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右耳失聪,曾数次挣扎在死亡边缘,被心理疾病死死困住。
谁也想不到,后来的我,成了网上小有名气的心理医生。
有位母亲找到我,托我给她儿子做疏导。
她说两年前那场车祸几乎碾碎了他。
双手受损,再也握不稳一支笔;脸上密密麻麻缝了几百针。
从那以后,他把自己关进房间,闭口不言,和这个世界彻底隔绝。
第二天,她带我走进别墅区。
一入院,整片向日葵直直扑进视线,开得盛大刺眼。
“这些向日葵,长得真好。”我低声开口。
“是我儿子喜欢,我们才种的。”
推开门的瞬间,厚重窗帘死死捂住光线,只有书桌一侧,漏出一点单薄的灯光。
他坐在那片昏光里,满地散落着画满饰品草图的纸。
我弯腰,一张张拾起,轻轻摞在桌边。
就在这时,他缓缓转头。
视线相撞的一刹那,我的呼吸骤然停住。
桌上的水杯还在冒着热气。
我一慌张,手肘碰到了水杯,滚烫的水泼在我的手背,灼得钻心,我却忘了躲开。
1
我整个人像被人按了暂停键。
我脱口而出。
“傅聿野。”
他看着我,眼神干干净净的,像在看一个陌生人。
“你是?”
我张了张嘴,嗓子像被人掐住。
他母亲在旁边介绍:“这是我们请的苏医生。”
“苏医生。”他重复了一遍,礼貌地点点头。
“麻烦你了。”
他母亲下楼来跟我说话。
“苏医生,聿野三年前出了车祸。头部受创,有些记忆……不太清楚了。”
“不太清楚”的意思是,他把关于我的那一整段记忆,完完整整地删掉了。
关于我的全部,一点都没剩。
我站在客厅,捏着他母亲递来的病历。车祸时间、伤情报告、治疗记录,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
“他抑郁很久了,”他母亲说,“整天关在房间里画画,不出门,不说话。我们实在没办法了。”
我点了点头。
“好。我接。”
2
我和他相遇是在国外。
大四那年,我拿到了海外交换的名额。
我白天上课,晚上在中餐馆端盘子。一天刷八个小时的碗,刷到手指发白,指缝里全是洗洁精味。
我不觉得苦。
我早就习惯了。
那天是我发工资的日子。
老板递给我一个信封,里面是现金。我数了两遍,揣进包里,盘算着这个月能给医院多打多少。
走出巷子的时候,一只手从背后伸过来,拽住我的包带。
我整个人被甩出去,后脑勺磕在墙上,眼前白了一瞬。
助听器从耳朵上飞出去,在地上弹了两下,滚进下水道的缝隙里。
右耳瞬间死寂。
我趴在地上,掌心磕在碎石路上,血珠子一颗一颗往外冒。
包没了,钱没了,助听器也没了。
我没起来。
我想,要不就这么算了吧。
这些年太累了。
我拼了命挣钱,拼了命读书,拼了命活着,到头来还是被人一把推倒在地上。
就那几秒钟,我脑子里过了十几种死法。然后一件黑色风衣冲了过来。
那个人追出去半条街,把包抢回来了。
他蹲在我面前,手里攥着那只助听器——他竟然在下水道口掏了半天,掏出来了。
“你没事吧?”
他说的是中文。
我抬起头看他。
卷发,五官很深,眼睛是黑的。
“中国人?”他又问了一句。
我点点头,接过助听器,手抖得戴不上。
他伸手,替我把助听器挂回耳后。动作很轻,像在碰什么易碎品。
“能站起来吗?”
我试了试,膝盖擦破了,骨头没事。
他扶我起来,带我去旁边药店涂碘伏,蹲着给我处理掌心的伤口,药水蜇得我龇牙。
他抬头看了我一眼。
“你挺能忍的。”
“习惯了。”
他没再问。
涂完药,他掏出一张名片递过来。Vernal饰品,创始人,傅聿野。
“要不要来试试做我的模特?”
