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举报
一、302路
302路进站的时候,车门只开了一半,人还是往里灌。
林知夏被后面的人推上车,脸贴在一个男人的背包上,闻到隔夜的酒气和韭菜包子混在一起的味道。车窗全关着,玻璃上结了一层水汽,有人用手指划开一道缝,冷风灌进来,又被更浓的暖气顶回去。
她抓着吊环,看见驾驶座上方挂着一块褪色的平安符,红流苏只剩一半。
这是十月的一个星期一。她六点四十出门,转两趟车,八点前赶到市检察院。实习第三个月,她已经能背下沿途每一站的报站声,也能背下哪一站会上来一群去公园打太极的老人,哪一站会挤进一车背着书包的中学生。
“林知夏!”
声音是从车厢中段劈过来的。她回头,看见赵红梅正从人缝里往这边挤——洗得发白的碎花外套,头发用一根黑夹子胡乱别着,一只鞋被踩掉了后跟,走一步拖一下。
赵红梅是周立诚的老同事。二十年前,他们在市特教学校一个管生活、一个教手语。后来学校撤并,她去了街道托老所,他去开了公交。这些年他每年除夕都去她家吃一顿饺子,桌上永远多摆一副碗筷——那是给周洋的,虽然周洋已经六年没回来过年。
“你个白眼狼。”赵红梅一把揪住她的衣领。
唾沫星子喷到脸上。林知夏没有躲,先低头看了一眼被扯开的领口——第二颗扣子崩了,滚到地上,被谁的鞋底碾了一下。
“你摸摸良心还在不在!”
车厢里安静了一瞬,又嗡地响起来。有人举起手机,屏幕的光在昏暗里亮成一小块。
“周立诚资助了你四年!”赵红梅的手指戳到她额头上,“你爸瘫在床上那年,是谁给你交的医药费?你妈在电话里哭,是谁连夜坐车送的钱?”
“现在人家就犯点小错,你就去举报他?”
“什么错啊?”后排有人问。
“他前天开车,为了送一个犯哮喘的孩子去医院,闯了两个红灯,在路口蹭了一辆车。”赵红梅的声音抖起来,“公司调监控,叫乘客去做笔录,她去了。她说当时车速四十,没减速。就这一句话,老周停班三天,全年奖金扣光。”
“他五十三了。”她说,“他经不起。”
全车的目光一齐落到林知夏身上。
“就是,知恩图报懂不懂。”一个拎保温杯的大爷把杯盖拧上,声音不大不小,刚好够半车人听见,“现在的大学生哦。”
“太冷血了。”旁边的大妈摇头,“长得挺清秀,咋这么狠心。”
一个背着书包的小男孩拽了拽他妈妈的袖子:“妈妈,那个阿姨为什么吵架?”
他妈妈把他的头按回去:“别看。”
林知夏把领口理好,抬起头。
“我做的笔录,每一个字都是真的。”她说,“他闯了红灯,蹭了车,车速是我看见的。我没有添一个字,也没有减一个字。”
“真的?”赵红梅笑了,那笑比哭难看,“真话就能要人命,你知不知道?”
“知道。”林知夏说,“但笔录不能写假的。”
她顿了一下,声音低下去:“赵姨,那孩子救回来了吗?”
赵红梅愣住了。
“救回来了。”她别过脸,“可老周呢?”
驾驶座那边传来一声轻咳。
周立诚转过头来。
他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袖口磨出了毛边,头发花白,眼角的皱纹很深。他没有看赵红梅,直直地看着林知夏。
那眼神里有失望,有疲惫,还有一点她读不懂的东西——像一个在雪地里站了很久的人,终于看见有人提着灯走过来,又发现那灯是来搜山的。
“没事。”周立诚开口,声音沙哑,“知夏说得对。是我做错了事,该受罚。大家别为难孩子。”
赵红梅张着嘴,半天没说出话。
议论声像退潮一样矮下去。有人小声说周师傅真大度,有人补一句这姑娘太不知好歹。
林知夏看着他。
一个被当众揭了短的人,不该是这样。他把车稳稳停进站台,拉手刹,熄火,还顺手替一个老太太把菜篮子往门边挪了挪。他的右手背上有道旧疤,从虎口一直拉到腕子,像是被什么烫过。
动作太稳了。稳得像排练过很多年。
车到站,人群往外涌。她被挤下车,站在路边。
302路重新启动,尾灯在晨雾里红了一小会儿,拐过街角,没了。
手机震了一下。
孙浩宇:知夏,来我办公室一趟。
她攥紧手机。屏幕上还留着昨天的热搜词条“政法大学女生举报资助人”,后面跟着一个红色的“爆”字。
她抬头看了看天。十月的天灰得像一块没洗干净的抹布。
二、推荐表
政法大学的办公楼,冷气开得很足,走廊里一股消毒水混着旧地毯的味道。
林知夏在门口站了两秒,推门进去。
孙浩宇坐在办公桌后面,手里转着一支钢笔。桌上摊着一份文件,封面印着“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推荐表”。
“坐。”他指了指对面的椅子。
林知夏没坐。
“老师,找我什么事?”
孙浩宇叹了口气,把文件往前推了推:“知夏,你是个好苗子。年级第一,专业课没下过九十,检察院那边的实习评价也很好。今年学院三个推免名额,我本来给你留了一个。”
林知夏的心跳漏了一拍。
推免。她想过很多次。只有读研,才能留在市里,才能把父亲从县医院走廊的加床上挪进正规病房。她母亲在电话里说过一句话,她一直记得:“夏夏,妈不怕借钱,妈怕借了还不上。”
“但是,”孙浩宇话锋一转,笑容淡了,“网上那个视频,你看了吧。”
“看了。断章取义。”
“我知道是断章取义。”孙浩宇站起身,走到窗边,背对着她,“可舆论不管这些。视频只有十七秒,就是赵红梅揪你领子那一段,配的字幕是‘政法大学女生举报资助人,致其停职’。现在全网都在骂你。学校压力很大,市里也在问。”
他转过身:“如果你继续在这个事情上较真,这个名额,我保不住。”
林知夏看着他:“所以您想让我闭嘴。”
“我想让你懂事。”孙浩宇的语气沉下来,“知夏,周立诚是有错,可他毕竟资助了你四年。做人留一线。再说,这事儿背后水深,不是你一个小姑娘能搅的。听老师一句劝:写个情况说明,就说当时笔录表述有误,你愿意补充更正。剩下的事,我去协调,名额问题不大。”
“表述有误?”林知夏重复了这四个字,“老师,笔录是我一个字一个字看着改的,每一页都签了名。”
孙浩宇沉默了几秒。
他从抽屉里拿出一包烟,抽出一根,在手里转了转,又放回去。办公室里不能抽烟。
“昨天下午,学院书记给我打了电话。”他说,“书记说,这事已经捅到市里了,让我妥善处理。”
“妥善处理,是什么意思?”
“就是别再出事了。”孙浩宇说。
“知夏,我跟你说句实话。”他靠在椅背上,“我在这个位置上坐了八年。八年里,我送走了六百多个学生。有的现在在法院,有的在检察院,有的在监狱。”
“你知道我最怕什么吗?我最怕一个学生出事,然后有人问我,你当时在干什么。”
“我什么也没干。”他说,“我就是在等这件事过去。”
他重新坐下,拿起那份推荐表,用两根手指轻轻拍了拍:“那就别怪老师不帮你了。你知道的,这个圈子里,名声坏了,路就走窄了。”
林知夏看着他放在桌上的手。那只手很干净,指甲修得整整齐齐,无名指上有一圈浅浅的白印,他摘了婚戒。
她忽然想起,上周学院群里有人转发过一条消息:孙老师的爱人刚调到振邦科技下属的教育基金会。
她什么也没说。
“孙老师,”她听见自己的声音很轻,“您刚才说,名额您去争取。争取的意思是,它本来不应该是我的,对吗?”
孙浩宇的脸僵了一下。
“你这话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林知夏说,“我就是想知道,您劝我,是为我好,还是为您好。”
办公室里安静下来。中央空调发出很低的嗡嗡声。
孙浩宇把推荐表放进抽屉,动作很慢,然后抬头看她,眼神里第一次没有了笑。
“林知夏,我把话说明白。”他说,“视频已经传出去了,学校要脸,学院要脸,我也要脸。你现在只有两条路:一条,把这事摁下去,你读研,我评优,大家体面;另一条,你继续闹,你毕不了业,我评不了优,最后你什么都得不到。”
“周立诚那种人,”他顿了顿,“值得你搭上前途吗?”
林知夏看着他。
“孙老师,您见过他吗?”
“谁?”
“周立诚。您刚才说‘那种人’。”她笑了笑,“您连他长什么样都不知道。”
她转身,拉开门,走了出去。
门在身后合上。她本来想摔的,手抬起来,又放下了。
走廊很长,空荡荡的,脚步声撞在墙上,一下一下弹回来。
她靠着墙站了一会儿,才发现自己在发抖。
不是气的。是怕的。
那条“另一条路”她刚刚才看清:原来在她还没做选择的时候,路已经被人铺好了,只等她走上去。
她从口袋里摸出手机,屏幕上是母亲昨晚发来的微信:
夏夏,你爸这个月的康复费还差三千二。妈先跟隔壁借了。
你别担心,好好读书。
她盯着那两行字,看了很久,然后打开通讯录,翻到一个名字。
周立诚,她没拨。她把手机塞回口袋,走进了电梯。
三、2014-教-017
市检察院在城西,一栋九十年代的灰楼,电梯里永远有一股铁锈味。
林知夏的实习岗位在案件管理办公室,工作内容是把旧案卷宗从纸堆搬进系统。带她的检察官姓方,叫方岚,四十来岁,话不多,只交代过一句:“扫描的时候看清楚,涉密卷宗会自动锁屏,别乱点。”
办公室里有三台扫描仪,其中一台总是卡纸。她每天的工作就是拆卷、展平、扫描、命名、归档,重复到手指发麻。
事情发生在一个周三下午。
她扫到一份2014年的封存卷宗。牛皮纸袋上盖着红章,章已经淡了,只能看出“不公开”三个字。她把卷宗放上扫描台,系统自动识别出目录,屏幕上跳出一行字:
2014-教-017 暖阳计划设备事故(涉未成年人,不公开)
案由、承办人、当事人名单。
名单一共四十七行,密密麻麻,很多名字后面注着“已故”“伤残”“监护人”。
她本来要翻页。
第四十一行,写着“周立诚”。
她盯着那三个字,手指停在鼠标上。
是同名同姓吗?她下意识地往下看,职务一栏写着:市特殊教育学校教师,借调至市第三中学考点,负责“暖阳计划”设备保障。
她认得“市特殊教育学校”这几个字。周立诚跟她说过一次,说得很含糊,只说自己以前“在学校里做事”。她当时没追问。
屏幕右下角跳出一行红字:该卷宗正文已封存,调阅需经分管检察长审批。
她试着点了一下“查看正文”,页面弹回登录框。
她截了图。这是违规的,她自己知道。但她还是截了。
第二天,她去了档案室。
档案室在灰楼的地下,一排排铁皮柜,空气里有一股纸张发霉的味道。管理员是个快退休的女人,戴着老花镜,正在织毛衣。
“2014-教-017。”她说。
管理员放下毛衣,翻了半天,抽出一个牛皮纸袋。袋子上的封条已经断了,用透明胶带随便粘了一下。
“这个卷,调过三次。”管理员说,“最后一次是三年前,市里来的检查组。”
“能看吗?”
“目录能看。正文不行,涉密。”
林知夏把袋子打开。
里面很薄。只有几页纸:一张目录,一张承办人签批单,一张封存通知。
目录上列着附件清单:
一、设备采购合同(复印件)
二、第三方检测报告
三、事故现场照片(四十七张)
四、家长赔偿协议(四十二份)
她翻了一遍。袋子是空的。
“附件呢?”
“不知道。”管理员说,“调走的时候可能没还回来。”
“谁调的?”
“签批单上有名字。”
她低头看那张签批单。签批人一栏,写着一个名字:陆振邦。
不是他本人签的。他的名字被写在“协助调查单位”一栏,旁边盖着振邦科技的公章。
“阿姨,”她说,“这个目录,我能不能复印一份?”
“目录可以。”管理员说,“正文不行。”
她把目录复印了一份,折好,放进贴身的口袋。
走出档案室的时候,她回头看了一眼那排铁皮柜。
四十七张现场照片,四十二份赔偿协议,一份第三方检测报告——它们不在那儿。
它们在一个她不知道的地方,或者已经不在了。
那天晚上,她在宿舍搜索“暖阳计划”。
结果几乎为零。只有几条不起眼的地方新闻,提到“我市启动暖阳计划,为听障考生提供听力辅助设备”,配图是一间教室,课桌上摆着一排黑色的小夹子。
她换了个词,搜“2014 高考 听力 事故”,跳出来的多是“某地高考英语听力播放故障,考生申请重考”之类的旧闻。
翻到第七页,她看到一个地方论坛的帖子,标题是《十年前那场噩梦:考场里的无声尖叫》。
发帖时间:2016年6月8日。
“那天下午三点,听力刚开始没多久,教室里突然安静得可怕。我坐在第三排,看见前面的女生捂着耳朵趴在桌上,耳朵里往外流血。接着是第二个,第三个。他们耳朵里都戴着那种黑色的、像小夹子一样的东西,后来老师说是助听器。”
“老师说,是食物中毒。可我知道不是。因为我也戴了,只是我那个没开。”
“后来我听在教育局的亲戚说,那天全市四十多个孩子进了医院。死了的,一个都没让报。”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戴过耳机。”
帖子下面只有三条回复:两条“造谣”,一条“删了吧”。
林知夏把截图存进一个加密文件夹,文件夹的名字她随手打了个“2014”。
她坐在床上,宿舍的灯已经熄了,只有笔记本的屏幕亮着,照得她的脸发白。
她想起赵红梅在车上说的“小错”,想起周立诚那句“是我做错了事”。
他说的“错”,和她以为的“错”,大概不是同一件事。
她又想起一件事,后背忽然发凉:
周立诚资助她,是从四年前开始的。而“暖阳计划”的事故,是十年前。
这中间隔着六年。
六年里,他为什么没有找过她?
