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叫赵秀兰,六十八岁,退休前在街道服装厂踩了二十九年缝纫机。
我跟老孟结婚四十四年,没领过结婚证。
这事说出来年轻人不信。他们现在谈对象,先查征信,再看房产证,领证前还要做个婚前体检。我们那会儿不是这样。
1979年春天,生产队开了张红纸介绍信,上面写着“孟广福同志与赵秀兰同志自愿结合,望有关单位予以接洽”。我娘把这张纸叠成四方块,缝在我嫁衣的夹层里。
两桌酒席,杀了一头猪,亲戚邻居一人一颗水果糖,糖纸是玻璃纸的,亮晶晶的。老孟穿着借来的中山装,袖口长出一截,敬酒的时候手抖,把酒洒在我鞋面上。
那天晚上,我坐在炕上问他:“咱俩这就算夫妻了?”
他说:“算了。全队人都吃了猪肉。”
那时候没人提“结婚证”三个字。我在镇上供销社的玻璃柜台后面头一回听说,是1983年,孩子都生俩了。供销社的姑娘办户口迁移,说:“秀兰姐,你们得去公社补个证,不然以后麻烦。”
我说:“麻烦啥?我俩都睡一个被窝五年了。”
后来真麻烦了。
1987年进城,迁户口要结婚证,老孟说“回头去办”,回头他在工程队忙,我也忙,缝纫机厂一天干十一个小时,哪有空跑公社。
1993年给儿子办入学,学校要父母婚姻证明,老孟去找大队开了一张证明,盖了个红章,混过去了。
2001年买房,售楼处的姑娘翻来覆去看我们的材料,问:“阿姨,您二位……没领证?”
老孟脸一红,嗓门拔高:“咋的?没证就不是两口子了?我儿子都十八了!”
那房子最后还是买下来了,写的老孟一个人的名字。当时我没在意,钱是他工程队攒的,我说写谁不一样。
现在想想,那是我这辈子第一次没在意。
也是最后一次。
前年社区换发老年证,要求提供婚姻状况证明。我把家里三个抽屉全翻了,连我娘缝嫁衣的那个针线笸箩都倒了,什么也没有。
办事的小姑娘二十出头,戴着眼镜,抬头看我:“阿姨,您和您老伴没有结婚证?”
“我们那会儿没这个。”
她推了推眼镜:“那法律上,您二位属于同居关系。”
我愣了半天:“啥关系?”
“同居关系。就是……不受法律保护的那种。房子、存款、抚恤金,都不好办。”
我回家跟老孟说了。他正蹲在阳台抽烟,听完弹了弹烟灰,慢悠悠地说:“她说她的。咱俩过了四十多年了,还能不算夫妻?”
“那万一有点啥事呢?房子、存款、医保、抚恤金——”
“能有啥事?”他把烟头往花盆里一摁,那盆君子兰当年还是我买的,“我这辈子还能跟你离婚?别瞎琢磨。”
我想想也是。都六十六了,还琢磨这个,让人笑话。
那天晚上我睡不着,起来翻相册。翻到一张1985年的挂历纸,是我从厂里带回来的,上面印着洱海,蓝得发假。我当年拿它贴在床头,看了三年。老孟看见了说:“这水有啥好看的,还不如咱家门口那条河。”
后来挂历破了,我扔了。
2
中奖那天是个星期二。
我每周二、周五买彩票,固定号,买了二十年。号码是我自己拼的:老孟生日四位,我生日两位,儿子出生日期两位,剩下两位是缝纫机厂建厂纪念日——1979年3月12日,我记了一辈子。
每回买两注,一注这个号,一注机选。二十年,花了两万多,中过最大的奖是二百块。
开奖那天晚上我没看直播,在家包饺子。老孟爱吃韭菜鸡蛋的,我包了六十个,他吃了二十二个。
第二天早上遛弯路过彩票站,老板小刘正站在门口扫地,看见我,扫帚一扔:“赵阿姨!赵阿姨您等等!”
“咋了这是?”
他跑过来抓住我胳膊,手都是汗:“您昨天那张票呢?带了吗?”
