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望江楼的骨头
那天早上我在给一个跑摩的的男人画眉毛。
他撞在了洒水车的后保险杠上,半个脸当场没了,来的时候装在两个编织袋里,家属的要求只有一句话:至少还能看出个人样。我用油泥给他补了左颧骨,用酒精棉把断口一层层擦净,再上粉。做这一行久了,你会发现死人并不难看,难看的是活着的人没来得及说完的话。
他妻子站在门口没敢进来,只问了一句:“他疼不疼?”
我说不疼。这也不算撒谎。人撞到那个速度,是没有时间疼的。
化完妆,我摘了手套,去走廊上抽烟。青山岭殡仪馆在半山腰,往下能看见沅城。这座县城被一条沅水横着剖开,河东是新城,玻璃幕墙,路灯雪白;河西是老街,青石板被雨水泡得发乌,一泡就是半年。我在这半山腰待了十年,看过太多人从这里下去,没有一个自己走回去过。
十点,派出所的车开上来了。
罗队我认识。他五十三岁,头发梳得很整齐,夏天也穿长袖,是那种把一辈子的耐心都用在了审问室里的人。他身后跟着个年轻人,抱着一台笔记本电脑,进门就往后缩了缩鼻子。
“陈默,”罗队说,“十年前到十五年前,你们这儿接过的无人认领的遗体,记录还在不在?”
我说在。都在。
我带他们下到档案室。铁皮柜子里一摞一摞牛皮纸档案袋,按年份排,我每年用麻绳捆一次,绳结打在同一边,为的是好找。这是我的习惯,或者说,是我给自己找的一件可以一直做下去的事。
“望江楼那一片要拆了,”罗队说,“今天早上六点,挖掘机挖出骨头。”
我伸手去够2005年那一捆的时候,指头在绳结上停了半秒。
“完整的?”我问。
“不完整。少了左手和一根肋骨,剩下的被树根缠了十年。”他把一张现场照片推给我,“你看看这个。”
照片上是一堆黄白的骨头,泥土的颜色。骨头旁边有一个东西,被水冲得发亮,像一枚小小的、被掐死的月亮。
一只表。
女式的,老式的,南京产的“秦淮”,表带是那种掉了漆的黄铜链子。我一眼认出来,是因为我修过它。我甚至记得它后盖打开的样子,机芯上有一道头发丝那么细的划痕,是主人在某个雨夜,用指甲硬刮上去的。
表针停着。停在三点四十。
“认得?”罗队盯着我。
“不认得。”我把照片推回去,“这种表八九十年代多得很。”
罗队没有追问。他只是把照片收进文件夹,说:“陪我们去看一眼现场吧。你在这一片待得久,也许能想起点什么。”
我跟着他们下了山。
车过沅水大桥的时候,雨又开始下。沅城的雨不讲道理,说来就来,细得像筛下来的针,扎在玻璃上不响,却让人从骨头缝里发潮。我摇下车窗,闻那股味道——水、土、还有老街后面那片烂尾楼底下常年的霉。
望江楼是九十年代烂尾的。据说当年老板请人算过,说这块地是“望江”,风水好,能发大财。楼盖到第七层,老板跑了,留下一个水泥骨架,像一个人跪在那里,跪了二十年。后来就没人管它了,附近的人在里头搭窝棚、堆破烂、烧纸钱。再后来,连野狗都懒得进去。
挖出骨头的地方在楼后面的土坡下。那是原来的一条排水涵洞,水泥管子,直径一米二,接到沅水的支渠。九十年代修过一次,之后就一直荒着。今天早上,挖掘机为了清场地,从坡上往下刮,刮到第三铲,铲斗里滚出几根白的东西。
我到的时候,土坡已经被扒开了一半。雨不大,但土是湿的,湿土有一股甜味。
“这里有塌方痕迹。”罗队蹲在坡上,用手在断面上比划,“上面这一层,颜色不一样。”
我看那道断面。上层是深褐色,混着碎砖;下面一层是黄泥,干净,密实,像被人压过。
“雨水泡透了,一下来就是一大块。”他说,“人在底下的,跑不掉。”
我站着没动。雨从我的后颈流进衣领,顺着背脊往下,一直走到腰。
“陈默?”
“我在想,”我说,“这个涵洞在2005年塌过一次。那年七月,雨下了七天。”
罗队抬起头。
“你怎么记得?”