她翻出手机,打开和周立诚的聊天记录。最新一条是上个月,他发来一张照片:一张汇款单,金额两千,备注“生活费”。照片拍得歪歪扭扭,背景是他家那张掉漆的桌子。
她回了一个“谢谢周老师”。
他回了一个笑脸。
她盯着那个笑脸,忽然觉得有什么东西在心里裂开了一条缝。
四、第37页
第二天下午,市图书馆地方志阅览室。
灰尘在光柱里浮。管理员是个打瞌睡的老头,听她要查2014年的教育类内部简报,抬了抬眼皮:“高考的?最近查这个的人不少。”
“还有谁查?”
“一个记者模样的,上个月。”老头打了个哈欠,“资料不全,大多封存了。你看看这份《本市教育突发事件通报》,2014年合订本,复印件,只能室内看。”
林知夏接过那本泛黄的小册子。
她一页一页往回翻。翻到第37页,停住了。
“……关于‘暖阳计划’试点期间发生的设备故障事件,经调查,系供应商提供的信号发射装置存在质量缺陷。涉事考点负责人已停职,相关责任人另行处理。此次事件共造成42名学生受伤,其中11人经抢救无效死亡,其余31人不同程度听力受损。鉴于涉及未成年人隐私及社会稳定,本案不予公开详细卷宗,相关善后工作已妥善完成……”
四十二个孩子。十一个没能活下来。
她盯着“妥善完成”四个字,胃里一阵翻搅。
她拿出手机,刚要对焦,一只手按在了书页上。
“同学,查什么呢?”
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站在桌边,灰色西装,戴眼镜,嘴角挂着礼貌而冰冷的笑。
林知夏合上书:“你是谁?”
男人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放在桌上:“振邦科技法务部,陈默。我们公司注意到,最近有人在网上散布关于集团的不实言论,并且试图挖掘一些已经了结的旧事。”
他拉开对面的椅子坐下,声音不高:“我想提醒你,有些事情,知道了未必是好事。”
林知夏盯着名片上那个标志,一个橙色的太阳,底下三个字:暖阳。
“我没有散布不实言论。”她说,“我在查真相。”
陈默笑了笑,俯身压低声音:“真相是有成本的。问题是这笔账由谁付。”
“比如,那位周师傅的儿子,现在在国外读医学院,学费不便宜。这笔钱每年从‘暖阳助学基金’打过去,备注‘助学’。你猜,一旦事情闹大,基金会还会不会继续做慈善?”
林知夏没说话。
“还有你。”陈默说,“你父亲在县医院住着吧?康复科,走廊第三床。我查过,你们家欠了医院六千多。”
她的手指在桌下攥紧了。
“林同学,我不是来威胁你的。”陈默把名片又往前推了推,“我是来跟你算账的。你查下去,能改变什么?十年了,人已经烧了,卷宗已经封了,家长已经签了字。你就算查出来,最多是让几个已经老了的人再难过一次。”
“而你失去的,是你这辈子唯一一次往上走的机会。”
他站起身,理了理袖口:“聪明人懂得适可而止。你考虑一下。”
他走后,阅览室里安静得能听见老头打鼾。
林知夏坐在原地,很久没有动。
窗外的梧桐叶落了一地,被风卷着,贴着地面打转。
她低头看那张名片,橙色的太阳印在白色的卡纸上,颜色很正,正得刺眼。
她走出图书馆的时候,天已经擦黑了。
门口的花坛边上坐着一个人,碎花外套,头发用黑夹子别着。
赵红梅。
林知夏站住了。
“你跟踪我?”
“我等你。”赵红梅站起来,膝盖响了一下,“从中午等到现在。”
“有事?”
赵红梅从布袋里掏出一个保温盒,塞到她手里:“饺子。白菜猪肉的。老周昨天包的,包多了,让我给你送一盒。”
林知夏捧着那个保温盒,还热着。
“赵姨,您不是恨我吗?”
“我恨你。”赵红梅说,“可老周不恨你。他昨天晚上还跟我说,知夏那孩子做得对。”
她顿了顿,声音低下去:“丫头,我问你一句话,你跟我说实话。老周是不是出事了?”
“您为什么这么问?”
“他这几天不对劲。”赵红梅说,“他把家里的东西翻出来烧了一堆纸,烧了半宿。我问他烧什么,他说是旧账。我问他什么账,他不说。”
“还有,”她说,“他前天晚上跟我喝酒,喝多了,忽然说,该来的人要来了。我问他谁,他说,收账的。”
林知夏的手指收紧了。
“赵姨,您最后一次见他是什么时候?”
“昨天下午。”赵红梅说,“他跟我说,他要去一个地方,让我别找他。”
“什么地方?”
“他不说。”赵红梅看着她,“丫头,你比他懂。你告诉我,他要去哪?”
林知夏看着手里的保温盒,白色的塑料盖上凝着一层水汽。
“赵姨,”她说,“您先回去。我去找他。”
“你一个人?”
“嗯。”
赵红梅盯着她看了很久,忽然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写下一串号码,塞给她:“我手机不关机。你找到他,给我打个电话。”
“好。”
“还有,”赵红梅说,“那饺子,你趁热吃。老周包的饺子,皮薄,凉了就坨了。”
她说完,转身走了。走了两步,又回过头:
“丫头,我那天在车上骂你,你别往心里去。”
“我不怪您。”
“你不怪我是你的事。”赵红梅说,“我心里过不去,是我的事。”
她的背影拐过街角,不见了。
林知夏站在原地,捧着那个保温盒,忽然觉得很沉。
她想起一件事:周立诚家桌上那块蓝布。
她见过那种包法。她父亲以前也这么包东西,把要紧的东西裹三层,塞进柜子最里面,怕潮,怕丢,怕被人看见。
那块蓝布里包着的,会是什么?
五、县医院
周六一早,林知夏坐长途车回了县里。
县医院在城北,六层楼,外墙贴着白瓷砖,瓷砖缝里长着青苔。康复科在五楼,走廊里摆满了加床,床与床之间用布帘隔开。
她父亲的床在最里面,靠着窗户。窗户关不严,风从缝里钻进来,床头挂着的塑料袋被吹得轻轻晃。
父亲醒着。他半边身子不能动,眼睛却是亮的。看见她,喉咙里发出“嗬嗬”的声音,左手抬起来,又落下去。
“爸。”林知夏把包放下,蹲到床边,“我来了。”
她把他的手握住。那只手很凉,指节粗大,掌心有一层茧,那是他年轻时在工地上搬砖留下的,二十年了还没退。
母亲从水房回来,手里拎着一个暖瓶,看见她,先是一愣,然后笑了。
“咋回来了?也不提前说一声。”
“想你们了。”
“想我们?”母亲把暖瓶放下,抹了抹手,“是不是出啥事了?”
“没有。”
“没有?”母亲看着她,“那你眼睛怎么肿的?”
林知夏低下头,帮父亲掖被角。
母亲没再问,坐到床尾,开始削一个苹果。削到一半,她忽然说:“夏夏,网上那个视频,妈看到了。”
林知夏的手停住了。
“人家周师傅资助你四年。”母亲的声音很轻,轻得像怕吵醒谁,“你爸那年住院,人家连夜坐车送钱来,连口水都没喝。你现在……”
“妈。”
“妈不是怪你。”母亲把苹果切成小块,一块一块放进碗里,“妈就是不明白。你从小就是个懂事的孩子。你说说,你到底为啥?”
林知夏看着父亲。
父亲也在看她。他不能说话,但他的眼睛里有东西,不是责备,是一种更沉的东西,像一口井。
“妈,”她说,“有些事我现在不能跟你说。”
“不能说?”
“说了你会害怕。”
母亲的手停在半空,苹果刀上的汁水顺着刀刃滴下来。
过了很久,母亲把刀放下,说:“你爸这个月的康复费,我又跟人借了三千。”
“我知道。”
“医生说,再坚持半年,也许能坐起来。”母亲低着头,“三千二一个月,半年就是两万。夏夏,妈没本事,妈只能供你到这儿了。”
林知夏的喉咙发紧。
她从包里拿出一个信封,放在床头柜上:“这里是三千。您先还人家。”
母亲看着那个信封:“哪来的?”
“奖学金。”
这是她第一次对母亲撒谎。
那三千块,是周立诚上个月打给她的两千,加上她自己攒的一千。她一分没花。
母亲把钱收起来,没再问。
晚上,母亲去打饭。病房里只剩他们父女两个。
父亲一直看着她。他的右手不能动,左手还能抬起来一点,手指蜷着,像一只握不住的鸟。
林知夏把床头柜上的本子和笔拿过来,塞进他手里。
“爸,你想说什么?”
父亲写字很慢。笔尖在纸上顿一下,走一下,像有人在冰上走路。
他写完,把本子推给她。
一行字,歪歪扭扭:
举报的是好人吗
林知夏看着那三个字,喉咙发紧。
“不是。”她说,“他做了一件很坏的事。”
父亲看着她,又低下头去写。
这一次写了很久。
好人也会做坏事
“嗯。”
你做得对
林知夏的眼泪一下子掉了下来。
父亲用左手拍了拍床沿,拍得很轻。他拍了两下,指了指她,又指了指本子。
本子上还有一行,是她刚才没看到的,写在最下面:
你妈昨晚一夜没睡
她回头看了一眼门口。母亲站在走廊里,背对着她,正在跟护士说话。她的背有点驼,头发白了一大半。
林知夏把本子合上,放回床头柜。
“爸,等我忙完这阵子,我回来陪你。”
父亲摇摇头,又写了一行:
忙你的
我等你
第二天上午,林知夏去缴费处排队。队伍很长,前面一个抱着孩子的女人在跟窗口里的工作人员吵,说药太贵了。孩子大约五六岁,耳朵上戴着一个肉色的小东西,用一根细线连到衣领上。
人工耳蜗。
林知夏盯着那个孩子看了很久。
孩子察觉到她的目光,转过头,冲她笑了一下。
那一瞬间,她忽然想起通报上那行字:42名学生受伤。
四十二个孩子,四十二对耳朵,四十二个家庭。
她走出医院,在门口的台阶上坐了很久。天阴着,风里有股消毒水的味道,混着食堂飘出来的油烟。
手机响了。是周立诚。
她看着屏幕上那三个字,手指悬在接听键上,很久没有按下去。
电话断了。
过了一会儿,一条短信进来:
知夏,下周三下午,你来我家一趟吧。我有话跟你说。
六、五十万
周立诚住在老城区一栋筒子楼的三楼。楼道里堆着蜂窝煤和旧纸箱,墙皮一块一块地掉,声控灯要跺两下脚才亮。
林知夏敲了三下门。
屋里有脚步声,很轻,走到门后停住了。过了很久,门开了一条缝。
“你怎么来了。”周立诚的声音很低。
“周老师。”
这三个字让他愣了一下。他侧身让她进来,反手关门,上了锁。
屋子很小。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掉漆的衣柜。桌上摆着一个相框,里面是个穿校服的男孩,笑得露出虎牙。相框旁边压着一沓汇款单回执,用橡皮筋捆着,橡皮筋已经发黏。
还有那块蓝布。
蓝布叠得方方正正,压在汇款单下面,只露出一个角。
“坐。”他说,又觉得没地方坐,把床上的一件外套拿开。
林知夏没坐。她从包里取出那张复印纸,放在桌上。
“2014年6月8日,下午三点,暖阳计划,第三考场。”她一字一句地念,“周老师,你在场。”
周立诚的手停在半空。
“我在检察院的旧案库里看到卷宗目录了。”她说,“当事人名单上有你的名字。职务一栏写着:市特殊教育学校教师,借调至市第三中学考点,负责设备保障。”
周立诚慢慢坐到床沿上,两只手撑在膝盖上,指节泛白。
“你是特教学校的手语老师。”林知夏说,“那个项目给听障考生戴骨传导助听器,让他们和普通考生一起考英语听力。”
“你知道多少了?”他问。
“我知道那天有四十多个孩子倒下,十一个没救回来。我知道官方说法是食物中毒。我还知道振邦科技的法务今天找到了我,让我别查了。”
周立诚闭上眼睛。
“周老师,”林知夏的声音低下去,“你收了多少?”
