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觉醒来,我成了九零年代穷山村的村支书。
没有系统,没有空间,只有满脑子对未来的记忆。
看着村里人为了几块钱愁白头,我决定干点实事。
养殖、加工、办厂,一步步让这个穷村子活了起来。
当初嘲笑我瞎折腾的人,如今排队求我带他们致富。
1
睁眼的瞬间,我知道出事了。
头顶是发黄的蚊帐,鼻子里灌满霉味和草木灰的气息。
我挣扎着坐起来,低头看见自己穿着洗得发白的蓝色卡其布衬衫,裤子是打着补丁的灰色的确良。
手背上青筋暴起,指甲缝里全是泥。
这不是我的手。
脑袋像被人用锤子砸过,两股记忆疯狂地往里钻。
一股是我自己的——2024年的普通打工人,每天挤地铁上班,周末躺平刷手机。
另一股陌生又真实——1992年,云岭县石坳村,村支书陈建国,三十二岁,未婚。
我成了陈建国。
“建国!建国!”
门外传来急促的敲门声,伴随着一个苍老女人的喊叫。
我还没反应过来,门就被推开了。
一个满脸皱纹、头发花白的老太太冲进来,拽着我的胳膊就往外拖。
“你还躺着!村口又打起来了!再不去,出人命了!”
我被她拽下床,脚刚沾地,一阵眩晕袭来。
陈建国的记忆开始清晰——这是他娘,李桂花,六十三岁,守寡二十年,一个人把他拉扯大。
“娘,我知道了。”
我稳住身体,抓起桌上的搪瓷缸子灌了口凉水,跟着她往外走。
刚出院子,就听见前面传来男人的怒吼和女人的哭骂声。
石坳村不大,四百来口人,分散住在山坳里。
村口有棵老槐树,树下是块空地,平时村里开会、分粮食都在这儿。
此刻围了一圈人,中间两个男人扭打在一起,旁边几个女人拉扯着,乱成一团。
“你个王八蛋!敢偷我家鸡!”
“我偷你家鸡?你有证据吗?张口就污蔑人!”
“你家今天炖鸡了!全村都闻见了!我家昨晚丢了只老母鸡!”
“那是我媳妇娘家送的!你瞎咬什么!”
两人越骂越凶,拳头招呼在对方脸上,鼻血都流出来了。
围观的人叫好的叫好,劝架的劝架,谁也拉不开。
我挤进人群,看清了打架的两人。
一个是村里的贫困户王铁柱,四十多岁,老婆带着俩孩子,家里穷得叮当响。
另一个是陈大春,村里的会计,家里条件算中等,但人精明,爱占小便宜。
“都住手!”
我吼了一嗓子。
两人愣了一下,但拳头没停。
陈大春一肘子顶在王铁柱肚子上,王铁柱疼得弯下腰,反手抓起地上的石头就要砸过去。
我冲上去,一把夺过他手里的石头,扔到一边。
“王铁柱,你想坐牢?”
他喘着粗气,眼睛通红,盯着陈大春。
“他偷我家鸡!我要报警!”
陈大春捂着脸,鼻血顺着手指缝往下滴,叫得比他还大声。
“你报啊!我还要告你诽谤呢!”
我扫了一眼周围的人,没一个有用的。
村里几个干部,要么躲得远远的,要么站在人群后面看热闹。
“行了,都闭嘴。”
我指着陈大春。
“你家今天炖鸡了?”
“炖了!我媳妇娘家送的!咋了?”
“鸡毛呢?”
陈大春一愣。
“啥鸡毛?”
“炖鸡总要拔毛吧?鸡毛扔哪了?”
他眼神闪烁了一下。
“扔…扔灶膛里烧了。”
我点点头,转头看向王铁柱。
“你家丢的鸡,啥颜色?”
“黄毛!脖子上有一圈白!”
我又看向陈大春。
“你媳妇娘家送的鸡,啥颜色?”
陈大春张了张嘴,半天没吭声。
围观的人开始窃窃私语。
“他心虚了!”
“肯定是偷的!”
我没理会那些声音,直接说。
“走,去你家看看。”
陈大春脸色一白。
“看啥?我都说了烧了!”
“那就看看你家灶膛。”
他还想说什么,我已经转身往他家走。
身后一群人跟着,浩浩荡荡。
陈大春家在村东头,青砖瓦房,比村里大多数人家强。
他媳妇听见动静,从屋里出来,看见这么多人,脸都吓白了。
“你们干啥?”
