换卡车。
卡车走到沟口,司机说,前头不通。
不通,是路还没修完。
我下车,走了十八里。
十八里,走到石棚下头。
山坡上的草很高。
草里有一顶帽子。
帽子是棉帽,帽檐破了。
我把帽子捡起来,拍了拍土。
土拍完,我把帽子放回原处。
去的时候,山包还在。
山包上长了草,草有一尺高。
石头上的字,被雨冲得淡了。
我蹲下来,用手指描。
描到韩九的名字,我停了一下。
描到雷大柱,我又停了一下。
描完一百二十七个,天黑了。
天黑,风起来了。
风从沟底上来,把草吹得响。
响声里,好像有人在说话。
“连长。”
“到。”
我站起来,回头。
后头没有人。
只有山包,和山包上的名字。
我把帽子摘下来,站了一会儿。
站完,我把帽子戴上。
“七连。”我说,“集合。”
风把草吹得更响了。
我在山包上坐到天黑。
天黑,沟里起了雾。
雾从沟底往上走,走到半坡就散了。
散的时候,山包上的草动了一下。
我站起来。
“七连。”我说,“点名。”
风响。
“韩九。”
风响。
“雷大柱。”
风响。
我一个一个念。
念到一百二十七个,我把帽子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