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山谷里的哭声
一九五二年十月,朝鲜中部,铁原西边。
雨下了三天,山沟里的水涨到膝盖。
我们的工事在半坡上,是三条土沟,沟上盖着松枝。
松枝压着雪,雪压着松枝,压了三天,压塌了两条。
塌了以后,人只能蹲在雪里。
蹲在雪里,脚先没知觉。
我有个法子:把脚趾头一个一个动一遍,动完了一遍,再动一遍。
这个法子是我爹教的。他说人在山里冻着,先冻脚,脚冻硬了,人就走不动。走不动,就回不去。
我们排三十六个人,排长赵铁柱,脸黑,眉毛浓,说话有一个毛病,说完一句要停一下,像在等谁接。
通信员老娄,十九岁,江苏人,跑得快,背着一部电话机。
老娄每天夜里要往营里跑一趟,跑回来的时候,帽子上全是冰。
我们排在前哨,一个叫鹰嘴沟的地方,沟口正对着美军一条运输线。
排长赵铁柱说,这条线是敌人的腿。腿断了,人就趴下。
我们排三十六个人,分为三个班。我在三班,班长叫邱大年,山东人,说话像砸石头。
那天夜里,轮到我们班摸哨。
美军在沟口东边的无名高地上放了一个排,工事修得规矩,铁丝网、沙袋、照明弹,一样不缺。
邱大年蹲在雨里,把手按在我肩上。
“立柱,你那个本事,使出来。”
我说:“班长,那是学牲口叫。”
“牲口叫也是本事。”他说,“你去,让他们挪窝。”
我那年二十二,山东临沂人,家里是猎户。我爹打猎,我跟了六年,学会两样东西:一是看地,二是学叫。
学叫是跟山里的东西学的。狼嚎、狗吠、猫叫春、婴儿哭、老头咳嗽、女人骂街,我都能学。
我爹说,这本事打不了猎,就是闲的。后来我参了军,才知道闲的本事也能要命。
我爹还说,山里的东西,你不惹它,它不惹你。你要惹它,得先知道它在哪儿。
知道它在哪儿,靠三样:脚印,风,声音。
脚印要会看,看深浅,看新旧,看踩的方向。
风要会断,断它从哪儿来,往哪儿去。
声音要会听,听它离多远,听它是活的还是死的。
这三样,我在山里学了六年。
六年里,我爹只夸过我一句。
那年冬天,我一个人摸到一头野猪后头,隔着三丈远,学了一声母野猪叫。
野猪回过头。
我爹在后头开枪,一枪打在耳朵后头。
他把枪放下,看了我半天,说了一句:耳朵有用了。
我趴在泥里,往高地爬。
雨把声音压住了。雨点打在叶子上,打在钢盔上,打在铁丝网上,一片杂响,什么都听不清。
这对我好。
爬到铁丝网外二十步,我停下来。
高地上一共三个哨位,一个在正面,一个在左坡,一个在右坡。
正面那个哨兵抱着枪,蹲在沙袋后头,帽檐压得低,一动不动,像睡着了。
我先学狗叫。
那叫声跟凶狗不一样。是半大的土狗,被人踹了一脚后的叫。短,急,带着委屈。
那哨兵动了动。
我又学了一声,从沟底那个方向传过去。
他站起来,往铁丝网外看。
看了一会儿,什么也没有,他又蹲下去。
这时候我换了。
我学婴儿哭。
先是抽气,抽得很细,像没气了。然后一声哭出来,短,哑,哭一半又噎住,再哭。
哭声从沟底往上飘,绕着雨雾走,听着不像在近处,也不像在远处。
哨兵一下站起来。
他喊了一句英语,我听不懂,听着像“谁在那儿”。
没人答。
婴儿又哭,这回哭得更弱,像要断气。
左坡的哨兵也站起来了。他往正面喊了一句,正面那个回了一句,两个人都不动了。
我看见正面那个把枪抱在怀里,往铁丝网的门口走。
他心里有个东西被勾住了。
人听见孩子哭,第一件事是想过去看看。这跟当兵不当兵没关系。
他走到门口,蹲下来,用手拨开铁丝网上的挂锁。
就这个时候,邱大年带着两个兵从右坡上来了。
右坡的哨兵还在看沟底,后脑勺对着他们。
邱大年一只手捂住他的嘴,一只手把匕首送进他肋下。
没声。
正面那个听见后头的响动,回头。
我已经从铁丝网下头钻进去了,从后头抱住他的腿,往上顶。
他往前栽,脸磕在沙袋上,枪甩出去两米。
我骑上去,用枪托砸他的后颈。
砸了两下,他软了。
我们把这个排的工事摸了半个钟头。
不炸,不打,只拿东西。
两挺轻机枪的枪机,一箱手榴弹,三个望远镜,一台电话机,还有一份值班表。
值班表上写着换哨的时间,写着连长的名字,写着明天上午九点有一列车队过沟口。
邱大年把值班表折好,塞进怀里。
我们退的时候,把三个哨兵拖进沟底。
死的那个,我们抬着走。抬了半里地,邱大年说,放下。
“抬回去干啥。”他说,“抬回去,还得埋。”
我们把他放在一棵松树底下,用松枝盖上。
盖的时候,我看了他的脸。
很年轻,胡子还没长齐。
我把他帽子上的徽摘下来,塞进兜里。
那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摘,后来知道了:打仗的人,得给自己留一点东西,证明对面躺着的也是人。
“这玩意儿比枪值钱。”他说。
临走的时候,我看见沙袋上有一张纸,是美军那种包糖的油纸。
我从兜里摸出半截铅笔。
我不识几个字,可我会写四个字。
我在那张油纸上写了四个字,压在沙袋上,用一块石头压住。
写完我们退了。
退到沟底,回头看高地,三个哨位全空着,工事里静得像没人。
雨还在下。
第二天上午,美军换哨的人上来,看见三个哨兵一个死在工事里,两个被捆在弹药箱上,嘴里塞着袜子。
工事里的机枪没了枪机,电话机没了话筒。
沙袋上压着一张油纸。
翻译崔永植把油纸拿给邓肯少校看。
邓肯是美军这个营的营长,四十来岁,脸刮得干净,说话慢,喜欢把事情写在纸上。
油纸上四个中国字:你们吵到孩子了。
邓肯看了很久。
“这是什么意思。”
“不知道。”崔永植说,“字是一个中国兵写的,写得不好,笔画歪。”
“他为什么写这个。”
“可能……”崔永植停了一下,“可能是他学孩子哭,学得太像,把孩子吵醒了。他跟我们道歉。”
邓肯把油纸放在桌上,用手指压着。
“他学孩子哭。”
“是。哨兵说,昨夜沟底有孩子哭,哭了很久。哨兵离开岗位,就是想去看。”
邓肯抬起头。
“一个中国兵,在雨里学孩子哭,让我的哨兵离开岗位,然后摸掉我的哨位,还给我留一张纸条,说我们吵到孩子了。”
“是。”
邓肯把油纸折起来,装进上衣口袋。
“少校。”崔永植说,“这只是一张纸。”
“不是纸。”邓肯说,“这是一个人告诉我,他看得见我。”
他把手放在地图上,按着沟口那个位置。
“我在这条沟上放了三个哨位,一道铁丝网。他一个人进来,把我的东西拿走,还留一张纸。”
他抬起头。
“崔,你们朝鲜人,信不信有这种人。”
“信。”崔永植说,“我们这儿山里,有这样的人。老人不叫这个妖法,叫本事。”
“本事。”邓肯重复了一遍。
他把煤油灯的灯芯往上拨了拨,火苗高了一点。
“查清楚他的番号。”他说,“我要知道他是哪一个团的。”
“彼得森。”
情报官彼得森中尉站起来。
“查。”邓肯说,“查这个会学孩子哭的中国兵。我要他的名字,他的部队,他在哪儿。”
彼得森说:“少校,这只是一个哨位。”
“一个哨位。”邓肯说,“他一个人,学一声哭,让我三个哨兵全部离开岗位。这不是打仗,这是……”
他没说完。
他把桌上那杯咖啡端起来,喝了一口,又放下。
“这是妖法。”
那天下午,美军营部的墙上多了一张纸。
纸上画着一个中国人的样子,画得粗糙,眼睛画得很大。
底下写着一行英文:WANTED——THE CRYING MAN。
悬赏五十美元。
五十美元在那时候不算少,够一个美国兵抽半年烟。
我们这边不知道这件事。
我们只知道,第二天上午九点,有一列车队要过沟口。
邱大年把值班表交给排长赵铁柱,赵铁柱交给连里,连里交给营里。
营里回了话:打。
那天夜里,我又趴在高地外头的泥里。
雨停了,风起来了。
风从沟口往里灌,吹得铁丝网响。
我听见高地那边有人在说话,说的是英语,声音很轻,像怕被人听见。
我把耳朵贴在地上,听了一会儿。
我听出两个字。
那两个字是“妖法”。
我不懂英语,可这两个字我记住了,因为它们被说了很多遍。
后来我才知道,那天夜里,美军那个排在工事里点了一盏灯,灯下摆着一张纸,纸上画着我的样子。
他们在等我。
钩子:他们等我,我也在等他们。天亮之前,我要让他们把灯灭了。
第二章 一面破锣
天亮以前,雾下来了。
雾是从沟底起来的。
先是沟底那一片白,白得不实,像有人在沟里倒了一锅米汤。
米汤往上淌,淌到半坡,就散了,散成一缕一缕。
一缕一缕往上走,走到铁丝网那儿,就慢下来。
雾走到铁丝网就慢,这是有原因的:铁丝网那边是敌人的地界,他们不生火。我们这边生火,火的热气往上走,把雾往上顶。
我在沟口蹲了半个钟头,看着雾把高地那盏灯一点一点包住。
朝鲜的雾不像山东的雾。山东的雾薄,太阳一出来就散。这里的雾从江里起来,贴着地走,能走一整夜,到了中午还在沟底压着。
我趴在沟口的石头上,看见雾从下往上爬,把铁丝网淹了,把沙袋淹了,最后把高地也淹了。
高地那盏灯,雾里看,像一个白点。
邱大年爬过来,压着嗓子说:“看见没有,他们一夜没睡。”
“看见了。”
“灯不灭,说明人不敢睡。”他说,“立柱,你说,人怕什么。”
我想了想。
“怕看不见的东西。”
他笑了,牙在雾里显得很白。
“那你就让他们看不见。”
我们从沟底往回撤了五十米,找到一个废了的炭窑。
炭窑是朝鲜人烧炭用的,圆顶,口子小,里头是黑的。
窑里还有半窑炭,炭上落着灰。
邱大年伸手摸了摸窑壁。
“还热。”
“有人在这儿烧过。”
“前几天。”
炭窑边上有脚印,脚印很浅,是赤脚踩的。赤脚,说明是老百姓。
老百姓在打仗的地方烧炭,只有一种原因:他们没别的地方去。
我把铜锣拎起来,敲了一下。
声音在窑里转了两圈才出去。
邱大年说:“这窑能当鼓。”
“不能当鼓。”我说,“鼓要响,这窑把声音闷住了。”
炭窑边上有半扇破铜锣,不知道是谁扔的,锣面锈了,边上有个豁口。
我把铜锣拎起来,敲了一下。
声音很低,闷闷的,不像锣,像有人在很远的地方咳嗽。
邱大年眼睛亮了。
“这玩意儿行。”
我兜里还有三样东西:两支手电,一盒火柴,半斤黑火药。
黑火药是从炮弹里倒出来的,倒在一张纸上,包成小包,一包二两。
我在炭窑里忙了一个钟头。
手电用布蒙住,只留一条缝;铜锣的绳换了,换成一根长绳;黑火药分三份,一份装进竹筒,一份摊在瓦片上,一份留着。
天亮了,雾还压着。
高地那边传来哨子声,是换哨。
换完哨,那个排开始修工事。他们拿铁锹,往沙袋上培土。
我听见有人在工事里说话,说了很久,说的是英语,我听不懂。
邱大年说:“他们在骂。骂雾,骂雨,骂夜里没睡。”
七点半,雾稍微薄了一点。
薄了一点,正好。
雾太厚,敌人看不见光。雾太薄,敌人看得见人。
我选的这个时候,是雾能遮住二十步外的东西,遮不住三束光。
我先敲锣。
敲的时候不看高地,看着雾。
雾里的声音跟平地不一样。平地的声音往外散,雾里的声音贴着地走,走得很低,像水在流。
敲到第四下,我改了手。
手掌按在锣边上,一下一下地拍。
拍出来的声音发“扑”,不发“当”,像有人在泥里走。
邱大年后来跟我说,那声音听着不像锣,像很多人扛着东西上山。
我把铜锣挂在沟口的一棵松树上,绳子拉到三十米外的一块石头后头。
然后我爬到石头后头,蹲下。
邱大年和另外两个兵在东边和西边的坡上,各拿一支手电。
我拉绳子。
铜锣响。
第一下,闷。第二下,闷。第三下,我改了节奏,连敲三下,急。
雾里的锣声传出去,不像锣,像有人在山里敲铁,敲得没有章法。
高地上有人站起来。
我又敲。
这回我在锣边上用手掌拍,拍出来的声音短,碎,像很多人在敲很多东西。
东边坡上的手电亮了。
一束光从雾里穿出来,白,细,像一把刀。
西边坡上的手电也亮了。
两束光在雾里交叉,又分开,又交叉。
高地上的美军动了。
我看见有人往工事外跑,有人趴下,有人拿着枪往坡下瞄。
他们的排长在喊,喊得很急。
我又敲锣,这回敲得慢,一下,停很久,一下。
慢的声音比急的声音吓人。急的声音像人在打,慢的声音像什么东西在走。
那盏灯灭了。
雾里,高地上的工事一片黑。
我听见铁锹扔在地上的声音,听见有人往后退,听见一句英语,很长,像在骂人。
邱大年在东边坡上用手电划了一个圈——那是我们约好的信号,意思是撤。
三支手电同时灭。
雾里,我们蹲在炭窑口,听了半个钟头。
先是高地上有人喊,喊了很久,喊完了一阵静。
静了以后,听见有人在哭。
哭的是个兵,压着嗓子哭,哭一声,停一停。
邱大年说:“他们撤了。”
“撤了。”我说。
“撤到哪儿。”
“山后头,第二道梁。”
“那儿有工事吗。”
“有。他们昨夜挖的。”
我把铜锣从松树上解下来,抱在怀里。
锣面上有一层雾水,摸上去凉。
邱大年看了一眼。
“这玩意儿还留着。”
“留着。”我说,“用过的家伙,别扔。扔了,下回还得找。”
锣声停。
雾把一切都收了。
我们从炭窑往回撤,走了二里地,进了一条更窄的沟。
沟里有一间废屋,屋梁塌了一半,墙上还挂着一把锈镰刀。
邱大年让人清点子弹。
清完了,报上来:每人剩七十发,手榴弹六颗,没有一个伤的。
邱大年把数记在纸上,写完,把纸对折,塞进兜里。
“立柱。”他说,“今夜这仗,我怎么写。”
“照实写。”
“照实写,人家说我吹牛。”
“那就写:以三人之众,驱敌一排。”我说,“这个不吹。”
我们退到炭窑,蹲在那儿,谁也不说话。
过了二十分钟,高地上传来哨声,很长,是集合。
又过了一会儿,工事里出来十几个人,往山后头走。
他们走了。
那个排,一夜没睡,被一面破锣、三束手电、一阵雾,赶下了高地。
邱大年蹲在炭窑口,抽了半根烟,把烟头在鞋底上摁灭。
“立柱。”他说。
“嗯。”
“你这本事,”他停了停,“不能跟外人说。”
“为啥。”
“说不清。”他说,“你在阵地上学孩子哭,学狼叫,敲锣,人家不说你会打仗,人家说你会妖法。”
“会妖法不好?”
