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节 水进了灶屋
雨从七月十六号夜里开始下,第三天中午还没停。
三岔坳小学的灶屋在最里头,砖墙比我年纪还大,墙根那道缝平时填着水泥,今天水泥没了,水从缝里挤进来,一股一股,像有人在墙外头往里推。
我蹲下去看,水已经漫过脚背。灶膛里的火还没灭,火苗贴着锅底,锅里的粥咕嘟咕嘟。
"余老师!"门外有人喊。
是阿珍,十一岁,扎两个辫子,跑起来辫子甩得像两条小鞭子。她站在门口不敢进来,指着操场:"水到旗杆下面了。"
我把锅盖盖上,把火压小,走到门口。
操场是一整片黄。旗杆只剩一截露在外头,国旗湿透了贴在杆上。跑道、单杠、沙坑,全在水底下。水面上漂着树叶、泡面盒、一只塑料袋,慢慢转。
十二个孩子,从三年级到六年级,暑假都住在学校里。路远,家里没大人——爸妈在浙江、在广东、在福建,一年回来一趟。学校管三顿饭,这里就是他们的暑假。
这十二个孩子,有五个是我从一年级带上来的。我叫得出他们每一个人的小名,知道谁怕黑、谁半夜会哭、谁吃饭要人看着。
阿明的爸妈在温州做鞋,去年过年没回来,寄了两百块钱和一箱方便面。他把面分给全班,一人一包,调料自己留着。
双喜和双贵是双胞胎,一个瘦一个胖。胖的那个嘴馋偷吃,瘦的那个替他挨骂。
秋秋爱哭,一哭就往我怀里钻,鼻涕抹我一身。
燕子最懂事,每天下午帮食堂择菜,择完了还要把菜根拿去喂鸡。
这些事没人写进档案,全在我脑子里。
我原本九月就要调走。县里给了个编制,教语文,在城关二小,我考了第二名。调令还在我包里压着,压在一本教案底下。我想等这个暑假过完再走,把孩子们交出去,交接单上写清楚每个名字、每个习惯、每个家里的电话。
那张交接单现在还在我抽屉里,一个字没写。
我数了一遍。教室门口站着十个,食堂里两个在洗碗。
十二个,一个不少。
校长韦德方前天走了。
他老婆在县医院查出胆结石,要动手术,他请了三天假,走之前把食堂钥匙、药箱钥匙、大门钥匙一串交给我,说:"麦子,就三天。"
我说行。
他走的那天,天还好好的,太阳晒得操场发白。
这五天里,我一个人守十二个孩子。早上五点起来烧火,煮一锅粥,炒一个咸菜,蒸一屉馒头。七点喊人起床,八点看着写作业,十一点做午饭,下午补课,晚上讲故事。
孩子们管这叫"上学",我管这叫"看孩子"。
雨从十六号夜里开始下。十七号早上我给他打电话,想问要不要提前放假,电话打不通。
十七号下午又打,关机。
我给他发了条短信:水到操场了,学生在校,十二人。
短信显示"已发送",没有回音。
我那时候还不知道,这个数字半夜会变成十三。
先给阿珍换鞋。她的凉鞋在水里漂走了。我让她穿我的一双旧球鞋,太大了,她用跳绳的绳头绑在脚上,绑了两圈,打了个死结。
手机在口袋里震。乡里发的预警:猫耳水库水位超汛限一米二,下游五个村注意。
我给康有福打电话。
响了七八声才接。那头背景音很热闹,有猪叫,有铁门响。
"麦子啊。"
"支书,学校这边水到操场了,十二个孩子——"
"我晓得,我晓得。"他打断我,"你先看着,别让他们乱跑。我这边忙得很。"
"船呢?"
