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城郊那家便利店上了两年夜班。
店在路口拐角,往左二百米是殡仪馆的东门,往右是公交总站,中间隔着一条双向四车道的路,路灯坏了两盏,一直没人修。
夜班是晚上十点到早上六点。
前两个小时还有人来,跑夜车的司机、下夜班的工人、打完牌的男人。
到十二点以后,店里就只剩我一个。
我姓周,叫周砚,二十七岁,本地人,学的是机电,毕业以后在厂里干了半年,厂子搬走了,我就来这儿。
工资四千二,加夜班补贴三百。
我妈说我这个班上得人不像人。
我说这个班干净。
确实干净。店里的地我一天拖三遍,货架上的饮料瓶摆得齐齐整整,关东煮的汤我半夜换一次。
凌晨三点是一天里最静的时候。
冰柜在响,收银机在响,外面偶尔一辆大车过去,玻璃震一下。
我一般在这个时候更新临期商品,把饭团、三明治、牛奶挑出来,贴上五折的标签。
那个人是三点十分左右进来的。
我第一次见他,是二〇二三年的十一月。
他四十多岁,穿一件灰夹克,个子高,肩膀有点塌。
进门不说话,直奔热柜。
两个饭团,一份关东煮,两杯豆浆。
他把东西放在收银台上,从口袋里掏钱。
一共十九块五。
我扫码,报数,他递钱,我找零。
他拿两个纸袋,一个装一份,然后走到靠窗那张小桌,坐下。
两份东西摆在桌上,一份在他面前,一份在对面。
他吃自己那份,吃得很慢。
对面那份一直摆着,豆浆的盖子掀开一半,热气散完了他才动手,把那份收起来,装进袋子,带走。
第一次我以为他在等人。
第二次我以为他等的人没来。
到第七次,我就不这么想了。
因为那七次里,他都是一个人来,一个人坐,坐二十五分钟,走。
走之前他会把桌子擦一遍,纸巾扔进垃圾桶,纸袋提在手里。
有一次我出去倒垃圾,看见他站在路边。
他没走,站在路灯下面,往马路对面看。
对面是公交总站,大门关着,铁栅栏里头停着几辆车,一辆灯都不亮。
他站了大概十分钟,然后转身,往西边走了。
我回去继续摆我的酸奶。
一月份的时候,我跟他第一次说话。
那天外面下雪,路滑,三点多了还没人来。
他进门,身上落了一层。
「两份。」他说。
「还是那几样?」
他看了我一眼。
「你记得。」
「记性好。」
我给他装好,递过去。
他掏钱的时候手冻得不太听使唤,硬币掉了两个在地上。
我蹲下去捡。
「不用。」
「掉了。」
我把硬币放他手里,他把钱放在柜台上,一枚一枚摆。
摆完他说了一句。
「你这店,晚上就你一个人。」
「就我一个。」
「不怕?」
「怕什么。」
他没答,端着两份东西去坐下。
那天他坐得比平时久,走的时候雪停了。
我把门上的雪推下去,回头看见他那个杯子还在桌上,豆浆只喝了一半。
我把杯子收了,扔了。
三月的一个夜里,我碰到了第二个人。
是个女的,二十多岁,穿护士服,外面套一件羽绒服。
那时候外面下小雨,她进来没打伞,头发湿了,站在门口抖了抖。
她买了一瓶热牛奶,一包饼干,然后坐在靠门的位置上,背对着我。
她坐下以后,把手机放在桌上,屏幕朝下。
过了几分钟,她开始哭。
不是大声哭,是肩膀抖,纸巾一张一张抽。
我站在收银台后面,装作看账。
她哭了七八分钟,然后把纸巾团起来,塞进空牛奶瓶里,站起来。
「多少钱。」
「六块五。」
她付了钱,抬头看了我一眼。
「不好意思。」
「没事。」
「我值夜班。」她说,「就在那边。」
她往外指了一下,指的是殡仪馆的方向。
「那边有个社区卫生服务站。」她说。
「哦。」
「今天走了个人。」她说,「二十六岁,跟我同岁。」
我张了张嘴,一个字也没说出来。
「我给他做的记录。」她说,「他妈妈来的时候,跪在地上。」
她说完就走了。
我第二天在店里想了一整天这个事。
她在的那个服务站我知道,就在殡仪馆东门旁边,一层小楼,白天看病,晚上值班,管这一片的急救。
从那儿到我这个店,走路五分钟。