“兜里啊,忘了刮。”
小刘一把掏出来,对着机器扫了三遍。扫第一遍的时候他“哎”了一声,第二遍手抖了,第三遍直接把机器关了,绕出来拉着我看屏幕。
“五百万。一等奖。”
我耳朵里嗡的一声,像缝纫机踩到了最高速。
“小刘啊,”我说,“你别哄我,我心脏不好。”
“不哄!扣完税四百多万!赵阿姨,您这号守了二十年啊!”
我把彩票攥在手心里,攥得手心全是汗,一路走回家,走了二十分钟,每一步都怕那张纸飞了。
进家门的时候,老孟正在客厅吃早饭,稀饭配咸菜,电视里放着早间新闻。看我回来,头都没抬。
“今天咋回来这么早?”
“不饿,没吃。”
“那你给我再盛碗粥。”
我给他盛了碗粥,坐在对面看着他吃。他吃得呼噜呼噜的,嘴角沾了一粒米,我用手指给他抹掉了。他“嗯”了一声,眼睛没离开电视。
这个跟我过了四十四年的男人,我太了解他了。
他要是知道我中了五百万,头一件事不是高兴,是给他那个干工程的侄子打电话——那侄子三年前跟他借过八万,至今没还,每次见面都喊“二叔等我工程款下来”。
第二件事是给他老家那帮老兄弟打电话,第三件事是去银行,第四件事……大概不会想起我。
我把粥碗收了,洗了,擦干了手。
然后我打开衣柜最底下那个铁皮盒子。盒子里是我妈留给我的那对银镯子、我儿子的胎毛、三张老照片,还有一沓存折——那沓存折里有三万二千块,是我这三十年一分一分攒下的私房钱,老孟不知道。我把彩票夹进存折中间,压在镯子底下,锁好,钥匙塞进内衣口袋。
做完这些,我才发现我手还在抖。
3
我没急着说。
先给儿子打电话。儿子在省城开出租,一年回来两趟,一趟春节,一趟中秋,每趟待三天。
“妈,啥事?”
“家里有点事,你抽空回来一趟。”
“最近活儿多,过段时间吧。要不电话里说?”
“电话里说不清。”
“那就等我忙完这阵。对了妈,我车该换电瓶了,你手头宽裕不?先给我转五百?”
我说:“我手里没钱。”
挂了
又给女儿打。女儿嫁到隔壁市,在超市当收银员,女婿在工地。
“妈,我请不了假,月底盘点。啥事啊?”
“你回来一趟。”
“哎呀妈,真回不去。我爸呢?让我爸说。”
“你爸说不清。”
女儿在那边叹气:“妈你是不是又跟爸吵架了?我都说了,他那个人你就当耳旁风。行了行了,下个月我带孩子回去看你。”
我握着手机坐了很久。
两个孩子,一个说忙,一个说请假难。平时过年过节我打电话催他们回来,他们也是这两句。可要是知道家里有五百万,你说他们多久能到?
我对着镜子看了看自己。
六十八了,头发白了三分之二,我自己染过两次,染完头皮痒得睡不着,就不染了。脸上褶子能夹住豆子。身上穿的是五年前女儿给买的棉袄,袖口磨得发亮。我在这个家当了四十四年没领证的妻子、三十年没怨言的妈、三年没回过老家的奶奶。
镜子里这个老太太,一辈子没为自己做过一件事。
我想,这回我得做一件。
4
第三天,我故意把话头往结婚证上引。
晚上吃完饭,老孟在看抗日剧,我坐在他旁边织毛线——其实织的是个杯垫,织了三个月还没织完。
“老孟,我今天碰见社区那个小王了。”
“嗯。”
“她说现在补结婚证特别简单,街道便民中心就能办,不用去民政局排队了,拍个照填个表,当场拿证。”
“不办。”他连头都没抬。
“就拍张照。”
“拍什么照,我头发都白了,拍出来像个啥。”他把遥控器往沙发上一扔,“再说了,补那个干啥?有用吗?没证咱俩就不是两口子了?”
