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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选章节

更新时间:2026-11-21 01:24:25

一

照相馆关门那天,我从库房拖出二十七箱底片。

箱子是木头的,一个一尺半宽,码在库房最里头,摞了四层。我拖了一下午,拖出来摆在后院,太阳一照,木头上的漆全是裂纹。

二十七个箱子,装的是这个镇子两万七千个人的脸。

我在红光街开照相馆二十六年,前十几年是我给人家照,后十几年是人家给我照——手机照,照完就发到手机上,家里人转着看,没人进店。

关门那天我没锁门,就坐在柜台后面抽烟,抽到天黑。

二

红光街以前叫“照相一条街”。

八十年代末这里有三家照相馆:红星、光明、还有一家叫工农兵。红星在东头,最早,老板姓赵,据说是公私合营留下来的老技师;工农兵在西头,厂房改的,拍集体照;我们这家在中间,叫红光,老板姓袁,叫袁德海。

我到红光是一九九〇年,虚岁十六。

那年我初中毕业,考高中差了八分,家里没钱复读,我爹托人找活,托到袁德海门下。

我爹跟袁德海说,这孩子手稳,能学。

袁德海看我一眼,说,手伸出来。

我把手伸出来。他拿我的手翻过来看掌纹,又让我把手指并拢,说,行,明天来。

我问我爹,他看手是干什么。

我爹说,看他能不能端住相机。

三

袁德海的照相馆在老街中间,一间半门面,一间照相室,一间暗房。

门面上挂一块牌子,白底红字,写着“红光照相馆”。

照相室里有一台老式座机,木头脚架,三脚架上有手摇升降,镜头是蔡司的,据说是五十年代买的,用了三十年。

背景布三块:一块蓝的,拍证件;一块红的,拍结婚;一块画着园林假山的,拍全家福。

暗房里一台放大机,三个显影盘,墙上挂着一排夹子,晾照片。

我去的第一天,袁德海让我磨底片。

底片是玻璃的,六寸,他说,磨的时候手要轻,磨重了划一道,这张就废了。

我第一天磨坏了三张,他没骂我,说,废了就废了,你手记住了没有。

我说,记住了。

他说,记住就不算废。

四

头三年我学的是摆人。

袁德海说,照相这行,一半是光,一半是人。

光你学三年能学个外表,人得学一辈子。

他教我摆人的时候有一句口诀:

“肩要斜,头要正,眼要看镜头里那个小孔,别看镜头。”

我问,为什么不能看镜头。

他说,看镜头的人,眼睛是空的;看小孔的人,眼睛里有个东西。

我不太懂。后来照得多了,看自己拍的片,明白了。

看镜头的人,像被人在背后推了一把;看小孔的人,像自己在往前走。

五

一九九三年,袁德海六十一。

那年镇上开始换身份证,全镇一万多人要拍证件照,照相馆排队。

从早到晚,一天照八十多个人,我坐在座机后面,一天说八十多遍“头往左一点”“下巴收一下”“别笑”。

有一个老头,七十多,坐在凳子上不动,我让他头往左一点,他说,往左是哪边。

我说,你左手那边。

他说,我左手是哪边。

我愣了一下。他儿子在旁边说,爸,你左边。

老头把头转了过去,转反了。

那一天我感觉,人老了,连左右都丢了。

六

证件照一张两块五,加洗一块二。

那年一个月我挣一百八十块,加上袁德海给的提成,二百五。

二百五在那个年头算不错,粮站站员一个月一百二。

我十九岁,觉得这活能干一辈子。人总要照相:结婚要照,生娃要照,上学要照,死了要照。

七

一九九八年,镇上开了第一家彩扩店。

彩扩是彩色的,用的是柯达的相纸,一卷胶卷进去,四十分钟出来三十六张彩色照片,五毛一张。

我们这家拍一张彩色的要八块。

那年年底,袁德海买了一台二手彩扩机,三万八,从市里拉回来的。

机器装在暗房隔壁,占了半个屋。装好那天他让我试,我洗了第一卷,出来一张天安门的风景照,颜色是绿的。

袁德海看着照片,说,绿的天安门。

我说,是机器的问题。

他说,是钱的问题。

那台机器用了两年,修了七次,最后一次修不好,卖给了废品站,八百块。

八

二〇〇三年,镇上有了第一家数码照相馆。

在东街,老板是个二十六岁的年轻人,姓吴,从市里回来。他的店里有电脑,有打印机,有数码相机,拍完直接存卡里,接上电脑,一按就出一版证件照,九块钱。

我们这儿还是胶片,一卷二十四张,冲出来要等两天,一版四张,十五块。

那年冬天,袁德海坐在柜台后面,看着街上,说,这行不行了。

我说,还能撑几年。

他说,撑不了。

九

二〇〇五年,袁德海把店转给我。

转让价三万,分期付,一年一万。

签合同那天他说,小周,我不是卖店,是把这店交给你。

我说,袁叔,你留着,我给你打工。

他说,我六十三了,手抖,端不住相机了。

他把相机从架子上取下来,递给我,说,这机子跟我三十五年,你接着用。

我接过相机,机身是黑的,皮子是旧牛皮,掂着有两斤半。

他说,记住,这台机子照出来的东西,是实的。

我问,什么叫实的。

他说,就是照完了,人还在里头。

十

我接店以后,干了三年。

二〇〇六年到二〇〇八年,靠两件事撑着:一是全镇学校的毕业照,二是全镇的结婚照。

毕业照一个学校四百,一年照六七个学校;结婚照一套三百八,一年照三四十对。

二〇〇八年金融危机那年,结婚的少了,毕业照还在。

二〇〇九年,第一件坏消息来了:学校改用电子的,教育局发文,学生学籍照片统一采集,用数码的。

十一

二〇一〇年,第二件坏消息:镇上的婚纱影楼开了三家。

人家有室内实景,有化妆师,有后期修图,一套一千二。我们这儿还是那块蓝背景布,三百八。

那年我一天最多接一个活,有时候三天不开张。

我把暗房的灯关了,坐在里头,看着墙上那排夹子。

夹子上晾着照片,一张一张,都是别人家的事。

十二

二〇一二年,我把照相馆关了。

关门那天,我把门口的牌子摘下来,扛到后院。牌子是木头的,白漆掉了一半,“红光”两个字还剩个红。

我媳妇说,这牌子留着干什么。

我说,留着。

她说,留着占地方。

我说,占地方就占地方。

十三

关门以后我干过几样活。

先在镇上开了个打印店,复印、打印、做横幅,干了三年。

后来又卖过手机卡,卖过一阵子保险。

二〇一六年,我回到后院那间库房,把二十七个木箱搬出来,一个一个打开。

箱子里是底片。

玻璃底片、胶卷底片、135的、120的,混着装。每一卷底片外头包着一层纸,纸上写着日期、人名、张数。

最早的一卷是一九七二年,最晚的是二〇一二年。

我数了三个晚上,两万七千多张。

十四

数完那天我坐在库房的地上,抽烟。

两万七千张脸,装在这二十七个箱子里。有的人还在街上走,有的人早没了;有的人照的时候是新娘,现在是老太太;有的人照的时候是满月,现在当爹了。

我突然想起袁德海那句话:照完了,人还在里头。

我坐在那儿想:这些人在里头,外头没人知道。

十五

二〇一七年春天,我在红光街原址重新开了个店,还叫红光照相馆。

不是照相,是翻拍。

店里一张桌子,一台扫描仪,一台电脑,一台打印机。玻璃底片放扫描仪上,扫进去,修修,打印出来。

牌子上写的还是“红光照相馆”,底下加了一行小字:老照片修复翻拍。

开张第一天进来三个人,都是问价的,没一个成的。

第二天来了一个老太太,拿一张四寸的黑白照片,照片卷边了,说,能不能翻新。

我看了看,是张全家福,五个人,中间一个老头。

我说,能。多少钱。

她说,多少钱都行。

我说,三十。

她掏出三十块钱放在桌上,说,这是我爹,一九六二年照的,家里就这一张。

我扫了,修了,打印了两张。给她的时候她捧着看了很久,说,我爹就长这样。

十六

那年以后,来的人慢慢多了。

一个月来十几个,一年下来一百多。翻拍的、修的、放大的、做成相框的。

有一回一个中年人拿一张一寸照片来,照片糊了,他说,这是我妈唯一一张,她三十岁照的,现在她八十了,我想放大一张挂墙上。

我放大了,脸是虚的。他看了说,虚就虚,能看出是我妈就行。

十七

二〇一九年,我做了一件事:把库房里二十七个箱子都理了一遍,按年份分开。

一九七二到二〇一二,一年一个号,一共四十一年。

理到一半,我发现有一年的箱子不对劲。

那箱子上写的是一九八三年,可是里头按月份分的十二个小捆,只有十一捆。

缺了七月。

十八

我把这箱底片倒出来,一张一张看。

一九八三年,一月到六月,八月到十二月,每一捆里都是一卷一卷的底片,纸上写着日期、姓名。

七月那一捆不在。

我把箱子翻了两遍,没有。

我记得一九八三年七月,照相馆没停过业,那年夏天照了不少。

七月去哪了。

十九

我翻店里的老账。

袁德海记账记得细,一本一本,一年一本,封面写“红光流水”。

我翻到一九八三年那本,七月那一页。

七月一共记了四十七笔,头一笔是七月二号,最后一笔是七月三十一号。

每一笔都是:日期、姓名、张数、钱数。

我对着账,把七月的单子挑出来,一共四十七笔,四十一个人名。

有一个名字出现了四次:刘素芬。

二十

刘素芬这个名字,在账上出现了四次。

七月五号,一次,两寸三张;七月九号,一次,两寸三张;七月十七号,一次,两寸三张;七月二十六号,一次,两寸三张。

同一个人,一个月来照四次,每次都是两寸三张。

那时候两寸照片一般是办证用的:工作证、准考证、通行证。

一个人一个月办四个证?