“五十万。”
三个字落下来,屋里安静得可怕。
窗外有人在楼下喊孩子回家吃饭,声音拖得很长,像一根线,慢慢地收回去。
“周洋那年十岁。”周立诚说,“先天性心脏病,室间隔缺损,医生说越快做越好,手术加后期要四十万。我一个月工资三千四,他妈妈在超市理货。我们把房子挂出去,没人要。”
“陆振邦的人是教育局的一个科长介绍来的。他说,暖阳计划是市里的重点科研项目,设备是进口的,就缺一个懂手语的老师在考点做保障。走个流程,签个字,五十万。”
“我问有没有风险。他说没有,说这是给听障孩子的福音,说我是做善事。”
他抬起头,眼睛里全是血丝:“我信了。我那时候什么都愿意信,只要我儿子能活。”
“签合同那天,我在他们公司楼下站了两个小时。”他说,“我想走。我兜里揣着周洋的住院单,我想,我回去跟老婆说,咱不治了,咱认命。”
“可我最后上去了。”
“合同是英文的,我看不懂。他们给我指了三个地方,让我签字。签完,他们给了我一张卡,说钱在里面。”
“卡我没敢马上用。我在家里放了三天,每天半夜起来摸一次,摸到卡还在,我才敢睡。”
林知夏听着,没有说话。
“那天下午三点,听力开始七分钟。”周立诚的声音开始抖,“后台报警,电压异常。我按了停机键,没反应。我跑去拉总闸,门口站着两个人,是陆振邦派来的。”
“他们说,你要是敢动,钱没有,你还得坐牢。”
“我说,孩子们要出事了。”
“他们说,出不了事,系统有保护。”
“然后孩子们就开始倒。”
“第一个是个女孩,坐在第一排,我看见她捂着耳朵,从椅子上滑下去。接着是第二个,第三个。有的在抽搐,有的鼻子里往外冒血。教室里全是尖叫声,还有助听器掉在地上的声音,很轻,像下雨。”
“我想喊停。监考老师说,考试不能停。”
“我冲上去,把一个孩子的耳机扯下来。那孩子看着我,嘴巴一张一合,说不出话。我抱着他往外跑,跑到门口,被人拦住了。”
“后来我才知道,那个孩子没救回来。”
他停住了,很久没有再说话。
林知夏的手在抖。她想说点什么,喉咙里却像塞了一团棉花。
“后来呢?”她终于问。
“后来陆振邦摆平了。”周立诚笑了一下,那笑很难看,“家长被一批一批叫去谈,签协议,赔偿二十八万,条件是火化、不尸检、不接受采访。对外说是食物中毒,当天晚上新闻就发了。三个月后,考点负责人调走,我辞职。”
“我以为只要我不说,这事就过去了。”
“可是过不去。”他说,“我开了十年公交。每天早上六点发车,经过市三中门口。每年高考那两天,我都请假,去考点外面站一天。我不进去,就在马路对面站着,看那些孩子进去,看他们出来。”
“站了十年。”
“有一年下大雨,我站在树底下,站到散场。有个家长过来问我,大哥你等谁啊。我说,我等一个孩子。”
“他说,孩子出来了吗?”
“我说,没有。”
林知夏的眼睛热了。
她忽然想起四年前。2020年的高考,她高二,被学校派去做志愿者。那天她在考点门口帮一个听障女生找考场,女生急得直哭,她牵着人家的手,一层一层地问。后来有个穿蓝工装的中年男人走过来,比划了几下手语,把女生带进去了。
散场的时候,那个男人在门口等她,问她叫什么,哪个学校的。
一个月后,学校说有人要资助她。
“是你。”她说。
周立诚点点头:“那天我看见你。你蹲下来,跟那个孩子平视,一个字一个字地比口型。”
“我那时候就想,这世上还有干净的人。”
“我资助你,一半是帮你,一半是…”他停住了,“是想让那五十万,有一小半花在干净的地方。”
“后来我没敢。”他说,“我一分都没敢花在你身上。你的学费,我用工资供的。我怕那钱沾了你。”
林知夏站在原地,很久没说话。
她想到自己这四年的学费、生活费、父亲的医药费。她想到母亲在电话里说“遇上贵人了”。她想到自己曾经在日记里写:这个世界对我不好,但有人对我好。
原来那些钱,是从四十二个孩子的耳朵里流出来的。
“我要报警。”她说。
周立诚猛地抬头,抓住她的手腕,力气大得惊人:“不行!陆振邦是省政协委员,他的人在省里、市里都有!你报警,他先弄死我,再弄死你!”
“那你儿子呢?”林知夏看着他,“他在国外,拿着沾血的钱读医学院。他这辈子敢不敢告诉别人他爸爸是谁?他敢交朋友吗?敢谈恋爱吗?敢回国吗?”
周立诚松开了手。
他瘫在床沿上,眼神空了。
“让我想想。”他说,“让我再想想。”
林知夏走到门口,回过头。
“周老师,我问您一句话。”
“您四年前给我交第一笔学费的时候,知不知道那钱是谁的?”
周立诚没有回答。
她关上门,下了楼。楼道里的声控灯一盏一盏灭在身后。
走到二楼拐角,她听见楼上传来一声很轻的响动。
像是有人把额头抵在了门板上。
七、一只耳机
她在楼下站了十分钟,又上去了。
门还锁着。她敲了两下,里面没有动静,第三下的时候,门开了。
周立诚的眼睛是红的,脸上有水痕。他没有说话,侧身让她进来。
“周老师,把东西给我。”林知夏说。
“什么东西?”
“那块蓝布。”
周立诚看着她,看了很久。
然后他走到桌前,把汇款单挪开,把蓝布拿起来,放在掌心,一层一层打开。
里面是一只耳机。
黑色的,像一个小夹子。外壳发黄,内侧刻着一个数字。
43。
“出事那天,我从考场里捡的。”周立诚说,“我留了一只。我想着,总有一天要还给谁。”
“第一排那个女孩。”他忽然说。
“什么?”
“那天第一个倒下的。”他说,“我后来查到了她的名字。”
“叫什么?”
“陈果。”他说,“果子的果。”
“她妈妈姓李,我在一份协议上见过她的签名。签名歪歪扭扭的,像是手在抖。”
“我每年清明都想去看看她。”他说,“可我不知道她埋在哪儿。”
“我问过,家长搬走了。”
林知夏把耳机接过来。很轻,轻得像一片叶子。
“还有别的吗?”
“汇款单,还有一部手机,里面有录音。”周立诚说,“那些东西不在我这儿。”
“在哪?”
“在我前妻那儿。”他说,“王秀兰。当年我怕她跟我一起完蛋,把东西打了包,全给了她,让她收着。她不知道那是什么,我也没敢告诉她。”
“她肯给我吗?”
“她恨我。”周立诚说,“可她也恨陆振邦。”
“她住哪儿?”
“城中村,老槐树底下那排平房。门牌是粉笔写的,写着‘王’字的那家。”
“我去了怎么说?”
“你就说,老周让你来拿账的。”他顿了顿,“她要是问你还拿什么,你就说,拿那部会说话的手机。”
林知夏把耳机收进包里。
“周老师,这些我拿走了。”
“拿去做什么?”
“交给该交给的人。”
周立诚忽然说:“知夏。”
“嗯?”
“你要是交出去,我就是共犯。”他的声音很平静,“我会坐牢。”
林知夏看着他。
“您已经坐了十年了。”她说。
周立诚愣住了。
然后他笑了。那笑很轻,像是终于有人替他说出了那句他自己不敢说的话。
“走吧。”他说,“别回头。”
林知夏下了楼,走进十月的风里。
她把包抱在胸前。包里只有一只耳机,很轻。
可她知道,这只耳机后面,是五十万,是四十二个孩子,是一个人十年的沉默。
她走了两条街,才想起来自己应该害怕。
第二部 追查
八、情况说明
那一周,林知夏过得像在走钢丝。
手机每天响几十次。陌生号码,归属地天南地北。接起来,对面要么不说话,要么是一串脏话,要么是很轻的一声笑,然后挂断。
短信更多。有人骂她白眼狼,有人把她的课表、宿舍号、身份证后四位发过来,末尾加一句“出门小心点”。有人扒出了她父亲的病床号,说“你爸住县医院五楼走廊第三床,我们知道”。
她把那些号码一个一个拉黑,拉到手酸。拉黑一个,进来三个。
周三下午,学院副书记找她谈话。
办公室比孙浩宇的大,桌上摆着一盆绿萝。副书记姓周,五十多岁,说话很慢。
“林知夏同学,学院研究了你的情况。”他说,“有两点要跟你说明。第一,网上反映的问题,学校会调查,你要相信组织。第二,在调查结论出来之前,你暂时不要在网上发表任何言论。”
“我没有发表言论。”
“视频已经在传了。”周副书记说,“传播也是一种言论。”
林知夏看着他。
“老师,我想问一句。”她说,“如果我举报的事情是真的,学校会怎么处理?”
周副书记端起茶杯,喝了一口:“如果属实,当然依法依规。”
“那如果举报的人是本校学生,学校会保护她吗?”
茶杯放回桌上的声音很轻。
“林知夏同学,”周副书记说,“学校保护每一个学生。但学校也要考虑影响。你明白我的意思。”
她明白了。
从办公楼出来,天已经黑了。她走到校门口的打印店,花两块钱买了一张“情况说明”的模板纸,又花一块钱买了一支黑色的中性笔。
回到宿舍,室友都还没回来。她打开台灯,把纸铺平。
“情况说明”四个字印在纸的顶端,下面是一行一行的横线。
她写:本人林知夏,系政法大学法学院2021级本科生。
她写:关于2024年10月12日302路公交车交通事故的乘客笔录,现补充说明如下。
她写:因当时对车速的判断存在偏差,本人所述“时速四十、未见减速”一节,可能不够准确。
写到第五行,她停下来了。
字很工整。她从小练字,父亲教她的时候说过,字要正,人也要正。
她想起父亲躺在病床上的样子。想起母亲说“妈只能供你到这儿了”。想起孙浩宇那句“你读研,我评优,大家体面”。想起陈默说的“你这辈子唯一一次往上走的机会”。
她把笔放下,看着那张纸。
窗外的路灯把树影投在墙上,一晃一晃的。
她忽然想起周立诚在公交车上那个眼神。
一个被当众揭了短的人,不该那么平静。除非他早就在等这一天。
她拿起笔,在“可能不够准确”后面加了一句:
“以上内容不实,系本人受他人诱导所写。”
然后她把纸撕了。
从中间撕开,叠起来,再撕,撕成很小的一块一块,扔进垃圾桶。
她趴在桌上,肩膀抖了很久。
哭完,她洗了把脸,给周立诚打电话。
关机。
她又打了一遍。
还是关机。
她看着手机屏幕上“周立诚”三个字,心里忽然空了一下。
九、暗流
第二天,方岚被调走了。
调令来得很突然,说是“工作需要”,去控申科。控申科在另一栋楼,管信访接待,是全检察院最清闲也最没有前途的地方。
林知夏在走廊里碰到她。方岚抱着一个纸箱,里面是几本书、一个保温杯、一盆快要枯死的绿萝。
“方老师。”
方岚停下脚步,看了看四周,压低声音:“你那个卷宗,我看到你截图的记录了。”
林知夏的脸白了。
“别怕。”方岚说,“系统日志只有我能看。我删了。”
“为什么?”
“因为我也想知道那四十二个孩子叫什么。”方岚说,“十年前我还没调来,但档案是我整理的。我看过一份东西,看完就再也没敢想。”
“什么东西?”
方岚没有回答。她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塞进林知夏手里。
“这个人退休了,以前是市局刑侦的。2014年那案子,最初是他出的现场,后来被压下去了。”她说,“你要真想查,找他。别说是我给的。”
纸条上写着一个名字和一个手机号。
秦振国。
“方老师,您为什么帮我?”
方岚笑了一下,那笑很疲惫:“我帮不了你。我连自己都保不住。”
她抱着纸箱走了。走到走廊尽头,回过头,说了一句:
“林知夏,查清楚之前,别相信任何人。”
她抱着纸箱走了。
林知夏在走廊里站了一会儿,回宿舍。
宿舍里,三个室友都在。
她推门进去,其中一个正在收拾行李。
“你去哪?”
“我搬去隔壁。”室友低着头,把衣服往箱子里塞,“我妈说了,让我离你远一点。”
“为什么?”
“你说呢?”室友抬起头,眼睛是红的,“你知不知道我现在出去,别人都问我,你跟她一个宿舍,你是不是也举报过谁?”
另外两个没说话。
一个戴着耳机,假装在听歌。一个在刷手机,屏幕的光照着她的脸。
“我没有举报谁。”林知夏说,“我只是做了个笔录。”
“那有什么区别?”室友把箱子拉链拉上,“反正现在全校都知道,我们宿舍出了个‘举报姐’。”
她拖着箱子走了。
门在她身后合上,声音很轻。
那天晚上的课,林知夏坐在最后一排。老师点到她的名字时,停顿了一下,然后往下念了。
教室里很安静。前排有两个女生回过头看了她一眼,又转回去。
下课的时候,她听见身后有人小声说:“就是她。”
另一个声音说:“离她远点。”
她抱着书走出教学楼。十月的风很凉,吹得路两边的银杏叶哗哗地响。
半夜,她躺在床上,听见隔壁床的翻身声。
不知道过了多久,有人下床,轻手轻脚地走到她桌边,放下一样东西,又回去了。
她摸黑打开,是一碗泡面,一盒牛奶,还有一张便签。
便签上写着:泡面要泡三分钟。
没有署名。
她把那张便签捏在手里,捏了很久。
隔天下午,一份律师函送到了学院。
振邦科技委托律师事务所,指控林知夏“在网络上散布不实信息,侵害公司名誉权”,要求她七日内公开道歉,并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
律师函的落款是陈默。
辅导员把律师函转给她的时候,手都在抖:“知夏,要不……你就道个歉吧。道个歉,事情就过去了。”
林知夏把律师函看了三遍。
然后她做了一件事。
她去打印店,把所有的证据复印了三份,卷宗目录截图、论坛帖子、通报第37页、她自己写的调查笔记、汇款单照片。
一份锁在学校图书馆的寄存柜里,一份寄给了秦振国,一份用挂号信寄给了她自己。
她在邮局的柜台前填单子,手很稳。
营业员问她:“寄给谁?”