那边停了一下。
"船在郎坤手里。"
电话挂了。
我站在雨里,听见远处轰的一声,不知道是雷,还是山塌了。
那时候我还以为,最难的是等一条船。
二节 三楼的十二个名字
先把人挪到三楼。
书要搬,被子要搬,锅也要搬。孩子们很听话,两个人抬一箱,楼梯窄,转不过身,就一个递一个。最小的那个叫小伍,九岁,天生不开口,耳朵听得见,就是不说话。他抱着自己那只铁皮文具盒站在楼梯口,一动不动。
"小伍,上去。"我说。
他仰头看我,把文具盒往怀里紧了紧。
我蹲下来,跟他平视:"上去,老师在。"
他这才走。
三楼的教室原来是六年级的,桌椅都堆在墙角。我们把桌子拼起来当床。阿珍点人数,她当班长当惯了,伸着手指头一个一个点过去:"阿珍、阿明、阿秀、双喜、双贵、小伍、秋秋、老扁、豆芽、燕子、大勇、还有我弟。"
十二个。名单在我脑子里排开,十二个名字,十二张脸。
接下来是抢水。
停电前我就把能盛的全盛满了:两个水桶、三个脸盆、暖瓶、食堂那只不锈钢大汤桶,还有孩子们刷牙用的塑料杯。阿珍带着双喜双贵,从二楼往三楼递,一盆一盆,泼掉了一半,剩下的一半也算赚。
"老师,为什么要存水?"阿明问。
"水大了就脏,脏水不能喝。"
"那我们喝什么?"
"喝这个。"
他们懂了,搬得更勤。
下午的雨有一阵小了些,天上露出一块灰白。我趁着这十几分钟,把孩子们的换洗衣服都塞进塑料袋,扎紧,塞到最高那层柜子上。鞋呢,一人一双,绑成捆挂在椅背上。这些事做得很快,因为它们不需要想。
想的是另一件事:手机信号只剩一格,一格还在跳。
我拨了三个号码。第一个是乡应急办,占线。第二个是我妈,没接——她在县城帮人看店,这个点应该在忙。第三个,我犹豫了一下,拨了县教育局的值班电话。
通了。一个女声,很客气,说已经收到乡里的报告,让我注意安全,等通知。
我说:"三岔坳小学十二名学生,全部在校,水位已到二楼。"
她说:"好的,我给你记录。"
记录。
我挂了电话,把手机调成省电模式。电还有一半,前半半是命。
教室里安静下来。孩子们坐在拼起来的桌子上,谁都不说话。外头的雨声太大,说话也听不清。
小伍忽然站起来,走到窗边,把手掌贴在玻璃上。
我走过去,看见玻璃外头有一只蜻蜓,翅膀贴在玻璃上,一动不动,被水汽糊住了。
小伍用手指点着玻璃,一下一下,好像在跟它说话。
我蹲下来,跟他一起看。
那只蜻蜓后来飞走了。雨太大,它飞不了多远,落在旗杆顶上,又被雨打下去。
天黑的时候,我听见孩子们中间有人在哭。很小声,压在胳膊里。
我没过去。我知道那哭声不是要人劝,是要人别看见。
八点前,我用电饭锅剩下的那点余温,给每人分了一勺粥。粥是稀的,勺子往上一提就漏。
小伍不吃。他把碗推开,抱着文具盒坐在墙角。
我蹲下去问他:"你妈呢?"
他不看我。
"你奶奶呢?"
他抬起头,看了一会儿窗,然后打开文具盒。
里头没有笔。一张折了四折的照片,一朵干了的野菊,还有一截铅笔头。
照片上是他妈,抱着他,站在一个瓷砖很亮的屋子里,背景是玻璃门。
我把照片拿起来看,他也凑过来。他的手指在照片上点了点,然后指指窗外。
窗外什么也看不见,只有雨。
"水退了,你妈就回来。"我说。
他看着我,眼睛里有一点亮。
我把照片折回去,塞进文具盒,扣好,放回他怀里。
他把盒子抱紧了,抱得像抱着一个人。
天黑前,水又涨了一截。下午四点,一楼彻底看不见了,只露出半截门框;五点半,二楼的窗台也进了水。
阿明问我:"老师,水会到三楼吗?"