她后来常来,一周两三次,每次都买了东西就走,不多说话。
她叫小杨,胸牌上写着杨晓。
我爸以前跟我说,人在夜里最像自己。
白天要装,夜里装不动。
我觉得这话有点意思,只是我不太知道我像谁。
我这人没脾气,也没什么想法。上学的时候成绩中等,毕业以后工作一般,谈过一个对象,人家嫌我没出息,走了。
我现在每天夜里守着这一屋子东西,饮料、面包、关东煮、袜子、雨伞、卫生巾、方便面。
有时候凌晨四点会来一辆长途客车,下来七八个人,都是外地来的,进店买水买面包,问路。
我给他们指方向,他们就走了。
这些人第二天不会再来。
那个男人不一样。
他一周来四五次,来了两年,一次没落。
我记得他的钱。
他每次都是十九块五,从来不用手机支付,都是现金,先数好,一张十块,一张五块,四个一块,一个五毛。
他把钱放在柜台上,从来不放我手里。
有一次他给了我一张二十的。
我找五毛,他说不用了。
「该找。」
「不用。」
「那我记着。」
他抬头看了我一眼,那一眼有点久。
「你记账?」
「记。」我说,「找零也得记。」
他没再说。
后来那五毛我放在一个空矿泉水瓶里,攒了一堆。
有一次我数,一共三十七块。
三十七个五毛,那是他这些年不要的零钱。
那年五月,店里换了新监控。
旧的主机换下来,扔在库房,硬盘还留着。李姐说里面的录像没用了,让我有空格式化。
李姐是早班,四十多岁,在这家店干了六年,什么都清楚。
那天早上六点,她来接班,我一边交账一边问她。
「李姐,店门口三年前出过事吗。」
她手里的零钱停了。
「你听谁说的。」
「我自己猜的。」
「猜什么。」
「那个天天来买两份早饭的,他女儿是不是在那边服务站上班。」
李姐把零钱装进抽屉,关上,锁了两道。
「你怎么知道他女儿。」
「我不知道。」我说,「我就想问一句。」
她看了我一会儿,从口袋里摸出烟,往外走。
我跟出去。
外面天刚亮,路上有清扫车。
「二〇二二年九月。」她说,「那天夜里三点多,路口。」
「怎么出的事。」
「一辆货车闯红灯。」她说,「司机疲劳驾驶,没刹车。」
「人当场就没了?」
「没。」李姐说,「送医院,第二天上午走的。」
我站在便利店门口,看着那个路口。
路口到现在也没装监控,也没有红绿灯,只有两块反光镜。
「那个姑娘姓什么。」
「姓宋。」李姐说,「叫宋玲,二十六岁。」
「她在这个服务站上班?」
「上班。」李姐说,「她那天值完夜班回家。手里提着两个袋子,一个饭团,一份关东煮,两杯豆浆。」
我转过头看她。
「你确定?」
「确定。」李姐把烟按灭在垃圾桶边上,「那天早上我上班,路上全是围挡。我来换班的时候,你还不在,那时候有个小伙子在这干夜班,姓王,他看见了。」
我没说话。
「后来那个小伙子干不下去,走了。」她说,「他说他这辈子都不敢往路口那边看。」
「他看见了什么。」
「他说他先听见声音,跑出去,看见人躺在地上,手里还拎着袋子。」李姐说,「袋子破了,豆浆流了一地。」
我靠在墙上。
「那个男的,天天来买两份。」
「我知道。」李姐说,「他叫宋建平,是宋玲的爸。」
「他来多久了。」
「我来了六年,他来的时候我已经在了。」她说,「不过那时候他不是买两份。」
「那时候买什么。」
「他一开始,什么都不买。」
李姐说,头一年,宋建平每天凌晨三点多来,进门不说话,站到窗边那张桌子前,站一会儿,看外面,然后走。
有时候他会问一句,那天几点出的事。
李姐答不上来。
后来他开始买东西。
第一次买了一个饭团,站在柜台前吃了,吃完走了。
第二次买了两份。
「从那以后,就是两份。」李姐说,「两年,一天不落。」
我回店里,把库房那个旧硬盘搬出来。
硬盘不大,黑色的,上面贴着一张标签,写着"监控 2022"。
我拿回宿舍,找了一根线,接在旧电脑上。
里面是分散的录像文件,一天一个,按日期命名。
我从九月十号往后翻。
九月十二号、九月十三号……
