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十二条
婚礼那天傍晚,天阴着,没下雨。沈家花厅的仪式办在正厅,来的人不多,三十几个,大半是沈家亲戚。我家只来了母亲和舅舅。母亲站在人堆边上,手里攥着一个红包,一直没找到地方放。拜完堂,客人在正厅吃席。婆婆把我叫到东侧的祠堂。
祠堂不大,一间半,供着三个牌位,香案上摆一副锡烛台。冬天没到,屋里已经有炭味。
婆婆从香案下面拿出一个蓝布包,解开。里面是一本册子,一叠裁好的宣纸,一方砚台,一支毛笔。她把册子翻到第一页,推到我面前。
“沈家的规矩,十二条。”她说,“犯一条,就当我们家没你这个人。”
她又推过来一方镇纸。
“一个字一个字抄,不许连笔。抄错了重来,不许涂。”
册子是旧的,纸边发脆,翻的时候要用指甲挑。封皮上四个字,《新妇须知》,墨很黑,是那种老墨,写完会往纸里渗一圈毛边。第一条:进门先拜祠堂,香要三炷,不许断。第二条:夜里十点以后不开西厢的门。第三条:吃饭不许叫第三声。第四条:不许照全身镜。抄到第五条——不问前事——手腕酸了,换手。
我抄的时候,她站在我身后,不说话,也不走开。祠堂里点着两盏油灯,火苗很直,最左边那个牌位的漆裂了一道缝,露出木头纹。
正厅里在敬酒,笑声一阵一阵传进来。有人喊“新郎官”,有人起哄。沈予安应了一声,声音在院墙里回了一下。宣纸是一尺二的,抄了十一张,每张写十条上下。写错两处,一处是“镜”字少了一横,一处把“讳”写成了“违”。婆婆把那两张抽出来,没撕,叠在一边。
“这两张留着。”她说,“以后自己看,就知道什么叫不用心。”
抄到第十一条,翻页,下一页是空的。撕过的。纸根还粘在装订线上,一截一截,咬痕不齐。
“妈,少一条。”
“十一条就够了。”
“第十二条呢?”
婆婆把手从香案上拿下来,插进袖口。
“那一条,你不用记。”
“为什么?”
“撕了就不用记了。”她说,“祖宗定的规矩,撕了也是规矩。”
我把抄完的纸叠齐,压在砚台下面,趁她收笔墨的工夫翻回第一页。第一页下面有一块地方,专门用来签名。四个名字,四个年份,四种字迹。最上面一行是“顾秀英,壬申年”,小楷,一笔不乱,收笔的地方往里轻轻一收,看得出来是练过的。下面“沈曼云,戊寅年”,横平竖直,每一笔都像用尺量过。再下面“周芸,庚子年”,字往右斜,写得很急,“芸”字最后一横拉得老长。最下面“陈莉,壬寅年”,字很小,挤在边上。
“这三个是谁?”
婆婆看了一眼,把手放回香案上。
“顾秀英是予安的妈,病故了。周芸、陈莉是他前两任媳妇,都搬走了。”
“搬去哪了?”
“娘家。”
“三个都回娘家?”
“你问这么多做什么。”
她递给我笔。
我在最下面一行写“苏晚,丙午年”,写完觉得太素,又添了日期,十一月二十五日。婆婆把册子合上,用蓝布重新包好,塞进我手里。临走时她从香案下面的柜子里拿出一个暖手炉,塞到我外套口袋里。
“祠堂冷。回房暖一暖。”
“第十二条我背不了。”
“十一条,背熟十一条。”她说,“多的那条,你背了也没用。”
散席前母亲找我。
她站在正厅的廊下,手里那个红包终于递出来了。
“这家规矩大。”她说。
“我知道。”
“规矩大的家,不好过。”
“妈。”
“我不劝你。”她把我的手捏了一下,“你自己的事,自己拿主意。就一条,别为了让人说你好,把自己弄没了。”
她走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这座院子,从门厅看到后院,看完,把外套领子竖起来。
那天晚上,客散了,院子里剩下红纸和瓜子壳。张阿姨在正厅扫地,扫帚刮着青石板,一下一下。
新房里的被褥是新的,棉花新弹的,翻身沙沙响。沈予安脱了外套,坐在床沿上解手表。他哼了两句。调子往上走,走一半折回来,往下坠。
“你哼的什么?”
“不知道。”他说,“小时候听的。”
“谁哼的?”
“忘了。”他把手表放在床头柜上,“睡吧,明天还得早起。”
睡前我把册子摊在腿上背。背到第五条卡住,翻过去看,再背,再卡。背了四遍,把册子合上,才发现少背的那一条是“不问前事”。
我把它漏了。
十一点四十,院子里还有人在走动,脚步踩在青石板上,不快。十二点整,脚步没有了。
然后西厢响了。
“咚、咚、咚”。三下,中间隔的时间差不多,不快,也不重,像有人用指节敲,敲完停下来等。
我坐起来。沈予安一把抓住我的手腕,力气大得疼。
“别去。”
“你听见了。”
“我从小听到大。”他说。
“里面是什么?”
“耗子。”
“耗子会敲三下?”
