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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选章节

更新时间:2026-11-21 05:11:14

一、 肉红的凳子

那年十一月,雨下了七天。

长山道十七号的院子里积了一层水,水面浮着泡烂的槐树叶,叶子边缘泛白,像被谁用指甲掐过。李敬亭一早起来,把堂屋的门推开半扇,想让潮气出去一点。潮气出不去。这房子老了,青砖吸饱了水,像一块浸透的海绵,天一阴,墙就往屋里吐凉。

堂屋里摆着一张八仙桌、两把太师椅、一只掉了漆的樟木箱。箱子是他老伴顾秀云的,里头是几件旧毛衣、两条没用过的被面、一小卷红线,还有一台坏了十年的蝴蝶牌缝纫机的脚踏板。他蹲下去,想把箱盖掀开,膝盖“咔”地响了一声。箱盖上压着一摞相册,压得死。他直起腰,四下看了看,想找个东西垫脚。

八仙桌底下有一条长凳。榆木的,四条腿,是他父亲手上打的,腿和面之间还留着一道榫卯的缝。他搬这条凳子搬了十几年,闭着眼都知道它有多重:三十来斤,抱起来硌手,往地上一放,四条腿“咚”一声,很实。

那天他把凳子从桌底下拖出来,手刚搭上凳面,就觉得不对。

颜色不对。

老榆木是褐黄的,这些年被他擦得发亮,光从窗子斜进来的时候,能看见木头里一条一条的水波纹。可那天,凳子成了肉红色——不是漆的红,是那种刚剥了皮、还带着一层薄油的肉红。靠窗那一头颜色浅些,像猪肘子外侧的那层皮;往里颜色深,红得发闷,红到近乎发紫。

李敬亭的手停在上面。

他先想到的是潮。潮气能把老木头沤出颜色,他见过被水泡过的房梁沤成黑红。可这颜色太匀了,匀得不像沤出来的,像长出来的。

他用指头按了一下。

指头陷进去了。

不是按在木头上的那种硬,是陷进去半寸,像按在一块温着的肉上。指腹底下有阻力,有弹性,按下去的时候那地方微微往里凹,周围的表面跟着绷起一点。他听见自己“啊”了一声,很轻,像嗓子里漏了气。

他把手抽回来。凳面上留着一个指印,浅浅的,正在慢慢地回弹。

他又按了一次,用指甲。指甲划过去,划出一道白痕。白痕在几秒钟里合拢了,合拢得很慢,像皮肤。

这时候他才闻到一点味道。不是霉味,也不是樟脑味。是一种很淡的、温热的、带点甜的味道,像刚洗完澡的人身上的味道,或者像冬天早上被子掀开时那股气。

雨还在下。檐口的水一滴一滴砸在台阶上,砸出一个个小坑。

李敬亭退了一步,后腰撞在八仙桌上,桌上的搪瓷缸晃了一下,缸盖“当”地响。他扶着桌沿,眼睛不敢离开那条凳子。

凳子动了。

不是滑,也不是倒。是那四条腿,像膝盖一样,慢慢地往下一屈。屈的时候凳面拱了起来,中间的木头鼓成一个弧,弧顶上起了一道细皱,像人憋气时肚子上的褶。它发出一声很轻的声音,从木头里头出来,不是木材断裂的“咔”,是“嗯”——像一个人被踩了一脚,忍着没喊。

李敬亭的腿开始抖。他想喊人,可这院子里没有别人。女儿李昭住在城东,儿子李旸在深圳,一年回来一趟。隔壁十五号是韩家的寿衣店,这个点还没开门。

那条凳子屈着腿,贴着地面往北墙挪。

北墙糊着壁纸,九十年代的那种,淡黄的底子上印着一丛一丛的牡丹,年头久了,牡丹都成了土色。凳子贴上去,先是一条边,然后一寸一寸往里进。不撞,不嵌,是进——像把一块布按进水里,墙面在它周围微微凹下去,又平回来。壁纸没有裂,牡丹没有破。

李敬亭看着那条凳子从眼前消失。最后一截是凳面,肉红色的那一面朝外,像一块翻过来的皮。它进去的时候,墙面起了一层极细的波纹,从中间往四周散。散完了,墙还是墙。

屋子里静下来。

雨声忽然变得很大。他听见自己的心跳,一下一下顶在耳朵里。

他走过去。他不想走过去,可脚自己动了。他伸手摸那面墙。壁纸是凉的,有点潮,指头按上去,那地方比旁边软一点,也温一点。他把耳朵贴上去,听了很久,只听见自己的耳鸣,像一只蝉在很远的地方叫。

然后他做了一件他自己都觉得奇怪的事:他数了数屋里的凳子。

八仙桌底下三条,靠门一条,后厨一条。一共五条。原来有六条。

那条肉红色的,是他父亲打的六条里的第四条,凳面左下角有一道刀痕,是他七岁那年拿菜刀砍的,为这事挨了一顿好打。

他蹲在地上,抽了一支烟。烟抽到一半,手还在抖,烟灰掉在裤腿上,他没拍。

抽完烟,他掏出手机,对着那面墙拍了一张照片。照片里是普通的墙,普通的牡丹壁纸,靠下的位置有一小块颜色深些,像水渍。他把照片放大,看见水渍中间有一道很淡的弧形,像凳子面的边。

他把手机揣回去,站起来,把八仙桌底下剩下的三条凳子一条一条搬出来,摆在屋子中间,摆成一排。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大概是想看看它们还是不是凳子。三条都是硬的,都是凉的,敲上去“咚咚”响。

他给女儿打了个电话。电话响了七八声才接。

“爸?”

“昭昭,”他说,“咱家那条榆木凳子,就是你小时候踩翻了磕掉一颗门牙那条,没了。”

那头静了两秒。

“爸,你是不是又一个人在家待太久了?”李昭的声音里有那种很小心的小心,“我上周跟你说的,你去我那儿住几天,你不听。”

“它自己走进墙里去了。”李敬亭说。

“……爸。”

“我没糊涂。”他说,“我看着它进去的。”

李昭在那头叹了口气,很轻,但话筒收进去了。“行,我周末回去。你先别一个人在堂屋里坐着,去院里走走,或者去老韩那儿坐坐。”

挂了电话,李敬亭在堂屋里站了很久。他抬头看了看房梁。梁上有一层灰,灰上有一串老鼠的脚印,从东头走到西头,走到一半断了。

他忽然想起来,这房子里的老鼠,这两年好像少了。以前夜里能听见它们在楼板上跑,成群结队,像小孩穿着棉鞋在跑。今年秋天,一只也没听见。

二 、十七号

长山道在城北,是一条斜着走的旧街。

路面是水泥的,补丁摞着补丁,一到下雨就积水,积水底下藏着松动的砖,车一过,水能溅到人小腿上。街两边是些半死不活的铺面:一家理发店,玻璃门上贴着“洗剪吹十五”;一家五金店,门口挂着成串的合页和门把手;一家卖花圈寿衣的;一家修电动车的,老板整天蹲在门口抽烟,脚边堆着换下来的轮胎。

十七号是这条街上唯一一栋三层的老楼。青砖,砖缝里长着一种叫瓦松的草,秋天干成一片褐红,雨水一泡又活过来,绿得发黑。

这楼是李敬亭的爷爷李慕韩在一九三六年盖的。李慕韩在街口开布庄,字号“瑞记”,那时长山道还是城里最热闹的一条街,绸缎、洋广杂货、药铺、当铺挤在一处,晚上有拉洋片的,有卖梨膏糖的。李慕韩挣了钱,就在自家院基上起了这栋楼:一层是堂屋和东厢,东厢做过私塾,也做过账房;二层是卧室和一间朝北的亭子间;三层是阁楼,堆着布匹和樟木箱子。后院有一口井,井边一棵石榴树,是李敬亭的母亲张素梅栽的。

一九四八年城里乱过一阵,布庄关了门。后来铺面归了公,房子还姓李。李敬亭就生在这楼里,一九五一年,生在二层的亭子间。他在这楼里长到二十岁,出去念书,回来教书,教了三十多年中学历史,退休,又回到这楼里。他这一辈子,出去过,但没走远。

他老伴顾秀云是服装三厂的样衣工,手巧,一件中山装的领子能在她手里服服帖帖地立起来。她做活的时候右手无名指上戴一个铜顶针,黄铜的,磨得发亮,边缘有一道小豁口,是她自己拿锉刀锉的。那个顶针后来不见了,她找过一阵,说大概是掉在厂里的布料堆里了。李敬亭说过年给她买个新的,她说不用,戴惯了。

顾秀云是二〇一四年三月走的。心梗,早上还在阳台上晾衣服,中午在厨房里倒下,送到医院人已经不行了。那年挂历停在三月,上面是一幅桃花,到现在还挂在堂屋门后,没人翻。李敬亭每天早上六点半听半导体里的新闻,七点半出门买两个馒头、一份咸菜,回来把桌子擦一遍,把地扫一遍,把骨灰盒前面那个白瓷小碟里的米换一撮新的。

骨灰盒放在卧室的五斗橱上,黑漆,四角包铜。前面那个小碟是顾秀云生前装针线的,边上磕了一个口。

李昭每次回来都要说这件事。

“爸,妈走了两年了。骨灰不能一直放在家里。”

“再等等。”

“等什么?”

