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死亡证明和存折从窗口递进去,说销户。柜员是个二十来岁的姑娘,接过去敲了两下键盘,忽然抬头看我:“哥,这折子上每年有固定进账,您确定要销?”我愣了一下:“什么进账?”她把屏幕转过来一点:“您自己看,每年三月十二号,五千,连着好多年了。”我说打张流水给我。她噼里啪啦一阵敲,单子从打印机里吐出来,我接过来一看——八年,整整八行,每年同一天,每笔五千,汇款人一栏统一印着“陈建国”。我盯着这名字看了半天,脑子里翻了个遍,我妈那边的亲戚、我家的老邻居、汽修厂的工友,没一个叫这名儿的。柜员拿笔敲敲台面:“哥,签个字就能销了。”我把笔一搁:“先不销了。”她有点意外:“那您这折子留着也没用啊。”我说:“有用。”转身就走了。
回城中村那间出租屋,我把门一反锁,开始翻我妈的遗物。她东西不多,一个樟木箱子装了大半,衣服我都叠好捐了,剩下些零碎一直没动。存折是她枕头底下摸出来的,当时我还纳闷,老太太一辈子省吃俭用,折子上能有多少钱。现在我把箱子底那堆东西全倒床上,翻到第三遍,在一只锈铁盒里摸出张纸——市一院的缴费单,泛黄发脆,折痕都快断了。自费金额那栏印着四万整,日期是八年前三月五号。我掏出手机算了三遍,八乘五千,四万,一分不差。第一笔转账是三月十二号,缴费单是三月五号,中间就隔一个礼拜。我坐在床沿上,把两张纸并排放着,后背一阵阵发凉。我妈当年那场大手术,我一直以为是她自己攒的钱加上跟亲戚借的。那阵子我在汽修厂当学徒,一个月两千八,连住院押金都凑不齐,我妈还反过来安慰我,说没事,妈有办法。她有什么办法?她一个给人缝裤脚改拉链的,能有什么办法?
第二天我没出车,骑着电动车去了趟银行总行。柜台查不了跨行汇款明细,我就填了张申请单,说要查这笔钱的汇出行和附言。柜员说:“需要本人来查。”我说:“本人走了,死亡证明在这儿呢。”她找了主管,主管又打电话请示,折腾了快一个钟头,最后给我打了张单子——汇出行是城东支行,附言栏空的,八年全是空。但汇出行地址我认识,就在市一院后门那条街上。我把单子折好揣兜里,出门点了根烟,蹲在马路牙子上抽完,心里那本账翻得哗哗响。陈建国,市一院后门,副院长办公室,这三样东西搁一块儿,傻子都能闻出味儿来。
我没急着去找人。跑外卖三年,我学会一件事——急没用,你得等。我找站长把片区调了,专跑市一院周边三公里。站长问我:“医院那片单子多,你跑得过来?”我说:“跑得过来,我熟。”头一个礼拜,我把医院前后门摸了个透,哪个门几点换保安,哪条巷子能直接插到住院部后门,急诊通道几点最堵,全记脑子里。第二礼拜,我开始留意进出副院长办公室那层楼的人。陈建军,五十四五岁,头发梳得一丝不乱,白大褂从来不系扣子,走路带风,后面老跟着个拎包的实习生。他哥陈建国我还没见着,但楼下保安跟我熟了,递根烟就能聊两句。我问:“陈院长他哥常来?”保安吐了口烟:“来,退了休没事干,每回都走后门那个小铁门,不刷卡,我给开。”我说:“那老头姓陈?”保安点头:“陈建国,以前是中学老师。”