"不会。"
"你怎么知道?"
我说:"因为三楼有十二个人,水不敢上来。"
他笑了。我也笑。我心里没底。
天一黑,电就断了。我摸出父亲留下的那只手电,铝壳的,比我岁数还大,摁三下才亮。光柱黄,照出去一小块,落在墙上像一块旧膏药。
父亲叫余老栓,村里的护林员,后来兼着山洪预警员。五年前那场"七一九",他半夜上山敲锣喊人,把半个村喊醒了,自己没回来。三天后在下游三公里的河湾里找到他,手里还攥着一根绳,绳头打着结。
那根绳现在还挂在灶屋梁上。
八点,楼下有手电晃。
康有福带了两个人来,站在二楼的水里,裤腿挽到膝盖上头。
我以为他带船来了。
不是。他们三个人在搬东西——沙场那台抽水泵、一箱账本、两条烟、还有一头绑在门板上的猪。猪叫得撕心裂肺。
"支书。"我站在三楼窗口喊。
他抬头,光柱打在他脸上,脸上全是水。
"麦子,你在楼上守着就行,别乱跑。"
"孩子们怎么办?"
"等天亮,乡里有冲锋舟。"
"什么时候到?"
"我哪晓得。"他不耐烦了,"你先守着。"
他把猪拖走了。门板在水上划出两道浪。
我站在窗口,看着他手电的光往村东头去了。村东头是他家,和沙场。
阿珍在我背后小声说:"老师,他们怎么不带我们?"
我说:"他们在忙。"
我听见自己说这句话,觉得很脏。
三节 一条船两千
夜里十点,我做了一个决定:去找郎坤。
郎坤是坝头沙场的老板,四十来岁,去年从村里承包了那条机动渡船,说是搞旅游,实际上是运沙子。船是铁皮的,能坐二十个人,是我们这一片唯一能自己开的船。
我不会开船。但我会谈。
我从三楼下来——顺着消防软梯,一截一截,脚下是黑水。水已经到二楼腰深,浮着柴火、鸡笼、还有一只翻过来的塑料盆。
郎坤在沙场的工棚里,坐在一张塑料凳上抽烟,脚边放着一箱矿泉水。工棚在坡上,没进水。他看见我,笑了。
工棚里还有两个人,一个是他的连襟,一个是看场的老汉。连襟在桌上摆了一副牌,牌摊着,没人动。老汉蹲在门口,拿一只电筒照着坡下的水,看得发呆。
收音机开着,一个女声在念:猫耳水库水位持续上涨,请下游群众立即转移。
郎坤伸手把收音机调小。
"余老师,稀客。"
我从水里上来,裤腿往下淌水,鞋里灌满了,走一步响一声。
我说:"借你的船,把学校十二个孩子送到乡里。"
他吐了口烟:"借?"
"租。"
"租。"他把烟头摁在凳子上,"一个人两百,十二个两千四,先给钱。"
我口袋里有三百二十块,工资卡里还有八百多,手机没信号,取不出来。
"我先给你三百,剩下的打条。"
"条子不收。"他指了指外头的雨,"余老师,这水一涨,我这条船就是命。命值多少钱?你也别怪我黑,我这船要是撞了,我一家老小喝西北风?"
蹲在门口的老汉回过头,说了一句:"坤子,人家是学校的。"
郎坤瞪他一眼:"学校的账,你给结?"