我没理她,直接进了厨房。
灶台上还有没洗的锅,里面残留着油水和鸡骨头。
我蹲下身,扒开灶膛的灰。
里面确实有烧焦的鸡毛,但数量很少,而且颜色不对——这些鸡毛是黑褐色的。
王铁柱挤进来,看见灶膛里的毛,瞪大眼睛。
“这不是我家鸡!我家鸡是黄毛!”
陈大春脸色越来越难看。
我站起来,拍拍手上的灰。
“陈大春,你媳妇娘家送的鸡,是黑毛的?”
他嘴唇动了动,没说话。
我继续说。
“灶膛里的毛这么少,明显是拔完毛后象征性烧了一点。真要处理鸡毛,不会烧这么干净。”
围观的人越聚越多,指指点点的声音此起彼伏。
陈大春的媳妇脸色铁青,冲进屋里,不一会儿拎着一只半死不活的黄毛鸡出来,脖子上果然有一圈白毛。
“这是不是你家的?”
王铁柱看见鸡,眼泪差点掉下来。
“是!就是它!”
全场炸了。
“真是偷的!”
“亏他还是会计!”
“不要脸!”
陈大春的脸涨成猪肝色,指着他媳妇吼。
“你干的好事!”
他媳妇也不示弱,尖着嗓子回骂。
“不是你说家里没肉了!让我想办法!”
两口子当场掐起来。
我摆摆手,示意大家安静。
“行了,鸡找到了,这事就这么解决——陈大春,你赔王铁柱十块钱,另外当着全村人的面道歉。”
陈大春脸色难看得要命,但在这么多人面前,不敢不认。
他从兜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十块钱,递给王铁柱,憋出一句话。
“对不起。”
王铁柱接过钱,抱着鸡转身走了。
围观的人散了大半,剩下几个村干部凑过来。
村主任陈福贵是个五十多岁的胖老头,满脸堆笑。
“建国办事就是利索!这事要是换别人,还不知道扯到啥时候。”
我没接他的话,扫了一眼几个干部。
除了陈福贵,还有村妇女主任刘翠花、治保主任李四海,个个脸上挂着讨好的笑。
这些人,在陈建国的记忆里,都是混日子的货色——有事推,没事抢功劳。
“今晚开会,所有村干部都来。”
我丢下这句话,转身往回走。
2
晚上七点,村委会的小屋子里坐满了人。
一张破旧的长条桌,几把摇摇晃晃的椅子,墙上挂着发黄的标语——“发展才是硬道理”。
除了几个村干部,我还叫上了村里几个有头有脸的人物。
陈福贵坐在我对面,端着搪瓷缸子喝水,眼神往我这边飘。
刘翠花翘着二郎腿,嗑瓜子,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
李四海低着头抽烟,烟雾把他的脸遮得模糊。
我敲了敲桌子。
“说正事。”
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过来。
“咱们村穷成啥样,大家心里都清楚。四百口人,一年到头人均收入不到三百块。别说盖房子娶媳妇,连孩子上学的钱都凑不齐。”
陈福贵叹了口气。
“建国说的对。但咱们这穷山沟,能有啥办法?”
“办法有。”
我直接说。
“养鸡。”
屋里静了一秒,然后爆发出一阵哄笑。
“养鸡?建国,你没发烧吧?”
刘翠花笑得前仰后合。
“咱们村家家都养鸡,还能养出花来?”
李四海也摇头。
“养鸡能赚几个钱?还不够折腾的。”
我没理会他们,继续说。
“我说的不是散养,是规模化养殖。”
陈福贵皱起眉头。
“规模化?那得多少钱?”
“先从小规模做起。我算过了,建一个能养五百只鸡的鸡舍,加上鸡苗、饲料、防疫,启动资金五千块够了。”
“五千块!”
刘翠花瓜子掉了一地。
“你去抢啊?”
“村里集资。”
我看着在座的每一个人。
“每家出十块钱,四百口人就是四千。剩下一千,我自己垫。”
陈福贵第一个反对。
“建国,这不行。万一赔了呢?村里人能把你吃了。”
“不会赔。”
我语气坚定。
“我有路子。”
这话不是吹牛。
我脑子里有未来三十年的记忆——九十年代初,正是肉鸡养殖开始爆发的时候。
只要养殖技术过关,根本不愁销路。
更重要的是,我知道县城有一家新开的食品加工厂,专门收购活鸡。
价格比市场价高出两毛钱一斤。
但这些我不能明说。
陈福贵还想说什么,被我打断。
“明天我去县城,联系销路。如果谈妥了,这事就定了。”
屋里的人面面相觑,谁也不敢接话。
我站起来,推开门走了出去。
夜风很凉,吹在脸上像刀子刮。
我点了根烟,深吸一口。
陈建国的记忆里,这个村子穷了几十年,所有人都习惯了认命。
想让他们动起来,光靠嘴说没用。
得先干出点成绩,让他们看见希望。
第二天一早,我借了辆破自行车,骑了两个小时到县城。
云岭县不大,主街上零星有几家店铺,街边摆着卖菜的摊子。
我找到那家食品加工厂,门口挂着红底黄字的牌子——“云岭县肉联厂”。
厂门口站着个穿蓝色工作服的中年男人,正和人说话。
我走过去,递了根烟。
“师傅,打听个事,你们厂收鸡吗?”