他把话咽回去,松开手,翻过去,被子拉过肩膀。我披了外套,穿鞋,开门。走廊里没有灯。我拿手机照着,一路走到西厢门口。锁是新的,铜的,还没氧化,锁眼里有一点油。我伸手去碰锁,门里安静了。
安静了大概十秒。
然后门底下那条缝里,慢慢伸出来一只手。很瘦,指甲剪得极短,手背上一块褐色的斑。手里捏着一张纸,对折了两次,边角磨毛了。那只手把纸往门外推,推到一半,停住,等我接。
2|西厢
纸上是一段毛笔字,写得慢,笔画有抖动,但字认得出来。
“十二、每岁冬至,续谱一次。新妇执笔,须亲录先人卒注。不得请人代笔,不得漏录,不得妄改。录毕,于祠中焚稿,跪三叩。”
我对着台灯看了三遍。这段字的结体是练过小楷的,起笔藏锋,收笔往回带,跟签名页最上面那行“顾秀英”是同一路写法。
第二天早上六点半,院子里有扫地的声音。我起来,站在东厢窗后往外看。
婆婆在后院井边洗菜,一棵一棵过水,洗得很慢。沈予安已经出门了,说工地要看现场。他走之前没跟我说话,只在门口停了一下,回头看我一眼,那一眼里有话,但他没说。我回房拿了包。包里有工作证、卷尺、放大镜、一本空白的田野记录册。
我的工作,是给老房子做记录。房契怎么折,地契怎么盖印,族谱哪一页记生、哪一页记死,我一年看几十本。
我跟婆婆说,单位让我补一份老宅的建筑测绘记录,属于非遗普查,不收费。她把手在围裙上擦干,看了我三秒。
“哪一级的?”
“市里的。”
“有文件?”
“有。”我抽出一张,是去年的普查通知,提前打印好的,日期是老的。
她看了看红章,还给我。
“西厢不要进。”
“测绘要量门框尺寸。”
“门框在外头量。”她说,“里头不用。”
我点头,说好。上午我把三进院子都量了一遍。门框、窗棂、台阶、砖缝。量到西厢门口,蹲下去把卷尺拉出来。门框是老的,外面的砖是清末的,尺寸比正厅小一圈。门框下面的地面有一道很浅的划痕,长期推拉磨出来的。手指抹过去,灰是干的,但痕是活的。
这道门经常开。
我起身,绕到西厢后面。后墙外是一条窄巷,巷子尽头有一根排水管,管口下面湿着,积了一小片水。沈家花厅的水表在正厅侧墙,上午量过。水表旁边有一根分管,往西走,穿过一堵矮墙,接进西厢后墙。
空着的房子不进水管——这是我给几十座老宅做过记录以后的手感。老宅子空着,第一件事就是断水,因为水会漏,会烂墙。西厢不但没断,还单独接了一路。
回到前院,后厨窗台上放着两个碗。一碗白粥,一碗青菜。近的那个碗边有水汽。
沈家现在四口人吃饭:婆婆、沈予安、我,还有帮佣的张阿姨。
三副碗筷。
中午张阿姨端菜上桌,四菜一汤,摆了三副碗筷。转身又进后厨,端出一个托盘,上面是那只粥碗、那碟青菜、一双筷子,用布盖着。
她端着托盘往正厅西侧走。我伸手:“张阿姨,我帮你端。”她吓得一抖,托盘差点翻。
“不用不用。”她连声说,“太太交代过,这个我自己来。”
“给谁送的?”
她眼睛往婆婆那边瞟,不接话。婆婆坐在主位,端着茶,没抬头。
“苏晚。”她说,“坐下吃饭。”
“妈,这是给谁送的?”
“给该吃的人。”
“西厢里有人。”
婆婆把茶杯放下,杯底磕在桌上,声音很清。
“你今天量了一天房子,”她说,“量出什么了?”
“量出西厢有水,有人住,有人送饭。”
“那你还量什么。”
“我想知道是谁。”
婆婆的目光在我脸上停了好一会儿,笑了一下,那个笑很短。
“你比前两个都聪明。周芸三个月才发现,陈莉两个月。”她起身,把碗推到我面前,“聪明不是好事。吃饭。吃完把册子再背一遍,第七条你昨天背错了一个字。”
下午我在后厨帮张阿姨择菜。
她择得很快,指甲掐掉菜根,扔进盆里。
“张阿姨,你在沈家几年了?”
“十一年。”
“十一年,西厢里的人,你天天送饭?”
她的手停了一下。
“送饭是我的事,问话不是我的事。”
“她吃剩的碗,谁收?”
“我收。”
“她说话吗?”
张阿姨把一把菜扔进盆里,水溅出来。
“有时候说。说我也听不懂,口音重。”
“说什么?”
她压低声音,往门口看了一眼。
“上礼拜她说,天要冷了,让多给一床被子。”
我手里的菜停住了。
“周三。”她又开口,“周三我得多做一份。”
“为什么是周三?”
她像是知道自己说漏了,赶紧低头洗菜。
“太太周三出门。出去半天,回来晚。我得多备一份放锅里。”
“她去哪?”
“不知道。她不说,我也不问。”
傍晚天擦黑,我从镇上买菜回来。
西厢的门开了一条缝。手掌宽,缝里没有光。
我站在走廊里没动。
缝里有人说话,声音很闷,隔着一层布。
“你是新来的?”
我说是。
“你叫什么?”
“苏晚。”
里面沉默了一会儿。
“苏晚。”她把这个名字念了一遍,念得很慢,“你识字吗?”
“识字。我天天跟字打交道。”
“那你把手里的册子,翻到最后。”
“最后一页是空的,被撕了。”
“纸还在。”她说,“撕掉的那张纸,背面还有字。你拿灯照,斜着照。”
3|第三声
那张纸的背面,我用了一整夜才看清。先用台灯直着照,什么都没有。换成手电筒,把光压得很低,贴着纸面斜过去,纸上浮出几道压痕。圆珠笔写的,力道极浅,笔画压进纸里,翻过来就是反的。
我在田野记录册上抄,一行一行描,再翻过来读。
“别信我。她也是被关过的。”
就这一句。后面没有落款。我又把光的角度调了两次,看清最后一个字的收笔——往右斜,“过”字最后一笔拉得很长。跟签名页上“周芸”那个字,是一个手。周芸写的。她拿过这张纸,在背面写了一句话,又塞了回去。
晚饭是六点半。
沈家的饭桌是方的,八仙桌,主位朝南。婆婆坐主位,沈予安坐左首,我坐右首,张阿姨在厨房吃。规矩第七条:客不上主桌。规矩第三条:吃饭时不许叫第三声。我问沈予安,第三条什么意思。他夹了一筷子青菜,没抬头:“就是字面意思。叫人,叫两声,第三声别叫。”
“为什么?”