“寄给我自己。”
营业员抬头看了她一眼,没说话。
那天晚上回到宿舍,她发现门锁有被撬过的痕迹。
不是撬开,是撬过,锁芯上有几道新的划痕,像是有人试了钥匙,试不开,用手里的工具别了几下。
她推开门,屋里一切如常。
但她的抽屉被拉开了一条缝。她走的时候,抽屉是关严的。
她站在门口,没有开灯。
过了很久,她走进去,反手把门锁上,搬了张椅子顶在门后。
那一夜,她抱着那个文件袋,坐在床上,一直到天亮。
十、老秦
秦振国约在一家老茶馆见面。
茶馆在城南的老街,门脸很小,里面摆着八张方桌,墙上挂着一幅褪色的山水画。下午三点,只有两桌客人,一桌下棋,一桌打盹。
秦振国六十出头,穿一件旧夹克,头发剃得很短,左手小指缺了半截。
他给自己倒了一杯茶,又给林知夏倒了一杯。
“丫头,你胆子真大。”
“秦叔,当年的现场,您还记得多少?”
“记得。”他说,“我干了三十年刑警,就那一回,上级让我在笔录上写‘食物中毒’。”
“我不写,第二天就被调去管档案。”
“那您为什么还帮我?”
秦振国没有马上回答。他把茶杯放下,从手机壳里抽出一张叠得方方正正的纸,推给她。
是一张听力图。左耳的曲线几乎是一条直线,压在最低格。
“我女儿。”他说,“十二岁那年打链霉素打的。后来装了人工耳蜗,花了我半辈子积蓄。”
“她今年三十四,在聋校当老师。”
他把纸收回去,小心地塞回手机壳。
“我懂那些家长。”他说,“我不是帮你,我是帮我自己。我这口气憋了十年。”
“秦叔,当年您在现场,看到了什么?”
秦振国沉默了一会儿。
“我到的时候,孩子已经被拉走了。”他说,“教室里一股焦味,像电线烧糊了。地上有血,不多,一滴一滴的,从第一排一直滴到门口。”
“课桌上摆着几十个黑夹子,都是热的。”
“我捡起一个,烫手。”
“后来局里来了人,把我的现场笔录收走了。第二天,新的笔录摆在我桌上,让我签字。上面写着:经初步勘查,排除刑事案件可能,系食物中毒。”
“我签了。”
“为什么签?”
“因为我女儿那年要做第二次手术,需要钱。”秦振国说,“也因为我知道,我不签,有的是人签。”
他看着林知夏:“丫头,我告诉你这些,不是让你原谅我。我是想让你知道,这条路有多难走。你走到最后,可能连一个说谢谢的人都没有。”
“我知道。”
“你不知道。”秦振国摇头,“你现在以为,难的是找证据。不是。难的是你找到证据之后,发现没有人愿意接。”
“检察院、公安局、纪委,每一扇门后面都有人。你敲开一扇,里面的人跟你说,材料放下吧,我们研究研究。你等三个月,再去,门就换了锁。”
“那怎么办?”
“找对人。”秦振国说,“这案子在本地办不了,得往上走。省纪委监委有个驻点的指导组,组长姓李,是个硬茬。你得让他们觉得,这案子不办,要出事。”
“怎么让他们觉得?”
“证据要硬,时机要准,人不能死。”秦振国一字一顿地说,“最重要的是第三条。”
林知夏的心一沉:“周立诚有危险?”
“他要是聪明,现在就该跑。”秦振国说,“但他不会跑。这种人,等这一天等了十年,他不会跑。”
“那怎么办?”
“先把他藏起来。”秦振国说,“或者,让他自己站出来。”
他顿了顿:“丫头,我再问你一句,你想清楚了吗?这事捅出去,周立诚要坐牢。他资助你四年,你送他进去。你受得住?”
林知夏看着茶杯里浮着的茶叶。
“秦叔,”她说,“我要是因为受了他的恩,就不举报他,那四十二个孩子算什么?”
“算他行善的成本?”
秦振国看了她很久,忽然笑了。
“行。”他说,“你比我想的硬。”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推过来:“这是我列的单子。要办成这事,你需要四样东西。”
纸上写着四行字:
一、钱怎么走的(基金会流水、汇款单、录音)。 二、设备怎么坏的(采购合同、检测报告、后台日志)。 三、谁按了“忽略”(陆振邦的签字、邮件、会议纪要)。 四、一个愿意出庭的人。
“前三样,你手里有一点。”秦振国说,“第四样,得靠人。”
“谁?”
“王秀兰。”他说,“周立诚的前妻。”
“周老师跟我说了。”林知夏说,“东西在她那儿。地址也给了。”
“那你缺的不是地址。”秦振国说,“是让她肯拿出来的理由。”
“她恨陆振邦。当年周立诚‘失踪’那半年,家里断了经济来源,她带着孩子吃了不少苦。可她更恨周立诚。你要让她帮你,得先让她明白,她不是在帮周立诚。”
“那她在帮谁?”
“帮她自己。”秦振国说,“帮她那口气。”
第二天,秦振国带她去了城郊。
车开了四十多分钟,停在一家五金店门口。店招上写着“老魏五金”,字是手写的,油漆掉了大半。
店里堆着水管、合页、成卷的电线,一个六十来岁的男人正蹲在地上给一把锁配钥匙。
“魏工。”秦振国喊了一声。
男人抬起头,看见他,脸上的表情变了一下。
“老秦。”他站起来,把手在裤子上擦了擦,“你怎么来了。”
“有事。”
“什么事?”
“暖阳的事。”
魏工沉默了。他把手里的钥匙放下,走到门口,把卷帘门拉下来一半。
“进来说。”
店里有一张小桌,两把塑料凳。魏工给他们倒了两杯白开水,自己没坐。
“我什么都不知道。”他说。
“你什么都知道。”秦振国说,“那台设备的检测报告,是你写的。”
魏工的手抖了一下。
“老秦,你别害我。”
“我不是害你。”秦振国说,“我是来救你。这事早晚要翻出来,你现在说,是证人;等他们先找到你,你就是同案。”
魏工在店里走了两圈,忽然停下来。
“那报告,我留了一份。”他说。
“在哪儿?”
“在我老婆的娘家。”他说,“压在米缸底下,十年了。”
他坐下来,两只手撑着膝盖,像是终于卸下了什么。
“当年我在振邦做检测。暖阳那批样机,我测过。电源管理模块不合格,过载保护是假的,写的是‘已通过’,实际上根本没做。”
“我写了一份报告,建议暂缓上线。”
“第二天,我的主管把我叫去,说报告重写。我说,重写也是不合格。”
“他说,魏工,你儿子明年高考吧。”
魏工抬起头,眼睛是红的。
“我懂了。”
“我重写了报告。写‘经检测,符合标准’。”
“三个月后,出了事。”
“我辞职了。他们给了我二十万,让我签了保密协议。我拿着那钱,开了这家店。”
“十年了,我没跟人提过一个字。”
秦振国没有说话。
林知夏看着他:“魏工,那份报告,您愿意交出来吗?”
魏工看着她,看了很久。
“你是谁?”
“我叫林知夏。”
“你跟这事有什么关系?”
“我拿了他资助的钱。”她说,“四年。”
魏工愣了一下,然后笑了。那笑很苦。
“你比我强。”他说,“我拿了二十万,躲了十年。你拿了钱,还敢来。”
他站起来,走到柜台后面,从一个铁皮盒子里翻出一串钥匙。
“明天早上八点,你们来拿。”他说,“我去我老婆娘家一趟。”
“魏工,”秦振国说,“你想清楚。你把报告交出去,当年的事就得重说一遍。你可能会被追究。”
“我知道。”魏工说,“我这十年,每天半夜都醒。醒了就想,那天下午,那些孩子是什么样子。”
“我没见过。”他说,“我连现场都没去过。”
“可那些孩子戴的耳机,是我签字说合格的。”
他把钥匙揣进兜里,抬起头。
“我今年六十二了。”他说,“再不说,就没机会说了。”
第二天早上八点,他们拿到了那份报告。
一共四页,A4纸,纸边已经发黄。第三页上有一段被红笔圈了出来:
“结论:该批次样机电源管理模块存在设计缺陷,过载保护功能失效,建议暂缓投放使用。”
下面是一个签名:魏长庚。
林知夏把报告折好,放进包里。
“齐了。”秦振国说,“明天,去王秀兰那儿。”
十一、铁盒子
王秀兰住在城中村,一间不到二十平米的出租屋,门牌是用粉笔写在墙上的。
巷子很窄,两边堆着废品和煤球。林知夏走进去的时候,一只黄狗冲她叫了两声,又被一个老太太喝住了。
她敲了敲门。门开了。
王秀兰比实际年龄老得多,头发枯黄,眼神发直,穿着一件洗得发灰的毛衣。她听完林知夏的来意,先是惊恐,然后是愤怒,最后是一阵绝望的大笑。
“周立诚那个混蛋!他把我害惨了!”
她抓起桌上的搪瓷杯砸向墙壁,杯子瘪了一块,滚到床底下。
“他说他去外地进修,一走就是半年!电话打不通,人也找不到!陆振邦的人看着他,他不听话就不给钱!我带着孩子在医院走廊里睡了三夜,跟人借钱,被人指着鼻子骂骗子!”
“你知道最可笑的是什么吗?”她笑出了眼泪,“他回来的时候,兜里揣着五十万。他跟我说,这是借的,是跟朋友借的。他让我别问。”
“我问了。我问他,什么朋友能借你五十万?”
“他不说。他就坐在那儿,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抽到天亮,他说,秀兰,咱家以后不缺钱了,你别问了。”
“我没再问。”王秀兰说,“我拿着那钱给孩子做了手术。手术很成功。我儿子活了。”
“可我从此就没睡过一个好觉。”
屋子里安静下来。窗外有人在收废品,喇叭里的吆喝声一遍一遍地过。
“我去找过他们。”王秀兰忽然说。
“谁?”
“陆振邦的公司。”她盯着墙,“老周‘失踪’第三个月,孩子要交住院费,我没钱了。我打听到那家公司,坐了两个小时公交,站在他们楼下。”
“我跟前台说,我找陆振邦。前台问我,有预约吗。我说没有。她说没有预约不能进。”
“我在大厅里坐了一天。从早上坐到晚上,保安来赶我,我说我不走,我要见你们老板。他们就把我架出去了。”
“架到门口,我坐在地上哭。有个穿西装的小年轻出来,给我塞了一个信封,说,阿姨,这是老板让我给你的,你回去吧。”
“信封里三千块。”
“我没要。”王秀兰说,“我把信封扔他脸上了。”
“后来我才知道,那三千块,是他们公司给上访者的‘慰问金’标准。”
她笑了一声:“三千块。我儿子的命,在他们那儿值三千块。”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抱着孩子哭了半宿。孩子问我,妈你怎么了。我说,妈没事,妈就是累了。”
“他还小,他什么都不懂。”
“后来他长大了,他问我,妈,我爸是不是个坏人。”
“我跟他说,你爸不是坏人,你爸就是胆子小。”
“阿姨。”林知夏等她喘匀了气,才开口,“周老师现在愿意开口了。但光他一个人不够,我们需要证据。”
“我凭什么帮你?”
“不是帮我。”林知夏说,“是帮周洋。他现在二十岁,在国外读医。如果这件事一直捂着,他一辈子都得背着‘贪污犯的儿子’这五个字。他敢交朋友吗?敢谈恋爱吗?敢回国吗?”
王秀兰愣住了。
她看着林知夏,看了很久,忽然问:“你多大了?”
“二十一。”
“跟我儿子差不多。”
她转过身去,肩膀动了两下。林知夏以为她在哭,过了一会儿才发现她在笑——那种笑没有声音,只是肩膀在抖。
“你知道我这些年最恨什么吗?”她说,“我最恨的不是周立诚。我最恨的是,我明明什么都不知道,却要跟着他一起背这个。”
“他拿钱的时候没问过我。他坐牢的时候,我得跟着坐。”
她转过身,眼睛是干的。
“你要什么?”
“汇款单。还有录音。”
王秀兰盯着她:“你怎么知道有录音?”
“周老师说的。”
“他连这个都说了。”王秀兰喃喃地说,忽然笑了,“他这是真想进去了。”
她蹲下去,从床底下拖出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盒子。她用袖子把盒盖上的灰擦了擦,才打开。
里面是一沓汇款单,几部旧手机,还有一个牛皮纸信封。
“这是那些年陆振邦打给周立诚的钱,每一笔都有备注。”她把汇款单摊开,“‘暖阳助学’‘项目劳务’‘顾问费’——他一个开公交的,哪来的顾问费?”