那台主机的时钟是错的,慢了三十七分钟。文件夹的日期是系统写入的,还算准。
我翻到二〇二二年九月十四号那个文件。
凌晨三点到四点那一段。
画面是黑白的,画质差,能看见柜台、货架、窗边那张桌子。
三点零四分,一个人进来。
个子不高,穿着浅色外套,头发扎起来。
她走到热柜前,站了一会儿,拿了一个饭团,一份关东煮,然后到柜台前,说了什么。
收银的是个年轻男人,脸看不清。
她把两个纸袋提在手里,顿了顿,又回身,到饮料柜拿了两杯豆浆。
三点十一分,她推门出去。
我在屏幕前坐着,看了三遍。
第三遍我把音量开到最大。
没有声音,监控不带录音。
她走的时候,收银的男人抬起头,看了她一眼。
那个男人后来据说是那个姓王的小伙子。
我关掉视频,坐在椅子上抽了根烟。
我这人不抽烟,那根烟是李姐留的。
我抽了两口就咳,把烟按在窗台上。
第二天我又看了一遍。
这次我看那张桌子。
三点十分到三点十一分,桌子上没人,只有收银台上摆着两个纸袋。
她站在台前,好像在等什么。
我把画面截下来,放大。
她的嘴在动。
我盯着那个嘴形看了一晚上。
第三天,我在店里见到小杨。
她来得晚,四点多,只买一瓶水。
「杨晓。」
她抬头。
「你认识宋玲吗。」
她拿着水瓶的手停了一下。
「认识。」她说,「她带过我。」
「她怎么样。」
小杨把瓶盖拧开,喝了一口,很久没说话。
「她是我见过最好的人。」她说。
「怎么好。」
「她给病人换药,会先用手把药膏在手心焐一下。」小杨说,「她说凉的抹上去疼。」
我低下头。
「她走那天,我上的白班。」小杨说,「上午十点我在门口看见她爸,他坐在台阶上,谁也不认。」
「后来呢。」
「后来她爸又来了。」小杨说,「有段时间天天来我们站里,坐在走廊的椅子上。他问我一句,她那天是不是没吃早饭。」
我抬起头。
「你怎么答的。」
「我说她吃了。」小杨说,「我说她走之前买了两个饭团,还带了一份给她爸。」
六月上旬,宋建平一个星期没来。
我一开始没当回事。人总有事情。
第二个星期,我有点坐不住。
第三个星期的一个夜里,我把牛奶排完,站在门口看那个路口。
路口还是老样子,两块反光镜,一盏坏的路灯。
第二天我问李姐要地址。
「你要干什么。」
「去看看。」
「别去。」李姐说,「人家的家事,你一个小孩掺和什么。」
「我就是看看。」
李姐瞪了我一会儿,从抽屉里翻出一本旧账本,翻到最后几页,上面记着一些送货地址。
「民和路七号院,三号楼,四零一。」她说,「不一定准。」
那天下午我骑车去了。
民和路七号院是老小区,六层楼,没电梯,楼道里的灯是声控的,我拍了两下手,亮了半截。
四零一的门上贴着一张旧春联,红色的,褪成粉白。
我敲门。
里面没动静。
我又敲了两遍,声音大一点。
门开了一条缝,一只手撑着门框。
是宋建平。
他瘦得很厉害,颧骨突出来,下巴上一圈胡茬,穿一件旧背心。
「你。」
「宋叔。」我说,「我是路口那个便利店夜班的。」
他把门开大了一点。
「有事?」
「您三个星期没来了。」
他看着我,眼睛有点浑浊。
「我不去了。」他说。
「为什么。」
他没答。
「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他抬起手,往下按了一下,像在压什么东西。
「我五月下旬肚子疼,去医院查了。」他说,「胃上有一个东西。」
我半天没说话。
「医生怎么说。」
「下周动手术。」他说,「切一块。」
「切了能好?」
「能好。」他说,「医生说了,早,能好。」
我点点头。
「你不去店里,是因为这个?」
他摇头。
「我不去,是因为我吃不下。」他说,「那两个饭团,我咽不下去。」
他停了一下。
「我两年没吃别的。」
我看着他。
「你两年就吃那个?」
「早上起来就吃那个。」他说,「吃完就干别的去。」
我站在门口,喉咙有点堵。
「宋叔。」
「你说。」
「我能进去坐会儿吗。」
他让开了。
屋里很干净,比我想的干净。