我把其他月份的账也翻了,翻一九八三年全年,刘素芬又出现了六次,二、三、五、六、八、九月,每次都是两寸三张。

一年十次。

我合上账本,坐在柜台后面,觉得这名字眼熟。

二十一

第二天我问袁德海。

他八十三了,住在镇北的儿子家,拄拐能走。

我去的时候他在院子里晒太阳,看见我,说,小周来了。

我说,袁叔,我问你个事。

他说,问。

我说,刘素芬这个人,你记得吗。

他手里的拐杖往下戳了一下,没说话。

我又问了一遍。

他说,记得。

我说,她一九八三年一个月来照四次,一年来十次,都是两寸。

他说,那是她。

我说,她是谁。

他说,她是我这辈子照得最多的人。

二十二

袁德海说,刘素芬是镇东边刘庄的,一九五几年生的,比我小几岁。

她来照相是一九七九年的事。

头一回来,她拍两寸的,说办证用。拍完,隔了半个月又来,还是两寸。

袁德海问,证还没办下来?

她说,办下来了,想多要几张。

后来她一个月来一次,一年来十几次,都是两寸。

袁德海说,他起初以为她要办很多东西。到了一九八三年,她一个月来四次,他觉得不对。

二十三

一九八三年七月二十六号那天,她照完最后一次,坐在照相馆的凳子上没走。

袁德海说,那天下午没人,他收了相机,问她,你怎么不走。

她说,袁师傅,我想问一句。

他说,问。

她说,你这底片,存不存。

他说,存。

她说,能不能一直存着。

他说,能存,库房有的是地方。

她说,那我以后不来了。

袁德海说,为什么。

她说,我要走了。

二十四

袁德海说,她走那天,他问过她去哪。

她说去南边,具体没说。

他说,那你照这么多相干什么。

她说,给家里留个念想。

他说,那你照一张不就够。

她说,一张会丢。

二十五

“一张会丢。”

袁德海说完这句,坐在太阳底下,闭了会儿眼。

他说,小周,她走了以后,我把她那一卷底片单独收起来了。后来搬库房,我找过,没找到。

我说,我这儿也没有。一九八三年七月,整个月都没了。

他说,整个月?

我说,整个月。

他说,那不是我拿的。

我说,那是谁。

他没说话,把拐杖往地上顿了顿。

二十六

我从袁德海家出来,天快黑了。

走回去的路上,我一直在想一件事。

一九八三年七月那一个月,四十七个单子,四十一个人。整个月的底片,一卷都没了。

是丢了,还是被拿走了。

如果是被拿走,是谁拿的,为什么只拿七月。

如果是丢了,为什么丢得这么干净,一个月,一卷不剩。

我到家,翻出那本流水账,把七月那四十七笔抄在本子上。

抄完我看了一遍,发现有一件事不对。

账上四十一个人,可是底片是按卷存的。一卷底片二十四张,一个月四十七笔单子,如果按卷收,应该有二十几卷。

二十几卷底片,一起没了。

二十七

第二天我去问袁德海,那一个月的底片是怎么收的。

他说,那时候胶片是120的,一卷十二张,一卷一卷买,一卷一卷冲。冲完剪开,按单子归。

我说,一个月的单子能凑几卷。

他说,四十几笔,两寸的多,一卷能出二十几张,得十几卷。

我说,十几卷,一起没了。

他说,没了。

二十八

我又问,一九八三年七月,店里出过什么事没有。

他想了想,说,出过一件事。

他说,七月二十八号,店里来了两个人,说是县里文化馆的,要查照相馆的底片登记。

他说,他把账本拿出来给他们看,那两人翻了一遍,说,底片呢。

他说,在库房。

他们说,带我们看看。

他带他们去库房,两人看了一圈,说,行,就走了。

我说,他们拿走什么没有。

他说,没拿走。

二十九

我说,那七月三十一号以后,你收过库房没有。

他说,收过。

我说,七月那卷在不在。

他说,在。我记得在,那天我还摸了摸,纸包着。

我说,那你什么时候发现不见的。

他说,一九九〇年,你来的那年。

我说,怎么发现的。

他说,那年搬库房,箱子重新码,我点了一遍,发现七月那捆没了。

我说,你没找?

他说,找了。找了半年,没找到。我想,可能是搬的时候掉了,或者有人拿了,反正找不回。

我说,你没报案。

他说,报什么案。十几卷底片,人家不当回事。

三十

从袁德海家回来,我干的第一件事是翻一九八三年的账,找那个“文化馆”。

账上没记人,只记钱。翻遍了,七月二十八号那一页底下有一行小字,铅笔写的,很淡:

“文化馆二人查底片,未取。”

未取。

袁德海说未取,可七月整月的底片没了。

三十一

二〇一九年十月,我去了县文化馆。

文化馆在老城区,一栋二层小楼,门口挂着“县文化馆”和“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两块牌子。

我进去问,一九八三年有没有人来查过照相馆的底片。

前台的小姑娘说,八三年的事,我们这儿的人都没有那时候的。

我说,有档案吗。

她说,档案在县档案馆,我们这儿只有近十年的。

三十二

我又跑县档案馆。

档案馆的人给我查了目录,一九八三年的文化馆卷,一共七卷,我一份一份看。

七卷,我一卷一卷翻,翻到第六卷,是整顿社会文化市场的。

我翻第六卷。

第六卷有一个牛皮纸夹,里头是一叠报告和一张登记表。

登记表的标题是“关于清理整顿照相业底片”,日期一九八三年八月。

三十三

登记表上列了全县十一家照相馆,一家一行,写着店名、业主、底片数。

红光那一行写着:

“红光照相馆,红光街12号,业主袁德海,底片现存约一千二百张,清理中,未发现问题。”

底下盖了一个章,是文化馆的。

我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

“未发现问题”。

三十四

我把这张表复印了一份,回家对着账看。

表是八月做的,七月二十八号来查的人,是“清理整顿照相业”的。

那年上面在整顿照相业,照相馆的底片也在查的范围里。查的办法是把底片调去看,看完登记。

“未发现问题”,说明查完了,没事。

那为什么七月那一个月的底片没了。

三十五

二〇一九年冬天,我又去了一趟袁德海家。

这回我带了两样东西:那张登记表的复印件,和一九八三年那本流水账。

我把两样摊在他面前的桌上。

他戴上老花镜,看了一会儿,说,这个表我见过。

我说,你签过字?

他说,签过。他们让我签,我就签了。

我说,那底片呢。

他说,他们拿走了一部分。

三十六

袁德海说,一九八三年七月二十八号,文化馆来了两个人,一个姓陈,一个姓李。他们看账,看底片,看到七月的十几卷,说这批要带走。

他说,我问为什么,他们说,七月的照片里有“不合适的”。

他说,我问哪里不合适,他们翻出一卷,指着一张说,这个女的,穿得太少。

袁德海说,那是夏天的照片,人家穿短袖。

他们说,短袖也不行,得带回去审。

三十七

袁德海说,那十几卷底片被带走了,他签了一张收条。

收条上写:“今收到红光照相馆底片十三卷,待审。”

落款是两个人名,一个“陈”,一个“李”,日期七月二十八号。

我说,收条呢。

他说,压在账本里,后来不知道哪去了。

我说,他们审完还了吗。

他说,没还。

三十八

我说,他们带走的十三卷,都是七月的?

他说,都是七月的。他们专挑七月。

我说,为什么专挑七月。

他说,七月照的人多,夏天,穿得少,他们好找理由。

三十九

我从袁德海家出来,天阴着,风大。

十三卷底片,一九八三年七月,四十一个人,被两个人以“审查”的名义带走,四十年没还。

我回到店里,把那张登记表的复印件摊在桌上,看“未发现问题”这几个字。

表是八月做的,底片是七月带走的。

带走在前,登记在后。带走的东西没登记,登记的东西没带走。

四十

二〇二〇年,我又去县档案馆,问一九八三年文化馆的“待审底片”有没有归还记录。

档案馆的人查了半天,说没有这个卷。

我说,会不会在文化馆自己那儿。

他说,文化馆搬过三次家,八几年的东西,早没了。

四十一

那年春天,我去了刘庄。

刘庄在镇东八里,三十几户人家,村口有个水泥桥,桥栏杆断了两根。

我问刘素芬,问了三个人。

第一个人说,刘素芬?早没了。

第二个人说,你是她什么人。

我说,我是照相馆的,想找她家里人。

第三个人说,她家在村西头,早就没人住了,她哥在镇上住。

四十二

我找到她哥,刘素山,七十六岁,住在镇上一条巷子里,一间平房。

我敲门,他开门,问我找谁。

我说,我是红光街照相馆的,姓周。

他说,照相馆?

我说,老袁的店,我接的手。

他说,哦,袁师傅的店。你找我干什么。

我说,我想问问你妹妹刘素芬。

他站在门口,看了我一会儿,说,进来吧。

四十三

屋里一张方桌,两把椅子,墙上贴着年画。

他给我倒了杯水,坐下,说,我妹妹怎么了。

我说,她一九八三年走了?

