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五年,我在县城替人照相
民国二十五年,我十六岁,在清河县城的留真照相馆里,洗坏了第一张玻璃底片。
那张底片上是个新娘。头一天刚照的,凤冠是借的,耳环也是借的,只有脸上那点笑是她自己的。
我把底片从药水里拿出来,手一滑,玻璃磕在盆沿上,缺了一个角。缺的地方正好是新娘半张脸。
我拿着底片,不敢进屋。
彭师傅正在给人修相。他戴一副老花镜,拿很细的毛笔,往照片上的麻子一点一点填颜色。
人家有麻子的时候要修掉,没有麻子的时候又要添两颗,说是怕太俊了,不像本人。这个营生我到现在也没全弄懂。
他看我站在门口,问,碎了?
我说,缺个角。
他说,脸还在不在?
我说,剩一半。
他说,那就好,另一半我给她画上。
我当真了,站在那里看他。他把毛笔洗了,抬头说,还不去重新配药?
等我给你把鼻子画出来?
那天我挨了两下手心,赔了一个月工钱。晚上彭师傅又把我叫到暗房,让我把那半张脸看完。
他说,照相这个东西,你手上有多少轻重,别人脸上就有多少明暗。你毛手毛脚,人家一辈子就成一张缺脸。
这句话我记了一辈子。
我叫陈冬生。我爹给我起这个名字,是因为我生在冬至,家里没米,只有一锅萝卜汤。
他希望我别生在冬天了,换个有收成的季节,名字却已经报进祠堂,不好改。
我来县城以前,没照过相。我们村只有一个人照过,是村长。
照片挂在堂屋,黑框,人穿长衫,坐在一把太师椅上。小时候我以为太师椅是照相馆给的,照完还能扛回家,很羡慕。
进留真以后才知道,椅子是彭师傅自己打的,三条腿结实,一条腿短。短的那条底下垫着半块瓦。
人坐上去不能乱动,一动就歪。彭师傅不让人换椅子,他说照相的人一坐歪,心就慌,心一慌,眼睛就不知道看哪里。
店里最值钱的是那架照相机。木头箱子,下面三根柱子,镜头前面有个铜圈,后面蒙一块黑布。
彭师傅照相时,整个人钻进黑布里,只留两只鞋在外头。有一回县太爷的小儿子来照周岁,孩子在椅上哭,他在黑布里学猫叫。
孩子不哭了,县太爷倒吓一跳,以为相机里藏着一只猫。
彭师傅五十二岁,背微驼,头发已经白了一半。他原在省城大照相馆做事,后来为什么回清河,没人说得清。
有人说他得罪了大掌柜,有人说他怕老婆,老婆死了就待不住。我问他,他说,省城房顶高,晾照片不方便。
他讲话就这样。你问一件大的,他给你一件小的。
你问小的,他有时还不答。
店里另有一个他女儿,叫秀珍,比我大三岁。她管晒相、裁纸、收钱,也管我。
她认字,在柜台上放一本《千字文》,我每天背四句。背错了,她拿裁纸尺敲桌子,不打人。
她说,打坏了手,谁洗底片。
我认得的第一个词不是天地玄黄,是欠账。
柜台下面有一本蓝布面的账簿,第一页写张李氏,欠六角;第二页写王长贵,欠两角;往后还有周家、赵家、刘家。有人欠了三年,名字让彭师傅用墨涂了。
我问是不是还了。秀珍说,人死了,账还了。
我说,人死了怎么还?
她说,把纸涂黑就算还。你还想追到哪儿去?
留真的门面不大,一块招牌,两扇玻璃门。门里挂白布,白布前有木椅,椅旁摆一盆永不开放的塑料花。
那时候不兴塑料,是秀珍拿布和铁丝做的,擦一次能挺半年。县城的人照相,讲究身边有点活气,花不必真,看着像那么回事就行。
彭师傅有三条规矩。小孩哭,不照;喝醉了,不照;夫妻刚打完架,也不照。
他说,人脸上有火气,底片知道。
有一回卖猪肉的郑屠户喝多了,非要照一张拿刀的,说将来给儿子看。彭师傅不给照。
郑屠户把门拍得山响,骂他不是做生意的料。他等郑屠户骂完,倒了一碗浓茶,说,你明天醒了来,刀也带来。
今天照出来,你自己都不认。
第二天郑屠户真来了,没带刀,带了两斤猪肝。他穿着洗过的短褂,坐得笔直。
照片洗出来,他说,这个人还挺体面。彭师傅说,本来就是你。
我在旁边听着,觉得他这个生意做得怪。别人夸照片,他偏要夸人。
我学照相先从扫地开始。扫地,擦玻璃,熬药,裁相纸,给客人倒茶。
暗房里有一股酸味,闻久了吃饭也酸。头三个月,我做梦都在盆里捞底片,捞出来全是我自己的手,没有脸。
彭师傅不让我碰相机。他说,你先把人看明白,再看镜头。
我问,人有什么可看的?
