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回闲镇奔丧,是腊月二十一。我伯父没的。
班车进镇的时候天正落雪,雪粒子打在车窗上,沙沙地响。渡口还是那个渡口,河冬天瘦,石桥露着整排的桥墩,桥栏上的莲花让雪勾了白边。我提着行李从桥上过,数了数,莲花还剩七朵半——我小的时候是九朵。这桥我走了三十年,从没数过。
人就是这样,一条路走到不能再走了,才想起来数一数。
镇上在杀年猪,空气里是血腥味混着柏树枝熏肉的烟。
我刚把孝帕缠上,帮忙的邻居三婶一边切豆腐一边跟我说:“你回来得巧,再晚两天,还能赶上烧老湛。”
我问,老湛没了?
“没了。”三婶说,“昨天夜里没的,桥洞边上那个小屋,早起放羊的发现的时候,人都硬了。村委会出的钱,抬后山去了。”
她拿刀背磕了磕案板,又补了一句:“可算走了。这回过年,耳根清净。”
她说这话的时候,手上切豆腐的刀没停,一块一块,切得方方正正。我看着那刀,忽然想起小时候追在老湛担子后头唱顺口溜,三婶家的二小子唱得最响。
人给一个人定性,有时候就用一句话。
在给伯父烧纸的时候,我心里头翻来覆去不是滋味,倒不全是为伯父的离世。是因为我想起,腊月十七,我在镇里见过老湛。
他那时站在供销社门口,背着他那个货担子——他都八十三了,还背着,担子里早就没什么货了,几块麦芽糖,几板针线。
他拦住我,眯着眼认了半天,认出我是锁柱,是文化馆的锁柱,识文断字的锁柱。
他把手在棉袄上擦了擦,像要跟我握手,又缩回去了。
他问我:“锁柱,问你个事。你书读得多,你说两个人,血脉至亲,在人堆里擦肩而过,谁也没见过谁,那这心里头,会不会,动一下?”
我那天心里装着单位里的事,装着一肚子乱七八糟。
我记得我敷衍他,我说:“会吧。”
他听了,站在原地想了想,笑了。他牙都没几颗了,笑得倒很舒展。
他说:“我也这么想的。”
然后他背着担子走了,摇着那个拨浪鼓,嘣咚,嘣咚,往桥那边去了。
两天后他死了。
二
老湛是个货郎。在闲镇,“货郎”两个字不用加姓,加了反倒生分——他就是货郎,货郎就是他。
我小的时候,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他的担子是全镇孩子的节日。
拨浪鼓一响,嘣咚,嘣咚,各家各户的娃娃就从门缝里钻出来,攥着牙膏皮、鸡内金、攒了半年的两分钱,追着他的担子跑。
担子一头是针头线脑、蛤蜊油、红头绳,一头是一个木匣子,木匣子里是麦芽糖。
他的麦芽糖熬得好,焦黄,透亮,敲下来一小块,能甜一整个下午。
我们那时候都知道他的规矩:拨浪鼓不卖。
有个外村孩子不懂,举着钱要买那面鼓,他脸上的笑当时就收了,收了笑的老湛我们都不认得。
“这个不卖。”
“我给你钱!”