客厅一张沙发,一张茶几,一台电视,墙上贴着一张奖状,是"优秀护士"。
沙发边上有一张折叠桌,桌上摆着两个塑料袋,袋子里是衣服。
「这是她的。」
我走过去看。
一件浅色外套,一条牛仔裤,一双运动鞋。
「出事那天穿的就是这个。」他说,「医院给回来的,洗干净了,装在袋子里。」
我没敢碰。
「她妈妈呢。」
「走了。」他说,「她走以后的第二年。」
「走了是什么意思。」
「离了。」他说,「她受不了这个家。」
他坐在沙发上,两只手放在膝盖上。
「现在这个家,就我一个。」
我在他对面坐下。
「宋叔,你每天买两份,是给她买的?」
他抬起头。
「是。」
「你明知道她不会来。」
「我知道。」
「那你为什么还买。」
他看着窗外,窗外是另一栋楼,墙上爬着青藤。
「那天她给我带了早饭。」他说。
我没听懂。
「那天她值完夜班,在你们店里买了两份。」他说,「一份自己吃,一份带回来给我。」
他把手指头伸出来,指着沙发边上那张桌子。
「她回来以后,把那份放在这张桌上,说,爸,我给你买的。」
我坐着没动。
「我那天在睡觉。」他说,「她说你放着,我起来吃。」
「后来呢。」
「后来她没有回来。」他说,「我一直到中午才起来,桌上什么都没有。」
屋里很静。
「我起来以后还骂了一句。」他说,「我说这丫头说给我买,又不买。」
他低下头,两只手抓着膝盖。
「两年了,我每天买两份。」他说,「一份我吃,一份我给桌上摆着。」
「你吃着的时候想着什么。」
「想着那天我要是没睡。」
我没再问。
那天我从他家出来,天快黑了。
楼下有小孩在跳皮筋,念着数,跳得歪歪扭扭。
我骑车回店里,一路上脑子里全是那张折叠桌。
桌上的塑料袋,袋子里一件浅色外套。
她穿那件外套进店的时候,三点零四分。
监控里她拿了一个饭团,一份关东煮。
她后来又回去拿了两杯豆浆。
那两杯豆浆是给我父亲带的?不是给我父亲,是给宋建平的。
她手里提着的两个袋子,一个给自己,一个给她爸。
她在店里停了一下,可能是在等豆浆。
她推开店门出去的时候,还回头看了一眼。
我在监控里没看清她的脸。
我把车停在店门口,站在那个路口。
路口很宽,四车道,晚上没车的时候像一块铁板。
二〇二二年九月十四号凌晨三点十几分,一个二十六岁的女人提着两个纸袋从这儿过马路。
她的早饭袋子在手里。
她的家在马路对面这个店里能看见的方向。
我站了十几分钟,然后回店里开门,开始上班。
那天夜里我一直想一件事。
我能不能替宋建平做点什么。
不是钱,他不要钱。
是一个说法。
宋建平手术那天我去了。
市二院,六楼,胃肠外科。
我早上八点到,他已经在里面了。
走廊里有一排塑料椅,坐着四个家属,都在低头看手机。
我坐在最边上,什么也没带。
十点四十,手术室的门开了,一个护士推着床出来。
宋建平躺在上头,脸是灰的,鼻子里插着管子。
我跟到病房,护士把他挪到床上,接上监护。
「家属?」
「我……是他侄子。」我说。
护士看了我一眼,把单子递过来。
「签个字,一会儿麻药过了会疼,看情况用止痛。」
我签了。
签完我坐在床边,看着他。
他比我第一次见他老得多。
眉眼还是那样,肩膀塌着,手放在被子外面,指甲很短。
我爸走的时候也是这样躺着的,那时候我十五岁。
我在病房里坐了一整天。
中午他醒了一次,睁眼看见我,嘴动了一下,没出声。
我凑近。
他说:几点了。
「一点二十。」
他点点头,又睡过去。
下午四点,他彻底醒了,疼,皱着眉。
我按了呼叫铃,护士来打了止痛。
晚上七点,他说话能成句了。
「你怎么来了。」
「我调班了。」
「你上夜班,白天不睡?」
「睡得住。」
他看着天花板,过了一会儿说了一句。
「你这小孩,怪。」
「我不是小孩,我二十七。」
「我闺女二十六。」
他停了一下。
「她要是活着,二十九了。」
我没接话。
「宋叔,你别说话。」
「我不说难受。」他说,「医生说手术挺顺利,切了一半,剩下的没事。」