我愣了一下。
“我耳朵有问题。”
“我知道,”他说,“我又不拍耳朵。”
我没当回事。
回到出租屋,名片扔在桌上。
手机弹出一条消息,医院催缴单。
我盯着手机看了很久,然后拿起那张名片,打了过去。
“喂?”
“我是苏砚知,”我说,“你上午说的那个模特,还算数吗?”
他停了两秒。
“算。”
“多少钱?”
他报了个数。我握着手机的手紧了紧。
那个数,刚好够我妈半年的医药费。
“我干。”
3
后来我才知道,傅聿野的独立设计师品牌刚起步,工作室就三个人——他,一个助理,一个打版师傅。
我问他为什么选我。
他说:“那天你摔在地上,满手是血,眼睛里还是不服气。非常符合我品牌的主题。”
我说:“你这是夸我还是骂我?”
他笑了笑,没说话。
第一次拍摄,主题是“残缺”。
他让我戴一只单边耳环,只戴左边,右边空着。
“助听器不用摘,”他说,“蓝色挺好,跟银饰搭。”
我愣了半天。
以前所有拍照的场合,我都想方设法把助听器藏起来。用头发遮,用帽子挡,用胶布粘在耳后,就怕别人看见。
他倒好,直接让我露出来。
拍摄很顺利。收工的时候他递给我一杯热可可。
“你耳朵上那只蓝色的小东西,”他说,“让我想到蝴蝶。”
“蝴蝶?”
“停在悬崖边的蝴蝶。风一吹就要掉下去,但它偏不。”
我喝了一口热可可,烫了舌头。
那次之后,我成了Vernal的常驻模特。
课余时间都泡在他工作室。
他画图,我在旁边看书。
他看心理学——弗洛姆、荣格、欧文·亚隆。
我也看。
聊着聊着就深了。
有一次他问我:“你为什么学心理学?”
“治好自己。”
“治好了吗?”
“没有。”
他说:“我也没有。”
然后我们都笑了。笑完了,他低头继续画图,铅笔在纸上沙沙响。
我看着他的侧脸,心想,这个人跟我一样,心里都有个洞。
两个有洞的人凑在一起,风漏得更快,但也更暖和。
他开始每天早上给我发消息:“起来没?吃早饭。”
我回:“吃了,包子。”他发一张自己做的早餐照片,煎蛋、牛角包、一杯咖啡。
我说你显摆什么。他说让你羡慕,然后明天来我家吃。我就真去了。
他公寓不大,收拾得很干净。书架上塞满了书,墙上挂着他画的草图。窗台一排小仙人掌,他说好养活,不用管。
我蹲着看仙人掌,他从背后抱住我,下巴搁在我头顶。
“苏砚知。”
“嗯?”
“以后你天天来吃饭。”
“你天天做?”