“那年我妈死了。”我说,“出殡那天,雨没停。抬棺的人在半山腰滑了一跤。”
这话是真的,但不是全部的真话。
全部的真话,我把它分成两半。一半放在别人能看见的地方,一半锁在心里。锁了十年,钥匙早就锈在锁孔里了。
现场清理到下午。法医在土里筛出了一些零碎的东西:一只鞋的橡胶底,一枚带锈的金属纽扣,还有一块被树根缠住的黑塑料——是一只塑料袋,那种老街杂货店一毛钱一个的、印着红字的袋子。袋子破了,里面是空的,但袋底粘着一张纸。
纸被技术人员用镊子小心地铺在一块玻璃上。纸是那种记账用的薄纸,被水泡了十年,已经脆了,字迹却意外地还剩下几行。钢笔写的,字很小,很用力,有些笔画把纸戳破了。
罗队念出来:“雨停之前,我一定回来。”
他念完,抬头看了看天。
“这雨,”他说,“十年前也是这么下的?”
我说是。
我不知道自己当时是什么表情。我只知道我把手插进口袋,掐住了大腿。这是我这十年学会的唯一一件事:让脸上什么都别动,让疼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
汽车开走以后,我一个人留在坡下。雨小了,坡上有人在拉警戒线,红白条的塑料绳被风吹得啪啪响。我蹲在挖开的土边上,把手伸进湿泥里,一直伸到第二个指节。
十年前,我也这样伸过一次。那时候泥比现在软,从我指甲缝里挤出来,挤得满满的,我扒了很久很久,扒到指甲全翻了。
“师父,走了!”
山坡上有人喊。是小周,殡仪馆新来的,二十出头,脸上还有婴儿肥。
我把手抽出来,在裤子上擦了擦。
“来了。”
那天晚上,我没有回家。我回了殡仪馆的化妆间,打开我自己的柜子,从最里面翻出一个铁皮饼干盒。
“梅林”牌的,红色,上面的外国小孩笑得很甜。盒子里不是饼干。是十年里我记下的所有东西。
我管它叫“画脸簿”。
二、画脸簿
铁盒里有两样东西:一摞笔记,一张照片。
笔记是我这十年的手艺。每接一具遗体,我就在纸上画一遍他的脸——不是画得好,是画得准:眉骨高低,鼻梁断没断,左耳有没有缺口,牙缺了哪一颗。画完写三行字:什么时候来的,怎么来的,身上有什么。这活儿没人要求我做,也没人看。我只是觉得,一个人如果连最后一张脸都没人记得,那他这一辈子就太亏了。
十年,三百多页纸。翻到最前面,纸边已经卷了。
照片是一张彩色的,四寸,过了塑。上头是个女人,站在一间铺子门口,穿蓝布褂子,短发,手里举着一把伞,伞没有撑开。她在笑,眼睛却看向别处,像是有人在旁边喊了她一声。
我把照片翻过来。背面有一行圆珠笔字,字迹被磨得浅浅的:
“1999.6.18,小满拍的。”
小满。
林小满。
我在心里念这两个字的时候,嘴里有一股铁锈味。这十年,我很少念。念一次,就等于把一扇门推开一条缝,风就从里面出来。
老西街中间过去是钟表一条街。说是“街”,其实就是两排铺面夹着一条一米宽的石板路,下雨就成河。我父亲在那儿修了三十年表,我从他手里接过那张矮木桌的时候,才十九岁。桌子靠墙摆,头顶一块木板招牌,“陈记钟表”,字是我父亲用油漆刷的,刷歪了。
林小满的照相馆在我斜对面第三间。她不是本地人,二十岁那年从上游的镇子过来的,说是投亲戚,亲戚没找着,就留下了。铺面原来是个裁缝铺,她租下来,挂了个手写的牌子,“小满照相馆”,下面还有一行小字:冲印 证件照 放大。
那时候县城里拍照片是件大事。结婚要拍,孩子满月要拍,老人快不行了要先拍一张“遗照”。她拍遗照拍得特别好,据说能让老头老太太看着比活着的时候还体面。殡仪馆后来把我招进去,也是因为这个——我修表的手稳,又见惯了老头老太太。
我们熟起来,是因为一只表。
1999年夏天,她拿着一只“秦淮”女表来找我,说走慢了,一天慢五分钟。我拆开后盖,机芯干净,油没干,不是故障,是她戴得太松,晃得少。我把表链卸了两节,收了她三块钱。她掏钱的时候翻遍了口袋,翻出一把零钱,还有一张没洗的底片。
“这个能洗吗?”她问。
“能。两毛。”
她把底片递过来,我对着灯看了一眼。上面是一片雨,灰蒙蒙的,中间有一道屋檐的斜线,别的什么都没有。
“你拍这个干什么?”