他说,走了。去南方。

我说,去南方哪儿。

他说,深圳。那时候叫宝安。

我说,她一个人去的?

他说,跟几个女的,一块去的。那年镇上组织去南方打工,去了二十几个,我妹妹是头一批。

四十四

我说,她走之前来过照相馆,一个月来了四回。

他说,那是办证。

我说,办什么证。

他说,边防证。去深圳要边防证,证上要贴照片,还得交两张备着。她那个人仔细,多照了几份。

我说,一个月四回,一年十回,都是为了这个?

他说,她怕丢。她那个人,什么东西都要多备几份。

四十五

我说,她后来回来过吗。

他说,回来过两回。一九八七年一回,一九九二年一回。

我说,二〇〇〇年以后呢。

他说,没了。

我说,为什么没了。

他说,人没了。

四十六

刘素山说,他妹妹一九九八年在深圳出了事。

那年她在宝安一家电子厂做工,厂里宿舍着火,烧死了七个人,她是其中一个。

他说,那年他接到电话,去了一趟深圳,认了尸,火化了,骨灰带回来,埋在村后的坡上。

我说,她多大。

他说,三十五。

四十七

我坐在他家的方桌边,喝了半杯水,说,她家里有她的照片吗。

他说,有一张,是她走之前照的,放在遗像框里。

他说,就那一张。烧的那年,她带在身上的东西都没了。

我说,那一张是什么样的。

他起身,从一个柜子里拿出一个相框,玻璃蒙着一层灰,擦了两下,递给我。

相框里是一张两寸的黑白照,一个女人,短发,穿一件有领子的衬衫,笑得很轻。

照片发黄了,边角有折痕。

四十八

我把相框捧在手里,看了很久。

照片上的人三十来岁,脸盘不宽,眉毛平,眼睛看着镜头里那个小孔。

我想起袁德海那句口诀:眼要看镜头里那个小孔,别看镜头。

她的眼睛是往前的。

四十九

我说,这张照片,是不是从我们店里照的。

他说,是。她走之前照的,拿回来一张,其余的她带走了。

我说,她带走了几张。

他说,一小卷,十几张吧,用布包着,放在行李里。

我说,后来呢。

他说,烧了。

五十

我把相框还给他。

临走的时候,我说,刘叔,我库里可能有你妹妹的底片。

他抬头看我,说,什么?

我说,照相馆的底片,一九八三年的,我存着。她那年来了十来回,除了七月那一个月,其他月份的底片还在。

他手里的相框往下沉了一点,说,你说什么。

我说,我回去找。找到了,给你洗几张。

他说,你找。

五十一

我回到店里,锁上门,把一九八三年的箱子拖出来。

十二个小捆,一月到六月,八月到十二月,一一拆开。

底片是120的,一卷十二张,剪开以后按单子归,每一小捆里用纸包着,纸上写着日期和姓名。

我一捆一捆翻。

五十二

翻到第三天,找到了。

一九八三年二月,一小包,纸上写着“刘素芬2.20二寸三张”。

包里是三张底片,黑白的,边上有点划痕。

我拿起来对着灯看。

一个女人,短发,穿一件浅色的衬衫,正对着镜头。背景是蓝布,布褶子看得见。

她坐得很直,肩膀斜着,头是正的。

五十三

我把三张底片拿进暗房。

暗房早就改成了一个杂物间,放大机还在,蒙着一层布。我把布揭开,把机器擦了一遍,试了试灯泡。

灯泡还亮。

我配了显影液,定影液,把底片放进去。

五分钟以后,一张照片在盘子里浮出来。

白的,灰的,黑的,慢慢显出来,先是脸,再是头发,最后是背景上的布褶子。

我把它夹在绳子上晾着。

五十四

那天晚上我在店里坐到十二点。

洗出来的照片一共三张,都是同一个角度,同一件衬衫,同一条蓝布背景。

有一点不一样:第一张她笑了一点,第二张没笑,第三张眼睛看着那个小孔,看得特别直。

我把第三张挑出来,装进一个相纸袋。

第二天我去了刘素山家。

五十五

他开门,看见我手里的袋子,手抖了一下。

我说,洗出来了,三张,你看看。

他接过袋子,抽出来,站在门口看。

看了很久,说,是她。

我说,是。

他说,比遗像框里那张清楚。

我说,底片清楚。

他说,这张我留着。

我说,三张都给你。

他说,多少钱。

我说,不要钱。

他说,那不行。

我说,行。

五十六

他把三张照片拿进屋,对着遗像框比了比,说,这张跟你那张是一天照的?

我说,不是。这张是二月,那张可能是七月。

他说,七月那张没了。

我说,没了。

他站在那儿,突然说了一句话:

“她走的时候跟我说,她照了好多相,都放在照相馆,丢不了。”

五十七

我说,她那么说?

他说,她走那天,我去送她,在车站,她跟我说,哥,我在照相馆照了好多相,都存着,丢不了。

我说,她为什么这么说。

他说,不知道。可能她觉得,人走了,照片在,就等于人还在。

五十八

我从刘素山家出来,走了很远,走到红光街,站在自己店门口。

店门口那块牌子还在,白漆掉了一半,红字还剩个红。

我想起她一个月来四回,一年来十回,每回三张,两年照了几十张。

她不是在办证。

她是在把自己一张一张地存起来。

五十九

那年冬天,我做了个决定。

把二十七个箱子里的底片,全部数字化。

两万七千张,一张一张扫,一张一张对名字。

我算了算,一台扫描仪一天扫两百张,要扫一百三十五天。

我不管,扫。

六十

从二〇二〇年冬天扫到二〇二一年夏天,扫了七个月。

七个月里,我白天在店里翻拍,晚上关了门扫底片。扫一张,存一张,按年份和月份分开存。

扫到后来,我闭着眼睛都能认出底片的年代:玻璃的是六十年代的,120的是七八十年代的,135的是九十年代以后的。

六十一

扫完那天,我把两万七千张图倒进一块硬盘,接上电脑。

图按年份排,从一九七二排到二〇一二。

我翻到一九八三年那一栏,翻到七月。

空的。

六十二

七月是空的。

我把一九八三年从头翻到尾,一月到六月有,八月到十二月有,七月没有。

我在本子上画了一个空框,框上写“一九八三年七月”,框里写一行字:

“此月十三卷底片,一九八三年七月二十八日由县文化馆陈某、李某带走待审,未归还。四十七笔单子,四十一名顾客。”

写完,我把本子合上,锁进抽屉。

六十三

二〇二一年八月,店里来了个女人。

三十七八岁,骑电动车来的,进门就问,你们这儿能找老照片?

我说,能找,得说清年份、人名。

她说,一九八五年,我爸,拖拉机手,叫赵建国。

我翻账。

一九八五年那本,按月份翻,翻到五月,找到一行:赵建国,二寸两张,五张。底下小字:拖拉机站。

我说,有。你等两天。

六十四

我进库房,把一九八五年五月的箱子拖出来。

一捆一捆拆,拆到第三捆,找到了。

底片两张,135的,黑白的,一张站着,一张坐在拖拉机的驾驶座上。

洗出来以后,她拿着照片看了很久,说,这拖拉机是我爸开的,东方红28。

我说,你怎么认出来。

她说,我爸跟我说过,他开的车头上有块补丁,是他自己焊的。

照片上,车头侧面确实有一块颜色不一样的铁。

六十五

她说,我爸去年走的,家里一张照片都没有。他这人一辈子不爱照相。

我说,这张是一九八五年,他三十多岁。

她说,那时候他刚进拖拉机站。

她说,她要把这张放大,挂在家里。

我给她放大了两张,一张二十四寸,一张十寸。

她要付钱,我说,五十。

她掏了一百,说,不用找了。

六十六

半个月以后,镇上的广播站播了一条,说红光街有个老周,存着两万七千张老照片。

那条广播播了三遍,第二天店里就坐满了人。

镇上人说了一个多月。

六十七

那年九月,来店里的人多了。

一个月三十多个,有本镇的,有邻镇的,有从市里开车来的。

来的人都说一样的话:找一张照片,我家里人。

我给他们查账,查到的进库房找,找不到的说没有。

一个月我洗了八十多张,挣了一千多块。

六十八

十月,来了个老先生。

七十多岁,穿一件中山装,说,我要一张合影。

我说,什么合影。

他说,一九七五年,全公社的先进生产者合影,四十多个人,在公社大院照的。

我说,那得查。

我翻一九七五年那本。那年店里的账记得粗,只写“合影 一张”,没写多少人。

我说,账上有,我找底片。

六十九

一九八七五年那一箱是老箱子,木头裂了,底片是玻璃的。

玻璃底片一张八寸,摞在一起,用纸隔着。

我一张一张翻,翻到底,找到一张大的。

玻璃上有一层灰,我用软布擦了一遍,对着灯看。

一张合影,四十多个人,前排坐着,后排站着,中间一面旗。

我把玻璃底片放扫描仪上,扫进去。

七十

扫出来以后,我把照片在电脑上放大。

前排坐着八个人,后排站了三十多个。

老先生凑到屏幕前,一个一个看,看到第三排左边第四个人,说,这是我。

我看了一眼,一个瘦高个,二十多岁,穿白衬衫。

他说,那年我二十四,在公社农机站。

我说,你怎么认出自己。

他说,我记得我站的位置,我记得我旁边那个人。

七十一

他要放大到一米二,挂到村史馆。

我说,玻璃底片只能放到六十寸,再大就虚了。

他说,那就六十寸。

我给他做了一张六十寸的,装框,八百块。

他拿着框,站在店门口,说,我们村要办村史馆,还缺照片。

我说,缺什么照片。

他说,缺老照片,越老越好。

七十二

从那以后,我定了个规矩。

来的人先报姓名和年份,我查账,账上有就进库房找,账上没有就告诉他找不到。

我把这个规矩写在纸上,贴在柜台前面。

贴出来第三天,来了个女人,四十来岁,说她找她妈,一九六八年。

我查一九六八年,账上没有她妈的名字。

我说,没有。

她说,怎么会没有,我妈说在这儿照过。

我说,账上没有,可能是别的照相馆照的。

她愣了一下,说,那年镇上不就你们一家?

