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女人要退一桌三十年前的喜酒。八十八块,她连零钱都替我备好了,怕我拿张一百的让她走。
我说行。她把收据翻过来,要我在背面写明退款原因。
“第十三桌,一道菜也没上。”
我刚写到“桌”,我妈从柜台底下抽走了笔。
“宋巧玲,”她说,“你结婚那天,整条鱼是从你妈手里搜出来的。你现在叫我怎么写?”
一
店里正在拆字。我们家在瓦桥街开了三十年饭馆,最早叫桂云小吃,隔壁修自行车的搬走以后,两间打通,改了桂云酒家。现在连锁公司出钱装修,想改成“桂云家宴”。工人把旧招牌上的“酒”字撬下来,底下露出半个涂着银粉的自行车轮子。我站在梯子下面接,手上蹭了一把黑。
宋巧玲进门时点了碗小馄饨。我们只好借对面面馆的锅给她下。她挑出葱花吃干净,付了七块钱,才从眼镜盒里取出那张收据。她穿一件浅紫色冲锋衣,头发新烫过,小卷紧紧贴着头皮。要不是她报出名字,我认不出,这是我们店第一场喜宴里,坐在塑料红摩托车上叫我帮她拎裙摆的新娘。
收据是我妈开的。八十八的“捌”她不会写,一向写成“扒”,两只扒鸡似的挨着。落款一九九六年十一月十六日。新娘收着一张单子三十年,我们倒好,连前年的煤气押金条都找不见。
我说:“宋阿姨,你先让我们对个账。三十年前八十八一桌,如今光买条好点的鱼就得六十,要不按今天的价退?”
“我要赚你这点钱,还自带十二块找零?”她问。
我妈把那支笔揣进了围裙。宋巧玲没有追着要,从柜台上的纸巾盒里抽出一张纸,慢慢擦眼镜。她两只眼皮红红的,把眼镜搁回鼻梁上才发现,有一边镜腿还没掰开。
“徐冬冬,把你们店那个片子打开。你放给我看一遍,就知道我要这张纸干什么。”
墙上有电视,循环播老店新装的预告。片子是我剪的,开头是当年婚宴的录像。我选了一段最热闹的。一个穿枣红灯芯绒上衣的女人拎着网兜往外走,鱼尾巴从搪瓷盘外头翘出来。有人喊:“洪师傅,喝喜酒还连盘端哪?”满院子轰地笑了,镜头一抖,蓝底白字跳出来。
“吃到想连盘端走的瓦桥熏鱼。十一月十六,桂云家宴再开席。”
这是我琢磨了两个晚上才想出来的广告。我们做的其实是酱汁整鱼,没有熏过。外地人搜瓦桥美食都爱搜熏鱼,连锁公司的杜经理说,名字往那个方向靠一靠。我听了他的话。
宋巧玲让我在鱼尾巴出现的地方暂停。画面右下角有个扎小辫的女孩,手上系着根雄赳赳的红毛线,正伸出一根手指。我那年九岁,换牙还没换齐,怕露豁口,笑起来总抿着嘴。
“你那会儿指什么,还记得吗?”
我摇头。她从衣兜里摸出手机给我看。有人截了我那段广告发到家族群,底下有人说,认出来了,这是巧玲的妈,在自己女儿婚宴上偷鱼的那个。隔着几张笑脸,有个孩子正儿八经地问,太姥姥,你为什么要偷鱼?
“我外孙问的。他七岁,刚学会打字,那个‘姥’字是拼半天拼出来的。我妈自己还给他点了个赞,她以为红拇指是知道了。”
这时我妈忽然冲着门外喊:“哎,楼上的,酒字别卖废铁!我留着呢。”
梯子上的人答应了一声。宋巧玲把手机装回去。
“你看,你妈连一个不用的字都知道要留。轮到别人的妈,怎么剪成什么样都行?”
二
我当着她的面撤掉了店里发的视频,又给杜经理打电话。他们订餐平台上的短片也得换,电梯广告要等第二天统一撤刊。宋巧玲听我打完电话,收起收据,说开业前再来。她真把十二块零钱留下了,一张十块,两枚硬币,压在她那碗小馄饨的空碗底下。
我妈把餐碗还到街对面去。我跟在后头问:“她妈到底端没端鱼?”
“你都看见了。”
“她买十三桌,你上了几桌?”