男人接过烟,点上,眯着眼打量我。
“收。咋了?”
“收购价多少?”
“看品质。好的四块五一斤,差的四块。”
我心里有了底。
“我有货源,能长期供应,量大。”
男人来了兴趣。
“多大量?”
“一个月至少一千只。”
他吸了口烟,吐出一团白雾。
“行,你先送点样品过来,我们厂长看了再说。”
我点点头,留下村里的地址,转身离开。
回村的路上,我心里有了谱。
只要第一批鸡养成了,卖出去,村里人就会信。
信了,后面的事就好办了。
3
回到村里,已经是下午。
我把陈福贵和几个村干部叫到村委会,把县城的情况一说。
陈福贵听完,脸上还是犹豫。
“建国,你说得倒是轻巧,可这钱从哪来?”
“我说了,集资。”
“村里人能同意?”
“不同意也得同意。”
我语气强硬。
“今晚开村民大会,我亲自说。”
陈福贵还想劝,被我一个眼神瞪回去。
晚上,村口的老槐树下又聚满了人。
我站在树下,身后是几个村干部。
台下黑压压一片,都是来看热闹的村民。
“今天叫大家来,是想说件事。”
我提高音量。
“咱们村穷,大家都知道。但穷不是理由,咱们得想办法改变。”
台下有人起哄。
“建国,你说得好听,咋改?”
我没理会,继续说。
“我准备带大家养鸡,规模化养殖。”
话音刚落,台下炸开了锅。
“养鸡?能赚啥钱?”
“建国是不是疯了?”
我等他们吵完,才开口。
“我已经联系好了销路,县城的肉联厂愿意收。价格比市场高,只要养好了,肯定赚钱。”
台下安静了一些。
一个五十多岁的老汉站起来,大声问。
“那得多少本钱?”
“启动资金五千块,每家出十块。”
“十块!”
老汉瞪大眼睛。
“我家连吃饭都紧巴,哪来的十块?”
其他人也跟着附和。
“就是,这不是要我们的命吗?”
我扫了一眼台下。
“十块钱,换你家一年的收入翻倍,值不值?”
老汉愣住了。
我继续说。
“我知道大家手里没钱,但这是投资。养鸡成功了,每家至少能分到一百块。”
台下的人开始窃窃私语。
一百块,对于这些一年到头挣不到三百块的人来说,不是小数目。
但还是有人不信。
“建国,你咋保证能赚钱?”
“我不保证。”
我说得斩钉截铁。
“但我敢拿我自己的钱垫底。赔了,我一个人承担。赚了,大家一起分。”
这话一出,台下的人不吭声了。
陈福贵在我身后小声说。
“建国,你这是赌命啊。”
“不赌,永远没机会。”
我转身看着他。
“你信不信我?”
陈福贵咬了咬牙,点了点头。
“行,我信你。”
有了陈福贵带头,其他几个村干部也表了态。
台下的人见状,虽然还有疑虑,但也没再反对。
会散了之后,我回到家,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
陈建国的记忆里,这个村子从来没人敢这么干过。
但我不一样。
我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知道哪条路能走通。
只要迈出第一步,后面的路就会越走越宽。
第二天,我开始挨家挨户收钱。
有的人痛快,直接掏出十块钱递给我。
有的人磨磨唧唧,翻箱倒柜找了半天,才凑出几张皱巴巴的票子。
还有的人死活不给,说家里实在拿不出。
我也不勉强,只是记在本子上——不出钱的,到时候也别想分红。
一个星期后,钱收齐了。
我把钱交给陈福贵保管,自己带着几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开始建鸡舍。
鸡舍选在村北的山坡上,那里背风向阳,离村子又不远。
我画了个简单的图纸,按照记忆里的标准设计——地面硬化,通风良好,分区养殖。
村里人没见过这种鸡舍,都觉得新鲜。
陈福贵站在旁边,皱着眉头。
“建国,这鸡舍这么讲究,能行吗?”