我说,还有红星和工农兵。

她走了。

七十三

二〇二二年三月,来了个男人。

五十来岁,穿夹克,进门先把一张纸放在柜台上。

纸上是一行字:一九八三年七月,十三卷底片。

我抬头看他。

他说,我姓陈,我爸叫陈国栋。

我说,陈国栋。

他说,一九八三年他在县文化馆,管社会文化市场。

七十四

我坐在柜台后面,没说话。

他说,我是听镇上人说的,说红光街有人存着老底片。

我说,你爸还在吗。

他说,二〇〇八年走的。

我说,那十三卷底片呢。

他说,在我家。

七十五

他说,我爸走的时候留了一箱东西,我收拾遗物时看见的,一箱底片,用报纸包着,用绳子捆着。

他说,我不知道是什么,就放在储藏室里,放了十四年。

我说,你打开过吗。

他说,打开过一次,看见是底片,就合上了。

我说,你知不知道那是别人家的东西。

他说,不知道。我爸没说过。

我说,那你今天来干什么。

他说,我打听了半年,才知道是在你家。我想,这东西该还回去。

七十六

我站起来,走到柜台外面,说,你带了吗。

他说,在车上,一箱,二十多斤。

我说,拿进来。

他出去,从电动车后座搬下来一个纸箱。

纸箱是啤酒箱,上头印着“青岛啤酒”,用胶带缠了两圈。

他把箱子放在地上,说,你看看。

七十七

我拆开胶带,打开箱子。

里头是十三捆底片,用旧报纸包着,报纸是旧报纸,日期是一九八六年。

每一捆上都贴着一张纸条,纸条上是钢笔字,写着:

“红光83.7一”

“红光83.7二”

……

“红光83.7十三”

七十八

我把十三捆一捆一捆拿出来,摆在柜台上。

报纸已经发脆,一碰就掉渣。

我拆开第一捆。

里头是120的底片,一排一排,一卷一卷,中间夹着纸。

我拿起一卷,对着灯看。

一个女人,短发,穿一件浅色衬衫,坐在蓝布前面。

刘素芬。

七十九

我站着看了很久。

那卷底片是七月的第一回,七月五号。

她的头发比二月的短一点,衬衫是同一件。

我放下,拆第二捆。

第二捆里也有她,七月九号那一回。

第三捆里也有,七月十七号。

七十九后面那一捆,七月二十六号,她照的最后一次。

八十

我把四卷底片摆成一排,站在柜台前看。

四次,四个角度,同一个人。

第一回她坐得很直,第二回肩膀偏了,第三回头发梳到后头,第四回她穿了一件新衬衫,白的,领子上别了一枚小别针。

八十一

陈姓男人站在旁边,说,这些底片,是不是你要的。

我说,是。

他说,那就还给你。

我说,多少钱。

他说,不要钱。这是我爸拿的,不是我的。

我说,你爸拿的时候有收条。

他说,有。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展开。

一张巴掌大的纸,蓝黑钢笔字,写着:

“今收到红光照相馆底片十三卷,待审。陈国栋 李为民 一九八三年七月二十八日”

底下按了一个红手印。

八十二

我接过收条,看了三遍。

四十年前的那张纸,现在在我手里。

我说,这收条我留着。

他说,留着吧,本来就是你们的。

八十三

他走的时候,我送到门口。

他说,我问一句。

我说,问。

他说,这些底片,你打算怎么办。

我说,洗出来,还给人家。

他说,还给谁。

我说,账上有名有姓,四十一个人。

他说,都还在吗。

我说,不一定。

他说,那怎么办。

我说,能找到的还,找不到的存着。

八十四

他走了以后,我把十三捆底片抱进库房,摆在最里头那一排。

然后我出来,坐在柜台后面,掏出那本一九八三年的流水账,翻到七月。

四十七笔,四十一个人。

我拿笔,在第一笔后面画了个勾。

八十五

从那天起,我开始洗七月的底片。

十三卷,一卷十二张,一百五十六张。

洗一张要二十分钟,一百五十六张要五十多个小时。

我用了半个月。

半个月里,我把四十七笔单子对了一遍,四十一个人,每一笔都找到了对应的底片。

四十一个人里,我认得三个名字:刘素芬、赵德海、还有一个叫孙玉兰的,是镇上供销社的。

八十六

洗完那天,一百五十六张照片摊在柜台上,一排一排。

我把它们按单子分好,装进四十一个相纸袋,每个袋子上写一个名字。

刘素芬的袋子里装了十二张。

八十七

我把刘素芬的那一袋单独拿出来,放在柜台正中间。

十二张照片,从七月五号到七月二十六号,一个人,一个月。

她换了四件衣服,头发一回比一回短。

最后一张,也就是七月二十六号那张,她没笑,眼睛看着镜头里那个小孔,看得特别直。

八十八

我坐在柜台后面,看着这十二张照片。

一个月照四回,一年照十回,两年照了几十回。

她跟袁德海说,一张会丢。

所以她要存很多张。

可是她不知道,她存的那一个月,被两个人用一个“审”字带走了,一放就是四十年。

八十九

我把十二张照片装进一个信封,写上刘素山的地址。

第二天我去镇上,把信封交给他。

他拆开,一张一张看,看到最后说了一句:

“她走之前一个月,就是这个样。”

九十

我说,你妹妹这些年,你有没有想过她的照片还在。

他说,想过。想了好几回,不敢信。

他说,人没了,照片也没了,那就真没了。

他把十二张照片摊在桌上,用一张白纸盖住,又揭开,又盖住。

九十一

那年四月,我把七月那四十一个人抄在本子上,谁、哪天来、几张。

我把这份名单贴在店门口的玻璃上,底下写一行字:

“一九八三年七月,本店十三卷底片于七月二十八日被县文化馆带走,二〇二二年三月归还。以下四十一位顾客的照片已洗出,请本人或亲属来取。”

九十二

名单贴出去,一个月来了九个人。

九个里,六个是本人,三个是亲属。

六个人里,有四个已经七十多岁,来的时候都是儿女搀着。

有一个老太太,进门看见自己的照片,说,这是我?我那时候这么瘦?

她儿子在旁边笑,说,妈,你那时候三十八。

九十三

那年六月,名单上来了第十个人。

一个年轻女人,二十多岁,进门说,我找孙玉兰。

我说,你是她什么人。

她说,我是她孙女。

我说,你奶奶还在吗。

她说,去年走的。

我把孙玉兰的袋子拿出来,里头六张。

她一张一张看,看到第三张,说,这张我见过。

我说,在哪儿见过。

她说,在我奶奶的柜子里,有一张,跟这张一样。

九十四

我说,你奶奶那张是哪年照的。

她说,不知道,她一直放着,用塑料膜包着。

我说,那是一九八三年七月十七号。

她说,你怎么知道。

我说,底片上有号。

九十五

她走的时候,我问她,你奶奶那张照片,还在吗。

她说,在。

我说,那这张你就不用拿了。

她说,我拿。一张放柜子,一张放我包里。

她说,我奶奶这辈子没照过几张相,她走的时候,我把那张照片放在她枕头边。

九十六

那一年,七月的四十一个人,来了二十三个。

剩下的十八个,我按账上的地址,一个一个找。

找到的,照片交出去;找不到的,照片留在店里。

九十七

二〇二三年春节,我做了一件从来没做过的事。

把所有洗出来的照片,按年份排,放进二十七个纸盒,一个盒子里装一年。

每个盒子里放一张纸,写着这一年都有谁来过。

我把二十七个盒子摆在库房的架子上,从上到下,从左到右。

摆完,我站在架子前面,看着这二十七个盒子。

从一九七二到二〇一二,四十一年。

这个镇子四十一年的人,都在这里。

九十八

二〇二三年三月,镇文化站来找我。

来的是文化站的站长老杨,说,镇里要办个展览,想借你的老照片。

我说,借多少。

他说,一百来张,挂在文化站的展厅里。

我说,挂什么主题。

他说,就叫“红光四十年”。

九十九

我挑了一百二十张。

挑的时候有个原则:一年挑三张,一张证件照,一张合影,一张生活照。

一九七二年挑的是:一个女人的一寸照、公社民兵连合影、一个孩子在拖拉机前站着。

二〇〇九年挑的是:一家三口的全家福、镇中学毕业照、一个老人坐在院子里。

一百

展览办了二十天。

展厅在文化站二楼,六十平米,墙上挂了四排。

开幕那天来了不少人,镇里的、县里的、还有几个从市里来的。

我在展厅里站着,看着这些人一张一张看照片。

一百零一

有个老太太在一张照片前面站了很久。

那张是一九七六年的,一个年轻女人抱着孩子,背景是蓝布。

老太太看着,说,这是我。

她旁边的人说,妈,这是你?

