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诊视网膜病变导致色觉退化的第三个月,美院大四女生林晚为了守住保研资格与独立完成毕业油画的尊严,每天蹲在公园银杏道上举着放大镜挑叶子作比色卡。她在树下结识了总用生锈镊子收集缺角残叶的退休老教师陈伯,两人指着头顶光秃枝桠仅剩的三片叶子立下约定:冷空气过境时,谁先接到第三片落叶,谁就说出皮面笔记本里的秘密。林晚主动帮眼神昏花的老人筛选残叶,却在笔记本扉页瞥见一张手写调色比例纸,字迹竟与她画箱夹层里保存了五年的初恋学长手稿一模一样。
第一章
确诊视网膜病变色觉退化的第三个月,我蹲在公园银杏道上举着高倍放大镜挑叶子。
镜片底下的扇形叶片边缘微微卷起,可原本该是亮澄澄的金黄色,在我眼里却像蒙了一层洗不净的陈旧茶垢,透着发闷的灰褐。
我把这片叶子翻过来,对着午后两点半的日头照了照,叶脉纹路清晰,没虫眼也没霉斑。
指尖刚触到叶柄,旁边就伸来一只布满老人斑的手,两根手指捏着把生锈的医用镊子,精准夹住了我手边另一片叶子。
“姑娘,这片叶脉歪了半毫米,边缘还有点焦,归我吧。”
我抬起头,看见穿藏青色夹克的退休老教师陈伯正弯着腰,老花镜滑到鼻梁中间,镜片后的眼睛眯成两条细缝。
他左手托着一本边角磨起毛的棕色皮面笔记本,小心翼翼地用镊子把那片残叶夹进书页里,动作慢得像在摆弄易碎的瓷片。
我把手心里刚挑出来的一片完整大叶递过去:“陈伯,那片都快烂了,您要标本的话拿我这片,看着又整又亮。”
陈伯摆了摆手,合上皮面笔记本,用指节轻轻压了压书脊:“太齐整的没用,我要找的就得带点残缺。”
我没再劝,把那片完整银杏叶塞进随身带的透明塑封袋,顺手拉紧了脚边帆布画箱的背带。
画箱外侧挂着美院油画系的毕业创作标签,再过七天就是终稿初审,直接决定今年唯一的保研名额。
陈伯顺着我的动作瞥了一眼画箱,没问我为什么大中午蹲在地上用放大镜看树叶,只是抬头望向我们头顶那根光秃秃的枝桠。
深秋的风刚刮过一轮,整棵老银杏树几乎掉光了叶子,唯独最高处那根横枝上,还顽强地挂着三片。
“天气预报说下周冷空气过境,这几片也留不住了。”陈伯双手背在身后,声音不紧不慢,“姑娘,咱俩天天在这棵树下碰面,不如打个赌。”
我收起放大镜站起身,拍了拍牛仔裤膝盖上的草屑:“赌什么?”