“必须讲究。”
我擦了把汗。
“养鸡不是喂饱就行,温度、湿度、通风都得控制好。不然鸡生病,全赔进去。”
陈福贵听得一愣一愣的。
“你这些都是哪学的?”
“书上看的。”
我随口扯了个谎。
鸡舍建了半个月,终于完工。
我去县城订了五百只鸡苗,又买了一批饲料和防疫药品。
鸡苗送到的那天,全村人都来围观。
小小的鸡雏挤在纸箱里,叽叽喳喳叫个不停。
有几个孩子好奇地伸手去抓,被我赶开。
“别碰!小鸡抵抗力弱,容易生病。”
我把鸡雏小心翼翼地放进鸡舍,挨个检查健康状况。
陈福贵站在门口,看着我忙活,叹了口气。
“建国,你说这些小东西,真能变成钱?”
“能。”
我头也不抬。
“只要我们好好养,两个月后就能见效。”
两个月。
这是一场豪赌。
赢了,村里人有了希望。
输了,我就是全村的笑话。
4
养鸡的日子比我想象中累。
每天天不亮,我就得起来喂食、清理鸡舍、检查温度。
晚上还要巡查一遍,防止黄鼠狼偷鸡。
村里几个年轻人被我拉来帮忙,一开始还挺积极,没几天就开始偷懒。
我也不惯着他们,当场发火。
“你们想不想挣钱?不想干就滚,别耽误事。”
几个小伙子被骂得灰头土脸,但也不敢顶嘴,只能老实干活。
半个月后,鸡雏开始长大,羽毛渐渐丰满,食量也跟着涨。
饲料消耗得很快,我又去县城补了一批货。
陈福贵看着账本,心疼得直咂嘴。
“建国,这饲料也太费钱了,照这么下去,五千块够吗?”
“够。”
我算过账,只要鸡不生大病,成本能控制住。
但怕什么来什么。
一个月后,鸡舍里出了状况。
有几只鸡开始拉稀,不吃东西,整天蔫头耷脑的。
我心里一紧,赶紧把病鸡隔离出来,按照记忆里的方法配药喂下去。
但第二天,病鸡死了两只。
消息传到村里,立刻炸了锅。
“我就说养鸡不靠谱!”
“鸡都死了,钱还能要回来吗?”
“建国是不是骗咱们的?”
陈福贵急匆匆跑来,看着死鸡,脸色难看。
“建国,这咋办?”
“别慌。”
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我去县城找兽医。”
当天下午,我骑车赶到县城,找到畜牧站的兽医。
兽医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听完我的描述,皱着眉头。
“听着像鸡瘟,得用药控制,不然会传染。”
他给我开了一批药,又叮嘱了几句注意事项。
我骑车赶回村里,连夜给所有鸡喂药,又把鸡舍彻底消毒了一遍。
接下来几天,我几乎没合眼,一直守在鸡舍里观察。
好在药起了作用,病情没再扩散。
又过了一个星期,鸡群恢复正常。
我总共损失了十只鸡,心疼得要命,但也松了口气。
陈福贵站在鸡舍门口,看着我满眼血丝的样子,叹了口气。
“建国,你这是拼命啊。”
“不拼不行。”
我点了根烟,狠狠吸了一口。
“这是全村的希望,不能砸在我手里。”
两个月后,鸡养到了出栏的时候。
我联系了县城的肉联厂,约好了收购时间。
那天一大早,村里来了两辆卡车。
肉联厂的人带着秤,挨个过磅。
五百只鸡,除了病死的十只,剩下四百九十只全部合格。
平均每只鸡三斤半,按照四块五一斤的价格,总收入七千六百多块。
扣除成本,净赚两千多。
我拿着钱,手都在抖。
陈福贵站在旁边,眼睛瞪得溜圆。
“真赚了!”
消息传回村里,全村沸腾了。
那些当初不相信的人,此刻全都围在村委会门口,问什么时候分红。
我让陈福贵把账目公开,当着所有人的面算了一遍。
每家出了十块钱,按照股份分红,每家能分到五十块。
虽然比我当初说的一百块少,但也足够让村里人激动了。
有几个老太太拿着钱,眼泪都出来了。
“建国,你是咱们村的大恩人啊!”
我摆摆手。
“别急着谢,这才刚开始。”
当天晚上,我又召集了村民大会。
“第一批鸡成功了,接下来我们要扩大规模。”
台下的人眼睛发亮。
“建国,咋扩?”