她说,这是我,我抱的是你哥。

她儿子凑近看,说,我哥那时候这么小。

一百零二

有个老头在另一张前面站着,不说话。

那张是一九八〇年的,一个男人穿着军装,站得笔直。

我走过去,说,这张是您?

他说,是我。

我说,一九八年,您多大。

他说,二十四,刚复员回来。

他说,我那年照完这张,就去新疆了,一去十八年。

一百零三

展览第三天,袁德海来了。

他儿子推着轮椅,从门口推进来。

他八十七岁,头发全白,眼睛还亮。

他进去以后,一句话没说,让儿子推着,一张一张看。

看到一半,他抬手,让儿子停下。

他指着一张照片,说,这张是我照的。

一百零四

那张照片是一九七九年的,一对年轻夫妻,站在那块画着假山的背景布前。

袁德海说,这对夫妻,男的叫李长顺,女的叫王秀英,那年刚结婚。

他说,照这张的时候,男的手一直在抖,我让他把手放在女的肩上,他不敢放。

他说,我上去把他的手按下去,他脸都红了。

一百零五

他儿子推着他继续往前。

走到最后一排,他让停下。

最后一排挂的是二〇一二年的照片,最后三张。

一张是一个老人的证件照,一张是镇小学的毕业照,一张是一对夫妻抱着孩子。

他看了很久,说,这是我关店那年照的。

我说,是。

他说,那年一天来一个人,有时候一个人不来。

一百零六

展览最后一天,我在展厅里给袁德海照了一张相。

用的是他那台座机,从库房里搬出来的,支在展厅中间。

他坐在凳子上,我让他头往左一点,下巴收一下,别笑。

他说,我这把年纪还照什么。

我说,照一张。

他说,照了干什么。

我说,存着。

一百零七

我按下快门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

他说,小周,这台机子照出来的东西,是实的。

我说,我知道。

他说,你记着这句话。

一百零八

那张照片我洗了两张。

一张给他,一张我自己留着。

给他那张,他拿在手里看了很久,说,我这脸怎么这样。

我说,就这样。

他说,瘦了。

我说,瘦了。

一百零九

二〇二三年冬天,袁德海病了一场。

住了半个月医院,出来以后走不动了,天天坐在家里。

我去看他,他坐在炕上,说,小周,我那台机子,你收好。

我说,收好了。

他说,别卖。

我说,不卖。

他说,那是红光的根。

一百一十

二〇二四年三月,袁德海走了。

八十八岁,睡着的时候走的。

他儿子给我打电话,说,我爸走了,早上没醒。

我放下电话,坐在柜台后面,坐了很久。

一百一十一

出殡前一天,他儿子来找我。

他说,周叔,我爸的遗像,能不能用你照的那张。

我说,哪张。

他说,展览上照的那张。

我说,能。

我把那张底片找出来,洗了一张十二寸,装了框。

一百一十二

出殡那天,我捧着那个相框走在前面。

相框里是袁德海,坐在凳子上,头稍微偏左,下巴收着,没笑。

走到半路,我忽然想:这张照片,是他这辈子最后一张。

一百一十三

袁德海走后,他的儿子把店里的东西都给了我。

一台座机,一台放大机,三个显影盘,一排夹子,还有那块“红光照相馆”的牌子。

他说,我爸说过,这些给你。

我说,我收着。

一百一十四

那年五月,县文化馆来找我。

来的是一个副馆长,姓马,说,我们想把你的底片收进馆里。

我说,收进去干什么。

他说,做地方影像档案,永久保存。

我说,收了以后呢。

他说,收了以后归馆里,我们做数字化,做展览,做研究。

我说,那我还能用吗。

他说,能申请。

一百一十五

我说,我考虑考虑。

他走了以后,我坐在店里,想了一晚上。

两万七千张底片,四十年,一个镇子的脸。

交给文化馆,能永久保存,但以后要用得申请。

留在店里,我能随时用,但我死了以后,这些东西就没人管了。

一百一十六

第二天我去找文化站的站长老杨,问他的意见。

他说,交上去是正路,国家有库房,有恒温恒湿,比你那间库房强。

我说,交上去以后,人家来要照片,我得跑县里。

他说,你可以留一份数字的。

我说,数字的能存住吗。

他说,数字的能复制,丢不了。

一百一十七

那年六月,我跟文化馆签了协议。

协议写了三条。

底片归县里保管。

副本留我一份,本店能翻拍。

用的时候注明是红光照相馆旧藏。

一百一十八

移交那天,二十七个木箱装了一卡车。

我跟着车去县里,看着箱子一箱一箱搬进库房。

库房是恒温的,十八度,湿度五十。

搬运工把箱子放在架子上,一箱一箱码好。

我站在门口看着,心里空了一块。

一百一十九

副馆长跟我对了一遍数:二十七个箱子,四十一年,两万七千三百一十六张。

我签了字。

签完他跟我握手,说,周师傅,这些东西以后归国家了,你可以放心了。

我说,放心。

一百二十

从文化馆出来,我在县城的街上走了一段。

走到一个十字路口,站住了。

我想起袁德海那句话:照完了,人还在里头。

人在里头,箱子在库里,四十年的事,就这么交出去了。

一百二十一

回到镇上,我把店门口那块牌子擦了一遍。

白漆掉了,红字只剩个“红”。

我用红漆把“光”字补上,把“照相馆”三个字重新描了一遍。

描完,站在门口看。

牌子上写着“红光照相馆”,底下一行小字:老照片修复翻拍。

一百二十二

二〇二四年秋天,店里来了个老头。

七十多岁,戴一顶鸭舌帽,进门说,我找一九七五年的照片。

我说,什么照片。

他说,一九七五年,知青合影。

我说,账上有没有名。

他说,我叫马长河,那年在下河村插队。

我翻了账,一九七五年七月有一笔:知青合影,一张,十二寸。

一百二十三

我说,有。你等两天。

他说,我等。

他坐在店里的椅子上,看着我。

我进库房,把一九七五年的箱子拖出来,翻了半天,找到一张十二寸的玻璃底片。

扫进去,一看,二十多个人,站在一面墙前面,墙上写着“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一百二十四

我把照片打印出来,给他看。

他戴上眼镜,一个一个看,看到后排右数第三个,说,这是我。

我看了一眼,一个瘦青年,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衬衫。

他说,那年我二十岁,从市里来的。

一百二十五

他说,我这次回来,是想找这个。

我说,找了干什么。

他说,我明年要走了,去国外跟儿子住,走之前想看一眼这个。

我说,看一眼就够?

他说,够了。我在这儿待了六年,走的时候什么都没带,就带了一张这个。

一百二十六

我说,你不是有一张吗。

他说,有。丢了。

他说,搬了三回家,丢了两回东西,最后那张也没了。

一百二十七

我把照片给他放大了两张,一张十二寸,一张八寸。

他要付钱,我说,五十。

他掏了五十,说,你这店,还能开几年。

我说,开到开不动。

他说,那你这些照片怎么办。

我说,原件交县里了,我这儿有数字的。

他说,数字的能存住吗。

我说,能。

一百二十八

他走的时候,站在门口,回头看了一眼那块牌子。

他说,我小时候在这儿照过相。

我说,哪年。

他说,一九七〇年,我十五。

我说,那我这儿可能有。

他说,不用找了。我记着就行。

一百二十九

那天晚上我坐在店里,把一九七〇年的盒子翻出来。

翻到八月,找到一笔:马长河,一寸三张。

我把底片找出来,洗了一张。

照片上是一个十五岁的男孩,头发短,眼睛大,脸有点肿。

我不知道是不是他。但名字是。

一百三十

第二天我给他打电话,说,找到一张一九七〇年的,你要不要。

他在电话那头安静了一会儿,说,要。

我说,你过来拿。

他说,我明天来。

一百三十一

他第二天来了,我把照片给他。

他拿着看,说,这是我?

我说,名字是。

他说,那时候我脸上有腮腺炎,肿了半个月。

他说,这张照片我记着,我妈带我来照的,说要留个样子。

一百三十二

他把照片放进上衣口袋,说,这张我带出国。

我说,带吧。

他说,我这辈子照过很多相,都是别人给我照的。这一张是我自己认得的。

一百三十三

他走了以后,我在柜台后面坐着,想了一件事。

四十年,两万七千张脸。

这些脸照的时候,都是别人让他们“头往左一点”“下巴收一下”“别笑”。

照完了,他们拿走一张,剩下的底片留在这儿。

四十年以后,他们回来找,找的不是照片,是那时候的自己。

一百三十四

那年冬天,我把店里的规矩又改了一条。

来的人报姓名和年份,我先查账;查到了,先给他看数字的,他要是要纸的,我再洗。

我把这条写在纸上,贴在柜台前面。

贴出来第二天,来了个年轻人,说,我妈让我来问,你们这儿能不能照证件照。

我说,能。

他说,多少钱。

我说,二十。

他愣了一下,说,这么便宜?