“我还没想好跟谁埋在一块。”

李昭就不说话了。后来她跟王俊生说过一次,说得很直:“他不是没想好,他是不敢想好。我妈在的时候,这房子是家;我妈一走,这房子就成了个盒子。他守着盒子,不敢盖上。”

今年九月十二号,街道在长山道口贴了公告。红纸黑字,说要改造这片老城区,建“长山文化街区”,一期范围从长山道口到老粮站,十七号在里头。

十月,评估公司的人来了两趟,拿着卷尺在屋里量,敲墙,敲梁,在本子上记。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跟李敬亭说,房子是砖木结构,建筑面积二百一十七平米,两种方案:一种是货币补偿,一种是置换到城南的安置房,电梯房,八十九平米,两室一厅。

“李叔,您这房子老,但面积在这儿,”年轻人说,“补偿款下来,三百来万,够您在城南买一套,还带装修。”

李敬亭说:“我不缺钱。”

“那您就是舍不得。”年轻人笑笑,“都舍不得。”

街坊陆续搬了。十九号收废品的老赵搬走那天,把三轮车停在十七号门口,隔着铁门喊:“老李,走了啊!我那小孙子还在你那儿上过课呢!”李敬亭在院里应了一声,没出去。老赵的三轮车在水泥路上颠,废铁皮哗啦哗啦响,响到街口就没了。

十五号韩家的寿衣店还开着。韩师傅六十出头,瘦,手很稳,扎纸人纸马扎了四十年。他跟李敬亭说,这店也要搬,搬到殡仪馆旁边去,“那边生意好。”

街道办的小陈来了四趟,第四趟带了协议书,坐在堂屋里,把笔推到李敬亭面前。

“李叔,就剩您一家了。水、电、气,十二月十号统一停。”

李敬亭看着协议书上那一行“被征收人”,看了很久。

“小陈,”他说,“这房子是我爷爷盖的。我生在这屋里。我娘死在这屋里。我老伴也死在这屋里。”

小陈把笔又往前推了推,没说话。

李敬亭把协议书折起来,压在搪瓷缸底下。

“十二月十号再说。”

三、 白杆

进了十一月,雨没停过。

李敬亭开始觉得这房子在变。不是坏,是变。堂屋的木头桌子,摸着还是硬的,可有时候手放上去,会觉得底下有一点极轻的顶,像桌子在呼吸。他把手拿开,那感觉就没了。他一天要摸十几次桌子,摸到最后自己都笑,觉得自己老糊涂了。

第二个东西是阳台上那根晾衣杆。

那是一根白蜡杆,一米九,是他母亲年轻时买的,杆子的一头被手磨出一层包浆,白里透黄,像一根骨头。这些年一直横在阳台的铁栏杆上,两头搭着,挂衣服、挂被子、挂腌好的萝卜条。

那天下午他去收衣服。雨小了一点,天上还是铅灰的。阳台上挂着两件衬衣、一条秋裤,湿得能拧出水,晾了三天也没干。他伸手去够那件蓝布褂子,手背先碰到了杆子。

杆子是软的。

不是晒软了,也不是弯了。是软,像一条蛇的脊背,有肉,有节。他的手背贴上去,能感觉到杆子里头一节一节的东西,从手腕底下滑过去,慢慢的,像有什么在里头走。

他把手缩回来。杆子还横在那儿,看上去是直的。

他盯着它看了一会儿,伸手,握住了一头。

那一头在他手里软下去,像握住一条刚死的蛇的尾巴——还热着,还没僵,肌肉在皮底下抽了一下。杆子从他手里滑出去,“啪”地落在阳台的水泥地上,弹了两下,然后自己弯了。

不是被什么压弯的。是它自己弯的,从中间拱起来,拱成一个很圆滑的弧,像一条蛇抬起头。弧顶朝着他,停了两秒,又往另一边弯,弯成一个“S”,贴着地面的水往墙根溜。

李敬亭退到阳台门口,背抵着门框。

“S”形的杆子溜到墙根,那里有一道裂缝,是雨水泡出来的,有三指宽,从地面往上斜着走。杆子的一头对准裂缝,往里钻。钻的时候没有声音,只有一点“噌噌”的摩擦,像绸子在木头上擦。它进去得很快,像被人吸面条一样,一米九的杆子,七八秒就没了。

最后一截进去的时候,裂缝里“啵”了一声,很小,像瓶塞拔出来。

李敬亭站在阳台上,听见楼下街上有电动车经过,喇叭按了两下,“嘀嘀”。他觉得那声音离得很远,隔着一层水。

他蹲下去看那道裂缝。裂缝里是黑的,深不见底。他伸手进去,指尖碰到凉气,有风从里头出来,很细,很匀,一直吹。他把手抽出来,指头上没有灰,干干净净的。

他找了根铁丝,一米多长,往裂缝里捅。捅到一半,铁丝那头好像碰到了什么软的东西,往里陷了一下,然后铁丝就轻了,像捅进了空里。他把铁丝抽出来,铁丝头上沾着一点白色的东西,像蜡,也像凝固的油。他用指甲刮了一下,刮下来,捻在指头上,化了。

那天晚上,他躺在床上,听见阳台上有一声响。

“啪”。

像有人把一根棍子轻轻地放在地上。

他没有起来看。他躺着,睁着眼,看着天花板。天花板上有一块水渍,形状像一只趴着的猫。他看了很久,看到那只猫好像在动,其实是眼睛花了。

第二天早上,他到阳台上,用一袋水泥把那道裂缝糊上了。糊得很厚,抹得平平的,还用手指在水泥上按了几个印,按成一道一道的。

第三天,水泥裂了。

裂缝只有头发丝那么细,从水泥块的正中间笔直地劈开,一直劈到墙根。裂缝里头有一点白,像一根线。他用螺丝刀去挑,挑不出来。那点白在里头,不动。

他没再管。

他给李昭打电话,说了晾衣杆的事。李昭在那头沉默了很久,然后说:“爸,你搬过来吧。房子的事我来处理,签不签都行。”

“我不去。”

“为什么?”

“这房子要拆了,”他说,“我走了,它空着,它害怕。”

李昭在那头笑了一声,笑到一半停住了,因为她发现她爸不是在开玩笑。

四、 家教

王俊生是九月最后一个星期来的。

他二十七岁,本省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二〇一一年毕业,考编制考了三次,三次都差一点。第一次差四分,第二次差两分,第三次笔试过了,面试那天早上闹钟没响,他醒过来的时候已经八点四十,坐在床上愣了半个小时,然后给考官打电话道歉,对方说不用来了。

后来他在一家教培机构教作文,教了两年。今年春天,机构老板跑了,欠他两个月工资,办公室里的投影仪和饮水机被人搬空,家长堵在门口要退费,他被围在中间解释了一下午,解释到最后自己也糊涂了,不知道自己在替谁解释。

李敬亭是老同事介绍认识的。老同事在电话里说:“有个年轻人,人老实,字写得好看,你要不要让他帮你看着房子,顺便给街坊孩子教教作文?你一个人住那么大个楼,我不放心。”

李敬亭说:“行。”

王俊生搬来那天,拖着一个二十四寸的行李箱,背着一个帆布包。行李箱的轮子坏了一个,一路拖着走,在水泥地上“咯噔咯噔”,像一只瘸腿的动物跟在后面。

他站在十七号门口,抬头看了看。门是两扇的木门,黑漆掉了大半,露出底下的木头。门环是一对铜的,锈成了青绿色。门槛很高,得抬腿跨。他跨进去的时候,脚在门槛上磕了一下,差点摔。

李敬亭在堂屋里等他。

“来了。”老人说。

“李叔。”王俊生把行李箱立在门边,“您这房子真大。”

“老房子。”李敬亭站起来,“带你看看。”

楼梯很窄,只容一个人走,木头的,踩上去“吱”一声,第七级特别响。上到二楼,走廊的声控灯是坏的,李敬亭拿手机照着,光柱里浮着一层灰。

“这灯坏三年了。”老人说,“我懒得修。”

亭子间朝北,四个多平方,一张单人床,一张书桌,一个衣柜,一扇小窗。窗外是后院,能看见石榴树的半个枝子。屋里有一股很重的旧木头味,混着樟脑和潮气。

“房租不要你的。”李敬亭站在门口,“一个月给你一千五。你帮我看着房子,别让人进来。每周二、四晚上,给几个孩子讲作文,就在楼下东厢。”

“行。”

“还有三件事。”老人伸出三根手指,“第一,天黑以后别去后院。第二,卧室五斗橱上那个盒子,别动,别碰,别擦。第三,半夜听见什么响动,别开灯。”

王俊生愣了一下。

“第三件是为什么?”