“这次养一千只。”
我顿了顿。
“不过得加大投入,每家再出二十块。”
这次,没人反对。
有了第一次的成功,大家都看到了希望。
钱很快收齐了。
我用这笔钱又建了一座鸡舍,买了更多的鸡苗和饲料。
这一次,我不光自己干,还培训了几个村里的年轻人,教他们养殖技术。
三个月后,第二批鸡出栏,净赚五千多块。
村里人拿到分红,笑得合不拢嘴。
石坳村,开始活过来了。
5
养鸡成功后,我没停下来。
村里人的口袋鼓了一点,但还远远不够。
我开始琢磨下一步该干什么。
记忆里,九十年代除了养殖业,农产品加工也是条路子。
石坳村背靠大山,山上野生的木耳、蘑菇、竹笋到处都是,但村里人只知道采来自己吃或者拿到集市上卖,根本赚不到钱。
如果能把这些农产品加工成干货,再联系城里的商铺或者外地的经销商,利润会翻好几倍。
我把这个想法跟陈福贵说了。
陈福贵听完,有些犹豫。
“建国,这加工得有设备吧?咱们村哪来的钱?”
“设备不需要太复杂,烘干、包装就够了。我算过,启动资金一万块够了。”
“一万块!”
陈福贵倒吸一口凉气。
“这可不是小数目。”
“村里现在有钱了,再集资一次,应该没问题。”
我看着他。
“福贵叔,你信我吗?”
陈福贵沉默了一会,重重点了点头。
“信。”
这次集资比上次顺利得多。
村里人尝到了甜头,都愿意跟着我干。
不到一个星期,一万块就凑齐了。
我用这笔钱在村里租了间废弃的仓库,简单改造了一下,买了几台二手的烘干机和封口机。
又从县城请了个懂加工的师傅,教大家怎么操作。
很快,第一批干木耳和干蘑菇生产出来了。
我包装好,带到县城,挨家挨户推销。
有些店铺一听是农村来的,直接摆手拒绝。
有些店铺愿意试试,但压价压得很低。
我没放弃,继续找。
终于在县城的一家副食品商店,遇到了老板刘建设。
刘建设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精明干练,看见我带来的货,眼睛一亮。
“你这货品质不错啊。”
“都是山里采的,纯天然。”
我递给他一袋样品。
“刘老板,你尝尝。”
刘建设打开袋子,抓了一把木耳闻了闻,点了点头。
“行,我要了。多少钱?”
我报了个价,比市场价低一点,但比村里人直接卖能多赚一倍。
刘建设很爽快,当场签了合同,约定每个月供货一次。
我拿着合同回到村里,村里人听说有了稳定的销路,都激动坏了。
从那以后,村里人一有空就上山采木耳、蘑菇、竹笋。
加工厂也忙得热火朝天。
我又招了几个村里的妇女来帮忙,负责挑拣、包装。
每个人每天能挣两块钱,虽然不多,但对于这些平时在家闲着的妇女来说,已经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半年后,加工厂的生意越来越好。
刘建设又介绍了几个外地的客户,订单多得接不过来。
我又投了一笔钱,扩大了厂房,增加了设备。
村里人看着加工厂一天天壮大,看我的眼神都变了。
有几个当初反对养鸡的人,此刻主动跑来找我,问还有没有别的项目能干。
我笑了笑,没说话。
但心里已经有了新的打算。
养鸡、加工厂都是小打小闹,想要真正让村里人富起来,还得搞更大的项目。
我想起记忆里,九十年代后期,乡镇企业开始兴起。
如果能在村里办个小型的服装厂或者电子厂,不光能解决村里人的就业问题,还能带动周边几个村子一起发展。
但这需要更多的资金和人脉。
我得慢慢来。
6
加工厂稳定运转后,我开始把注意力放在村里的基础建设上。
石坳村虽然有了点钱,但整个村子还是破破烂烂的。
土路坑坑洼洼,一下雨就泥泞不堪。