“不好。”他说,“咱们这边,不信这个。你要是成了会妖法的人,打起仗来没人跟你一队。”
我没说话。
我爹当年也说,学叫是闲的。闲的东西,拿到正经地方,就成了毛病。
那天下午,营部来了人。
孙明来之前,班里先议论了一阵。
议论的是我。
老娄说:“立柱这个,算功劳吧。”
“算。”邱大年说。
“功劳报上去,能报个啥。”
“不知道。”邱大年说,“反正不能报‘会学孩子哭’。”
“那报啥。”
“报‘夜间侦察,机智果断’。”
老娄笑了。
“机智果断,这四个字,写不出孩子哭。”
我坐在一边,把靴子里的水往外倒。
倒完水,我把靴子翻过来,看看底。
靴底磨薄了,磨出了两个洞。
我心想,这双靴子,撑不到冬天。
来的是指导员孙明,三十岁,戴眼镜,说话慢,进门先把帽子摘了,放在桌上。
他把一张纸摊开。
纸上是我们营昨天夜里摸哨的报告。
“立柱。”他说,“这个哨是你摸的。”
“是。”
“孩子哭,是你学的。”
“是。”
孙明看了我一会儿。
“你为什么学孩子哭。”
“孩子哭,人就想去看。”我说,“他一看,就离开岗位了。”
孙明点点头,把这句记在本子上。
“你为什么又敲锣。”
“敲锣,让他们以为我们人多。”我说,“雾里看不见人,只听见响,他们就会自己想,想出来的东西比真的吓人。”
他又记。
记完了,他把本子合上。
“营里要给你报功。”他说。
“不要。”
他抬起头。
“为啥。”
“班长说,人家会说我妖法。”
孙明笑了,笑得很轻。
“妖法这个词,是敌人说的。”他说,“敌人说你会妖法,说明你把他打怕了。这算好事。”
“那咱们自己人呢。”
“自己人这边,”他说,“我给你顶着。”
他把帽子戴上,站起来。
“不过立柱,有件事我得先跟你说。”
“啥事。”
“敌人那边,也在打听你。”他说,“我们的情报员回来说,美军营部的墙上画了一个人,眼睛画得很大,底下的字是‘会哭的人’,悬赏五十美元。”
我没吭声。
“五十美元。”孙明说,“够买一头牛。”
“我这命,在他们那儿值五十美元。”我说,“在我们这儿值多少。”
孙明把帽子戴上。
“在我们这儿,一条命值不上钱。”他说,“值不上钱的东西,才金贵。”
他走到门口,把草帘子撩起来。
外头的雪停了,天上有星星。
“立柱,你今夜睡个好觉。”他说,“明天敌人可能来报复。”
“来就来。”
“你来什么。”
“我等着。”我说,“他们要来找我,我就让他们找不着。”
“我这命不值一头牛?”
“值。”他说,“所以你从今天起,不许一个人出沟。”
钩子:他说这话的第二天,沟口来了三个人,穿美军大衣,走得很慢,一边走一边往两边看。他们不像是来打仗的,像是来抓人的。
第三章 舌头
那三个人走得很慢。
慢,是因为他们在数路。
美军走路有个习惯:走到一个不熟的地方,先数步子,一百步一停,停下来看地图。
他们三个人,走一百步停一次,停的时候,中间那个瘦的看纸。
我数着他们停了几次。
第三次停的时候,他们站在沟口最窄的地方。
那个地方两边是坡,坡上长着灌木,灌木后头是石头。
石头是我昨夜看好的。
石头后头能蹲一个人,蹲着的时候,从上头看不见。
美军大衣,钢盔,枪横挎在胸前。走在中间那个瘦,走路的时候脖子往前伸,像一只找食的鸡。
邱大年把望远镜递给我。
“前头那个,肩上有一块牌。”他说,“是军官。”
“军官带两个人,不带一个班。”我说,“他是来干活的,动手不在他今天的活里。”
“干啥活。”
“抓我。”
我把望远镜还给他。
我把望远镜再举起来,看了半分钟。
看的是他们的鞋。
前头那个瘦的,穿的是皮靴,靴筒到小腿。
后头两个,穿的是绑腿加胶鞋。
皮靴是军官的,胶鞋是兵的。
军官带两个兵,走在我们阵地前头的路上,不带一个班。
这么说,他们今天不动手。动手的,至少一个排。
我又看他们的枪。
枪是横挎的,枪机开着,可枪口朝下。
枪口朝下,是走路的样子。枪口朝上,是打的样子。
“班长。”我说,“他们是来抓人的。”
“抓谁。”
“抓一个活的。”我说,“死的没用。”
沟口是一条路,两边是坡,坡上长着松树和灌木,坡底下是石头。
他们三个人走在路上,走得很小心,走到沟口最窄的地方,停下来。
瘦的那个抬手,让另外两个别动。
他从兜里掏出一张纸,看了一眼,又抬头看坡。
纸上是我的样子。
他看坡的时候,我已经在坡上了。
我在他左边二十米的灌木里,趴着,脸贴着土。
土是湿的,有一股松针烂了的气味,还有一股铁锈味——昨夜那列车队可能从这儿过。
我把脸抬起来一点,看他的手。
他的手在抖。
他手抖。抖得紧,把纸捏得太用力,纸边卷了。
人一紧,耳朵就背。
我学了一声鸟叫。
那鸟叫有讲究。天快黑的时候,麻雀叫得碎,一声接一声,没完。
瘦的那个抬头看树。
我又叫,从树的另一边。
他往那边走了一步。
另外两个跟着走。
我换了一声。
这回学的是蝈蝈。
蝈蝈在草丛里,声音低,就在脚边。
瘦的那个低下头,看草。
他低头的时候,脖子全露出来了。
我从灌木里出来,四步,到了他背后。
第一步,踩在草上,草被我压下去,没出声。
第二步,踩在石头上,石头是活的,晃了一下,我用手按住。
第三步,我弯下腰,把身子压低,压到跟他肩膀一样高。
第四步,我到了他背后。
这几步,我练过。
打猎的时候,靠近野物,不能直着走,要斜着走。直着走,野物能看见你的形状;斜着走,它看见的是一块模糊的东西,看不清是什么。
人也一样。
一只手捂住他的嘴,一只手把匕首的背贴在他脖子上。
“别动。”我说。
他不会中国话,可他懂刀。
另外两个转过身,枪口抬起来,抬到一半,又放下。
因为邱大年从坡上下来了,还有两个兵,三支枪对着他们。
“放下。”邱大年说。
那两个把枪放在地上,放得很慢,放完把手举起来。
我们把人捆上,嘴塞住,往沟里带。
瘦的那个被我按在沟底的石头上,我把塞嘴的布抽出来。
“你叫什么。”
他不说话。
“你会说中国话。”我说,“刚才你看纸的时候,嘴里念了一句。”
他愣了一下。
“你听见了。”
“我耳朵好。”
他沉默了一会儿。
“彼得森。”他说,“彼得森中尉。”
“你来抓我。”
“是。”
“谁让你来的。”
“邓肯少校。”
“他给你多少钱。”
“五十美元。”他说,“我抓到你,五十美元。抓不到,扣一个月薪。”
我笑了。
“你一个月薪多少。”
“一百二十。”
“那你抓我,还不如不抓。”
彼得森看着我,眼睛动了一下。
“你就是那个学孩子哭的人。”
“是。”
“你为什么要学孩子哭。”
“你们吵到孩子了。”我说。
他不说话了。
邱大年在旁边蹲着,抽着烟,听到这里,把烟拿下来。
“立柱。”他说,“问他正事。”
我点头。
“彼得森。”我说,“你们在沟口修什么。”
他不答。
“你们那条运输线,一天过几趟车。”
他还是不答。
“你不说,我把你送到后头去。”我说,“后头有个地方,专门审俘虏。那儿的人不吃软的。”
彼得森的喉结动了一下。
“我说了,你们会放我?”
“不会。”我说,“可你会活着。”
他看着沟口的方向,看了很久。
“修路。”他说,“沟口往西十五公里,有一段路被你们炸了。我们在修。”
“修好了运什么。”
“炮。”他说,“一百零五榴弹炮,六门。”
“六门炮,用得着修一条路?”
“不只是炮。”他说,“还有弹药,还有油。冬天要来,我们要把东西都运到前头。”
“什么时候修好。”
“十天。”
“修路的工人从哪儿来。”
“工兵连,加一个朝鲜劳工队。”
我心里记了三件事:十五公里,六门炮,十天。
邱大年也记了这三件事。
我们把彼得森带回沟里,交给排长赵铁柱。
赵铁柱问话的时候,我在旁边听着。
他问得很细:营里几个连,连里几个排,排里几门炮,炮在哪儿,弹药在哪儿。
彼得森答得也细,细得像背过的。
我听着,觉得不对。
“排长。”我说,“他在背。”
赵铁柱停下来。
“你怎么看出来的。”
“他答得快。”我说,“人想事的时候要停一下,他不停。”
我把彼得森带到外头,让他蹲在雪地里。
“彼得森。”我说,“你别背。你背的东西,我们早晚会知道。我要你说你记不住的东西。”
他抬起头。
“记不住的,才是真话。”他说。
“对。”
他沉默了一会儿。
“我们的炮,有一门打不响。”他说,“修了三次,修不好。营长很恼火。”
这句话,后来救了我们的命。
赵铁柱听完,把烟头扔在地上,用脚碾。
“十天。”他说,“他要是说慌呢。”
“他不像说慌的。”我说,“他说一百零五的时候,眼睛往下看,人回忆的时候才往下看。编的时候眼睛往上。”
赵铁柱看了我一眼。
“你这又是哪儿学的。”
“打猎。”我说,“看牲口惊不惊,看它耳朵往哪儿转。”
那天夜里,营部来了命令。
命令是赵铁柱念的,念完了,把纸递给孙明。
孙明看完,问我:“立柱,你知道公路在哪儿吗。”
“不知道。”
“明天我带你去看。”
“看了也没用。”我说,“路是死的,人是活的。我要看的是修路的人怎么修,护路的人怎么护。”
孙明把纸折起来,放进兜里。
“那你打算怎么弄。”
“埋雷,断路,打车队。”我说,“三样一起弄,让他们修一天,坏一天。”
“能坏几天。”
“十天。”
“十天以后呢。”
“十天以后,”我说,“他们前头的炮就等不上了。”
命令很短:破坏公路,迟滞敌人运输,务必使其十日之内不能通车。
我们排出动两个班,加上工兵班,一共四十二人。
出发前,孙明把我叫到一边。
孙明把他自己的手电给了我。
“拿着。”
“你有用。”
“我用不上。”他说,“我跟着你,你打灯,我看路。”
我把手电接过来,试了一下。
亮。
“立柱,我跟你说一句实话。”他说,“团里有人不放心你。”
“我知道。”
“你知道就好。”他说,“不放心,是好事。不放心,说明他们在看你。你打好了,他们就放心了。”
“打不好呢。”
“打不好,”孙明说,“我陪你一块回去写检查。”
他说这话的时候,脸上没有笑。
我把手电塞进怀里,贴身放着。
“立柱。”他说,“这次不一样。”
“哪儿不一样。”
“前头是破坏,后头是修。”他说,“敌人修,我们破。修的人有防备,破的人得动脑子。”
“我有脑子。”
“我知道你有。”他说,“可你那个脑子,用一次,人家就学一次。你用第二回,人家就有准备。”
我把这话记住了。
那几天我想了很久。
我在沟里走来走去,走到哪儿都看。
看石头,看水,看坡上的草。
草是被风压的,压的方向都一样,说明这一带的风是从沟口往里灌的。
石头是有裂纹的,裂纹朝下,说明底下的土被水掏空过。
水是从上游下来的,上游有一处岔沟,岔沟的口子上堵着一堆碎石。
我把这三样东西记在心里,记了三天。
三天以后,我想通了。
人做的东西,人都会拆。山做的东西,人拆不了。
我要借山的手。
那几天,我在沟里试了几回。
我找了一块石头,从坡上往下推。
石头滚了两丈,被草挡住了。
我又推了一回,这回推的是大石头。
大石头滚了五丈,撞在一棵松树上,停了。
松树晃了一下,落下一片雪。
我站在坡上,看着那片雪落完。
石头的劲,不够。
石头靠人推,人推一次,就露一次。
石头靠人推,人推一次就露一次。我要山自己动。
山自己动不动,得看水。
水把土掏空,土一空,山就塌。
锣不能再用,手电不能再用,孩子哭也不能再用。
得换个法子。
钩子:我想了三天,想到一个笨法子——不用锣,不用手电,用山。用山自己会响的东西。
第四章 修路的队
沟口往西十五公里,是一段盘山的路。
这条路,敌人叫它“铁脖子”,我们叫它“二十一道弯”。
二十一道弯,一道比一道窄。
最窄的一道,路面只有一辆卡车那么宽,卡车过的时候,后轮离沟边不到一尺。
路是碎石铺的,碎石底下是黄土。
黄土一遇水就软,软了就塌。
我在坡上看了一下午,看他们怎么铺。
他们铺三层:底下是大石头,中间是碎石,上头是黄土,黄土上再撒一层沙。
铺得很规矩。
规矩的东西,最好破。
路在半山腰上开出来的,一边是坡,一边是沟。沟底下有一条小河,河水不深,石头多,水在石头上走,响得像有人在说话。
美军修的就是这一段。
我们摸到那儿的时候,是第四天下午。
太阳斜着,照在坡上,把松树的影子拉得很长。坡上有新土,一道一道,像被刨开的伤。
邱大年趴在坡顶的灌木后头,用望远镜看。
“工兵连,三十来个人。”他说,“两台推土机,一台压路机。朝鲜劳工二十来个,在搬石头。”
“有岗哨吗。”
“两头各一个,中间一个。”他说,“机枪架在推土机上头。”
我拿过望远镜。
推土机上头确实有一挺机枪,枪口朝东。机枪边上有个人坐着,钢盔放在腿上,拿帽子扇风。