他说,你看进来的脚。
后来我慢慢懂了。穿新鞋的人,脚先往椅子那边去;穿旧鞋的人,脚先往柜台那边去,问多少钱。
小孩进来先看花,老人进来先看墙。墙上挂着彭师傅照过的人,有穿军装的,有披婚纱的,有抱孩子的,也有一个拉胡琴的瞎子。
瞎子照得比谁都正,下巴收着,像听见很远的地方有人叫他。
金嫂第一次来,穿一件蓝布衫,袖口磨白了。她在隔壁开裁缝铺,男人死了六年,带着儿子小石头过。
她要照一张两寸的,说是去南京找活,给人家看。
她问,能不能照得胖些?
彭师傅说,你多吃两顿,比我会想办法。
金嫂说,我要吃得胖,还来找你?
彭师傅没再逗她。他把椅子往窗边挪了半尺,又让她侧一点脸。
照片出来,人还是瘦,精神好,嘴角有一点往上。金嫂看了半天,说,我没这样笑过。
秀珍说,你刚才笑了,你自己没看见。
金嫂把照片用手绢包了两层,钱却放在柜台上没动。她问,欠着行不行?
南京的活有着落就寄来。
彭师傅翻开蓝布账簿,写了一个金字。他说,行,利息是一天一声彭掌柜。
金嫂说,你想得美。
她后来没去成南京。船票太贵,人家介绍的活又没了。
她还是在隔壁踩缝纫机,晚上给人锁扣眼。那六角钱分四次还清,每次一角、两角,有时拿几只鸡蛋抵。
彭师傅每次都认真记,最后写了一个清字。
账上那个清字很大,比欠字大。
小石头那年十三,瘦,头发硬,坐在椅上两条腿乱晃。彭师傅喝一声别动,他偏动。
照出来一团白影,像椅子上搭了件衣裳。
金嫂要揍他,彭师傅拦着,说,废一张,记我账上。你再动也行,我专照你动的。
他让小石头站在门口,拿着他自己的木头枪,不许收下巴。照片上的小石头眼睛很亮,嘴角歪着,一副随时要跑的样。
金嫂嫌不正经,小石头喜欢,藏在枕头底下,睡觉前看一回。
一个孩子看自己照片,能看多久呢?小石头看了五年。
后来他真扛枪走了,那张照片留给他娘,边角已经摸圆。
斜对面还有个车夫,叫蔡有福,三十来岁,腿长,跑起来车铃一路响。他人缘好,谁家有病人都找他,拉到医馆,有钱给几个,没钱骂两句也行。
他只有一件汗褂,后背补成地图。
蔡有福想照相,想了两年。
他想穿警察的衣裳照。不是真想当警察,是觉得那身衣裳有神气,皮带一勒,人就不像拉车的。
他跟巡街的老马商量,老马说借衣裳行,帽子不行,帽子上有编号,出了事算谁的。
为这件事,蔡有福攒了七个月的钱。最后帽子也借来了,老马跟着来,站在旁边看,生怕他戴跑了。
蔡有福坐上椅子,紧张得不会放手。彭师傅让他放膝盖上,他放成求救的样;让他背挺直,他挺得裤腰带响了一声。
我在黑布后头笑,彭师傅踢了我一脚。
照出来以后,蔡有福看了很久,说,我娘要看见这个,准以为我在县城当官。
秀珍说,你就告诉她,管一条街的巷子,想进就进,想出就出。
蔡有福说,那还得交车份钱。
他把照片寄回乡里,自己留一张小的,夹在车座底下。后来拉车累了,就掀开看一眼。
一个穿警服的人坐在照片里,替他威风;照片外头的人弯着腰,继续拉。
民国二十六年春天,秀珍结婚。
男人叫赵长河,在邮局做事,送信,也送包裹。个子不高,左眉有一道旧疤。
他每次来店,自行车都停在同一个地方,车把上挂一只旧邮包。他不太说话,坐下先帮彭师傅修门轴、换灯绳,做完才问秀珍在不在。
我说,赵哥,你来找人就找人,怎么还干活?
他说,空手来,怕你师傅看出我有事。
我说,你脸上都写着呢。
他问我写的什么。我不认字,也就编不下去。
结婚那天,店里没开门。酒只摆三桌,菜是金嫂和几个街坊做的。
彭师傅穿长衫,秀珍穿一件粉红旗袍,还是她自己改的旧料。赵长河穿中山装,领口太硬,脖子一直梗着。
照相的是省城来的一个旧同行。彭师傅终于坐到椅子前头,不必钻黑布。
他挨着女儿坐,手放在膝上,脸上没有笑。赵长河站在秀珍后头,手不知道往哪儿放,最后轻轻搭在椅背上。
照完,彭师傅说,再来一张。
第二回,他把蔡有福、金嫂、小石头和我都叫来。我们挤在白布前,蔡有福站得最高,小石头被夹在中间,只露一个头。
我在最边上,半个肩膀出了画面。
那张照片后来一直挂在店里。人都全,除了我的半个肩。
秀珍把照片装框时问我,要不要把你裁掉?