“做。”
4
他真的天天做,做了一个月。
过了大概两个月,他做了一套向日葵系列。
戒指,项链,耳钉,手镯。银的,花瓣细得像真的,中间嵌一颗小小的黄水晶。
“向日葵追光,天阴了也朝着太阳的方向。”他说,“我是追光,你就是那颗太阳。”
我说:“你少来这套。”
他把项链挂在我脖子上,手指擦过锁骨,有点凉。
退后一步看了看,又上前一步,把我的手拉过去,套上戒指。
“苏砚知,跟我在一起吧。”
我没说话。
他有点慌。
“你、你别不吭声啊,我准备了很久的,草稿画了三十多版——”
我踮脚在他嘴角亲了一下。
“行。”
那段时间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日子。
每天早上手机响,是他的消息。
上班路上收到他拍的工作室窗台,仙人掌开花了。
下班去他那儿吃饭,他系着围裙在灶台前面忙,厨房里全是蒜蓉味。
吃完饭窝在沙发上看书,两个人各看各的,看到有意思的地方就念给对方听。
有回我念了一段欧文·亚隆,他听完放下手里的画册,很认真地说:“苏砚知,以后你当了心理医生,遇到我这种病人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
“又倔又拧巴,心里有事死活不说。”
“拿针扎。”
他装作很受伤地捂胸口。我踹了他一脚。他笑着凑过来亲我脑门。
异国的日子很短,也很甜。
下班后一起散步,窝在小公寓看书,脖子上那串向日葵贴着皮肤,替他暂时盖住了我人生所有的疤。
可“暂时”这两个字,我比谁都懂。
交换生快要结束,国内医院的消息也一条条弹过来。
快乐是偷来的,早晚要还。
时间一到,我就得回到国内,去照顾母亲。
我跟傅聿野说了,他脸色变了。
“我出钱,请最好的护工——”
“傅聿野。”
“我出钱,你不用——”
“傅聿野。”
我打断他。
5
“我妈被打成植物人那天,我在学校上课。邻居打电话,我跑去医院,我爸已经被警察带走了。我妈躺在急救室,脸上的血没人擦。”
我吸了口气。
“我不会把她交给陌生人。”
他沉默了很久。
“那我呢?”
“你留在这里。品牌、工作室、你的一切,都在这儿。”
“我可以跟你回去——”
“你连中文设计圈都不熟,回去能干什么?做银饰摆地摊?”
我嗓子眼儿是酸的,但没哭。我不能哭。
我哭了他会心软,心软了就会做不理智的决定。
分手是我提的。
没吵,没闹,没第三者。
两个人都没错,但怎么走都走不到一起去。
我把向日葵摘下来,一件一件放进盒子,收进行李箱。他站在门口看我收。
“苏砚知。”
“嗯。”
“你会恨我吗?”
“不恨。”
“你会记得我吗?”
我拉上行李箱,站起来看他。
“傅聿野,我这辈子受过很多伤。耳朵是其中最小的一处。你是我人生里为数不多的好事。我会记得。”
他红了眼眶,没说话。
我拖着箱子出门,没回头。
走到巷子口的时候,我听见身后有脚步声追出来,停了几秒,又停住了。
我没回头。
我知道他站在那儿。
我知道他没追上来。
我也知道,如果这时候回头看一眼,我可能就走不了了。
飞机起飞的时候,我看着舷窗外城市一点一点变小,右手攥着那枚戒指,指节发白。
空姐过来送饮料,问我没事吧。
“没事,耳朵有点不舒服。”
“需要帮您叫医生吗?”
“不用。习惯了。”
回国后我一边守着我妈,一边把研究生读完。
临床心理学,毕业以后开了间小工作室,接来访者,做咨询。慢慢有了点口碑,有病人从外地专门来找我。
他们说我温柔,有耐心,一句话就能说到人心坎里。
只有我知道,说那些话的时候,脑子里过的全是自己的事。
我爸打我妈那天,我躲在衣柜里,捂着嘴不敢出声。
后来学心理学才明白,那叫创伤后应激障碍。
我太懂那种感觉了,所以能接住别人的崩溃。
但我接不住自己。
这些年我不是没想过谈恋爱。
有同行追过我,有病人痊愈以后托人送过花,还有个咖啡馆老板每次我去都免费升杯。
我都笑笑挡回去了。
有回我闺蜜问我,你是不是还没放下那个人。
我说放下了。
她说那你为什么脖子上天天挂着那条项链,大冬天穿高领毛衣还故意把链子露出来。
我低头看了看,没说话。
她叹了口气,没再问。
6
第一次正式治疗,我坐在他对面。他缩在沙发里,像一只把自己团起来的刺猬。
“傅先生,最近睡得好吗?”
“不好。”
“多久了?”
“很久了。”
“多久的很久?”
他想了想:“从醒过来开始。”
“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睡不着?”