我心里凉了一下,还是接着说:“那万一呢。前楼老张头去年走了,他老伴去办抚恤金,人家要结婚证,没有。跑了一个多月才办下来。老张老伴腿脚不好,拄着拐棍跑了六趟,最后摔了一跤,髋骨裂了。
老孟不说话了。他抓了抓后脑勺——这是他心烦时候的老习惯。
“那回头再说。”
“回头”是几时?
我夜里躺在床上算过,这四十多年,他说过三百多个“回头再说”。回头去买菜,回头去修水管,回头去看看你妈,回头去补个证。
三百多个回头,一个都没来。
5
第七天晚上,我特意把电视关了。
老孟“哎”了一声:“正看到关键地方。”
“我有事跟你讲。”
我把铁盒子抱出来,放在茶几上,打开,一层一层掀开那些旧存折,最后抽出那张彩票,摊在他面前。
“我中彩票了。”
他笑了:“中多少?五十?”
“五百万。”
他脸上的笑僵了一下,像冻住了。“你再说一遍?”
“五百万。扣完税,到手四百零二万。”
他从沙发上弹起来的速度,我四十四年没见过。
他穿着拖鞋就往卧室跑,跑到柜子前面拉抽屉,抽屉卡住了——钥匙在他裤腰带上挂着。他抖着手解钥匙,解了三下才解开,打开柜子,把户口本、房产证、我的退休证、他的退休证全抱出来,往茶几上一拍。
“明天去补证。”
“补证?”
“结婚证!你说的那个,街道能办那个。明天早上八点去,早去早办,办完了顺便去银行。”
他把户口本翻开,指着上面一页——“赵秀兰,配偶:孟广福”。关系栏是手填的,没有结婚证号。
“你看,”他说,手指点在那一行字上,“户口本上都写了咱俩是两口子。就差个证。”
“你上个月说拍出来像个啥。”
“上个月我糊涂。”他把户口本合上,拍了拍,拍得很响,“明天去补。”
那天晚上他主动刷了碗。
四十四年了,头一回。刷完还擦了灶台,擦了桌子,把垃圾桶倒了。
我坐在沙发上看着他的背影,心里那点热乎气,一点一点凉了。
6
第二天早上,老孟六点半就起来了。”
他穿了件干净衬衫——那件衬衫是他儿子结婚时穿的,领口都磨毛了。皮鞋从柜子底下翻出来,擦了半小时,鞋油抹得太多,蹭了一手黑。七点就把我往门口催。
“走啊,去晚了排队。”
我坐在沙发上没动。
“老孟,我问你个事。”
“啥事?路上问。”
“我要是没中这个奖,你会去补证吗?”
他愣了一下。就一下,不到一秒。
“会。肯定去。我本来就打算去。”
“你本来打算哪年去?”
“今年。”
“去年你也这么说。”
“去年忙!”他把户口本换了个手拎着,声音高了,“行了行了别翻旧账了,赶紧走,人家八点上班。”
“证我不补了。”
“你说啥?”
我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展开给他看。彩票的复印件,黑白打印的,上面压着我的身份证复印件。
“彩票我复印了一份。原件我收好了。”我把那张纸搁在茶几上,“老孟,我跟你过了四十四年,没证没照,你说‘回头再说’,我一回都没跟你较过真。现在我中了奖,你连夜翻户口本要补证。”
我看着他。
“这证你是冲我补的,还是冲这四百万补的?”
老孟的脸涨红了,又白了。“赵秀兰你这话说的——咱俩四十四年,你还信不过我?”
“信得过。”我说,“所以这证不补了。咱俩还是照旧过。钱我也不会少你一口吃的。但证,不补。”
他攥着户口本站在门口,鞋都换好了,袜子是新的——我知道那双袜子,是我上个月给他买的,他一直舍不得穿。
我从抽屉里摸出打火机,当着他的面把那张复印件点了。
纸烧得很快,火苗舔着“五百万”那几个字,卷起来,黑了,碎了。我把纸灰抖进烟灰缸里。
老孟看着那一缸灰,嘴唇动了动,没说出话来。
7
老孟真急了。
那天他没去补证,也没出门。坐在沙发上抽了一上午烟,抽了两包半,阳台的地上全是烟头。中午饭没吃,我给他下了碗面,他吃了两口,放下了。
下午他开始打电话。
先给儿子打:“你妈中了彩票,五百万,不跟我补结婚证了。你回来劝劝她。”
儿子在电话那头说:“爸,中彩票是好事啊,你俩好好说。我这两天活儿多,过两天再说。”
“过两天你妈就跑了!”