第三礼拜二中午,系统里蹦出个单子,收货地址写“市一院副院长办公室”,备注就俩字:放门口。我一看下单人——陈建国。手比脑子快,我点了接单,拎上餐盒就往医院骑。电动车停在后门,保安老赵冲我点头,我扬了扬手里的袋子:“副院长办公室的,赶时间。”他摆摆手让我进去了。电梯上五楼,走廊尽头那间门虚掩着,我敲了两下,里面说进。推开门,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头坐沙发上翻报纸,茶几上摊着个保温杯。我把餐盒搁桌上,没走。他抬头看我:“放那儿就行。”我说:“陈建国是吧?”他眉头一皱:“你是谁?”我从兜里掏出存折和缴费单,并排拍在茶几上,压着那份报纸。“我妈走了,”我说,“这钱我不能白收。”他脸色唰地变了,手停在保温杯盖子上,半天没拧开。
他缓了能有十秒钟,把报纸一合,挤出个笑:“小伙子,你是不是搞错了?我不认识你妈。”我说:“你每年三月十二号往一个存折里打五千,打了八年,汇款人写你名,这还能搞错?”他嘴角抽了一下:“那是……那是资助贫困学生,银行搞错了名字。”我差点笑出声,指着缴费单说:“市一院,八年前三月五号,自费四万,三月十二号你头一笔钱到账,资助学生专挑我妈手术那礼拜资助?”他不说话了,端起保温杯抿了一口,手有点抖。我拉了把椅子坐下:“陈老师,你是教书的,应该比我明白,账对不上就是账对不上。”他把杯子一放,语气软下来:“小温是吧?你妈那事儿……我确实知道一点。这样,你开个价,咱们私下解决,别闹到楼上去。”我说:“楼上是谁?你弟陈建军?”他眼皮一跳,没接话。
我站起来,把存折和缴费单收进兜里:“陈老师,我今天来就为问一句——这钱到底封的什么口?你要是不说,我明天还来,后天还来,我天天送这片的外卖,你弟那间办公室我一天路过八回。”他脸白了,站起来拦我:“你别冲动,这事儿……这事儿不是你想的那样。”我说:“那是哪样?”他张了张嘴,又闭上,最后憋出一句:“你给我三天,我跟我弟商量商量。”我说:“行,三天,三月十二号之前给我准话。”他愣了一下:“你连日子都记着?”我说:“我妈记了八年,我替她记着。”
出了医院后门,我把电动车支在路边,掏出手机把陈建国的号码存上——刚才趁他拧杯盖的时候,我瞟了一眼他茶几上的通讯录。三天,够我把这八年的事捋出个头绪了。
从医院后门出来,我没直接回站点,拐进旁边巷子给老周打了个电话。老周是调度,四十来岁,管着这一片三十多号骑手,谁跑哪条线都得他点头。“周哥,医院周边那五个小区,以后划给我。”电话那头顿了两秒:“你疯了吧?那片单子散得要命,门禁一道接一道,电梯还得刷卡,谁接谁赔钱。”我说:“我算过账,赔不了。”老周在那头啧了一声:“你小子别跟我打马虎眼,到底图啥?”我说:“图路熟。”他骂了句“闷驴”,把电话撂了。
回到站点,老周正蹲门口抽烟,见我进来把烟头往地上一摁:“你真要那片?一天少跑十几单,一个月下来少挣两千多,你房租八百,剩下喝西北风?”我把电动车钥匙往桌上一扔,从兜里掏出张纸,是我昨晚画的路线图——医院后门那条巷子直通两个老小区,不用绕正门;住院部侧门早上七点半换班,那会儿保安不查车;行政楼后面有个卸货通道,外卖能直接推进去。“周哥你看,”我拿手指头点着图,“这片我不是瞎跑,我认路。”老周斜眼瞅了半天,冒出句:“你这人真闷,有话不早说。”我说:“早说你也不信。”
他到底还是把片区给我划了,末了撂下一句:“亏了别找我哭。”我说:“亏了算我的。”当天下午我就开始跑,头一单是医院对面小区六楼,没电梯,爬上去腿肚子转筋。下来的时候碰见个同行,姓刘,跑这片跑了两年,见我从那栋楼出来直乐:“新来的吧?这栋楼以后归你,我谢你八辈祖宗。”我说:“行,归我。”他倒愣了,上下打量我两眼:“你小子是不是傻?”我没接话,骑上车奔下一单去了。