“老房子,响动多。”李敬亭说,“开灯费电。”

老人说完就下楼了。王俊生站在亭子间里,听见楼梯“吱、吱、吱”,声音一层一层往下,最后没了。

他把行李箱打开,把衣服挂进衣柜。衣柜里有一小把干了的樟木片,用红绳系着。他拿出来看了看,又放回去。他把笔记本电脑放在书桌上,桌子的抽屉拉开,里头有一张旧照片:一个女人,四十来岁,短发,笑着,站在缝纫机前面,手上戴一个铜顶针。照片背面写着“秀云,一九九八”。

他把照片放回去,关上抽屉。

东厢在一层,原来是私塾,后来做过账房,现在摆着四张旧课桌,墙上还留着半幅旧地图,地图上的地名早改了。来上课的有五个孩子:韩师傅的外孙小胖,十一岁;隔壁街的丫丫,九岁;初二的周雨;还有两个男孩,一个叫豆豆,一个叫亮亮。

小胖第一次来就问他:“王老师,你晚上一个人睡楼上,怕不怕?”

“不怕。”

“我姥爷说,这房子有看家的。”小胖说,“他说这房子里的东西比他岁数都大。”

王俊生笑了一下:“那你姥爷见过?”

小胖想了想,说:“我姥爷说,见过的都不能说。”

那天的作文题是“我的家”。孩子们写得五花八门。小胖写他家是卖花圈的,门口永远有纸钱灰,风一吹满街都是;丫丫写她家的猫生了四只小猫,死了两只;周雨写她爸妈离婚以后她跟着奶奶住,奶奶每天晚上七点看电视剧,看到九点就睡着,电视开一夜。

王俊生改作文改到十一点。他把红笔帽咬在嘴里,看着小胖那句“我家的墙里也住着人,晚上能听见他们走路”,看了很久,最后在旁边写了一句“比喻很生动”,打了个优。

他没有告诉小胖,他昨天晚上也听见了。

五 、墙里的响动

十一月的第一个星期,王俊生开始记笔记。

不是因为他相信什么,是因为他睡不着。他从网上买了一个笔记本,硬皮的,封面印着“工作日志”,其实每天只写三五行。

十一月四日,凌晨三点十分,墙里有脚步声。不是老鼠,老鼠是碎步,是“沙沙”,像有人在搓纸。这个声音是“嗒、嗒、嗒”,一步一顿,节奏很稳,有两只脚。

十一月六日,凌晨两点四十,楼板上有拖东西的声音,从西头拖到东头,拖了大概半分钟,停了。第二天他上去看,阁楼的地板上什么也没有,灰上有两道很浅的擦痕,跟他手掌一样宽。

十一月八日,他去五金店买了粘鼠板,五张,沿着墙根摆了一排。第二天早上,四张是空的,一张上有一小撮灰,灰里有一个印子。

他把粘鼠板捧到窗边,就着光看。那个印子极小,一厘米长,前面宽,后面窄,有一个后跟。鞋底的花纹是回字纹,一格一格的,清清楚楚。

他用尺子量了,一厘米。他拍了照,照片里那个印子比指甲盖还小,看不清。

十一月十日,他在网上买了一个家用摄像头,一百九十九块,白色,拳头大,能转。他装在书架最高一层,镜头对着墙根。

他连看了七个晚上。前六个晚上什么也没有,只有风把窗帘吹动。第七个晚上,凌晨三点十七分,画面右下角出现一个小白点,从左往右移动,移了三秒,从画面边缘出去了。

他把那三秒慢放,放大,一帧一帧看。白点是一团模糊的光斑,没有形状,没有轮廓,像镜头上的灰。但他知道那面墙根没有灯。

他也知道,那三秒里,他睡在床上,呼吸很轻,是醒着的。

十一月十二日,他半夜起来喝水,从二楼走廊往下看,看见堂屋里有一点光。

他趴在栏杆上往下看。堂屋没开灯,只有一盏很小的夜灯,橘黄色,放在供桌旁边。李敬亭蹲在墙根,背对着他,手里捧着一个小碟子,白瓷的,很小,跟他老伴骨灰盒前那个一模一样。

老人把碟子放在墙根,放在那块潮斑下面,然后用手指把碟子里的东西拨了拨,拨平。

王俊生看着,看见碟子里是米。

老人站起来,拍了拍膝盖,转身要上楼。王俊生缩回去,贴着墙,听见楼梯“吱、吱、吱”。老人上来了,经过他身边,闻到一股很重的烟味和药味。

“李叔。”王俊生叫了一声。

老人停住。

“您刚才……在墙根放什么?”

“猫。”

“咱院里有猫?”

“野猫。”李敬亭说,“晚上来。”

他说完就进屋了,门关上,“咔哒”一声。

王俊生站在走廊里,站了很久。他这一个月,一次也没在院子里见过猫。他连一根猫毛都没见过。后院那棵石榴树下,只有一堆碎了的蜂窝煤和一只倒扣的铁盆,铁盆底下积着水。

第二天早上,他下楼,走到墙根去看。

小碟还在,白瓷的,边上磕了一个口。碟里的米少了一半,剩下的米堆在碟子的一边,像被什么东西从另一边拱过去的。碟子周围的地板上,有一圈很浅的、发白的印子,直径一尺多,像有什么东西围着碟子转过。

他蹲下来,看那圈印子。印子里有极细的划痕,一条一条的,跟梳子的齿一样。他伸手摸,指腹上沾了一点粉。

他把手指放到鼻子底下闻。是米的味道,还有一点别的,很淡,说不上来。

六、 三寸

十一月十七日,星期四。

那天晚上下了课,五个孩子走了,东厢的灯关了。王俊生把课桌摆正,把窗户关上,锁了门。他上楼,洗了把脸,坐在床上改作文。

作文题是“难忘的一天”。小胖写他姥爷扎了一个纸人,纸人有一张红纸剪的嘴,晚上他起来上厕所,看见纸人坐在椅子上,他吓得尿了裤子。王俊生在旁边写:“细节好,但结尾要收一收。”

改到十一点二十,他关灯躺下。手机剩百分之八的电,插在床头的充电线上,屏幕朝下放着。雨还在下,比白天小,落在后院的石榴树上,“沙沙”的,像有人在外头扫地。

他迷迷糊糊要睡过去的时候,听见楼梯响了一声。

“吱”。

是第七级。

他睁开眼。

走廊的声控灯坏了三年,黑的。他的房间的门关着,门底下有一道缝,两厘米高,走廊那边有一点极弱的光,是从楼梯口的窗户漏进来的路灯光,灰色的,像一层薄薄的水。

他看见那道缝里有东西。

先是一顶帽子。

很小的帽子,黑的,帽檐上有一道红线。帽子侧着,从门缝里挤进来,像一张纸从门底下塞进来。然后是肩,是后背,是一整个人。

那个人站起来了。

三寸高。

王俊生没有动。他后来回忆的时候,只记得自己当时在想一件很奇怪的事:他想,三寸,是十厘米。他量过自己的手机,手机长十四厘米。这个小人比他的手机还短一截。

小人穿一件灰布短褂,褂子下摆到膝盖,腰上系一根黑布带,带子打了个结,结头垂在左边。裤子是青的,裤腿扎在脚踝上,扎得很紧。脚上是一双黑布鞋,鞋底是白的,千层底,一层一层摞起来,摞得很薄。头上那顶小帽,帽顶有一点点鼓,像清朝人的瓜皮帽。