“炮呢。”我问。
“没看见。”邱大年说,“彼得森说六门炮,可能还在后头。”
“那就是还没运。”
“嗯。”
我把望远镜放下。
“班长,我想看沟底。”
我们顺着坡往下走,走到沟底,踩着石头往上游走。
走了半里地,我看见沟底有一处窄口,两边是石壁,中间只有三米宽。
窄口上头,堆着一大堆石头,石头是塌下来的,堆得乱七八糟,有几块比人还大。
“这儿塌过。”我说。
“塌过。”邱大年说,“去年雨季塌的。塌了以后,路上的人绕道走。”
我看着那堆石头,看了很久。
石头在上头,路在下头。
如果把石头推下来,路就断了。
“班长。”我说,“这堆石头,能断三天路。”
邱大年也看着石头。
“推石头得用人。”他说,“石头太大,得撬。撬的时候有声,工兵连听见就过来了。”
“不用撬。”
“那怎么弄。”
“水。”我说。
那天夜里,我带着两个兵往上游走。
两个兵,一个是老娄,一个是三班的小陈。
小陈十九岁,河南人,胆子小,走路总回头看。
走了半里地,他拉我的袖子。
“班长。”
“别叫班长,叫名字。”
“立柱。”他说,“后头有动静。”
我停下来,蹲在石头后头,听了半分钟。
动静是一只野物,踩在落叶上。
“是狍子。”我说。
“你咋知道。”
“狍子走路,三步一停。狼走路,不停。”
小陈松了口气。
走的时候,他一直走在我后头半步。
他怕的是黑。狍子他不怕。
走了两个钟头,找到一处岔沟。
岔沟里有一股水,水从石缝里出来,不大,可一直在流。
这股水拐了个弯,往东流,流进那条小河。
岔沟的口子上,堵着一堆碎石和烂树根,是天然堵的,堵得不高。
我用铁锹挖。
挖了一个钟头,把堵口挖开一半。
水出来了。
先是细细的一股,然后变粗,然后整股水都改了道,往坡下冲。
坡下是那条盘山路。
水冲到路上,路上全是新土,土一泡就软。
我又往水里推石头。
石头在水里滚,滚到路上,把土压塌。
塌了一段,塌得不长,十来米。
“不够。”邱大年说。
“我知道不够。”我说,“明天再弄。”
第二天上午,工兵连来修这一段。
他们来的时候,先来了一个班,扛着探雷器。
探雷器是长杆子,杆子头上一个圆盘,人拿着,贴着地扫。
扫到塌方的地方,探雷器响了。
响了一声,那个兵就蹲下,用手扒土。
扒了半尺,扒出一块铁片。
铁片是炮弹皮。雷没这么薄。
他又扫,又响,又扒。
扒了四回,扒出来的全是炮弹皮。
第五回,他站起来,把探雷器往地上一扔。
他跟旁边的军官说了几句话,说的是骂人的话。
我在坡上看着,心里明白:他们扫不干净。
扫不干净,就不敢快修。
他们开着推土机来,推土机在新土上走,走两步陷一步。
陷下去以后,轮子空转,泥浆甩得老高。
工兵连的人下来挖,挖了半天,把推土机弄出来。
弄出来以后,他们开始垫石头。
垫石头的时候,我在坡上。
坡上有三颗地雷,是工兵班昨夜埋的,埋在石头堆底下,埋在路肩的软土里。
我等他们垫到一半。
垫到一半,人都在路上,挤在一起,弯着腰搬石头。
我拉绳。
第一颗地雷响。
石头飞起来,人在土里滚。
第二颗、第三颗接着响。
路上起了三团黑烟,烟里全是土和碎石。
机枪响了。
机枪是瞎打,打在坡上,打得松针乱飞。
我们三个人在坡上,一动不动。
打了半分钟,机枪停了。
烟散了以后,路上躺了七八个人,有的在动,有的不动。
推土机歪在路中间,履带断了。
劳工队的人蹲在沟边,抱着头。
又过了一会儿,工兵连开始收人。
收人的时候,他们朝天打了一枪,是信号。
后头来了一辆车,车上下来几个人,其中一个穿得整齐,是个军官。
军官看了看路,看了看推土机,蹲下来,用手指抠了一把土。
他站起来,对旁边的人说了一句话。
那句话我听见了,很短。
后来崔永植翻译给我听的时候,说那句话是“这哪里是地雷”。
那天夜里,我们在坡上等着,等他们把路清出来。
清到半夜,路清了一半。
我带着两个兵从沟底绕到路的下游,在下游的一处拐弯埋了四颗雷,埋得深,上头盖了新土,土上撒了松针。
第二天上午,一列车队来了。
头一辆是吉普车,车篷是帆布的,帆布上落着雪。
第二辆是卡车,卡车上盖着绿帆布,帆布底下鼓起来,是箱子。
第三辆、第四辆,一样。
车开得不快,因为路窄。
走到拐弯的地方,吉普车减了速,减到很慢,司机把头伸出车窗看路。
我看见司机的脸。
他很年轻,脸上有一层灰,嘴里叼着烟。
他低头看路的时候,烟从嘴里掉下来,落在腿上,他拍了一下。
拍那一下,车压上了雷。
前头是吉普车,后头是三辆卡车,卡车上盖着帆布,帆布底下是箱子。
车队开到拐弯的地方,头一辆吉普车压上了第一颗雷。
吉普车飞起来,翻到沟里。
后头的卡车急刹,刹车声拉得很长。
第二颗雷响在第二辆卡车底下。
第三颗、第四颗,连着响。
三辆卡车全停在那儿,一辆着了火,两辆歪在路上。
火从帆布底下烧起来,烧得很快,帆布一卷就没了,露出底下的木箱。
木箱上也着火,烧的时候发出“噼啪”的响,像过年放小鞭。
我趴在坡上,看着那团火。
火烧了半个钟头。
烧的时候,卡车上的弹药一颗一颗地炸,炸得不密,隔一会儿一下。
每炸一下,火就往上窜一截。
炸到后来,车架子露出来了,黑黑的,像一副骨头。
火小了以后,路上有几个人在跑。
跑的人身上有火,跑几步就倒下,倒下就滚。
滚到沟边,滚下去了。
沟底有水,水上有火。
火在水上烧,烧得歪歪扭扭。
我看了很久,把头低下去,埋在胳膊上。
邱大年拍了拍我的背。
“立柱。”
“嗯。”
“别看。”
“看。”我说,“看了才记得。”
那天下午,我们撤了。
撤的时候,我把那张地图从怀里拿出来,看了一眼,又塞回去。
火里有东西在炸,一下一下,炸得很闷。
邱大年说:“是弹药。”
“嗯。”
“这一炸,够他们修三天。”
“三天不够。”我说。
“那要几天。”
“十天。”我说,“彼得森说十天修好,我要让他们修十天还修不好。”
那天夜里,营部来了命令。
命令后头附了一张纸,纸上画着这条路,路的两头画着箭头,箭头旁边写着字。
字是团部参谋写的,写得很端正。
我一个字一个字地看,看完了,把纸翻过来。
纸的背面有一行小字:此路若断,敌冬季攻势推迟半月。
我把这行字记住了。
半月,够我们修三道工事,够我们把后头的粮食运上来,够我们把新兵练成兵。
孙明问我:“看懂了。”
“看懂了。”
“那你说,值不值。”
“值。”我说,“值一条命。”
命令说,敌人从后方调了一个工兵营上来,还调了一个步兵连护路。
命令还说,敌人给这条路起了个名字,叫“铁脖子”。
我看不懂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
孙明给我解释:脖子是软的,一掐就断;铁脖子,掐不断。
“掐不断就砍。”我说。
孙明看了我一眼。
“立柱,你这几天没睡。”
“睡了两个钟头。”
“睡够。”
“睡不着。”
“为啥。”
“我在想一件事。”我说,“他们知道我埋雷,就会排雷。他们知道我推石头,就会清石头。我用一样,他们学一样。”
“那你怎么办。”
“我得用一个他们学不会的。”
钩子:那天夜里,雾又下来了。雾里,我把一个连的美军,引进了一片没有雷的坡地——那片坡地底下,是一个废矿洞。
第五章 鬼打墙
废矿洞在半山腰,洞口朝北,口子有一间屋那么大。
洞口里头是黑的,扔一块石头下去,能听见石头滚很久,最后“咚”一声,落在水里。
矿洞是日本人开的,挖金子的,挖到一半走了,留下洞、留下轨道、留下一堆烂木头。
轨道还在。
铁轨是窄轨,铺在木头上,木头烂了一半,铁轨还直。
铁轨上有一辆矿车,翻着,轮子朝天。
矿车里有水,水面上浮着一层锈。
洞口有一块木牌,牌上的字掉了漆,只剩几个笔画。
我看不懂日本字。
彼得森后来跟我说,那牌子上写的是“第三坑”。
第三坑挖了三年,挖出过金子,也埋过人。
日本人走的时候,把洞口炸了一半,另一半没炸,因为里头还有人。
洞口前头是一片坡地,坡地是平的,长了草,草底下是空的。
草长得高,长到膝盖。
草叶是黄的,黄里透青,说明还没冻死。
我拔了一把草,看草根。
草根下头是一层薄土,土只有一寸厚。
一寸土下头,是黑。
我用刺刀往下捅,捅了两尺,刀尖空了。
空了,就是洞。
我把刺刀提上来,刀尖上带出一点水。
水在刀尖上停了一下,掉了。
我把刀在裤子上擦干。
“这底下是空的,有多大。”
“不知道。”邱大年说,“洞口那么大,里头总有一间屋。”
“一间屋不够。”
“那要多大。”
“要能装一百个人。”我说。
邱大年看着我。
“你想干啥。”
“我想让他们自己走进去。”
水是凉的,有铁锈味。
“这底下是空的。”我说。
邱大年蹲下来,也捅了一下。
“空的。”他说,“这坡地,是个盖子。”
当地朝鲜老人说,那片坡地不能走,走上去会塌。
老人说这话的时候,是九月。我们刚到这里,听不懂他的话,是崔永植翻的。
现在我想起这句话。
那天夜里,雾从江里起来。
雾起来以后,我又学叫。
这回不学孩子,不学狗,不学鸟。
我学的是人。
学的是美军自己的口令。
我不懂英语,可我会听。这几天夜里,我趴在沟口,听他们换哨。换哨的时候喊两句话,一个人喊,另一个人答,喊完了才动。
我把这两句话记住了,一个字一个字地记,记的是声音,不管意思。
记声音的法子,是我爹教的。
他说,鸟叫有长短,人说话也有长短。你把长短记住,意思不知道也能学。
我趴在沟口的雪里,听他们换哨,听了三夜。
第一夜,我记下第一句的尾巴,是往上挑的。
第二夜,我记下第二句的开头,是两个短音,连着走。
第三夜,我跟着念,念得小声,念到第三遍,舌头就顺了。
第四夜,我让老娄在东坡喊,我在西坡答。
喊完了,高地上没有动静。
没有动静,就说明他们信了。
雾里,我让一个兵在东边坡上喊第一句。
喊得远,声音压得低。
西边坡上,另一个兵答第二句。
高地上的美军听见了。
他们以为是自己人。
雾里,人的眼睛不管用,耳朵就成了眼睛。
他们听见口令从坡下传上来,就以为有自己人在坡下。
那个连的连长叫哈里森,是个新来的,来这儿半个月。
他听见口令,从工事里出来,问哨兵:“谁在坡下。”
哨兵说:“不知道,喊了口令。”
“回口令了吗。”
“回了。”
哈里森站在工事口,往坡下看。
雾里什么也看不见。
他又听见一声。
这回是脚步声。
来的脚步很多,踩在草上,踩在石头上,走得很慢,走一步停一下。
脚步声是我弄的。
我把两双靴子绑在绳子上,一头一个人,拉着在草上走。
草是湿的,靴子踩上去,声音跟人走一模一样。
哈里森下令:一排下坡,沿着声音摸过去。
一排人从工事里出来,排成一条线,往坡下走。
他们走的时候,身子压得很低,枪端在腰上,一步一步。
雾把他们的队伍淹了,只看见一个个影子。
我蹲在坡底的石头后头,看着他们往坡地走。
坡地是平的,草长得高,草底下是矿洞。
他们走上去的时候,草在动。
第一个人走到坡地中间,脚下一软。
不是塌,是草底下有一层薄土,土下面是空的,人一踩,土就裂。
他往下沉,沉到膝盖,抓住草,喊救命。
第二个人过去拉他,也踩空了。
第三个人不敢动,站在原地,喊后头的人别过来。
后头的人在雾里听不清,还往前走。
矿洞的顶被踩塌了一块。
塌的时候没有大响,只有“哗啦”一声,像一车土倒下来。
塌了以后,坡地上出现一个坑,坑里有七八个人,有的在喊,有的在骂,有的什么也不喊。
哈里森在工事后头听见声音,脸白了。
他抓起步话机,喊了三遍。
喊的是“停止射击”,喊到第三遍,嗓子破了。
机枪停了。
停了以后,坡底下还有人喊。
喊的是英语,喊的是“自己人”。
哈里森站在工事口,手在抖。
他后来在报告里写:那一夜,他听见自己的口令从三个方向传来,他无法判断哪一个是真。
报告是彼得森念给我听的。
念完了,彼得森说:“他不是笨。他是被吓住了。”
“那枪没吓住他。”
“是什么。”
“是他自己的声音。”我说。
他以为是中国兵在坡下打伏击。
他调了机枪,往坡下扫。
机枪打了半箱子弹。
子弹打在自己人头上。
坑里的人喊得更响。
打了半分钟,哈里森听出是自己人的声音,才停。
停的时候,坑里已经没声了。
那天夜里,我们从坡底退回去,走了三里地,没放一枪。
退了以后,我们在沟口外头的一片松林里蹲着,等天亮。
松林里的雪没化,雪上有野兽的脚印。
老娄看着那些脚印,看了很久。
“立柱。”
“嗯。”
“你说,人踩塌了坡地,掉下去,跟野兽掉进坑里,有啥不一样。”
“没不一样。”我说。
“那我心里为啥不好受。”