第二天我摸清了住院部后门保安换班的点儿——早上七点半、下午三点半,两班倒,中间有十分钟空档,铁门虚掩着没人管。行政楼那边我也转明白了,四层最里头那间挂着“副院长”的牌子,门口摆盆绿萝,叶子蔫了吧唧的,一看就没人上心浇。陈建军每天中午十一点半准时下楼吃饭,走楼梯不走电梯,估计是怕撞见人。这些事儿我没跟任何人说,记在手机备忘录里,一条一条,跟修车时候记故障码一个德行。
第三天中午,我在后门蹲着吃盒饭,老周打电话过来:“你小子是不是得罪人了?刚才有个老头打电话到站点,问跑医院那片儿的骑手叫啥名。”我筷子一停:“你咋说的?”老周说:“我能咋说?我说我们骑手多,得查。他就挂了。”我说:“下回他再打,你就说我姓温。”老周急了:“你惹啥事了?”我说:“没惹事,就是有人想请我喝茶。”老周在那头骂骂咧咧挂了电话。
我扒完最后两口饭,心里那本账又翻了一页——陈建国沉不住气了,才两天就坐不住。他越急我越不急。下午我照常跑单,特意绕到行政楼后头那条道,远远瞅见陈建国从后门小铁门进去,手里拎个保温桶,八成是给他弟送汤。我没跟上去,拐弯送我的麻辣烫去了。送完那单我坐在电动车上抽了根烟,把事儿从头到尾捋了一遍:陈建国转账八年,每年准时准点,说明他心里那根弦一直绷着;他找我站点打听我名字,说明他怕我,怕我闹大;他弟陈建军是副院长,最怕的是啥?是纪委,是院务会,是档案里留一笔。我掐了烟,给陈建国发了条短信,就一行字:“陈老师,后天三月十二,你定地方。”
发完我把手机揣兜里,骑上车接着送单。风灌进领口有点凉,但我心里热乎——八年了,我妈到死没跟我提过一个字,这钱她收得憋屈,我替她讨个明白。
第二天一早,陈建国回短信了,就仨字:“明天见。”没写地方。我盯着屏幕看了半天,没催,把手机塞兜里照常出车。中午跑到行政楼那趟,我特意从五楼走廊过,瞥见副院长办公室门关着,里头有人说话,声音压得低,听不真切。我脚步没停,下楼的时候跟保安老赵递了根烟:“赵哥,陈院长他哥今儿来了没?”老赵接过烟别耳朵上:“来了,一早就来,哥俩关屋里半天了。”我点点头,心里有数了——这哥俩在商量对策。
下午三点多,陈建国电话打过来了,语气比上回稳当不少:“小温,明天中午十一点,医院后门那个茶楼,二楼雅间,咱们当面聊。”我说:“行。”他顿了顿,又补一句:“你一个人来。”我说:“陈老师放心,我跑外卖的,不兴带人。”挂了电话我冷笑一声——他越强调一个人,越说明他心虚。
第二天我提前半小时到了茶楼,没急着上去,在楼下电动车里坐着,看谁进谁出。十点五十,陈建国到了,一个人,拎个公文包。十点五十五,又来了个人,五十来岁,头发梳得一丝不乱,白大褂换成了夹克衫,走路带风——陈建军。我眯了眯眼,说好一个人,来了俩,这是要唱双簧。
我等到十一点整才上楼,推开门,哥俩坐对面,茶已经沏上了。陈建国站起来招呼:“小温来了,坐坐坐。”陈建军没动,靠在椅背上打量我,那眼神我熟,汽修厂老板看学徒就这眼神。我拉开椅子坐下,没碰茶杯。陈建国先开口:“小温啊,你妈那事儿,我跟你陈叔商量了,这里头有误会。”我说:“陈老师,误会不误会的,你先把这八年转账解释清楚。”陈建军接过话头,声音不高但硬:“小伙子,我哥心善,看你家困难资助一把,你现在反过来咬一口,不合适吧?”我看着他:“陈院长,资助有资助的规矩,八年不吭声、不留名、专挑三月十二打钱,这叫资助?”他脸色没变,手指头敲了敲桌面:“那你想怎么样?”