我妈走到路中间停下来,弄得一个骑电动车的差点碰到她。她先跟人赔了礼,过了马路,回头冲我说:“她男人家付了十二桌钱。十二桌,从凉碟到甜汤,一样没少。最后两碗汤圆不够,我拿自己的酒酿补的。端碗的都比你清楚。”
我听出她抹过去的那一桌,回家翻她的老账。
瓦桥这地方办喜酒,往往婆家出菜钱,女家另给女儿添两床被子。头几年的流水账是记在小学生的田字格本上的,我给包了个红塑料皮,封面上画的孙悟空,金箍棒歪出半尺远。我在顶柜里翻到了它,塑料皮都脱了线。那天收入一千零五十六,正好十二桌。旁边还有铅笔写的“折一面镜子”,是送亲的男孩拿弹弓打坏的,后来拿两包喜烟赔的账。连个破镜子都记下来了,独独没宋巧玲的八十八块。
我趴在顶柜上找相册,摸到一个圆滚滚的东西。抠下来一看,是我小时候拿紫药水涂成葡萄色的一颗玻璃球。那天有个小男孩想跟我换,他有个绿色带夜光的。我们蹲在自行车铺门口弹珠子,眼瞅我要赢了,一个穿红衣裳的女人大喊,冬冬,来帮我开下门。
我的手先于脑子记起,那门是怎么开的。自行车铺朝街的门槛有我小腿高,里边通着我们厨房的后门下沿抵着一截水泥坎,得往上提一下,才能往里拉。
我把珠子从柜顶扔给我妈:“十三桌摆不下,你们是不是把一桌挪去车铺了?”
她坐在床沿翻杜经理带来的新餐具图册。给客人吃饭的一只盘子四十九,让我们自己承担损耗,她咬咬牙在每页上画叉。画到印着青花鱼的那一页才说:“桌子是摆得下的。”
原来那年月,饭店里头根本摆不下十二桌。八桌摆院里,四桌摆临街的棚子,第十三桌放在车铺。那会儿朝街的铁牌上其实只写着小吃两个字,“桂云”两个字是我妈拿红漆添上去的,头一笔总往下淌。那天自行车铺老郭的儿子腰伤复发,老郭去省城看他,把铺子钥匙留给我妈,让吃喜酒的人有个挂大衣的地方。妈妈领我去收拾,连我这样的小孩都嫌脏,墙上挂着破内胎,地上星星点点全是机油。她把家里旧的绿格子床单扯去当桌布。难怪我总觉得那床单后来少了一个角。
“第十三桌坐的谁?”我问。
我妈的手机在这时亮起来,她接通就跟人说:“姜切片就行,切什么菱形?生姜又不评先进。”一直说到出了门。
我认识录像的师傅,姓包,人人喊他包导。小城里一批三四十岁的人结婚、满月、周岁抓阄全从他手里过。他早换行配钥匙,在菜市场边上摆小摊。我去找他时,他正教一只八哥说“稍等一下”。那八哥什么也不会,只会学他咳嗽。包导咳一声,它就接一声,跟这城里八百年也好不了的两个病人似的。
他记得那天。给我那段片子是几年前的事了,原带是新郎送还给他的,说女方看了心烦,你拿去洗了用吧。包导没舍得洗。当年请他拍一场婚礼六十块,给两包烟,来回车费得新郎另外报。他最恨别人边跟他砍价边叮嘱他把新房里的彩电多拍几秒。
“别人结婚都爱在录像里找自己。那天你妈老来跟我说,包师傅,镜头别往隔壁扭,墙脏。你说怪不怪,天下就她家店怕人看见墙脏。”
我问他原带还有没有。他从配钥匙的铁柜里往外倒东西,倒出一沓空药盒。他怕记不住哪把钥匙配哪家的锁,给每户扯个药盒,画上大门的样子。找了半天,他一拍脑门:“带子前年就给你了呀,你转成电脑上能看的再还我。你这孩子,比我还早糊涂。”
文件在我硬盘里。我有四十多分钟没用过的素材,那天下午我只看了一段迎亲,再就是那条可笑的鱼。鱼一出现,我就知道广告有了。
三
包导说,他想跟我一道再看一遍。他配完最后一把钥匙,八哥跟隔壁菜贩学会了说“八块”,店里好几把标价六块的钥匙,当天都让它给涨了价。
我们把电脑支在刚拆掉招牌的店堂。刚到迎亲,宋巧玲的摩托车还没响,包导已经认出屏幕边上一圈人。“你看,卖酱菜的王小梨。她边上那个别看胖,骑车撒把能从棉纺厂一路骑回菜市。还有那个讲话手一直搓的,她往常替县剧团梳头的。”
她们陆陆续续往车铺门口去,手里提着鼓鼓囊囊的布袋。原来这些人都在厂食堂做过饭,厂撤了,各找出路。新娘的母亲洪爱芬是食堂原来的白案师傅,专管花卷馒头。原带里她的枣红灯芯绒外头还有件新衣服,灰毛料,领口别着一只小金鹿。