老汉不吭声了,把电筒关掉,蹲在墙角抽烟。
我说:"三岔坳的渡船是村集体的,你承包合同上写着,防汛抢险期间由村里统一调用。"
他愣了一下。
"合同在康支书那儿。"
"合同第三条第二款。"我说,"我教五年级语文,也教他们念合同。去年村里贴过公告,我抄给学生当阅读材料。"
他把烟盒捏扁了。
"一千。"他说,"最低一千,我不挣你的。"
"八百。"
"九百。"
"八百五。"我说,"我现在给三百,剩下的天亮乡里来人给你,我给你写条,按手印。"
他盯着我看了很久,忽然笑了:"余麦子,你这个人,跟你爹一个样。"
我说:"我爹要是还在,这会儿已经把你船开走了。"
他没接话,站起来,从墙上取下一串钥匙。
钥匙在他手里转了两圈,又收回去。
"先给钱。"
我把三百二十块全掏在凳子上,一张一张抹平。他数完,塞进裤兜,才把钥匙扔给我。
钥匙落在泥水里,我捡起来,手抖得厉害。
蹲在门口的老汉站起来,帮我照路:"余老师,从坡上走,坡下那片水有沟。"
我谢了他。
走到工棚外头,郎坤在后头喊了一句:"船别往坝下开!坝下是滚筒!"
我回头看他。
他把烟叼在嘴上,火光一亮一亮:"我说的是船,不是你。"
我没答话,攥着钥匙往学校跑。跑出十几步,听见那老汉在背后小声说:"坤子,娃儿们要紧。"
郎坤没吭声。
回学校的路上,我抬头看了一眼三楼。窗户里有一束手电的光,一晃一晃——那是阿珍在晃。
我跑到楼下,才发现那不是晃。
是窗框在抖。三楼那面墙,水泥台已经裂开了一道口子,裂口沿窗框往上爬,爬得像树根。
四节 康支书的账本
我把钥匙攥在手里,站在水里想了三分钟。
三分钟里我想明白两件事。
第一,船不能用。猫耳水库的坝在村西,坝顶离水面只剩半米。船要出村,得从坝底下过。坝一漫,那一片就是滚筒,铁皮船进去,出来的是铁皮。
第二,康有福搬走的那箱账本,我看见了封皮上的字:坝头沙场,二〇二五年度。
沙场是村里的,账本该在村委会。他半夜冒着水去搬,搬到自家车上。
我掏出手机,还剩百分之十二的电。我打开录音,把刚才在工棚里跟郎坤说的话,从头到尾又复述了一遍——他说一个人两百,说"命值多少钱",说我爹。
我不是为了录他。我是为了录我自己,怕自己忘了这一刻的气。
录音存好,电还剩百分之九。
我站在水里,忽然想起一件事:我爹当年上山敲锣,敲到第三遍,有人骂他"半夜鬼叫"。第四遍,山就下来了。
我把手机塞进防水袋,扎了三道。
然后我上了三楼,跟十二个孩子说:我们不走水路,走山路。
阿珍第一个反对:"老师,鹰嘴岭上没有路。"
"有。"我说,"我爹走过。"
"那是巡山的路,二十年没人走了。"
"路是走出来的。"
阿明举手,像上课一样:"老师,要走多久?"
我心里算了一下。鹰嘴岭到乡里,大人空手三个半小时;十二个孩子,夜里,下雨,泥路——翻一倍。
"天亮前到。"我说。
老扁问:"天亮前一定能到?"
"一定能到。"
我说这句话的时候,自己都不信。但孩子们信了。他们开始穿鞋、系衣服、把饼干塞进兜里。双喜还跑去把书包背上,被他哥一把拽下来:"背这个干什么?"
"作业。"双喜说。
"命要紧还是作业要紧?"
