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是下午两点四十来的。
我正在给一个老太太称黄芪。电子秤上的数字跳到 0.32,我把纸包折成三角,用胶带封口。手机在围裙口袋里震,第三次我才擦手去接。
“郑小满吗?西关街派出所。”
“是。”
“你方便来一趟吗。殡仪馆那边送来一具无名尸,身上有你身份证。”
我手里那包黄芪没拿稳,落在玻璃柜台上,纸角散了。
老太太说:“姑娘,称错了?”
“没称错。” 我说,“您稍等。”
我把围裙解下来,挂在货架钩子上。挂的时候手抖了一下,钩子晃了半天。
殡仪馆在城北老路的尽头。院子里停着两辆灵车,一辆在洗,水管子哗哗地响。走廊很长,日光灯只亮了一半,靠里那段是黑的。
老陆在门口等我,五十多岁,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大褂。
“跟我来。” 他说。
走廊尽头那间屋子没有窗。屋里一张不锈钢台子,上面盖着白布。白布下面有形状,很瘦的形状。
“拉开一点就行。” 老陆说。
他拉开到胸口。
我看见一只手。
那只手放在身体侧面,五指微微蜷着,指甲剪得很短,短到几乎贴着肉。指甲边缘磨得发白,有几个指甲盖中间凹下去,像被什么东西长期压着。
指甲缝里有蓝色。
不是衣服掉的那种浅蓝,是深的,油漆的蓝。
“她做过油漆活?” 我问。
老陆看了我一眼:“我哪知道。送来的时候就这样。”
我又看她的手背。手背上有几块疤,圆的,颜色比周围浅,是冻疮留下的。
“脸呢。” 我说。
老陆把布拉到下巴。
我站在原地,没动。
那张脸,是我。
不是像,是我。眉眼、鼻梁、下巴的形状,连右边嘴角那一点点往下压的样子都一样。
我三十四岁。她看上去也是三十四岁。可她比我瘦,瘦到颧骨支着皮,眼窝陷下去,像一张被抽走了一半的脸。
我绕到台子侧面,去看她的右耳后面。
那里有一颗痣。很小,米粒大小,褐色的。
我右耳后面,也有一颗。
我伸手摸了摸自己的耳后,摸到了。位置一样,大小一样。
我往后退了半步,鞋底在地砖上蹭出一声。
“你认识她?” 傅平从门口进来。四十多岁,手里端着一个搪瓷杯,杯口掉了一圈瓷。
“不认识。” 我说。
“可你刚才看了很久。”
“因为她像我。”
“像到什么程度?”
“像我。”
傅平没接话。他走到台子另一头,从证物袋里拿出一张卡片,隔着袋子举给我看。
一张身份证。塑封边缘磨白了,四个角都起了毛。
照片上是我。更年轻的我,脸颊还有点肉。
“这是你的?” 他说。
“这是我的号。”
“我问这是不是你。”
“这是。”
“那你口袋里的呢。”
我把自己的证掏出来,递给他。
他把两张并排放到台子上,隔着证物袋。
号码一样。名字一样。住址一样。
照片不一样。
死者身上那张,照片里的人脸上有肉,头发是齐的,穿一件圆领的深色衣服。我手里这张,照片里的人瘦一些,脸窄,穿一件立领的外套。
“我胖瘦变化大。” 我说。
傅平看了看两张照片,又看了看我。他看得太久,久到我开始觉得后颈发凉。
“你这张照片,拍得不像你。” 他说。
“我不上相。” 我说。
“嗯。” 他说,“很多人都这么说。”
派出所的暖气不热。傅平把搪瓷杯放在桌角,杯底有一圈褐色的茶垢。年轻辅警小周坐在旁边,笔尖在纸上悬着。
“十月二十六号,你在上班?” 傅平问。
“在。”
“下午两点到四点?”
“在。”
“见过一个戴口罩的女的?瘦,三十来岁,买了两盒二甲双胍。”
我抬头看他。
“…… 店里人多。”
“你再想想。”
我想了。那天下午下过一阵雨,门口的地垫湿了,进来的人都踩出一串脚印。有个女的站在最里面那排货架前,一直没抬头。她穿一件灰的薄棉袄,袖口磨破了。她递过来两盒二甲双胍和一张十块的。
“她戴口罩。” 我说。
“对。”
“我没看清脸。”
“嗯。” 傅平说,“可她看清你了。”
小周的笔停了一下。
“你丈夫叫什么。” 傅平换了个话头。
“罗一鸣。”
“什么时候走的。”
“二〇二一年,三月。”
“报过失踪?”