我说,别,留着肩膀,也算我在。
她说,你还挺会占地方。
成亲以后,赵长河还是天天送信。早上出门,晚上回来,雨天裤腿全湿。
秀珍在柜台后打算盘,他就在门口抖雨衣。日子一天一天过去,很匀,像邮局盖在日戳上的墨,今天比昨天只多一格。
那时来照全家福的人多。白布前要摆三把椅子,老人坐中间,儿子站后面,孩子抱在怀里。
总有人临时吵起来,为谁站哪儿,为谁的新褂子没有熨。彭师傅由他们吵,自己擦镜头。
吵完了,人还是会靠拢一点。
一张全家福,照以前要争半天,照完就一起回家。底片上的缝很窄,谁都挨着谁。
下半年,外头的消息慢慢坏起来。先是报纸上的字大,后来是路上的人多。
省城来的客商会讲一些,我们听不全,只知道北边在打仗。打仗离清河还远,米价先近了。
照相馆里也开始变。穿新衣来的人少,穿旧衣来照证件相的人多。
照片小了,价钱低,照的人却更急。有人去投亲,有人去考学校,有人要往内地走。
两寸的一张脸,贴在纸上,比人先上路。
彭师傅把椅子撤了一半,腾出地方让大家排队。他不再管小孩哭不哭,有时孩子哭得厉害,也照。
大人说,路上没法等,能看清眉眼就行。
有个老太太带两个小孙子来,儿子儿媳在外地。她要给孩子各照一张,说万一走散了,拿着照片好找。
她把两张照片缝在孩子衣服里,一张缝在前襟,一张缝在后背。
秀珍问,怎么还缝两张?
老太太说,前头让人看见,后头留着自己认。
那天以后,秀珍也买了针放在柜台里。谁来求,她就替谁缝。
她的手快,针脚小,不硌肉。
赵长河的邮路越来越长。有些信送不到,退回来,盖上红章;有些包裹没人领,堆在局里。
他回家常带着一身土,吃饭时还在背地址。秀珍给他补邮包,底上加一层帆布。
她说,人还没包结实。
赵长河说,人丢了有地方问,包丢了说不清。
民国二十七年秋,清河落了第一次炸弹。
响声来时,我正在暗房洗相。盆里的水跳起来,泼了我半身。
秀珍在外头喊我出去,我先把底片箱盖上了。就这一个动作,后来彭师傅夸了我一回。
他说,还算没白教。
我们躲在桌下,房顶落灰,玻璃门碎了一扇。外头有人跑,有人喊,蔡有福拉着空车往巷口去,车上后来坐了两个孩子和一个老太太。
他不知道人家要去哪儿,先拉到城外再说。
炸弹落在东市,炸坏了米行和半条街。第二天我们去帮金嫂收布,她的裁缝铺没中弹,房顶却被震开一条缝。
小石头蹲在瓦砾里找他的木枪,找到时枪管断了。
彭师傅捡了半块玻璃,拿纸包着。他说,照相馆玻璃贵,得省着点。
留真的门板也裂了,招牌斜挂着,“真”字掉了一个角。彭师傅拿钉子重新钉好,没换新的。
他说,字还能认,店就没倒。
那以后,店里有半个月没开灯。不是省电,是电线坏了。
白天借窗外的光照相,阴天就歇着。赵长河帮我们把后墙开高了一点,多装一块亮瓦。
亮瓦是旧的,有一道纹,晴天时地上落一条白光。
赵长河走,是那年冬天。
邮局要把一批邮件和档案往后方送,他报名押车。没说非去不可,也没说去了能得什么。
他回来跟秀珍商量,秀珍正在裁相纸,一刀下去,纸裁斜了。
她问,多久?
他说,快则一个月,慢则开春。
她说,开春是几月?
他说,反正柳树一绿,我就回了。
秀珍把裁斜的相纸放到一边,说,这张你带着。
那是他们的结婚照,本来挂在床头。她挑了一张小的,背后写地址,又写了一个赵字。
写到一半,觉得多余,他是送信的,自己还能找不到自己?
临走前一晚,赵长河来暗房看我洗照片。他说,冬生,你师傅年纪大了,重活你多干些。
我说,你说得像不回来。
他说,我这个人讲话不吉利,你多担待。
第二天他穿灰棉袄,背新补过的邮包,骑车出城。蔡有福正好拉客回来,按了一路铃,算是送他。
秀珍站在店门口,没哭。她手里还拿着裁纸尺,赵长河回头看了两次,她都举一下尺子,像催他快走。
他走后第三个月,清河被占了。
城门口换了岗,街上多了不认识的话。店铺要登记,人要登记,连蔡有福的车也钉了一块铁牌。
老马不再穿警服,借给蔡有福照相的那套衣裳,早埋在灶膛边,不敢留。
留真还开着。来照相的人反而更多,证件上都要贴照片。
白布前那把椅子从早到晚不空,彭师傅钻进黑布,出来,再钻进去。一天下来,背更驼。
我学会了在很短的时间里叫人别动。以前照一张相,要摆姿势,要喝茶,要等脸上的笑合适。
现在人坐下,眼睛看着镜头,像看着一道门。门后头有什么,没人知道。
有个日本军官带翻译来,要照一张穿军装的相。他嫌店里的椅子破,让人从司令部搬来一把皮椅。
皮椅太软,人坐上去往后陷,彭师傅照了一张,说不好,还是换回木椅。
翻译骂他不会办事。
彭师傅说,椅子短一条腿,人坐着精神。
军官听懂了这句,笑了一下,居然同意。照片洗出来,他很满意,给了钱。
彭师傅把钱放进抽屉,晚上拿出来,买了米,分给金嫂和蔡有福各一碗。
我说,这钱脏不脏?