“脑子里面乱,总觉得有什么东西我忘了。想不起来,但心里空了一块。”
我停了笔。
“空了一块?”
“嗯。”他抬手按了按胸口,“这里。”
“有画面吗?或者特别的感觉?”
他皱眉想了很久。
“向日葵。”
“什么?”
“不知道。就是觉得,我好像应该记得向日葵。”
第一次治疗结束,我走出别墅大门,在车里坐了二十分钟。
方向盘上全是汗。后来我给自己倒了杯水,吃了两粒安定片,才勉强把车开回去。
我每周去三次。他不太主动说话,我就带画册过去,跟他一起看。
看到好看的画,他会点评几句。
他对色彩的判断力还在,一眼就能说出哪幅画的色调偏冷、哪幅的构图有问题。
有一天翻到梵高的向日葵,他盯着看了很久。
“我做过一个梦。梦里有一片向日葵田,有个人站在田中间。我看不清脸。”
“然后呢?”
“然后我就醒了。醒了以后我把那个画面画下来了。”
他从画架底下抽出一张纸递给我。画上一片向日葵田,花都朝着太阳。
中间站了一个人,侧脸。短发,耳朵上戴着一只蓝色的东西。
我捏着画纸,手指微微发抖。
7
“这个人是谁?”
“不知道。”他摇摇头,“记不起来。但每次画向日葵,她的脸就自己出来了。”
“那你画了多少张?”
“数不清了。”他往画室角落一指,“都在那儿。”
墙角摞着一叠画布,高的矮的,大的小的,码了半人高。
我一张张翻,全是同一个女人。有的画了脸,有的只画了背影,有的只画了耳朵和一只蓝色的助听器。
翻到最底下那张,画布已经落灰了。
画上是个女人坐在窗边看书,光线从侧面打过来,照在她耳后的助听器上。
右下角一行小字,是用铅笔写的,字迹很潦草:
“今天苏医生来。她别头发的样子,跟梦里一模一样。”
日期是三天前。
治疗的第四周,我试着问了一句。
“傅先生以前是做什么的?”
“做饰品设计,品牌叫Vernal。”
“Vernal,”我重复了一遍,“春天。”
“是新生。”他看了我一眼。
我脖子上挂着一根向日葵项链,藏在衬衫领子底下。
银的,花瓣细得像真的,中间嵌一颗黄水晶。
我戴了七年。
“Vernal……后来不做了?”
“不做了。我母亲说,我出车祸以后就不画图了。手还能动,脑子不动了。”
“那你现在靠什么生活?”
“家里有钱。”他说得很平淡,“我母亲养着我。我妻子也上班。”
他说“妻子”两个字的时候,语气很自然,没有卡顿,没有犹豫。
就像这两个字本来就该从他嘴里出来。
我握笔的手紧了紧,在笔记本上写了两个字:妻子。
8
“你……结婚了?”
“嗯,我妻子去出差了。”
他母亲这时恰好走了进来,听到我们刚刚的谈话。
脸上浮出一点笑意,“纾宁那孩子,从小跟聿野一起长大的。聿野出事以后,她一直照顾他。去年办了婚礼。”
我握笔的手,在笔记本上写了两个字:接受。
有一次我进门,看见他坐在楼梯上,袖子挽到手肘。小臂上一排刀痕,有的结了痂,有的是新的。
我站在玄关,没往前走。
他顺着我目光看了一眼胳膊,把袖子放下来。
“吓到你了?”
“没有。”
“骗人。”
“真没有。”我走过去在他旁边坐下,“我见过比这更吓人的。”
他侧头看我。
“苏医生,你以前是不是也遇到过不好的事?”
“遇到过。”
“能说吗?”
“我右耳听不见。”我偏了偏头,露出耳后的蓝色助听器,“小时候被人打的。”
他盯着助听器看了很久。
“谁打的?”
“我爸。”
“你爸人呢?”