“老人说,第三声会把人叫回来。”
“叫谁回来?”
“不知道。”他把筷子放下,“反正你别试。”
那顿饭我吃得很慢。
婆婆吃饭不说话,筷子使得很轻,几乎不碰碗沿。我吃到一半,开口:“妈。”
婆婆抬头。
“妈。”
我又叫了一声。
她眉头动了一下。
“妈。”第三声。
整个院子静了。静得能听见后厨的水龙头在滴水。
然后西厢那边传来一个声音,不大,像是有人把手从桌上放下去,又像是椅子腿在地面上挪了半寸。
婆婆的脸在灯下白了一层。
“你干什么!”沈予安猛地站起来,椅子腿在青石板上刮出一声长响,“我说过别试!”
“我就想知道会怎么样。”
“会死人!”他吼出来,嗓子都破了,“周芸就是——”
他停住了。
婆婆把碗放下,站起来,走了。走的时候没看我们,脚步很稳。沈予安站在原地,胸口一起一伏。过了很久,他坐回去,两只手撑在桌上,头低下去。
“周芸就是什么?”我问。
他低着头,不答。
“沈予安。”
“周芸疯了。”他说,“住进来第四个月,有天晚上她也叫了第三声。第二天早上,她坐在西厢门口,一直在笑。后来我妈把她送走了。”
“送去哪?”
“说是娘家。”
“她娘家在哪?”
“我不知道。”他说,“我真的不知道。我妈不让我问。”
我看着他。他三十四岁,能画出一座老宅每一条梁的位置,却不知道自己妻子的娘家在哪。
“陈莉呢?”
他的肩膀塌下去。
“陈莉是第二年。她比周芸待得久,半年。她不叫第三声,她去开了西厢的门。”
“你怎么知道她开了门?”
“那天我在楼上。”他说,“下午,我从工地回来,车停在侧门外。西厢的窗户亮着,灯是黄的,亮了大概半个钟头。”
“你没下去?”
“下去了。”他说,“我走到走廊口,门是关着的。我站在那儿,听见里面有两个人在说话。一个是她,另一个……”
他停下来,把杯子里的水喝完。
“另一个说话很慢,一句一停。我当时以为是收音机。”
“不是收音机。”
“现在知道了。”他说,“不是。”
“然后?”
“然后她也不见了。”他抬起头,眼睛是红的,“苏晚,我不是不想管。我从小在这个院子里长大,我知道有些门不能开,有些话不能问。你以为我没试过?我十七岁那年问过我爸,他打了我一个耳光,说再问就把我送去当兵。”
“你爸呢?”
“死了。八年前,心脏病。”
夜里我回房,把册子摊开,把那张纸放在旁边,对着抄。
抄到最后,我翻回第一页。最上面一行,顾秀英,壬申年。小楷,收笔往里带。跟门缝里递出来的那张纸上,同一个手。我打开手机,搜索栏里输入“周芸”。
同名的人太多。
我加了一个条件:云溪镇。翻到第三页,看见一条五年前的法院公告。一桩离婚案,原告周芸,被告沈予安,判决结果是准予离婚,理由一栏写着四个字:感情破裂。公告上有原告的住址。
云溪镇三院。
三院是镇上的精神病防治院。本地人提起它,都不叫全名,只叫三院。我往下滑,看到开庭日期,二〇二一年三月。
那天晚上,西厢又敲了三下。
4|三院
三院在镇东头,一堵白墙,铁门刷着蓝漆,掉了好几块。我在门口登记,写“家属随访”。护士看了我的身份证,问我跟病人什么关系。我说,我是她丈夫现在的妻子。护士抬起头看了我一眼,没说话,把登记本推过来让我签字。
病房在三楼,走廊很长,两边的门都关着。周芸在靠窗的床位上,人胖了,脸圆,头发剪得很短。
病房里有股味道,消毒水压着一股甜味,那是药味。窗台上摆着一排塑料杯,杯底还剩一点水。床头贴着一张卡,写着名字、年龄、入院日期、责任护士。
她坐在床沿上,两只手放在膝盖上,一直在搓。
走廊里有拖鞋拖过地面的声音,来一趟,去一趟,中间隔很久。我坐下的时候,看见她手腕内侧有一道浅印子,是长期戴约束带留下的。
“她今天还行。”护工在旁边说,“上午还唱了歌。”
“唱什么?”
“听不清。调子怪。”
“周芸。”
她抬头看我,眼睛里没有认出人的意思。
“你是谁?”
“我姓苏。”
“苏。”她把这个音念了一遍,“苏……不是沈。”
“不是沈。”
她笑起来,笑得很突然,笑了两声就停了。
“你也是他们家的?”
“我嫁进来了。”
“嫁进来。”她重复,“嫁进来要签名的。”
“我签了。”
她的笑没有了。
“签了。”她把手按在膝盖上,“那你跑不掉了。”
她开始说话,说得跳,一句接一句,中间没有过渡。她说话不看人,眼睛盯着窗外的树,说到一半会停,停十几秒,再接上,接的地方跟前面不搭。她说她叫过第三声。说那天晚上西厢的灯亮着,灯是黄的,从窗纸后面透出来。说第二天早上来了两个人,一男一女,把她架上车。说车里有股味道,像消毒水。
“她也是被关过的。”她说。
“谁?”
“你婆婆。”
“你怎么知道?”