“冷空气过境那天,谁先接到这根枝头上落下的第三片叶子,谁就告诉对方,自己这本子里藏着什么秘密。”陈伯拍了拍怀里的皮面笔记本。
我愣了一下,低头看看自己装满银杏叶标本的塑料袋,又看看他手里那把生锈的镊子:“好啊,一言为定。”
傍晚五点,我拎着画箱回到美院老校区宿舍兼画室,拉严了遮光窗帘,打开头顶两盏高显色冷白灯。
画架上立着一米二见方的亚麻油画布,画面主体是深秋银杏大道,可前景那几簇树冠的底色,此刻在我眼里糊成了一团浑浊的泥灰。
我从塑封袋里取出下午捡的那片银杏叶,用胶带粘在画架左上角,又打开铁皮颜料盒,凑近了逐一辨认管身上的英文色号。
医生上周在病历本上写得很明白,黄斑区光感受器细胞不可逆退化,我对长波黄绿光的分辨力正在快速归零。
我没告诉导师,也没告诉同寝室的室友,一旦系里知道油画系毕业生看不准颜色,保研资格会立刻顺延给第二名。
我伸手拉开画箱最底层的暗格,从旧速写本里抽出一张折成四方块的水彩纸。
纸角已经泛黄起毛,上面用黑色钢笔写着一行清瘦锋利的小字:藤黄四份,土黄两份,赭石半份,少量亚麻仁油调匀,就是十月下午三点的银杏光。
这是五年前高中画室集训时,学长沈砚握着我的手腕,在调色盘上一点点试出来的配方。
那年他考上国外美院附中,临走前一天把这张纸条塞进我的颜料盒,说等我考上美院大四办毕业展那天,他一定回来站在第一排看我的画。
可他出国不到半年就断了所有联系,电话注销,社交账号停更,整整五年音讯全无。
我把纸条重新折好放回暗格,拧开三支颜料管,严格按照记忆里的体积挤在玻璃调色板上。
刮刀把三种颜料揉在一起,我凑近鼻尖闻了闻松节油的味道,却死活分不清这团泥浆究竟是温暖的金黄,还是死气沉沉的土褐。
明天一早还得去公园,趁着光线最正的时候,多捡几片刚落地的银杏叶对照着调色,顺便帮陈伯留意他要的那种带缺口的残叶。
窗外起风了,枯枝刮擦着玻璃窗发出沙沙的声响,距离冷空气过境只剩最后六天。
第二章
第二天清晨七点半,我背着画箱赶到公园银杏道时,陈伯已经坐在树下的木长椅上了。
晨雾还没散尽,他把皮面笔记本摊在膝盖上,右手捏着那把生锈的镊子,正对着地上刚落的几片叶子发愁。
他老花眼比我想象得还要重,凑到离地面不到一尺的地方,镊子尖抖了两下,还是夹偏了叶柄。
我走过去在他旁边蹲下,从帆布袋里摸出高倍放大镜递过去:“陈伯,我眼神好使,您告诉我具体要什么样的,我帮您挑。”
陈伯推回放大镜,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副用眼镜布裹着的备用老花镜架在鼻梁上:“不用这玩意儿,你要找的是扇形饱满、叶缘一点焦边都没有的整叶,我自己心里有数。”
我手指顿了一下,没想到他只看了一眼我昨天捡叶子的动作,就摸清了我的挑选标准。
“我是美院大四的,毕业创作画银杏,想找几片最标准的新鲜落叶回去做实物比色卡。”我顺着他的话往下接,把病情严严实实藏进专业借口里。
陈伯点点头,不再多问,只是指了指长椅旁的一小堆落叶:“我要找的叶子,左边叶缘得有个半厘米宽的天然小缺口,叶脉主干往右偏一点,像被人用剪刀修坏了一角。”
我听得心里微微一动,低头在潮湿的草地上扒拉起来。
银杏叶大多长得对称周正,要找一片偏偏在左边缺一角、叶脉还歪半毫米的,比找完整金黄的叶片还要费工夫。
我虽然分不清叶片的黄度深浅,可多年素描功底还在,对轮廓比例和叶脉走向的敏感度远超常人。
不到二十分钟,我就在灌木丛根部翻出两片形状极接近的残叶,用纸巾吸干表面的露水,递到陈伯面前。
陈伯接过叶子举到眼前仔细端详,嘴角扯出一点极淡的笑意,从保温杯里倒了半盖子热茶推给我:“丫头眼力真毒,比我这双废眼强多了。
”
我捧着温热的杯盖喝了一口茉莉花茶,刚要开口问他收集这种缺口叶子做什么,一阵穿堂风突然顺着林荫道卷了过来。
长椅上的皮面笔记本没压稳,哗啦一声被风吹翻了封面,掉在铺满落叶的石板地上。
我连忙放下杯盖弯腰去捡,指尖刚捏住笔记本的硬壳封皮,目光就撞上了翻开的那一页。
笔记本的米黄色扉页左上角,用透明胶带贴着一张巴掌大的褪色水彩纸,胶带边缘已经发黄卷边。
水彩纸上用黑色钢笔写着一行字:藤黄4:土黄2:赭石0.5,亚麻仁油微调,十月银杏主光色。
我的呼吸猛地停了一拍。
那个“4”字的竖画末端带着极轻微的左勾,“0.5”的小数点圆润饱满,连“赭石”二字的横折顿笔,都和我画箱夹层里那张纸条一模一样。
“给我吧,风大,别吹散了里头夹的东西。”陈伯伸手接过笔记本,动作不快,却顺势把扉页合得严严实实。
我把本子递回他手里,指节因为用力微微发白:“陈伯,这本子……是您年轻时候写生用的?”