我从兜里掏出存折和缴费单,摊在茶桌上:“我不想怎么样,我就想知道,八年前三月五号那台手术,到底出了什么事。”陈建军眼皮跳了一下,端起茶杯抿了一口,没接话。陈建国在旁边打圆场:“小温,手术很成功,你妈术后恢复得也不错,这你是知道的。”我说:“我知道我妈多活了七年,我不知道的是——为什么手术自费四万,你三月十二号就给我妈打五千,往后年年不落。陈老师,你教数学的,这账你比我算得清。”陈建国嘴唇动了动,没说出话。陈建军把茶杯一放,语气沉下来:“行了,既然你查到这一步,我也不瞒你。当年手术中间出了点小状况,你妈术后恢复慢了些,院里出于人道考虑,给了笔补偿。我哥经手办的,怕你有想法,就没明说。”我盯着他:“人道补偿?那为什么走私人账户,不走医院财务?”他噎了一下。
我站起来,把存折和缴费单收好:“陈院长,你说的‘小状况’,我回头去病案室调我妈的住院记录,再找几个当年同病房的问问,总能对上。今天这茶我就不喝了,你们哥俩慢慢品。”陈建军脸色终于变了,站起来拦我:“小温,你等等——”我回头看他:“陈院长,我送外卖的,时间就是钱,耽误不起。”陈建国赶紧拽住我胳膊:“有话好说,有话好说,你开个条件。”我甩开他手:“我的条件就一条——三月十二号之前,你们哥俩给我个书面说明,当年手术到底怎么回事,这钱到底封的什么口。写清楚了,咱们按写清楚的办;写不清楚,我拿着存折和缴费单去院务会上问。”陈建军脸白了:“你——”我没等他话说完,拉开门走了。
下楼骑上电动车,我手有点抖,点了根烟抽了两口才稳住。刚才那话我说得硬气,其实心里也没底——病案室调记录要本人身份证,我妈的身份证注销了,得跑好几趟派出所开证明。但这话我不能露,得让他们先慌。烟抽完我给老周打了个电话:“周哥,下午的单子帮我往后顺延半小时,我去趟派出所。”老周问干啥,我说:“给我妈开个证明。”他沉默了两秒:“你小子真摊上事了?”我说:“摊上了,不过快收尾了。”
从派出所出来天已经擦黑,我手里攥着两张纸——一张我妈的户籍注销证明,一张亲属关系证明。办事的民警多问了一句“查住院记录干啥”,我说打官司用,他就不吭声了,盖章时候跟我说:“病案室认这个,明天去吧。”
第二天上午我掐着点跑完早高峰的单,十点半晃到行政楼。这回我没走五楼,直接上六楼档案室。窗口坐个四十来岁的女的,戴副老花镜在那儿翻本子。我把证明和身份证递进去:“姐,查一份八年前的住院记录,我妈的。”她接过去扫了一眼,头都没抬:“个人不能查,要医务科开证明。”我说这不有派出所证明吗,她拿笔尖戳了戳窗口玻璃上贴的纸条:“看清楚,医务科盖章,别的不好使。”