轮到宋巧玲给母亲戴花,洪爱芬用手挡了镜头。我头回留意到,她拿开手时,衣领上还躺着那只鹿,胸花却在包导另一只手里。他一边拍一边把花往裤兜里塞,红绸带子垂在镜头下沿,像一条长着毛的红线虫。
接着有一段几乎拍的是地,只有声音。女方有人问,几点了?一个男的道,送亲的怎么还没有肉吃。然后是我妈年轻时候的声音,喘得又粗又短:“爱芬姐,搭把手。就一碗,蒸蛋老不凝。”
包导的画面起来,给穿白皮鞋的新郎一个大特写。那年时兴用发胶,新郎的头亮得跟上了糖色似的。背景里,灰衣服的女人脱外套,卷袖子,拿一把大勺子打破了蛋上结的皮。很快,第二个女人也脱了衣服。我认得车铺门沿,几件好衣裳从里往外挨次挂上去。不到六分钟,一根铁丝挂满,最末一件是淡青色的毛线开衫,一侧袖口长出半截,主人大概习惯把袖子拉下来擦手。
包导突然叫我:“停一下。你说她们这些人挺有意思,来帮厨的,怎么人人脚上穿新鞋。”
我停在那里。最清楚的是一双铮亮的黑皮鞋,脚腕上还带着肉色的短丝袜。它踩在一个空啤酒箱上,用力踮脚,鞋后跟已经洇出小块血迹。
我去找宋巧玲。她把地址发给我,是原食品厂宿舍,我小时候住过楼后那排平房。她把房子收拾得很亮堂,阳台上有口闲置的酸菜缸,里头养着一树葱,根根直得扎眼。洪爱芬就在那儿弓着腰摘葱尖。她已经八十一,皮肤上的褐斑一片连着一片,两只手却很漂亮。在她手里,带黄皮的葱尖一掐就是三根,整整齐齐,不碰坏旁边的叶。
我说:“洪婆婆,我是冬冬。以前总跟着您讨小面人的。”
“你不吃面人。你把身子吃了,头留在我蒸笼边,吓死个人。”她说得比女儿告诉我的还精神。
我刚坐下,宋巧玲端来一盘切好的苹果。她妈挑了块最靠皮的塞进嘴里:“人一老,他们就爱把果子削成个核给你吃。”
我开口道了歉。视频已经在撤,如果她愿意,我还可以拍一段简短说明,放在原来的位置,把那个误会说开。我在来的路上想了几种文案,其中我最满意的一句是,“那是母亲给女儿留的一口鲜”。这话我没机会讲出口,老太太先问我:“你是不是觉得我女儿当时没吃上饭,我把鱼拿回去给她吃?”
我说我确实这么想过。她哈地笑了一声,剩下的半块苹果掉在膝盖上。
“她结婚三十年,冬冬,三十年啦。她嘴里吃了什么东西,连她自己都不记得,你们还惦记她饿不饿。”
宋巧玲坐在她背后,脸变得通红。老太太从茶几下拎出一个花布袋,摸出一张照相馆洗出来的黑白合照。八个女人站在食堂打菜窗口里,一字排开,肚子抵着腰高的水泥沿。洪爱芬站在最左边,手里握着一根擀面杖,我妈站在最右边,举着两根,跟哪个人借来一根,摆了个打鼓的姿势。
我妈十几岁就会做满桌饭菜,县台拍她访谈时她讲过好多次。我从来不知道她原先也系过这样白的围裙,更没人跟我说过,洪爱芬算她的师傅。
“我们八个那天约好的。”洪爱芬说,“一年到头都是给人端盘子。巧玲说妈,趁我的好日子,把姨些也叫来。你们几个把饭吃完,一人穿件好衣裳,到对过春明照相馆去照一张。你妈其实最爱照相。人家一举相机,她要把左脸转过来,说右边牙有点往外长。她那件青毛衣,我给织的,织好她拿回去试,有只袖子拆过两回。”
我又想起那双磨出血来的新皮鞋。老太太拿指头在照片上量了一下我妈的袖口,年轻时候量惯了布,到老还知道半寸有多宽。
“约好八个,最后那张相片是谁去照的?”我问。
“一个也没有。吃席都没吃成,上哪儿照?”洪爱芬把那张旧合影塞回袋子,“你去问你妈。问她桌子底下那八个袋子是谁拿回去的,她总归记得。”
四
那天晚上我回店里,门脸已经用蓝铁皮围起来了。我妈蹲在后门口烧鱼,拆下来的“酒”字横在她脚边,正好架得住那口擦了半天还满底锅灰的旧炒锅。鱼是她自己买的,锅铲却没找到,手里拿着一把盛饭的钢勺,舀起汤汁往鱼背上浇。风往哪边拐她就跟着挪凳子,裤腿还是让火燎出了两个黄点。
我接过钢勺。她把凳子往边上让给我,自己站起来扶着腰,指挥我什么时候下醋。
“你直接说吧,”我问,“八十八块哪儿去了?”