彭师傅说,米不脏。人得吃。
他从不把什么事说得漂亮。活下去这件事,在他身上没有口号,只有一袋米、一瓶药、一块还没用过的玻璃底片。
赵长河的消息,是第二年春天到的。
那天没有信,只有一个退回来的包裹。包裹是邻县邮局托人捎来的,外面沾着泥,角上烧黑了一块。
收件人写彭秀珍,寄件人写赵长河。字迹是他的,最后一笔拉得很长,像没写完。
秀珍拿剪刀拆包。里面是一只铁皮盒,盒里有一张合影、半块干饼和一枚邮局日戳。
合影上是赵长河和几个邮差,站在一辆烧坏的车旁,背后一片空地。照片背面写:东西交清河留真,人不必等。
带包裹来的人说,路上遇到轰炸,押车的人散了,赵长河把两袋邮件推到沟里,自己没出来。那人讲得很快,讲完喝水,水洒了一点在柜台上。
秀珍拿抹布擦了。
她问,日戳怎么在他手里?
那人说,他一直带着,说信没送完,日子不能停。
她点点头,把铁皮盒盖上。那天她还照了七个客人,裁了二十张相纸,晚上给小石头补了一条裤子。
所有人都不敢跟她说话,她也没有要说的。
到了关门,彭师傅把门闩上,她才坐到白布前。那把椅子短一条腿,她坐上去晃了一下。
她扶着椅背,没哭出声,肩膀一下一下动。
我站在暗房门口,手里捏着一张废底片。玻璃边扎进掌心,出了血。
我不知道疼,后来还是彭师傅把底片拿走,给我裹了一团布。
他说,你回屋睡。
我说,师姐呢?
他说,让她坐一会儿。
第二天早上,秀珍照常开门。她眼睛肿着,手很稳。
她把那张邮差合影修了一遍,把烧黑的边裁掉,装进小框,放在柜台里侧。外人看不见,她一低头就能看见。
赵长河留下一个孩子,在秀珍肚子里,那时五个月。孩子生在夏天,男孩,取名念平。
念是记念的念,平是平安的平。彭师傅说名字取得太大,小孩子压不住,先叫阿平。
阿平满月,店里照了一张相。秀珍抱着他,彭师傅坐在旁边,白布前空了一把椅子。
拍照前,秀珍想把空椅撤了,彭师傅说,留着,店里椅子多,不碍事。
照片里那把空椅很显眼。
后来有很多人问过,为什么空着。秀珍总说,给来客坐的。
话说多了,她自己也就这么认。
打仗以后,人最会学的一件事,是把没法回答的问题答得平常。
小石头来辞行时,已经十九岁。他在城外被拉夫的队伍带走,后来编入一支运输队,具体做什么,金嫂听不懂。
他回家拿两件衣裳,人比从前高,喉结也出来了,肩上还背着那杆修过的木枪——不是真枪,他仍带着,说能吓人。
金嫂骂他,说人家真枪看见你这根木头,先笑死。
小石头说,笑死也算少一个。
母子俩来照相。金嫂穿那件蓝布衫,已经洗得发白。
小石头穿一身灰军装,太大了,袖口挽两道。他们坐得很近,金嫂的手放在膝盖上,小石头把手盖上去。
彭师傅照完一张,又照一张。
金嫂说,费底片干什么?
他说,头一张你闭眼,第二张你没哭。
金嫂说,我没哭。
彭师傅说,那就当我照错了,留着。
照片出来,金嫂把小的缝进儿子衣角,大的留在店里,说怕家里漏雨。小石头走以后,她每天来一趟,表面是借针线,实际是看一眼。
照片挂在墙上,儿子不走,总在里头站着。
蔡有福也没逃过去。他的车被征去拉东西,人跟着走。
临走他把车座底下那张警察照拿出来,交给秀珍。
他说,万一我不回来,这个别扔。
秀珍说,你自己回来拿,店里不收闲人。
他说,我穿了这身衣裳,不算闲人吧?