我还想再说,她直接把材料从窗口推出来,低头继续翻本子,连看都不看我了。行,规矩我懂,人家吃这碗饭的,我硬磨没用。我退到楼梯间,点了根烟,寻思下一步咋整——医务科开证明得找陈建军签字,这不绕回去了嘛。正琢磨着,楼梯上头传来脚步声,一个老头拎着保温杯从五楼拐上来,头发花白,穿件灰夹克,走路慢悠悠的。我往边上让了让,他冲我点了下头,往档案室那边去了。
我没当回事,烟抽到一半,听见档案室那头传来说话声,老头声音不高,但楼道里拢音,飘过来一句:“……我就查个存档,不调原件。”接着是那女的声音:“陈老师,您这得找医务科批,我这儿真做不了主。”老头叹了口气。我烟头一掐,心里咯噔一下——姓陈。
我假装接电话往走廊那头挪,老头从档案室出来,保温杯往腋下一夹,往楼下走。我跟了两步,听见五楼有人开门,一个声音压得低但急:“哥,那事早过去了,你别再转钱,让人盯上就麻烦了。”老头回了句什么我没听清,门就关上了。我站在六楼拐角没动,把那张脸记死了——灰夹克,保温杯,头发往一边梳,左眉角有颗黑痣。
下楼的时候我特意绕到一楼保安室,老赵正泡方便面。我递了根烟过去:“赵哥,刚楼上下来那个拎保温杯的老头谁啊?看着面熟。”老赵接过去闻了闻:“陈建国,陈院长他亲哥,退休教师,隔三差五来一趟。”我装作随口一问:“亲哥啊?长得不太像呢。”老赵笑了:“一个随爹一个随妈,这有啥稀奇的。”我点点头,心里那根线算是接上了——陈建国,副院长亲哥,退休教师,跟转账记录上那个名字对上了。
从医院出来我没回站点,拐进后门那条巷子蹲着。这地方我熟,医院后门就一条道,副院长那辆黑色帕萨特每天中午都从这儿出去。果然十二点刚过,车出来了,副驾上坐的正是陈建国。我掏出手机连拍三张,车牌、人脸都清楚。车拐上主路,我把照片存进相册,顺手给老周发了条语音:“周哥,下午医院这片儿的单子都给我留着,我跑。”
老周回得快:“你这两天咋老往医院钻?丈母娘住院了?”我说:“差不多,快了。”他也没再问,这行就这样,谁都有点不想说的事。
下午跑单路过医院后门,我特意慢下来,看见陈建国从帕萨特上下来,手里拎着那个保温杯往住院部走。我骑车从他身边过,喊了一嗓子:“陈老师,让一让嘞!”他侧身躲了一下,抬头看我,眼神在我脸上停了半秒,没认出来。我油门一拧就走了——现在还不是摊牌的时候,我得先把病案室那道门撬开。
晚上回出租屋,我把缴费单和存折摊桌上,又翻出白天拍的照片。陈建国左眉角那颗痣拍得清清楚楚。我拿笔在纸上画了条线:三月五号手术,三月十二号第一笔钱,陈建国经手,陈建军主刀,档案室查不着,医务科要签字。线画到这儿断了——医务科归陈建军管,我拿啥让他签字?