「那就好。」
「这个年纪,还能活几年。」
「别这么说。」
他侧过头看我。
「周砚。」
「嗯。」
「我托你一件事。」
「你说。」
「万一我下不来台。」他说,「你替我去买两份,放那张桌子上。」
我握着床栏杆。
「你不会下不来。」
「万一。」
「没有万一。」
他看着我,眼神比刚才硬。
「你答不答应。」
「答应。」
他这才闭上眼睛。
他在医院住了十一天。
头七天我还去,后面店里排班换了,李姐帮我顶了两个班,我得以白天去两趟。
第十天他能下床走路了,扶着输液架,在走廊里一圈一圈转。
我陪他转到窗边,他站住往外看。
从这个窗户能看见我们那个路口。
「周砚。」
「在。」
「那个路口,后来装了东西吗。」
「没有。」我说,「还是老样子。」
「那辆车,判了几年。」
「三年半。」
他点点头。
「三年半。」
「嗯。」
「我闺女二十六。」
他重复这句话的时候,声音很平。
我没说什么。
我知道说什么是没用的。
出院那天,我去接他。
办手续的时候,护士交代一堆事,什么忌口,什么复查,什么吃药。
我拿笔在本子上记。
记完了护士笑着说:「你这个侄子挺仔细。」
宋建平在旁边站着,没否认。
出门的时候他走得很慢,扶着我的胳膊。
上车前他喘了口气,说了一句。
「周砚。」
「嗯。」
「我把她手机留着。」
「在。」
「里面有东西。」他说,「我不敢听。」
我看着他。
「什么东西。」
「不知道。」他说,「出事以后,手机从包里找出来的,屏碎了一半,还能开机。我一直充着电,没敢点开。」
「为什么现在跟我说。」
「因为我怕哪天我也走了。」他说,「那东西没人知道。」
我扶他上车。
车窗外的树一棵一棵往后退。
「宋叔。」
「说。」
「我帮你看。」
他侧过头。
「你看?」
「我看。」我说,「看完了我告诉你。」
他没说话,很久,点了点头。
那天晚上我照常上班。
三点十分,我往门口看。
没有人进来。
我把关东煮的锅端出来,加了水,换了新的汤料。
四点,我坐在收银台后面,翻自己的手机。
我在想,一个人要留多少东西,另一个人才算没白留。
我不知道答案。我只知道宋建平留了两件事:一个每天两份的早饭,一个不敢听的手机。
手机是他第二周拿给我的。
一个布袋子,里面一部旧手机,屏碎了一角,充电线绕成一小团。
「电池不行了,得一直插着。」
「我知道。」
「你别当我面听。」
「好。」
我把手机带回宿舍,插上电,开机。
屏幕上有一个锁,四位数字。
我拿不准,试了两个,不对。
第三次我按了宋建平的生日——他住院的时候我在单子上看见过,一九七五年三月。
不对。
我停了停,输了一个日期:〇九一四。
开了。
桌面很干净,就几个应用,相册在第一页。
我先没点相册。
点开录音。
录音有七条,最上面一条是二〇二二年九月十四日凌晨三点十六分。
长度十九秒。
我戴了耳机,按下播放。
先是一阵风声,然后一个女声,很轻,像怕吵到人。
「爸,早饭我买了,放桌上。你起来别忘了吃,凉了就不好吃了。」
停了半秒。
「我上班去了。」
后面是走路的声音,脚步,还有远处车过去的风声。
十九秒结束。
我把耳机摘下来,坐在床沿上。
天已经亮了,宿舍窗外有人在刷牙,水哗啦哗啦的。
我又听了一遍。
这一遍我注意到,她说"放桌上"的时候,声音往上一挑,带着一点笑。
她大概是想到她爸还没起,睡得像死了一样。
我又点开第二条。
「爸,今天下雨,你出门带伞。」
第三条:「爸,我给你交了电费。」
第四条:「爸,我今天不回,有夜班。」
第五条:「爸,你别老吃咸菜。」
第六条:「爸,我在路上了,你等我。」
第七条:没有声音,只有两秒钟的沙沙声。
我一条一条听完,天已经大亮。
我把耳机收好,把手机装回布袋,出门。
那天我没去店里,也没回家,就在宿舍楼下的小公园坐了一个上午。
我给宋建平打了电话。
「宋叔,我听了。」
那边安静了一下。
「你说。」