“因为你看见了。”
“看见啥了。”
“看见他们也是人。”我说,“你要是没看见,你就只当打了仗。”
老娄不说话了。
天亮的时候,松林里起了风,风把雪吹起来,吹得满天都是。
回到沟里,邱大年蹲在地上,抱着枪,半天没说话。
“立柱。”他说。
“嗯。”
“这一夜,咱们一个人没伤,他们伤了多少。”
“不知道。”我说,“十来个。”
“十来个。”他重复了一遍,声音很低。
过了一会儿,他又说:“你这个法子,太阴了。”
“打仗不阴,死的是自己人。”
“我知道。”他说,“我就是心里不舒服。”
我没说话。
我坐在地上,把靴子脱了,倒出里头的雪水。
雪水是凉的,凉得手指发麻。
我搓手,搓了很久,搓出一点热。
那天夜里,我睡不着。
我想的是那个坑。
坑是我算出来的。坡地底下是空的,人踩上去会塌,这个我知道。我不知道的是,塌了以后,底下有那么多人。
第二天,美军那边来了命令:坡地划为禁区,任何人不得靠近。
他们还在坡地上插了牌子,牌子上画着骷髅。
第三天,营里来了一个美军俘虏,是夜里摸哨抓的,一个下士。
审他的时候,我在旁边。
他说,他们连里现在传一件事。
传的是:中国兵会念咒。念完了,地就塌。
“念咒。”我说。
“是。”下士说,“他们说,那个中国兵在坡底下念了很久,念完了,地就开了口。”
“你信吗。”
下士看着我。
“我不信。”他说,“可我们连长信。他昨天晚上没睡,一直问,那个中国兵长什么样。”
孙明在旁边笑了一声。
“立柱。”他说,“你这回不光是会学叫,还会念咒了。”
“我不会念咒。”
“他们信你会。”
“他们信,有什么用。”
“有用。”孙明说,“他们信你会念咒,就不敢在夜里靠近坡地。他们不敢靠近坡地,那条路就得绕。路一绕,就多走五公里。”
我愣了一下。
“绕五公里,他们的车就得多烧油,多走时间。多走时间,前头的炮就等不上。”
孙明把眼镜摘下来,用袖子擦。
“打仗,不光是打死人。”他说,“是让人不敢动。”
那天下午,彼得森被带到我面前。
他这半个月瘦了,眼睛陷下去,可精神还好。
“彼得森。”我说,“你们那边,现在怎么说我。”
“说你会念咒。”他说。
“你信吗。”
“我不信。”他说,“我读过书。”
“那你信什么。”
“我信你会算。”他说,“你算地形,算人心。你做的一切,都有人算过。这算什么妖法。”
我看着他。
“你比你们连长聪明。”
“我们连长不傻。”他说,“他只是被吓着了。人被吓着,就会找个说法。说你会妖法,比自己承认被人算计了,好听。”
这句话我记住了。
钩子:第二天,美军那边来了一个新的人。来的人不穿军装,穿黑衣服,是个牧师。他来的那天,正赶上下雪。他站在沟口,对着我们这边,念了半个钟头的经。
第六章 电台里的美国腔
那辆吉普车是翻在沟里的。
翻下去的时候,车上三个人,两个当场死了,一个压在车底下,还活着,喊了半天,天亮前没声了。
我们从沟底把车上的东西搬出来。
两箱罐头,一箱子弹,一张地图,一个皮包。
皮包里有一台电台,方方的,铁的,有耳机,有话筒,有一根卷起来的软天线。
电台比一只鞋盒大一点,铁壳,壳上有一层漆,漆掉了两块。
耳机是黑的,话筒是黑的,天线是软的,卷起来像一根鞭子。
邱大年把它翻过来,看底下的字。
字是英文,他不认得。
“这玩意儿值多少钱。”
“不值钱。”彼得森说,“坏了就扔。”
“扔了可惜。”
“不可惜。”彼得森说,“我们一个月扔十台。”
邱大年把电台放回炕上,用手拍了拍。
“立柱,你说这东西能不能喊来飞机。”
“喊不来。”彼得森说,“飞机有飞机的频率。”
“那能喊来啥。”
“喊来炮。”我说。
还有一本小册子,册子上印着表,表里全是数字。
邱大年把电台抱回沟里,放在炕上。
炕是朝鲜老乡的炕,炕上铺着草席,草席被我们睡黑了。
电台放在炕中间,天线从窗口拉出去,拉到松树上。
天线一拉,耳机里就有了响。
响是沙沙的,沙沙里头有人说话,说得很远。
老娄趴在炕边,听了一会儿。
“说的是啥。”
“不知道。”
“那你听啥。”
“听他们说几句,停几句。”我说,“说得多的那个,是当官的。”
彼得森在旁边点头。
“对。”他说,“当官的说,当兵的答。答的人话短。”
“这玩意儿怎么使。”
“不知道。”
“那搬回来干啥。”
“彼得森知道。”我说。
彼得森被带过来,看见电台,眼睛亮了一下。
“这是SCR。”他说,“营连之间用的。”
“你会用。”
“会。”
“教我们。”
他看着我,看了很久。
“你要用它做什么。”
“喊话。”我说。
“喊什么话。”
“喊你们的话。”
彼得森明白了。
他没说话,把那本小册子翻开,指着上头的一张表。
“这是频率。”他说,“这是营部,这是一连,这是二连。你们要喊,就得喊在一个频率上,喊错了,没人答你。”
“你怎么知道我说得对不对。”
“我教你三句。”他说,“第一句,这里是某某,请回答。第二句,停止射击。第三句,自己人,别打。”
我学了一个下午。
英语的腔调难学。他们的腔调是往上走的,一句话,尾巴翘起来。我们说话是往下砸的。
我把嗓子压住,把舌头卷起来,一句话念二十遍,念到彼得森说“像了”。
“还差一点。”他说。
“差哪儿。”
“差在你不慌。”他说,“我们的人喊话,都是慌的。你太稳。”
我又练了半个钟头,练出一点慌。
天黑以后,我们带着电台爬到沟口东边的坡上。
坡上有一块石头,石头下头能藏三个人。
崔永植也来了。他是美军雇的翻译,朝鲜人,三十来岁,会说中国话,也会说英语,说得比彼得森还顺。
崔永植蹲在石头后头,把耳机贴在耳朵上,听了一分钟。
“频率对了。”他说。
“你怎么知道。”
“有人在骂人。”他说,“骂人的话,哪个频率都有。”
他把话筒拿起来,试了一句:“营部,营部。”
耳机里有人答。
答得很快,崔永植的脸一下就白了。
“他问我们是谁。”
“你说,营部。”
“他不信。”
“你骂他。”我说。
崔永植看着我。
“骂什么。”
“骂他昨天把炮打偏了。”我说,“你们营长昨天为这个发过火,全营都知道。”
崔永植照着骂了一句。
耳机里静了三秒。
三秒以后,那个声音又来了,这回话说得长。
崔永植听着,脸一点一点白。
“他说什么。”
“他说,对不起。”崔永植说,“他说,昨天是他算错了距离,营长骂了他一顿。”
“你回他。”
“回什么。”
“回他:算错了,就再算一遍。”我说,“告诉他,目标往东挪三百米。”
崔永植照说了。
耳机里答了一句“明白”。
答完,就没有声了。
“成了。”崔永植把手从耳机上拿下来,手心里全是汗。
然后那个人道歉了。
他被俘那天,跪在地上,一直说“我是朝鲜人”。
孙明问他:“朝鲜人为什么给美国人干活。”
他说:“我娘在汉城,我要吃饭。”
孙明没杀他,把他留在队里,让他翻译。
那天夜里,他蹲在石头后头,手在抖。
“你别抖。”我说。
“我冷。”他说,“冷就抖。”
“冷也别抖。你一抖,声音就抖,人家一听就知道你是外来的。”
他深吸一口气。
“你要我说什么。”
“等。”我说。
那天夜里,美军二连在沟口北边的山头上修工事。
他们修工事的时候,用炸药炸石头,炸一下,停一会儿,再炸一下。
炸到第十一下,我开机。
耳机里有沙沙的响,像下雨。
我把话筒拿起来,压着嗓子。
“二连,二连。这里是营部。回答。”
耳机里静了两秒。
然后有人答了。
答的话很快,我听不全。
我把话筒递给崔永植。
“你说,营部命令,停止爆破。”
崔永植接过话筒,咽了一口口水。
“二连。”他说,“营部命令,停止爆破。侦察机报告,你们的位置有中国兵活动。停止爆破,灯火管制。”
耳机里又静了两秒。
然后答了一句。
崔永植把耳机摘下来,脸白了。
“他说,知道了。”
“那就行。”我说。
爆破停了。
山头上没了响。
过了十分钟,我们又喊。
这回喊的是炮兵。
美军的炮兵阵地在沟口西边,离我们十二公里,一共有八门炮。
我们的侦察员盯了三天,把他们的炮位一个数一个数地记下来,画成图。
图上标着:一号炮位、二号炮位、三号炮位,还有弹药堆放的地方。
那天夜里,我让崔永植喊:中国兵突破了三号阵地,炮兵立即向三号阵地前五百米延伸射击。
崔永植喊完,手抖得握不住话筒。
他的手抖,我按着他的手腕。
“别抖。”
“他们要是不信,炮就打过来。”
“打过来也是打我们。”我说,“你现在不喊,炮也打过来。”
他深吸一口气,又喊了一遍。
这一遍喊得稳。
耳机里答了一句,很短。
崔永植把耳机拿下来,看着我。
“他问,三号阵地前五百米,还是六百米。”
我想了一下。
“六百。”
“为什么。”
“五百太近。”我说,“太近,他们的炮会犹豫。六百,正好是他们不愿意打又不得不打的距离。”
崔永植喊了六百。
四分钟以后,西边亮了。
“他们会打吗。”他问。
“会。”我说,“他们怕中国兵,比怕自己人打自己人还怕。”
四分钟以后,西边亮了。
第一发炮弹落在山头上,落点很准,正好落在三号阵地前头。
接着是第二发、第三发。
炮打得很快,八门炮一起打,打得山头一片红。
打了十分钟。
十分钟以后,山头上没了声音。
没有枪声,没有人喊。
我和邱大年趴在坡上,看着那片红。
红慢慢暗下去,暗成黑,黑里有一点一点的小火,在风里动着。
“打着了。”邱大年说。
“打着了。”
“打的是谁。”
“他们自己。”
那天夜里,美军二连死在自己人的炮下,死了二十六个,伤了三十多。
第二天上午,美军营部下了一道命令:所有炮击必须由营部书面核准,任何人不得用无线电直接调炮。
这道命令下来的时候,邓肯少校在营部发了一次火。
他把桌上的杯子摔了,把值班表撕了。
“我们的人,被我们自己的炮打死。”他说,“这算什么中国人的妖法。这是我们的愚蠢。”
彼得森站在旁边,没有说话。
邓肯抬起头。
“彼得森。”
“是。”
“那个会念咒的中国兵,现在在哪儿。”
“在沟口。”彼得森说,“我们的侦察员看见他在坡上。”
“他在坡上做什么。”
“不知道。”彼得森说,“他趴在石头上,趴了一整夜。”
邓肯沉默了一会儿。
“他没念咒。”他说,“他是在用我们的电台。”
彼得森没有答话。
“查。”邓肯说,“查我们的频率表丢在哪儿了。查谁把频率表放在吉普车上的。”
那天下午,沟里来了人。
来的是团部的参谋,姓周,三十来岁,脸瘦,说话不带笑。
他来了以后,先看电台,再看彼得森,再看崔永植。
最后他看我。
“韩立柱。”
“是。”
“电台是你缴的。”
“是。”
“话是你喊的。”
“是。”
“你会说英语。”
“不会。”我说,“三句。彼得森教的。”
周参谋把本子打开,记了几笔。
“你学三句英语,就敢冒充美军营部。”
“敢。”
“万一喊错了。”
“喊错了就死。”我说,“喊错一句,他们就知道是假的,炮就打过来了。”
周参谋抬起头。
“你不怕死。”
“怕。”我说,“怕也得喊。不喊,他们的炮就打我们的阵地。”
周参谋合上本子。
“韩立柱,我问你一句话,你要老实答。”
“你问。”
“你这些东西,是从哪儿学的。”
“打猎。”我说,“我爹是猎户,我跟他学了六年。”
“打猎能学电台。”
“打猎学的是看。”我说,“看脚印,看风,看草倒的方向。人想什么,脸上有。牲口想什么,耳朵上有。”
周参谋看了我很久。
“你这话,我记下了。”他说。
他走的时候,在门口停了一下,回过头。
“韩立柱。”
“是。”
“你明天跟我去一趟团部。”
钩子: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睛没看我。我知道,团部叫我去,不为喝酒。有件事,他们没在沟里说。
第七章 火墙
团部在一个山洞里。
洞口挂着草帘子,帘子后头点着一盏油灯。
周参谋把我带进去,让我坐在一张矮凳上。
桌边坐着三个人。
洞里烧着一盆炭火,炭火上头烤着几个土豆。
土豆烤糊了一半,皮黑,掰开里头是黄的。
高参谋长把土豆推给我一个。
“吃。”
“不吃。”
“吃。”他说,“问话归问话,饭归饭。”
我把土豆拿起来,掰了一半,另一半放回去。
土豆是热的,烫手。
我吃了两口,吃了满嘴的黑。
李股长在旁边记,记得很细,连我吃土豆都记了。
一个是团参谋长,姓高,五十来岁,脸黑。一个是保卫股长,姓李,三十出头,戴眼镜。还有一个,我不认得,穿着便衣,手很白。
“韩立柱。”高参谋长说,“你的材料,我看过了。”
“是。”
“摸哨、断路、炸车、冒名调炮。”他说,“这四件事,都是你的主意。”
“摸哨是我的主意,断路是班长和我一起想的,炸车是工兵班埋的雷,调炮是我喊的话。”