“她跑去哪?她都六十八了。”
挂了。又给女儿打。
“你妈中彩票了,五百万。死活不跟我补证。你赶紧回来。”
女儿说:“爸,补不补证你俩也是夫妻。妈跟你过了四十多年了,你还怕她跑?”
“不是怕她跑!是那个钱——”
“钱咋了?”
老孟没说下去。
接下来三天,他变了个人。
买菜做饭全包了,买的还是我爱吃的:豆腐脑不要卤,饺子要韭菜鸡蛋不要肉,鱼要鲈鱼不要鲤鱼——他以前从不管这些,他说“有的吃就不错了”。吃完饭碗都刷了,还破天荒把阳台的花浇了一遍,那盆君子兰他都忘了半年了。
晚上给我端洗脚水,水烫了加凉水,试了三遍温度才端过来。
四十四年了,头一回。
我泡着脚,他搬个小马扎坐在我对面,搓着手说:“秀兰,证的事咱再商量商量。补个证也不费事,你说是不是?”
“不补。”
“那你看这样行不——证不补也行,你写个条,就说以后有啥事你自愿跟我过的,没有证也认我是你老头。”
“不写。”
“赵秀兰!”
“你吼什么吼?”我把毛巾往盆里一扔,水溅了一地,“四十四年让你补证你不补,现在我中了奖你要条子。老孟,你这辈子干过最勤快的事就是这一回了。”
他不说话了,低着头,我看见他耳朵红了。
那天夜里我听见他在客厅来回走,走到阳台,抽烟,又走回来。他在算账。我知道他在算什么:没证,这钱在法律上是我的;有证,这就是夫妻共同财产。
他不懂法,但他懂这个。
8
儿子是第四天回来的。没打招呼,下午三点到的,拎了一箱牛奶,牛奶是打折的,生产日期还有三天过期。
女儿是第五天到的,带着女婿和外孙。外孙八岁,一进门就问:“姥姥,听说你中大奖了?”
俩人一进门先看我的脸色,再看老孟的脸色。老孟坐在沙发上抽烟,脸色不好看。
儿子坐到我旁边:“妈,五百万是真的?”
“真的。”
“钱呢?”
“存了。”
“存哪了?哪个银行?”
“银行。我名下。”
儿子看了他爸一眼。老孟把烟头摁灭了,摁得很用力。
“妈,”女儿坐过来,拉我的手,“你跟爸过了这么多年了,为了个证闹成这样不值当。补就补呗,又不费事,又不花钱。”
“我不补。”
“为什么呀?”
“你问你爸。”
老孟把烟灰缸往茶几上一墩:“问我啥?我问心无愧!我这辈子没亏待过你妈!吃穿没缺过她的!”
“缺没缺你自己心里清楚。”我看了他一眼,又看回儿女,“你爸当年在工程队上班,三年没往家拿过一分钱。说是老板拖着没发。我踩缝纫机,一天干十一个小时,一个月四十二块钱,养大的你们俩。后来他退休了,退休金自己拿着,买菜跟我要钱。这些事你们小时候不知道,现在我也懒得翻。”
我顿了顿。
“但这证,四十四年他不去补,现在我中了奖他要去补。你们说,这证是补给我赵秀兰的,还是补给那四百万的?”