陈伯把笔记本塞进藏青色夹克的内袋,拉上拉链,抬眼看了看头顶枝桠上那三片纹丝不动的叶子:“说好了,等冷空气过境,谁先接到第三片落叶,秘密自然揭晓。”
他站起身拍了拍裤腿,拎起脚边的布袋:“今儿先到这儿,我得去医院取降压药了。”
我目送陈伯略微佝偻的背影走出银杏道,抓起画箱一路小跑回宿舍,反手锁上了门。
我蹲在地上打开画箱暗格,抖着手抽出那张保存了五年的旧纸条,平铺在书桌台灯底下。
五年前那个下午,沈砚就是用这支老式英雄钢笔,在我的水彩本撕下来的边角纸上写下这串比例。
那时候我刚学油画,总把秋天的银杏涂得像生锈的铁皮,沈砚握着我的手调出那抹透亮的暖金色,笑着说这是只有我们俩知道的独家色号。
可为什么一模一样的字迹、一模一样的调色比例,会贴在一个退休老教师的皮面笔记本扉页上?
我翻出手机通讯录,点开那个置顶了五年却永远提示“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的号码,拇指悬在拨号键上方,迟迟没有按下去。
第三章
距离冷空气过境还有三天,我去市医院眼科做了最后一次视野与色觉复查。
暗室里,医生指着电脑屏幕上的黄斑光学相干断层扫描图,眉头拧成了一个结:“最近是不是熬夜用眼过度了?感光细胞层萎缩比上个月快了一倍。”
我盯着色觉检查本上那一团模糊的圆点,一个数字也认不出来:“大夫,还能撑一周吗?就一周。”
“保不住的,未来几天你的色觉会进一步坍缩成单色灰度,连明暗对比都会变差。”医生在处方单上签下名字,“别硬撑,跟学校申请休学治疗吧。”
我捏着诊断书走出医院大门,秋日正午的阳光刺得眼睛生疼,马路两边行道树的叶子在我眼里已经彻底褪成了深浅不一的炭灰色。
休学意味着放弃今年的毕业展和保研名额,意味着我四年拿遍一等奖学金攒下的底气全盘作废。
回到画室,我把所有进口油画颜料管按色号顺序死死排进铁皮盒,用记号笔在管尾写上巨大的阿拉伯数字编号。
既然眼睛靠不住了,我就靠量杯刻度、靠编号顺序、靠过去四年画过上百遍的肌肉记忆把这幅画硬磨出来。
下午四点,我照常去公园银杏道碰运气,远远看见陈伯坐在长椅上,脚边多了一个印着搬家公司字样的牛皮纸箱。
纸箱里塞着几件叠得整齐的毛衣,最上面放着一盒没拆封的降压药和一个深蓝色的老花镜盒。
陈伯正低头听手机里的语音外放,一个中年女人的声音急切地传出来:“爸,机票我都改签好了,后天冷空气一过境降温,您必须跟我回南方过冬,您那眼神一个人在老房子住我实在不放心。”
陈伯按掉语音,看见我走过来,把脚边的纸箱往长椅底下推了推。
“陈伯,您要出远门?”我在他身边坐下,把刚从超市买的热豆浆递过去。
“女儿在广州定了房子,非接我去养老,后天一早走。”陈伯接过豆浆插上吸管,仰头望向头顶的银杏枝桠。
我们俩谁也没再多说话,各自守着心底那笔快要算到头的账,肩膀隔着半尺距离并排坐着。
风吹过树梢,挂在最外侧的一片叶子打着旋儿飘落下来,掉进不远处的草丛里。
枝头上只剩下最后两片,连同旁边侧枝上那片孤零零的残叶,正好凑成三片。
我攥紧口袋里的旧纸条,试探着开口:“陈伯,昨天捡您笔记本的时候,我无意间瞥见扉页上有张调色比例纸,写得特别专业,您以前教美术的?”