她不回答了,转过头去看窗外。窗外是一棵樟树,叶子很密。树影落在她手背上,一动一动。走廊尽头有人在叫号,叫了两遍,没有人应。
我去护士站调病历。
入院记录是二〇二一年四月,监护人一栏签的是“沈曼云”,关系写“婆母”。诊断依据那一段,只有五行字,全是家属陈述:夜间游走、无故发笑、言语混乱、有攻击倾向。没有任何检查报告。没有量表,没有影像,没有会诊记录。
处方单倒有厚厚一叠,五年,四十七张。药一直没换过:一种抗精神病药,一种抗焦虑药,剂量不小。我问护士,家里多久来一次人。
护士翻登记本。
“监护人一年来两次,签字的时候来。”她说,“平时没人来。”
“春节呢?”
“也不来。”她把本子合上,“我们打电话,她说,按规矩办。”
我把那五行字抄下来,抄的时候手有点抖。回病房的时候,周芸睡着了。我在她床头柜上看见一个铁盒子,里面是她的东西:一把塑料梳子,两双袜子,一张折了很多次的照片。照片是她结婚那天,穿红衣服,站在沈家花厅的门厅前。她旁边站着沈予安,两个人离得很远,中间能再站一个人。
我临走时,她醒了。她抓住我的手腕,力气很大。
“你数过他们家的碗吗?”
“数过。三副。”
“不对。”她说,“是四副。他们把那副藏起来了。”
护士过来,把她的手掰开。我下楼,走到院门口,回头看了一眼三楼。回镇上的公交是半小时一班。我坐在最后一排,车窗外开始下雨,雨点打在玻璃上,被风推着往下走。我打开手机备忘录,写下第一条:
“待查 01:沈家 1996 年的修缮档案。”
写完,又加了一条:
“待查 02:家里的碗,到底几副。”
车到云溪镇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我撑着伞走回花厅,从侧门进去。
走廊尽头有个人。
沈予安站在西厢门口,背对着我。他没有开灯,一只手搭在门把上,就那么站着。
站了很久。
我停在原地,没有出声。他也没有动。肩膀稍微塌着,头低一点,像是在听门里的动静。门里没有动静。
后来他把手从门把上拿下来,看了自己的手心一眼,转身回房。
他没有看见我。
我等他进了东厢,才从侧门那边绕回自己的房间。手机在口袋里震了一下。婆婆的短信,六个字:
“回来把册子背熟。”
第二天早上,我的身份证不在包里了。
我翻了一遍行李,没有。去正厅找婆婆,她在厨房煮粥,灶上热气腾腾。
“妈,我身份证找不到了。”
“收起来了。”她拿勺子在锅里搅了一圈,“你跑来跑去的,丢了不好补。我替你收着。”
她递过来一碗粥。
“先吃。吃完把册子背一遍,第七条你昨天背错了一个字。”
那碗粥是蓝边的,碗底有一个方款。
这样的碗正厅有一摞,压在最下一格。我数过一眼,没数清。
她端过来的时候,两只手托着碗底,托得比平常低。
5|族谱
身份证被收走的第二天,我去了市里。市档案馆在城西,一栋八十年代的楼,电梯里贴着“限载八人”。花厅是二〇一九年列入市级历史建筑名录的,普查档案在建设卷里,编号我昨晚查到了。调卷要填单子。我填的是“学术研究—传统民居营造技艺”,管理员看了工作证,把袋子从架子上取下来,让我在阅览室看。墙上挂着“禁止拍照”的牌子。
我把牌子挪开一点,用身子挡着,拍了。
测绘图是手绘的,墨线,比例一比一百。西厢画得比正房还细,连窗棂花样都标了。绘图人签名:沈予安,二〇一九年。他自己的手,画过这座关着他母亲的房子。
产权说明写得很干净:产权人沈立山,一九九八年继承,二〇一八年由沈曼云继承。
我在卷宗最后找到一张夹着的表格,《历史建筑修缮申报表》,申报年份一九九六年。修缮内容:正厅东次间屋面揭瓦,西厢房地面重铺,后墙加固。施工单位那一栏是一张手写的名单,列了七个人:泥工三个,木工两个,杂工两个。
杂工第一个名字,顾秀英。工种栏写着“杂工”。签字日期,一九九六年九月十五日。
我把那张表拍了三张照片,正面、侧面、局部。
一九九六年九月,她已经被“病故”了。
我又去了镇文化站。
文化站在镇政府后面,一间办公室,两个工作人员。我说要调花厅近年的水电缴费记录,做能耗比对。小姑娘很配合,从系统里导出表格,打印了四页。花厅有两个水表,一个是总表,一个是后宅的分表。分表的用量很平,一个月二十吨上下,冬天多两吨。
但每周三,用量会高出一截。不是很多,一天多个零点八吨,够洗一次澡、洗一次头。
一年五十二个周三,年年如此。我把四页纸折好,放进包里。回镇上路过桥头,王阿婆的小卖部开着。她八十岁,头发全白,坐在门口一张藤椅上剥毛豆。
我买了一瓶水,跟她搭话。
“阿婆,沈家花厅,您知道吧?”
“知道。”她把一颗毛豆扔进盆里,“绸厂沈厂长家。”
“他们家以前是不是出过什么事?”
她的手在毛豆盆上方停住。
“你问这个做什么?”
“我嫁进去了。”
她抬起头看我,看了好一会儿。
“那你别问。”
“阿婆。”
“一九九六年。”她说,“那年雨多,下了四十天。绸厂门口贴过一张告示,白纸黑字,写着'沈厂长家里的事,不要问'。”
“谁贴的?”
“厂办贴的。贴了三天,撕了。”她把毛豆盆往身边挪了挪,“撕了也白贴。全镇都看见了。”
“那年到底出了什么事?”
“他老婆。”她压低声音,“沈厂长的老婆,忽然就没了。说是病死的,没办丧事,没进祖坟。”
“为什么不办丧事?”