“你把你娘卖了,钱也不够。”
那孩子吓哭了。
若有大人问起来,他也不多解释,就说,鼓是唤我闺女用的。
他闺女的事,全镇人都知道,因为他逮着机会就讲。
我听过不下二十遍。他的讲法常年不变,跟背书一样:我闺女,麦叶,五五年生的,属羊。后颈窝有块胎记,红的,像一片柳叶。三岁上没的——不是死了,是给了人了。给了柳镇一户姓常的。我从水库工地上回来,娃她娘说娃出疹子没了。我信了六年。娃她娘临咽气,跟我说,麦叶没死,在柳镇常家。我去柳镇,常家支边了,去青海了,一九六二年走的,一走就没音信。
讲到这儿,他顿一顿,说:“青海那么大。”
再顿一顿,说:“我就去找。”
最早那几年,他讲这段的时候,听的人是真掉泪的。
闲镇的婆姨们一边纳鞋底一边抹眼睛,往他担子里塞煮鸡蛋,塞干粮。有人劝他,老湛,再寻个女人,再生一个。他不接话,把担子一挑,摇着鼓走了。
那时候人们背后说他:是个有情有义的。
后来人们背后说他:是个一根筋的。
再后来,说他:是个疯的。
同情这个东西,跟炭火一样。刚端上来的时候,一屋子都暖和,搁久了,没人添,就剩一把灰。老湛的故事讲了一百遍,炭早就烧成了灰。
婆姨们再听他起头“我闺女,麦叶”,就找借口散了。
汉子们拿他打赌,赌他今天讲几遍。
孩子们——我们那时候——编了顺口溜:
“老货郎,找闺女,找到青海吃黄土;黄土埋到脚脖子,闺女管别人叫老子。”
我们追在他担子后头唱。他也不恼,就摇他的鼓,嘣咚,嘣咚,把鼓摇得密密的,似乎想盖过我们的声音。
很多年后我才明白,那鼓声不是盖住我们的。那鼓声是他在唤人。
同情是怎么一点一点收回的,我还记得一个具体的场面。
那是八几年一个腊月集,镇上来了个唱大鼓书的,说新编的书没人听,说旧书不让说,就学说镇上的新鲜事。也不知道谁给他递的话,他把老湛的事编成了段子,学着老湛的腔调:“我闺女,麦叶,五五年生的,属羊——”学得有模有样,连那两顿都学。
书场里笑倒一片。笑着笑着,有人发现老湛本人就在场子后头,挑着担子,不知站了多久。
场子里一下静了。唱大鼓的僵在台上。
老湛从人后头往前走,人们给他让开一条道,都以为他要砸场子。
他走到台前,从担子里摸出两分钱,搁在台沿上。
“讲得不错。就是有一处不对——胎记不是柳叶,是柳叶尖上让风吹得卷了个边。下回讲,改过来。”
然后他挑起担子走了,嘣咚,嘣咚。
场子里没有一个人笑得出来。唱大鼓的捏着那两分钱,追到街口,把钱还给他,深深作了个揖。
老湛摆摆手,说了一句:“没事。我闺女的事,多一个人讲,就多一个人知道。你讲成笑话,也是讲。”
这话传到镇上,人们咂摸了好几天。
有人说,老湛这是大气。
有人说,屁,这是疯了,拿自己闺女换吆喝。
同一件事,两种说法,中间隔的不过是人心里的那点温度。有温度的时候,叫大气;没了温度,叫疯。
三
老湛有个习惯,镇上人背后笑话了几十年的习惯:他爱看女人的后颈。
赶集的时候,庙会上,渡口等船的时候,只要有年轻媳妇、中年婆姨从他担子前头过,他的眼睛就往人后颈上落。落得很慢,从上往下,像认字。
这事起初被人骂过。有汉子揪过他领子,骂他老不正经。
他不还手,就一句话:“我闺女后颈有块胎记。”
骂他的人愣一愣,撒手了,走开了,过两天接着骂。
有一回跟他同路过渡口。渡船上人挤人,前头站着个抱孩子的媳妇,后颈露着,白白净净。我亲眼看见老湛的眼睛落上去,停了一袋烟的工夫,然后一点一点暗下去,像灶膛里最后一块炭,从红到黑。他把目光收回来,低头扒拉他的糖匣子,扒拉了半天,什么都没拿出来。
“你说怪不怪,我闺女的模样,我早就记不清了。我记得一块胎记,比记得一张脸牢靠。”
人这一辈子,最后剩下的,就是这么个东西。
四
老湛当货郎,是六六年的事。四十四岁。
他本来不是闲镇人,大名叫湛守年。
五一年随水库工程队来到这一带,在闲镇娶了媳妇,落了户,麦叶也是在这儿生的。