我说,就这个价。

一百三十五

那天我给他照了证件照,用的是袁德海那台座机。

他坐在那张高凳上,我说头往左边偏一点,下巴往里收,别笑。

他说,为什么要别笑。

我说,证件照不能笑。

他说,那我不笑。

我按下快门。

一百三十六

晚上我把那张底片冲出来,晾在绳子上。

晾的时候我想:这张底片,四十年以后,会不会也有人来找。

到那时候,我已经不在了。

但底片在,人就在里头。

一百三十七

二〇二五年一月,县文化馆给我打电话。

副馆长马馆长说,周师傅,底片的卷数乱了,你来帮我们看看。

我说,怎么乱了。

他说,我们造册的时候,有几箱的卷数跟老账对不上。

第二天我去了。

一百三十八

馆里的库房在负一层,三排架子,我的二十七箱摆在第二排。

我打开第一箱,看里头的纸包。

纸包上的字是我写的,年份加月份,比如“一九七二·一”。

我说,哪儿不对。

管库的小伙子翻开一本册子,说,你看,这儿,一九七二年应该有四十七卷,我们记了四十九卷。

我说,多录了两卷。

他说,对。

一百三十九

我翻那一箱,翻到最底下,看见两个纸包不是我写的。

纸是牛皮纸,字是钢笔的,写着“红星55”。

我说,这不是我的。

他说,那是谁的。

我说,红星照相馆的。

一百四十

我让他把第二排所有箱子都打开,一箱一箱看。

二十七箱里,有四箱夹着别家的底片,一共十一包,包上写着“红星”。

我说,这是怎么混进来的。

他说,不知道,可能是当年接收的时候一起收的。

一百四十一

我给马馆长打电话,说,库里有红星照相馆的底片,你们收过?

他说,收过。二〇〇八年,红星老板的孙子送来八箱,说是他爷爷留下的。

我说,那八箱呢。

他说,在第三排,单独码着。

我说,你们知不知道我家这四箱里夹了他们的。

他说,不知道。

一百四十二

我说,那得分开。

他说,分不开,都混了四十年了。

我说,那就按人名分。

一百四十三

那天下午我在库房里坐了三个钟头,把那十一包“红星”底片拆开看。

红星的底片比我的老,玻璃的多,最早的一包标着“1955”。

纸包上的字是赵师傅写的,一笔一画,很正。

我拆开1955那包,里头是十二张120的胶片,拍的是人像,一个人一卷。

一百四十四

第五张,一个小女孩。

三四岁,穿一件带花的小褂子,坐在一把椅子上,双脚悬空。

她的头发扎了两个小辫,眼睛很大,看着镜头。

我把那张底片对着灯看,看了很久。

一百四十五

我看的不是这个孩子长得好看不好看。

我看的是她的眼睛。

眼睛往前看,看的是镜头里那个小孔。

一个小女孩,三四岁,照相的时候,眼睛看的是那个孔。

一百四十六

我把这张底片拿去扫描,扫出来,在电脑上放大。

孩子的眉毛是平的,脸盘不宽。

我把刘素芬一九八三年的照片调出来,两张放在一起。

眉形一样,眼距一样,嘴角的角度一样。

一百四十七

我给刘素山打电话。

我说,刘叔,你妹妹小时候照过相吗。

他说,照过。我妈带她去的,那会儿她三四岁。

我说,哪家照的。

他说,红星,东头那家。

我说,那照片还在吗。

他说,没了。我妈走得早,东西都散了。

一百四十八

我说,我这儿有一张。

他说,什么?

我说,红星一九五五年的一张底片,一个小女孩,三四岁。

他在电话那头没说话。

过了一会儿他说,你怎么知道是她。

我说,眉眼。

一百四十九

那天下午刘素山来了。

他七十九了,走路慢,进门先坐下。

我把电脑转过去,让他看屏幕。

他戴上眼镜,凑近,看了一会儿。

他说,这是我妹妹。

我说,你确定?

他说,确定。她三岁那年夏天,我妈带她去照的。回来的时候她穿这件小褂子,兜里揣着两块糖。

一百五十

他说,这件小褂子,是我妈给她做的,蓝底白花。

我看屏幕上,小褂子是浅色的,花纹看不清。

他说,洗出来能看清吗。

我说,玻璃底片,能。

一百五十一

我回店里,把这张底片打出来。

十二寸,放大了。

出来以后,蓝底白花的小褂子看得清了,两个小辫看得清了,悬空的两只脚看得清了。

我把照片装进一个相纸袋,送去刘素山家。

一百五十二

他捧着照片,坐在炕沿上,看了很久。

他说,我妹妹这一辈子,就这两张照片。

我说,不止。我这儿还有十二张,一九八三年的。

他说,加上这张,十三张。

我说,加上遗像框里那张,十四张。

他说,十四张。

一百五十三

他把照片放在桌上,从抽屉里拿出一个铁盒。

铁盒里是刘素芬的东西:一张身份证复印件、一张深圳的暂住证、一小截布、一枚别针。

他把照片放进去,盖上盖,说,齐了。

一百五十四

我说,刘叔,你妹妹这些照片,我想留一份数字的。

他说,留。

我说,我拿个牛皮纸袋,把十四张都装进去,袋上写她名字。

他说,放吧。

一百五十五

那天晚上我找了个牛皮纸袋,袋上写“刘素芬,一九五五—一九九八”。

里头放了十四张照片:一九五五年一张,一九八三年十三张。

袋里放一张纸,写她的生卒、籍贯、一九八三年南下、一九九八年的事。

写完,我把袋子放进柜子第二格。

一百五十六

那个柜子第二格,是我二〇二五年腾出来的。

一开始只有几个人:刘素芬、袁德海、马长河、孙玉兰。

后来慢慢多起来。

每个人一个袋子,里头放他所有的照片,加一张纸。

一百五十七

二〇二五年三月,马馆长来我店里。

他说,周师傅,我们想办个展,叫“面孔——一个镇子的七十年”。

我说,用我的底片?

他说,用你的,也用红星的。

我说,红星的底片,人家家属同意吗。

他说,赵师傅的孙子同意了。

一百五十八

赵师傅的孙子叫赵明,四十来岁,在市里开出租。

他来了店里一趟,说,我爷爷的底片,你们随便用。

我说,你不留一份?

他说,我留了数字的。原件在馆里,比在我家强。

一百五十九

展览在五月开展。

地点在县文化馆一楼,一百二十平米,挂了两百张照片。

从一九五三到二〇二五,七十二年。

一百六十

开展那天我去了。

两百张照片,分成四段:五十年代、六七十年代、八九十年代、两千年以后。

第一段挂的都是红星的照片,玻璃底片放大的,颗粒粗,人脸很硬。

第二段有我的,也有红星的。

一百六十一

我在第一段前面站了很久。

一九五三年的照片,一张合影,二十几个人,站在一栋楼前面,楼是砖的,门口挂着牌子。

牌子上的字看不清了,底片颗粒太粗。

我问赵明,这楼是哪。

他说,老公社。

一百六十二

一九五五年那一排,第三张,一个小女孩。

我站在那张前面,看了很久。

来看展的人从旁边过,有人停下来,说,这孩子真好看。

我说,她叫刘素芬。

那人说,你认识?

我说,我存着她的照片。

一百六十三

展览办了两个月。

来的人比镇文化站那次多十倍,有本县的,有外县的,还有从省城来的。

留言本写满了一本。

有一条写着:

“我在这两百张里找到了我爷爷,他一九六八年走的,我从来没见过他的样子。”

一百六十四

还有一条写着:

“第三排左边第七张,是我妈。她今年八十九,看见这张哭了半个钟头。”

一百六十五

我看到这些留言,心里想一件事。

这些照片在库房里放了四十年,没人看。

一挂出来,两万七千张脸,一张一张都活了。

一百六十六

展览结束那天,马馆长跟我说,周师傅,我们想把展览做成永久的。

我说,怎么永久。

他说,在文化馆一楼留一间屋,常年挂着,你当顾问。

我说,我当什么顾问。

他说,你懂这些照片。

一百六十七

我说,我懂的不是照片,是人。

他说,那更得你来。

一百六十八

二〇二五年七月,那间屋开了。

门口挂一块牌子,写着“红光影像室”。

里头挂了六十张照片,一年一张,从一九七二到二〇一二。

每张照片底下有一行小字,写年份和“红光照相馆旧藏”。

一百六十九

开馆那天,我在屋里站着。

进来一个老太太,看了几张,说,这屋里有我。

我说,哪张。

她指着一张一九九三年的,说,这张,我抱着我孙子。

我说,你孙子上次来过?

她说,来过。他现在在深圳。

一百七十

老太太走的时候说,我孙子下次回来,我带他来看。

我说,好。

她说,他小时候的样子,我自己都忘了,你们记得。

一百七十一

二〇二五年九月,店里来了个女人。

四十来岁,进门说,我找一张照片,一九七〇年的。

我说,谁的照片。

她说,我爸的。他叫郭长林。

我翻一九七〇年的账,翻到六月,找到一行:郭长林,一寸三张。

一百七十二

我说,有。你等两天。

她说,我爸在新疆,来不了,他让我来。

我说,他在新疆哪儿。

她说,伊犁。他在那儿落户五十年了。

一百七十三

我进库房找底片。

一九七〇年那箱是玻璃的,一捆一卷,很脆。

我翻到六月,找到那一卷。

三张一寸,一张正面,一张侧脸,一张半身。

我把三张扫进去,打印出来。

一百七十四

她看了半天,说,这不像我爸。

我说,不像?

她说,我爸现在八十了,我从来没见过他年轻时候的样子。

她把照片翻过来,看背面。

背面是白的。

她说,这就是我爸二十多岁?