“厂里不让办。”她说,“那年绸厂报先进,家里出殡不吉利。沈厂长跟人说,人在医院没救回来,直接送火葬场了。”
“有人见过遗体吗?”
她把毛豆盆放下。
“没有。”她说,“一个都没有。就一口棺材,从后门抬出去,抬的是他厂里两个工人。”
“抬到哪?”
“不知道。”她说,“也没人敢问。那年月,厂长一句话,比公章还管用。”
“后来呢?”
“后来他娶了个年轻的。”她朝花厅的方向抬了抬下巴,“就是现在这位。”
晚上回到花厅,我在书房里找族谱。
沈予安的书房在正厅东侧,一张大桌子,桌上堆着图纸。靠墙的书柜里有一排硬壳本,房产资料、测绘规范、还有一册复印的族谱,用塑料绳捆着。族谱复印得很旧,字是原谱的字,纸是复印纸。
我翻到一九九六年那一页。
那一页的下半截被裁掉了,用裁纸刀比着尺子裁的,边缘很直。裁掉的是半行字。我把手机手电打开,斜着贴在纸面上。纸被裁过,但下面那一页的压痕还在。复印的时候两页叠在一起,压痕复印到了下一层。
半行字的痕迹浮出来:“顾氏,病卒于丙子年九月”。
再往下,一九八八年那一栏记的是沈立山的婚事:“娶顾氏秀英”。一九九八年那一栏,添了一行:“续娶沈氏曼云”。
两行之间隔着十年。
一九九六年那半行被裁掉的位置,压在“沈氏曼云”四个字上方。我把册子合上,坐在书房里算了一件事。顾秀英一九九六年被关进去。沈曼云一九九八年嫁进来。中间那两年,谁在看西厢?
6|陈莉的信
第二天早上我数了碗。
正厅的碗柜在厨房西侧,三格。最上一格是日常用的白瓷碗,八只,成色一致。中间一格是汤碗。最下一格压着一摞旧碗,蓝边,碗底有款。我把那摞旧碗一只一只拿出来。
七只。
一套八只,少了一只。我又回想张阿姨每天端的那个托盘。托盘上的粥碗也是蓝边的,我见过一次,从布下面露出半个碗沿,边上有一道缺口。那副碗是从正厅拿走的。三十年前的老物件,一直在用。
中午张阿姨去后院晒被子,我进了后宅西墙。
陈莉是会计,做事有条理,她藏东西不会藏得太深。我从墙根开始,一块砖一块砖敲,听声音。
第三块空鼓。
砖缝里的石灰已经酥了,用钥匙一撬就掉。砖抽出来,里面是个洞,塞着一个自封袋。洞不深,一手深。砖是横着砌的,抽掉之后两边还各有砖咬着。里面除了自封袋,还有一小包干燥剂,早失效了,硬得像块石头。
陈莉做事真的细。洞里垫了一层报纸,报纸是二〇二二年三月的,日期朝外。袋里是三页信纸和一枚 U 盘。信是圆珠笔写的,字小,行距紧。
“如果你看到这个,说明你也开始数碗了。
我进了西厢,见到了里面的人。她还活着,能说话,认得字。
我记了三件事:
一、每天中午十一点半,张阿姨送饭,一碗粥一碟菜,碗是蓝边缺角的。
二、每周三下午两点到四点,婆婆进西厢。每次四十分钟左右,进去的时候带一把梳子。
三、册子原本的第十二条,我在祠堂的旧木箱底下找到了一张残页。全文如下:每岁冬至,续谱一次。新妇执笔,须亲录先人卒注……
第十二条不是封口,是葬礼。每个签过名的媳妇,都要亲手在谱上写一遍'顾氏病卒'。写一次,就当她已经死了。写三十年,就写三十遍。
我抄过一遍草稿。抄到那一行的时候,笔在纸上停了一分多钟,墨洇开一个黑点。我知道那个人还在西厢里吃饭、喝水、要被子。
我写不下去。
婆婆说,草稿不落笔,就不算沈家的媳妇。
我说那就不算。
第二天我收拾东西走了。走之前我把册子撕掉的那一页塞回了门缝,她可以从里面拿到。
钥匙在门楣上,第三块砖后面。
我叫了车,报了一个外地的地名。我不知道我要去哪,我只知道我不能留在这个镇上。
别学我。也别学周芸。
如果你要开门,选周三。她不在。”
信的最后,另起一行,是后补的:
“周三她进去的时候,会带一把梳子。”
我把信读完,坐在砖堆上,腿有点麻。
U 盘我插在电脑上。
里面是三段录音和十七张照片。照片是西厢内部:一张床,一台老收音机,墙上拿铅笔划的日期,从一九九六划到二〇二二。有一张拍到了墙的下半截,日期一直划到墙角,密得看不清。最后几道是二〇二二年三月。
还有一张拍的是床底下。床底下放着一个铁皮盒子,盒盖开着,里面几件旧衣服,最上面一件蓝布衫,洗得发白,叠得很整齐。
最后一段录音是环境音。脚步声,铁门响,一个女人的声音说“去高铁站”,车门关上,发动机起来。
录到这儿断了。
她走了。
我去了陈莉的娘家。她娘家在镇北,一栋两层的自建房,门口晒着咸菜。她母亲开门,听我说完,脸就沉了。
“你是沈家的人?”
“我是沈家现在的媳妇。”
“那你回去吧。”
“阿姨,陈莉在哪?”
“我不知道。”她说,“两年没联系了。最后一次打电话,她就说了一句'别来找我',然后挂了。”
“她有没有说过沈家的事?”