想了半宿,天快亮时候我想通了——我不找他签字,我找他哥。陈建国不是爱来医院吗?那我就天天在他跟前晃,晃到他沉不住气。他哥俩越怕人盯,我越得让他们看见我。第二天一早我给老周打电话:“周哥,医院那片儿的单子,往后都归我跑。”老周在那头骂了句娘:“你他妈跟医院杠上了?”我说:“对,杠上了。”
连着三天,我专挑上午十点到十一点、下午两点到三点这两个时段在医院后门转悠,那是陈建国来去的钟点。头一天他看见我,脚步顿了一下,没搭话。第二天我主动打招呼:“陈老师,又来看您弟啊?”他嗯了一声,走得比头天快。第三天他干脆绕到马路对面走,我隔着街冲他喊:“陈老师,保温杯别忘了拿!”他回头瞪我一眼,脸绷得紧紧的。
第四天中午,我正蹲在巷子口扒盒饭,手机响了,陌生号。接起来,那头是陈建国,声音压得很低:“小温,你老跟着我干啥?”我说:“陈老师,我没跟您啊,我跑单呢,这片儿归我。”他沉默了几秒:“你妈的事……你想知道啥?”我说:“我想知道三月五号那天手术台上出了啥事。”他那边喘气声粗了:“电话里说不清,你明天下午来我家,我把该说的跟你说清楚。”我说行,您把地址发我。挂了电话我扒完最后两口饭,心里明白——他这是扛不住了,要跟我摊牌。
第二天下午我按地址找到陈建国家,老小区六楼没电梯,门一开,陈建国穿着家居服,茶几上摆着两杯茶,看样子是准备好了。我坐下没碰杯子,他先开口:“小温,你妈那手术,当年确实出了点岔子。”我盯着他:“啥岔子?”他搓了搓手:“你妈麻醉过程中出现了意外反应,抢救了四十多分钟才稳下来,术后恢复比正常慢,多住了半个月院。院里怕担责任,让我出面跟你家私了,那四万自费部分其实是院里免掉的,但走账走了你家的名,钱由我弟个人垫上,再以补偿名义分八年打给你妈。”我听完没吭声,手指头在膝盖上敲了两下:“所以那五千一年,是封口费。”陈建国点头:“你妈签了协议,答应不追究。”我说:“协议呢?”他起身从书柜里翻出个牛皮纸袋,抽出一张纸递给我。我扫了一遍,末尾我妈的签名歪歪扭扭——她那时候刚做完手术,手还抖着呢。
我把协议折好揣兜里,站起来:“陈老师,这协议我妈签了,我没签。她人走了,这事我得替她弄明白——手术出意外,医院该走医疗事故鉴定走鉴定,该赔多少赔多少,不该拿钱堵嘴。您弟是副院长,您替他善后,可善后善得不对。”陈建国脸白了:“小温,你妈都走了,你还折腾啥?”我走到门口回头看他:“我妈走了,账没走。您让陈院长准备好,下周院务会我去旁听,这事得在会上说清楚。”下楼的时候我听见他在屋里打电话,声音急得变了调:“建军,那小子要上院务会——”
我骑上电动车,风一吹脑子清醒不少。协议到手了,可光有协议不够,我得让陈建军自己认。掏出手机给老周发语音:“周哥,下周医院那片儿的单子还归我,另外帮我打听打听,院务会一般啥时候开。”老周回得干脆:“你他妈真要把天捅破啊?”我笑了笑:“捅破了才好透亮。”
等了一个礼拜,单子没来。我心里不急,该跑单跑单,每天照旧从医院后门过两趟,该喊“让一让”喊“让一让”。陈建国那辆黑帕萨特还停老位置,人下来的时候脚步比前阵子慢,看着像没睡好。第七天下午两点多,手机“叮”一声派单,我低头一看,取餐是后门那家粥铺,收货地址写着“市一院行政楼四楼副院长办公室”,下单人陈建国,备注栏还加了句“放门口就行”。我盯着那行字看了三秒,把手机揣兜里,跟粥铺老板说:“这单我自己送。”
拎着餐盒上四楼,走廊里安静得能听见自己鞋底响。副院长办公室门虚掩着,我敲了两下,里头说“进来”。推开门,陈建国坐在沙发上,茶几上摆着一摞文件,他抬头看见是我,手边的茶杯差点碰翻。“你——”他嗓子卡了一下,“怎么是你送?”我把餐盒搁桌上,不慌不忙从外套内兜掏出存折和缴费单,并排拍在餐盒旁边:“陈老师,您点的粥,我顺道把账也带来了。”
他脸唰地白了,眼睛在存折和缴费单上来回扫,嘴唇动了动:“你妈的事……我不认识你妈。”我拉了把椅子坐下,把缴费单往他跟前推了推:“市一院,八年前三月五号,自费四万。您从那年三月十二号开始转钱,一年五千,转了八年整,正好四万。”我又指了指存折上那行日期,“每年都是三月十七,头一笔就在缴费单后一礼拜。三月十七是我妈手术那天吧?”陈建国手开始抖,端茶杯没端稳,洒了一桌子。他拿纸巾胡乱擦了两把,憋出一句:“那是个意外。”
“意外您记了八年。”我把存折翻到最后一页,指着我妈的名字,“日子一天没差,陈老师,您这记性比闹钟还准。”他呼吸粗起来,抓起手机要拨号,手指头在屏幕上戳了两下没戳准。我靠在椅背上没拦他,就看着他拨。电话通了,他压着嗓子说:“建军,你上来一趟,那小子在我这儿。”挂了电话他搓了把脸,换了副口气:“小温,你要多少,开个数。你妈都走了,咱别折腾了行不行?”