我说,账上写着名字,一九七〇年六月。

一百七十五

她说,能不能视频给我爸看。

我说,能。

她把手机支在柜台上,拨了视频。

屏幕里出来一个老头,光头,穿一件旧毛衣,坐在一个院子里,背后是一片果园。

一百七十六

她把照片举到手机前面。

屏幕里的老头凑近,眯眼,说,这是谁?

她说,爸,这是你,一九七〇年。

老头说,我?

她说,你看,这是你,你看这眉毛。

老头盯着看了很久,说,是。这是我。

一百七十七

老头说,那年我二十四,刚结婚。

她说,你那时候这么瘦。

他说,那时候吃不饱。

她说,你旁边那个是谁。

他说,哪个旁边。

她说,照片上没有旁边,就你一个人。

他说,哦。

一百七十八

挂了视频,她坐在店里,说,我爸刚才哭了。

我说,看见了。

她说,他说他一辈子没照过几张相,这张他自己都忘了。

我说,一九七〇年照的,五十五年了。

一百七十九

她说,这张能不能寄给他。

我说,能。你给个地址。

她写了个地址,新疆伊犁的一个团场。

我把照片装进硬纸板,写上地址,第二天去邮局寄了。

一百八十

半个月后,她给我打电话,说,我爸收到了。

我说,怎么样。

她说,他把照片放在床头,天天看。

她说,他还问,照相馆那家还在不在。

我说,在。

一百八十一

那年十月,她带着一封信来。

信是老头手写的,字很大,写得歪:

“周师傅:照片收到。我一九七〇年在你店里照的相,那时候照相馆在东头还是西头,我记不清了。我在新疆五十年,没回过家。这张照片让我看见我年轻时候的样子。谢谢你把它存了五十五年。郭长林 二〇二五年十月”

一百八十二

我把这封信贴在柜台后面的墙上。

来店里的人看见,问这是什么。

我说,一个客人写的。

他们说,写什么。

我说,说他谢谢我把照片存了五十五年。

一百八十三

十一月,我接到一个电话,是镇小学的校长。

他说,周师傅,我们想组织学生来你这儿参观。

我说,参观什么。

他说,参观老照片,讲镇子的历史。

我说,来吧。

一百八十四

来了两批,一批四年级,一批五年级。

孩子们挤在店里,看着墙上的照片,问这问那。

有个孩子问,周爷爷,这些人是谁。

我说,是这个镇上的人。

他说,他们现在在哪。

我说,有的还在,有的不在了。

他说,不在了是死了吗。

我说,是。

一百八十五

有个女孩问,这些照片为什么要存着。

我说,因为人照完了就走了,照片留着。

她说,留着干什么。

我说,留着让人记得。

她说,记得干什么。

我说,记得,人就没白活。

一百八十六

孩子们走了以后,校长留下来,说,周师傅,你这店,以后怎么办。

我说,开着。

他说,你开不动了呢。

我说,那时候再说。

他说,有没有想过交给谁。

我说,想过。

一百八十七

一九九三年的夏天,照相馆还没关。

那年我给他照的时候,他站在柜台上,脚踩着一本电话簿,因为够不着那块蓝布的高度。

电话簿是县邮电局送的,黄皮,边角卷了。

他一手举冰棍,一手扶着柜台边,我说别动,他说我这冰棍要化了。

我说,化了就化了,你别动。

他站着没动,眼睛却往冰棍那儿瞟。

我按了快门。

照片出来,眼睛不在镜头上,在冰棍上。

那时候我还嫌这张照得不好,收进盒子里,没给他。

现在这张是我最喜欢的。

那年秋天我儿子回来过一趟。

他在省城做软件,一年回来两回,一回春节,一回是给客户做项目路过。

他进门先站在柜台前面看了一圈,说,爸,这店一年挣多少。

我说,挣不了几个。

他说,具体数。

我说,去年一万八。

他算了一下,说,还不如我一个月。

我说,那是不如。

他说,那你守着它干什么。

我没有马上答。我指了指墙上那张一九九〇年的照片,说,你爷爷那年在这块地方站过。

他说,我爷爷不是在老家吗。

我说,他来过一回,站在这儿,让我爸给他照了一张。

他抬头看了看那张照片,又低下头,说,那也不能当饭吃。

我说,不能。

他在店里转了一圈,把柜台上那摞相纸袋翻了翻,说,这些人你都记得?

我说,记不全。有的记得脸,有的记得名字。

他说,记得名字有什么用。

我说,人来找的时候,能对上。

他不再问,走到墙边,看那一排贴上去的照片。

看到一半,他伸手点了一张,说,这是我?