后来工程队走了,他留下做石匠。镇上人先叫他湛石匠,岁数大了叫老湛,挑担以后又叫货郎老湛。
有时候一个人被外号叫了半辈子,旁人就以为他没了名字。
镇上那座石桥的桥栏,有他凿的莲花。改行那天,他跟人解释过一回。
“石匠守一个坑,货郎走千家门。我守着一个坑,找不着她。”
他给自己定的走法,起初不是按村子远近排的。他认定麦叶在常家,常家去了青海,所以头六年净沿着柳镇、工程队和支边迁移的路子跑。哪个人说常家在某地有门远亲,他就去;哪个工程队说当年见过柳镇来的匠人,他也去。
后来他才知道,这种找法最容易把人找丢——他追的是一句话,不是一个活人。
七二年以后,他才改了章程:春秋两季出门,先把本县的村走绝,再走邻县。他有个小账本,黄皮,油纸包着,走一个村,记一笔。
他识的字不多,账本上的字缺胳膊少腿,但记得极认真:某年某月,某村,问了几户人家,有没有抱养的闺女,属羊的,后颈红胎记。有没有听说过柳镇常家,青海回来的。
没有。没有。没有。一本账,记了三十九年,头一页到最后一页,全是没有。
账本里偶尔也有别的。
某年某月,某村,有个属羊的闺女,后颈有块痣——他赶了四十里路去看,不是。痣是黑的,胎记是红的。
某年某月,听说邻县有个从青海回来寻亲的女人,他挑着担子跑了三天,到了,是个找儿子的老娘,两个人在村口对着哭了一场,临分手,那老娘给了他一把炒黄豆,他给了她两块麦芽糖。
两个找人的人,互换了干粮,谁也没劝谁别找了。
劝不出口的。
还有一次,账本上只有一行字:今日不找,腿疼。
就这五个字。三十九年,九本账,我翻遍了就找到这么一次歇息。
一个把“找”过成日子的人,请了一天假。
他还给自己定了规矩。
一,不给主顾甩脸子,找闺女是自己的事,不能拿别人的错处撒气,也不能拿自己的事换可怜。
二,再苦人家的孩子来买糖,钱不够,照样给,孩子踮着脚递上一分钱,他就敲一分钱里能包下的最大的甜。
三,每年腊月,雷打不动回闲镇,在桥洞边那间小屋里过年——因为麦叶是在闲镇生的,他说,万一她回来找呢,得有个地方让她找着。
三十九年,麦叶没有回来过。他也不知道,有一个方向,他一开始就错了。
五
现在说山的另一面。
这些事,是老湛死后,我一点一点问出来、拼起来的。
老湛活着的时候不知道。
常家去青海,是真的。
一九六二年,支边,一家三口到了青海都兰,男的进了一个工程队。但常家婆姨水土不服,去了不到两年,咳血,差点死在那儿。
六四年,一家三口就回来了——没回柳镇,柳镇是婆姨的娘家,婆姨嫌回来被人笑话"支边支回来的",领着男人孩子回了自家男人的原籍,常家湾。
常家湾,在闲镇东南,百余里地,隔着两条河、一架山。
如今看地图不算远,可那时候不通班车,两边连走亲戚都少。
它归邻县管,老湛把本县走完,又沿着青海的线索跑了几趟远路,常家湾就一直挂在他地图外头——不是他走不到,是他没有想到,一个“去了青海”的人,会回到这么近的山后。
常家回来得悄没声息,没给柳镇报信,也没跟闲镇的旧相识来往。常家湾的村人知道内情,却都把这事当成常家的家务。
于是柳镇和闲镇所有人的嘴里,常家都是“去了青海,没回来”。
一句话,人传人,传了四十年。人传人传丢的,哪里是话,是命。
常家的闺女,大名常秀荣。养爹娘待她是真好,家里再紧,鸡蛋永远是她的。好到什么程度呢——好到没舍得告诉她一个字。
秀荣一直以为自己是常家亲生的。她属羊,她后颈有块红胎记,她小时候问娘,娘说,那是叫蚊子咬的,咬完就下不去了。
她信了。她还把这个说法原样说给自己儿子听。
她手巧,针线活在常家湾头一份,嫁的又是本村老实人,生了两个儿子,公婆的寿衣都是她缝的,缝得板板正正。
她的日子,是千万山里媳妇的日子,苦,但是能过,过着过着,就过了大半辈子。