双喜想了想,把作业本抽出来,塞进怀里。
我把能用的东西清了一遍:一只手电、一盒粉笔、半包饼干、两瓶水、一板退烧药、一卷纱布,还有那根绳。
就这些。
我把梁上那根绳取下来。麻绳,拇指粗,二十来米,绳头打着一个结——活结上头套了一个死扣,我爹的手法,他说这样越挣越紧,不会散。
绳上有股旧烟味,还有一点松脂味。
我把绳绕在肩上,绳头垂在胸前。
窗外,水又涨了一截。二楼彻底没了,只剩三楼。
五节 我把绳子绑在窗框上
消防软梯只有六米,从三楼窗口垂下去,末端离水面还有一米多。我先下去,站在水里试了底:水到胸口,脚下是操场的水泥地,稳。
软梯挂在窗框上,我用绳又绕了两圈,绕在窗框和一根立柱上。绕的时候我想起我爹教过我:绳要"吃住",不能只挂在光滑的面上。
然后一个人一个人往下放。
顺序是阿珍定的。她把人分成三组:会水的、不会水的、最小的。会水的一人牵一个不会水的,最小的两个她亲自带。
老扁站到窗口,往下看了一眼,就退了回来。
"老师,我不敢。"
"水不深。"
"我不下去。"他声音都变了,"我爷说,水下头有东西拉脚。"
我知道说不动他。我把手电塞给他,让他照着梯子。
"你照着我,我上来了你再下。"
他举着手电,光抖得厉害。我下到水里,抬头看他:"看,底是实的。"
他咬着嘴唇,蹲下去,一只脚先探,探了两下才踩上梯子。到水里,他一把抱住我,抱得我喘不上气。
"好了,好了。"我拍他背,"站直,往坡上走。"
双贵哭了。他哥双喜在前面拽他,一边拽一边骂:"你哭什么,哭能把水哭下去?"
双贵抽着气说:"我怕我妈找不到我。"
这句话让所有人都静了一下。
我说:"走上去,到了乡里,第一件事给你妈打电话。"
他抹了把脸,跟着走了。
一个、两个、三个。最小的先走,大的一人牵一个。小伍不肯松手,抱着窗框,指节发白。我把他抱起来,他整个人是绷的,像一块木头。
"老师背你。"
他趴在我背上,两只手扣住我的脖子,扣得很紧。我往下爬,水从我腰上、背上、脖子上过。到水里,他抖得像在打摆子。
我把他的手掰开一点,让他喘气。
上岸的地方是学校后面的坡,坡上是竹林。竹林里全是水,脚踩下去,泥没到小腿。拔脚的时候会"啵"一声,像从谁嘴里拔出来。
我用随身带的粉笔,在竹子上画记号——当老师的习惯,走到哪都想留个字。画一个圈,圈里写一个数字,一,二,三。粉笔遇上雨水,一画就化,我得画三遍才看得见。
孩子们排成一队,一个跟一个,抓着前面人的衣角。
"抓着,别松。"我从头走到尾,"谁都别松。"
燕子在最前面,她认得这片竹林,说上头有个岔口,左边去鹰嘴岭,右边下河。
"走左边。"
老扁在第七个位置,穿着我的雨衣,拖在地上。他走一步绊一步,绊到第三次,整个人扑进泥里,脸埋了。
后头的人全停了。
我把他拽起来,他嘴里"呸呸"地吐泥,吐完说了一句:"老师,我鞋掉了。"
"不要了。"
"我妈新买的。"
"到了乡里,老师给你买。"
他这才跟着走。
雨小了一点,变成细细的线。天上没有月亮,黑得像有人把天盖上了。
走到半山,我回头数人。
十一个。
我数了三遍。
十一个。
六节 鹰嘴岭的第一道崖
"谁不见了?"