它的脸很小,很白。五官齐全,眉毛很细,眼睛是两条缝,鼻子是一小团,嘴闭着。它没有表情,或者说,它的表情是那种木头上刻出来的表情——刻得很准,但不动。

它往前走了一步。

王俊生听见“嗒”一声,很轻,鞋底磕在地板上。

它又走了一步,膝盖抬得很高,一步一步,像人走路,但每一步都走得很用力。它走到屋子中间,停下来,抬起头。

它在看床。

王俊生闭着眼,只留一条缝。他能感觉到自己的心跳顶在肋骨上,顶得胸口发闷。他的手在被子底下攥着,指甲掐进掌心,掐出四个印。

小人看了很久。

然后它开始转圈。

不是随便转。它沿着地砖的缝走,贴着一条缝走一整圈,走得很直,像有人在地上画了一个圆,它沿着那个圆走。走到四个角,它会停一下,抬起头看看墙,看看房顶,然后继续走。

它走了三圈。

三圈走完,它站在圆心,站得很直,两只手垂在身侧。它抬起头,看了很久天花板,看了很久。

王俊生觉得自己快要憋死了。他的呼吸很浅,浅到胸口不动,气从鼻子里一点一点漏出去。

小人转身,往门口走。

走到门缝前,它侧过身,像一张纸一样,从缝里滑了出去。

王俊生躺在床上,一动不动,等了大概三分钟。三分钟里他听见自己的血在耳朵里流。然后他坐起来,动作很猛,被子掀到地上。

他摸到手机,拔了充电线,手指在屏幕上滑了好几次才滑开。他打开相机,对着地板,录了十二秒。

回放的时候,画面是全黑的。只有他自己的呼吸声,粗的,抖的,还有雨。

他开了台灯。

灯亮的那一瞬间,屋子被白光填满,什么也没有。地板上干干净净的。

他下床,赤脚踩在地板上,走到屋子中间,蹲下去。

地板上有一圈印子。

极浅,像一层灰,直径一米多,跟小人走过的圈一样大。印子不是连续的线,是一段一段的,每一段两厘米长,中间隔一点空,像一串脚印连成的虚线。

他伸出手,抹了一下。

指腹上沾了一点土,很细,像面粉,又比面粉糙。他把手放到鼻子底下闻,闻不出什么。他又抹了一下,抹到地砖的缝里,那里有一点更细的白,像霜。

他站起来,走到门口,蹲下去看门缝。

门缝底下有一道极细的划痕,黑的,从门框这头到那头,像有什么东西反复从那底下过,把漆磨掉了。

他打开门,走廊里黑的。他摸着墙走到楼梯口,按了一下声控灯的开关,灯“啪”地闪了两下,亮了。

楼梯上空空的。第七级的木板上,有一小片水渍,圆的,有杯口那么大。他蹲下去摸,是干的。

他站在楼梯口,听见楼下堂屋里有声音。很轻,“沙、沙、沙”,像有人在扫地。

他扶着栏杆往下看。

堂屋的夜灯亮着,橘黄的。李敬亭不在。墙根那个小碟子还在,碟子里的米,一粒一粒地往外散,散成一个扇形,像被什么东西从中间拱开了。

七、 高粱秸

他从楼梯口退回屋里,把门关上,插上插销。

王俊生在床上坐了二十分钟。

台灯开着,他把被子裹在身上,背靠墙,脚下踩着一只拖鞋,另一只不知道踢到哪儿去了。他看着门缝,看了二十分钟,门缝什么也没有,只有一线灰白的光。

他想过很多种可能。他想到老鼠,想到猫,想到自己睡觉压着胸口做的梦,想到教培机构倒闭那天他在办公室坐了一夜,第二天开始眼前发花。他甚至想到是不是该去医院挂个神经内科。

想到最后,他把台灯关了。

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关灯。可能是因为他想再看一次,可能是因为他受不了那种“不知道”。

灯灭的一瞬间,屋子黑了。窗帘外有路灯,光透过布,落在墙上,是一块模糊的方形。

他坐在床上,抱着被子,眼睛盯着门缝。

十一点五十八分,楼梯响了。

这次不是一声,是一串。“吱、吱、吱”,从楼下上来,很轻,但很密,像有人在上楼,一步一停。

门缝里有影子。

先是一个影子,很矮,从缝里挤进来。它进来以后没有马上走,站在门口,好像在等什么。然后第二个影子挤进来,两个影子站在一起,站了一会儿,第一个影子转身出去了。

王俊生听见楼梯又响,响得比刚才急。

过了大概两分钟,门缝里进来第三样东西。

那不是一个人。那是一个人的肩上扛着的东西。

小人侧着身子挤进来,肩上扛着一张小凳子。凳子比它矮一点,四条腿朝上,绑着一根红线,红线在它肩头绕了两圈。

它把凳子放下来,放得很慢。它先蹲下,把凳子从肩上卸下来,抱在怀里,然后用两只手把四条腿一条一条摆正,摆在地上。摆好以后,它没有马上站起来,而是趴下去,脸几乎贴到地板,从这一头看到那一头,看四条腿是不是一样高。

然后它伸出手,在凳面上按了按。

王俊生看着那个动作,忽然想起他爷爷。他爷爷是木匠,做完一条凳子也要这么按一按,按一按就知道四条腿稳不稳,有没有一条短了半毫米。

小人按完,站起来,往后退了一步,看了看,又上前,把凳子往左边挪了一点,挪了大概一厘米。

它挪完,从怀里掏出一块布。

布是蓝的,很小,比他的拇指盖大一点,叠成四折。小人把布展开,铺在凳面上,铺得很平,用手掌从中间往两边抹,抹了两下。

做完这些,它站在凳子旁边,低着头,站了一会儿,然后从门缝出去了。

王俊生没有动。

他坐在床上,抱着被子,脑子里很空。他想起小时候在姥姥家,院子里晒着秫秸箔,高粱秸一根一根并排着,用麻绳勒紧,太阳一晒,有一股甜味。他姥姥用秫秸扎过蝈蝈笼,扎过灯笼,扎过一个小板凳给他,跟这个一模一样:三根秫秸并排做面,四根做腿,红线绑的结,结头朝外。

那个小板凳他坐了三年,后来散架了,他姥姥又给他扎了一个。

他伸手去摸手机。手机黑屏,按了半天没反应——录那十二秒的时候,电就耗光了。

他坐在黑里,看着那张凳子。

凳子就在屋子中间,在那一圈印子的圆心上。在黑暗里,它微微发白,秫秸的表面有一层很淡的光,像涂了一层蜡。四条腿的影子投在地板上,细得像线。

他看了很久。

然后他从床上下来。他下床的时候脚碰到床沿,“咚”一声,很响。凳子没有动。

他赤脚走过去,走了四步,蹲下。

他伸出手,摸。

指尖碰到了秫秸。

真的。硬的,有毛刺,毛刺扎进他指腹,扎出一点血。他能摸到三根秫秸并排的缝,能摸到红线绑的结,结头有点松,他用指甲拨了一下,红线在秫秸上磨出“嚓”的一声。

他把凳子捧起来。

很轻。三克,四克,比一个鸡蛋还轻。他捧在手心里,四厘米高,三厘米宽,四条腿悬在他掌心的两边。

他站起来,捧着凳子,走到书桌前,把它放在桌上。

手一松,凳子就没了。

不是掉下去了,是没了。他的手还保持着捧的姿势,掌心空了,桌上什么也没有。

他把手放回桌上,摸。桌面是凉的,平的,什么也没有。他沿着刚才放的位置摸了一圈,摸到桌角,摸到笔记本,摸到笔。

他退回床边,坐下,坐着发抖。

他想起一件事:他刚才开灯的时候,凳子不见了;刚才在黑里,他摸到了。

他站起来,走到墙边,把台灯打开。

灯亮了。桌上空空的。

他关了灯。

桌上那张凳子还在,在黑暗里微微发白。

他把灯开着,坐回床上,抱着被子,一直到天亮。天快亮的时候,窗帘上的方块从灰变成白,他听见街上有环卫工人在扫路,“唰、唰、唰”。他听见楼下堂屋的门开了,听见李敬亭的拖鞋在地上拖。他听见水壶放在炉子上,“当”一声。

他站起来,走到书桌前,伸手摸。

桌面是凉的。

八 、四寸

第二天他睡了一整天。

中午醒了一次,头疼,嗓子干,量了体温,三十七度八。他喝了半壶水,又睡下去。傍晚醒过来,天已经黑了,屋里没开灯,他躺在床上,看见窗帘上有一块橘黄——堂屋的夜灯。

他下楼,李敬亭在堂屋里坐着,面前摆着一碗面条,已经坨了。

“吃点。”老人说。

王俊生坐下,拿起筷子,吃了两口,咽不下去。

“李叔。”

“嗯。”

“昨天晚上,我看见东西了。”

李敬亭没有抬头。他把手里的烟在烟灰缸里摁了摁,摁了三下,才摁灭。

“看见什么了。”

“一个小的,三寸高,”王俊生说,“穿灰褂子,黑鞋,白底。肩上扛着一个小板凳进来,秫秸扎的,红线绑的腿。他放在屋子中间,把四条腿摆正,试了试稳不稳,走了。”

老人的手停在烟灰缸上。

“他还转圈。”王俊生说,“进来先转三圈,贴着地砖的缝走,走到角上停一下,抬头看,再接着走。”

李敬亭抬起头。

老人看着他,看了很久,眼睛里有一种王俊生说不清的东西。不是害怕,也不是惊讶。是一种很深的、很旧的疲倦,像一个守了很多年夜的人,终于等到另一个人也听见了那个声音。

“他摆凳子了。”老人说。

“什么?”

“先摆凳子,再摆棺材。”李敬亭把烟摁灭,摁了三下才灭,“凳子摆稳了,棺材才进得来。还要来人。”

王俊生的后颈凉了一下。

“来什么人?”