常家两口子为什么到死不说?这事我问过那个九十一岁的老人。
老人说:不敢说,也不舍得说。常家前头有过两个娃,都没站住,一个三天,一个满月。抱麦叶来的时候,常家婆姨三十六了,医生说她这辈子再怀不上了。
麦叶进门头一夜,她搂着娃在炕上坐了一宿,一句话不说。
天亮她跟男人说:“这娃是老天爷看俺们可怜,补给俺们的。你要是说出去一个字,她长大知道自己是给的,心里就有了两个家,两个家的娃,一辈子劈成两半过。咱就当亲生的养,烂也烂在肚里。”
就这么一句话,烂了三十年。两口子先后走的时候,都拉着近人的手叮嘱不许说。
我听了,半天说不出话。
她唯一一次跟“找闺女”这仨字沾边,是一九七八年。
六
一九七八年,秋,老湛的路线排到了常家湾。
这一年邻县有一条山沟里的路修通了,供销社的货能从那边过来。
老湛在柳镇收货,听两个常家湾来卖山货的人说,他们村常姓是大姓,足有二十来户。
他把这句话记在账本上,秋里便挑着担子去了。
这是他改行的第十二年,不是他头一回走到邻县,却是头一回有人把“常家湾”和“常姓人家”明明白白地说给他听。
这是他账本上记得很简略的一次,我后来在账本上看到的原话是:九月十四,常家湾,问常姓七户,无抱养。这里没有麦叶。鼓面破了,村口媳妇给缝的,针脚好。糖给娃们分完了。
实际情况,比账本多几步,是我问出来的。
那天他一进村,先找老人。村口墙根底下晒太阳的老汉叫常万仓,是常秀荣出了五服的本家叔公。
常家当年抱孩子、去青海、又回村,他全知道。
老湛问:“老哥哥,打听个事——村里有没有抱养来的闺女?二十三岁,属羊的,后颈有块红胎记?”
常万仓把他从头看到脚,又看了看他担子上的拨浪鼓,问:“你找她做啥?”
老湛说:“她当年被抱养出去了,我是她爹。”
常万仓吧嗒吧嗒抽完一袋烟,说:“没有。我们常家湾的闺女,都是自家生自家养的。”
老湛又问了六户常姓人家。有的说不认得,有的说没听说,话不一样,意思都一样。
那会儿常家两口子还在世,秀荣已经在常家生活了二十年。
村里人觉得,养到二十岁就是常家的闺女,再来一个“亲爹”,不是认亲,是来拆人家的家。
老湛给他们鞠了个躬,走了。
不是山拦住了他,也不是谁听岔了一句话。是一村人替一户人家守着一个秘密。
那秘密挡住了一个爹。
然后他在村口的槐树底下摆摊。
拨浪鼓摇起来,孩子们围上来。摇到不知多少下,鼓面破了——羊皮纸的鼓面,用了二十多年,补过七八回,那天叫一个娃娃的弹弓子崩了个口子。
他蹲在那儿,捏着破鼓,半晌没动弹。一担子货,孩子们吵吵嚷嚷,他就捏着那面破鼓。
有个媳妇挤进来,说:“大爷,鼓给我,我家有针线,我给你缭上。”
这里得补一句她那天的事。她那天本来不该在村口。
她婆婆那几天身上不好,她原打算晌午去镇上抓药,走到村口,听见娃娃们围着货郎担子吵吵,她两个儿子也在人堆里,她就停了脚,想看着点孩子别招人烦。后来她就看见了那面破鼓,看见了蹲在地上捏着破鼓不动的老头。
她很多年后再想起这一幕,跟我说的原话是:“我也说不上来,他捏着那个鼓,跟捏着个啥似的。我纳鞋底纳了半辈子,见不得人手里的东西坏了没人管。”
就为这么一点“见不得”。
那媳妇二十三岁,属羊。她的大儿子四岁,小儿子两岁。
她穿一件立领旧褂子,后颈将衣领和盘起的头发遮得严实。她蹲下来补鼓的时候,老湛蹲在她对面,往她后颈看过一眼,只看见一截洗得发白的衣领,不好再往跟前凑,目光就落到了她的手上。
那双手翻飞,又快又稳,锥子扎进去,线拉出来,咬断线头的时候,用的是牙。
他鬼使神差,说了一句:“大妹子,你这双手,像我一个亲戚。”
那媳妇头都没抬,笑了:“大爷,你这话,全镇的老头跟全镇的媳妇都说过。”
周围的婆姨们哄笑起来。老湛也跟着笑,笑完了,掏出一大块麦芽糖,死活不要钱,塞给那媳妇的两个儿子。
媳妇过意不去,追出来问,大爷,你贵姓?