我没接话,把缴费单又往前推了一寸:“四万自费,您转四万,这叫封口费。我妈签的那张协议我看了,她手抖成那样还签了字,你们真会挑时候。”门这时候被推开,陈建军走进来,白大褂没换,扫了一眼桌上的东西,脸沉得像要下雨。“温聿泽是吧?”他往办公桌后头一坐,两手交叉搁桌上,“按规定,你这是扰乱办公秩序,我可以叫保安。”
我站起来,把存折翻到最后一页举到他面前:“陈院长,我妈枕头底下压着这本折子走的,一句话没留。她是不敢说,还是没来得及说,你们哥俩心里清楚。”陈建军嘴角抽了一下,没接话。我把存折收进兜里,缴费单叠好揣回内兜,拎起餐盒放回陈建国面前:“粥趁热喝,别糟践粮食。”走到门口我回头看了他俩一眼,“那咱们院务会上说。”拉开门下楼,背后传来陈建军压着火的嗓门:“你站住——”我没停,三步并两步下了楼,跨上电动车拧到底,风灌进领口,后背汗湿了一片。
骑出去两条街我才靠边停下,手还有点抖,不是怕,是憋了这么些天一口气总算吐出来了。我掏出手机给老周发语音:“周哥,院务会啥时候开打听着没?”老周回得比平时慢,隔了半分钟才发来一条:“下周三上午,行政楼三楼会议室。聿泽,你可想好了,那是人家地盘。”我回他:“地盘归地盘,理归理。”把手机塞回兜里,我拐进巷子买了瓶冰水,灌了半瓶下去,脑子彻底凉下来。陈建军最后那句“你站住”我听得出来,他慌了——他要是真按规矩来,根本不用叫保安,直接报警就完了。他怕我在院务会上把这事抖开,更怕我手里还有别的东西。其实我手里就一张缴费单、一本存折、一份协议复印件,可这三样东西摆到台面上,够他喝一壶的。
晚上回屋我又把协议看了一遍,末尾我妈的签名歪歪扭扭,旁边印着“患者家属自愿接受补偿,不再追究”。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半天,忽然发现日期底下还有一行小字,是手写的:“本协议一式两份,院方存档一份,家属持一份。”我翻过来看背面,空白。我妈那份呢?她枕头底下只有存折,没有协议。我坐直了,把牛皮纸袋里的东西全倒出来翻了一遍,确实没有。陈建国给我的这份是院方存档那份,我妈手里那份八成让她塞哪儿了,或者压根没给她。我抓起手机想给陈建国打电话,想了想又放下了——这事不能问他们,问就是打草惊蛇。我妈的东西我还没翻完,老柜子底下那个铁皮盒子,我明天得再翻一遍。
第二天一早我没急着跑单,先把铁皮盒子从柜子底下拽出来。盒盖锈得厉害,拿改锥撬了两下才开。里头东西不多:我爸的死亡证明、我小学的奖状、一沓我妈年轻时候的照片,最底下压着个对折的信封,没封口。我抽出来一看,是那份家属持有的协议,纸边都磨毛了,背面用圆珠笔写了一行字,我妈的笔迹,歪歪斜斜:“聿泽,这钱别动,妈对不住你。”我捏着那张纸坐了半天,心里翻了个个儿——她不是没来得及说,她是不知道怎么开口。存折压枕头底下,协议藏铁盒里,两样东西分开放,她是怕我一下子全翻出来受不住。
我把协议正反面拍了照,原件重新折好揣进内兜。这下齐了:缴费单、存折、两份协议,一样不缺。可光有这些还不够,陈建军要是咬死说“家属自愿、程序合规”,我照样没辙。我得让他自己认——当着全院的面认。老周说院务会下周三开,我掰着指头数还有五天。这五天我不能闲着,得把陈建国那头的口供再夯瓷实点。