村里的电线是几十年前拉的,经常断电。
学校的教室墙都裂了,课桌椅也破旧得不像样。
我找到陈福贵,把想法跟他说了。
“村里现在有点积蓄了,得把基础设施搞起来。先把路修一修,电线重新拉,学校也得翻修。”
陈福贵有些为难。
“建国,这可是大工程,得花不少钱。”
“钱的问题我来想办法。”
我已经打听过了,县里有扶贫资金,只要项目合理,可以申请补贴。
我写了份详细的申请报告,带着村里的账目和照片,去了县里。
县里负责扶贫的是个姓张的科长,五十多岁,架着副眼镜,说话慢条斯理。
我把报告递给他,又把村里这两年的变化详细说了一遍。
张科长翻了翻报告,抬头看着我。
“你们村能有今天,不容易啊。”
“全靠大家一起努力。”
我说得诚恳。
“但光靠自己还不够,还得政府支持。”
张科长点点头。
“你这项目我看了,确实符合扶贫政策。这样,我先报上去,批下来了通知你。”
我道了谢,离开县政府。
两个星期后,消息传来——扶贫资金批了三万块。
我激动得差点跳起来。
有了这笔钱,村里的路、电、学校都能解决。
我召集村里人,把钱的用途公开透明地列出来。
修路两万,重新拉电线五千,翻修学校五千。
村里人听完,没有一个反对的。
修路的时候,我带着村里的壮劳力一起干。
从村口到村尾,三公里的土路,全部铺上碎石,再用水泥硬化。
干了整整一个月,路终于修好了。
村里人走在平整的水泥路上,有几个老人眼眶都红了。
“建国,咱们村总算像个样了。”
学校翻修的时候,我亲自去县城买材料,又请了几个瓦工来帮忙。
新教室刷得雪白,课桌椅也换成新的。
开学那天,孩子们背着书包走进教室,脸上全是笑容。
村里的老师拉着我的手,激动得说不出话。
“建国,你是咱们村的大功臣。”
我摆摆手。
“别这么说,我只是做了该做的事。”
但心里,我比谁都清楚——这才刚开始。
石坳村要真正富起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晚上,我坐在村委会的院子里,点了根烟,看着远处黑漆漆的山。
陈福贵走过来,坐在我旁边。
“建国,你说咱们村还能再好吗?”
“能。”
我吐了口烟。
“只要大家肯干,没有过不去的坎。”
陈福贵沉默了一会,突然说。
“建国,你跟以前不一样了。”
我愣了一下。
“哪不一样?”
“以前的你,虽然也干活,但总是没啥主意。现在的你,好像什么都知道,什么都敢干。”
我笑了笑,没说话。
是啊,陈建国变了。
因为现在的陈建国,脑子里装着未来三十年的记忆。
我知道哪条路能走通,哪些坑不能踩。
但这些,我不能说。
只能一步步带着他们往前走。
7
村里的变化,很快引起了周边村子的注意。
有几个村的村支书跑来取经,问我是怎么带村里人致富的。
我也不藏着掖着,把养鸡、办加工厂的经验全都分享出去。
有些村子学了回去,也开始搞养殖和加工。
但没多久,就有人找上门来。
是邻村的村支书老李,五十多岁,满脸愁容。
“建国,你得帮帮我。”
我让他坐下,倒了杯水。
“老李,啥事这么着急?”
老李叹了口气。
“我们村学你们养鸡,结果鸡全死了,村里人都闹翻天了。”
我皱起眉头。
“怎么会?”
“我也不知道啊,明明按照你说的方法养的,可鸡就是不行。”
我想了想,跟老李一起去了他们村。
到了鸡舍,一看就知道问题出在哪。
鸡舍建得太简陋,通风不好,温度也控制不住。
鸡苗的品种也不对,根本不适合规模化养殖。
我摇了摇头。
“老李,养鸡不是说养就能养的,得讲技术。你们这鸡舍不行,得重新建。”
老李脸色难看。
“那得多少钱?”