“报了。没消息。”
“他做什么的。”
“货运站开车,跑白榆到石坳那条线。”
傅平在纸上写了几个字,写完抬头。
“郑小满,你左手腕上那道疤,什么时候有的。”
我把袖子往上撸了一点。左手腕内侧一道烫伤疤,三指长,颜色浅。
“二〇一九年,店里后厨,热水。”
“她身上没有。” 傅平说。
“谁?”
“台子上那个。”
屋里安静了一会儿。小周翻了一页纸。
“我再说一遍。” 我说,“我不认识她。我不知道她的证为什么在我这儿。我十月二十六号在上班,我店里有监控,你们可以调。”
“监控我们看了。” 傅平说,“你收的钱。”
“那说明什么?”
“说明你还活着。” 他说,“可她死了,身上揣着你的证。”
他把搪瓷杯端起来,喝了一口,又放下。
“你先回去吧。” 他说,“这几天别出县城。电话保持开机。”
我站起来,走到门口。
“傅警官。”
“嗯。”
“她死了几天?”
“法医说,发现的时候大概两天。天冷。”
“怎么死的。”
“没有外伤,没有打斗。冻的,饿的,都有。” 他把杯子转了个方向,“身上什么证件都没有,就这一张。”
母亲住在城郊榆树村。院墙矮,门口一棵老槐树。
我进门的时候她在择豆角。铝盆放在膝盖上,一根一根掐头去尾,掰成寸段,动作很快,掐下来的筋顺手丢进脚边的塑料袋。
煤炉上坐着一壶水,壶盖轻轻响。
“吃饭没。” 她说。
“吃了。”
“你脸不好看。”
“妈。” 我坐在她旁边的小凳上,“今天派出所找我。”
她手里的豆角停了一下,又继续掐。
“说殡仪馆送来一个女的,身上有我的身份证。”
“偷的。” 她说,“现在什么人没有。”
“她长得像我。”
豆角断在手里,筋没抽干净。
“妈,民警问我,家里有没有双胞胎。”
铝盆歪了,豆角撒出去一把,落在水泥地上。她弯腰去捡,捡了两根,手停在那儿,撑在膝盖上,撑了很久。
“谁跟你说的。” 她声音很低。
“没人跟我说。他们只是问。”
“问你就答有?问你就答有?”
“我说没有。”
她慢慢把地上的豆角一根根捡回盆里。有几根滚到煤炉底下,她拿火钩子拨出来。
“妈。”
“别问了。” 她说,“跟你没关系。”
我从包里掏出自己的身份证,翻过来看背面。
发证日期:2010-05-18。
“妈,我这证是二〇一〇年办的?”
她把盆端起来,往厨房走。
“我二〇一〇年五月在临市。” 我说,“我在服装厂,一天假没请。那年五月我没回过白榆。”
厨房里传来水声。
“这证怎么办的?”