秀珍说,更烦,像来查店的。
蔡有福笑着走了。他那一笑跟照片里很像,牙齿白,帽子却没有。
那天以后,斜对面很久没听见他的车铃。
城里的日子越过越细。米要掺糠,灯油要兑水,相纸裁下来的边也舍不得丢,小的给阿平画画,大的包药。
原来照一张全家福一块多钱,后来票子一沓一沓地数,买不回当初一袋米。彭师傅不跟着一天一涨,只在门口贴纸条:米贵,照相约粮。
有人背半升米来,有人拿一篮鸡蛋,有人拿一件旧皮袍。皮袍不能印照片,但能换药。
留真柜台后头像个杂货铺,什么都有一点,什么都不多。
蓝布账簿记满了,又添一本。有人不好意思欠,彭师傅就说,底片先欠着,人也先欠着。
人以后有办法,再来还。
我问,人要是没办法呢?
他说,那也没办法。总不能把他的脸收回来。
照相这件事,到了最难的时候,反而有人非照不可。老人临终前照一张,孩子出远门照一张,夫妻失散前照一张。
衣裳不干净,就拍拍;头发乱,就沾点水梳一梳。没有鞋的人,彭师傅把镜头抬高一点,只照到腰。
他说,人不是从鞋底开始体面的。
有个老汉从乡下来,背着他瘫痪的老伴,走了二十里。他们想照一张合照,说年轻时没照过。
老太太坐不住,彭师傅让人把两把椅子并起来,又叫金嫂拿被子垫在她背后。老太太一直低头,彭师傅怎么叫都不抬。
老汉说,她怕照得丑。
彭师傅说,我也丑,你看看我。
老太太真抬头看他。他就钻进黑布,叫我按快门。
照片里老太太笑了一下,嘴瘪着,牙没了,眼睛却亮。老汉拿照片时,手一直抖。
他要付钱,摸出几张烂票子,不够。
彭师傅说,留着买根拐杖。
老汉说,她不用拐杖。
彭师傅没说话,把钱推回去。老汉背着老伴出门,走到街口,又回头朝店里鞠了一躬。
老太太趴在他背上,手里举着那张还没干透的照片,像举着一面小旗。
他们走后,彭师傅坐了很久。他说,今天这张没照歪。
我说,我知道。
他说,知道就行,别老记着我手滑的时候。
他也会老。手开始抖,调药时要分两次倒。
眼睛也不如从前,修相得把照片凑近。可在暗房里,他仍知道哪一瓶药在哪里,黑着也不会拿错。
一个人跟一间屋子过久了,屋子就长在他身上。
底片缺的时候,我们洗过旧底片再用。所谓旧底片,都是照废的,不能拿客人的。
彭师傅把废片按大小码好,一遍遍用碱水洗,玻璃薄了,更容易碎。我有一次嫌麻烦,说干脆关门,等相纸来了再开。
他说,等来的是相纸,等不来的是人。
我不懂。
他说,今天来照的人,明天不一定在。你关门,他就去别处;别处也关,他这辈子就少一张。
这话听起来像做生意,其实不是。生意人怕没客,他怕客人回去以后,再想照就来不及。
最险的一回,是有人来查底片。
那天下午,店里刚照完一个年轻人。年轻人穿学生装,嘴角有一颗痣,照完没等照片,只留了一个地址。
晚上就有人来,说他犯了事,要找他留下的东西。翻译带着两个兵,把柜台翻了一遍,又问最近照过谁。
彭师傅说,天天照,记不住。
他们要看底片。暗房里挂着十几张,玻璃上的人脸一张张反着光。
翻译伸手要拿,彭师傅挡了一下,说,玻璃脆,我取。
他慢慢摘,慢慢擦,把几张不相干的底片递过去。学生那张其实还在显影盆里,脸刚显出来,药水上面漂着一张白纸。
我站在旁边,腿肚子直抖。
翻译问,盆里是什么?
彭师傅说,废的。
翻译看了一眼,没看出来,骂了两句,拿走几张底片,说找到人要来认。
他们走后,我把门顶死。彭师傅从盆里捞出学生那张底片,放进清水,手一点不抖。
我却坐到了地上。
他说,怕了?
我说,你不怕?
他说,怕。怕也得把药水倒了,不然废。
那张底片后来没有被烧掉。彭师傅把它包在油纸里,塞进白布后面的木框夹层。
还有几张来路不明、去处不明的底片,也放在那里。白布每天挂好,没人想到后头有脸。
我问,留这些做什么?人要是回不来呢?