“不知道。”老人说,“我娘见过一回。”

那天晚上他们没再说这件事。王俊生回了亭子间,把门反锁,把椅子顶在门把手底下,把台灯开着,坐到十二点。他没敢关灯。他躺在床上,开着灯睡。

第二天晚上,他把灯关了。

他不知道自己在赌什么。他只知道,如果不看,他这一辈子都会想。

那天是十一月十九日,星期六。楼下没有课。院子里很静,隔壁韩家的寿衣店到晚上八点关了门,卷帘门“哗啦”一声拉下来。

十一点四十,他关灯躺下。

十二点零七分,楼梯响。

这次的声音很沉。不是“嗒、嗒”,是“咚、咚”,隔一秒一下,很稳,像有人在抬重东西上楼,一步一步往上压。

门缝里先进来两个小人。

他们跟昨晚那个不一样。一个穿青布褂,一个穿灰布褂,腰上都系着黑带。他们进来以后,站在门边,弯下腰,往外伸手,好像在接什么东西。

然后他们一起退着进来,抬着一口棺材。

棺材四寸长,一头大一头小,黑的,漆很亮。漆亮得能照出人影——王俊生看见棺材盖上有一小块反光,是窗帘外路灯的光。棺材的两头各系一根红绳,红绳上穿一根秫秸,两个人一前一后抬着,秫秸压在肩上。

他们走得很慢。

每一步都踩得很实,脚跟先落地,然后脚掌,然后脚尖,一步走完,停半秒,再走第二步。抬着的东西在他们肩上一动不动,连晃都不晃。

王俊生想起他小时候在老家看过一次出殡。抬棺的八个人,走在最前面的那个喊号子,喊一声,八个人一起迈步。他二叔跟他说,抬棺的人不能让棺材晃,一晃,里头的人就不安生,家里要出事。

他看着那两个小人,忽然觉得他们懂规矩。

他们把棺材抬到屋子中间,放在那张秫秸凳上。放的时候很小心:先放一头,用手扶着,另一个人把另一头慢慢落下,落稳了,两个人才松手。松手以后,他们退后一步,弯下腰,看了看棺材是不是摆正了,然后一起伸手,把棺材又往左挪了一点点。

挪完,他们站到棺材的两边,低下头,不动了。

王俊生躺在床上,眼睛睁着,手心全是汗。

他看见棺材盖上有一道极细的金线,从这头到那头,画得很直。他看见棺材底垫着一块白布,白布的四角露在棺材外面,露出来的地方有一圈蓝线锁边。他看见棺材前头的小供桌上——那是他们刚搬来的,一个用硬纸板折的小方桌——摆着一个小陶罐,罐口有一点香灰。

他还看见棺材旁边立着一根香。香是点着的,烟很细,直直地往上走,走到半尺高的地方散开。那根香比他见过的最细的香还细,像一根头发。

我是不是疯了。他想。

他没有疯。他知道自己没有疯,因为他能闻见那根香的味道。檀香,很淡,混在潮气里,甜得发腻。

两个小人站了大概五分钟。然后其中一个抬起头,看了看门的方向,转身出去。过了半分钟,楼梯响,它回来了,身后跟着三个小人,每个手里都捧着东西:一个捧着一摞纸,纸是白的,叠得整整齐齐;一个捧着一个很小的碗;一个捧着一块叠好的白布。

他们把东西摆在小供桌上,摆得很正,摆完退到两边,低下头。

屋子里现在有五个小人。

他们站成一个半圆,围着那口棺材,一动不动。

九、 鹰鸣

一点二十分,楼梯响了最后一次。

这次的声音很碎,很密,“嗒嗒嗒嗒”,像一群小东西一起上楼,脚步声挤在一起。

门缝里先进来四个小人,都是女的。

她们穿着青布袄,袄子外面罩一件白布坎肩,头发梳得很高,梳成一个髻,髻上插一根极细的银簪——王俊生看得见那根簪子在路灯的反光里闪了一下。她们手里都端着东西:一个端着一个小铜盆,盆里有水;一个端着一叠白布;一个捧着一个纸包;最后一个空着手,走在前头,是引路的。

她们进来以后,分两边站好,低下头。

然后那个女人进来了。

她比其他人高,三寸半,或者四寸。她穿着一身白,白布袍子,袍子很宽,袖子垂到膝盖,腰上系一根麻绳,麻绳打了一个结,结头垂在左边。头上一条白布,从额前系到脑后,垂下来,垂到腰。脚上是白布鞋,鞋面上蒙着一层白布,白布上用黑线缝了一个小小的“孝”字。

她走得很慢,走到棺材前面,站住了。

她站了很久。王俊生看见她的肩在动,很轻,一起一伏的。

然后她跪下了。

不是蹲,不是坐。是跪。膝盖先着地,两只手撑在地上,然后身子往后一坐,坐在自己的脚跟上,双手放在膝盖上,背挺得很直。

她抬起头,看着那口棺材。

然后她哭了。

第一声不是哭,是一口气。很长的抽气,从胸腔最底下拔上来,拔到喉咙口,卡了一下,然后冲出来。

“咿——”

那声音是尖的,干的,细的,从地面直直地往上冲,冲到房顶,在房顶上撞了一下,又落下来。像鹰。像一只鹰在天上盘旋,突然叫了一声,声音从很高的地方掉下来,掉到人头顶上。

王俊生的耳膜疼了一下。他觉得有根针从耳朵里穿进去,穿到后脑。

第二声隔了三四秒。

“咿——呀——”

这一声更长,尾巴往上挑,挑到最高处,断了,断得很干脆,像有人拿剪刀剪断了一根线。

然后是一串。一声接一声,中间隔着差不多的时间,每一句都不一样,有时候高,有时候低,低的时候像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高的时候像贴着耳朵。

那不是人哭的声音。人哭有水,有鼻音,有一抽一抽的气。这个声音是干的,像两片骨头在磨,磨出一种很薄的、很利的响。

王俊生想起他十岁那年,村里一个老太太死了。出殡那天,请了哭灵的,三个女人,穿着白布孝衣,坐在灵棚里,一边哭一边唱,唱死者生前的好,唱她怎么纺线,怎么给孩子做鞋。那时候他觉得那声音又难听又热闹。现在他想起那三个女人,忽然明白了:她们哭的时候,是有词的,词把声音撑住了。而这个女人没有词。她只是喊。

四个丫鬟也跟着哭起来。

她们的声音小,细,密,像一群小鸟在树上叫,叫得很急。五个人一起哭,屋子里像灌满了水,声音从四壁挤过来,挤到王俊生的耳朵里,挤到他的胸口。

他咬住被角。

他咬着,牙关发酸,腮帮子抖。他不敢松口,松开就会叫出来。他的手在被子底下攥着,攥得指节发白。他的后背全是汗,汗把秋衣贴在皮肤上,凉。

他看了很久。

他不知道看了多久。后来他回想,觉得可能有十分钟,也可能有半个小时。他看见那个女人的肩一直在抖,抖得越来越厉害;他看见一个丫鬟走上前,递上一块很小的白布,女人接过来,按在脸上,按了很久,白布上洇出一小块深色;他看见另一个丫鬟跪下去,往那个小铜盆里添了一点水;他看见那根香烧短了一截,香灰弯下来,还没掉。

他还看见一件事,这件事后来在他脑子里反复出现:那个女人哭着哭着,忽然停下来,站起来,走到棺材前面,伸出手,放在棺材盖上。

她的手在棺材盖上放着,放了很久。

她的手指很细,指甲很长,是那种用凤仙花染过的红——在路灯的反光里,那点红是暗的,像一滴干了的血。

王俊生觉得自己的头皮在往下掉。不是比喻。他真的觉得头皮发麻,从头顶一路麻到后颈,麻到肩膀,麻到手指尖。

他想喊。

他张开嘴,喉咙里没有声音。

他试着再喊,气从嗓子里出去,“嗬”了一声,很轻,像漏气。

那个女人转过头来。

王俊生后来坚持说,她没有转头。他说他一直看着她的后脑,她的头一动没动。但当时,在那一瞬间,他确确实实地感觉到,有什么东西“看”过来了——不是眼睛,是一种压力,像有人把手掌按在你脸上。

他终于喊出来了。

“啊——!”

那一声很难听,破的,像被撕开的布。

他从床上滚下去。他滚的时候被子缠在腿上,整个人是横着摔下去的,右肩先着地,“咚”一声,头撞在桌腿上。他的眼镜飞出去,摔在地板上,“啪”,一片镜片碎了。

他在地上爬。他的手抓住床沿,抓住椅子腿,抓住门框,最后抓住门把手。他把门拉开,扑到走廊上。

“李叔!李叔!”

他的声音在走廊里撞,撞回来,撞到他自己耳朵里。

楼下有动静。拖鞋的声音,“啪嗒啪嗒”,从堂屋到楼梯,上楼,第三节,第五节,第七节——第七级“吱”的一声,很长。

李敬亭上来了。老人穿着秋衣秋裤,脚上是棉拖鞋,手里没拿手电,脸在黑暗里是一块灰白。

“怎么了。”

“屋里有东西!”王俊生坐在地上,手指着门里,“棺材,一个女的,穿孝服,在哭——”

李敬亭没有进屋。

他站在走廊上,看着那扇开着的门,看了大概十秒钟。然后他走进去,摸着墙,摸到开关,“啪”一声,灯亮了。

屋子是空的。

地板上什么也没有。没有棺材,没有凳子,没有小人,没有香。地板上只有王俊生摔下来的被子,翻倒的椅子,碎了的眼镜片,还有一小摊从他额头上流下来的血。

李敬亭蹲下去。

他蹲在屋子中间,蹲了很久。王俊生从走廊上看见,老人的手在地板上摸,摸了一圈,摸到一处,停住了。

那是一根线。

红的,一寸多长,很细,像从一块布上抽下来的。

老人把那根线捏起来,放在手心里,看着。

他的手在抖。抖得很轻,但王俊生看见了。

“李叔。”

老人没应。

“李叔,那是什么?”