“证的事你别问。” 她说。
水声停了。她背对着我站着,肩膀一动不动。
“你吃饭了没有。” 她又问了一遍。
回到店里已经五点半。接班的小李在数零钱。
我调出十月的收银记录。十月二十六号,十四点零七分,二甲双胍片两盒,共计十八块四,收银员:郑小满,工号 037。
那笔钱是我收的。
我又翻小票存根。那天的存根用橡皮筋捆着,我一张张找。找到 14:07 那张,字迹淡,打印纸边缘卷着。
顾客签名那一栏空着。我们店不要求签名。
我把小票贴在眼前看了很久。
十八块四。两盒二甲双胍。
她站在我面前,隔着一米二的柜台,递给我一张十块和一张五块,我找她六毛。我甚至记得那六毛钱里有一枚一角是新的,亮。
我没抬头。
她抬了。
罗一鸣留下的东西不多。一个工具箱,两件工作服,一块旧手表,还有衣柜顶上一个铁皮饼干盒。
他把盒子放得很高,我得踩着凳子才够到。
盒子上有一层灰。我用抹布擦了两下,打开。
里面是票据。几张货运单,一张二〇二〇年的保险单,还有一张火车票。
半张。
从中间撕开的,撕口不齐,锯齿一样。上面一半在,下面一半不在。
白榆 — 石坳。二〇二一年三月十四日。下午三点二十。
我把半张票翻过来,背面空着。
盒底还有一张对折的纸。展开,是一张修车单,日期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号,项目写着 “右前轮补胎”,车牌是他的。背面有铅笔写的三个字:
五金街。
傅平第二次叫我去,是三天以后。
他把一叠复印件摊在桌上。
“榆树村卫生室,一九九二年的接生登记。” 他说,“老本子,村医的儿子收着,我们找了两天才找到。”
我低头看。蓝黑墨水,字歪。
一九九二年五月七日,周桂英,双女。
“双女。” 傅平说,“两个女孩。”
“我妈只报了一个。”
“对。” 他说,“户口本上,只有一个郑小满。”
他从底下抽出另一张纸。
“这是你的人口信息照片历史。二〇一〇年五月十八号,第一次采集。”
照片打印出来,是黑白的,纸上有纹。
照片里的人十八岁,脸有点圆,头发扎在脑后,穿一件翻领衬衫。
“二〇一〇年五月,你在哪。” 傅平问。
“临市。服装厂。”
“有证明?”
“厂里还有我的工牌号。同年十二月的工资条我留了两张。”
“你什么时候回的白榆?”
“二〇一一年二月。”
傅平把那张黑白照片推到我面前。
“那这张照片,是什么时候拍的。”
我看着那张脸。
那张脸是我的。十八岁的我。
“我妈说我小时候胖。” 我说。
“郑小满。” 傅平说,“你一九九二年五月出生。二〇一〇年五月你刚满十八。这张照片上的人,看着像十八。”
“那就是我。” 我说。
“可你不在白榆。”
“那就不知道了。” 我说。
傅平把杯子端起来,没喝,又放下。
“石坳那边送了一份检材过来。” 他说,“无名尸的。我们采了你母亲的。”
我心里 “咯噔” 一下。
“结果出来了。” 他把一张纸放在桌上,正面朝我。
下面一行字。
“周桂英与被检女性个体,母女关系成立。”
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字没有变。
“她是我妹妹。” 我说。
“你母亲知道。” 傅平说。
石坳县离白榆六十四公里。班车一天四趟,走的是老路,翻一道梁。
五金街在市场后面,窄,两边都是卷帘门。宋德芬的小卖部在最里头,门口堆着成箱的啤酒瓶,玻璃上贴着 “烟酒副食”。
她七十多了,耳朵背,说话大声。
“宋德明家的?” 她把眼镜往上推,“你是哪个?”
“我从白榆来。想问问那个孩子。”
“哪个孩子。”
“二〇〇一年留下的那个。”
她把眼镜摘了,放在柜台上。
“你说二啊。” 她说,“二没了。”
“我知道。”
“你是她什么人。”
我张了张嘴。
“我是她…… 我是她姐。”
老太太看着我,看了很久。
“像。” 她说,“是像。”
她从柜台底下拖出一张塑料凳让我坐。
“她没名字。” 宋德芬说,“宋德明抱回来的时候就说,先不上户,等风声过去。这一等,人就没了。我们都叫她二。”
“她住哪儿。”
“小时候住我这儿。后来大了,住不住得下,就自己出去。” 她指了指外面,“拆迁那片,有她住过的屋子。”
“她靠什么活。”
“刷漆。谁家装修、谁家做牌匾,叫她去。给现钱。” 老太太说,“她手上有漆,洗不掉,指甲缝里老是蓝的。”
“她妈来过?”