“这个,”她拿起一部老式的诺基亚,“里面有录音。有一回他喝多了,给陆振邦打电话,哭着求他放过我们。陆振邦说,‘老周,你要是敢说一个字,我让你全家消失’。”
“我一直没敢扔。”王秀兰说,“我恨他,可我也怕。我想着,万一哪天用得着呢。”
林知夏的手在抖。她把东西一件一件收进包里。
“阿姨,谢谢您。”
“别谢我。”王秀兰背过身去,“我要是早拿出来十年,那些孩子可能就不用死那么多。”
她顿了顿,又说:“我有个条件。”
“您说。”
“别让我儿子知道,是我把这些东西交出去的。”她的声音低下去,“他恨他爸,可他更恨我。他觉得是我把他爸逼走的。要是他知道是我……他这辈子都不会认我这个妈了。”
林知夏看着她。
“阿姨,我会想办法。”
“你别糊弄我。”王秀兰说,“你们这些读书人,嘴上说得好听。”
“我不是糊弄您。”林知夏说,“我只是觉得,总有一天他会明白的。”
王秀兰没有再说话。她把铁盒子盖上,推回床底,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钥匙,放在桌上。
“这是老周家的钥匙。”她说,“他给我的,说万一他出事,让我进去收拾东西。”
“我拿着,一直没用过。”
“现在给你。”
十二、周洋
周洋的视频电话是半夜打来的。
林知夏刚睡着,手机在枕头边震动。她摸起来,看见屏幕上是个陌生的头像,划开。
画面很暗,只能看见一张年轻的脸,背景是宿舍,墙上贴着一张人体解剖图。
“你是林知夏?”
“我是。”
“我是周洋。”
她坐了起来。
“我爸跟我说了。”周洋的声音很平,“他说他资助了一个学生,叫林知夏。他说这个学生可能会把他送进监狱。”
林知夏没有说话。
“我想问你一句。”周洋说,“你为什么?”
“因为他犯了罪。”
“什么罪?”
“你爸没告诉你?”
“他说他以前做过错事。”周洋说,“他不肯说是什么事。我问他,他就挂电话。他这辈子就这样,什么都不说,什么都自己扛。”
屏幕那头沉默了一会儿。
“我六岁那年,他带我去公园。我摔了一跤,膝盖破了,他背我回家,一路没说话。到家门口,他忽然说,儿子,以后你要是恨我,别憋着,骂出来。”
“我那时候不懂。”
“现在我懂了。”周洋说,“他早就知道自己会有今天。”
林知夏看着屏幕。
“周洋,”她说,“有些事,我可以在电话里跟你说。但我觉得,你应该回来一趟。”
“回去?我这儿还有课。”
“你爸可能要坐牢。”她说,“在他坐牢之前,你最好见他一面。”
屏幕那头安静了很久。
“我买机票。”周洋说。
“等一下。”林知夏说,“你在国外,方便查东西吗?”
“查什么?”
“暖阳计划的设备。它的专利、它的供应商、它后来有没有再卖给别人。”
视频那头沉默了一会儿。
“我试试。”周洋说,“我导师的实验室有数据库。”
三天后,他发来一份文件。
是一份专利登记信息。申请日2016年3月,申请人:振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明人一栏,有两个名字。
一个是“陆振邦”。
另一个是“沈拓”。
“这个沈拓是谁?”周洋在电话里问。
“不知道。”林知夏说。
“我查了。”周洋说,“他现在是暖阳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的首席技术官。”
“暖阳医疗?”
“振邦的全资子公司,做助听器和人工耳蜗。”周洋说,“我看了他们的官网,最新一款产品叫‘暖阳四代’,宣传语是‘让每一个孩子听见春天’。”
林知夏握着手机,很久没有说话。
“姐,”周洋说,“你说,我爸签的那份合同,是不是还在给别的孩子用?”
“我不知道。”她说。
“我去查。”
“你别去。”林知夏说,“你回来。”
两周后,周洋回国了。
他比照片上瘦,眼睛像他父亲,但下巴像王秀兰。他拖着一个行李箱,站在机场出口,看见林知夏,点了点头。
“你比视频里瘦。”他说。
“你也是。”
他们坐机场大巴进城。一路上,周洋一直看着窗外,不说话。
“你多少年没回来了?”
“六年。”
“变化大吗?”
“大。”他说,“我走的时候,这条路上还没有地铁。”
车子经过市三中门口。周洋忽然说:“停一下。”
“这儿不能停。”
“就停一下。”
司机从后视镜里看了他们一眼,没说话,靠边停了。
周洋下车,站在马路边,抬头看那栋楼。楼是九十年代的样子,外墙贴着白瓷砖,门口挂着一块牌子:市第三中学。
“我爸每年高考都来这儿站着。”他说,“我知道。”
“你怎么知道?”
“我姑姑说的。”周洋说,“她说他每年都请假,站一天,回家就喝酒,喝完就哭。”
“我小时候不懂。我以为他是在等谁。”
“后来我长大了,我想,他可能是在等他自己。”
他转过身,看着林知夏。
“你还没告诉我,他到底做了什么。”
林知夏把一切说了。
从暖阳计划,到四十二个孩子,到五十万,到那只刻着43的耳机。
她说了很久。周洋一直听着,没有打断。
说完,他蹲在马路牙子上,双手抱着头,很久没有起来。
“我学医的。”他说,声音闷在胳膊里,“我学医,是因为他。”
“我十岁那年做手术,给我主刀的医生姓吴。他跟我说,你以后要是想救人,就来学医。”
“我信了。我学了三年,解剖、生理、病理。我以为我在救人。”
“原来我的学费,是别人的命。”
林知夏蹲下来,和他平视。
“周洋,”她说,“那不是你的错。”
“我知道不是我的错。”他抬起头,眼睛红了,“可我也不能当不知道。”
他站起来,抹了把脸。
“我跟你一起查。”
“你爸不会同意的。”
“我不需要他同意。”周洋说,“他替我做了十年决定。轮到我做一次了。”
那天晚上,周洋说要去见父亲。
林知夏问他要不要陪。
他说,要。
筒子楼的楼道还是那么暗。声控灯要跺两下脚才亮。周洋站在三楼,手抬起来,又放下。
“我没敲过这个门。”他说,“六年了。”
“现在敲。”
他敲了三下。
门里有脚步声。很轻,走到门后停住了。
门开了一条缝。
周立诚看见儿子,整个人僵在那儿。
“……你怎么回来了。”
“你说呢。”
周立诚把门拉开,侧身让开。他的手在门框上撑了一下,像是站不稳。
屋子很小。周洋站在门口,没有马上进去。他看了一圈——床,桌子,掉漆的衣柜,柜子上那台老式的收音机,桌角那一沓用橡皮筋捆着的汇款单。
“你就住这儿?”
“住了十年。”
周立诚手足无措,把床上的外套拿开,又觉得不对,转身去倒水。杯子没拿稳,掉在地上,碎了。
他蹲下去捡,手抖得厉害,捡了两次都没捡起来。
“爸。”
周立诚没有抬头。
“我今天在楼下站了二十分钟。”周洋说,“不敢上来。”
“我一直在想,见了你,第一句话该说什么。我想了很多句。骂你的,打你的,问你为什么的。”
“结果我上来,只说得出一句,我回来了。”
周立诚蹲在地上,肩膀开始抖。
他没有哭出声。他把碎片一片一片捡进手心,捡完了,才站起来,把手心里的碎片倒进垃圾桶。
“我给你下碗面。”他说。
筒子楼的公共厨房在楼道尽头。周立诚煮了两碗面,卧了两个鸡蛋。端进来的时候,汤洒了一路。
父子两个面对面坐着,谁也没说话。
面很烫。周洋吃了一口,又放下筷子。
“为什么。”他问。
周立诚低着头,看着碗里的面。
“你那年十岁。”他说,“医生说,再拖半年,就没机会了。”
“我借遍了所有能借的人。你妈的姐姐说,这钱借出去就是扔水里。你舅舅说,算了吧,再生一个。”
“我不想再生一个。”
“我就想让你活。”
周洋的手指在桌面上收紧了。
“你让我活了。”他说,“可你让我怎么活?”
“我在国外六年。我每次交学费,都在想,这钱是哪来的。我问过你,你说是你攒的。我信了。”
“我学医,是因为我想救人。我现在才知道,我学医的钱,是别人的命。”
周立诚摇头:“不是别人的命。”
“是什么?”
“是我的命。”他说,“我拿我的命换的。我这十年,活得像个死人。”
周洋沉默了很久。
“爸。”他说,“我不原谅你。”
“我不用你原谅。”
“但我会陪你去自首。”
周立诚抬起头。
“我想好了。”周洋说,“你去自首,把事说清楚。该判多少判多少。我等你。”
“你等我?”
“我等你。”周洋说,“你出来的时候,我三十二。你六十五。我们还有时间。”
“这六年的账,我们慢慢算。”
周立诚的手抖得厉害。他把碗推开,站起来,走到桌边,从抽屉最里面拿出一个牛皮纸信封。
“这个,你带走。”
“什么?”
“十一个孩子的名字。”周立诚说,“我查了十年。一个一个查的。有的在旧报纸上,有的是我一家一家问出来的。”
周洋接过来,抽出里面的纸。
纸很旧,边缘起了毛。上面是手写的名字,一行一个,字迹从工整一路变到潦草。
“你拿去,交给该交的人。”周立诚说。
周洋看着那张纸,没有收。
“你自己交。”他说。
周立诚愣住了。
“你自己交。”周洋又说了一遍,“你记了十年,最后一步,你自己走。”
周立诚看着儿子,看了很久。
然后他点了点头。
周洋站起来,走到门口。
“爸。”
周立诚抬头。
这是六年来,他第一次听见儿子叫他。
“面太咸了。”周洋说。
周立诚笑了,眼泪掉下来。
“下次少放盐。”
林知夏在楼下等。
周洋下来的时候,站在楼道口,抬头看了一会儿天。十月的夜,天很高,一颗星星也没有。
“怎么样?”她问。
“他答应自首了。”周洋说。
“什么时候?”
“后天。”
“后天?”
“他说要收拾一下东西。”周洋说,“我看他那屋子,没什么好收拾的。”
他顿了顿。
“他就是想再睡两个晚上。”
十三、空屋
就在林知夏准备把材料送到省里的时候,周立诚不见了。
那天是周一。她给他打电话,关机。打了两遍,还是关机。
她赶到公交场站。调度员是个胖胖的中年女人,翻着一个本子说:“周师傅请病假,三天。”
“什么病?”
“不知道。他打电话来,声音怪怪的。”
她去了筒子楼。
三楼,门虚掩着。
她推开门,一股味道扑面而来,不是血腥味,是那种东西被翻乱之后,灰尘扬起来的味道。
屋里被翻得乱七八糟。
衣柜门开着,衣服扔了一地。床垫掀在地上。桌上那个相框摔碎了,玻璃碴里躺着周洋的照片,照片上有一道裂纹,正好从孩子的脸上划过去。
抽屉全被拉开,里面的东西倒了一地。汇款单不见了。鞋盒不见了。那几部旧手机,也不见了。
林知夏站在屋子中央,后背一阵一阵发凉。
她蹲下去,在地上捡起一样东西。
是一块蓝布。
布被踩过,上面有一个鞋印。布是空的。
她握着那块布,站了很久。
她拉开抽屉,把手伸进夹层,摸到两样东西。
一张银行卡,和一张折成四折的纸。
卡很旧,磁条磨得发亮。纸的边角已经磨毛了,看起来放了不止一天。
她把纸展开。是周立诚的字,写得很潦草。
“知夏:
我去办点事。要是我三天没回来,你就把东西交出去,别管我。
我把周洋托给你了。他脾气倔,你多担待。
那五十万,我还剩四十二万,存在一张卡里,卡在抽屉夹层。密码是周洋的生日。
这钱不干净,你别用。替我还给那些孩子的家里。多少是个意思。
周立诚”
纸的右下角,有一小片水渍,已经干了。
她把卡和纸条一起收进包里。
然后她掏出手机,拨了秦振国的号码。
“秦叔,周立诚失踪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
“我知道了。”秦振国的声音很快,“陆振邦动的手。他们想用他换你手里的东西。”
“换?”
“你手里有他们怕的东西。”秦振国说,“周立诚在他们手里,他们就有筹码。你现在在哪?”
“我在他家。”
“别待在那儿。出来,往人多的地方走。你现在去派出所没用,市局里有他们的人。”
“那我去哪?”
“省委。”秦振国说,“省纪委监委有个驻点的指导组,在省委大院三号楼。你直接去,找李处长。”
“我怎么说?”
“你就说,2014年6月8日,市三中考点,四十二个孩子。”秦振国说,“他会见你。”
“秦叔,您呢?”
“我在路上了。”他说,“记住,除了我,谁都别信。”
十四、市委门口
林知夏抱着文件袋跑下楼。
楼道里的声控灯一盏一盏亮起来,又一盏一盏灭下去。
她冲到巷口,停住了。
马路对面停着一辆黑色的SUV,发动机没熄,排气管在冒白气。
车窗降下来一条缝。
她转身就跑。
跑了两步,她又停住了——巷子另一头,也停着一辆车。
她站在巷子中间,前后都是车,两边是高墙。
她摸出手机,手指发抖,拨了一个号码。
“喂,出租车吗?城南老街,城中村口,快。”
“几分钟?”
“不知道,快!”
她挂了电话,退到墙根,把文件袋抱在胸前。
黑色SUV的车门开了。下来三个人,其中一个她认识,陈默。
“林同学。”陈默的声音在巷子里回响,“我们谈谈。”
“没什么好谈的。”
“周师傅在我们那儿。”陈默说,“他挺好的,就是有点想家。”
“你们把他怎么了?”
“没怎么。”陈默走近两步,“我们只是想跟你换点东西。你把包给我,我把周师傅还给你。公平吧?”
“我凭什么信你?”
“你没得选。”陈默说。
就在这时,巷口照进来两道光。
一辆出租车拐进来,司机摇下车窗,探出头:“谁叫的车?”
林知夏冲过去,拉开门,钻进去。
“省委!快点!后面有人追!”