李敬亭把手合起来,把那根线攥在拳头里。他站起来,转过身,脸上什么表情也没有。

“别问了。”他说。

他走过去,把王俊生从地上扶起来。老人的手很凉,很硬,像一把钳子。

“头破了。”他说,“下楼,我给你上点药。”

他们下楼。堂屋的灯开着,李敬亭从柜子里拿出一个铁盒子,里头有碘伏、纱布、创可贴。他让王俊生坐在椅子上,用棉签蘸了碘伏,按在他额头上。

“疼。”

“忍着。”

碘伏擦上去,凉的,然后是烧。王俊生“嘶”了一声。

李敬亭贴纱布的时候,手很稳。贴完,他坐在对面的椅子上,从口袋里摸出烟,点上,抽了一口,抽得很深,烟从鼻子里出来,很长。

“你看见几个?”他问。

“十个。”王俊生说,“五个小的,两个抬棺材的,三个捧东西的。一个女的,四个丫鬟。”

“五个丫鬟。”

“……那就是十一个。”

“你没数错。”李敬亭说,“她带了五个。第五个站在门后头,你看不见。”

王俊生看着他。

“李叔,您见过。”

老人抽了一口烟。烟头的火在黑暗里亮了一下,照亮他半张脸,脸上的皱纹很深,像刀刻的。

“我娘见过。”他说。“我娘说,那家子人,在这屋里住得比我们早。”

窗外雨停了。屋檐上还有水,一滴一滴往下滴,滴在台阶上,“嗒”,“嗒”。

他们坐到天亮。

十 、天亮以后

天亮以后,王俊生发烧了。

三十九度一。他裹着被子在床上抖,牙齿磕得“咯咯”响。李昭是上午九点多到的,一进门就看见他额头上的纱布和地上的碎眼镜。

“怎么弄的?”

“摔的。”

“摔的能摔成这样?”

李昭看了她爸一眼。李敬亭坐在堂屋里,手里捧着一个搪瓷缸,缸里的茶已经凉了,上面浮着一层茶叶沫。他没说话。

他们把王俊生送到区医院。急诊排队排了一个多小时,走廊里全是咳嗽的人。医生拿听诊器听了听,说肺部没杂音,验了血,白细胞不高,是病毒性感冒,加上休息不好。开了两盒药,让他多喝水。

李昭又挂了一个神经内科的号。医生是个四十来岁的女人,问了几句,问他最近睡几个小时,问他有没有压力,然后说:“你这个情况,临床上叫睡眠相关幻觉。人在极度疲劳、长期睡眠不足的时候,半睡半醒之间会看见东西,非常真实,醒了就没了。不是精神病。”

“我看见了很久。”王俊生说。

“多久?”

“可能半个小时。”

医生停了一下,笔在病历上点了点。“那就再做一个睡眠监测。不过我们这边排到明年三月了。”

她开了药,一种是助眠的,一种是抗焦虑的。王俊生把药装进兜里,一片也没吃。

回长山道的路上,李昭开车。王俊生坐在副驾驶,李敬亭坐在后座。车过路口的时候,李昭忽然说:

“王老师,你才住了两个月。”

“嗯。”

“我爸一个人在那儿住了两年。”她说,“我妈走了以后,他每天一个人在堂屋里坐着,从六点坐到十点,不开电视。你说他看见什么,我信。但你要是说你也看见,我只能说:那房子有问题。”

“什么问题?”

“潮。”她说,“你闻闻那屋里的味儿。墙里头泡了七十年,木头都烂了。人在那种地方住久了,脑子会不清醒。”

她顿了顿。

“还有那个煤炉子。他冬天在后院烧蜂窝煤,一烧一晚上,门窗关得死死的。我早说了要装报警器。”

第二天,李昭买了三个一氧化碳报警器,一个装在厨房,一个装在堂屋,一个装在二楼走廊。她还把后院那个蜂窝煤炉子搬到了院子中间,烟囱重新接了一遍。

报警器装了一个星期,一次也没响。

王俊生开始查资料。他查“老房子里看见小人”、“墙里有脚步声”、“三寸小人抬棺材”。查出来的东西乱七八糟:有说老鼠的,有说白蚁的,有说是“宅神”的,有说是“家宅五神”里的某一位的,还有一些帖子,讲的是同一件事——某个老房子,某个夜里,某种小东西在办事,看见的人后来都搬走了。

他把这些帖子存下来,存了十七个。

他又把摄像头那七天的录像从头看了一遍。前六天什么也没有。第七天凌晨三点十七分那个白点,他放大了四十倍,一帧一帧看。白点在第七帧出现,在第三十一帧消失,一共二十四帧,一秒。

他把截图打印出来,拿给李敬亭看。

老人戴上老花镜,看了很久。

“这是光。”他说。

“什么光?”

“不知道。”老人把纸放下,“我眼神不好。”

十二月一日,王俊生给白蚁防治站打了电话。他跟对方说,家里老房子的墙里有响动,怀疑是白蚁。第二天上午,一个姓吴的技术员来了,四十多岁,穿一件蓝工装,背着一个小包,包里有一台探测仪、一支手电、一个内窥镜。

他在堂屋里走了一圈,用手敲墙,“咚、咚、咚”,敲得很轻。敲到西墙那块潮斑的时候,他停住了。

“这儿是空的。”

“空的?”

“你听。”他又敲了两下,声音不一样,闷里带响,像敲在一口扣着的缸上。“这墙是双层的,外头一层砖,里头一层砖,中间有空气。老房子都这么砌,叫空斗墙。”

他拿出探测仪,贴着墙面扫,屏幕上跳数字。他扫了三遍,皱起眉头。

“有蚁道。”他说,“干的,老的。这房子以前闹过白蚁,可能几十年了。”

他从包里拿出内窥镜,一根细细的软管,头上带灯。他在墙上找了半天,找到一个很小的孔——那个孔被灰糊住了,他用锥子捅开,把软管伸进去。

屏幕亮了。

王俊生凑过去看。屏幕上是灰白的、粗糙的东西,像干了的泥,一条一条的通道,弯弯曲曲,有的地方塌了,有的地方还立着。

“这是蚁道。”吴技术员说,“白蚁把木头吃了,留下这些道。”

他把软管往里推,推了大概二十厘米,画面忽然变了。

屏幕上是黑的,一片黑,黑里有一点点白。

“这……”他停住了,把软管抽出来一点,再推。

画面上,那点白还在,形状像一个很小的圆,边缘不规整。

“里头有东西。”他说。

“什么东西?”

“看不清。”他又推了推软管,画面晃了一下,“不像蚁巢。蚁巢是海绵状的。这个……”他顿了顿,“这个有点像纸。”

他把软管抽出来,用一块胶布把孔贴上。

“李叔,”他转过头对李敬亭说,“这墙我建议打开看看。不是白蚁的事。白蚁早死了,这房子里的木头空了,但墙里的空腔还在。里头要是有东西,可能是老辈子人塞进去的。我干这行二十年,见过墙里藏钱的,藏金银的,藏地契的。”

李敬亭站在那儿,看着那个被胶布贴住的小孔,看了很久。

“先不开。”他说。

吴技术员收了工具,临走前说了一句:“要开的话,找个瓦工,别自己砸。空斗墙一砸容易塌一片。”

那天下午,王俊生去了隔壁十五号。

韩师傅的寿衣店在一层,门口挂着几串纸钱,风一吹“哗啦哗啦”响。店里光线很暗,靠墙立着十几个纸人,有男有女,脸是用白纸糊的,眼睛是两笔黑墨,嘴是一点红。韩师傅坐在一张矮凳上,正在给一个纸人装胳膊。

“来了。”他没抬头。

“韩师傅。”

“坐。”他用下巴指了指旁边一个塑料凳。

王俊生坐下。店里有一股纸味、浆糊味、香灰味,混在一起。

“我想问您个事。”

“问。”

“这院子里的东西,”王俊生说,“您知道吧。”

韩师傅把纸人的胳膊用麻绳绑好,绑了三圈,打了个结,然后才抬头看他。

“知道什么。”

“小的。三寸高。抬棺材。”

韩师傅看着他,看了几秒,然后低下头,继续绑另一个胳膊。

“我姥爷那辈就在这条街上。”他说,“我小时候,我爹在这店里扎活。那时候这条街上有三家寿衣店,我们家是最小的。我爹说,长山道十七号那院子,晚上不能去。”

“为什么?”

“不为什么。”韩师傅说,“就是不能去。”

他把纸人立起来,摆在墙边,跟其他的排成一排。

“你看见了?”

“看见了。”

“几个?”

“十一个。”

韩师傅的手停了一下。

“你数得挺清。”他说。

“有两个我没看清。”王俊生说,“是李叔数的。”

韩师傅没说话。他走到柜台后面,从一个铁盒里捏出一撮烟丝,卷了一支烟,点上。烟很冲,呛人。

“我跟你说三件事。”他说,“你记住了。”

“您说。”

“第一,它们不是来害人的。这院子里的东西,住了几百年,比咱们都早。它们办事,是办它们自己的事。”

“第二,看见了,别指,别喊,别让路。你一指,它就知道你看见了;你一喊,它就以为你要管;你让路,它就当你答应了。”

“第三,”他抽了一口烟,“房子要拆了。”

王俊生没听懂这句话。

“这跟房子拆不拆有什么关系?”