他说:“姓湛。湛蓝的湛。”
他想,常家媳妇,针脚好。
他翻开账本,写:这里没有麦叶。
七
读者若问,一九七八年之后呢?
之后就是一年一年,老湛继续摇他的鼓,从五十六岁摇到八十三岁。
账本记到了第九本。
他走过三个县,一百多个村子。
青海他是去过的,九六年,攒够了一趟路费,坐了两天两夜的绿皮车,又倒汽车,到了都兰。工程队早没了,旧址上盖了粮站。
他在门口坐了三天,看门的小伙子问他找谁,他说找一九六二年来的常家。
“六二年?六二年的人,坟头草都几茬了。”
“那你知道他们埋哪儿吗?”
小伙子乐了:“大爷,我七五年生的,你问我六二年?”
他也乐了,说,也是。跟小伙子要了一缸子热水,泡开自己带的干馍,吃完,起身,又坐两天两夜车回来了。
回来的路上他想通了一件事。他后来跟渡口老船工说:“我在都兰想了三天,想明白了。青海没有,就是好事。青海要有,那就是坟。找不着,她就活着。”
老船工说:“你这是给自己宽心。”
老湛说:“宽心?宽心是给自己的,我不找着她,她就在哪个村子里,活得好好的,给娃缝衣裳,给老人纳鞋底。我一找着她——万一是座坟呢?”
老船工没答上来。
世上有些问题,问的人其实已经答了,他要的只是一个听的人。
我上大学那几年,有一回寒假回来,在渡口碰见他。那是八十年代末了,镇上通了班车,供销社改成了超市,孩子们吃上了花花绿绿的软糖,没人再追货郎担子了。他的担子上落了一层灰,麦芽糖的匣子倒是擦得干净。
我给他递了根烟,他接了,别在耳朵上,舍不得抽。
他认出我,说:“锁柱,大学生了。又说,你在城里,认识的人多——他顿了顿——不用,不用帮我打听。我找了一辈子,靠的就是两条腿一张嘴,托人,就不算数了。”
我当时并不懂什么叫“不算数”。
人这一辈子,总得有一件事,是不许别人代劳的。
他的腰一年比一年弯,担子一年比一年轻,拨浪鼓一年比一年旧。鼓面后来又换过两回,可一九七八年那个媳妇补过的那一块,他一直留在正中央,没舍得拆。
边上开线了,他就照着她当年的针脚,一针一针缭回去。皮面会旧,线会断,那几针的路数没有断。
腊月十七那天,他问我那个问题的时候,手一直搭在鼓上。我后来才想起这个细节。他问我,血脉至亲,擦肩而过,心里会不会动一下。
我说,会吧。他说,我也这么想的。
他这一辈子,跟一百多个村子打过照面,跟数不清的女人看过后颈,他心里其实一直存着一个怕:怕哪一回,人就在他担子前头买过糖,补过鼓,跟他笑过一场,而他没认出来。
他问的不是“会不会动一下”,他问的是:要是真错过了,老天爷给没给我留个信儿?