司机从后视镜里看了一眼,骂了句脏话。
一脚油门。
出租车窜出去,在巷口拐了个弯,轮胎在地上划出一道黑印。那辆黑色SUV立刻跟了上来,车头几乎贴到出租车的后保险杠。
“师傅,快!”
“快不了!前面红灯!”
“闯!”
“闯红灯要扣分的!”
“我给你钱!”
司机咬咬牙,一打方向盘,从两辆车中间挤过去,冲上了主路。
后面的SUV紧咬着,两次贴到车尾。有一次,林知夏从后视镜里看见陈默的脸,就在车窗外面,隔着一层玻璃。
出租车在车流里连变三条道,司机的额头全是汗。
“姑娘,你到底得罪谁了?”
“我得罪了一个有钱人。”
“有钱人?”司机骂了一声,“那你还坐出租车?”
林知夏没笑。
她抱着文件袋,缩在后座,听见自己的心跳声盖过了喇叭声。
她想起周立诚在公交车上那句“没事”。
想起他在筒子楼里说“让我再想想”。
想起他把蓝布打开,露出那只耳机,说“我想着,总有一天要还给谁”。
“周老师,”她在心里说,“你得撑住。”
省委大院在城东,门口有两个石狮子,哨兵站得笔直。
出租车一个急刹,停在门口。
林知夏推开车门,冲上台阶,举着学生证和实习证喊:“我是政法大学学生,市检察院实习生!我有重大案件线索要举报!我要见省纪委的李处长!”
哨兵拦住她:“同志,你冷静一下,登记。”
“来不及登记了!”
那辆黑色SUV停在马路对面,三个人下了车,快步朝这边走来。
“把她带走。”陈默说。
林知夏退到哨兵身后:“他们是。”
话没说完,警笛响了。
两辆警车从侧道冲出来,横在门口。车门打开,秦振国第一个下车,手里举着证件:“都不许动!警察!”
那三个人愣住了。
其中两个想跑,被按在地上。陈默站在原地,没有动,看着林知夏,忽然笑了一下。
眼镜掉在马路牙子上,碎了一片。
秦振国走过来,扶住她。
“做得好。”他说,“李处长在里面等你。”
他没解释自己是怎么在十分钟里叫来两辆警车的。后来她才知道,他给省厅的一个老同学打了电话,用的是二十年前的人情。
第三部 审判
十五、四十二个名字
省纪委监委的驻点指导组设在省委大院三号楼,楼道里铺着深红色的地毯,踩上去没有声音。
林知夏在会客室等了四十分钟。
门开了,进来一个五十来岁的男人,中等身材,穿一件深灰色夹克,手里端着一个搪瓷缸。
“李卫东。”他把缸子放在桌上,“坐。”
林知夏把文件袋放在桌上,一样一样往外拿。
卷宗目录截图。论坛帖子打印件。通报第37页的复印件。她自己写的调查笔记。魏长庚的检测报告。王秀兰交出的汇款单和那部诺基亚。那只刻着43的耳机。
李卫东没有马上看。他先看她的脸。
“你叫什么?”
“林知夏。”
“哪个学校的?”
“政法大学,法学院,大四。”
“你知不知道,你这些东西,有一半是违规取得的?”
“知道。”
“知道还做?”
“因为不这样做,我拿不到。”
李卫东看着她,看了几秒,忽然笑了一下。
“行。”他说,“你先说。从头说。”
林知夏说了两个半小时。
她说了302路,说了赵红梅,说了孙浩宇,说了那份推免表。她说了陈默按在书页上的那只手,说了黑色轿车贴着她擦过去的那半米,说了被撬过的门锁。
她说了周立诚,说了筒子楼,说了那块蓝布,说了五十万。
她说了四十二个孩子,十一个死者。
李卫东一直听着,没有打断。偶尔在本子上记两个字。
她说完了,屋子里安静下来。
“林知夏。”李卫东开口,“我问你一个问题,你老实回答。”
“您问。”
“你为什么要查这件事?”
“因为我是学法的。”
“这个答案太漂亮了。”李卫东说,“漂亮答案我不信。你再说一遍。”
林知夏沉默了一会儿。
“因为我拿了他的钱。”她说,“我拿了四年的钱。我花的时候不知道,现在知道了。我得把这笔账还上。”
“还给谁?”
“还给那四十二个孩子。”她说,“虽然他们收不到了。”
李卫东把搪瓷缸端起来,喝了一口。
“东西留下。”他说,“人回去。这两天别乱跑,也别跟任何人说见过我。”
“李处长,周立诚失踪了。”
“我知道。”李卫东说,“我们的人在找。”
“他能撑到你们找到吗?”
李卫东看着她:“这话你不该问我。”
“林知夏,我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
“您问。”
“你怕吗?”
“怕。”
“怕还做?”
“怕也得做。”她说,“我要是不做,以后我接每一个案子,都会想起今天。”
李卫东看了她一会儿,忽然从抽屉里拿出一样东西,放在桌上。
是一枚旧徽章,红底金边,边缘已经磨得发亮。
“我年轻的时候,也有过这么一天。”他说,“我没做。我回家哭了一夜,第二天照常上班。”
“我今年五十三。”他说,“这枚徽章我留了三十年,一直没敢戴。”
“你替我戴一天。”
林知夏看着那枚徽章,没有伸手。
“李处长,这个我不能要。”
“我不是给你。”李卫东说,“我是让你记住,今天有人给过你。”
他把徽章收回去,放进抽屉。
三天后,陆振邦在省城的一个饭局上被带走。
同一天晚上,周立诚在城郊一家小旅馆里被找到。
他被关了两天两夜,不给吃不给喝,逼他打电话给林知夏,让她把手里的东西交出来。他没打。
秦振国带人踹开门的时候,他坐在地上,背靠着墙,嘴唇干裂,看见穿警服的人,第一句话是:
“你们可算来了。”
审讯室在招待所地下室,墙是软的,灯是白的,亮得没有影子。
陆振邦坐在对面,穿一件没有领带的衬衫,袖口扣得整整齐齐。他被带进来时,还跟门口的年轻警察点了点头,像在赶一场迟到的会。
“林同学。”他先开口,“我听说过你。”
林知夏坐在检察官旁边。她本来不该坐在这里——她是报案人和证人。是李卫东去争的,理由是“这孩子见过的比你们多”。
“陆总,”她说,“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
“请。”
“2014年6月8日,下午三点十七分,暖阳计划后台收到过一条设备告警。告警编号是多少?”
陆振邦看着她,笑了一下:“十年了,我怎么可能记得一个编号。”
“是A-043。”林知夏说,“告警是按设备编号走的。043号机,那天在第三考场。您不但记得,您还亲手批了两个字:忽略。因为那天下午您在上海参加颁奖礼,您不想被打断。”
陆振邦的手指在桌面上停了一下,又恢复原样。
“这是猜测。”
“这是日志。”她把一份打印件推过去,“服务器迁移的时候,旧日志备份到了灾备中心。专案组昨天调出来的。您的公司很大,大到忘了删干净。”
审讯室里安静了很久。
“那又怎么样?”陆振邦终于开口,声音还是稳的,“一台设备故障,一个老师失职,一家公司赔偿。该罚的罚,该赔的赔。我可以说,我当年做出的每一个决定,都是为了让这件事的影响降到最低。”
“四十二个孩子。”林知夏说。
“我知道。”
“您知道他们的名字吗?”
陆振邦没有回答。
林知夏从包里拿出一张纸,慢慢地念:
“陈果,十四岁,第三考场,第一排。”
“李想,十五岁,第三考场,第四排。”
“王小雨,十四岁,第二考场。”
“张一鸣,十五岁,第三考场,第五排。”
“刘念,十三岁,第一考场。”
她念到第九个的时候,陆振邦说:“够了。”
“才念到第九个。”林知夏抬起头,“还有三十三个。”
“林同学,”陆振邦说,“你这样没有意义。”
“有意义。”她说,“您刚才说,您把影响降到最低。我想知道,您降到的那个‘最低’,是多少。”
“是十一个死人,三十一个听不见的孩子,四十二个再也没过过一次好年的家庭。”
“陆总,您连一个名字都记不住,凭什么说您把影响降到了最低?”
陆振邦看着她,很久。
然后他把身体往后靠了靠,第一次露出一点疲态。
“林同学,你今年大四吧。”
“是。”
“保研没了?”
林知夏没有说话。
“我可以帮你。”陆振邦说,“不是收买,是投资。我看人很准。你这样的人,将来会有出息。”
“陆总,您现在说这个,是觉得我会动摇?”
“我不觉得你会动摇。”他说,“我只是习惯了谈条件。”
“那我也跟您谈个条件。”林知夏说,“您把那四十二个名字背下来。背完,我就不念了。”
陆振邦看着她。
“背不下来吧。”她说。
审讯室里安静下来。
“你很像一个人。”他说。
“谁?”
“我年轻的时候。”他说,“那时候我也觉得,这世上的事,只要肯查,总有真相。”
“后来我发现,真相是有价格的。有的人买得起,有的人买不起。”
“您买得起吗?”
陆振邦笑了:“我买了十年。”
门开了。
李卫东走进来,把一份文件放在桌上。
“陆振邦,周立诚找到了。”他说,“他愿意作证。”
陆振邦脸上的笑,第一次僵住了。
十六、认罪
周立诚被送到市医院,住了三天。
林知夏去看他。他躺在病床上,瘦了一圈,左脸有一块淤青,手上打着点滴。
“你来了。”他说。
“周老师。”
“别叫老师了。”他摇摇头,“我担不起。”
林知夏在床边坐下。两个人都没说话,病房里只有心电监护仪的滴滴声。
“知夏,”他先开口,“我听说,你把我那点东西都交出去了。”
“嗯。”
“我是不是要坐牢?”
“是。”
“判多少?”
“不知道。”她说,“律师说,过失致人死亡加受贿,数罪并罚,十年以上。”
周立诚点点头,像是早就想过这个答案。
“知夏,我不怪你。”他说,“我要是怪你,我就不会给你钥匙。”
“钥匙?”
“王秀兰给你的那把。”他说,“是我让她给的。”
林知夏愣住了。
“我早就想自首了。”周立诚说,“想了十年。每年高考那天,我站在马路对面,看着那些孩子进去,我都在想,今年去自首吧。明年去自首吧。”
“可我不敢。”
“我怕坐牢,我怕我儿子知道,我怕陆振邦报复。”
“后来你出现了。”他说,“你那天在考点门口,牵着那个听障女孩的手,一层一层地问。我就想,这丫头将来一定是个好律师。”
“我资助你,一半是帮你。另一半,是想给自己留一条路。”
“什么路?”
“一条被人发现的路。”他说,“我想,要是我资助的孩子将来知道了,她一定不会放过我。”
“我在等一个人来抓我。”
林知夏的眼泪掉了下来。
“周老师,您这样太残忍了。”她说,“您把选择权交给我,让我来做那个坏人。”
“是。”周立诚说,“对不起。”
“可我要是不做呢?”
“那我这辈子就这么过去了。”他说,“也不算太坏。开公交,看孩子,每年站一天。”
“但你会做。”他说,“我认人很准。”
林知夏擦了擦眼睛。
“周老师,我问您最后一句话。”
“你说。”
“您四年前给我交第一笔学费的时候,知不知道那钱是谁的?”
周立诚看着她。
“知道。”他说。
“那您为什么还要给我?”
“因为那是我唯一能做的干净事。”他说,“我知道那钱脏。可我把它给你,它就有一点点变干净了。”
“这算不上赎罪。”他说,“这只能算,我给自己留了一点点念想。”
第二天,检察院来做笔录。
来的是两个人,一个年轻的,一个中年的。他们坐在病床边,摊开本子。
“周立诚,你说你早就想自首,为什么拖了十年?”
周立诚看着天花板。
“因为我怕。”
“怕什么?”
“怕坐牢,怕我儿子知道,怕陆振邦。”
“还有一个原因。”
中年检察官抬起头:“什么原因?”
“我在等人。”周立诚说,“我想等一个跟我没关系的人来问我。不是警察,不是记者,是一个真的想知道真相的人。”
“如果没人来呢?”
“那就等死。”
年轻检察官的笔停了一下。
“最后一个问题。”中年检察官说,“那五十万,你后来用了吗?”
“用了八万。”周立诚说,“给我儿子交了第一年的学费。”
“剩下的呢?”
“剩下的四十二万,我一分没动。”他说,“存在一张卡里,卡在抽屉夹层。”
“我想着,等我死了,让周洋把这钱还回去。”
“还多少?”
“四十二万,四十二个孩子。”他说,“一个人一万。”
“不够。”
“我知道不够。”周立诚说,“可我只能还这么多。”
十七、开庭
庭审持续了三个月。
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第三审判庭,能坐八十个人。第一天,来了六十多个,一半是记者,一半是受害者家属。
陆振邦的律师团有六个人,领头的姓魏,五十多岁,头发梳得很整齐,说话不紧不慢。
他们的辩护策略很清晰:把责任推给已离职的技术人员,推给“行业普遍存在的赶工期”,推给那三十一个听力受损的孩子。
“审判长,”魏律师说,“我的当事人承认,暖阳计划在管理上存在疏忽。但疏忽不等于故意。至于后果,我们必须指出,四十二名受害者本身就有听力障碍,其损害后果与设备之间的因果关系,难以完全归因。”
旁听席上有人骂了一句。
法警看过去,声音停了。
林知夏坐在旁听席第一排。她看见王秀兰坐在最后一排,穿着一件新的黑外套,从头到尾没抬头。她看见赵红梅坐在斜对面,手里攥着一串佛珠,珠子一颗一颗地过。
她看见周洋坐在她旁边,两只手放在膝盖上,一动不动。
第三天,林知夏出庭作证。
魏律师站起来,走到她面前。
“林知夏同学,我问你一个问题。”他说,“你举报周立诚的时候,知不知道他资助了你四年?”