“你倒是分得清。”
“该谁的就是谁的。”
高参谋长笑了笑,笑完脸就沉下来。
“我问你一件别的事。”他说,“你家里,有没有人去过南边。”
“南边”是那时候的话,意思是从前国民党那边。
“没有。”我说,“我家在临沂,我爹打猎,我娘种地,我十六岁那年村里来过国民党,我爹带我躲进山里,躲了三个月。”
“躲的时候,见过什么人。”
“见过一个说书的。”我说,“他在山里迷了路,跟我们一块躲了四天。”
“他说了什么。”
“说书。”
“说什么书。”
“《三国》。”我说,“他讲到半夜,说诸葛亮借东风,借完了东风,火烧赤壁。”
李股长在旁边写字,写得很慢,一笔一笔。
那个穿便衣的人一直没说话,他在看我的手。
“你这双手。”他忽然说,“不像猎户的手。”
我把手放在桌上。
手上有很多小口子,虎口的皮磨厚了,指甲缝里是黑的。
“猎户的手,是被弓弦磨的。”他说,“你的手,是被铁丝磨的,还有碱烧的印子。”
“我娘做豆腐。”我说,“我从小帮她搬豆子,泡豆子用碱。”
他点点头,没再问。
高参谋长把一份材料推过来。
“韩立柱,你听清楚。”他说,“我们在前头抓了一个敌人的便衣。他身上有一份东西,上头写着你的名字,写着你的部队,写着你的样子。他交代,说这份东西是有人给他的。”
我看着那份材料。
材料是从我入朝以后记起的,记了三页。
第一页写,某年某月,某高地前哨,学婴儿哭,摸哨,毙敌三人。
第二页写,某日,以三人拒敌一排,用锣与手电。
第三页写,俘敌情报官一名。
三页纸,写得干。
没有一句写“妖法”。
“这是谁写的。”我问。
“你们指导员。”高参谋长说,“他写了两稿。第一稿写得好听,第二稿他把好听的全删了。”
“为什么删。”
“他说,好听的东西,人家不信。”
材料上是一张纸,纸上画着一个中国人,眼睛画得很大。
画是铅笔画的,画得不精细。
眼睛画得大,比真人的大两倍。
帽子画成了尖的,像庙里的东西。
“这是我们截的一份东西。”高参谋长说,“他们发给各连的。”
“发给各连干什么。”
“让他们认人。”他说,“认出了,就报上去。”
“报上去有赏。”
“五十美元。”
我把纸翻过来。
背面有人拿铅笔写了一行字,写得很轻。
“这个,是他们哪个连写的。”
“你怎么知道是连里写的。”
“营里写,写英文。”我说,“连里写,写的是骂人的话。”
高参谋长看了一眼那行字,笑了。
“你看得懂。”
“不懂。”我说,“可我认得骂人的字。骂人的字,笔画少。”
底下写着一行英文字。
我认得那行字,因为邱大年给我念过。
“这是敌人的悬赏单。”我说。
“是。”高参谋长说,“悬赏五十美元,抓你。”
“那说明他们要抓我,不说明我是他们的人。”
“话是这么说。”高参谋长说,“可敌人为什么单单抓你,不抓别人。”
“因为我让他们疼了。”
“疼了,就要抓你。”高参谋长说,“也可能,他们本来就知道你。”
屋里静了一会儿。
外头有风,风吹草帘子,帘子拍墙,“啪”一声。
我把那口气压下去。
“参谋长。”我说,“我要是敌人的人,我不会在沟口趴三夜,我只要在沟口趴一夜,把你们的哨位画下来,就够了。”
高参谋长没有说话。
“我要是敌人的人,我调炮的时候,会把炮调偏。”我说,“炮要是偏了,你们就不知道我会使电台,你们只知道敌人打得不准。”
高参谋长把手放在桌上。
“那你怎么解释这张悬赏单。”
“解释不了。”我说,“我只能说,他们抓我,是因为怕我。”
李股长抬起头,看了高参谋长一眼。
那个穿便衣的人,这时候说话了。
“韩立柱。”他说,“你说你会学叫。”
“会。”
“学一个我听听。”
我看着他。
“学什么。”
“学我。”
我看了看他的脸,他的肩膀,他坐的姿势。
他坐得直,肩膀往后收,脖子有点往前,说话的时候下巴不动。
我学了一声咳嗽。
是他刚才那声咳嗽。短,干,从喉咙里出来,尾巴上有一点哑。
屋里的人都转过头看他。
他愣了一下,然后笑了。
“像。”他说,“这个学不来假的。学假的人,学不到那个哑。”
他站起来。
“参谋长。”他说,“这个人,我信一半。”
“一半。”高参谋长说。
“一半。”他说,“另一半,让战场去证。”
那天下午,我从山洞里出来,天已经黑了。
邱大年在洞外等我,蹲在一块石头上。
他抽的烟是自个卷的,烟丝是捡敌人扔的烟头拆的。
“咋样。”
“没咋样。”
“他们问啥了。”
“问我家有没有人去过南边。”
邱大年把烟递给我。
“你咋答的。”
“照实答。”
“照实答,他们信不信。”
“信一半。”
邱大年抽了一口,烟头亮了一下。
“一半也够。”他说,“咱这行,一半信,一半命。”
我们往回走,走了两个钟头。
雪地上有月光,月光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
回到沟里是第三天。
第三天,天黑得早。
天黑了以后,敌人的飞机来了。
飞机飞得很低,贴着山梁飞,飞的时候有机枪声。
机枪打在地上,打得雪一跳一跳。
我们躲在石洞里,听着外头的响。
响了二十分钟,飞机走了。
走了以后,我出来看。
东坡上有一棵松树被炸断了,断口是白的,白得像骨头。
断树底下有一只兔子,被炸死了,身上还是热的。
我把它拎起来,拿回洞里。
那天夜里,我们吃了兔子肉。
兔子不大,五个人分,一人两口。
老娄说:“这兔子是替我们死的。”
“不对。”我说,“是我们替它活。”
第三天夜里,敌人的燃烧弹打过来了。
燃烧弹是从飞机上扔的。飞机飞得低,扔下来的时候有“呜”的一声,然后是“噗”,像一床湿被子摔在地上。
摔在地上以后,火就起来了。
火发白,白得刺眼。
火一烧,松树就炸。松树里全是油,一烧就“噼啪”响,响得像放炮。
炸的时候,火星子飞到天上,飞到几十丈高。
火星子落下来,落在坡上,坡上的草又着了。
火是这样走的:先烧草,草烧完了烧灌木,灌木烧完了烧树。
树烧起来,声音最大。
一棵松树烧起来,先是“嘶”,像有人往火上浇水;然后是“噼啪”,像放鞭;最后是“轰”,树倒了。
树倒的时候,整棵树都在火里,倒下去,把火带到另一边。
那天夜里,倒了十七棵树。
我数着的。
那天夜里,风往东吹。
东边是一条河谷,河谷里有一条路,路上有敌人的一个排,正在往西走。
他们走的时候,火在他们南边烧起来了。
火借着风,往北走,走得很快。
火走的时候,草先烧,草一烧,地就黑。
我站在坡上,看着火线。
火线是一条弧,从南往北推,推得很快,半个钟头推了一里地。
“他们要跑。”邱大年说。
“跑不了。”我说,“河谷往东是石壁,往西是火。”
“那他们只能往北。”
“往北是水。”我说,“水那边是陡坡。”
那天夜里,那个排被火赶进了河谷。
河谷里有水,水不深,人站在水里,火在岸上烧。
火烧到岸边,就不走了。
他们在水里站了两个钟头。
两个钟头以后,火小了。
他们从水里出来,往西走。
往西走的时候,我们打了三发迫击炮。
三发炮弹落在他们队伍中间。
那天夜里,那个排没剩下几个人。
第二天早上,我去河谷看。
河谷里的水是黑的,水上漂着黑的东西。
岸上的松树全黑了,树干直着,枝子没了。
有一棵树上挂着一块布,是美军的大衣,烧了一半。
我站在那儿,看了很久。
战争不是把人打死。战争是让人没法活。
那天夜里,孙明来找我。
他坐在炕边,把眼镜摘下来,擦了半天。
“立柱。”他说,“团部的结论下来了。”
“啥结论。”
“你的问题,暂时挂起来。”他说,“你可以继续在前头,可你要有个人跟着。”
“谁。”
“我。”孙明说,“从今天起,我跟你一个班。”
我看着他。
“指导员,你信我吗。”
孙明把眼镜戴上。
“我信。”他说,“可我得跟着你。我信,别人不信。我跟着你,别人就没话说。”
那天夜里,我睡不着。
我躺在炕上,听着外头的风。
风里有松树烧过的味,还有一股甜味,是烧过的人身上的味。
我把被子拉上来,盖住脸。
钩子:天快亮的时候,哨兵跑进来,说沟口来了一队人,打着白旗。白旗上画着一个十字。
第八章 白旗上的十字
打白旗的一共五个人。
前头一个举旗的,后头四个抬着担架,担架上盖着白布。
他们走到沟口最窄的地方,停下来,把旗子插在地上。
旗子是白布,布上画着一个红十字。
邱大年在工事后头喊:“站住。干什么的。”
前头那个举起手,说了一句英语。
崔永植被叫来,趴在沙袋上听。
“他说,他们是来收尸的。”崔永植说,“他说,他是牧师,昨天夜里的火,他们死了很多人,尸首在河谷,他们要抬回去。”
“牧师。”我说。
“是。他说他叫布朗。”
我趴在沙袋上看那个人。
他四十多岁,个子高,穿黑衣服,领子上有一块白。他没带枪,手上戴着一副白手套。
他站在雪地里,站得很直,一动不动。
我把枪靠在沙袋上,从工事后头出来。
出来的时候,我把手举起来,举到胸口。
布朗看见我举手,也把手举高了一点。
我们两个人在雪地里站着,隔着二十步。
他的手套是白的,手套上有一块补丁。
“你是当官的?”他问。
“不对。”我说,“我是兵。”
“兵也能做主?”
“这件事我能做主。”我说,“两个钟头,够不够。”
“够。”他说,“谢谢你。”
“不用谢。”我说,“你们抬人的时候,别往我们这边看。”
“让他一个人过来。”我说。
布朗一个人过来了。
他走得很慢,走到工事前十步,停下来,把两只手举起来,摊开。
“我是布朗。”他说,用的是中国话,说得不好,一个字一个字往外蹦,“我不带枪。我来收尸。”
“你会说中国话。”
“一点点。”他说,“我在神学院学过。”
“你来收尸,为什么打白旗。”
“因为你们会开枪。”他说,“我不想死。”
邱大年在旁边笑了一声。
我把枪放下来。
“河谷里有多少人。”
“十九个。”他说,“还有六个,找不到。”
“什么时候死的人。”
“昨天夜里。”他说,“火来的时候,他们没处跑。”
我没说话。
“他们是我的孩子。”布朗说,“我给他们做过礼拜。他们有的人,才十九岁。”
他说这话的时候,声音低下去。
雪落在他的肩膀上,落了一层,他没拍。
“我可以给你们两个钟头。”我说,“两个钟头,你们抬人。抬人的时候,不许带枪,不许往我们这边看。”
“好。”
“你们的雷,会自己炸吗。”
“不会。”我说,“人踩了才炸。”
“那我们踩了,是我们自己的错。”
“是。”
他把手放下来,从怀里掏出一本书。
书是黑的,边上磨白了。
“我给他们念经。”他说,“你允许吗。”
“允许。”我说,“念吧。念的时候小声一点,我们这边有人在睡。”
“好。”
“还有一件事。”我说,“你们抬人的时候,从河谷往东走,不许走坡上。”
布朗看着我。
“为什么。”
“坡上有雷。”我说。
他点点头。
那天上午,美军来了二十几个人,抬着担架,从沟口往河谷走。
他们走成一队,走得很慢。
走到河谷,先站住,把担架放在地上。
然后有两个人下去,走进水里。
水到膝盖,他们在水里摸。
摸到一具,两个人抬,抬到岸上,放在担架上。
放的时候,一个人扶着尸首的头,另一个人扶着脚。
扶头的那个,把尸首的脸摆正。
摆正了以后,他把手在裤子上擦了擦。
擦手的动作,我看了三遍。
每一具,他都擦。
然后布朗打开书,念了起来。
念的是英语,我听不懂。
念了五六分钟,抬人的人开始弯下腰。
他们抬人的时候,我在坡上。
坡上能看见整个河谷。
河谷是一条窄长的沟,沟底是水,两岸是石壁,东边石壁有一个豁口,豁口后头是一条上坡的路。
抬人的队伍从豁口进去,把尸首一具一具抬出来,抬到路上,装到一辆卡车上。
我看着他们抬。
抬到第七具的时候,我看见了。
那具尸首是从水里捞出来的,抬的人抬得很吃力,走到豁口那儿,停下来歇了一下。
歇的时候,他把尸首放在地上,直起腰,往北看了一眼。
往北看,是很自然的事。人歇下来,总要看一眼远处。
可他看的时间长了一点。
他看了三秒,然后低下头。
三秒不够长,可三秒也够了。
我把这三秒记住了。
我看过他看的方向。
那个方向,什么都没有。
有工事的地方,人会看两眼;什么都没有的地方,人不会看。
他看了三秒,说明那儿有东西,只是我们看不见。
邱大年蹲在我旁边,也往那边看。
“看见啥了。”
“没看见。”
“没看见你盯半天。”
“就是因为没看见。”我说,“他看见的,我没看见。”
那天下午,布朗来告别。
“韩。”
“嗯。”
“我有一件事,想问你。”
“你问。”
“你昨天夜里,为什么不开枪。”
我看着远处的河谷。
“因为你们在抬人。”
“抬人不能开枪?”