"小伍。"阿珍的声音在抖,"刚过那片竹林,他还跟着我。"
我把手电往回去照。光柱里全是雨线和竹叶,照不出十米。
"你们站着别动,手拉手,谁都别松。"
"老师,我跟你去。"阿珍说。
"你留下。"我把手电塞给她,"你数人。我回来之前,你不许动,一步都不许动。"
她咬着嘴唇点头。
我转身往下走,走了两步又回头:"阿珍。"
"嗯。"
"数到十就停,不用一直数。"
她明白了。一直数,数不到十二,人会慌。
泥坡往下滑,我摔了两跤,第二跤滑出去四五米,脸埋进泥里。爬起来的时候,嘴里全是土。
我喊他的名字。小伍不会应。
喊到第三声,我忽然想起来——他奶奶教过他,水来了要往高处躲,躲到山神龛后头,山神管水。
山神龛在竹林上头,一块斜石头底下,供着半截石像,逢年过节有人上香。
我往上爬。
石头底下有个洞,洞里一团黑影。
我把手电照过去。他蹲在里面,抱着那只铁皮文具盒,浑身是泥,眼睛睁得很大。
我一把把他拽出来,他死死抱住盒子,不肯放。
"你跑这儿来干什么!"我吼他。
他张了张嘴,没有声音。然后他伸出手,在我手心里写。他不会写字,只会画。他一笔一笔画,我认出来了,是一个"高"。
高。他奶奶说的,往高处躲。
我一下子没力气了,坐在泥里,把他搂过来。他身上的泥蹭了我一脸。
我们在那儿坐了很久,坐到雨又大起来。
站起来的时候,我的右腿抽了。膝盖里头那根筋像有人拿刀割,一割一割,我扶着石头站了半分钟才敢迈步。
小伍伸手扶我,人太小,扶不住,只能抱着我的胳膊。
我背着他往下走。走到半坡上,抬头看见崖那边有一束手电光。
光在往下走。
我心里一沉。往下走的手电,不是来救人的——救人的手电,是往孩子这边照。
七节 断桥那头的灯
那束手电是乡里的搜救队。
四个人,穿橙色马甲,领头的是乡应急办的何锐,三十多岁,脸上有一道旧疤。
他们在断桥那头。桥是进村的唯一一座石桥,中间塌了两孔,水从缺口里冲下去,白得像开的锅。
何锐拿喇叭喊:"孩子都出来了吗?"
我喊:"十二个,都出来了!"
"过不来!桥断了!"
我喊:"冲锋舟呢?"
"在上游被漂木压住了!三台全压住了!"
"什么时候能清出来?"
何锐没答。他把喇叭放下来,我看见他抹了一把脸。
我知道那是什么意思。清漂木,得等天亮,得天亮以后水退,得天亮以后水退以后人才敢下水。等这一串"以后",孩子们早就冻透了。
"何主任,我有绳。"我喊,"二十米,够得着。"
"绳渡不行!"他喊回来,"水这么急,绳子一松人就没了!"
"孩子已经站不住了。"
这是真的。燕子靠在阿秀身上,两个人一起晃;老扁蹲在泥里,抱着一块石头;小伍在我背上,牙磕牙,磕得我后颈都是响的。
何锐在那头站了很久。
雨砸在他马甲上,啪啪地响。
然后他喊:"绳子打双结!别单结!"
"打了!"
"孩子腰上再套一圈!套两道!"
"我知道!"
他转过身,冲那三个人喊:"把残墩上的钢筋清出来!手抓着!"
回头看,我这边还有一个问题:绳的另一头,系在哪儿。
岸边没有大树,最近的是一棵老樟树,离水边七八米。我把绳头绕着树干缠了三圈,打了一个死扣,又用石头砸进一根木桩,把绳尾栓在桩上。
做完这些,我的手已经不抖了。
不是不怕,是没空怕。
先送三个小的。一个孩子挂上去,两个大人拽绳,一点点放。
绳子要从腰上过,还要从腋下过。我把每一个孩子都绑成一个"X",绑完拍他后背一下:"两只手抓绳,脚别乱蹬,到了那边有人接你。"
风一吹,绳就晃。孩子的脚在水面上划出一道道弧。
阿珍在我背后问:"老师,绳子会断吗?"
"不会。"
我说完这句话,低头看了一眼绳。绳中间磨在断桥的一截钢筋上,钢筋是断口,锋利。绳皮已经磨掉了,露出里头的白芯。
八节 绳子断了
最后一个是我背小伍。
他挂在我背上,绳子从我们两个人腰上过。我一只手抓绳,一只手护着他。水在脚底下翻,声音大得听不见自己的呼吸。
走到中间,绳"崩"了一声。
不是断,是半股断了。整条绳往下一沉,我的腰被勒得生疼,眼前一片黑。
小伍的手从我脖子上滑开了一只,又抓回来。他抓的地方正好是我的喉咙,我喘不上气,眼前更黑。
水从下面往上顶,像有人拿肩膀往上撞。我的脚离了底,整个人吊在绳上,两只手火辣辣地疼。
对岸有人喊:"退回去!退回去!"