老人沉默了很久,手一直扶着门框。
“她说过一句。”她说,“她说那个家里的人,不是坏,是习惯了。”
门关上了。
我站在门外,听见里面有碗放在桌上的声音。
7|开西厢
十二月九号,周三。婆婆一点半出门。她换了件深灰的外套,拎着一个布袋,说去镇上见个姐妹。我在东厢窗后看着她走过院子,出侧门。张阿姨在厨房收拾,两点左右会端托盘。我在她端之前进了后宅,站到西墙那面,把砖缝里的自封袋重新塞回去,压好。然后走到门厅,从门楣上摸第三块砖。
砖后面有一把钥匙,铜的,缠着一圈塑料袋防潮。
我先在走廊上站了两分钟,听院子里的声音。厨房那边锅盖碰响,张阿姨在盛粥。正厅没有人。侧门外有自行车过去,铃响了一下。
走廊那头有人。沈予安站在东厢门口,手里卷着一张图纸,没展开。他看了我三四秒,侧过身,把门口让开。我从他身边过去,闻见一点烟味。他不抽烟。
心跳得很快,快到我数不清。我把手按在胸口,数了十下,让它慢下来。
我做记录这些年,进过荒宅、进过塌了一半的祠堂、进过停着棺材的空屋。从来没有这样过。因为那些屋子里没有活人。两点十分,我站在西厢门口。锁眼里有一点油,我上过两次油,怕它响。钥匙进去,转了半圈,咔的一声,很轻。
我推门。
门轴是老的,会响,我推得很慢。屋里有灰味,还有一点药味。窗纸是新的,从里面糊的,糊得不齐。一张床,床板很低,铺着两床被子,一床厚一床薄。一张小桌,桌上一只搪瓷缸,缸里剩半缸水。一台老式收音机,红色的,旋钮掉了漆。
收音机开着,音量很小,只有电流声,没有台。我伸手去关,开关已经坏了,旋到头也没反应。墙角一个木箱,箱盖上放着一把剪刀、一面小镜子。
最显眼的是墙。
西厢的西墙上,从床头到窗口,密密麻麻划着日期。铅笔划的,一道一道,横线在上,竖线在下,像一把一把的小梳子。最早的一道在墙根,写着“九六、九”,最后一道在窗口下面,写得高,写着“二六、十二”。
三十年,一个月一道,划了三百六十道。
床上坐着一个人。
她极瘦,短发,自己剪的,剪得不齐。手背上有一块褐斑。左手的小指是弯的,伸不直。她看见我,没有惊,也没有怕。
“今天初几?”
“初九。”我说,“十二月九号。”
她点头,把这个日子在嘴里过了一遍。
“冬至快到了。”她说。
“还有十二天。”
“那今年该抄谱了。”她把被子往上拉了拉,“往年这个时候,她会把谱拿来,放在桌上,把笔泡好。她不让我动,只让我看着。”
“今年呢?”
“今年她没来。”
“她每周三来。”
“她来。”她说,“可她没带谱。”
我这才注意到,桌上除了搪瓷缸,什么都没有。没有谱,没有笔,没有砚台。她把手放在膝盖上,看了我一会儿。
“你叫苏晚。”
“是。”
“你签了名了。”
“签了。”
“签在哪一行?”
“最下面。”
她笑了,笑的时候嘴角往一边扯。
“第五个。”她说,“前面四个,一个是我,一个是沈曼云,一个是周芸,一个是陈莉。”
“您是顾秀英。”
“我是。”她说,“予安的妈。”
“那天晚上你叫了三声。”她说。
“我叫的是她。”
“你叫的是妈。”她说,“这院里三十年没人叫过我妈。我听见了,把手按在桌上。”
我想起那一声。原以为是椅子腿。
屋里空了一拍。
她伸手,从枕头底下摸出一本东西。蓝布包着,解开,是一本册子,纸比婆婆给我的那本更黄,封皮上的字是毛笔写的,字迹更老。
“这是原本。”她说,“你手里那本,是她抄的。抄的时候撕了最后一页,因为她不想让你太早看见。”
她把册子翻开,翻到最后一页。
那一页还在。
毛笔字,小楷,收笔往里带:
“十二、每岁冬至,续谱一次。新妇执笔,须亲录先人卒注。不得请人代笔,不得漏录,不得妄改。录毕,于祠中焚稿,跪三叩。”
“抄一遍是抄。”她说,“冬至要抄的是谱。谱上有我一行字:顾氏,病卒于丙子年九月。”
“那行字是假的。”
“是假的。”她说,“可每年都要有一个人,亲手再抄一遍。抄的人换了四个,字换了四种,那行字没换过。”
她把册子合上,两只手压在封皮上。
“我在这里头,把这一本抄了三遍。”她说,“头一遍是拿铅笔在地上划,划完了用袖子擦掉。第二遍是拿指甲在桌上划。第三遍我才想起来,我原来会写字。”
“您以前做什么?”
“绸厂,缫丝。”她把左手抬起来,小指弯着,“十九岁进厂,二十岁当组长。这根手指是机器绞的,绞完了厂里赔了八十块钱,还给了我一张奖状。”
“后来厂里改制,账不对。”她说,“我带着人堵厂门。我不是要闹,我是要他们把账拿出来,让工人看一眼。他们不看。”
“然后呢?”