陈伯握着豆浆杯的手指微微收紧,塑料杯壁发出轻响。
他沉默了足有半分钟,声音低了下去:“教过几十年高中美术。那张纸不是我写的,是我最得意的一个学生留下的。”
我的心跳骤然漏了一拍,指甲深深掐进掌心:“那他……现在还在画画吗?”
陈伯垂下眼帘盯着脚尖前的落叶,半晌才慢吞吞地说:“他啊,五年前出国深造去了,走得急,好多画没来得及画完。”
话音落在这里,谁也没有再往下追问。
我以为陈伯只是感慨学生远走他乡,而陈伯看着我眼底掩不住的红血丝,把已经到嘴边的后半句话又生生咽了回去。
傍晚分手时,陈伯从布袋里摸出一只怀表看了看时间,叮嘱我:“天气预报说明晚半夜强冷空气进城,风力六级,后天一早七点,树下见。”
“好,我一定准时到。”我背起画箱朝他挥了挥手。
走到路口回头看时,陈伯还站在那棵老银杏树下,一手扶着长椅背,一手按在装笔记本的衣袋上,像一尊被秋风吹旧了的雕像。
第四章
寒潮来临前夜,气象台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窗外的北风从晚上十点就开始呜呜地往门缝里灌。
画室里只开着一盏台灯,我把这几天在公园捡的十几片银杏叶摊在白纸上,准备连夜铺完毕业油画《秋信》最关键的树冠高光层。
明天中午十二点就是系里提交初审电子稿的死线,只要今晚铺完这一层亮色,明早再去公园接住第三片银杏确认最后细节,就能赶在截止前交差。
我拧开标记着“1号藤黄”和“2号土黄”的颜料管,按照旧纸条上的比例挤在调色板上。
可刮刀刚搅了两圈,我的右眼突然传来一阵针扎似的剧痛,眼眶酸胀得几乎睁不开。
我闭上眼用力按了按眉心,再睁开时,台灯底下的一切仿佛被抽干了所有饱和度。
白纸上的银杏叶、调色板上的颜料堆、画布上的背景天空,全变成了深浅难辨的泥灰色,连明暗交界线都糊成了一团灰雾。
我的手抖了一下,蘸满颜料的猪鬃笔顺着惯性扫向画布中央的树冠。
一笔下去,原本应该通透明亮的暖金色高光,在画布上拖出一道又脏又暗的深褐色泥痕,直接盖住了前三天好不容易铺好的底层笔触。
我盯着那道刺眼的深色印子,整个人僵在画架前,连呼吸都忘了放轻。
我拿起调色刀想把那层颜料刮掉,可手腕一颤,刀锋直接刮破了湿润的底色层,露出一块灰白的亚麻布底子。
我没有哭,也没有砸画笔,只是把沾满泥灰颜料的画笔插进洗笔筒,一遍又一遍地用力涮洗。
松节油混着浑浊的颜料水溢出来,顺着指缝滴在牛仔裤上,冰凉一片。
洗完第五遍画笔,我才发现自己的手指在不受控制地发抖,连拧颜料盖的力气都快没了。
没有精准的色觉对照,我根本不知道刚才挤出来的究竟是不是真正的藤黄,还是误拿了旁边的熟褐——昨晚整理颜料盒时,有两支管尾的记号笔墨迹被松节油蹭掉了。
我拉开画箱暗格,把那张五年前的旧纸条按在胸口,指腹摩挲着上面已经发毛的钢笔字迹。
沈砚的笔记本扉页上不仅有调色比例,还夹着他在不同光线下画的色卡小样,只要明早赶在陈伯登机前见到他,就能借他的笔记本核对出正确的颜料管。
更重要的是,我想亲口问问陈伯,那个五年前出国深造的学生是不是叫沈砚,他现在究竟在哪里,为什么五年里连一封信都没寄回来。
凌晨两点,窗外的风声陡然拔高,玻璃窗被吹得咯吱作响,第一波寒潮前锋正式进城了。