“能。”我说,“可我不愿意。”
布朗把书换了一只手抱。
“我埋过很多人。”他说,“中国人,朝鲜人,美国人。埋的时候,我念同一段经。”
“念完了呢。”
“念完了,我就想,这场仗,到底谁在赢。”
“谁都没赢。”我说。
他站在工事前,把那本湿了的书抱在怀里。
“谢谢。”他说。
“不用谢。”我说,“你们的人,抬回去好好埋。”
“会埋的。”他说,“我们那边,有一个墓地,在山坡上,能看见江。”
“那个墓地,有多少人。”
“三百多个。”他说,“我们营的。”
“一个营,死了三百多。”
“不是死。”他说,“是埋。死了的,比埋的多。”
他把书抱紧了一点。
“有的找不着。”他说,“炸碎了,找不着。”
“找不着怎么办。”
“找不着,就在墓地上立一块牌。”他说,“牌上不写名字,写数目。”
“写多少。”
“写一个十字。”他说,“十字下面写:KNOWN TO GOD。”
我不认得这几个字。
他念了一遍,念得很慢。
“意思是,上帝认得他。”
他停了一下。
“韩。”他说,“我知道你的名字。”
“谁告诉你的。”
“我们营部的墙上,有你的名字。”他说,“他们叫你‘会哭的人’。”
“我不喜欢这个名字。”
“我也不喜欢。”他说,“可名字这东西,是别人给的。”
他把书换了一只手抱。
“韩,我跟你说一件事。”他说,“你要小心。”
“小心什么。”
“我们上头,派了一个人来。”他说,“这个人不穿军装,是研究人的。他带了三个人,都是打枪打得准的。他们要来抓你。”
“抓我。”
“抓你,或者打死你。”布朗说,“他们今天夜里就到。”
我看着他。
“你为什么告诉我。”
布朗沉默了一会儿。
“昨天夜里,我埋了十九个人。”他说,“我不想再埋人。埋一个,我念一遍。念到第十九个,我念不下去了。”
他把书举起来,举到胸口。
“我是牧师。牧师不该希望人死。”
他说完就走了。
他走的时候,雪地上留了一串脚印。
脚印很深,说明他走得慢。
我站在工事口,看着那串脚印一直走到坡下。
走到坡下,他回过头,举了一下手里的书。
我也举了一下手。
他走了以后,我把排里的人叫到工事后头。
“今夜有人来。”我说,“三个人,从西边来。”
“你怎么知道是西边。”
“河谷往北看,是西边的坡。”我说,“他们要从高处下来。”
“那我们怎么弄。”
“把正面的人撤一半。”我说,“撤到西边坡脚,藏在石头的缝里。”
“正面空了,他们冲进来怎么办。”
“他们不冲。”我说,“他们找人。找人的,走小路,不走正面。”
那天下午,我们把西边坡脚的石缝都摸了一遍。
摸到天黑。
邱大年走过来。
“他说的那个莫里森,是真的?”
“真的。”
“那咋弄。”
“等着。”我说,“他要来,就让他来。”
“你不怕。”
“怕。”我说,“可怕也得等。人来了,才有法子。”
走的时候,他回过头。
“韩,那个来的人,叫莫里森。他打过仗,在太平洋。他不信妖法,他只信人。”
那天夜里,我们没有睡。
雪下到半夜,停了。
停了以后,天冷得厉害。
冷的时候,枪机拉不动。
我让每个人把枪揣在怀里,用身子焐着。
焐半个钟头,拉一下枪机,再揣回去。
老娄问:“为啥要焐。”
“枪机会冻住。”我说,“冻住了,打不响。”
“打不响会咋样。”
“会死。”
老娄把枪抱在怀里,抱着抱着就睡着了。
我踢了他一脚。
“别睡。”
“我没睡。”
“你打呼了。”
“打呼不算睡。”
那一夜,我们五个人轮着看雪。
我把三个班分开,一个班守正面,一个班守东坡,一个班守西坡。
我自己带两个人,蹲在沟口外头的石头后头。
雪下得很大,雪把脚印盖住了。
我趴在雪里,脸贴在雪上。
雪是软的,贴上去不冷,过一会儿才冷。
我等了两个钟头。
两个钟头以后,我听见了。
不是脚步,是呼吸。
人走路的时候,呼吸是有节奏的;人停下来的时候,呼吸会屏一下。
我听见一个人的呼吸在三十步外停了一下。
停了一下,又走。
我又听见第二个人的呼吸,在四十步外。
第三个人在更远的地方。
三个人,成一个三角。
他们走得很慢,走一步,停一下,听一下。
他们今天不动手。他们找人。
我把手伸到背后,摸到一根绳子。
绳子连着坡上的三颗雷。
我没有拉。
我在等。
等他们再走近十步。
钩子:等他们走近的时候,我听见第四个人的呼吸。那口气,不在雪地上,在我头顶的树上。
第九章 树上的人
我没动。
雪落在我背上,落了一层。
我的脸贴在雪上,雪化了一点,把脸冻住了。
冻住的时候,人不能动,一动就扯皮。
我等它化。
化了以后,我慢慢把手从雪里抽出来。
抽的时候,手指头是一节一节抽的。
树上的那个人,一直没有下来。
他在树上待着,说明他不急。
不急的人,最难对付。
树上那个人也没动。
雪落在树枝上,枝子压得低,一有风,雪就往下掉。
我趴在雪里,脸朝着树。
树上的人,我能看见一个影子。
影子很小,是肩膀和头。
他不露腿,腿贴在树干上。
贴树干,是老兵的做法。
新兵上树,坐在枝杈上,腿垂下来。腿垂下来,一动就露。
我把枪往上抬了两寸,又放下。
打不着。
他藏在树干的另一侧,从我这个角度看,只能看见一条边。
我等了半分钟,等雪掉完。
雪掉完以后,树上那口气又屏了。
人屏气,是为了听。
他在听我。
我把手从绳子上松开,慢慢地往左挪,挪出半步。
半步不够。树在坡上,坡往东斜。往东挪,人就出了他的视线。
我又挪了半步。
树上的枪响了。
子弹打在我刚才趴的雪里,雪溅起来,打得我脸上疼。
我没回头,往前滚,滚到一块石头后头。
西坡的枪响了。
西坡是邱大年。
他打的是树。
树上的枪又响,打西坡。
我趁着这一下,把绳子拉了。
坡上的三颗雷,中间那一颗响。
响的位置,是我算过的。
三颗雷拉一根绳,绳子从坡上拉到坡下。
拉绳的人不知道拉哪一颗,三颗一起拉。
一起拉,三颗都响。
我只响了一颗,因为我把另外两颗的引线拆了。
拆引线,是为了留雷。
打仗的人,得留后手。
后手留给下一仗。
响的位置在三个人的中间。
雪里炸起一团黑,土和雪一起往下落。
树上的那个人从树上跳下来,落地的时候滚了一下,滚得很稳。
他没跑,他蹲在雪里,枪口对着我这边。
我把头压低。
“别打。”我说,用的是中国话,“你们三个,剩两个了。”
他没答。
雪里有人在喊,喊的是英语,声音很弱,是受伤的那个。
树上下来的人往那边看了一眼。
就这一眼。
邱大年的枪响了。
这一枪打得准,打在他的腿上。
他往前栽,枪掉了,手在雪里抓。
我冲上去的时候,脚底下打滑。
滑了一下,我跪在雪里,膝盖磕在石头上。
疼,可我没停。
我一手按住他的枪,一手按住他的手。
他的手很硬,指节粗,掌心有茧。
按下去的时候,他挣了一下。
挣得不猛。
挣得不猛,说明他伤得重。
“别动。”我说。
他不动了。
雪落在他的脸上,化了一半,顺着脸颊往下流。
他喘气,喘得很粗,一口气一口白雾。
我冲上去,一脚踩住他的枪,一脚踩住他的手。
他仰面朝天,脸上的雪在化,眼睛瞪着我。
“莫里森。”我说。
他动了一下。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你们的牧师说的。”
他闭上眼睛,又睁开。
“你就是那个会哭的人。”
“我叫韩立柱。”
“韩。”他说,“韩立柱。”
那天夜里,我们抓了两个,打死一个。
受伤的那个抬回来,放在炕上,腿断了,血止住了,脸白得像纸。
莫里森坐在炕边,看着我给他包扎。
他腿上的伤不重,子弹穿过去了,没伤到骨头。
我用的绷带是从敌人的急救包里拿的,白色的,卷得很紧。
“你们的东西,比我们的好。”我说。
“我们的补给比你们好。”他说,“可你们的脑子比我们好。”
“脑子跟补给没关系。”
“有关系。”他说,“补给好的人,会懒。懒的人,不愿意想别的法子。”
我把绷带扎完,打了个结。
“莫里森,你在太平洋,怎么对付夜里摸哨的人。”
“打照明弹。”他说,“照明弹一打,夜里就成了白天。”
“照明弹有数。”
“对。”他说,“照明弹有数。打完了,夜里还是夜里。”
“你包得很好。”他说。
“我爹教的。”我说,“打猎,狗被夹子夹了,也是这么包。”
莫里森沉默了一会儿。
“我以为你是巫医。”他说。
“我没那本事。”
“我现在知道了。”他说,“你不给人看病。你是猎人。”
他抬起头。
“韩,我在太平洋打过三年。我见过日本人夜里摸哨,见过他们用口哨联络,见过他们用假人。我没见过你这样的。”
“我这样的,哪儿不一样。”
“你不杀人。”他说,“你让人自己杀自己。”
我把绷带扎紧,用牙咬断。
“我杀人。”我说,“我只是不用刀。”
莫里森看着炕上的油灯。
“你昨天让我的三个人往坡下走。”他说,“你为什么不在坡上就打我们。”
“打了,我就死了。”我说,“你们三个人,夜里,枪准。我在坡上开一枪,你们三个就知道我在哪儿。”
“所以你等。”
“我等你们走进雷里。”
莫里森点点头。
“我教了二十年兵。”他说,“我教他们,夜里要听风,要数脚步,要看雪上的影子。我教的东西,你都会。”
“我没学过。”
“你学过。”他说,“你跟你爹打猎的时候学过。”
他躺下去,把被子拉到胸口。
“韩,我问你一件事。”
“你问。”
“你不怕吗。”
“怕。”
“怕的时候,你怎么弄。”
我想了想。
“我数数。”
“数数。”
“数东西。”我说,“趴在那儿,我数天上的星,数雪里的脚印,数敌人的呼吸。数完了一百,就不怕了。”
莫里森笑了。
“我数羊。”他说,“我睡不着的时候数羊。”
那天夜里,莫里森说了很多。
他说他们营里现在传三件事:一是中国兵会让孩子哭,二是中国兵会让地开口,三是中国兵能用他们的电台说话。
“这三件事,都是你。”他说。
“是。”
“你知道我们那边怎么叫这个吗。”
“妖法。”
“不。”他说,“他们不叫妖法。他们叫‘那个人’。他们说,那个人的眼睛能看见夜里。”
我笑了。
“我夜里看不见。”我说,“我只是听得见。”
第二天上午,孙明把我叫到一边。
“立柱。”他说,“莫里森说的那句话,你听见了没有。”
“哪句。”
“他说,他们那边说你的眼睛能看见夜里。”
“听见了。”
“这句话有用。”孙明说,“你从今天起,白天多出来走。”
“为啥。”
“让他们看见你。”他说,“人在白天看见你,晚上就会想,他还在不在看。”
那天下午,我在沟口走了三趟。
第一趟,我走到沟口最窄的地方,站了三分钟。
第二趟,我走到东坡那块大石头上,坐了五分钟。
第三趟,我走到西坡的一棵松树底下,靠着树站了一会儿。
走的时候,我不快不慢。
不快,是因为快的人像在躲。
不慢,是因为慢的人像在等。
走到第三趟,我听见山那边有一声很轻的响。
是望远镜碰着钢盔的声音。
他们看见我了。
走的时候,我不藏,不躲,站在坡上,站在石头上,站在路边。
美军那边用望远镜看我。
我知道他们在看,我让他们看。
第三天,敌人的炮打过来了。
炮弹落在沟口,落在坡上,落在我们昨夜待过的石头上。
落了二十几发,没伤着人。
邱大年蹲在工事里,抖了抖身上的土。
“他们这是干啥。”
“试。”我说,“他们在试我白天站在哪儿。”
“试出来没有。”
“试出来了。”我说,“他们知道我在东坡站了半个钟头,所以他们打东坡。”
“那你不成了给他们当靶。”
“是。”我说,“可我站在东坡的时候,东坡没有人。”
邱大年愣了一下,然后笑了。
“立柱。”他说,“你这脑子,跟别人长得不一样。”
那天夜里,营部来了命令。
命令说,敌人一个营正在集结,看样子是要打鹰嘴沟。
命令还说,团里给我们排补充了二十个人,两门迫击炮,一百发炮弹。
孙明把命令念完,把纸折起来。
“立柱。”他说,“这一仗,你得拿出真东西。”
“我拿。”
“你还有什么没使过的。”
我想了很久。
“有一件。”我说,“我一直没敢使。”
“什么。”
“我爹教过我一样东西。”我说,“他说这东西打猎用不上,是人被逼到绝路才用的。”
“什么东西。”
“学死人。”
孙明看着我。
“学死人。”
“学哭丧。”我说,“我们那儿出殡,有哭丧的。哭丧的人,会哭出很多种声。有老人的哭,有孩子的哭,有一群人一起哭。”
“你学这个干什么。”
“人怕死人。”我说,“活人打活人,打完了还敢往前。活人听见死人在哭,就不敢往前了。”
孙明沉默了很久。
“立柱。”他说,“这一仗打完了,我要给你写一份材料。”
“写什么。”
“写你怎么用一面锣、三束手电、一台电台、一片雾、一片坡地,把一个营挡住。”他说,“我要让上头知道,这算什么妖法。这是一个猎户的脑子。”
钩子:第二天,天还没亮,沟口外头响了三声炮。三声炮,是敌人进攻的信号。我把那面破锣从炭窑里翻出来,挂在了树上。
第十章 一场假葬礼
三声炮响过以后,天亮了。
天亮以后,我把三个人叫到工事后头。
“弹药清点。”
清完了,报上来:手榴弹每人三颗,子弹每人四十发,迫击炮弹三十八发。
“三十八发。”我说,“省着打。”
“怎么省。”
“一发打一个地方。”我说,“不打一片,打一点。”
“打点有什么用。”
“打点能逼他们换路。”我说,“人走路,走熟的路。你把熟路上打一发,他们就绕。一绕,就走到我们想让他们走的地方。”
天亮得很慢,先是东边灰,然后灰里透出一点黄,黄上头顶着一层黑云。
黑云压得低,压在山梁上。
我把破锣挂在沟口东坡的一棵松树上,绳子拉到三十米外。
绳子是电话线,从松树上接下来的电话线,被炮弹炸断过,我捡了一段。
线拉到三十米外,线头系在一根木桩上。
木桩插在土里,插得很深。
我蹲在木桩后头,拉了一下线。
松树上的锣响了一声。
响声闷,闷得像有人在远处敲锅。
邱大年在东坡上头听见了,回过头。
“就这一声?”