“然后我男人把我关在这里。”她说,“他跟我说,你闹,我就让你在这个院子里,闹一辈子。”
“你会唱一支曲子吗?”她问。
“不会。”
“他会。”她说,“他小时候我哼给他听的。他可能忘了是我哼的。”
她闭上眼睛,哼了两句。调子往上走,走一半忽然折回来,像一只手上到半空又落下去。我婚礼那天晚上听过。
“他还会哼。”我说。
她眼睛睁开了一点,没有说话。
我坐下来,问她要不要喝水。她摇头。
“你想出去吗?”我问。
她没接话,目光在我脸上放了一会儿。
“出去做什么。”她说,“我出去,他们家的谱就没法写了。”
“谱可以不写。”
“谱不写,沈曼云就得死。”她说得很平,“她答应了看住我,看到死。她要是放我出去,她自己就完了。”
我还没接上话,门外传来钥匙声。钥匙串碰在门上,一串细响。
门开了。
沈曼云站在门口。
她手里拎着菜,布袋鼓着,露出芹菜叶。另一只手里,握着一把梳子。木梳,齿密,齿尖磨圆了。她看见我坐在床上,脸上没有什么变化,只是把梳子往掌心里收了一下。
“你比她早。”她说。
8|对峙
她把菜放在桌上。芹菜、两块豆腐、一小袋米。然后她坐下来,坐在床的另一头,离顾秀英一尺远。
“坐吧。”她对我说的。
我站着。
“坐下。”她又说了一遍,“我不打人。”
我坐回椅子上。
屋里三个人,谁都没有先说话。窗外有收废品的喇叭过去,声音拉得很长,走到巷子里就弱了。收音机还开着,电流声很小。窗纸透进来的光是灰白的,落在墙上的日期上。
“你想问什么,一次问完。”沈曼云说。
“她为什么被关着。”
“你去问你公公。”她说,“他死了。”
“他为什么关她?”
“她在厂里闹。”沈曼云把外套的扣子解开一颗,“那年绸厂改制,几十个工人要安置。她带着人堵厂门,说账不对。你公公那时候刚当上厂长,脸面要紧。”
“就为这个?”
“就为这个。”她把一根芹菜掐成两截,“他跟我说过一句话,我记到现在。他说,家里的事,出了这个门,就收不回来了。”
“所以就把人关起来。”
“关起来比送出去好。”她说,“送出去,全镇都知道。关在自家院里,算养病。”
我看着她。
“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嫁进来第一天。”她说,“公公给我的不是婚礼,是一本册子,一句'看住西厢'。他说前两年他自己看,从今年起我看。”
“你答应了。”
“我签了名。”她低头看自己的手背,“跟你一样,签在最下面一行。我那年二十四。”
她把外套扣上,从上到下,一颗一颗。扣到最下面那颗,手停了半秒,才把扣子推过扣眼。院子里有人在磨刀,声音一来一回,很远。
“你开门了吗?”
“开了。”她说,“二十六岁那年。我也数过碗。”
她的手放在膝盖上,两只手交叠着。
“那天下午我进来,看见床上坐着个人。她比现在胖一点,头发还是黑的。她问我几点了。我说三点。她说,那你该回去了,他要回来了。”
“我关了门,走到后院,蹲在井边吐了。”
“那天晚上你问他了吗?”
“问了。”她说,“他说是他前头的老婆,脑子坏了,不能见人。他让我记住一句话:这个家没有第二个女人。”
“你信了?”
“信了十年。”她说,“十年里我每周三进去,给她梳头,给她换被子。她不说别的,只说天气。有一年冬天她发烧,烧到四十度,我说要请医生。他说,请医生就要登记,登记就要写名字。”
“她差点死。”
“她命硬。”沈曼云说,“烧了四天,退下去了。退了以后她跟我讲了一句。她说,你也是个关在里面的人,只是你的门大一点。”
“后来呢?”
“后来我每个星期三来。”她把梳子往桌心推了一寸,“带一把梳子。”
顾秀英一直没说话。听到这句,她转过头,看着沈曼云手里的梳子。
“你今天梳头了吗?”她问。
沈曼云把梳子放在两个人中间的桌上,没有递过去。
“没有。”
“那你梳。”
沈曼云没有动。
屋里又静下来。
“二十八年。”她抬头看墙上的日期,“我没出过云溪镇。”
“你可以走。”
“走到哪里去。”她把手摊开,又收回去,“我走了,谁看?你公公死了,予安不知道,镇上的人只当这家好好的。我一走,这个家就散了。”
“散了就散了。”
她抬起头看我。她的眼睛里在算,算这笔账能不能清。
“你今年二十七。”她说,“你算得清吗?”
顾秀英笑了。
“她算得清。”她说,“她比我算得清。”
沈曼云的手抖了一下。
门外有声音。
托盘放在地上,瓷碰砖,响了一声。
我们三个都转过头。
门开着一半,张阿姨站在门外,托盘还端在手里,上面是一碗粥、一碟青菜。
她全听见了。
她的手在抖,粥碗里的汤面一直在晃。另一只手在兜里,攥着什么,指节发白。
“张阿姨。”沈曼云叫了一声。
张阿姨没有应。她看了看墙上的日期,看了看床上的顾秀英,又看了看我。最后她看桌上那把梳子。齿密,齿尖磨圆了,摆在两个人中间,谁也没伸手去拿。
然后她把托盘放在地上,蹲下去,从兜里摸出手机。
屏幕亮了,光照在她脸上。
她按了三个数字。
“喂。”她说,声音抖得厉害,“三院吗?我这里是花厅……不,我不舒服,不是我不舒服,是这里有人……”
她说不下去了,把手机拿远,喘了两口气,又贴回耳朵。
“你们来吧。”她说,“快来。”
挂了。她又按了三个数字。
“喂,派出所吗?”
9|新妇
救护车来的时候是三点四十。陆医生跟着车来的。他四十出头,戴眼镜,白大褂外面套了件旧羽绒服。他进西厢,先看了墙,再看人。他让顾秀英张嘴,看她的牙,又翻她的眼皮,让她伸出手,看小指。他问她今天几号、这里是什么地方、门口站着谁。
顾秀英答得慢,但答得对。
“长期隔离。”陆医生站起来,跟我说,“不是精神分裂。语言退化,昼夜颠倒,认知能保住这个程度,说明她一直有人在跟她说话。”
“能不能出鉴定?”
“能。”他说,“我要看她以前的病历。她有没有就诊记录?”
“没有。她三十年没出过这个门。”
陆医生沉默了一会儿,把听诊器收进兜里。
“那就更清楚了。”他说,“一个没有就诊记录的人,被当成病人三十年。”
派出所的人来得比救护车晚十分钟,两个民警,一个年轻的做记录,一个中年的问话。中年的那个姓赵,进门先看了一圈,然后问:“谁报的警?”