“知道。”
“你知不知道,没有他,你今天不会站在这里?”
“知道。”
“那你为什么还要举报他?”
法庭里很安静。
林知夏看着魏律师,又看了看旁听席。
“因为我举报的,不是他资助我这件事。”她说,“是他参与制造那场事故、害死十一个孩子这件事。这两件事,不能放在一个天平上称。”
“可是,”魏律师说,“你拿了他的钱。”
“是。”
“你花了四年。”
“是。”
“你现在反过来指控他。”
“是。”
“林知夏同学,”魏律师的声音提高了,“你不觉得,这叫忘恩负义吗?”
林知夏沉默了几秒。
“我觉得。”她说,“我每天都觉得。”
“但法律不问我觉得。”
“法律只问,他做没做。”
魏律师看着她,忽然笑了笑,转身对审判长说:“我问完了。”
第十一天,王秀兰出庭。
她站在证人席上,整个人比林知夏第一次见她时更瘦,但那件黑外套穿得很正。
魏律师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王秀兰女士,你恨你的前夫吗?”
“恨。”
“你恨他,所以你今天站在这里,指证他。”
“我指证的不是他。”王秀兰说,“我指证的是陆振邦。”
“可你提供的录音,是关于你前夫的。”
“录音里的人,是陆振邦。”王秀兰说,“他说,你要是敢说一个字,我让你全家消失。”
“这句话,你恨了十年。”
“是。”
“所以你把它拿出来,是为了报复。”
王秀兰看着她,忽然笑了。
“律师,”她说,“我要是想报复,我十年前就拿出来了。那时候我恨他恨得睡不着觉,我天天想,我要让他坐牢,我要让他身败名裂。”
“可我没拿。”
“为什么?”
“因为我儿子要上学。”她说,“因为我怕。”
“现在你不怕了?”
“现在我怕。”王秀兰说,“我比十年前还怕。可我儿子跟我说,妈,你把它交出去吧。他说,我不想以后我的孩子问我,爷爷是干什么的,我只能说,爷爷是个开公交的。”
“我想了三天。”她说,“我想,我这辈子没做过一件对的事。这一件,我想做对。”
旁听席上有人哭出了声。
魏律师没有再问。
第十三天,陈默出庭。
他穿着囚服,头发剃短了,人瘦了一圈。他在被告席旁边坐下,没有看陆振邦。
公诉人问:“2014年6月9日到6月20日,你在做什么?”
“处理善后。”陈默说,“公司成立了一个小组,我负责跟家长谈。”
“怎么谈?”
“一个一个约。约到宾馆,或者茶楼。先是安抚,然后是赔偿方案,最后是协议。”
“协议的核心条款是什么?”
“赔偿二十八万,条件是火化、不尸检、不接受采访、不集体上访。”
“有没有家长不同意?”
“有。”
“你们怎么处理?”
陈默沉默了一下。
“拖。”他说,“不签就不给钱。有的家长等不起。”
“有没有更激烈的手段?”
“有。”陈默说,“有一个家长,姓陈,他不同意签。我们的人跟了他半个月,跟到他单位,跟他老婆单位。后来他签了。”
旁听席上有人骂了一声。
“被告陈默,”公诉人问,“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因为公司让我做。”陈默说,“也因为我能拿到钱。”
“拿了多少?”
“第一年,连工资带奖金,六十多万。”
“你当时知道那些孩子是怎么死的吗?”
“知道。”
“知道还做?”
陈默低下头,很久没有说话。
“我以为那不是我的事。”他说,“我只是个跑腿的。”
公诉人转向审判长:“审判长,我请求出示证物十七号。”
法警把一份文件递上去。
“这是被告陈默主动向侦查机关提交的‘善后工作台账’。”公诉人说,“上面记录了四十二个家庭的姓名、住址、赔偿金额、签字日期。”
“台账的最后一页,有一行手写的备注。”
“备注写的是:‘第11号、第19号、第27号,家属情绪不稳,建议加强关注。’”
“被告陈默,这行字是谁写的?”
“我写的。”
“什么意思?”
“意思是,让我们的人盯着他们。”
法庭里安静了几秒。
“被告陈默,”审判长问,“你最后还有什么要说的?”
陈默抬起头。
“我儿子今年十岁。”他说。
“我每次看见他,就想起那些孩子。”
“我不是好人。”他说,“但我也不想让我儿子将来知道,他爸是个什么人。”
“所以我全说了。”
法警把他带下去。
经过被告席的时候,他停了一下,看了陆振邦一眼。
陆振邦没有看他。
第十四天,法庭播放了一段视频证言。
证人是当年暖阳计划的设备调试员。姓名没有公开,判决书里写作“沈某”。画面做了处理,声音也变了调。
“那天下午三点十七分,我的耳机里响了一声。”
“我知道那是什么声音。那是过载。”
“我站起来,想喊停机。可我张不开嘴。”
“那台机器的声音,我到现在还记得。”
法庭里安静了很久。
林知夏看着屏幕上那个模糊的轮廓。她看不清他的脸,只看见他的肩膀在抖。
录像放完了。审判长问辩护人有没有问题。
魏律师站起来,说:“没有。”
第十五天,陈果的母亲出庭。
她姓李,叫李桂芳,五十三岁,穿一件黑色的外套,头发梳得很整齐,别着一枚旧发卡。
法警把她带到证人席。她坐下来,两只手放在膝盖上,很规矩。
魏律师站起来:“李女士,你和被告陆振邦的公司签过一份协议,对吗?”
“签过。”
“协议的内容是什么?”
“赔偿二十八万。条件是火化,不尸检,不接受采访。”
“你签了?”
“签了。”
“为什么签?”
李桂芳看着他,看了很久。
“因为我没钱。”她说,“我男人那年查出肝硬化,躺在医院里。我女儿躺在殡仪馆里。他们跟我说,签了,钱三天到账;不签,就一直拖。”
“我签了。”
“签字那天,我手抖得写不成字。他们递给我一支笔,说,阿姨,慢慢写。”
法庭里很安静。
“李女士,”魏律师说,“你今天来,是为了什么?”
“为了我女儿的名字。”
“什么意思?”
“十一年了。”李桂芳说,“我女儿的墓碑上刻着‘爱女陈果’,可我从来不敢跟人说我女儿是怎么死的。亲戚问,我说是生病。邻居问,我说是意外。”
“我不敢说。说了,那二十八万就要退回去。”
“我女儿就这么没了。连个说法都没有。”
她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照片,递给法警。
“这是她十三岁生日拍的。”她说,“她爱笑。她笑起来有两个酒窝。”
“她爱画画。她画的太阳是橙色的,她说,太阳是暖的。”
“那天早上她出门,跟我说,妈,我考完了想吃肯德基。”
“我说,好,妈给你买。”
“我没买成。”
旁听席上有人捂住了嘴。
李桂芳转向被告席。
“陆振邦。”她叫他的名字,声音不大,“我不要你的钱。你的钱我不要了,我退给你们。”
“我只要你记住我女儿的名字。”
“她叫陈果。果子的果。”
陆振邦坐在被告席上,没有抬头。
李桂芳看了他一会儿,从证人席上站起来,对着审判长鞠了一躬。
“我说完了。”
法警把她带下去。经过旁听席的时候,她的脚步很稳。
最后陈述的时候,周立诚站了起来。
他穿着一件蓝色的囚服,头发剃短了,人瘦得厉害,但站得很直。
“审判长,我认罪。”他说,“我不是被人骗的。我是自己选的。我选了钱。”
“我儿子那年十岁,要做手术,需要四十万。我一个月工资三千四。陆振邦的人找到我,说走个流程,签个字,给我五十万。”
“我知道那不对。可我签了。”
“出事那天下午,我在考场里。第一个孩子倒下去的时候,我就在旁边。我按了停机键,没反应。我跑去拉总闸,门口有人拦着我。”
“我冲上去,扯掉了一个孩子的耳机,抱着他往外跑。跑到门口,被人拦住了。”
“那个孩子叫陈果。十四岁。她没救回来。”
他停了一下。
“这些年,我每年高考都去市三中门口站着。我不是在赎罪。赎罪是给活人看的。我是在等。”
“等什么?”
“等有人来抓我。”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展开。
“这是我记的名字。”他说,“十一个。我一个一个查的。”
“陈果,李想,王小雨,张一鸣,刘念,赵小满,孙乐,周舟,吴桐,郑好,冯雨。”
“我念完了。”他说,“我记了十年。以后我还会记。”
他把纸叠好,放回口袋。
“我对不起他们。我不求原谅。”
“被告人陆振邦,”审判长问,“你最后还有什么要说的?”
陆振邦站起来,伸手理了理袖子。
“我有三句话。”他说。
“第一句,我承认,暖阳计划的设备存在缺陷,我签字同意上线,我有责任。”
“第二句,我否认我是为了钱。这个项目如果做成了,它会是中国最好的听力辅助系统,它会帮到几十万个孩子。我承认我赌了,但我不承认我贪了。”
“第三句,”他停顿了一下,“如果时间重来,我还是会做这个项目。我只是会换一家供应商。”
旁听席上有人站了起来。
“你放屁!”
法警上前制止。那个人被按回座位,还在骂。
陆振邦站在那里,脸上没有表情。
审判长问他:“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陆振邦想了想。
“陈果。”他说,“第三考场,第一排。”
“我记得她。”
法庭里没有人说话。
李桂芳坐在第三排,听见这个名字,慢慢抬起了头。
“我记得她,是因为她是第一个。”陆振邦说,“后面的事,我记不清了。”
“我说完了。”
他坐下来。
法庭里静得能听见空调的风声。
十八、判决
宣判那天,法院外面下着小雨。
林知夏站在台阶上,看见记者们举着长枪短炮,看见受害者的家属打着黑伞,看见周洋站在人群外面,一个人。
审判长念了四十分钟。
“……被告人陆振邦,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犯妨害作证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犯绑架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判决书里有一段话,林知夏后来抄在了本子上:
“被告人陆振邦归案后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其家属代其赔偿部分被害人经济损失,依法可以从轻处罚。”
“被告人周立诚,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犯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二年。鉴于其主动投案、如实供述并协助抓捕同案犯,依法从轻处罚。”
“被告人陈默,犯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
判决书念完,审判长合上卷宗。
旁听席上有人哭出了声。
李桂芳坐在第三排。她没有哭,也没有动。她手里攥着一张照片,照片已经磨得起了毛边。
周洋坐在林知夏旁边。整个宣判过程,他一直低着头,两只手夹在膝盖中间。
他忽然站了起来。
法警伸手按他,他没有动,只是站在那里。
“坐下。”法警低声说。
他站了三秒,坐下了。
林知夏看见他把手放回膝盖上,手指一点一点蜷起来,抠进了掌心。
宣判结束,人群往外走。一个中年女人忽然冲过法警的防线,朝被告席扑过去,被拦住了。
“陆振邦!你还我儿子!”
法警把她架住。她的鞋掉了一只,头发散开,像一蓬乱草。
陆振邦没有回头。
他被两名法警带着往侧门走,脚步很稳,不快也不慢。
走到门口,他停了半秒,回头看了一眼旁听席。
那一眼很快,快到林知夏不确定他到底看了谁。
周立诚被带走时,在经过林知夏身边停了一下。
他转过头,隔着两名法警,看着她。
“谢谢你,知夏。”他说,“替我看看这个世界。”
林知夏点头,说不出话。
赵红梅从人群里挤过来,站在她面前。
两个人对视了很久。
“我不恨你了。”赵红梅说,“可我也不谢你。”
“我知道。”
“老周让律师给我带了句话。”赵红梅说,“他说,他这辈子做过两件对的事。一件是那年把那个女孩带进考场。一件是四年前,把钱给了你。”
她说完,从手腕上褪下那串佛珠,塞到林知夏手里。
“我信这个。”她说,“你替我拿着。”
“赵姨——”
“别推。”赵红梅说,“我不求你原谅我那天在车上说的话。我就求你,以后每年清明,替我去看看那几个孩子。”
她转身走了。
佛珠在掌心还是温的,十八颗,每一颗都被盘得发亮。
那天晚上,网上的风向变了。
热搜第一从“政法大学女生举报资助人”变成了“暖阳计划42人”。
前一天还在骂她的人,开始一条一条地删评论。有人发长文道歉,说“对不起,我骂过她,我不知道事情是这样的”。有人翻出她三年前在公众号上写的一篇文章,说“难怪”。
有三个节目组打电话到律所,想请她上节目。开价最低的一个,一期五千。
她全拒了。
她只在微博上发了一句话:
“不要谢我。谢那四十二个孩子。”
评论区又吵了起来。有人说她清高,有人说她作秀,有人说她拿了钱。
她把手机关了,放在抽屉里,三天没开。
第四天,一个记者找到律所,堵在门口。
“林律师,我就问一个问题。”他说,“你想对那些骂过你的人说什么?”
林知夏看着他。
“我不想说什么。”她说,“他们骂我的时候,我在查案。他们道歉的时候,我在开庭。他们忘了我以后,我还在做我的事。”
“就这么简单。”
记者还想问,她已经走进去了。
判决后的第三个周末,林知夏去了陈果家。
地址是她从案卷里抄的。老小区,六层楼,没有电梯。她爬到五楼,敲了敲门。
门开了一条缝,李桂芳探出头。
“你是谁?”