韩师傅把烟摁灭。

“人搬家,得跟老邻居说一声。”他说,“房子要拆了,人家也得走。走之前,得把该办的事办了。”

“什么事?”

韩师傅不说了。他转过身,去摆弄那个纸人的头,把一张白纸脸贴上去,用手指把眼角压平。

“送人。”他说。

“送谁?”

韩师傅没回头。

“你回去问问李敬亭。”他说,“他心里有数。”

那天晚上,李昭跟她爸吵了一架。

王俊生在楼上听见的。李昭的声音很高,隔着楼板传上来:

“爸,十二月十号就停水了。你跟我走,行不行?”

“我不走。”

“你不走你在这儿干什么?守着这堆砖?”

“我守着。”

“守什么?”李昭的声音忽然抖了,“妈走了两年了,骨灰盒还在五斗橱上。你连个坟都不给她立。房子要拆了,你也不签。爸,你到底要守什么?”

楼下静了很久。

然后李敬亭说话了,声音很轻,王俊生在楼上听得见:

“我守的是她的规矩。”

“什么规矩?”

“你不懂。”

“我是不懂!”李昭的声音一下子高了,“我从小到大就没懂过你!你跟我妈两个人,一辈子神神叨叨的,过年过节在墙根摆一碟米,我问给谁,你们说是给猫!咱家什么时候养过猫?”

楼上,王俊生坐直了。

楼下又静了很久。

“昭昭。”李敬亭说,“你妈走的那天早上,她在阳台上晾衣服。她晾的最后一件,是我的秋裤。”

李昭没说话。

“她把秋裤搭在杆子上,抻平了,抻了三下。”老人说,“她抻得很仔细,跟平常一样。她不知道那是她最后一次晾衣服。”

那天晚上,李昭住在她爸的卧室,睡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她走的时候,眼睛是红的。她在门口跟王俊生说了一句话:

“王老师,你帮我看着他。十二月十号我来接他。他要不走,你就把他打晕了拖走。”

王俊生笑了一下,没笑出来。

李昭走了以后,李敬亭把王俊生叫到堂屋。

老人从樟木箱最底下抽出一个布包,布包上落着灰。他把布包打开,里头是一本线装的书,蓝布封皮,边角磨圆了,封皮上贴着一张纸条,写着“瑞记杂记”。

“我爹留下来的。”老人说,“他年轻的时候抄的,抄的是我爷爷的祖父留下来的几本旧册子。册子原本在老家,老家没了,就剩这一本。”

他翻到中间一页,摊在桌上。

纸是黄的,上面是毛笔字,竖排,写得很工整。

王俊生凑过去。

那一页的开头写着:

“宅中忽有长凳,色如肉,光润可鉴,抚之软若脂,随陷入壁。又有白梃,柔化如蛇,蜿蜒穿墙而没。”

再往下,另起一行:

“康熙十七年,有王生俊生者,馆于余家。”

王俊生的手停在纸面上。

“王俊生。”

“嗯。”老人说,“我看见你名字那天,一夜没睡。”

王俊生往下读。

“……王生暮息,见一小人,高三寸,入门,旋绕而去。少顷,荷一秫秸小凳至,置室中。俄而二小人舁一棺入,长四寸。继而一女率数婢入,皆短小如前,女孝服,哭声如鹰鸣。王生窥之良久,毛发森竖,大呼,坠床。众至,小人、棺俱渺。”

王俊生读完,抬起头。

“这是我。”

“这是你。”老人说。

“三百年前也有一个王俊生。”

“三百年前也有一个王俊生。”老人把书合上,“我小时候当故事听。我爹说,这本册子里记的事,李家几辈人都当故事听。册子记的是城南的老宅,老宅四八年就没了,房子没了,事还在。”

他抬起头,看着王俊生。

“直到我娘亲眼看见了一回。”

窗外有风,把门帘吹起来一角。

十一、 拆墙

十二月三日,李敬亭决定开墙。

他找了韩师傅,找了王俊生。工具是韩师傅带来的:一把瓦刀,一把小锤,一根撬棍,一卷塑料布。王俊生从五金店借了一个头灯。

那天早上天晴了。连着下了半个月的雨停了,太阳出来,院子里的水泥地反着光。石榴树的叶子落光了,枝子上挂着几个去年没摘的干石榴,黑得像炭。

他们站在堂屋西墙前。

墙上那块潮斑有一张八仙桌那么大,从地面往上爬,爬到一米二左右,形状像一棵歪脖子树。潮斑的中间,有一个很小的孔,是吴技术员昨天贴的胶布,胶布边上翘起来一点。

“就这儿。”李敬亭说,“我娘说过,这面墙里有东西。”

“您娘什么时候说的?”王俊生问。

“我十二岁那年。”

老人蹲下去,用手摸了摸潮斑的下沿,摸到一处,停住。

“从这儿开。”

韩师傅把塑料布铺在地上,把堂屋里的桌椅往两边挪。他做事很稳,每一步都不急。他把瓦刀插进砖缝,用小锤轻轻敲,敲了七八下,一块青砖松了。

砖是立着砌的,一层立砖,一层平砖,中间是空的。

第一块砖拿下来,墙上出现一个洞,拳头大。洞里有风,很细的风,吹在手上凉。

第二块,第三块。

砖很好取,灰口早就酥了,一敲就散。取了大概十块,洞口有脸盆大。

洞里是黑的。

王俊生打着头灯照进去。

洞里头是一个空腔,比洞口大,往里能伸进整条胳膊。空腔的壁上,是干的、灰白的、粗糙的东西,跟内窥镜里看见的一样——蚁道,密密麻麻,像一张干了的血管网。

空腔的底部,铺着一层东西。

干的,黄的,一截一截的,是高粱秸。

“秫秸。”韩师傅说。

“嗯。”

空腔的一角,摆着东西。

不是随便塞的,是摆的。摆得很整齐,一样一样分开,每样东西底下都垫着一小片布。

最左边,是一个蓝布包。布包用线捆着,线已经朽了,一碰就断。王俊生把布包捧出来,放在塑料布上,慢慢打开。

里头是一只铜顶针。

顶针是黄铜的,磨得很亮,边缘有一道小豁口,像是被人用锉刀锉过。顶针的内壁上,刻着一个很小的字。

李敬亭伸手,把顶针拿起来。

他的手抖得厉害。顶针在他手心里,很小,很轻,像一枚旧硬币。

他把顶针翻过来,就着头灯的光看内壁。

“素梅。”他念了一声。

“谁?”

“我娘。”老人说,“张素梅。”

他把顶针攥在手心里,攥得很紧。

“这顶针是我娘的。”他说,“她做了一辈子针线。我小时候穿的棉袄,都是她一针一针缝的。她缝的时候,顶针在手指上,一顶一顶,‘嗒、嗒、嗒’。”

他停了一下。

“她走的那年,八七年。临走前跟我说,顶针给你媳妇。我找遍了全屋,没找着。我以为是掉在医院里了。”

韩师傅没有说话。他蹲在旁边,看着那个洞。

王俊生继续往外拿东西。

蓝布包旁边,是一卷红线。线很细,绕在一个秫秸做的线轴上,绕得整整齐齐,一圈压一圈。

红线旁边,是三个小碗。碗是陶的,灰褐色,比核桃壳大一点,碗口有一道细细的釉。三个碗摆成一排,碗里都是空的。

再旁边,是一个小木盒。

盒子四厘米长,两厘米宽,一寸多高,黑漆,漆面很亮。盒子没有锁,盖子是推拉的。王俊生把盖子推开。

盒子里垫着一层棉花,棉花已经黄了。棉花中间,有一个很浅的凹,像有什么东西在这里躺了很久,后来被拿走了。

盒子旁边,是一段秫秸,剪得很齐,两头是平的,中间有几个节。

还有一张纸。纸折成四折,压在秫秸底下。

王俊生把纸展开。

纸是那种很薄的毛边纸,已经脆了,边上缺了一块。上面用铅笔写着字,字很小,很淡,写得歪歪扭扭:

“娘,米我照旧放着。顶针我给人家了,人家办事要用。您别怪我。”

没有落款。

李敬亭把纸接过去。

他看了很久。看到一半,他把纸放下来,转过身,走到八仙桌旁边,坐下,两只手放在膝盖上。

他没有哭出声。他的肩膀抖了两下,然后就不动了。

屋子里很静。太阳能从窗子照进来,照在塑料布上,照在那些从墙里拿出来的东西上。

“是秀云写的。”老人说。

“您怎么知道?”