我把毁掉的高光层用干净棉布轻轻吸干余油,裹上最厚的羽绒服,抱着画箱坐在门口的小板凳上等天亮。
手机屏幕在黑暗中亮了一下,天气预报弹出大风降温红色提醒,距离我和陈伯约定的清晨七点,还有四个半小时。
我攥紧了口袋里那张旧纸条,心里只剩最后一个念头:只要接住枝头落下的第三片银杏,所有的答案和色彩就都能找回来。
第五章
清晨六点五十,天刚蒙蒙亮,寒潮带来的大风把银杏道吹得一片狼藉。
我逆着风跑进公园时,看见陈伯已经站在那棵老银杏树下了,脚边立着一个二十四寸的黑色拉杆箱,旁边站着一位提着保温袋的中年女人。
“爸,车在公园南门等着呢,咱们真得走了,再晚赶不上值机了。”女人看了一眼手表,轻声催促道。
“再等两分钟,就两分钟。”陈伯没回头,双手揣在兜里,死死盯着头顶那根在狂风里剧烈摇晃的横枝。
我气喘吁吁地跑到树下,还没来得及开口喊人,一阵猛烈的阵风呼啸着劈过树梢。
枝头上最后三片银杏叶同时挣脱了叶柄,像三只被风吹散的蝴蝶,打着旋儿往下坠落。
第一片被风卷进了路边的灌木丛,第二片贴着地面滑出了好几米远。
第三片落得最慢,晃晃悠悠地朝我们站立的空地飘过来。
我和陈伯几乎在同一秒迈步上前,同时伸出了右手。
两只手掌在寒风里轻轻撞在一起,布满老人斑的枯瘦手掌托在下方,我的掌心覆在上方,严丝合缝地接住了那片叶子。
叶片摊在两只手掌中间,左边叶缘恰好带着一个半厘米宽的天然小缺口,叶脉主干微微偏歪了半毫米。
陈伯低头看着那片叶子,喉结上下滚动了两下,眼眶瞬间泛起一层浑浊的红。
他抬起头刚要按照约定开口,目光却落在我通红布满血丝、焦距微微涣散的双眼上,又瞥见我羽绒服袖口蹭着的深褐色油画颜料。
陈伯到嘴边的话硬生生顿住了。
他沉默了两秒,从怀里掏出那本磨起毛的棕色皮面笔记本,连同手心里的缺口银杏叶一起塞进我手里,声音刻意放得平淡:“丫头,咱俩同时接住的,算平手。这本子其实没什么大秘密,就是我以前教过的一个学生留下的写生笔记,里头记了些调色法子,我带去南方也没用,留给你毕业创作做个参考吧。”
我接过笔记本,指尖触到微凉的牛皮封面,顺手翻开了扉页。
扉页上除了那张“藤黄4:土黄2:赭石0.5”的调色纸,下面还用铅笔画着三道深浅递进的色块小样,旁边标注着对应的国产颜料标准色号。
我的手指继续往后翻,笔记本夹层里突然滑出一张薄薄的透明塑封膜。
塑封膜里压着半片干枯发脆的旧银杏叶书签,左边叶缘缺了一小角——那是五年前高中毕业前夕,我用钝剪刀修叶边时不小心剪坏,红着脸塞进沈砚素描本里的那一枚。
书签背面压着笔记本的最后一页,上面只有两行力气虚弱到几乎散架的钢笔字,落款日期停在五年前的冬天,地址栏印着某家海外医院的抬头发蓝水印:老师,肺部感染撑不住了,书签我没保管好缺了一角,麻烦您替我找片像的夹回去,等她毕业办展那天还给她,别告诉她我不在了。
寒风猛地灌进我的领口,把所有声音都吹散在耳边。
我死死捏着笔记本的硬壳边缘,指节泛白,喉咙像被一团湿透的棉花堵住,连喘气都带着刺痛。
难怪五年音讯全无,难怪陈伯每天拿着生锈镊子执着地找一片带缺口的残叶,难怪他刚刚看见我的眼睛和袖口,临时把那句残忍的真相咽了回去。
他知道我正赶着交毕业画作,知道我不能在这个节骨眼上垮掉。