“不多,两三千够了。”
老李咬了咬牙。
“行,你帮我重新弄。”
我在他们村待了一个星期,手把手教他们怎么建鸡舍、选鸡苗、配饲料。
又留下了详细的养殖手册,让他们照着做。
老李感激得不行,拉着我的手说。
“建国,你这是救了我们全村啊。”
我拍拍他的肩膀。
“咱们都是邻居,互相帮衬是应该的。”
回到石坳村,陈福贵有些不解。
“建国,你干嘛这么热心?咱们村的事还忙不过来呢。”
“福贵叔,你想过没有,如果周边的村子都富起来了,对咱们也有好处。”
我点了根烟。
“到时候可以一起合作,搞更大的项目。一个村单打独斗,走不远。”
陈福贵恍然大悟。
“你这是在下大棋啊。”
我笑了笑,没说话。
接下来的几个月,我帮了好几个村子搞养殖和加工。
有些村子成功了,有些村子因为种种原因失败了。
但不管成功还是失败,这些村子的村支书都对我很感激。
慢慢的,我在这片地方有了点名气。
县里也注意到了石坳村的变化。
有一天,张科长亲自带着几个人来村里考察。
他走了一圈,看着修好的路、新建的学校、热火朝天的加工厂,连连点头。
“建国,你们村搞得不错啊。县里准备把你们树成扶贫典型,好好宣传一下。”
我心里一动。
如果能成为扶贫典型,不光能给村里带来更多的政策支持,还能吸引更多的资源和人才。
“张科长,我们村还有很多不足,还得继续努力。”
张科长拍拍我的肩膀。
“年轻人,有想法,有干劲,好好干,前途无量。”
他走后,我开始筹划更大的项目——办厂。
我想办一个小型的服装厂。
九十年代,沿海地区的服装产业已经很发达了,但内地还处于起步阶段。
如果能在村里办个服装厂,不光能解决本村人的就业,还能辐射周边几个村子。
但办厂需要的资金、设备、技术,都是难题。
我得一步步来。
首先,我去县城考察了几家服装厂,学习他们的运作模式。
然后,我联系了几个在沿海打工的石坳村年轻人,问他们愿不愿意回来。
有几个人听说村里要办厂,很感兴趣,答应回来帮忙。
我又去县里找张科长,申请更多的扶贫资金和政策支持。
张科长听完我的计划,眼睛一亮。
“建国,你这个想法好。如果成了,不光你们村,整个县都能受益。”
他当场拍板,给了五万块的扶贫资金,还帮我联系了几家银行,申请贷款。
有了这些资金,我开始着手办厂。
在村里选了块地,建起了厂房。
从外地买了二十台缝纫机,又请了几个有经验的师傅来教工人。
招工的时候,村里人争先恐后报名。
我挑了五十个人,培训了一个月,终于开工了。
第一批产品是简单的T恤和衬衫。
我拿着样品去县城推销,很快找到了几个客户。
订单一个接一个,厂里的工人忙得不可开交。
半年后,服装厂开始盈利。
村里人拿着工资,脸上全是笑容。
石坳村,彻底变了。
8
服装厂办起来后,石坳村的名气越来越大。
不光周边的村子来学习,连县里的领导也经常来视察。
有一次,县委书记亲自来了。
他是个五十多岁的中年人,架着副眼镜,说话很和气。
在村里转了一圈后,他拉着我的手说。
“建国,你干得不错。县里准备推广你们的经验,让更多的村子富起来。”
我受宠若惊。
“书记,我只是做了该做的事。”
书记笑了笑。
“年轻人,别谦虚。县里需要像你这样有能力、有担当的人。”
他顿了顿。
“我打算调你去县里,负责扶贫办的工作。”
我愣住了。
去县里,意味着更大的平台,更多的资源。
但也意味着要离开石坳村。
我看着村里的路、学校、加工厂、服装厂,心里有些不舍。
“书记,让我再想想。”
书记点点头。
“行,你好好考虑,有结果了告诉我。”
他走后,我坐在村委会的院子里,陷入沉思。
陈福贵走过来,坐在我旁边。
“建国,你是不是要走了?”
我没说话。
陈福贵叹了口气。
“其实我早就知道,你迟早会走的。石坳村太小了,留不住你。”
我转头看着他。
“福贵叔,你觉得我该走吗?”
陈福贵沉默了一会,说。
“你该走。县里需要你,更多的村子需要你。”
他顿了顿。
“但你得记住,石坳村永远是你的家。”
我心里一热,点了点头。
几天后,我做出了决定——去县里。
但在走之前,我得把村里的事安排好。
我把陈福贵叫来,跟他详细交代了加工厂和服装厂的运作。
又培训了几个年轻人,让他们接手技术和管理。
临走那天,全村人都来送我。
有几个老人拉着我的手,眼泪止不住地流。
“建国,你可得常回来看看啊。”
我点点头,眼眶也有些湿润。
“放心,我会的。”
我上了去县城的车,透过车窗,看着村里人挥手告别的身影,心里五味杂陈。
石坳村,我会回来的。
但现在,我还有更多的事要做。
到了县里,我正式进入扶贫办工作。
县里给我的任务是推广石坳村的经验,帮助更多的贫困村脱贫。
我带着几个年轻人,走遍了全县的贫困村。
有些村子条件比石坳村还差,路都没有,只能靠走。
我挨个村调研,了解他们的情况,帮他们制定脱贫计划。
有些村子适合搞养殖,有些村子适合搞种植,有些村子适合办加工厂。
我根据每个村的实际情况,量身定制方案。
两年后,全县一半以上的贫困村实现了脱贫。
县里的领导很满意,又把我调到了市里。
市里给我的任务更重——负责全市的扶贫工作。
我继续走,继续干。
从乡村到县城,从县城到市里,我的脚步从未停歇。
每到一个地方,我都会想起石坳村。
想起那些曾经一起养鸡、办厂的村民。
想起陈福贵、刘翠花、李四海那些熟悉的面孔。
他们是我的根,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地方。
9
在市里工作的第三年,我接到了一个电话。
是陈福贵打来的。
“建国,你得回来一趟,村里出事了。”
我心里一紧。
“啥事?”