“好看。”她说,“雨下到第三天,就是这个颜色。”
后来我知道,她拍的全是这种东西。雨、水沟、晾在竹竿上的衣服、傍晚的路灯、一只在垃圾堆里找食的猫。她说人都会动,一动就假;雨不会动,雨一直在下,很老实。
她左手小指的第二截比别的指头短一点,骨头是歪的。我问过她。她说十九岁在镇上的五金厂,被冲床磕了个头,压掉了一小截,厂里赔了她四百块钱,她拿那钱买了一台海鸥相机。她伸着手给我看,说:“你看,我这只手是值钱的。”
那年冬天,她跟赵长庚结了婚。
赵长庚是跑长途货运的,比她大八岁,人高,眉毛浓,说话嗓门大。他家在老街尽头有一栋两层的自建房,婚后她就搬过去了,照相馆照样开着。街坊都说她有福气,嫁了个能挣钱的。
1999年那张照片,是那年六月拍的,冬天她才嫁人。快门是谁按的,我记不清了。反正在照片里,她笑得很松,像一根刚刚解开结的绳子。
那年我还不知道,一个人站在自己铺子门口,笑着看别处,是可以在十年后变成一根钉子,钉进另一个人眼里的。
接下来的事,要讲得慢一点。
2005年7月,沅城下了七天雨。
第一天,沅水涨了一尺;第三天,河堤外面开始渗水;第五天,镇上的大喇叭一天响八回,说上游水库要泄洪,低洼地带的人赶紧搬。老西街是最低的那一段,石板路下面的水沟早就满了,水从缝里往上冒,走路要踮着脚。
第六天傍晚,林小满来我铺子里。
她那天穿了一件白衬衫,袖口卷到手肘,头发湿的,贴在额头上。她站在我的桌子前面,把一只塑料袋放在桌上,里头是一只铁皮饼干盒。
“帮我放几天。”她说。
“这是什么?”
“胶卷。”她看着我,“我这十年拍的东西,都在里头。我家那口子要是看见,非给我烧了不可。”
我说你放这儿吧。我柜台底下有个铁柜子,装零件用的,我腾出一格。
她没走。她站在那儿,看着窗外的雨,看了很久。
“陈默,”她说,“我耳朵听不见了。”
我抬头。
“右边这只。”她抬手拍了拍右耳,“上礼拜三晚上,他喝了酒,一巴掌。现在一直嗡嗡的,像有人在里头下雨。”
我把手上的表放下。
“你要不要去医院?”
“医院要钱。”她笑了一下,“再说了,去了他能不知道?”
那天店里没有别的客人。雨打在玻璃上,声音密得像有人在门外一直抖一块铁皮。她忽然说:
“我想走。”
我没接话。
“去南边。”她说,“我有个表姐在东莞,进厂,一个月也能挣八百。我什么都不带,就带这盒胶卷。”
我说:“你走不了。你走,他回来一看人没了,满世界找你。”
“我留个字条。”她说得很轻,“就写'我出去一趟,雨停之前我一定回来'。他看了不会疑心。男人就是这样,你给他一句话,他就信。”
我说:“那雨要是一直不停呢?”
她转过头看我。她的眼睛在雨光里显得很亮,也很薄,像一层随时会破的水。
“那就一直不回。”她说。
我记得我笑了。我记得我笑的时候,心里有个东西在往下坠,坠得很慢,一直坠不到底。
然后她说了那句后来被我在心里嚼了十年的话。
“陈默,你带我走。”
我不记得我当时说了什么。这十年我怎么想都想不起来。可能我什么都没说。可能我说了一句“我妈还躺着”。我母亲那时候瘫在床上第四年,半边身子不能动,一天要翻六次身,我一天不在,她背上就要起褥疮。
她把饼干盒推给我,又推回来一点。
“明天,”她说,“明天晚上三点四十,望江楼后面那个涵洞口。我从小在那儿玩过,那儿没人去,雨多大都淋不着。你来了,我们就走。你没来,我就自己走。”
我问她为什么是三点四十。
她说:“那会儿人都睡熟了。街上没人,狗也不叫。”
她走的时候没有打伞。雨顺着她的头发往下流,流到白衬衫的领子上,把那儿洇成一片深色。她走到门口,回过身,说了最后一句:
“雨停之前,我一定回来。”
那句话,她在柜台上留了一张。另一张,她揣进了怀里。
十年后,我在一块玻璃上,看见了那一张。
第二天中午,罗队又来了。
他这次没带那个年轻人,自己一个人,穿着那件长袖衬衫,袖口扣得一丝不苟。他坐在我化妆间的小板凳上,看着我给一个老太太补唇色。
“陈默,”他说,“2005年7月19号,赵长庚来所里报过案。他老婆林小满失踪。”
我手没停。
“嗯。”
“他是跑货运的,18号晚上出车去了江西,19号早上回来的,回来看见照相馆柜台上有一张字条,人不在了。他找了两天,找不到,才来报案。”
“这事当年不是查过?”