我迅速合上笔记本,把眼底涌上来的酸涩硬生生逼了回去,再抬头时,脸上挤出一个干净的笑:“谢谢陈伯,这本子里的调色法子正好救我的急,您跟姐姐一路平安。”
陈伯深深看了我一眼,嘴唇动了动,最终只是抬手拍了拍我的肩膀:“好好画,你是个有骨气的丫头,一定能成。”
中年女人接过陈伯手里的行李袋,搀着他的胳膊转身朝公园南门走去。
我站在原地,左手紧紧按着怀里的皮面笔记本,右手掌心托着那片我们共同接住的第三片银杏,目送那道藏青色的背影一步步走远,直到消失在南门拐角。
一老一少,谁也没有再回头。
第六章
回到画室时,窗外的天色已经彻底沉成一片灰白,冷风拍打着老旧的铝合金窗框,发出细碎的呜咽声。
我反手锁上门,将那本磨起毛的棕色皮面笔记本平放在画桌中央,把那片共同接住的第三片银杏叶小心翼翼压在笔记本扉页下方。
视野里的色彩几乎完全褪成了深浅不一的炭灰色,昨夜被我画毁的那道深褐色泥痕横亘在画布中央,像一道裂开的旧伤。
我拿起桌角的放大镜,凑近笔记本扉页下方的国产颜料标准色号标注,指尖顺着铁皮颜料盒的凹槽一排排摸过去。
昨晚被松节油蹭掉管尾墨迹的那两支颜料,在笔记本手绘的色块小样旁标着具体的管身钢印编号与质地说明。
我拧开金属管盖,按着“藤黄4:土黄2:赭石0.5”的刻度,在白瓷调色盘上分格挤出对应的长度,再用调色刀一毫米一毫米地刮平、刮匀。
调色刀每一次刮过瓷盘的声响都格外清晰,我看不见颜料融合后究竟呈现出怎样的暖金色,却记得五年前高中画室里,沈砚握着我的手腕调整刀锋角度时的力道与频率。
蘸上调好的颜料,我屏住呼吸,顺着画布上早先起好的素描结构线,一笔笔覆盖掉昨夜失准的泥灰色块。
刷毛扫过亚麻布纹路的沙沙声在窄小的画室里回响,从清晨七点半一直持续到午后两点,直到最后一抹高光落在银杏大道尽头的长椅边缘。
半个月后,美院美术馆一楼展厅正式开展,我的毕业油画《秋信》挂在东侧主墙最显眼的位置。
开展当天上午,系里的三位评审教授在画前驻足了足足十分钟,油画系主任摘下老花镜,指着画面中层层叠叠的树冠感叹这抹暖金色调得极有阳光穿透的通透感。
教务处老师随后走过来核对参展学生名单,顺口通知我毕业创作初审拿到全系最高分,保研资格已经正式公示通过。
我站在展厅人群外围,礼貌地朝老师和围观的同学点头致谢,眼前的景象依然是一片模糊的灰白光影,但我知道画布上每一寸笔触的温度都分毫不差。
下午四点半,闭展清场的铃声在美术馆大厅里缓缓响起,观展的人群陆续散去。
我走回东侧主墙前,从大衣内侧口袋里取出那只透明塑封袋,抽出里面已经压得平整干燥的第三片银杏叶。
叶子左边边缘带着半厘米宽的天然小缺口,叶脉主干微微偏歪了半毫米。
我踮起脚尖,将这片银杏叶轻轻插进原木画框右下角的缝隙里,与画布角落那枚红色的落款印章紧挨在一起。
做完这一切,我背起装着旧纸条和棕色皮面笔记本的画箱,转身推开美术馆厚重的玻璃门,迈步走进冬日午后清冽的阳光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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