张阿姨举手。
“你是什么人?”
“帮佣。”
“帮佣报的警?”
“我送饭的。”她说,“我送了十一年。”
赵警官把本子翻开。
“里面这个人,叫什么?”
沈曼云坐在桌边,没有动。
“顾秀英。”她说。
“什么关系?”
“我丈夫的前妻。”
“关了多久?”
“三十年。”她说,“从一九九六年九月。”
赵警官的笔停了。
“谁关的?”
“我公公,沈立山。他二〇一八年死了。”她说,“他死了以后,我看。”
“你知道这是违法的?”
“知道。”
“知道还看?”
“我答应了。”她说,“答应了就得看到死。”
赵警官看着她,看了几秒,转头对年轻民警说:“把这两年的送饭记录、水电记录,能调的都调。”沈予安是四点二十到的。他进门的时候,院子里的红纸还没扫干净,风吹起来贴在台阶上。他在西厢门口站了很久。
我看见他的时候,他背对着光,脸上的轮廓很硬。他的手在裤缝上擦了一下,又擦了一下。
然后他进来。
他走到床边,蹲下去。
顾秀英看着他。
“予安。”
他应了一声,声音很低,喉咙里卡了东西。
“你长这么高了。”她说。
他没有说话。他的手放在床沿上,指头一直在动。
赵警官问:“你是她什么人?”
他站起来,转过身。
“我是她儿子。”
“你之前知道你母亲还活着吗?”
院子里没人出声。
他的肩膀往上提了一下,又落下去。
“知道。”他说。
“什么时候知道的?”
“四岁。”他说,“我一直知道。我把它当成不知道。”
赵警官把笔抬起来。
“你母亲一九九六年被关的时候,你四岁。”他说,“这三十年,你没有报过警,没有反映过,也没有跟她一起生活。这些你都承认?”
“承认。”
“愿意作证?”
“愿意。”
笔录做了两个多小时。
我在祠堂里等着。
祠堂里还有那天的炭味。香案上摆着册子——婆婆抄的那本,蓝布包着。我把它解开,摊在香案上。册子的第一页,四个名字。四支笔的力气都不一样。我从包里拿出打火机。火苗凑近纸角,纸边先卷,然后黑,然后红,烧得很快。
第一页烧的时候,四个名字一起烧。顾秀英那三个字烧得慢一点,小楷写得实。
最后一页的纸根,一烧就没了。册子烧完,香案上剩一堆灰,还有一点没烧透的蓝布角。我跪下来,磕了三个头。不是给牌位磕的。
沈曼云被带走的时候是晚上七点。
她从西厢出来,手上没有铐,两个民警一左一右。走过正厅,她停了一下。张阿姨站在正厅门口,围裙还系着。
沈曼云看了她一眼。
“饭。”她说,“明天中午那一顿,不用送了。”
张阿姨的眼泪一下就下来了。顾秀英上了救护车。担架抬出去的时候,她一直看着院子上方那一小块天。陆医生跟着车走,临走前跟我说:“先住院观察,我明天给你出鉴定意见。她需要人陪。”
“我陪。”
侧门外站着人。先是两三个,后来七八个,都是镇上的,有买菜回来的,有骑电动车停下来的。他们不出声,就站在门口往里看。王阿婆也来了,站在最后面,手里还拎着菜袋。有人小声问:“出什么事了?”
没人回答。
赵警官出来的时候,人群往两边让了让。他跟大家说了一句“都回去吧,没事”,没有人动。天黑了以后,人才散。车开走以后,院子里剩下三个人:我、沈予安、张阿姨。张阿姨把托盘收起来,端回厨房,碗里的粥已经凉了。
第二天上午,我在镇上的打印店打了离婚协议。
协议是我昨晚写的,条款很简单:无共同财产,无债务,无子女。我拿去花厅,在正厅的八仙桌上摊开。沈予安坐下来,看了两遍。
“你真的要走?”
“要。”
“房子你不要?”
“不要。”
他拿起笔,笔尖在纸上停了一会儿,签了名。签完,他把笔放下,两只手撑在桌上,头低下去。
“苏晚。”
“嗯。”
“我不是不想管。”他说,“我不知道怎么管。我四岁那年,我妈被扶上车,我站在门厅里,我爸跟我说,你妈死了,别问了。我信了三十年。”
“你现在不信了。”
“现在不信了。”他抬起头,“对不起。”
我没有回答。
他也没有再问。
下午我去了一趟三院。顾秀英住在观察室,床边多了一把椅子。
她看见我,问:“今天初几?”
“初十。”
“冬至还有十一天。”
“还有十一天。”
她把手放在被子上,看着窗外那棵樟树。
“今年的谱,谁抄?”
“没人抄了。”
她转过头,目光停在我脸上,过了好一会儿才点头。
“好。”她说,“那就没人抄了。”
我从三院出来,天已经黑了。镇上的路灯一盏一盏亮起来,桥头的小卖部关了门,王阿婆的藤椅搬进了屋里。
回到花厅,我从包里拿出田野记录册,翻到最后一页,写下这一条:
“册子有十二条。我只背会了十一条。
第十二条他们从来没打算让我知道——因为那一条不是规矩,是一道葬礼:每年冬至,嫁进来的女人要亲手在族谱上写一遍'顾氏,病卒于丙子年九月'。写一次,就当她已经死了。写三十年,就写三十遍。
四个名字签在最下面。四个女人,四支笔。
第五行是我。
我签得快,走得也快,只签了名字,没来得及抄那一行。
冬至还有十一天。
今年的谱,沈家没人抄了。”
写完,我把笔帽扣上,听见院子里有人在扫地。扫帚刮着青石板,一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