“我送进去的。”
他沉默了一会儿。
“你挺厉害的。”
“厉害什么,亲爹都送监狱。”
“保护自己,”他说,“就是最厉害的事。”
那天治疗结束,他站起来送我,走到楼梯口的时候突然伸手拉了我一下袖子。
“苏医生。”
“嗯?”
“你下次来的时候,能不能别穿这么素的衣服?”
“怎么了?”
“你穿亮色的好看。”他松开手,表情很认真,“你适合穿黄色。向日葵那种黄。”
我坐在车里,攥着方向盘哭了十分钟。然后擦干眼泪,给我闺蜜发了条消息:今天被病人夸了,开心。
她回:你疯了。
温纾宁是在第五周出现的。
她下楼来,头发盘得整整齐齐,米白色羊绒衫,手上拎一只名牌包包。
“苏医生来啦,辛苦你了。”
“不辛苦。”
她给我倒了杯茶,坐在对面沙发上,很自然地挽住傅聿野的胳膊。
“聿野最近好多了,还是苏医生有办法。”
傅聿野没说话。温纾宁低头摸了摸他的手背,无名指上的戒指亮得扎眼。
向日葵。银的,花瓣细得像真的,中间嵌一颗黄水晶。
我目光停了零点几秒。温纾宁注意到了,大大方方把手伸过来。
“好看吧?聿野亲手给我设计的婚戒。”
我笑了一下。
“好看。”
“这套首饰叫向日葵,”她说,“聿野说向日葵是追光的。”
追光的。我低头喝茶。茶很烫。
“苏医生也喜欢向日葵?”
“喜欢。”
“那让聿野也给你设计一款——”
“不用,”我放下茶杯,“我有了。”
温纾宁看了我一眼,没再追问。她端起茶壶给我续水,动作很稳,指甲修得干干净净。倒完了茶,她突然说了一句:
“苏医生,你戴助听器多久了?”
“二十多年了。”
“听声音清楚吗?”
“左耳清楚。右耳基本听不见。”
她点点头,把茶壶放回茶几上。
“聿野出车祸以后,右耳也出了点问题。听高频声音费劲。”她笑了笑,“你们当医生的,应该更懂这些。”
我不知道她是不是故意的。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淡,像在聊天。
后来温纾宁每次都在。
给傅聿野倒水,剥水果,披毯子。
做得自然又熟练,像一个干了二十年的老护工。
9
有一次趁傅聿野上楼拿东西,她小声跟我说:
“苏医生,其实我知道,聿野心里有个人。”
我端茶杯的手没动。
“他不记得了,”她低着头摩挲那枚戒指,“但我知道。他画向日葵的时候,眼睛里的东西,我看得懂。”
她抬起头看我。
“我不是他心里那个人。”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但是,”她笑了笑,“能嫁给他,我就知足了。”
治疗第八周,傅聿野突然说了一句。
“苏医生,我们以前是不是见过?”
我笔尖在笔记本上顿了一下。
“没有。”
“你确定?”
“我确定。”
他皱起眉,按着太阳穴。
“总觉得你说话的方式、笑的样子,特别熟。好像在哪儿见过。”
“心理医生都会让来访者有熟悉感,”我面不改色,“这叫移情。你把对别人的感情投射到我身上了。治疗过程中很常见。”
他想了想,点点头。
“可能吧。”
那天治疗结束,我关上门,靠在走廊墙上站了五分钟。手心里全是汗。
后来我又试着提了一次。
“傅先生以前谈过恋爱吗?”
他手里的铅笔停了。
“记不清了。”
“一点印象都没有?”
“没有。”
“那你手上这串银珠子——”
他低头看手腕。银珠子上刻着一朵小小的向日葵。
“这个是我醒过来就戴着的。护士说车祸那天我手攥着这个,掰都掰不开。”
“你喜欢向日葵?”