“来。” 宋德芬说,“每年都来。清明前后,有时候秋天也来。来了不进屋,在门口站着,放下一个袋子就走。袋子里是钱,是衣服。”
“她妈跟她说上话吗。”
“说不上。” 老太太说,“有一年我出来,看见她们俩站在这门口,一个在台阶上,一个在台阶下。站了有二十分钟。谁也没说话。”
我问她:“二〇一〇年前后,她是不是拿过一本户口本。”
宋德芬想了想。
“有过一回。她拿着一个红本子回来,在我这儿翻。我问她哪来的,她说‘我妈给的’。后来她去了趟照相馆。”
“哪个照相馆。”
“街口那家,早拆了。”
回白榆的班车上,我坐在最后一排。
车过梁的时候,太阳斜着照进来,落在前面座椅的靠背上。我把手机翻出来,找到母亲家的座机号,没拨。
进门的时候她正在院里收被子。
“妈。”
她把被子搭在绳子上,拍了拍。
“宋德芬说你每年都去。”
她的手停在被面上。
“二〇一〇年,你把户口本给了她。” 我说,“她拿去照了相。”
母亲转过身来。
“你去了石坳。”
“我去了。”
她慢慢坐到门槛上,两只手放在膝盖上。
“妈,那年只能留一个,是不是。”
她点头。
“罚多少。”
“八千。” 她说,“九二年八千。家里拿不出。你爸在砖厂,一个月一百二。”
“所以他们要扒房。”
“扒了。房梁都抬走了。” 她说,“你奶奶说,留一个,另一个送出去,还能活。”
“送的那个,为什么不给上户口。”
“宋德明说等等。他说他在县里有人,等等就能办。” 母亲的声音很平,“等到他死,也没办上。”
“所以你把我的户口本给了她。”
“她十九了。” 母亲说,“她要出去,她要有证。她跟我说,妈,我连张票都买不了。”
她抬起头看我。
“我把本子给了她。我说,你用你姐的名字。”
院子里没有风。绳子上的被子一动不动。
“那我的证呢。” 我问,“二〇一六年,你给我那张,是哪来的。”
母亲把手从膝盖上拿下来,撑在门槛上。
“证的事你别问。”
“妈。”
“你别问。” 她说,“你问了,我这三十年就白过了。”
傅平查了系统。
“没有挂失记录。” 他说。
“不可能。” 我说,“我挂失过。二〇一六年,我钱包在市场上被偷了,身份证在里面。我去派出所挂失,后来补的证。”
“系统里二〇一六年只有一次补发。” 他把屏幕转过来一点,“四月十二号。挂失项是空的。”
“那就是你们漏录了。”
“也可能。” 傅平说,“那年纸质台账和系统是两套。挂失很多只记在纸本上,后来搬迁,没补录。”
“纸本还在?”
“档案柜里,老底子。” 他说,“我找找。”
他喝了口水,看着我。
“郑小满,我问你一句,你别急。”
“你说。”
“二〇一六年四月,你自己去的派出所吗。”
我张了张嘴。
我记得那天很冷。我记得排队,前面有个抱孩子的女人。我记得拍照的时候,闪光灯打了一下,我眨了眼。
我记得这些。
可我记得的都是听来的。是母亲回来说的:“我给你挂失了,补了新的,你拿着。”
“我不记得了。” 我说。
傅平没说话。
“我妈说,是她替我办的。”
“代办要签字。” 他说。
柴永福在药店门口那棵树下抽烟。
四十多年纪,左手包着,缺半根小指。他在货运站后面开修车铺,罗一鸣在的时候,两个人一个锅里吃过饭。
我下班出来,他把烟摁在树根上。
“郑小满。”
“柴哥。”
“你丈夫留了个东西在我这儿。” 他说,“五年了。我一直没给你。”
“什么东西。”
“铁盒子。” 他从怀里掏出来,不大,油漆掉了一半,“他走之前那天晚上,拿到我铺子,说放你这儿不安全,放我这儿。我说放多久,他说几天。”
他把盒子递过来。
“几天变成五年。” 他说。
盒子里有三样东西。
一张结婚证的复印件,照片那页。上面我和罗一鸣并排坐着,红色背景。
我的脸上,有一个铅笔画的圈。圈得很轻,怕划破纸。圈的旁边写着两个字:
1992。
第二样是一张修车单,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一号,项目 “右后视镜”。背面写着:石坳 五金街 二。
第三样是一张康民药房的处方笺,背面用圆珠笔写着三个字:
两个?
我拿着那张复印件,手有点抖。
“柴哥。”
“嗯。”
“二〇二一年,他带过人到你铺子里吗。”
柴永福重新点了一根烟,抽了两口才说话。
“带过。” 他说,“三月中旬,一个女的。长得……” 他看了我一眼,“长得跟你一样。”
“一样?”