她往后门外看了一眼。门脸围死,整条巷子只剩一个收废纸的在压纸箱。她说:“一个人十一,你自己除。”
那年秋天她盘下小店,钱花到只剩九块四。食堂撤了快一年,她给人烧菜烧过满月酒、出殡酒,连老郭家母狗生小狗,请相熟的街坊来热闹热闹,都是她炒的菜,就是没做过一场从买菜到收盘子都自己管的婚宴。接到宋家的单,她嘴上说十二桌算得了什么,回家拿粉笔在地上画了半晚上的圆,看她和两个雇来的小工怎么能从这些圆当中把一锅滚油端过去。
婚礼前一天,宋巧玲趁男人去理发,跑来交八十八块,单开一桌。她在车铺里沿着轮胎走了一圈,拿粉笔在圆心画了个矿泉水瓶,说第二天我把花插这儿,这桌送给我妈和姨们。她还怕我妈不肯丢下灶头,特意讲,等鱼蒸好,你跟我妈一块儿坐,叫那俩小工端菜。
我妈收下钱,点好,写单,盯着地上那个小瓶子看。宋巧玲走以后,她跑了两条街换零钱。十一块包一包,一张十块加一张一块,能讨个“十全十美还多一点”的口彩。她知道以前的姐妹们收现金会跟她争,把包好的钱拿牛皮纸缠住,往纸上一人写了一个姓。
“你提前一天就换了钱?那时候蒸蛋还没不凝吧?”
她叫我把锅往里推一寸。我把勺子丢在锅里,她只好自己拿起来。
“本来是想,万一赶不上,能不能请她们看一眼灶。都是做过的,瞧瞧你盐下没下就知道咸淡,外头找的小工哪有这种本事。我想,要是用不上她们,这钱还在我兜里。你那年戴个红领巾去上学,怕下雨还知道往书包里塞把伞,我就不能给自己留条后路?”
她数钱倒记得清楚。我替她把锅转了半圈,等着她接着往下讲。
第二天,洪师傅第一锅蛋羹蒸得光可鉴人。接着临街棚子底下的客人等不及要吃肉,王小梨见我妈忙得拿围裙去端烫碗,把她一把拍开,自己上了。剩下的人你喊我来我喊你,晌午过了大半,谁也没坐下。我妈趁她们在外面端菜,把钱一包一包塞进车铺桌下的衣裳袋。
“那就七包。你给自己也发了十一块?”
“我干得比哪个少?”我妈抬起胳膊揩汗,“冬冬,你去看看账上那年我给自己开过几次工钱。就这十一块,我拿在手上还有点不敢信,送你去上学,拐过去看供销社里头那双红凉鞋。想着娃娃脚长得快,我在那儿狠了半天心。到底还是买了。”
我穿过那双凉鞋,是第二年夏天才穿上的。她大概把十一块攒了一个冬天,又添了一点钱。后来我见过柜台上的账本,很多日子进项颇可观,下面开销一减,余额是一个拿红笔画的鸭蛋。一个十一块夹在这样的日子里,倒真能留这么久。我把锅从火上搬下来,找盘子盛鱼。
“她们干了活,给工钱没有错。”我说,“可那是宋巧玲付的菜钱呀。你拿新娘的钱雇她妈给自己做饭,你怎么没另外还她一桌?”