「她录了七条。」我说,「都是给你的。」
「什么内容。」
「叫你带伞,叫你交电费,叫你别吃咸菜。」
他没出声。
「最后一条是空的。」我说,「只有两秒钟的响。」
「空的?」
「空的。」
他呼吸的声音从听筒里传过来,很重。
「周砚。」
「在。」
「她那天,是不是给我打过电话。」
「我不知道。」我说,「录音里没有通话。」
「她打过一个。」他说,「出事以后,我看她的通话记录,三点十七分,打给我,四十秒。」
我握着手机,说不出话。
「那时候我睡着。」他说,「手机在枕头边上,我没听见。」
风从公园的树杈间吹过来,树叶响。
「宋叔。」
「嗯。」
「她录音里说了,早饭放桌上。」
「我知道。」
「她没怪你。」
那边没有回答。
过了很久,他说了一句。
「我这两年,天天在等她来。」
我把手机贴在耳朵上。
「周砚。」
「在。」
「我不去了。」
我心里一沉。
「宋叔。」
「不是那个意思。」他说,「我是说,我不买两份了。」
「为什么。」
「因为她给我买了。」他说,「她买了,我吃了,就够了。」
我坐在长椅上,抬头看天。
秋天了,天很高,一只鸽子从头上飞过去。
十月初,宋建平又来了一趟店里。
那天是白天,他进门的时候我正在擦柜台。
他瘦了不少,脸色比住院那阵好些。
「两份。」他说。
我抬起头。
「还是那几样?」
「两杯豆浆。」
「就这些?」
「就这些。」
我打好两杯,装了袋,他掏钱。
一张十块。
我找他三块。
这回他把钱接了,捏在手里。
然后他走到靠窗那张桌子前,坐下。
两份豆浆摆在桌上,一份他面前,一份对面。
他喝自己那杯,喝得很慢。
我站在收银台后面,看着他。
他喝了一半,把对面那杯往中间推了一点。
推完抬头看我。
「周砚。」
「在。」
「你过来坐。」
我愣了一下。
「我上班。」
「现在没客人。」他说,「你过来坐。」
我关掉柜台的灯,走过去,在他对面坐下。
他把那杯豆浆推到我面前。
「你喝。」
我看着那杯豆浆。
「宋叔。」
「喝。」他说,「不烫了。」
我拿起来,喝了一口。
就是豆浆,加了一点糖,很甜。
他坐在对面看着我喝,脸上那层皮松下来一点。
「以后我一天隔一天来。」他说,「来的时候你不忙,就坐下喝一杯。」
「好。」
「不忙的时候。」
「好。」
窗外有车过去,玻璃震了一下。
他抬头看了看那个路口,又低下头。
那天我喝完那杯豆浆,回柜台继续站着。
他走的时候把纸巾扔在垃圾桶里,把椅子推回原位。
我送他到门口。
他在门外站着,抬手往路口那边指了指。
「周砚。」
「嗯。」
「这条路上的车,现在慢了点。」
「慢了点。」
「挺好。」
他走了。
走的时候没有再回头。
十一月底,服务站换了新的一批人。
小杨调去了市区的医院,走之前来店里买了一包饼干。
「以后不来了?」
「不来了。」她说,「这边太远,我妈让我回城。」
她把饼干塞进包里,站在门口看我。
「周砚。」
「嗯。」
「那个叔叔还来吗。」
「来。」
「他怎么样。」
「能吃了。」我说,「现在一天隔一天。」
小杨点点头,把围巾往上拉了拉。
「我有时候想她。」她说。
「谁。」
「宋老师。」她说,「我们那时候叫她宋老师,她教我们换药。」
她推门出去,走了两步又回头。
「你替我们看着她爸。」
「我替不了。」我说,「他自己看着自己。」
门关上的时候,铃铛响了一声。
我在柜台后面站了一会儿,低头把货架上那排饭团往前推了推,让它们排齐。
后来我在店里备了一份东西。
一张旧桌子,两个杯子,一个保温壶。
每天三点十分,如果没人来,我就把壶打开,倒两杯。
一杯我喝,一杯放在对面。
我不算等他。他什么时候来,来不来,那是他自己的事。
我只是觉得,这个店里得有两个杯子,一冷一热,摆在原来的位置上,谁也不动。杯子旧了可以换,桌子脏了可以擦,位置空着就空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