客厅里没人说话。
儿子低头看手机,拇指划得很快。女儿攥着围巾角,攥得指节都白了。
女婿咳嗽了一声:“妈,这事儿吧……其实法律上,没证的话,这钱属于您个人财产。我爸分不着。”
我看着他。这个我第一次见面的女婿,进门五分钟,说了第一句话,就是这个。
老孟站起来,进了卧室,把门关上了。关得很轻,不像平时那样摔。
那天晚上,我听见他在卧室里哭。
四十四年,我没听见过他哭。
我不知道他是哭钱,还是哭他自己。
9
吵到第六天,隔壁李婶来了。
李婶叫李桂芳,比我大三岁,我们在服装厂一个车间干了二十年。她在街道调解委员会干过八年,退休后还在帮人调解家事。她来串门,本来是说给我送腌萝卜的,听了个大概,萝卜罐子都没放下。
听完,她把萝卜往桌上一放,说:“秀兰,你这事好办。”
“咋办?”
“你不是不补证吗?行,不补。但你不能光堵着,你得把路给他留出来。四十四年夫妻,钱上没有他说什么,但你得把话摆在桌面上——摆清楚了,他就没话说了,儿女也没话说了。”
“怎么摆?”
“写下来。”她说,“白纸黑字,念给他们听,每人签个字。调解委员会这么多年,我就认一个理:人情靠不住,字据靠得住。但字据写得厚道,人情也就回来了。”
我听了她的。
第二天,我把全家人叫到客厅。老孟、儿子、女儿、女婿,连外孙都被按在椅子上。我往桌上搁了一张纸,上面是我自己写的几条,字写得歪歪扭扭,改了三遍:
一、四百零二万存我名下,不动本金。利息每月大概八千。
二、每月给老孟两千三零花。家里开销我出。
三、老孟生病住院,我管。我生病住院,他管。不管也得管。
四、结婚证不补。但老孟要是哪天想通了,愿意去补,我陪他去。去了不许骂人,不许嫌排队。
五、儿女回来是看爹妈的,不是看钱的。谁再开口问钱的事,我给他记账上,以后分遗产按账本扣。
我念了一遍。念完,问:“谁有意见?”
儿子先开口:“妈,第五条啥意思?什么叫记账?”
“就是你今天开口要钱,我记一笔。将来分东西,扣一笔。”
“那……那我要是不开口呢?”
“那你就不用记。”
女儿急了:“妈你怎么能把钱看得这么重?我们是那种人吗?”
“是不是,账本说了算。”
老孟看完那张纸,看了很久。他识字不多,读得慢,嘴唇跟着动。
读到第一条的时候,他忽然抬头:“那钱……本来也有我一半吧?四十四年呢。”
客厅一下子安静了。
我说:“2001年买房,写的你一个人的名字。那时候我没说话。”
他不说话了。
“第二条,”他又说,“两千三够干啥?我烟钱一个月就得三百。”
“你少抽点。七十的人了还抽。”
“那第四条呢。什么叫‘哪天想通了’?”
“你自己琢磨。”
他把纸往茶几上一放。“行。我认了。”
站起来走了两步,又回头,挠了挠后脑勺:“两千三……太少。两千五。”
“两千二。”
“两千四。”
“两千三。不能再多了。”
“行吧。”
儿子在旁边嘟囔了一句:“你俩这是吵架还是谈生意呢。”
我说:“过日子就是谈生意。谈明白了,才好过。”
四个人签了字。外孙不会写名字,按了个手印,印泥是我涂的。
签完字,他们走了。屋里一下空了。
我把那张纸收进铁盒子,压在那对银镯子上面。
然后我坐到窗前,看着外面那棵老槐树。秋天了,叶子一片片往下掉。
我忽然想:这四十四年,我到底是谁?
是老孟的老伴。是儿子的妈。是女儿的妈。是那个“有钱的赵秀兰”。
好像没有一个是赵秀兰自己。
10
事情过去半年了。
老孟真没再提补证的事。日子照常过,买菜做饭轮流来,他有时候还主动刷碗。两千三的零花他每月拿到手就塞进抽屉最里头,一个月花不到五百。
有一次我翻他抽屉找针线,看见那沓钱,整整齐齐用皮筋捆着,最上面一张压着个纸条,写着“秀兰看病用”。
我站在那儿看了很久,把抽屉轻轻推回去了。
上个月我感冒发烧,三十九度二,去医院挂了两天水。老孟早上六点起来熬粥,拎着保温桶陪我去医院,坐在旁边看我喝完。隔壁床的老太太问:“这是你老伴?”我说是。她说:“你老伴对你真好。”我说:“还行。”老孟在旁边哼了一声,出去打水了,回来的时候耳朵是红的。
同一个月,老孟的腰椎间盘突出犯了,疼得起不来床。我给他端屎端尿伺候了五天,拿热毛巾敷腰,一天四回。
第五天晚上,他趴在床上,脸朝枕头,忽然说:“秀兰。”
“嗯。”
“证的事,我想通了。”
“想通啥了?”