我妈没接话。她夹了鱼鳃边最嫩的一小块肉,吹凉,习惯性地递给我。我没张嘴,她那双筷子伸在空中,最后把肉放进了自己嘴里。隔了很久她才说:“我问过她们,等客人散了吃自己的。她们走掉了。”
“那条鱼,她是自己拿的吗?”
她的筷子又举了一下,这回没夹东西。
“是我叫她端出去的。”
“那你白天怎么有脸说是从她手里搜出来的?”
“是搜出来的呀。”我妈喉头动了动,“人家当面从她兜里往外拿,我就站在边上看,还能说没搜?”
隔着一口冒热气的锅,我才听懂了。她从头到尾没说过一个偷字。那条广告也是。真要挑,我们母女俩倒都能挑得干干净净。
五
洪婆婆端出去的那条鱼是生的。
事情说穿就这么简单。案板上剩着最后一条青鱼,开过膛,没刮鳞,肚子里塞了块去腥的老姜。桌上的鲤鱼要浇红汁,生的熟的颜色天差地别。我反复看过那一小段画面,发觉自己眼熟的只有鱼和盘子,至于鱼鳞银亮亮地还贴在鱼尾上,我早先根本没瞧见。客人散得七七八八,我妈把窗外晾着的咸肉笋衣收进去,给几个老姐妹炒个杂烩,洪婆婆发觉她连十三桌的八个凉碟都没留下,朝灶边一张张空案板望过去,轻声问她:“你打发要饭的哪?”
我妈把装鱼的盘子塞给她,说你先端出去,我再做几个好菜。洪婆婆说生的怎么吃,我妈回了句气话,没叫你吃,缺菜的时候先摆条鱼占地方,谁家开席没这样干过。
听到这里我打断她:“你给客人也这样端过生鱼?”
我妈眼睛一瞪:“做了一辈子生意,我几时敢?”
她把筷子搁在空碗上,伸手去捡掉在围裙褶里的一粒米。
洪婆婆没去车铺。她把盘子往网兜里一装,把灰外套往胳膊上一搭,拎着鱼从前院穿了出去。新郎一个喝多了的舅舅站起来,问拿的是什么,伸手揭开上头搭着的布。她说你轻点,盘子是人家的。包导给我拷出来的正是她让人围住的那几秒。那么些人举着筷子和酒杯笑,没有一个人疑惑,一条熟鱼怎么还能贴着鳞。
“她拿鱼去了哪儿?”我问。
我妈说不知道。第二天,盘子洗得干干净净,还在台阶上。装工钱的纸包也是从那天开始,一包包回到我们家的。先是卖酱菜的来吃碗面,走后我妈收碗,碗底压着十一块。又有一包是梳头的托王小梨带回来的。就连已经出远门的两个,过年回来,也在我家柜台上丢了两包糖,一咬才知道,钱叠成小块,夹在酥糖上。也有人留下了,家里三个小孩那阵子一齐长个子,穿衣裳要花钱,吃饱肚子也要花钱。我妈把她们都记得清楚,问到洪婆婆时,她摇头。
“她没退,也没再来过。过完年我接到第二场婚宴,那几个姐妹也再没来搭过手。从那时起我才老老实实请人。账上有名有姓,谁干了一天,晚饭前自己来签字拿现金。像你现在弄的那个什么入账日期,拖到下个月,中间人家吃什么?”