他说,人回不来,还有家里人来问。你总不能跟人家说,连底片也没了。
那时候我才明白,留真留下的不只是好看的照片。好的、坏的、怕人的、见不得人的,只要是一个人,都给他留一点。
民国三十四年,仗打完了。
消息到县城那天,先是有人放了一挂鞭炮,接着满街都响。蔡有福留下的空车早被拆成柴,金嫂的裁缝铺又开了一扇窗。
彭师傅把门口“留真”两个字擦了一遍,掉角的地方用墨补上。
晚上大家凑了一桌饭。没什么菜,豆腐、咸菜、半只鸡,鸡是金嫂拿一件旗袍换的。
秀珍给阿平夹了一只鸡腿,阿平不吃,说要给娘。娘俩推来推去,最后鸡腿到了彭师傅碗里。
彭师傅咬了一口,牙不行,又放回阿平碗里。
一只鸡腿走了三个人,才算吃完。
第二天,来照全家福的人排到了门外。有人把八年没穿的长衫翻出来,有虫眼,用墨点一点。
有人借鞋,鞋大,塞两把草。白布前又摆上三把椅子,椅子不够,就借金嫂的。
可是很多全家福,照不全了。
有一家六口,只剩四口,还是在白布前摆六把椅子。老太太不让撤,说椅子撤了,人就真没了。
彭师傅不劝,按他们的意思照。照片出来,空椅子比人还端正。
也有人不留椅子,只把一张小照片捧在手里。镜头里,小照片上的人脸只有指甲盖大,洗出来看不清。
他们仍要捧着,说这样就算到了。
秀珍照这类相时,总要多停一会儿。她不问名字,不问人怎么没的。
问一次,别人就要从头讲一次。照片能帮忙的地方,是不必讲。
胜利以后,赵长河的名字从邮局一张旧名单上划掉了。不是找回来,是销号。
那个办事的人来店里,带了一包没人认领的信,请秀珍认一认有没有他们家的。秀珍翻完,没有。
办事的人说,赵嫂,节哀。以后有什么证明,尽管来找我。
秀珍说,能不能别开证明?开一张,别人一看就知道他死了。
办事的人没听懂,站了一会儿走了。
她把那枚日戳留在柜台抽屉里。阿平小时候偷拿去盖玩,满桌都是歪歪扭扭的日期。
秀珍发现后打了他一下手心,打完又抱着他。阿平不知道为什么挨打,哭得很大声。
那天晚上,她把日戳用布包好,放进铁皮盒。从此不再拿出来。
小石头回来,是民国三十五年秋天。
他先进裁缝铺,金嫂没认出来。眼前的人瘦得颧骨高,左边袖子空了一截,背着一个破包。
金嫂问,你找谁?
他说,娘,我衣服小了,你给我改改。
金嫂手里的针掉到地上。
我在隔壁听见动静,以为来了贼,跑过去看。金嫂正拿拳头捶他,捶一下骂一句,骂他没良心,骂他不知道写信,骂他瘦了。
小石头站着让她捶,右手一直护着包,怕她碰坏里面的东西。
包里有一顶旧军帽、两块银元和他娘缝进去的那张照片。照片已经碎成三片,用胶布粘着。
人像还在,只是中间有一道白痕。
小石头说,娘,你这针脚不行,漏风。
金嫂说,漏风也把你吹回来了。
那天晚上,她踩了一夜缝纫机,给儿子改衣裳。其实没必要那么急,她还是踩。
机器响一夜,街坊都睡得安稳,知道是她家儿子回来了。
小石头只剩一只手能干活,后来在店门口修鞋。他手快,嘴也快,谁的鞋跟歪了,他都说人家走路有官相。
有人问他胳膊怎么没的,他一会儿说让狼叼了,一会儿说换了一碗牛肉面。真原因他不说,我们也不问。
他跟他娘重新照了一张。还是那件蓝布衫,金嫂已经穿不上,改了又改。
小石头坐在她旁边,把空袖管折好,塞在腰间。
照之前,他问彭师傅,能不能照得像我当年?
彭师傅说,能。
小石头很高兴。
彭师傅又说,你当年那副欠揍样,一点没变。
照片洗出来,母子俩都老了,也都像从前。人这个东西很奇怪,缺了一块,还能像。
蔡有福回来得更晚。那天我在门口扫地,听见有人按车铃。
叮铃一声,不像新车,哑得很。我抬头,看见蔡有福骑一辆破自行车,车把一边高一边低,裤腿空荡荡一条。
他没有戴帽子,头发白了一片。
他说,冬生,照片还在吗?
我说,在,人回来晚了,照片没给你留好地方。
他说,挂高点,我现在也是个官。
他一条腿没了,在城外装了木头腿,学骑车摔了十几回。回来以后拉不了黄包车,就替人看自行车,收一个铜板看半天。
那张警察照重新挂在他看车的小棚里,雨大时,他把照片先收进怀里。
我说,你也知道要脸。
他说,我穿制服呢,不能淋雨。
民国三十七年,彭师傅六十四岁。他的身体一下子坏下去,先是没有胃口,后来走几步就喘。
医生说是心病,不是心里有事那个心病,是心口真的有病。两种病都吃药,一种吃不好。
他还是每天来店里。早上把蓝布账簿翻一遍,用墨涂掉几个名字。
涂的都是欠了很久的,有的欠两角,有的欠一升米。我问,怎么忽然都不要了?