“当年是我懒得去。”他说得很慢,“跟钱没关系。就是懒得去。我觉得都睡一个被窝了,还填什么表。还有……那时候穷,去填表人家问这问那,我怕人家问我为啥没证。”
“我知道。”
“现在想去。”
“啥时候?”
“等我腰好了。”
“行。我陪你去。”
停了一会儿,他又说:“你那钱,我一分不要。”
“嗯。”
“我就是……就是想有个证。”
我没说话,把毛巾重新浸了热水,拧干,敷在他腰上。
那时候我以为,这就是结局了。
11
老孟腰好利索是九月的事。他说十月十八去补证,那天好,宜出行。
十月十二,他侄子来了。
那侄子叫孟强,四十出头,干工程的,三年前跟老孟借过八万,至今没还。以前他来,都是空手,喊一声“二叔”,坐半小时就走。这回他拎了两盒海参,还有一箱牛奶。
我在厨房切菜,听见他们在客厅说话。
“二叔,我那工地最近紧,工程款压着……”
“又没钱了?”
“不是要钱。是这么个事——我看上一辆车,皮卡,拉货用,差十二万。您跟我二婶那个钱……”
老孟没吭声。
我心里那把刀,慢慢落下来了。
果然,他说:“那钱是你二婶的。我做不了主。”
这话听着体面。可下一句他就露了底:
“不过你二婶那个人,心软。回头我跟她说说。再说啦,咱老孟家的钱,还能便宜了外人?”
咱老孟家的钱。
我在厨房里,手里的刀停在半空。
四百万,在我名下。存折是我的名字,身份证是我的名字,密码是我的生日。可在他嘴里,它已经变成“咱老孟家的钱”了。从他知道我中奖的那一天起,这笔钱就不再是我的了——它成了孟家的,成了他侄子的,成了他老家那些老兄弟酒桌上吹牛的资本,成了将来分给我儿子我女儿的“遗产”。
只有我一个人,从来没把它当成自己的。
我把菜炒完,端出去,放在桌上。
孟强站起来:“二婶。”
“坐。”我说,“吃饭不?”
“不吃了不吃了,我还有事。”他抓起外套走了,海参和牛奶留下了。
老孟坐在沙发上抽烟,不敢看我。
“你说什么了?”我问。
“我说我做不了主。”
“后半句呢?”
他不说话了。
我把围裙解下来,叠好,放在椅背上。
“老孟,”我说,“明天我去把证补了。”
他猛地抬头:“真的?”
“真的。十月十八,我记得。”
他高兴得像个孩子,烟都忘了抽:“哎!哎!我这就去把那件夹克熨了!”
看着他往卧室走的背影,我心里一点恨都没有。真的,一点都没有。他就是个普通人,一个被日子磨惯了、觉得什么都该是他的、什么都该按老规矩来的普通人。
而我六十八岁了,我不想再当谁的“二婶”,谁的妈,谁的老伴。
我想当一回赵秀兰。
12
十月十八那天早上,老孟六点半就起来了。
他穿了那件新夹克,头发梳了十分钟,问我歪不歪。我说歪了点,他重新梳。八点不到,他就拎着户口本站在门口催我。
我坐在沙发上,没动。
“秀兰?走啊,八点半开门。”
“老孟,我不去了。”
“你说啥?”