我在门后蹲了一会儿,给宋巧玲打电话。我说你要求的那句话,我们认,鱼的那段我们也能讲清楚,但有件事还想跟老人家当面核实一下。她应了声,报了个城西的地址。
我骑着车拐过了旧水塔。十一月的城西闻不见河水味了,到处是落叶沤烂了的酸气。那地方是个很小的居民楼,一楼厨房窗子开着,有人在里头炸藕夹,拿筷子贴着锅沿把一个焦黑的拨出去,端详了一下,自己吃了。我推门进去,除了宋巧玲和她妈,包导也在。他在给桌子对面一个老太太展示手机。他不知道怎么关美颜,那老太太的脸在屏幕里红得跟个熟柿子一样,眼睛底下一道纹都见不着。
“王小梨。”宋巧玲提醒我。
她就是那位自己吃了焦藕夹的女人。她丈夫已经过世,两间酱菜铺也兑了出去。前年她生病做了个手术,留下一道疤,低头就攒成小小一叠褶子。她指着手机里自己光溜溜的脖子问包导:“你说你们干这行的到底图啥?当初躲着我的照,现在把我照得我自己都不认识。”
我才晓得,包导这些天也没闲着。他给老食堂的女人们挨个儿打电话,想把剩下能找到的人聚到一起,请到桂云家宴开业现场。照片免费拍,七寸的,家家都送。他瞅了我一眼,咧嘴一笑,问我这样安排够不够意思。我承认,那一刻我的脑筋也跟他转到了一块儿,在心里已经把新广告的名字起好了。三十年后,把失散的客人请回餐桌。比偷鱼强多少,也做得成我们自己的东西。
宋巧玲坐在窗子前,一块块剥着炸藕夹上头的脆面壳。她忽然说:“冬冬,有句话我打第一天就想跟你讲,但是我妈在,我说不出来。”
“我现在也在。”洪婆婆接了一嘴。她正在旁边翻人家橱柜里的腌菜罐子,不知道的真以为自己到了她家。
“她那条鱼,是端来给我的。我结婚那天,整个中午,差不多都在楼上躲着。我婆婆嫌我压箱子的钱少,又嫌我大姨拿来的搪瓷盆掉瓷,话说得难听,怕我妈忍不住冲人家发脾气,我骗她,说开席晚,你先帮下忙,尽量少往前边来。敬酒的时候我见她在灶上,其实还松了口气。天快黑了她在楼梯上喊我,叫我看看我花八十八块请她吃了什么。她要我下去跟你妈讲,这个账不能这么算。你知道我说什么?”
鱼尾巴底下那个小女孩,我自己,手指一直指着楼上。洪婆婆叫我给她开门以后,又问我新娘在几楼。我全记起来了。
宋巧玲说:“我嫌她难看。我说妈你就非得选今天?非得在人堆里端着个盘子去讨这个说法?我从包里数了八十八块给她,想她把盘子拿走,想她快一点消失。她看了我好半天,跟我说,巧玲,妈今天也穿了皮鞋,你瞧见没有。”
房里有很细的沙沙声,是橱柜里那个老人掏出小勺子,刮着一只空了的酱缸底。王小梨朝她吼:“没啦!这两天降温,萝卜还没晒干,你刮烂我的缸也没用。”她放下勺子过来,望了望女儿面前那一堆面壳,拿两根手指拈起来,扔进自己嘴里。
“你爸付的钱买的鞋。”老太太嚼得咯吱响,“脚后跟硬得跟牛角似的。我出门就换回布鞋了。早想换,一双布鞋在袋子里,底下压着个纸包,上头写个洪。我气得都没揭开看,猜也猜得出里面装的是啥。”
“后来您把鱼端哪儿去了?”我忍不住问。
她说:“要不怎么说你们这些人,这么大一座城,三十年就这么一条鱼?”
王小梨大笑起来,手一松,一块藕夹又炸煳了。她关了火,告诉我,洪爱芬在她家把鱼烧熟了,八个人倒有六个在这一间小厨房里吃了两口。没买醋,是拿一勺酸萝卜汤调的味。那里头的姜却切成一模一样的八小片,一人一片放在舌头上。做席的人一边尝咸淡一边闻油烟,忙到最后嘴里是木的,洪师傅多少年的老毛病,得先含片姜才知道自己在吃什么。
“还有两个呢?”我问。
“你妈得留下收盘子。梳头的回去接小孩,没赶上。”王小梨从盘子里夹起最后一个焦了边的藕夹,要往自己嘴里送,洪爱芬半道伸筷子给她截下了。
我不开口问了。王小梨剖开一个新炸的,给我和宋巧玲一人分了一半。我吃到后面才知道,原来这桌人的笑话,得坐下来陪她们吃完东西,才轮得到自己笑。