那张是一九九三年的,一个七八岁的男孩,穿着蓝背带裤,站在柜台前面,手里举着一根冰棍。

我说,是你。那年你娘带你来,你非要举着冰棍照。

他说,我怎么不记得。

我说,那时候你小。

他站在那儿看了一会儿,说,我居然也有过这么小的时候。

我没说话。

过了一会儿他说,爸,我拿走一张行不行。

我说,行。你要哪张。

他说,就这张。

我从盒子里把底片找出来,洗了一张六寸的,装在相纸袋里,递给他。

他接过去,看了看,说,这张我放办公室。

我说,放办公室干什么。

他说,累的时候看一眼。

他把照片放进电脑包里,拉上拉链。

走的时候他站在门口,说,爸,你要是干不动了,跟我说。

我说,行。

他说,别一个人扛着。

我说,知道。

他上车,倒了两把才把车头调过来,拐出红光街。

我站在门口,看着车走到街口,红灯,停下,绿灯,走了。

他走了以后,我把那卷底片重新包好,纸上补了一行:周小军 1993 六寸一张,取一件。

我自己的盒子里也留了一张。

那张放在柜台上,压在一本旧账下面。有人来,看见,问,这是谁家的孩子。

我说,我儿子。

人家说,现在多大了。

我说,三十三了,在省城上班。

人家说,还回来吗。

我说,一年回来两回。

说完我把账本翻过去,接着找底片。

那天晚上关店,我把一九九三年的箱子翻了一遍。

那一年照了六百多个人,毕业照五个学校,结婚照四十多对,剩下的都是零散的单子。

我儿子的那张,是一九九三年四月照的,排在中间。

一张六寸的,蓝背带裤,冰棍,眼睛看的是镜头里那个小孔。

我把它扫进电脑,文件名写“1993-0417 我儿子”。

扫完我把底片放回去,位置没动。

他走那天,我送到街口。

他说,爸,那店要是真开不下去,你就关了。

我说,关不了。

他说,为什么。

我说,屋里这些照片,没人管就散了。

他说,那你也要吃饭。

我说,吃饭够。

一百八十八

我确实想过。

我儿子在省城上班,学的是计算机,对照片没兴趣。

我媳妇说,你这店开了半辈子,挣钱不多,操心不少。

我说,挣的不多,操心的都是别人的事。

她说,别人的事你操什么心。

我说,别人的事存我这儿,我不操心,就没人操心了。

一百八十九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我做了一件事。

在店里装了一台新扫描仪,比原来那台快,一天能扫四百张。

我把剩下没扫的底片接着扫。

扫到一九九〇年,发现有一卷对不上号。

一百九十

那卷底片是135的,纸上没写字。

我对着灯看,是一个男人,四十来岁,穿一件中山装,站在一块蓝布前面。

三张,三个角度,一张正面,两张侧脸。

没有名字。

一百九十一

我把这卷底片单独放起来,摆在柜台里。

有人来问,我说,这卷不知道是谁。

一百九十二

第二年三月,一个老头进来,看见柜台里那卷,说,这是我。

我说,你怎么知道。

他说,我照这张的时候,穿的就是这件中山装,那年我四十二。

我说,你叫什么。

他说,我叫王守义。

我翻账,一九九〇年那本,找到一行:王守义,一寸两张。

一百九十三

我说,账上有你,可这卷纸上没写字。

他说,可能是忘了。

我说,忘了一卷,就成无名了。

他说,那现在有名了。

一百九十四

我把这卷底片重新包好,纸上补写“王守义1990”。

写完,我把它放回原位。

一百九十五

那一年,我养成一个习惯。

每天晚上关店以前,我把当天洗的照片扫一遍,把底片按年份归位,纸上写清楚。

我媳妇说,你这么细干什么。

我说,细一点,将来好找。

她说,将来谁找。

我说,将来的人找。

一百九十六

二〇二六年春天,红光街要改造。

镇里来人,说要修一条步行街,红光街那一片要拆。

我听了以后,问,我的店拆不拆。

来人说,拆,整条街都拆。

一百九十七

我在店里坐了一晚上。

第二天我去找镇里,问,能不能留着照相馆。

人家说,规划定了,改不了。

我说,我不是要留着店,我是想把这些照片留在这儿。

人家说,照片在文化馆,又不是在街上。

一百九十八

我说,文化馆在县里,镇上没有。

人家说,镇上可以有个展室。

我说,那就在红光街留一个小门面,摆照片。

一百九十九

镇里开会研究了一回,最后给我一个答复:在步行街东头留一间小屋,二十平米,免费使用五年,叫“红光记忆馆”。

我签了字。

二百

二〇二六年五月,店拆了。

拆之前我把东西搬出来:座机、放大机、那块牌子、二十七个盒子里的照片。

搬完那天,我站在空铺子里,看了一圈。

墙上还有照片钉过的印子,水泥地上有显影液滴的痕迹。

二百零一

拆的那天我没去看。

我在新租的屋里摆东西,听见远处有机器响。

摆完,我坐在椅子上,抽了一根烟。

二百零二

二〇二六年七月,“红光记忆馆”开了。

二十平米,两面墙,挂了四十张照片。

中间摆袁德海那台座机,木头脚架,蔡司镜头。

墙上挂一块牌子,“红光记忆馆”,底下小字:原红光街红光照相馆旧藏。

二百零三

开馆那天,来了三十多个人。

有镇里的,有老街坊,有从市里来的。

刘素山来了,八十一岁,拄拐,看了墙上一圈,说,我妹妹在这。

我说,在。

他指着一张,说,这张。

那张是一九八三年七月二十六号,刘素芬最后一张,白衬衫,领子上别着别针。

二百零四

他站在那张照片前面,站了很久。

旁边有人问,这是谁。

他说,这是我妹妹。

那人说,她现在在哪儿。

他说,在村后坡上。

二百零五

那天下午,人群散了,我坐在馆里。

太阳从窗户进来,照在墙上,照片上的人脸一块一块地亮。

我想起袁德海口诀:肩要斜,头要正,眼要看镜头里那个小孔,别看镜头。

两万七千张脸,都是这么照出来的。

二百零六

晚上关门的时候,我把灯关了,站在门口。

步行街的灯亮着,人来人往。

馆里黑着,墙上那些脸看不见了。

我锁上门,走了两步,又回头看了一眼。

牌子在路灯底下,白底红字,“红光”两个字是我重新描的。

二百零七

二〇二六年十月,馆里来了个男人。

三十六七岁,个子不高,穿一件灰色夹克,进门先站在墙前面看,看了一圈,走到我跟前,说,你是周师傅?

我说,我是。

他说,我妈叫刘素芬。

二百零八

我把手里的抹布放下了。

他说,我从江西来的。我舅舅给了我地址。

我说,你舅舅是刘素山?

他说,是。我给他打电话,他说这儿有个记忆馆,让我来看看。

我说,你叫什么。

他说,我叫刘小军。

二百零九

我给他倒了杯水,让他坐。

他说,我妈一九九八年在深圳没的,那年我八岁。

我说,你爸呢。

他说,我爸是江西人,那时候在深圳做工。我妈没了以后,他带我回了江西老家。

我说,你爸还在吗。

他说,二〇一五年走的。

二百一十

他说,我妈的东西,就剩一张照片。

我说,哪张。

他说,一张黑白的,两寸,她那时候三十来岁,短发,穿一件浅色衬衫。

我说,那张我见过。在你舅舅的遗像框里。

他说,我舅舅那张是另一张,我妈这张一直在我爸的钱包里。

二百一十一

我说,你爸钱包里放了二十多年?

他说,他走的时候,我从他枕头底下拿出来的。

他说,照片磨得很薄,边都软了。

二百一十二

我站起来,走到柜子边,拉开抽屉。

抽屉里有一本册子,深蓝色,封面写着“刘素芬1955—1998”。

我把册子拿出来,放在他面前,说,你打开。

二百一十三

他打开第一页。

第一页是一九五五年那张,一个小女孩,三四岁,穿蓝底白花的小褂子,两个小辫,两只脚悬空。

他看着,说,这是我妈?

我说,三岁。

二百一十四

他继续翻。

第二页开始是一九八三年七月的十二张,一张一页,按日期排。

七月五号,浅色衬衫,坐得很直;七月九号,肩膀偏了;七月十七号,头发梳到后头;七月二十六号,白衬衫,领子上别着一枚小别针。

二百一十五

他一页一页翻,翻到最后一页,停住了。

最后一页是七月二十六号。

他把册子合上,又打开,从头翻了一遍。

翻完,他说,我妈一辈子只有这十四张?

我说,我这儿有十四张。别的地方可能还有。

他说,我爸钱包里那张,跟这十二张里的一张一样。

我说,一样的那张是七月九号。

二百一十六

他说,我妈说过一句话。

我说,什么话。

他说,她说她照了好多相,都存在照相馆,丢不了。

我说,你记得?

他说,我记得。那年我六岁,她跟我说的,我不懂。后来她没了,我想起来这句话,觉得她在骗我。

二百一十七

我说,她没骗你。

他说,什么?

我说,照片真的存着。

我说,她走之前一个月来了四回,一年来十回,就是为了把照片存起来。她说一张会丢,所以要存很多张。

二百一十八

他坐在椅子上,两只手放在膝盖上,没说话。

过了一会儿他说,那为什么我只有一张。

我说,因为有人拿走了。

他抬头,说,谁。

二百一十九

我把那张收条从抽屉里拿出来,放在他面前。

收条巴掌大,纸边已经发脆,蓝黑钢笔字,底下按着一个红手印。

二百二十

他拿着收条看,看了一遍,又看一遍。

他说,十三卷。

我说,一九八三年七月,全月的底片。

他说,为什么拿走。

我说,说是有照片“不合适”,要审。

他说,审完了呢。

我说,没还。放了三十九年。

二百二十一

他说,那些底片现在在哪。

我说,县文化馆。

他说,我能看吗。

我说,我陪你去。

二百二十二

第二天上午,我陪他去了县文化馆。

马馆长接待的我们,听说是刘素芬的儿子,说,跟我来。

库房在负一层,第三排架子,第十一箱。

箱子打开,里头是十三捆,报纸包着,纸条上写着“红光83.7一”到“十三”。

二百二十三

马馆长戴着手套,把第七捆拿出来,放在桌上,拆开报纸。

里头是120的底片,一卷一卷,中间夹着纸。

他拿起一卷,对着灯。

一个女人,白衬衫,领子上别着一枚小别针。

二百二十四

刘小军站在桌前,看着那张底片。

底片是黑的,白的,反过来的人像。灯在后面,人脸是亮的。

他说,这是我妈。

我说,是。

他说,这个别针,我记得。

二百二十五

他说,我妈有个小铁盒,里头全是别针,各种颜色的。

我说,她最后一回来,就戴了这一枚。

他说,她走的时候带走了吗。

我说,不知道。底片上只有这一枚。

二百二十六

他又看了几卷,每一卷都看,看到第五卷,说,能不能洗一张。

马馆长说,原件不能动,我们做数字的,洗出来给你。

二百二十七

一个月后,馆里洗了一套,十四张,装在一个册子里,送到我店里。

我把册子转交给刘小军。

他打开看了看,说,比我想的清楚。

二百二十八

他说,周师傅,我问你一件事。

我说,问。

他说,我妈那年一个月照四回,是不是心里知道自己回不来了。

我说,不一定。她可能就是想多存几张。

他说,那她为什么七月二十六号说以后不来了。

我说,她说要走。

二百二十九

他说,她走的时候,我两岁。

我说,你两岁?

他说,她一九八三年走的,我一九八八年生的。

二百三十

我愣了一下。

他说,我妈走的那年,还没生我。

他说,她一九八三年去深圳,一九八九年在那边成的家,一九九〇年生的我。

我说,那你舅舅怎么没跟我说。

他说,他可能忘了说,也可能不知道怎么说。

二百三十一

他说,我舅舅跟我说,我妈走的时候是去打工,一个人,二十四岁。

我说,对。

他说,她在深圳待了十五年,成了一个家,生了我,然后没的。

二百三十二

我坐在那儿,想了一会儿。

一九八三年七月二十六号,她照完最后一次,坐在照相馆的凳子上,跟袁德海说:我要走了。

她说,一张会丢。

她说,我给家里留个念想。

她那年二十四,一个人去南方。

二百三十三

刘小军说,周师傅,我妈那些照片,能不能给我一份电子版。

我说,能。我给你拷贝。

二百三十四

那天下午我把“刘素芬”那个袋子里的十四张翻拍了一套,拷进一块硬盘,交给他。

他插在手机上看了看,说,十四张,我存三份。

我说,存三份干什么。

他说,怕丢。

二百三十五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我愣了一下。

怕丢。

刘素芬说,一张会丢。

她儿子说,存三份。

二百三十六

他走的那天,在馆里站了一会儿。

墙上那四十张照片,他一张一张看,看到七月二十六号那张,站住了。

他说,周师傅,这张能不能挂在这儿。

我说,已经挂着了。

他说,能不能底下加个名字。

我说,我加。

二百三十七

第二天我在那张照片底下加了一行小字:

“刘素芬1955—1998一九八三年七月二十六日”

写完,我退后两步看。

照片上,她穿着白衬衫,领子上别着一枚小别针,眼睛看着镜头里那个小孔。

二百三十八

那天下班我没走。

坐在馆里,看着墙上那张照片,坐了很久。

我想,一个人二十四岁离开家,去一个陌生的地方,走之前一个月照四回相,一年照十回。

她不知道自己会死在那儿。

她只知道,照片多了,总有一张能留下。

二百三十九

后来我给自己也照了一张。

用的是袁德海那台座机,支在馆里,我坐在凳子上,让儿子按快门。

他站在机子后面,说,爸,头往左一点。

我说,往左。

他说,下巴收一下。

我说,收了。

他说,笑一下。

我说,不笑。

二百四十

他按下去的时候,我听见快门响了一声,很轻。

那声音我听了三十多年,从来没觉得它轻过。

二百四十一

照片洗出来,我看了看。

一个老头子,坐在凳子上,肩膀斜着,头正着,眼睛看着镜头里那个小孔。

我把它钉在馆里最里头那面墙上,底下写一行字:

“周建国 二〇二六年 红光记忆馆”

二百四十二

我媳妇看见了,说,你把自己挂上去干什么。

我说,存着。

她说,存着干什么。

我说,将来有人来找,能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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