“一样。我当时还说,嫂子你怎么来了。她没吭声。她手上全是漆,蓝的,指甲缝里都是。我给她搬了个凳子,她坐了两个钟头,等罗一鸣把车弄完。”
“他们说什么了。”
“罗一鸣跟我说了一句话。” 柴永福把烟拿下来,“他说,你别跟她说我带过人。”
“跟谁说。”
“跟你。” 他说,“我当时还纳闷。”
母亲是那天晚上崩溃的。
我进门,她正在灶前烧水。我说了柴永福的名字,说了铁盒,说了那张复印件上铅笔圈的 1992。
她手里的火柴划了三次才着。
“妈,一九九二年五月七号,卫生室的本子上写着双女。”
“我知道。”
“你把她送给了宋德明。”
“我知道。”
“你把我的户口本给了她,让她用我的名字。”
她把火柴丢进灶膛。
“我给她的时候她十九。” 母亲说,“她站在我跟前,瘦得像根柴。她说妈,我出去打工,人家要证。她说妈,我这辈子连自己叫什么都说不清。”
火苗起来了,映着她的脸。
“我说,你叫小满。” 母亲说,“你姐叫小满,你也叫小满。”
灶膛里的火噼啪响了一声。
“那我的证呢。” 我说,“二〇一六年,你给我那张,是谁的。”
母亲不看我。
“你说话。”
“是她去拍的。” 母亲说,“那年她那张到期了,要去换。换要交旧的。她说交了就没了。她说妈,我再去拍一张。”
“于是你让她拍了我的名字。”
“拍了。”
“你把拍出来的那张,给了我。”
“给了。”
“那她自己拿的是什么。”
“旧的。” 母亲说。
我站在灶房中间,觉得脚下的地是空的。
“旧的已经作废了。” 我说。
“她说还能用。” 母亲把手伸到火边烤,“她说她不去大酒店,不坐火车,能用。”
傅平翻档案柜翻了一个下午。
傍晚他给我打电话,让我过去。
桌上摊着一本牛皮纸封面的台账,纸边卷成了波浪,绳子捆的地方磨出了坑。
“二〇一六年的。在柜子最底下,压着一摞废表。”
他翻到四月的部分,指着一行。
补发。姓名:郑小满。事由:证件遗失。代办人:周桂英。签名栏,一个歪歪扭扭的 “桂” 字。
我认得那个 “桂” 字。母亲写自己的名字,最后那一横总要往上挑。
“这不是我签的。” 我说。
“嗯。”
“可这张证,她给我了。” 我说,“我用了十年。”
傅平把台账合上,两手压在上面。
“郑小满,你想想。” 他说,“二〇一六年四月补发的这张证,上面的照片 ——”
“是我。” 我说。
“你确定?”
“我天天看。”
“你现在带了没有。”
我掏出来,放在桌上。
傅平把台灯拉近,灯罩烤得纸面发黄。他用指尖点了点照片。
“这张照片上的人,穿一件立领外套。” 他说,“领口这里,有一点白的。”
我低头看。
照片里,我穿着一件深色的立领外套,领口右侧有一个小白点,像漆。
“我没有这件衣服。” 我说。
“你再说一遍。”
“我从来没有这件衣服。” 我说,“二〇一六年我一百二十斤。照片里这个人,顶多一百一。”
傅平把台灯推回去。
“二〇一〇年五月,她十八岁,去照相馆拍了第一张。二〇一六年四月,她二十四岁,又去拍了一张。” 他说,“第一张,在她身上。第二张,给了你。”
“那我这十年 ——”
“你这十年,用的是她的脸。”
窗外有人在收摊,铁架子拖在地上,一声一声。
“傅警官。” 我说,“那我怎么办。”
“先别急。” 他说,“还有一件事,我得给你看。”
石坳拆迁区在县城东边。围挡是蓝铁皮,上面喷着白字,掉了一半。
宋德芬带我上去。二楼,一间没门的屋子,地上有水泥渣,墙角堆着拆下来的窗框。
床板靠墙立着。床板上铺一条褥子,褥子上有一个塑料盆,盆里两个空药盒。
二甲双胍。
还有一件灰的薄棉袄,袖口磨破了。
“冬天她就住这儿。” 宋德芬说,“旅馆要证,她没有。租房也要证,她也没有。她就到处住。哪间空着住哪间。”
我蹲下去,把褥子掀开。
床板和褥子中间压着一张纸。药店的白处方笺,背面用圆珠笔写了一行一行的字:
小满。小满。小满。小满。
写了半张,越写越歪,最后几个字挤在一起。
“她知道自己叫什么。” 我说。
“她知道。” 宋德芬说,“她跟我讲过,说她有个姐,在城里,在药店上班。她说她去看过。”
我抬起头。
“她去看过?”