六
离开业还有一天,杜经理问我还要多久能交新广告。他倒是很喜欢包导的意思,提议由他们包下十三桌当天的饭钱。请老太太们穿上新衣,来店里入座,他能请到两家本地媒体,报道的标题都不必我们想,三十年前的团圆饭三十年后吃,这种东西谁看谁有感情。
我给他那句话说得心里一动。装修我们投了钱。他们给我家保底付一笔老字号使用费,另有开业当天的宣传补贴一万二。有了这笔钱,后厨头三个月招人都能松快点。何况这顿饭她们当年就该吃,把三十年前弄坏的事情亲手补上,广告费让别人出,实在没有什么不好。
我把八个人的名字写在背面有自行车轮印的旧菜单上。写到第五个王小梨,心里忽然猛烈地跳了一下。名字都是我写的,我手里甚至没有小梨的电话号码。
包导倒是代她们拍了板。我妈三十年前也是。
我跟杜经理说,等我十分钟。我跟宋巧玲要来了号码,先给王小梨打。她说自己爱凑热闹,要她来吃酒,她穿拖鞋也能到,要在台上讲当年的事不能来。她就是那个收了十一块没退的人。女儿当时病着,那点钱紧着去交化验费也不大够,她没觉得拿了有什么不好,可也不想给电视机前头的人解释。另一个接电话的是已故师傅的女儿,先听我说了几句,以为有人打着老食堂的名义卖保健品,十分利索地挂了。我又给洪婆婆打,宋巧玲说她在洗头,问我急不急。我说不要紧,洗完了再说。
足足过了俩钟头,洪婆婆自己打了回来,说理发店忙,她好久没得闲坐在那里看会儿闲书,今天好好看完了本画报,又烫了头发,烫到头上火辣辣的。她问明白我来意,说:“我想穿着新头发去看看你妈。不要你给我架个台。不想去那边吃饭,吃个饭得跟八百个人解释自己没偷鱼,这辈子吃一回足够啦。收据带在巧玲那里,麻烦你跟你妈还是得给她写。”
我给杜经理回话。为了不显得自己不专业,我特意把话打在电脑上,删掉“我家长辈可能有点顾虑”,写“广告中涉及的人没有同意”。然后另交了个方案,用新店的面点做开业主图,地方小吃赛获过奖的新厨师自己示范花卷的六种拧法,拿他自己肯拿的出场费。杜经理回得也快,他愿意给面点师傅出示范费,只是老店回忆这块预算跟餐饮演示不走一个科目,一万二也就跟着没了。我松开手机,坐着没动。我把一万二除以九十,再除以每碗馄饨能落下的两块半。一天得多卖五十四碗。算到第三遍,面前的手机终于黑了。
我妈从旁边往我手机上看,字太小,看了半天只认出一万二。她还没来得及骂我,我先对她说:“妈,当年不管她端了哪家一条鱼,我拿人家照片做广告的事,你别替我给她道歉。你就把你自己那句写了就行。”
我从录像里截下了那双黑皮鞋,拿到照相馆洗出一张七寸的。照片送到洪婆婆手里,她倒过来端详好久,说这是小梨的脚。我问您穿的鞋也是黑的,怎么认得?她用小指甲盖刮了刮相纸上鞋口一个白点:“她买大了半码,脚后头总掉,拿块白橡皮顺着鞋帮垫进去。我那双紧,她那双松,你说当初怎么没想着换来穿。”她叫我再洗一张给小梨,背后别写谁的名字,看看她认不认得自己。我另外给包导送去一只优盘,里头有他拍下的全部四十多分钟。我用店的账号发了份简短说明,放在原来播广告的位置。大意是那条鱼是一桌未兑现的喜宴留下的食材,女方付过钱,端走的人是那一席的客人。我剪掉前后经过,使当事人受到误解。我姓徐,叫冬冬,是剪片子和发片子的人。后面没加开业日期,也没贴订座的码。宋巧玲先看过才让我发。
当天晚上过了打烊时间,我回去关后门,瞧见门外停着一辆紫色女士自行车。洪爱芬果然来了。天冷,她拿一条围巾把新烫的卷小心包住,坐在橘红的塑料凳上喝热水。我妈腿上摊了张纸。门口狭窄,她们两个各扶一边,看起来倒像小学生在分着抄功课。
我妈见了我说:“你有文化。你来一下,‘道’字里面到底是先写两点,还是先来一横?”