“我说我不去了。”我把茶几上那张预约单推给他,“证我不补了。”
他愣在那儿,像被人按了暂停键。“为什么?我都准备好了……”
“因为你那句‘咱老孟家的钱’。”
他脸一下白了:“我那是跟他客气……”
“你不是客气。你是真心的。”我站起来,看着这个跟我过了四十四年的男人,“老孟,我不怪你。你一辈子都是这么想的——你的钱是你的,我的钱是家里的。你没觉得这有什么不对。这就是你的日子。”
“那你呢?”他声音有点抖,“你这四十四年,就没把我当家里人?”
“当了。”我说,“所以我才要走。”
“走?你去哪?”
“出去看看。”
“你六十八了!”他吼起来,“你一个人你能去哪?你有病怎么办?你出了事谁管你?”
“我有钱。”我说,“我有四百零二万。我能请人管我。”
他不说话了,嘴唇抖着,眼睛红了。
我从包里掏出一张纸,放在茶几上。还是李婶教我的那一套,白纸黑字:
一、房子归孟广福,我不争。2001年写的你的名字,本来就是你的。
二、我的退休卡留给你,每月三千二,你拿着买菜。
三、那对银镯子,一只给女儿,一只我带走。
四、儿女有事找你,你自己管。他们要是找我,我自己应。
五、结婚证不补了。这辈子就这样。
他看完,手抖得拿不住纸:“赵秀兰,你为了个证,连家都不要了?”
“我要的不是证。”我说,“我要的是我这辈子,有一回是我自己选的。”
我回屋收拾了一个行李箱。其实没什么好带的:三件衣服,一双平底鞋,铁盒子里那沓存折(三万二,我自己的),一只银镯子,还有儿子的胎毛照片。箱子合上的时候,我发现我带了半辈子的东西,一个二十寸的箱子就装完了。
走到门口,我回头看了一眼。
老孟还坐在沙发上,手里攥着那张纸,背有点驼。阳光照在他头上,白头发一根一根的。
“老孟。”
“嗯。”
“粥在锅里,你热热再吃。”
他没抬头。
我关上门,轻轻带上了。
13
我在火车站买的票。窗口的小姑娘问我去哪,我说:“往南,越远越好。”
她笑了:“阿姨,那得先定个地方。”
“那就昆明。”
我第一次坐高铁。靠窗的位置,窗外全是山,一层一层往后退。我给儿子发了条微信:“妈出去转转,别找。钱够用。”他打了十几个电话,我一个没接。后来他发了一条:“妈,你想去哪就去吧。注意安全。”
我看着那条消息,看了很久,然后把它删了。
昆明下了雨。我住在翠湖边一家小旅馆,八十块一晚,老板是个四川人,说话快。第二天早上我去喂海鸥,海鸥抢我手里的面包,吓得我直躲。旁边一个老太太笑我:“第一次见?”
我说:“第一次来昆明。”
她也一个人,六十五岁,东北人,老伴走了五年,她出来转了三个月。“妹子,”她说,“出来就不想回去了。”
我说:“我也是。”
我们在翠湖边上坐着聊了一上午。她叫王桂芝,下一站去大理。我说我也去。她说:“那一起呗,路上有个说话的。”
就这么着,我有了第一个旅伴。
14
大理住了二十天。
我们租了个小院子,一个月一千二,房东是白族人,院子里有棵石榴树。早上起来煮粥,下午去洱海边坐着,看云从苍山顶上飘过去。
我开始学用手机。以前我只会接电话,现在我会看地图、会扫码付钱、会在网上订房。王桂芝教我拍视频,拍得歪歪扭扭的,海鸥飞过去只拍到一片灰。我不在乎,我觉得好看。
有一天晚上,我在院子里坐着,忽然想起缝纫机厂。
想起1979年那个春天,我娘把我的嫁衣缝好,针脚密密的。想起我踩着缝纫机,一天十一个小时,脚底板麻得没有知觉。
想起儿子发烧那年冬天,我抱着他走了三里地去诊所,雪下得看不见路。想起老孟喝醉了回家,把工资袋往桌上一扔,说“今天喝了”。
想起我数着那些零钱,一分一分地算这个月的菜钱。想起1985年那张挂历,洱海蓝得发假,我贴在床头看了三年,老孟说“这水有啥好看的”。
四十四年,我没有一天是为自己活的。
风从洱海上吹过来,凉凉的。我把那只银镯子戴在手腕上,举起来对着月亮看了看。
真亮。
15
四个月里,我花了不到八万。
住便宜的旅馆,吃路边摊,坐慢车。我在西双版纳学会了吃菠萝饭,在腾冲泡了温泉,在丽江被一个卖银器的小伙子骗了三百块——回来跟王桂芝说,两个人笑得直不起腰。
我给女儿寄了一张明信片,只写了一句话:“妈很好,勿念。”没写地址。
儿子给我打过三次电话,第三次我接了。他在电话里哭:“妈,你回来吧,我爸他……他老了。”
我说:“他一直老。”
“他天天去银行门口等你。”
我没说话。
“妈,那钱……你要是花不完,以后还不都是我们的。你图啥呢?”