当天下午我又去了陈建国家楼下,没上楼,就在单元门口等着。五点多他拎着菜篮子回来,看见我脚下一顿。“小温,你怎么又来了?”我迎上去,把手机里协议背面的照片亮给他看:“陈老师,我妈那份协议背面写了字,您猜写的啥?”他凑近看了一眼,脸色变了。我说:“她写‘这钱别动,妈对不住你’。您听听,一个当妈的临了觉得自己对不住儿子,这叫什么自愿?”陈建国嘴唇哆嗦了两下,菜篮子搁地上,人靠着墙根蹲下去了。他闷了半天,冒出一句:“小温,当年你妈那情况,院里要是走鉴定,主刀医生要背处分,建军那会儿刚提副主任,背了处分这辈子就完了。是我出的主意,钱我出,协议我拟,你妈签字的时候哭了一下午,我到现在都记得。”
我蹲下来跟他平视:“陈老师,您记得她哭,记得日子,记得每年三月十七打钱,说明您心里也过不去。那咱就别再拿钱平事了,您跟我去院务会,把当年的事原原本本说一遍,该谁的责任谁领。”陈建国抬头看我,眼圈红了:“我弟那脾气,他能认?”我说:“他不认,我就把这两份协议和缴费单交到纪委。您选。”他蹲那儿抽了半根烟,最后把烟屁股摁灭在墙根,站起来:“行,下周三我跟你去。但有一条——你别在会上提建军收钱的事,那四万是我出的,跟他没关系。”我点头:“我只要他认手术事故,钱的事您自己跟他说清楚。”
上楼前他叫住我:“小温,你妈那协议……背面那行字,你打算在会上念?”我说:“念。我妈不敢说的话,我替她说。”陈建国叹了口气,摆摆手让我走。我骑上车往站点赶,路上给老周打电话:“周哥,下周三上午给我空出来,医院那片的单子让别人跑。”老周问干啥,我说:“去开个会,旁听。”他在那头笑:“你一个送外卖的旁听院务会?人家让你进?”我说:“不让进我就站门口等,反正得让他们看见我。”
挂了电话我琢磨,陈建国答应去,这事就成了一半。可陈建军那头不会干等着——他哥反水,他肯定得先下手。我猜他这两天就得找我,要么加钱,要么使绊子。果不其然,第二天中午站点站长把我叫过去,说医院那边投诉我“多次尾随院领导、干扰正常办公”,要站点给我调片区。站长搓着手为难:“聿泽,要不你先跑东城那片,避避风头?”我问他:“投诉人谁?”站长翻了下记录:“市一院院办,姓陈。”我笑了:“站长,这投诉我不认。您要调我片区,行,给我出书面通知,我拿着去劳动监察问问,看医院有没有权力管外卖员跑哪条街。”站长脸都绿了,摆摆手:“行了行了,你接着跑,当我没说。”
从站点出来我就明白了——陈建军开始动手了,先拿站点压我,压不住下一步就得换招。我掏出手机给陈建国发了条短信:“陈老师,您弟找我们站长投诉我了。您跟他说一声,下周三之前别再折腾,折腾急了我把东西直接送纪委,不等院务会了。”过了十分钟陈建国回过来:“我跟他说了,他答应会上谈。小温,你别冲动。”我把手机揣兜里,心说这不是冲动,这叫把路堵死,让他没别的道可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