“怎么写都行,写成自己的字就行。”洪婆婆说,“八十八你写俩扒,要是忽然来个漂亮得了不得的道,人家还以为是假条子。”
我没有过去帮忙。我妈那只右手切肉时能细切丝粗切条,提笔在收据发脆的纸背上倒怎么也走不稳。她把约好的那句话写完,自己又多加了一行,字稍微大了些,挤不下,拐弯写到了边缝上。她问洪爱芬够不够。洪爱芬看完,把围巾从头顶上拿了下来。
“郭师傅家灯泡坏了?”老太太问。
“什么郭师傅家,跟我家都打通多少年了。”
“那地方还是暗,你去多开个灯来,我好当心点收着这张纸。”
我去把原来自行车铺的灯打开,洪爱芬掏出手帕一层层包住收据。两个老太太相对坐着,不说话。过了一阵,我妈才开口:“爱芬姐,我每一年都想,等你姑娘生孩子,我做一笼十二生肖的馒头送她,你最不会捏羊。等孩子上了学,我送你条像样的围巾。等她孩子又过喜事……这日子怎么三两下都过去了。”
洪婆婆打了个哈欠。我妈猛地闭了嘴。
“讲呀,”洪婆婆说,“我烫了一天头,在机器底下烘得骨头都酥了,又不是烦你。我听着呢。”
“其实也没有每一年。”我妈老实说,“头些年,我压根儿就没想过。”
洪婆婆点点头:“这倒像你。”
我往里走,走到原先摆第十三桌的地方才回头。门外的女人正在拧下自行车后座的皮筋,我妈帮她扶着车把。灯底下,我头一次清清楚楚地看见她俩都已经老了,一个腿跨不上去,一个扶着扶着手就抖起来。自行车歪向一边,两个老太太忙得东倒西歪,洪爱芬一只手死死摁着头上的新卷,张嘴把那郭师傅家从来就不肯弄平的门槛好好地骂了一顿。
七
开业那天宋巧玲来拿钱。我从抽屉里取出她留下的十二块,往柜台上摆了一百。她把十二块往我手边一推,拿走那张红票子。两枚硬币中的一枚滚了很远,她伏下去找。我去拉她,她拍拍我的手:“钱掉下去就要捡起来,你别拦我。”
找到钱,她给我看那收据背后我妈加的一行字。笔画果然是拐过去写的,一横拉得很长,好像桌边另接出的一条板凳。
“我们光记得喊她们上手,没喊她们上桌。”
她用手机把正反两面各拍一张,往家族群里一发,接着发了段语音:“那天太姥姥穿的鞋是你太姥爷买的,新鞋,还磨脚。前几天你在群里问,外婆当时看见没回,这会儿回你。”说到这里她停顿了一下,“外婆那天也在场,外婆看见了,没替她说话。回家来,你把这段念给太姥姥听。”
她收起手机,说去接外孙下兴趣班,走到门口又回来:“我那个妈给你们添的麻烦你不用放在心上。呸,看我这张嘴,到现在一张口还是这句。”
我实在没忍住,笑了。她咂摸咂摸,也笑起来。
店里桌号是印好的,杜经理订了十二块。第十四桌往后用能发亮的新灯牌,十三这个数他找人算过,定做的时候跳了。我没跟他争,自己裁了张硬红纸,两面写上一个很大的十三,立在原先自行车铺靠窗的一张圆桌上。也没有一直给谁留着。开业那天最先来坐的是一对带着奶娃娃的夫妻,要了碗蒸蛋,给孩子挑葱,先后掉了三次筷子。
到中午一点,跟我们约好十一点散工的炸物师傅还在岗。我让她别等客人走空,把火交过来,带徒弟们去吃饭。她这人实在,摘了围裙还往窗口探头看,手在腰上揩了两下,才发觉揩的是自己花了六百八买的真丝新裙子,喊了声我的老天,端端正正坐好,再也不肯起来了。
又过了两个月,快到年边,我妈给洪爱芬去过三四回电话。一次是打听旧同事,一次为了借大蒸笼,剩下也没什么事,就站在店门口看人家吵架转播给她听。她俩始终没约成一起吃饭。昨天这个要去看腿,明天那个偏偏要验血,得早睡。倒是王小梨偶尔愿意来,指名要十三桌。窗子朝西,太阳好,方便她晒脖子上的疤。
腊月有天落雪,我盘点到下午,饿得手都拿不稳秤。出厨房,看见十三桌上有两个烤红薯和一小包盐津梅子。洪婆婆把还热的红薯掰成两截,挑了一截边缘流出糖浆的递给我妈,两个人对着发灰的雪地吃得袖口沾了不少焦皮。我不晓得她们几点来的,也没听见哪一个招呼过厨房。
包导恰好来还我的优盘,照相机挎在脖子上。还没等他问,那边洪婆婆举了举手。
“姓包的,把我照好看点。”她脱下围巾扔在空椅子上,“不要开那个让人没脖子的东西。”
包导抬起相机。我妈慌忙把嘴里的红薯往下咽,腾出一只手理头发。洪爱芬伸手把她嘴角的一块红薯皮摘掉,这才转过脸来。
我离开窗口,把出菜口上方催菜的铃关了。厨房里有人喊:“老板,十三桌光坐半天啦,上不上菜?”
我把炸好的藕夹捡在盘里,留出两个焦了边的,自己趁热咬了一口。
“等一等,”我说,“人家在照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