“她说她就站在门口看,不进去。”
傅平第三次给我看东西,是在所里。
一张复印件,竖着,A4 的一半。
“二〇一七年五月,你和罗一鸣的婚姻登记档案。” 他说。
复印件上贴着身份证的正反面。
正面那一栏,照片里的人,脸窄,眼睛下面有一点阴影,穿一件立领的外套。
我。
不是三十四岁的我。是二十四岁的我。
旁边是申请栏。申请人签名,我的字。“郑小满” 三个字,最后一笔往上翘,我从小就这么写。
“这是我签的。” 我说。
“嗯。”
“这是我的手。”
“嗯。”
“可这不是我的脸。”
傅平把复印件往我这边推了推。
“二〇一七年五月,你和他去登记。他坐在你旁边。他签了字。他看着这张复印件。”
我把手放在桌上,压着那张纸。
“他看懂了。” 我说。
“他什么时候看懂的,我不知道。” 傅平说,“二〇二一年三月,他问你一句,你一九九二年在哪儿出生。你没当回事。”
“他第二次去石坳,是去找她。”
“对。”
“他回来以后,把户口本拿走了。”
“对。”
“他走,是因为他弄不清自己娶的是谁。”
傅平没接。他把杯子转了个圈,杯底在桌上磨出一声轻响。
“郑小满。” 他说,“这案子到这儿,就完了。”
“完了?”
“无名尸,无外伤,无刑事案件。” 他说,“她死在十一月十四号凌晨。冻的。走的时候没有挣扎。”
“她叫什么。”
“她没有名字。” 傅平说,“户口上没有。我们只能写‘无名女性,约三十四岁’。”
母亲要往碑上刻 “小满”。
“她是个人。” 她说,“她得有个名。”
“那是我的名。”
“你有一个了。” 母亲说,“她一个都没有。”
我们在院子里站了很久。最后碑上刻的是一行数字:
1992—2026
没有名字。碑立在榆树村后面的坡上,土是新的,压着几块石头。
那天风大,母亲蹲在碑前,用手把浮土按平。她的手指甲里都是泥。
十二月,我去派出所重新办证。
拍照的屋子很小,背景是白布。闪光灯打了一下,我眨了眼。
“眼睛睁开。” 民警说。
我睁开。
“以前那张照片,” 他一边敲键盘一边说,“不太像本人。”
“是不像。” 我说。
他抬头看我一眼,没再问。
新证是一周后下来的。我把它从信封里抽出来,对着窗户看。
照片里是我。三十四岁,眼角有细纹,右边嘴角往下压着。
剪了角的旧证,民警还给了我。剪角在右上,斜着一刀。
我把两张并排放在桌上。
一张是二十四岁,脸窄,穿一件我没有过的立领外套,领口有一个白点。
一张是三十四岁,脸松了一点,穿的是一件我自己的衣服。
中间隔着十六年。
桌上还有一张照片,是母亲给我的。从老相册里撕下来的,背面用铅笔写着 “1992.5”。照片上是两个婴儿,并排躺在一条蓝格子的旧被面上,一个脸朝左,一个脸朝右。分不出哪个是我。
我把剪了角的旧证翻过来,背面朝上。
发证日期:2016-04-12。
照片那一面朝下压在桌上。我知道那底下是谁的脸。这十年我去银行、去车站、去婚姻登记处、去药店入职,每一次把这张卡递出去,递出去的都是她。
她死的时候,口袋里揣着一张二〇一〇年的旧证。那是她最后一次能拿出来的东西。
而我活着的这三十四年,名字是我的,脸是她的。
派出所的窗外开始下雪。很小,落在水泥地上就没了。
我把三张照片叠在一起,最上面那张是新证。
照片里的人看着我,眼睛里有一点闪光灯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