腊月二十夜里,他没了。
村委会清理遗物,一间小屋,一张板床,一担子挑了快四十年的针头线脑,九本账本,一面拨浪鼓。床底下有个瓦罐,瓦罐里有钱,零零整整,八百四十六块,包钱的油纸里夹着一张条子,字缺胳膊少腿:
“找到麦叶,给她。找不着,修桥。”
镇上人后来用这笔钱,把渡口那座石桥的栏板修了。桥栏上有他年轻时凿的莲花。
八
我翻了那九本账本。
翻的人不止我一个,村委会主任和我一起翻的,一页一页,从一九六六年翻到二〇〇五年。主任翻得直叹气,说,这老汉,一辈子就干了这一件事。
翻着翻着,翻到了一九七八年那一页:九月十四,常家湾,问常姓七户,无抱养。这里没有麦叶。鼓面破了,村口媳妇给缝的,针脚好。
我那时候已经因为别的事——文化馆收集老手艺人口述——听说过常家湾有个常秀荣,针线活一绝。我是做档案的人,我对年份、属相、地名有一种职业性的敏感。
我坐在村委会的炉子边上,把那一页看了很久,然后把炉子上的水壶挪开,听见自己的心跳,一下,一下,像很远的地方有人在摇鼓。
属羊。常家湾。常姓。一九七八年,二十三岁。
我往常家湾跑了三趟。
第一趟,见了常秀荣,五十岁,在给儿子带孙子,我说明来意之前先绕了个弯,问她记不记得七八年有个货郎。
她想都没想:“记得,给他补过鼓。”她说这话的时候正在择菜,手停了停,又说:“那老头看我看得怪。老不正经的,看我手,看我脖子。”
第二趟,我找了常万仓,就是一九七八年坐在村口墙根底下的那个老汉。
他九十一了,糊涂,独独这件事不糊涂:“秀荣?秀荣是常家从青海带回来的娃!不对——是从柳镇带去青海,又从青海带回来的。抱来的,柳镇抱来的,抱的时候三岁,俺们谁不知道,就她自己不知道。”
我问:“那年老湛进村,您听清他说什么了?”
老人捏着烟袋,半天没点火。
“听清了。”他说,“他说他是秀荣的亲爹。我跟他说没有。后来那六户,也是我提前捎了话。”
“为什么?”
“常家两口子养她二十年了。她那时生了两个娃,过得好好的。我想着,亲爹早不来晚不来,来了把她领走,常家两口子咋办?秀荣咋办?”他顿了顿,“我没想到他还能再找二十七年。”
老人说完,警惕地看我:“干部,你问这个做啥?可不敢跟秀荣说!”
一句“可不敢说”。
第三趟,我在常家湾的村外坐了半晌,抽了三根烟,然后我进村,敲开了常秀荣的门。
有些道理我是临到开口才想明白的:瞒她,是常家两口子和常家湾人替她选的路;告诉她,是我替她选的路。
两条路都不能回头。
我选了告诉她,不全是为了老湛——是为了那八百四十六块钱,为了九本账本,为了一面补过的鼓,为了让“这里没有麦叶”这六个字,在这世上有一个能把它划掉的人。
消息传回闲镇,是在腊月二十四。
我亲眼看着这个镇子变了脸。
原先说“可算走了,耳根清净”的三婶,见人就说,老湛那个人啊,仁义,我年轻那会儿,他少收过我三分钱。
原先拿他打赌的汉子,蹲在桥头,抽着烟跟人说,我早看出来了,这老汉不简单。
唱过大鼓书的那位,连夜改了段子,新词儿叫《货郎寻女》,声泪俱下,到处都是人请他去唱。
镇上要给他重修坟,换石碑,有人提议把桥改名"思女桥",有人说应该报上去评个什么。
村委会开了两次会。
人这东西就是这样——他活着,摇着鼓从你家门口过,你嫌吵;他死了,你忽然发现你家门口那条路,是全镇最有故事的路。人都想跟故事沾点边,哪怕故事的主角活着的时候,你没给过他一碗热水。
九
我讲的时候,她一直坐着,手里择了一半的韭菜,从头到尾没有择完。
我讲完了,屋里静了很久。她儿子在院里骂鸡,孙子在哭,灶上的水开了,咕嘟咕嘟,壶盖一跳一跳。她就那么坐着,眼睛看着墙上挂的一串干辣椒,像在看很远的地方。
我以为她要哭。她没有。
她问了我第一个问题,问得极慢:“他……后来还来过常家湾吗?”