“阿姨,我叫林知夏。”
李桂芳看了她一会儿,把门打开了。
屋子很小,收拾得很干净。靠墙的柜子上摆着一个相框,里面是陈果,扎着马尾,笑得露出两个酒窝。相框前面放着一盘橘子,橘子皮已经干了。
“你坐。”李桂芳说,“我给你倒杯水。”
“不用了,阿姨。”
林知夏从包里拿出一份文件,放在桌上。
“这是判决书。法院寄给被害人家属的。”
李桂芳看着那份文件,没有伸手。
“这个有用吗?”
“没什么用。”林知夏说,“人回不来了。”
李桂芳笑了一下。那笑很短,像一阵风吹过。
“你是个实在孩子。”她说,“别人来,都说有用。说什么正义得到了伸张。我心想,伸张个屁。我女儿都烧成灰了。”
她坐下来,拿起一个干橘子,捏了捏,又放下。
“你就是那个女学生吧。”她说,“我在电视上看到你了。”
“是。”
“他们说你忘恩负义。”
“是。”
“我跟我男人说,这姑娘没错。”李桂芳看着她,“我男人说,你懂什么。我说,我懂。我要是当年有个姑娘替我说话,我女儿说不定就不用死。”
林知夏的眼睛热了。
李桂芳从盘子里挑了一个还算新鲜的橘子,塞到她手里。
“拿着,路上吃。”
“阿姨。”
“你走吧。”李桂芳说,“以后别来了。”
“为什么?”
“看见你,我就想起她。”李桂芳说,“想起她那天早上出门,跟我说,妈,我考完想吃肯德基。”
她转过身,背对着她。
“我到现在也没给她买。”
林知夏站起来,走到门口,回过头。
李桂芳站在柜子前面,伸手把相框上的灰擦了一下。
那一下擦得很轻,像是在摸一个孩子的头。
十九、名单
名单是十一月公示的。
那时候林知夏正在省城,守着案子,每天往返于招待所和检察院之间。她是从室友发来的照片上看到的。
照片拍得有点歪,红色的公示栏,一列名字,一共二十七个。
她找了很久,没有找到自己。
那天晚上,她给学院打了个电话。
接电话的是教务处的老师,声音很客气:“林知夏同学,你的情况学院研究过了。综合考察没通过。”
“什么原因?”
“这个……学院的意见是,舆情影响比较大。”
“我的成绩不够吗?”
“不是成绩的问题。”
“那是什么问题?”
老师沉默了一下:“林知夏同学,有些事,不是我们能决定的。”
她挂了电话,在招待所的床上坐了很久。
窗外的路灯照着对面的楼,一格一格的窗户,有的亮,有的黑。
她没有哭。
第二天,学院发来一份处分决定:因“在网络上发布不实信息,损害学校声誉”,给予警告处分。
她把那份决定看了两遍,然后折起来,放进包里。
案子结束后,她回了一趟学校。
孙浩宇的处分下来得比她的还早。学校认定他在舆情处置中“方法简单,未能履行辅导员职责”,调离岗位,去了图书馆。
搬东西那天,林知夏在楼梯口碰见他。
他抱着一个纸箱,箱口露出一角蓝色的封皮——是那份推免推荐表,边角已经磨白了。
两个人都没说话。
擦肩而过的时候,孙浩宇忽然停下。
“林知夏。”
“嗯。”
“我不是坏人。”他说,“我就是怕。”
“我知道。”她说。
“你知道?”他有点意外。
“您怕的东西,我也怕。”她说,“区别是,我怕完了还得做。”
孙浩宇看着她,抱着箱子走了。
下到二楼,他忽然又回过头,声音有点哑:
“那份材料。”他说,“你还记得你抽屉被拉开过吗?”
林知夏愣住了。
“什么?”
“是我开的。”孙浩宇说,“我配了钥匙。我不是去偷东西,我是去放东西。”
“放什么?”
“三年前,学院收到过一封匿名信。”他说,“信上说,周立诚当年在考点出过事,四十二个孩子,死了十一个。信被压下来了,压得很干净。”
“我留了一页复印件。留了三年,一直不敢用。”
“我调走之前,想让它留在你那儿。”
他抱着箱子下楼了。
林知夏站在楼梯上,很久没有动。
二十、探监
一年后。南方某监狱。
探视室里隔着一层玻璃。周立诚剃了光头,人胖了一点,气色比在外面时还好。
“你瘦了。”他拿起话筒说。
“你倒是养尊处优。”林知夏笑,“伙食不错吧。”
“还行。”周立诚看着她,“知夏,后悔吗?”
林知夏想了想。
“不后悔。”她说,“但我有时候会想,如果那天在车上,我没去签那个字,会怎么样。”
“会怎么样?”
“什么都不会发生。”她说,“你还是那个周师傅,我还是那个拿助学金的林知夏,四十二个孩子还是‘食物中毒’。”
“可你还是签了。”
“嗯。”她说,“因为那是真话。”
周立诚低下头,过了一会儿才说:“周洋给我写信了。他说,他不以我为耻了。”
“我知道。”林知夏说,“他现在在我那儿帮忙,字写得比您好。”
周立诚笑了,眼睛有点红。
“他让我给您带个东西。”林知夏从包里拿出一张折好的纸,展开,贴在玻璃上。
是一页解剖课的笔记,字迹工整,扉页上写着三个字:给爸爸。
周立诚把脸凑近玻璃,看了很久,肩膀开始抖。
“知夏。”他忽然说,“那四十二个孩子,你还记得几个?”
“十一个死的,我记得全。”她说,“三十一个受伤的,我记了一半。”
“为什么只记一半?”
“因为记不住。”她说,“我试过。我每天念,念到第二十个就乱了。后来我想,记不住也没关系,只要每年念一次,总有一次能念全。”
周立诚点点头。
“我在这里面,教几个年轻的犯人认字。”他说,“我跟他们讲,你们出去以后,别做我这行。”
“哪行?”
“做好人做了一半的那行。”
“赵姨托我给您带句话。”林知夏说,“她说,她等您出来吃饺子。她说,到时候她包,您负责吃。”
周立诚的眼睛亮了一下。
“她还好吗?”
“挺好的。她去年退休了,在社区教老人做手工。”
“秀兰呢?”
林知夏顿了一下。
“她搬到县城去了。”她说,“在小学门口开了个小卖部,卖文具和辣条。”
“她让我别告诉周洋,东西是她交的。”
周立诚低下头,很久才说:“她还是怕儿子恨她。”
“您别多想。”
“我没多想。”他说,“我就是觉得,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人,是她。”
“我学手语了。”她说。
周立诚愣了一下。
“去年报的班,学了半年。”她说,“现在能跟聋人吵架了。”
周立诚笑出了声。
“你学这个干什么?”
“接案子用得上。”她说,“所里现在有一半的案子是听障的。讨薪的、离婚的、被诈骗的。”
“他们不好找律师。”她说,“很多人连字都不认识。”
周立诚看着她,眼睛里有东西在动。
“知夏。”
“嗯。”
“我那年要是不签字,”他说,“你说,现在会怎么样?”
“不知道。”她说,“可能您还在开公交,我还在读书,那四十二个孩子,有的上大学了,有的结婚了。”
“也可能什么都不会变。”
周立诚点点头。
“我有时候想,”他说,“要是能重来,我宁可去借高利贷。”
“高利贷也还不上。”林知夏说。
“那我就去卖血。”
“卖血也卖不了四十万。”
周立诚愣了一下,然后笑了。
“你这孩子。”他说,“一点面子都不给。”
“给面子的话,您听着舒服,可没用。”她说。
林知夏把手掌贴在玻璃上。周立诚也把手贴上来。
玻璃是凉的,但那一小块地方,慢慢有了温度。
二十一、302路
走出监狱大门,阳光很好。
四月的南方,风里有青草和湿土的味道。她站在门口,眯着眼睛,很久没有这样站着了。
她打开手机,看了一眼银行卡余额:三千七百四十二块。
她拒绝了所有高薪的邀请。导师说她可惜了,同学说她想不开,母亲在电话里哭了半宿,最后只说了一句:“你自己选的路,别后悔。”
她现在在一家公益律所,专门做法律援助。工资很低,案子很杂。
上个月她接了一个案子:一个在工地摔断腿的农民工,包工头跑了,总包说没这个人。她跑了七趟劳动监察,最后在打卡记录里找到一行名字。
还有一次,一个聋人女孩来找她,说被丈夫家暴,报警七次,警察每次都说“家庭纠纷,调解为主”。
她陪着女孩去了第八次。这一次,她带着手语翻译,带着验伤报告,带着一份人身安全保护令的申请书。
警察看了材料,沉默了很久,说,我们立案。
女孩后来给她发微信,只有两个字:谢谢。
她不认识“谢谢”的手语,回了一个笨拙的表情。
上周刚帮一个被欠薪的保洁阿姨要回了八千块。阿姨非要塞给她一袋橘子。
父亲去年冬天能坐起来了。坐起来那天,他在病房里哭,母亲在旁边笑,一边笑一边哭。
她给县里的残联写了一封信,问能不能给父亲申请一台轮椅。信寄出去三个月,回信来了,说可以,但要排队。
她把自己那点积蓄拿出来,买了一台。
周立诚留下的那张卡,她交给了法院。四十二万,四十二个家庭,一家一万。法院的人说,这笔钱没有法律依据,只能算自愿补偿。她说,那就写自愿。
有人收了,有人没收。没收的那几户,她把钱转成了孩子名下的一份教育储蓄。
远处,一辆公交车缓缓驶来。
她认出了那块掉漆的车牌,302路。
车门打开,司机是个很年轻的小伙子,正笑着跟一个老太太说话。
她上了车。
车厢里比从前空。她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看见驾驶座上方挂着一个新的平安符,红流苏很新。
车子开动,经过市三中门口。
她站起来,走到前面,问司机:“师傅,这站停吗?”
“停。”
“那麻烦您,停一下。”
司机看了她一眼,靠边停了车。
林知夏下车,站在马路边,抬头看那栋楼。
楼还是那样,白瓷砖,旧铁门。门口挂着一块牌子:市第三中学。
她站了一会儿。
然后她蹲下来,从包里拿出一只黑色的耳机,放在马路牙子上。
案子结了以后,这只耳机作为物证退给了她。它在证物袋里躺了三个月,袋子外面贴着一张标签:编号A-043。
耳机很轻,像一片叶子。内侧刻着一个数字:43。
“还给你了。”她说。
她站起来,转身走了。
街角有一家花店,老板正在门口剪玫瑰。花瓣落了一地,深红色的,被风吹着贴在地砖上。
她弯腰捡起一片,夹进包里那本《刑法》里。
302路在她身后按了一声喇叭,慢慢地开走了。
二十二、暖阳
又过了半年。
林知夏在律所整理卷宗,前台小唐抱进来一个纸箱。
“知夏姐,你的快递,没写寄件人。”
纸箱很轻。她拆开,里面是一团旧报纸,报纸里裹着一只耳机。
黑色的,像一个小夹子。外壳发黄,内侧刻着一个数字:43。
她愣住了。
她明明把那只耳机放在了市三中门口。
她翻过耳机,背面贴着一张小纸条,上面是打印的字:
“林律师,那一只你放下了。这一只,是我留的。”
“我是那天站在最后一排的人。”
“我们见一面吧。”
纸条的落款,是一个名字:沈拓。
下面还有一行小字:暖阳医疗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技术官。
纸条的背面还有一句手写的话:
“你放在门口的那一只,我取走了。这一只,是我自己的。”
林知夏把纸条放在桌上,看了很久。
她想起庭审第十四天,那份变了声的证言。
“那台机器的声音,我到现在还记得。”
窗外的阳光照进来,落在耳机的黑色外壳上,反出一个很小的光点。
她打开电脑,搜索“沈拓”。
第一条新闻是三个月前的:
“暖阳听见计划启动,三年内为五千名听障儿童免费植入人工耳蜗。基金会理事长陆昭表示:让每一个孩子,都听见春天。”
陆昭,陆振邦的女儿。二十八岁,哈佛公共卫生硕士。
配图是一张笑脸,很年轻,很干净。
林知夏盯着那张照片,忽然想起陆振邦在审讯室里说的那句话:
“我买了十年。”
她拿起手机,拨了一个号码。
“秦叔。”
“丫头,怎么了?”
“有人给我寄了一只耳机。”她说,“第四十三号。”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
“知夏,”秦振国的声音很沉,“四十三号不是学生。我当年看过设备清单,四十七台发给考生,三台备用。四十三号是备用机。”
“我知道。”她说,“纸条上写着,他是那天站在最后一排的人。”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
“那是厂家的调试员。”秦振国说,“今年春天,他通过律师递了一份证言,人始终没露面。我们只知道他姓沈。”
“现在我知道了。”她说,“他叫沈拓,是暖阳医疗的首席技术官。”
“你打算怎么办?”
林知夏看着窗外。
街上的梧桐叶又落了,被风卷着,贴着地面打转。
“我去见他。”她说。
“你一个人?”
“不。”她说,“我带上您。”
她挂了电话,把耳机放进口袋。
然后她拿起桌上的那本书,那本夹着玫瑰花瓣的《刑法》,翻开。
第二百三十二条。
故意杀人罪。
她合上书,站起身。
她把手伸进口袋,摸到那串佛珠。珠子已经不温了,可每一颗都亮。
走出律所。
阳光落在她身上,是暖的。
而在城市的另一端,振邦大厦的顶层,那块橙色的太阳标志换了新名字。
暖阳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