“一声够了。”我说,“一声是让人听见。听见了,他们就会想,这是什么。”
“想不明白呢。”
“想不明白,就会来看。”我说,“来看,就进了我们的道。”
铜锣锈得更厉害了,敲起来声音更闷。
邱大年带着一班人在东坡挖工事,挖得很深,挖出来的土堆在工事前头,堆成一道坎。
孙明带着二班在西坡。
我带三班在沟口正面。
正面是最难守的。沟口窄,窄的地方好守,可也好看。敌人一冲,就冲到跟前。
天亮以后,敌人没有动。
没有动,是因为他们在等。
等什么,我们不知道。
我趴在工事里,看他们的阵地。
阵地上有烟,烟是从灶里出来的。
灶里冒烟,说明他们在做饭。
做饭,说明他们不急着打。
“他们吃饭。”老娄说,“我们也吃。”
“吃。”
我们吃的是炒面,炒面里掺了雪。
掺雪的炒面,咽下去像咽沙子。
我吃了两口,把剩下的装回袋里。
“怎么不吃了。”
“留着。”我说,“打起来,没工夫吃。”
八点,他们的炮开始打。
打得不急,一发一发,打在坡上,打在我们昨天挖的工事上。
打了半个钟头,把东坡的工事削平了一半。
邱大年从土里爬出来,抖了抖帽子上的土。
“立柱。”他喊,“他们不打正面。”
“我知道。”
“他们打东坡,是想从东坡上。”
“不一定。”我说,“他们打东坡,也可能只是想让我们以为他们要从东坡上。”
“那他们从哪儿上。”
“正面。”我说,“正面窄,一次只能上二十个人。他们人多,正面塞不进去。所以他们要先把东坡打塌,让我们把人都调到东坡去。”
孙明在西坡喊:“立柱,要不要调人。”
“不调。”
“东坡塌了。”
“塌了也守。”我说,“东坡守不住就退到第二道坎,第二道坎守不住就退到沟里。正面不能空。”
九点半,敌人的炮停了。
炮停以后,阵地上静得厉害。
静的时候,耳朵里嗡嗡响,是炮震的。
我用手拍耳朵,拍了两下,听见一点。
“都抬头。”我喊,“看东坡。”
东坡上起了烟。
烟里有影子,影子弯着腰,跑几步,趴下。
“放。”
东坡的机枪响了。
机枪打的是短点,三发一点,三点一停。
打停的时候,能听见烟里有人喊。
喊了一声,就没声了。
炮停了以后,山那边起了烟。
烟不浓,是白的,贴着地走。
烟里有人影。
人影很多,排成几路,往东坡上。
“来了。”邱大年说。
东坡的枪响了。
打了一阵,人影退了。
退了以后,炮又打。
这一回打的是正面。
炮弹落在沟口,落在我们工事前头,土翻起来,翻得比人高。
我把头埋在土里,耳朵里嗡嗡响。
炮停了以后,我从土里爬出来,看见沟口外头有一片人。
那片人压得很低,端着枪,往上冲。
“打。”
正面的枪一起响。
冲上来的人倒了几个,剩下的趴下,趴下以后还往前爬。
我又打了一梭子。
爬的人不动了。
后头又上来一批。
这一批人后头跟着一辆坦克。
坦克的炮口对着我们,慢慢往上爬,爬得很慢,履带把雪压成两条黑道。
坦克后头是步兵,步兵跟着坦克走,走得很稳。
“坦克。”孙明喊。
“看见了。”
“我们没有炮打坦克。”
“有。”我说,“迫击炮不打坦克,可迫击炮能打坦克后头的步兵。”
那天上午,我们守了三个钟头。
三个钟头里,我换了四次位置。
第一次在正面石头上,第二次在正面土坎后头,第三次在土坎左边的弹坑里,第四次回到石头后头。
换位置,躲是次要的,主要是让敌人算不准。
人算不准,就会多打。
多打,就浪费弹药。
敌人的弹药多,可他们的车运不上来。
路是我们断的。
三个钟头里,敌人冲了五次。
第五次冲上来的时候,正面剩八个人。
八个人里头,三个伤了。
我把最后一箱手榴弹打开,分给每个人两颗。
“省着用。”我说,“等他们到十步再扔。”
十步的时候,八颗手榴弹一起扔。
炸完了,正面静了一会儿。
静的时候,我听见山那边有哭声。
不是一个人在哭,是一片人在哭。
哭声从山那边传过来,顺着沟走,走得很慢。
邱大年转过头看我。
“立柱,你啥时候弄的。”
“昨天夜里。”我说,“东坡后头的山洼里,我埋了六个纸人,一盏灯,一面白幡。”
“纸人。”
“纸人是我用草扎的,扎了半夜。白幡是我从朝鲜老乡那儿借的。”
“那哭声呢。”
“哭声是我一个人哭的。”我说,“一个人哭,能哭出八个人的声。”
邱大年看着我,半天没说话。
“你他娘的。”他说。
那天上午十一点,敌人的主攻方向变了。
变了以后,他们往山洼打。
打了二十分钟。
二十分钟里,山洼里的纸人全打烂了,白幡打倒了,灯打灭了。
打完了,他们冲上山洼。
山洼是空的。
山洼后头是一道石壁,石壁后头是我们的两门迫击炮。
迫击炮架在石壁后头,看不见,打得到。
敌人冲上山洼的时候,迫击炮开始打。
第一发落在山洼中间,第二发落在山洼东头,第三发落在山洼西头。
三发炮弹,把山洼封住了。
冲上山洼的人往回跑。
跑的时候,东坡的机枪响了。
东坡的机枪打在他们的侧后。
那天中午,敌人退了。
退的时候,他们先退伤兵。
伤兵是用担架抬的,抬担架的人弯着腰,跑得很快。
后头是步兵,步兵一边退一边回头打枪。
打枪是为了让我们不追。
我们没追。
没追,是因为我们的子弹不够。
邱大年趴在工事上,看着他们退。
“立柱。”他说,“他们要是不退,我们就没子弹了。”
“我知道。”
“你知道还守。”
“守不住也得守。”我说,“守不住,后头就是团部。”
退了以后,沟口外头留下一片尸首。
尸首里有一辆坦克,坦克停在坡上,履带断了一边,炮口还对着我们。
那天下午,孙明来找我。
他坐在工事里,脸上全是土,眼睛红。
“立柱。”他说。
“嗯。”
“山洼里那六个纸人,是你扎的。”
“是。”
“你一个人扎了半夜。”
“是。”
孙明低下头,用手抹了一把脸。
“我打了八年仗。”他说,“头一回看见用纸人打仗。”
“纸人不打仗。”我说,“纸人是让人看错的。人看错了,就打错了地方。”
“你这一错,他们多死了三十个。”
“是。”
孙明抬起头。
“立柱,你说,这算不算妖法。”
我想了想。
“算。”我说,“在他们眼里,算。”
那天夜里,敌人的炮又打了一夜。
打得很散,打在坡上,打在山梁上,打在沟底。
打的时候,我趴在工事里,数炮。
数到第一百二十发,我停了。
“他们在试炮。”我说。
“试什么。”
“试我们的炮位。”我说,“他们打了这么多地方,只有一个地方没打。”
“哪儿。”
“东坡后头的石壁。”
邱大年愣了一下。
“那我们得挪。”
“挪不了。”我说,“挪了,明天正面就守不住。”
“那怎么办。”
“明天早上,我们把石壁后头的东西挪走,把空架子留着。”我说,“他们打空了,就会以为我们的炮还在那儿,就会一直打那儿。”
第二天早上,我们把两门迫击炮搬到沟底,藏在一个石洞里。
石壁后头留了两个空架子,架子上盖了草。
敌人又打了一天。
打了一百八十发。
打到下午,石壁后头的草烧光了,架子打烂了。
他们没有打沟底。
那天下午,敌人的炮停了。
停得很突然。
停了以后,山那边来了一个人,打白旗。
是布朗。
他走到沟口,把白旗插在地上。
“韩。”他喊,“我来抬人。”
钩子:我下去见他。他看着我,说了第一句话:“邓肯少校要亲自来。他明天带一个营,从正面来。他说,他不信妖法,他要从正面走进鹰嘴沟。”
第十一章 那一夜的山
邓肯真的来了。
他站在石头上,看了很久。
看完了,他招了招手,崔永植被带过去。
崔永植回来的时候,脸是白的。
“他说什么。”
“他说,他要见那个会哭的人。”
“见我。”
“他说,他要看看,一个人怎么用一张嘴挡住一个营。”
我把枪放下。
“你告诉他,我不见。”
“为什么。”
“见了,他就知道我是一个人。”我说,“他现在还以为我是别的东西。”
崔永植把话传过去。
邓肯听完,笑了一下。
他笑完,上了车。
车开走的时候,扬起一片雪。
第二天上午,他站在沟口外头五百米的地方,站在一块石头上。
他穿着大衣,没戴钢盔,戴一顶软帽。
他手里拿着望远镜,往沟里看。
看了很久。
我们的工事都藏在草里,他不容易看见。
看见了一会儿,他把望远镜放下,对旁边的人说了一句话。
崔永植后来告诉我,那句话是:“这条沟,不值一个营。”
可他还是来了。
下午四点,他的炮开始准备。
这一回打得不散,打得很准。
他把炮分了三路,一路打东坡,一路打西坡,一路打沟底。
沟底是硬的,炮弹落在石头上,炸开的石头飞得老高。
我们躲在石洞里,听着外头的响。
响了一个钟头。
一个钟头以后,炮停了。
炮停了,天也黑了。
天黑得很干净,没有月亮,没有星,只有雪。
雪下得很密,密得看不清十步外的东西。
“来了。”邱大年说。
我也听见了。
不是脚步,是钢盔碰钢盔的声音。
人走路的时候,钢盔会晃,一晃,就碰着旁边人的钢盔,一声轻响。
响声一片,一片一片地往沟口来。
“多少人。”孙明问。
“一个营。”我说,“前面三个连,还有后头的。”
“我们多少人。”
“五十二个。”孙明说,“两门迫击炮,炮弹四十发。”
我把人都叫到沟底。
五十二个人,挤在石洞里,谁也不说话。
“都听着。”我说,“今天不一样。他们人多,我们人少。他们要走进来,我们不能让他们走进来。”
“怎么弄。”邱大年说。
“三步。”我说,“第一步,把沟口的路弄断。第二步,把他们的队形弄乱。第三步,把他们赶进东坡的石头堆里。”
“石头堆。”
“东坡有一堆石头,是去年塌的。”我说,“石头堆底下,我埋了八颗雷,两颗是大的。”
“什么时候埋的。”
“昨天夜里。”
邱大年看着我。
“立柱,你啥时候都想到了。”
“想到了不一定成。”我说,“今天得成。”
七点,敌人开始进沟。
进沟的队形是三路。
中路走沟底,左右两路走坡脚。
三路之间隔二十步,隔二十步,是为了一发炮弹打不死两个。
他们走得很稳。
稳,是因为他们练过。
练过的队形,最怕乱。
乱的时候,队形里的人会往一块挤。
挤一块,就好打。
进得很慢,走一步停一下,走五步蹲一下。
他们的前头有两个人,拿着探雷器,探雷器“嘀嘀”地响。
响声往沟里来。
我趴在上头的石头上,看着那两个探雷的人。
他们走到沟口最窄的地方,停下来。
那个地方,路是断的。
昨夜我在那儿挖了一个坑,坑有一人深,坑底插了削尖的竹子,坑面用树枝和雪盖住。
探雷器探不出竹子。
前头那个探雷的人往前走了一步。
他踩空了。
他掉下去的时候,喊了一声。
后头的人扑过来拉他。
拉他的时候,第二个人也踩空。
两个人掉在坑里,竹子扎在腿上,喊得像杀猪。
后头的人趴下,往坑里打枪。
打了半分钟,把两个人拖上来。
拖上来的时候,他们的队形乱了。
乱的时候,东坡的机枪响了。
机枪打的是队形最挤的地方。
打了三个弹匣。
队形散了,人往两边跑。
两边是坡,坡上是石头。
他们跑上东坡,踩了第一颗雷。
雷响的时候,雪里翻起一团黑。
接着第二颗、第三颗。
我埋的八颗雷,响了六颗。
响完以后,东坡上没了声。
邓肯在后头听见雷响,把预备队调上来。
预备队从正面压上来。
正面是我们守得最死的地方。
我让三班的人把枪架在石头上,一枪一枪地打,不快,不慢。
打的时候,我在东坡上哭。
哭的是老人的哭,哭得很闷,一声一声,像有人在坟前哭自己的儿子。
哭声从东坡往沟里走。
预备队的人听见哭声,走得更慢。
我又哭,这回哭的是女人,哭得很尖。
尖的哭声在夜里传得远,传到了后头。
后头的人开始乱。
有人在喊,有人在往回跑。
邓肯在后头开了两枪,打了一个往回跑的人。
那天夜里,打了四个钟头。
四个钟头里,我哭了三回。
第一回哭老人,第二回哭女人,第三回哭孩子。
第三回哭得最像。
哭的时候,我把脸埋在雪里,声音从雪里出来,闷,散。
敌人听见孩子哭,走得更慢。
慢的时候,东坡的机枪就打。
打完了,他们又往前走。
走到沟口,踩了雷。
雷响的时候,我看见雪里飞起来一个人。
飞得很高,落下来的时候,落在石头上。
那天夜里,我一共听见十一颗雷响。
十一颗,是我埋的十三颗里的十一颗。
四个钟头以后,敌人退了。
退的时候,他们把伤兵拖着走,拖在雪上,雪上留下一条一条的红道。
天亮以后,沟口外头留下一百多具尸首。
尸首躺得很散,从沟口一直散到坡上。
有的脸朝下,有的脸朝上。
脸朝上的,眼睛都开着。
我走过去,一具一具地看。
看的时候,我不动他们身上的东西。
邱大年在后头喊:“立柱,你干啥。”
“数人。”
“数人干啥。”