“她的字。”老人说,“她写字不好看,‘娘’字老是写歪。她说她小时候没练过字,写字跟画符一样。”

他把那张纸捏在手里。

“顶针她找过。”他说,“找了三年。每年冬天翻一遍樟木箱,翻一遍缝纫机的抽屉。她跟我说,大概是掉在厂里的布料堆里了,那堆布一车一车拉走,找不回来了。”

老人抬起头。

“她没掉在厂里。”他说,“她给人家了。”

“这墙上原来有个窟窿。”他说,“雨水泡出来的,拳头大。我三十来岁那年用石灰糊上了,后来又糊了壁纸。她要是想塞东西进去,抠开就是了。”

王俊生蹲在洞口,没说话。

“我十二岁那年,我娘跟我说过,”李敬亭慢慢地说,“那面墙里住着一户人家,比咱们早。她年轻的时候,有一年半夜,听见堂屋里有哭声,跟鹰叫一样。她披着衣服出来看,看见一屋子小人,抬着一口小棺材。她没喊。她跪在门后头,磕了三个头。”

“第二天,她买了三尺蓝布,一小卷红线,三个小碗,摆在墙根。晚上,墙根的东西没了。”

“从那以后,每年除夕,她都在墙根放一碟米。她跟我说,人家也要过年。”

老人停了一下。

“我十二岁那年,问她给谁放。她说,给老邻居。”

“八七年她走之前,把我媳妇叫到床边,跟她说了一句话。我不知道说的什么。现在看来,说的是这个。”

王俊生看着那个洞。

“顾姨是什么时候把顶针放进去的?”

“不知道。”老人说,“大概是那几年。她身体不好,查出来的时候已经晚了。她可能知道自己在给谁办事。”

他说完,站起来,走到洞口,蹲下,看着那些东西。

“她在给自己办事。”他说。

“什么?”

“人死了,得有人送。”老人说,“我娘送过人家。秀云送过人家。现在轮到我了。”

他把顶针放回蓝布包里,把红线放回线轴,把三个小碗摆回原位,把小木盒盖上,把秫秸放回去,把那张纸折好,压在秫秸底下。

他一样一样地摆,摆得很慢,摆得跟原来一模一样。

摆完,他站起来。

“封上。”

“封上?”王俊生说,“这里头的东西……”

“封上。”老人说,“人家的东西,人家还要用。”

韩师傅把砖一块一块砌回去,用水泥抹缝。砌到最后一块的时候,李敬亭拦住了他。

“留个口。”

“多大?”

“这么大。”老人用手指比了一个圈,碗口大。

韩师傅留了一个碗口大的洞,用一块青砖虚掩着,砖和洞之间留了一道缝。

那天傍晚,李敬亭从厨房里拿了一个白瓷小碟,装了一碟米,走到墙根,蹲下,把碟子放在洞口前面。

他蹲在那儿,蹲了很久。

“搬家吧。”他说,“别等了。”

“这房子要拆了,你们也找个新地方。米我给你们放着,放到来年开春。”

他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灰。

“秀云,”他说,“开春我给你办事。”

十二 、长山道

十二月十日,水停了。

李昭开车来接。李敬亭在堂屋里站了半个小时,把每一样东西都摸了一遍:八仙桌,太师椅,樟木箱,门后的挂历,半导体收音机,五斗橱上那个黑漆骨灰盒。

他把骨灰盒抱在怀里,用一块蓝布包着。

王俊生帮他搬行李。老人的东西不多,两个行李箱,三个纸箱,一捆旧书。搬到最后,老人站在门口,回头看了一眼堂屋。

“走吧。”李昭说。

“等会儿。”

老人走回堂屋,走到西墙根,蹲下,看了看那个碗口大的洞。洞里的青砖还在,缝里有一点灰。

他伸手,把青砖往里推了推,推正了。

然后他站起来,把堂屋的门关上,上了锁,把钥匙揣进兜里。

二〇一七年三月,清明。

顾秀云的骨灰下葬在城西的公墓,挨着张素梅的墓。墓是李敬亭去年就买好的,双穴,一个穴里放着他娘的骨灰盒,一个穴里放着顾秀云的。碑上刻着两个名字,中间隔着一道竖线。

下葬那天,李敬亭带了一个白瓷小碟,碟里是米。他把米撒在墓前,撒了一个圈。

李昭站在旁边,问他:“爸,这是什么规矩?”

“你奶奶的规矩。”老人说。

“给谁?”

“给邻居。”

李昭看了她爸一眼,没再问。

四月,十七号拆了。

王俊生去看的。挖掘机停在街口,臂上挂着一个破碎锤,“突突突”地响。先拆的是十九号,然后是十五号。韩师傅的寿衣店早就搬空了,卷帘门上贴着一张纸,写着“搬迁至殡仪馆东门对面”。

十七号拆到中午。挖掘机的斗从三层的阁楼开始,一斗一斗往下啃,砖头“哗啦”往下掉,扬起一大片灰。灰里有布片,有纸,有碎了的樟木箱板,有半本被水泡过的挂历。

王俊生站在警戒线外面,看着那栋楼一层一层矮下去。

拆到堂屋的时候,挖掘机停了一下。司机探出头来,跟工头说了句什么。工头走到墙边看了看,回头喊了一声,几个工人拿着撬棍过去。

他们把西墙扒开。

王俊生看见那面墙的断面:外一层砖,中间空,里一层砖,空腔里有干的蚁道,有一截一截的秫秸,有一个蓝布包,三个小陶碗。

工头用脚踢了踢那堆东西,“什么东西?”

“老辈子人塞的。”一个工人说,“扔了吧。”

王俊生走过去。

“这个给我。”

工头看了他一眼,没说什么,摆摆手。

王俊生蹲下去,把那些东西一样一样捡起来:蓝布包,铜顶针,红线轴,三个小碗,小木盒,一段秫秸,一张纸。

他把它们装进一个塑料袋,拎在手里。

那天晚上,他一个人在租的房子里,把东西摆在一张桌子上,摆了很久。顶针摆在中间,红线绕在秫秸上,三个小碗摆成一排,小木盒打开着,里头是空的棉花。

他没有再看见什么。

二〇一七年八月,他第四次考编,考上了。分到城郊的一所中学,教初一语文。学校是新的,教学楼是白的,走廊里贴满了学生的作文。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李敬亭在睡梦里走了。

李昭说,他前一天晚上还在看电视,看到十点多,跟他外孙女视频了半个小时。第二天早上,保姆去叫他吃饭,他没应。人走得很静,脸是松的。

他的骨灰跟顾秀云合了穴。

二〇一九年,王俊生结婚。二〇二一年,他有了一个女儿,取名“米米”。

李昭说这名字好听。王俊生没说为什么。

二〇二一年除夕,他在新家的厨房里,蹲在墙根,放了一个白瓷小碟,碟里是米。

他老婆从客厅过来,看见他蹲在地上。

“你干嘛呢?”

“放点米。”

“给谁?”

“给邻居。”

“咱家哪有邻居?对门住的是老周,人家不吃生米。”

王俊生笑了一下,站起来,拍了拍膝盖。

“习惯。”他说。

第二天早上,他去厨房做饭,看见那个碟子还在墙根。碟子里的米少了一半,剩下的米堆在一边,像被什么东西从另一边拱过去。

他站在那儿看了很久。

他家没有猫。他家连一只蟑螂都没有,因为他老婆有洁癖,每个月请一次消杀公司。

他把碟子端起来,看了看,又放回去。

他没有把碟子收起来。

二〇二三年秋天,他带米米路过长山道。

这里已经变了。街口立着一个大广告牌,上面印着一栋玻璃幕墙的楼,写着“长山名邸·城芯稀缺三居”。售楼处就在原来十七号的位置,玻璃门擦得很亮,门口站着两个穿黑西装的年轻人,见人就笑。

米米指着一个地方问他:“爸爸,那是什么?”

“售楼处。”

“售楼处是干什么的?”

“卖房子的。”

“那以前这儿是什么?”

王俊生站在人行道上,看着那栋玻璃房子。玻璃上映着街对面的树,树叶黄了,落了一地。

“以前这儿是个老房子。”他说。

“谁住的?”

“一个爷爷。”

“他人呢?”

“走了。”

米米“哦”了一声,就不问了。小孩对“走了”的理解,跟大人不一样。

王俊生牵着她的手,往前走。走过售楼处门口的时候,他停了一下。

玻璃门底下有一道缝。缝很窄,不到一厘米,底下垫着一条不锈钢的挡水条。

他看见那道缝里有一个白点。

很小,比米粒还小,从门的左边往右边移动,移动了三秒,从画面边缘出去了。

他站着,没动。

“爸爸,你走不走?”米米拽他的手。

“走。”

他牵着女儿走了。

走了几步,他回头看了一眼。

售楼处的玻璃门还是那么亮。里面有人在签合同,笔尖在纸上“沙沙”地响。

他忽然想起那个三寸高的小人在他屋子里转的那三圈。

那时候他不懂。他后来懂了:那是在量一间屋子,看它有多宽,多长,能不能放下一口四寸长的棺材,能不能摆下一张四厘米高的凳子。

人搬家,得先量量新地方。

房子拆了,人也得走。

走到路口,米米问他:“爸爸,你为什么老回头?”

“没什么。”他说,“爸爸在看一个老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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