“服装厂出了问题,客户拖欠货款,厂里发不出工资,工人都闹起来了。”
我二话不说,当天就赶回了石坳村。
到了村里,看见服装厂门口围了一群人,都是来要工资的工人。
我挤进去,看见陈福贵坐在办公室里,满脸愁容。
“建国,你总算回来了。”
我坐下,问清楚了情况。
原来,服装厂接了一个大订单,生产了一批货,但客户收到货后以质量问题为由,拒绝付款。
厂里垫了不少本钱,现在连工资都发不出来。
我皱起眉头。
“客户是谁?”
“县城的一家贸易公司,老板姓孙。”
我记得这个人,当初推销产品的时候见过,是个精明的商人。
“走,我去找他。”
我带着陈福贵,直接去了县城。
找到那家贸易公司,老板孙德福正坐在办公室里喝茶。
看见我,他愣了一下。
“陈书记,你怎么来了?”
我开门见山。
“孙老板,货款的事,得给个说法。”
孙德福脸色一变。
“陈书记,不是我不想给,是你们的货质量有问题。”
“质量有问题?”
我冷笑一声。
“你收货的时候怎么不说?现在说有问题,是想赖账吧?”
孙德福被我一句话堵得说不出话。
我继续说。
“孙老板,咱们明人不说暗话。你要是不给钱,我就去工商局告你。”
孙德福脸色难看,沉默了一会,咬牙说。
“行,钱我给。但以后别想再跟我做生意。”
我无所谓地笑了笑。
“不做就不做,不差你这一个客户。”
拿到钱,我回到村里,当场把工资发给工人。
工人们拿到钱,总算安静下来。
陈福贵松了口气。
“建国,还是你有办法。”
我摇摇头。
“这次是侥幸,以后得长个心眼,不能随便接大订单。”
我又在村里待了几天,把服装厂的管理重新梳理了一遍,确保不会再出类似的问题。
临走前,我站在村口,看着远处的山。
石坳村,我永远的家。
无论走到哪里,我都不会忘记这里。
回到市里,我继续投入工作。
但心里,始终牵挂着石坳村。
每隔一段时间,我都会抽空回去看看。
看着村里越来越好,心里也越来越踏实。
十年后,石坳村已经成为全省的扶贫典型。
村里的人均收入翻了十倍,家家户户都盖起了新房。
孩子们也都能上学,有些还考上了大学。
而我,也从市里调到了省里。
但无论走到哪里,我都记得自己是从石坳村走出来的。
记得那些曾经一起奋斗的日子。
记得陈福贵、刘翠花、李四海那些朴实的笑容。
那是我这辈子最宝贵的记忆。
10
在省里工作的第五年,我又回了一次石坳村。
这次是为了参加村里的庆典——石坳村被评为“全国脱贫攻坚模范村”。
村口搭起了彩门,挂满了红色的横幅。
全村人都来了,还有县里、市里、省里的领导。
陈福贵已经退休了,但还是精神抖擞。
他拉着我的手,眼眶湿润。
“建国,咱们村能有今天,全靠你啊。”
我摇摇头。
“不是我,是大家一起努力的结果。”
庆典上,我站在台上,看着台下黑压压的人群。
有些是当年一起养鸡、办厂的老人,有些是后来成长起来的年轻人。
他们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我拿起话筒,深吸一口气。
“各位乡亲,今天石坳村能有这样的成绩,不是因为我一个人,而是因为大家不怕苦、不怕累,敢拼、敢闯。”
我顿了顿。
“但这不是终点,是新的起点。未来,我们还要继续努力,让石坳村变得更好。”
台下响起热烈的掌声。
庆典结束后,我一个人走在村里的路上。
路两旁是新建的房子,整整齐齐。
远处的山还是那座山,但山下的村子,已经彻底变了。
我点了根烟,深吸一口。
从1992年到现在,二十多年过去了。
我用未来的记忆,改变了石坳村的命运。
也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但我从未后悔。
因为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夜幕降临,村里亮起了灯。
万家灯火,温暖如春。
我抬头看着天空,星星闪烁。
石坳村,我的家。
无论走到哪里,我都不会忘记。
你们,永远是我心里最柔软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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