他说,我快死了,账不能留给你。你脸皮薄,不好意思讨,留着也是难受。
我说,你别老说死。
他说,不说就不死?那衙门早关门了。
他让我给他照一张相。
我给他梳头,换长衫,搬椅子。他嫌白布太亮,叫人换成灰的。
坐好以后,他把两只手放在膝上,背挺直,眼睛看镜头。跟以前那些老人一样。
我说,师傅,你笑一点。
他说,我笑了几十年,今天省一回。
我钻进黑布,镜头里的他是倒着的。鼻子朝下,白头发朝下,身后的灰布也倒着。
我忽然想起第一次洗坏的新娘底片,想起他说人家一辈子不能成一张缺脸。我调了很久,迟迟没有按。
他在外头说,冬生,别动。
我说,我没动。
他说,我是说心别动。照相跟过日子一样,手稳就行。
我按了快门。
那张照片照得很好。他没笑,也不凶,嘴角松着,像刚叫一个客人坐好。
照片洗出来,他看了,说,能用。
我问,用在哪儿?
他说,该用的地方。
半个月后,他在睡梦里走了。前一天晚上还吃了一小碗粥,修了两张照片。
修第二张照片时,毛笔没墨,他让我添。我添完回来,他已经靠在椅上睡着。
我把他叫醒,他还嫌我打断,说再有十年也修不完,先睡。
结果真没修完。
那张照片的主人是个小女孩,摔了一跤,脸上有道疤。她娘要修掉,彭师傅只修了一半,剩下一道很淡的印。
我后来替他修完,照着他的手法,留了一点点,没有全抹平。人脸上的一道印,有时也是她自己的。
彭师傅的后事不大。街坊来了很多,金嫂做了一身白衣裳,小石头用一只手钉棺材,蔡有福在门口看车。
来吊唁的人排着队,有些我们认不出。他们说年轻时在留真照过相,结婚照、满月照、老人照,都还在。
有个老汉拿来一张黑白照片,就是当年背着老伴来照的那张。他说老伴去年走了,走前把照片放在枕头下。
他这回把照片带来给彭师傅看,说你看,没照歪。
我把照片放在灵前。两个老人都在里面笑,一个没牙,一个弯着腰。
彭师傅在自己的遗像里不笑。三个人隔着两张照片,谁也不用再说话。
蓝布账簿最后怎么处理,秀珍跟我商量过。账上还有一百多个名字,有的人在,有的不在,有的走了几十年。
她问我要不要烧掉。
我说,师傅涂过的烧,没涂的留着?
她说,留着你也讨不回来。
我说,那就烧吧。
我们在后院把账簿烧了。纸页厚,烧得不快,边角卷起来,黑字先变黄,再看不见。
秀珍拿棍子拨了一下,忽然说,可惜。
我说,可惜什么?
她说,这里头的人名,比县衙名册还全。
我手停了。火已经上来,救不回。
我们蹲在那儿看完,谁也没再说话。
彭师傅一辈子给人留照片,自己留下的字不多。两本账,一个木相机,一屋子底片。
账没了,底片还在。人最后留什么,真不是你提前能选的。
留真由我和秀珍接着开。阿平已经会跑腿,会替客人拿照片,学他外公说话,叫小孩别动。
小孩不怕他,反而笑。他就板起脸,拿裁纸尺敲桌子,尺子比他人还长。
有一回他问我,陈叔,我爹来过店里吗?
我说,来过,门轴就是他修的。
他问,门轴在哪儿?
我指给他看。他踮脚摸了半天,说,我爹修得不好,还响。
我说,响一点好,有人进来,你娘知道。
他哦了一声,像听懂,又像没懂。后来每逢门轴响,他都抬头。
小孩心里怎么想,不会全告诉你。大人也一样。
民国三十八年以后,街上又换了几次旗,门口的招牌也要换。有人建议改成“人民照相馆”,说留真两个字太旧。
秀珍问我怎么想。
我说,叫什么都得照相。
她说,你跟我爹一样,废话多。
新招牌挂上去那天,旧招牌没有扔。我们把它放在暗房顶上,字朝下,落灰。
木椅还是那把,底下的瓦换过几回,仍然短一条腿。白布洗不白了,也换成灰的。
客人进来,先看新招牌,再坐旧椅子,没人觉得不合适。
日子换名字,东西不一定换。
小石头娶了媳妇,是东街卖豆腐家的姑娘。结婚照由我照。
他穿新衣,媳妇穿红袄,两个人都紧张。小石头问,能不能把他那条空袖管修成有手?