“不喜欢。”他摇摇头,“但也不知道为什么,取不下来。”
10
我原本以为情况在好转。
他开始多说几句话了。
偶尔笑一下。
有一次我讲了个不好笑的笑话,他接了句更冷的。
我回去跟督导老师说这个案例有进展。
督导老师说,你别高兴太早,重度抑郁有反复期,注意观察。
我观察了。
观察到他一个礼拜没画画。观察到他吃饭更少了。
观察到他小臂旧刀痕旁边又添了新的。
我调整了治疗方案,增加了认知行为疗法的比重,减少了自由联想的部分,怕他太沉进去。
但我没观察到一个凌晨四点的电话。
那天是周二。我刚洗完澡,头发还没擦干,手机响了。
来电显示别墅座机。管家在电话那头声音抖得不成样子。
“苏医生,您快来吧……傅先生他……”
我拿着手机的手开始抖。
“他怎么了?”
“他……”
“说。”
“他走了。”
我到的时候警察已经围起来了。
他母亲坐在客厅哭,温纾宁站在楼梯口,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
法医说凌晨三点左右,割腕。被发现的时候已经没气了。
我站在楼梯上,看着他房间敞开的门。那间满屋向日葵的房间。门没关。
我没走进去。
温纾宁看见我,走过来拉住我的手。她的手冰凉。
“苏医生……”
“他留了东西给你。”
11
葬礼三天后办。
天气很好,太阳很大。
我穿了一件黑色大衣,站在人群最后面。温纾宁在前面念悼词,声音很稳,一句一句,像在念工作报告。
念到最后一句,她停了一下。
“聿野,你画了那么多向日葵,下辈子做一株真的吧。”
葬礼结束,温纾宁叫住我。她递给我一口旧木箱,上着锁。
“这是他锁在书房的东西。从来不许任何人碰。”她顿了顿,“我想,应该给你。”
“为什么给我?”
“因为他画里那个人,”温纾宁看着我,“跟你一样,耳朵上有个蓝色的东西。”
我抱着箱子回了车上。钥匙在箱子的小布袋里。打开锁,掀开盖。
没有合照,没有情书。一沓一沓的画。
我的侧脸,我的背影。
我在中餐馆端盘子的样子。
我蹲在地上看仙人掌的样子。我吃包子烫到舌头的样子。
还有向日葵的草稿。废弃了一版又一版,每一版背面都用铅笔写着日期。从他车祸醒来那天开始,画到自杀前一晚。
翻到中间有一张,跟其他不太一样。
画的是我坐在他对面做治疗的样子,扎着马尾,手里拿着笔记本。旁边写了一行字:
“她今天说了‘移情’。这个词我在哪儿听过。”
再翻一张。画的是我低头喝茶,手在抖。旁边写:
“她在害怕什么。”
最后一张画,画到一半。
画上的女人戴着助听器,坐在窗边看书。
窗外画了一半的向日葵田,还没来得及上色。右下角一行小字:
“今天苏医生来。她别头发的样子,跟梦里一模一样。”
我坐在车里抱着那箱东西。
没哭。
翻到箱子最底下,翻出新的一套向日葵首饰。
项链、戒指、手镯。
七年了,银氧化了一点,我用袖子擦了擦。
然后从包里掏出那只旧助听器。
蓝色的那只,被抢那天摔飞了的那只,傅聿野从下水道口掏出来的那只。
后来他给我换了新的,但这个旧的,我一直留着。
我戴上旧助听器。
右耳还是模糊的嗡鸣。
把向日葵戒指套回无名指上。
有点松了。
这些年瘦了。
车窗外阳光很好。
街上的人来来往往,没人注意到一个坐在车里、戴着旧助听器、抱着一箱画的女人。
我把箱子放在副驾驶,发动了车子。
工作室还有两个来访者等着我。明天还有一个从外地来的。
我能治好很多人。
却治不好他。
也治不好自己。
后来我妈还是没醒。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