退不了。水在下面拽,人一退就掉。
"别松手!"何锐的声音,"我拉!"
绳上传来一股力,我顺势往前挪。一步,两步。
第三步的时候,绳彻底断了。
断的一瞬间,我脑子里只转了一件事:背后这个孩子,不能跟我一起下去。
我最后做的一件事,是把小伍往前推。
他飞出去,落在何锐怀里。
然后水把我卷走了。
水底下很黑,什么都看不见。我被翻了两圈,撞在一块石头上,肩膀麻了,接着又撞了一下。我伸手乱抓,抓住一根树根,树根断了;又抓,抓住一丛草,草也断了。
第三下我抓住一棵柳树的根,整个人挂在上面。
水从我脸上冲过去,我听见自己的名字被人喊,很远。
然后有东西拽住了我的脚。
不是水,是有手的。往下拽,一下,两下。
九节 天亮以后
拽我脚的是郎坤。
他不知什么时候把船开到了下游,停在柳树外头的回水里,一个人跳下来,摸到我,把我从水里拖上船。
我趴在船板上吐了半天的水,吐出来的水是黄的,有沙子。
他蹲在旁边抽烟,手也在抖。
"你不是收了钱吗。"我说。
"钱我退了。"他说,"何主任说,你要是淹死了,我这条船明天就得让人砸了。"
天亮的时候,雨停了。
十二个孩子,都在乡卫生院。三个发烧,一个哮喘发作,都压住了。小伍除了擦伤,什么事没有,坐在床上一声不响地啃面包。
我左肩骨裂,肋骨断了一根。医生说我命大。
我在卫生院走廊的椅子上坐到中午。十二个孩子躺在三张床上,挤成一排,最小的那个睡在我腿上。
中午,家长们开始打电话来。
阿明他爸从温州打来的,第一句就问:"老师,我儿子活着没?"
我说活着。
那头安静了很久,然后是哭声。
双喜双贵的妈在电话里说:她昨天在厂里加班,手机没电,今天一早看新闻才知道村里淹了。她说她明天坐最早一班车回来。
有一个电话打不通。打到下午四点,秋秋的妈才接,背景音是麻将牌响。她"哦"了一声,问:"那孩子现在归谁管?"
秋秋站在旁边,听见了。
我把电话拿远了一点,蹲下来跟她说:"你妈在忙,她说让你先跟着老师。"
她点点头,眼泪掉下来,掉在我手背上。
下午,县里的记者来了,扛着摄像机,要我讲经过。
我说:孩子都在,具体的事问乡里。
他说:"大家想知道你是怎么把孩子带出来的。"
我说:"用绳。"
他说:"能具体点吗?"
我想了想,说:"绳子是集体的,人也是集体的。"
他没听懂,镜头还是对着我。我把脸转到一边。
第五天,秋秋的舅舅来了。
骑一辆电动车,车后头绑着两袋米。他进了病房,看了一圈,把米放在床头柜上,然后就站在那儿,不说话。
我说:"你是来接秋秋的?"
他说:"我姐让我来看看。"停了停,又说,"我姐说,孩子先跟着老师,她那边……她那边不方便。"
秋秋坐在床上,抱着膝盖,一句话没说。
我把米推回给他:"米拿回去。孩子我送回去。"
他愣了一下:"送去哪儿?"