“数清楚了,好报。”
数到一百二十七,我停下来。
还有几个在沟边,被雪埋了半个身子,数不清。
我站在沟边,看着那些雪。
雪是白的。
白得干净。
我们的五十二个人,剩三十一个。
三十一个人里,有九个伤了。
伤得重的三个,抬不下去。
抬不下去,就只能放在石洞里。
石洞里有灯,灯是汽油灯,灯芯烧得短。
我给其中一个包腿,包的时候,他一直看着我。
“班长。”
“嗯。”
“我腿还在不在。”
“在。”
“我摸着不像。”
“摸着不像,是因为麻了。”我说,“麻了,过两天就好。”
他闭上眼睛。
过了一会儿,他又睁开。
“班长,你别骗我。”
“我不骗你。”我说,“你的腿在。”
邱大年的腿被打断了,是炮弹皮削的,削掉了一块肉,骨头露在外头。
我给他包的时候,他咬着帽子,一声不吭。
包完了,他把帽子吐出来。
他把帽子吐出来,帽子上有一圈牙印。
“立柱。”
“嗯。”
“我这条腿,废了吧。”
“废不了。”我说,“骨头断了,接上就好。”
“接上也不能跑。”
“不能跑也能走。”
他看着天。
天上有云,云是灰的,灰里透白。
“我这个人,从小就跑得快。”他说,“村里人叫我邱一阵,跑起来一阵风。”
“以后还能走。”
“走不快了。”
“走不快也行。”我说,“走得快的人,先死。”
他没说话。
过了一会儿,他笑了。
“你这话,是安慰我。”
“是实话。”我说,“跑得快的人,冲在前头。”
“立柱。”
“嗯。”
“我今天打死了七个。”他说,“我数着的。”
“我数着了。”我说,“你打得准。”
“我不是打得准。”他说,“我是打得狠。我看见他们往上爬,我就想,爬上来,我兄弟就死了。”
他闭上眼睛。
“立柱,我跟你说件事。”
“你说。”
“我原先不信你。”他说,“你学叫,敲锣,扎纸人,我心里想,这小子是耍花活。打仗得靠枪,靠人,靠命。耍花活的,早晚要还。”
“现在呢。”
“现在我知道了。”他说,“花活也是命。你耍一次花活,少死十个人。你耍十次,少死一百个。”
那天下午,孙明来了。
他手里拿着一张纸,纸是电报。
“立柱。”他说,“团里的电报。”
“念。”
孙明把电报念了一遍。
电报上说,敌人一个营攻打鹰嘴沟,被我排击退,毙伤敌一百三十余人,我排伤亡二十一人,特予通令嘉奖。
电报上还说,韩立柱同志在战斗中表现突出,记二等功一次。
我听着,没有说话。
“立柱。”孙明说,“你怎么不说话。”
“我在想一件事。”
“什么事。”
“这一百三十个人里头,有多少是自己打自己,有多少是被雷炸,有多少是被火烧。”我说,“我数不清。”
孙明把电报折起来。
“打仗,数不清的。”他说,“数得清的是活下来的人。”
那天夜里,我一个人上了东坡。
东坡的雪被炸黑了,黑雪上有很多坑。
我找到那堆石头,石头堆被炸平了,雷坑一个一个,像谁在地上挖了很多碗。
我坐在石头上,把我爹教我的那些叫,一个一个在心里过了一遍。
狼嚎、狗吠、猫叫春、婴儿哭、老人咳嗽、女人骂街、哭丧。
过了两遍。
我站起来,往回走。
走到沟底,我听见山那边有钟声。
钟声很慢,一下,一下。
是布朗的教堂。
钩子:钟声响了七下。七下以后,山那边静了。第二天,崔永植跑来说,停战谈判有消息了。
第十二章 妖法
停战是七月。
七月以前,仗还在打。
打得松,可死人还是死。
五月,敌人打了一次,打的是我们左边的阵地。
那次我们没赶上。
等我们赶到,阵地上只剩下七个人。
七个人里头,有两个疯了。
疯的那个兵,坐在战壕里,一直学飞机的声音。
学得很像。
我蹲在他旁边,听了一会儿。
他学的是侦察机,飞得低,声音是一高一低。
我伸手,把他的嘴按住。
他看着我,眼睛里没有东西。
“别学了。”我说。
他不学了。
第二天,他被送下去了。
这中间隔了大半年,仗还在打,可打得松了。
两边都不愿意再死人,炮弹打过来,落在空坡上,谁也不去占那个坡。
我们的排补了三次人,最后一次补来的都是新兵,十八九岁,脸上还有绒毛。
新兵来了以后,第一件事是听老兵讲“会哭的人”。
他们讲得神,说我能在夜里看见人,说我念一句,地就开口,说我一个人挡住一个营。
我坐在旁边,听他们讲,不插嘴。
孙明说:“立柱,你也不管管。”
“管不了。”我说,“让他们讲。讲了,夜里站岗不困。”
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停战协定签字。
签字那天,沟里没人放枪。
邱大年躺在担架上,让人抬到沟口,看着山那边。
“真不打了。”他说。
“不打了。”
“我这条腿,白断了。”
“不白断。”我说,“断了腿,活着回去。”
那天下午,两边开始撤。
撤之前,要交换俘虏。
我们把彼得森、莫里森,还有几个伤兵送到指定地点。
彼得森走的时候,回过头。
“韩。”
“嗯。”
“我回去以后,会写一份报告。”
“写什么。”
“写你不是妖法。”他说,“我写你怎么算地形,怎么算人心,怎么用我们的电台。我写清楚了,我们的人下次就不会再被同样的法子打。”
“你写了,他们信吗。”
“不知道。”他说,“可我得写。”
莫里森走过来,站在我面前。
他的腿好了,走路有点拐。
“韩。”他说,“我教了二十年兵。回去以后,我要教一样新东西。”
“什么。”
“教他们听风。”
我笑了。
“听风不好教。”
“不好教也得教。”他说,“我们死了太多人,死在自己不懂的事情上。”
他们走了以后,我在原地站了很久。
雪化了,地上是泥,泥里有草芽。
一九五三年秋天,我复员回了临沂。
回家的路走了七天。
火车到不了县里,县里到村里还有四十里。
那四十里,我是走回去的。
走的时候,我背着一条毯子,一个水壶,一双新胶鞋。
胶鞋是部队发的,鞋底厚,走在土路上有声。
走到村口,我看见村口的老槐树。
树还在,树底下多了一口井。
井边有个小孩,看见我,跑回家去。
过了一会儿,我娘出来了。
她站在院门口,手在围裙上擦。
擦了很久。
回家那天,我娘在院里磨豆腐。
她看见我,手里的勺子掉了。
“立柱。”
“娘。”
“你回来了。”
“回来了。”
她走过来,摸了摸我的脸,摸了我的肩膀,摸了我的手。
“瘦了。”
“瘦了。”
“腿上有伤没有。”
“有,不碍事。”
我娘把我拉进屋,端出一碗豆腐。
豆腐是热的,上面撒了葱花。
我吃了三口,眼泪掉在碗里。
“哭啥。”我娘说,“回来了就哭。”
“不哭。”我说,“豆腐点老了。”
我娘愣了一下,然后笑了。
“你还记得点卤。”
“记得。”
那年冬天,我在家种地。
种地的时候,我起得早。
天不亮就起来,挑水,喂牲口,然后下地。
地里活不多,可我干得慢。
慢,是因为我在看。
看土的颜色,看水的走向,看哪一块地旱,哪一块地涝。
我娘说:“你打个仗回来,倒学会看地了。”
“看地跟看山一样。”我说,“看懂了,就少费劲。”
那年冬天,我打了一头野猪。
野猪三百斤,我一个人弄回来的。
弄回来的时候,村里人都来看。
有人说:“立柱这手,还是猎户的手。”
地里活不多,冬天就闲。
闲了以后,我拿起了我爹的那杆铳。
铳是火铳,装铁砂,打兔子打得准。
我上山打猎,打的不是兔子,是练耳朵。
山上安静,安静的时候,耳朵能听见很远的东西。
我听见雪从树上掉,听见兔子在草里走,听见风从哪一个口子进来。
我爹当年说,这叫“听地”。
一九五五年,村里来了一个转业兵,姓马,是县里民政的。
他拿着一份材料来找我。
“韩立柱。”
“是。”
“你的二等功,材料不全。”他说,“团里当年报上去了,后头丢了。现在要补,得有人证。”
“人证有。”我说,“孙明,现在是师里的干部。邱大年,在荣军医院。”
老马把材料记下。
“还有一件事。”他说,“你这功劳,写的是什么。”
“击退敌人一个营。”
“用什么击退的。”
我想了想。
“用一面锣,三束手电,一台电台,一片雾,一片坡地,六个纸人,八颗雷。”我说,“还有一张嘴。”
老马抬起头。
“你这材料,我不好写。”
“你照实写。”
“照实写,人家不信。”
“不信也得写。”我说,“我打仗的时候,也没人信。”
老马笑了,把本子合上。
“行。”他说,“我照实写。”
一九六三年,我在县里的中学门口,碰见一个外国人。
他是跟着一个代表团来的,说是来参观。
他看见我,站住了。
“韩。”
我看着他。
他老了,头发白了,脸瘦,眼睛还是那双眼睛。
“彼得森。”
“是我。”
我们在中学门口的石阶上坐下。
他从包里拿出一本书,书是英文的,封面上画着一片山。
“这是我们营的战史。”他说,“我写的。”
他把书翻开,翻到一页。
那一页上画着一张地图,地图上标着一条沟,沟的名字是英文,我不认得。
地图底下有一段文字。
“这一段,写的是你。”他说,“我写,我们营在一个叫鹰嘴沟的地方,被一个中国士兵挡住了三天。这个士兵没有炮,没有坦克,只有一杆枪,一张嘴。他会学孩子哭,会敲锣,会让地开口。我们的兵叫他‘会哭的人’。”
“写的什么。”
“最后一句写的是:我们始终没有弄明白,他是怎么做到的。我们只知道,他做到了。”
我把书合上,还给他。
“你们还是没弄明白。”
“我弄明白了。”彼得森说,“我在书里写了。可我们上头的人不信。他们更愿意相信,你们中国人会妖法。”
那天下午,彼得森走了。
走的时候,他把那本书留给我。
“我看不懂英文。”
“你不用看懂。”他说,“你只要知道,里头写的是你。”
那本书我一直留着。
书放在柜子里,柜子是樟木的,防虫。
每年夏天,我把它拿出来晒一晒。
晒的时候,我把它翻开,看那一页。
那一页上有一段文字,文字上头画着一张地图。
地图上有三个箭头,箭头指着一条沟。
我看不懂箭头旁边的字。
可我认得那三个箭头的意思。
三个箭头,是三路进攻。
三路进攻,都失败了。
书皮黄了,纸也黄了。
我儿子长大以后,学了英文,把那段念给我听。
念完了,他问我:“爹,你真的会妖法?”
我说:“不会。”
“那你怎么弄的。”
“我数数。”我说,“我数风,数雪,数人的呼吸。数清楚了,就知道人在哪儿,要往哪儿走。”
“这不算妖法。”
“在他们那儿算。”我说,“在他们那儿,一个中国兵,没读过书,能用一面锣挡住一个营,除了妖法,他们想不出别的说法。”
我儿子笑了。
后来他也当了兵,当了通信兵。
他走的那天,我送他到村口。
“到了部队。”我说,“学一样东西。”
“什么。”
“学听。”
“听什么。”
“听风,听雪,听人走路。”我说,“人在夜里,眼睛不管用,耳朵管用。”
他点点头,背着包走了。
他走了以后,我在村口站了很久。
风从北边来,风里有土味,也有柴火味。
柴火味是从村里来的,谁家在烧晚饭。
我往回走,走到院门口,看见我娘在院里喂鸡。
“走了。”
“走了。”
“你说啥了。”
“我说,让他学听。”
我娘把一把谷子撒出去。
“听啥。”
“听风。”
“风有啥好听。”
“风里有东西。”我说,“人听不见的,风听得见。”
我娘笑了一下,没再问。
她这个人,一辈子不问第二遍。
我站在村口,看着他走远。
风从北边来,风里有土味。
我忽然想学一声狼嚎。
我张开嘴,又闭上了。
这本事,我这辈子只用过一回大的。
用过一回,就够了。
后来我常想,妖法这个词,其实也没错。
妖法这个词,是我们那边的人不用的。
我们那边的人,管这个叫“有脑子”。
脑子这个东西,不是念书念出来的。
是看出来的。
看风怎么走,看水怎么流,看人怎么怕。
看懂了,就能用。
用一次,救几个人。用十次,救一百个。
一百个人,就是一百个家。
一百个家,就是一条沟,一个县,一个国。
我这一辈子,没读过书。
认得几个字,是部队里扫盲班教的。
教我的那个文书,姓周,是东北人。
他教我写字,先教我写自己的名字。
“韩立柱”三个字,我写了半个月。
写会了以后,我在一张纸上写了十遍。
写完,我把纸贴在墙上。
我娘看见了,问我写的什么。
“我的名字。”
“你的名字,你写它干啥。”
“写着,就不怕丢。”
我娘笑了。
她说:“人丢不了,名字才丢不了。”
在敌人眼里,一个猎户的耳朵,一面破锣,一片雾,就是妖法。
可在我这儿,那都是土办法。
土办法用得对,就是妖法。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