我说,能画。
他想了想,说,算了,画出来我也不会用。
照片里他那只袖子空着,媳妇的手挽着他另一边。金嫂坐在前头,怀里抱一只猫。
猫临时跳上来,赶不下去,也算一张全家福。
蔡有福始终没再娶。他说自己一条腿,耽误别人。
他看车攒了一点钱,买了一只新铜铃,声音很亮。有人来取车,他先按铃,再收钱。
半条街都知道老蔡还醒着。
秀珍的头发也有了白的。她还是每天裁相纸,手不抖。
赵长河那张邮差合影一直放在柜台里侧,玻璃擦得很干净。有人给她提过亲,她不见,也不说为什么。
她愿意怎么过,别人替不了。
我后来收了两个徒弟。他们嫌木相机重,嫌玻璃底片难洗,一上手就问什么时候能用新机器。
我说先把地扫了。他们背后说我老古板,跟当年我说彭师傅差不多。
手艺传下来,连废话也一起传。
有一年,一个外乡女人来店里,拿出半张烧焦的照片,问还能不能修。照片上是她哥哥,穿学生装,嘴角有一颗痣。
她说哥哥很多年前在清河失踪,家里只找到这一张,想知道有没有人见过他。
我心里一动,问她哥哥叫什么。
她说了名字。我记不得当年学生的名字,只记得那颗痣。
我搬梯子,把白布后的木框拆开。油纸还在,里面的底片用棉布包了一层又一层。
彭师傅死后,我换过纸,没敢扔。底片一共七张,有的已经发霉,有的还清楚。
学生那张在第三层。
我拿到窗边,光从玻璃里透过去,年轻人的脸浮出来。女人看了一眼,人就软了,扶着柜台慢慢蹲下。
她没有哭,先用两只手捂住嘴,过了一会儿才说,是,这是我哥。
她想买底片。我说不卖,送给你。
她又要付钱洗照片,我说也不收。
秀珍在旁边说,收两毛吧,相纸要钱。
女人赶紧点头,把两毛钱放在柜台上,像怕我们反悔。她走后,秀珍看我一眼。
她说,你跟我爹学坏了,照相不要钱。
我说,不是你让我收的?
她说,我不说,你连相纸都送。
我把两毛零钱放进抽屉,发现那枚旧日戳不知什么时候又被秀珍拿出来了,就放在角落。我没问。
她愿意让它出来透透气,也是好事。
给学生修照片用了三天。烧焦的那半张补不全,我就照底片重新印,印了一张六寸的,又印了一张两寸的。
大的留给她娘,小的让她随身带。女人回来时带了一包家乡茶叶,非要留下。
我收了茶叶,她拿着两张照片走。
她到门口,又回头问,我哥照的时候,是什么样?
我说,坐得很直,没害怕。
其实我已经记不清他怕不怕。那天人太多,每个人都坐得很直。
可这句话也不算骗她。底片上的年轻人确实看着镜头,眼睛没有躲。
一个人没了以后,家里人想知道的,常常不是大事。他最后吃了什么,穿哪件衣裳,有没有怕,有没有留下一句话。
我们能答的很少。有时一张照片能替人答一点。
我老了以后,手也开始抖。调药时,徒弟怕我倒多,站在旁边看。
我把他们赶走,说你们外公……说到一半,发现把彭师傅叫成了自家外公。徒弟笑,我也笑。
留真的暗房还是那么酸。阿平长大后在邮局谋了个差事,也送信。
他第一次穿制服来照相,蔡有福坐在门口,非要把自己的警察照借给他比一比。
阿平说,蔡伯,你那是警察,我这是邮差。
蔡有福说,差不多,都管东西到不到。
阿平照相时,秀珍站在镜头后头看。她没有哭,只在他领口上捻了一下,把一根线头拿掉。
那张照片里,阿平有点像赵长河,左眉没有疤,笑起来更像他娘。
照完,他把照片放在柜台上,跟那张邮差合影并在一起。父子俩隔着十几年,终于站到了一块。
两张纸不一样黄,框也不一样,可脸朝着同一个方向。
秀珍看了一会儿,说,你爹要是看见,得嫌你帽子歪。
阿平说,那我重照。
她说,不用,歪一点好认。
店里的底片越来越多,旧木箱装不下,又添两只。每张底片都包纸,写名字和年月。
有些名字写错,有些年月忘了,就在后面补一个问号。徒弟问我,问号也留着?
我说,留着。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别替人编。
我们给人照了一辈子相,最会的不是把丑的照俊,是把不明白的地方留下来。明白当然好,不明白也不必硬改。
前年清明,我把彭师傅那张遗像重新洗了一张。原片发黄,灰布上有一块霉,他的脸倒还清楚。
小石头来看,拿袖子擦玻璃,说这老头还是不爱笑。蔡有福也来看,耳朵背了,进屋先问照片在哪儿。
我们三个人坐在店里喝茶,金嫂已经走不动,让她孙子送来一包瓜子。
我说,等我们都走了,这店谁开?
小石头说,你操心得远,先操心茶叶没了。
蔡有福说,相机留着,总有人会按。
他说得对。东西用久了,会自己找下一个人。
前几天,又有一对年轻人来照结婚相。新郎穿西装,新娘穿白裙,衣裳是租的,进门时怕踩脏。
他们问有没有好看的背景,想要一座桥,桥后头还得有山。
徒弟说没有,只有灰布。
新娘有点失望。我让人把旧塑料花拿出来,擦了擦,放在椅旁。
花已经发黄,铁丝也锈了,摆好以后,新娘说,这个还挺旧派。
他们坐下,肩膀挨着肩膀。新郎笑得太用力,我叫他松一点。
新娘偷偷掐了他一下,他就真笑了。
我钻进黑布,外头的声音一下远了。镜头里两个人倒着,年轻,鲜活,衣裳有些大。
窗上的亮瓦漏下一条光,正好落在他们肩头。
我说,坐好。
新郎说,可以了吗?
我说,别动,保持住。
快门响了一下。
声音跟很多年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