我说:“没有。他在账本上写了,这里没有麦叶。”
她点了点头。
过了半天,她问了第二个问题:“他是摇鼓的那个?”
我说:“是。”
她说:“鼓面是我缭的。”
我说:“我知道。他记下来了,他说,针脚好。”
她低下头,看自己择菜的手。那双手老了,关节粗了,可还是能看出年轻时的样子——锥子扎进去,线拉出来,咬断线头,用牙。
她看着看着,忽然说了一句话,像是说给那双手:“那天他盯着我的手看。他说,我这双手,像他一个亲戚。我笑他了。我说,你这话全镇老头都说过。”
她的眼泪这个时候才下来,一颗一颗,砸在择了一半的韭菜上。
她哭的不出声,也不擦,就让它流,流着流着,她说:“原来全镇的老头里头,只有一个说的是真的。就那一个,我还把他笑话了。”
坐在槐树底下,中间隔一条针线,谁都不知道。
山里的山,看不清山。
十
出殡早已出过了,坟在闲镇后山,村委会立的木牌,写着“货郎老湛”四个字。
他的大名叫湛守年,户口册上有,账本发黄的封皮上也有。
立木牌的时候没人想害他,也没人故意糟蹋他,只是村委主任问了一句“碑上写啥”,旁边的人顺口就说“货郎老湛”。大家都说对,都这么叫。
一个人被旁人叫了一辈子,死后最先得到的称呼,就还是那个称呼。
我带秀荣上坟前,用毛笔在木牌背面添了三个字:湛守年。
不算修碑,只是把他的名字还给他。
我带常秀荣去的时候,是腊月二十九。闲镇家家在贴窗花,放小鞭,年三十的气已经在空气里调好了。
坟前,她站了很久。叫了一声爹。
五十岁的人,叫出这个字的时候,声音是生的,像一个字放了四十七年没人用。
她说:“爹,你写‘这里没有麦叶’。你写错了,麦叶那天给你缭鼓来着。你留下的那块补丁,后来又摇了二十七年。鼓面换过,线也断过,可你每回开线,都照着我的针脚缭回去。你没找着我,可你往后二十七年的鼓声,一直照着我给你的样子在响。”
她从怀里掏出个东西,是一块麦芽糖——她头天晚上照着自己记忆里货郎担子里的样子,自己熬的,熬糊了一锅,第二锅才成。
她把糖摆在坟前,说:“爹,小时候你唤我,我回头了吗?我不记得了,我那时候才三岁。你要是急,我现在给你补一个。”
她从坟前退开三步,站定,整了整衣裳,朝着坟,端端正正地,回了一次头。
那天风很大,后山的枯草一片一片地伏下去。她回完头,自己先撑不住了,蹲在坟前,哭得像个三岁的娃娃。
我站在不远处,把那面拨浪鼓拿了出来。我本来想把鼓烧了给他,秀荣说不烧,留着。她接过鼓,摇了摇。
嘣咚。嘣咚。
风把鼓声送出很远。我忽然想起老湛的问题,想起我那个“会吧”。
血脉至亲,擦肩而过,心里会不会动一下——七八年槐树底下,他蹲在她对面,心口咯噔一下,看见了她娘的手;她低着头,想都没想,把他的鼓缭得结结实实。
二十七年了,鼓面换过,线也续过,那一块旧补丁还在正中央,一响,还是她当年的针脚在绷着。
都动过的。只是动的声音太小,山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