我说:“我图的你们永远不懂。”
挂了电话,我把号码换了。
不是狠心。是我终于明白了:只要我还在那个家里,我就永远是他们的妈,是老孟的老伴,是那个“有钱的赵秀兰”。只有我走了,走得远远的,我才能只是赵秀兰。
16
第六个月,我到了拉萨。
高原反应让我头疼了三天,躺在小旅馆里,天花板上有道裂缝,我看着它,忽然想起我家卧室那道裂缝——三十年了,老孟说“回头补”,一直没补。
第四天我能下床了,走到布达拉宫前面的广场上,坐在台阶上晒太阳。太阳特别亮,晒得人骨头都暖了。旁边有个小姑娘问我:“阿姨,您一个人来的?”
“嗯。”
“您多大啦?”
“六十九。”
“哇,太酷了。”她说,“我以后老了也要这样。”
我笑了。六十九年了,头一回有人说我酷。
那天晚上我吃了碗牛肉面,辣得直吸气,一边吸一边笑。老板娘看我笑,问我笑什么。我说:“我中了五百万。”
她说:“那您怎么还住八十块的店?”
我说:“因为八十块的店,能看到最好看的月亮。”
17
今年我七十了。
我在北海租了个小房子,一年一万二,推开窗就是海。早上六点起来遛弯,七点煮粥,八点在楼下跟几个老太太打太极——打得乱七八糟,但开心。
我学会了自己换灯泡,自己通下水道,自己在手机上挂号。去年摔了一跤,手腕骨裂,我自己叫了救护车,自己办的手续。隔壁床的老太太问:“你孩子呢?”我说:“在外地。”她说:“那你一个人多不容易。”
我说:“不难。挺自在的。”
老孟给我写过一封信,托女儿转的。信很短,字写得歪歪扭扭:
“秀兰,房子我给你留着。证我也不补了。你在那边好好的。天冷了加衣裳。”
我把信看了三遍,收进铁盒子里,跟那只银镯子放在一起。
我没回信。也没什么好回的。
前阵子王桂芝来北海看我,我们俩在海边坐着,她忽然说:“秀兰,你后悔过吗?”
我想了一会儿。
“后悔过一回。”我说,“刚出来的时候,有天晚上在昆明,下大雨,我躺在旅馆床上,听见隔壁两口子吵架,吵完了男的给她倒了一杯水。我躺在那儿,忽然想,我这一辈子,没人给我倒过水。”
“那后来呢?”
“后来我睡着了。第二天早上起来,太阳出来了,我自己去买了碗米线,加了两个蛋。”
王桂芝笑了:“那不就行了。”
“嗯。”我说,“不就行了。”
海风吹过来,咸咸的。远处有船,慢慢地开。
我今年七十岁,有四百万,花掉了不到二十万。剩下的钱我不知道能活多久,也许够,也许不够。够不够都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每天早上醒过来,这一天是我自己的。
没有人等我熬粥。没有人嫌我花钱。没有人说“回头再说”。
我站起身,拍了拍裤子上的沙子。
“走,”我说,“买菜去。今天晚上我请你吃海鲜。”
“你请啊?”
“我请。”我说,“我中过五百万呢。”
我们都笑了。笑声被海风吹散了,吹得很远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