"送她妈那儿。"
他脸红了,低头抽烟,抽了半根,把烟掐了:"余老师,你别为难我。"
我没为难他。我只是蹲下去,把秋秋的鞋带重新系好,跟她说:"你舅来接你,跟着去。有事就给老师打电话,老师电话你记着。"
她说:"老师,我记着。"
她走的那天,回头看了三次。
那天晚上,村里来了不少人。有人拿着鸡蛋,有人拿着自家的干衣服,有人站在走廊外面不敢进来,看一会儿就走。
也有人的声音从走廊那头传过来:"学校连个广播都没有,水来了都不晓得喊人。"
我没回头。
我知道他说得对。喇叭坏了一个月,报修的条子我交上去两次,两次都压着。
第三天,乡里来了人查。
查了三件事:水库的泄洪记录,沙场的承包合同,还有康有福半夜搬走的那箱账本。
泄洪记录写着,十七号下午两点,水库已经请示泄洪,批复没下来,值班的人等了一个钟头,自己开了闸。那一个钟头,村里没人通知。
康有福停职。他在村委会门口骂了一下午,说他是去抢救集体财产。
我后来才知道,那箱账本被查出来有七笔"防汛物资"支出,买了水泥和钢筋,都堆在沙场。
八月,县里开了会。会上定了三件事:学校重建,钱由县里出;水库下游五个村,每个村配预警喇叭,直接连到乡里;沙场的承包合同解除,重新招标。
会开完,有人跟我说:你这次算是把天捅破了。
我说:天本来就漏了。
郎坤被罚了款,合同解除。他在工棚里收拾东西那天,我拄着一根竹竿去看他。他抬头看我,什么也没说,把船钥匙放在我脚边的泥里。
我把钥匙踢回去。
"留着。"我说,"明年还得用。"
(十节 收束)
十节 一根绳挂在窗框上
九月开学,学校重建。
新楼在原来的操场上,三层,白的,墙上刷着"防汛避险点"五个红字。老楼拆了一半,剩下半截墙和那间灶屋,说是留着当仓库。
拆楼那天,我拦住工人。
"这扇窗框别拆。"
工人问为什么。
我说:"这上头有绳印。"
窗框上真的有印。麻绳在水泥台上磨出的那道沟,一条,斜的,深深的,摸上去像一道疤。
我把新买的一捆绳挂在窗框上。二十米,拇指粗,绳头我照着父亲的手法打了一个结——活结上头套一个死扣,越挣越紧,不会散。
阿珍他们升了六年级。小伍还是不说话,但他现在会自己走到那扇窗前,伸手摸摸绳,摸完就走。
开学第三周,我在他作业本上看见一个字。
歪歪扭扭,一笔一笔,写了很多遍,像在练。
那个字是"绳"。
我把本子合上,还给他,什么也没说。他看着我,忽然咧嘴笑了。
第二年六月,阿珍考上了县一中。
她来学校拿通知书那天,先去三楼,站在窗边,伸手在那道绳印上摸了一遍。
"老师,我走了。"
"去吧。"
"我以后回来。"
"回来干什么?这村里留不住人。"
她想了想,说:"回来当老师。"
我没接话。我看着她走下楼梯,辫子还是甩得像两条小鞭子。
今年雨季来得早。六月的一个傍晚,天又黑了,雨点砸在窗上。
我站在三楼,往下看。操场是干的,旗杆是干的,孩子们在底下打球,喊得整栋楼都响。
我摸了摸窗框上的绳。
那根绳还在。
第二年,县里重修了水库,乡里给每个村配了两条冲锋舟,钥匙放在村委会,谁都能拿。康有福没再回来。有人说他在县城开了一家沙场,还是老本行。也有人说,那年他被带走的时候,怀里抱着那箱账本,一路上都在说"这是集体的"。
我没再见过他。
我只知道,从那年以后,三岔坳的每一间教室,窗框上都挂着一根绳。
绳子不用,就那么挂着。挂着,人心里就踏实一点。
再过几年,我大概会调走。走的时候我会把绳留下,再写一张纸贴在窗框上,写清楚这绳多长、怎么打结、这扇窗拆不得。
我不知道下一个老师会不会当真。
但有一件事我确定:那年夜里,十二个孩子一个都没少。这句话我以后可以对着谁都说,说得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