“查过。”罗队说,“查了半年。她没带身份证,没带钱,没买过车票,没在任何一个银行取过款。人就像被雨冲走了。”
他停了一下。
“今天下午,赵长庚会来认遗物。”
我把老太太的唇线描完,收笔,把她的手放回被子里。然后我转过身,正对着罗队。
“罗队,”我说,“那表,是'秦淮'牌的女式机械表,黄铜链子,链子上掉了两块漆。后盖里头,机芯上有一道划痕。”
罗队没有说话。他从口袋里掏出烟,抽了一根出来,没点,就在手里转。
“你怎么知道?”
“1999年,我给她修过。”
窗外,雨又下起来了。这一次下得很急,砸在铁皮雨棚上,一片响。
三、停在三点四十
笔录在派出所做的,做了三个小时。
罗队问得很细:1999年怎么认识的,她来找我修过几次表,2005年以后见过没有,最后一次见她是什么时候。
我说最后一次是2005年7月初,她来我铺子里洗照片。她穿白衬衫,袖口卷到手肘。她走的时候没打伞。
“她跟你说过什么?”
“她说她右边耳朵听不见了。”
罗队抬了一下眼皮。
“谁打的?”
“她没说。”
“你猜是谁?”
“这不用猜。”
罗队把笔放下,往后靠。椅子发出很响的一声。
“陈默,我们查了她丈夫十年。赵长庚,2005年7月18号晚上九点出车,江西南昌,来回四天,有货单,有加油站的票,有同行司机的证词。19号早上六点他回到家。这中间,他在三百公里外。”
“所以呢?”
“所以人不是他杀的。”罗队说,“但人可能是他打的。”
我没有说话。
“法医那边的初步意见出来了。”他翻开桌上一个本子,“骨头没有刀伤,没有钝器打击的痕迹,没有骨折以外的异常。颅骨完整,颈椎完整。塌方造成的挤压伤,胸腔受压窒息。死亡时间,2005年7月18号夜里到19号凌晨之间。”
“那就是意外。”
“是意外。”罗队把本子合上,“一个二十六岁的女人,半夜三点多,钻进一个一米二的排水涵洞,被塌下来的土埋了。意外。”
他看着我。
“陈默,你说她为什么半夜钻涵洞?”
我把手放在膝盖上,握住。
“我不知道。”
“她怀里揣着一张字条,写着'雨停之前,我一定回来'。她家柜台上也有一张,一模一样的字,一模一样的纸。”罗队的声音很平,“同一个人,同一支笔,写了两遍。一张留给丈夫,一张自己带着。”
“带着的那张,是给谁的?”
我听见自己的心跳。不是快,是很重,一下一下,像有人在里面用拳头敲墙。
“我不知道。”我说。
罗队抽了一口烟,把烟吐向窗外。
“我也不知道。”他说,“所以我还在查。”
从派出所出来,天已经黑了。雨停了两个钟头,空气里全是水,走进巷子像走进一口井。
我没有回家,我去了望江楼。
工地上只留了一盏碘钨灯,吊在挖掘机的斗上,白得刺眼。土坡被挖开的地方拉了塑料布,警戒绳上挂着一块牌子,写着“禁止入内”。我绕到坡后,从一条塌了一半的矮墙翻进去。
白骨的坑已经回填了一半,剩一个浅坑,坑底还有水。我蹲在坑边,把手电筒照下去。
土是黄泥,干净,没有碎砖。这不是从上面塌下来的土,这是从下面淤上来的。涵洞在九十年代修的时候,水泥管外面没有做护坡,管子上头的土被水一泡,就像糖块扔进热水,一点点化。
我算了算位置:涵洞口应该在坑的东南方,靠着一棵老构树。那棵树还在,树干上被人钉过一块铁皮广告,锈得看不出字。
我走过去,用手摸了摸树根附近的土。
硬的。被踩实过。这一片地,十年前大概常常有人站。
我蹲在那儿,手电筒照着地面,脑子里出来一个画面:一个穿白衬衫的女人,抱着一只铁盒子,低着头,从这棵树下走过去,走进那个黑乎乎的洞口。
她进去的时候,回过头看了我一眼。
——不。她回头看了一眼路口。
我把手电关掉,坐在树根上。黑暗一下子上来,很厚。
“你是哪个?”
我整个人弹起来。
灯光从坡上照下来,是个老头,五六十岁,披着雨衣,手里提着一个饭盒。是挖掘机司机,白天我见过,别人叫他老周。
“殡仪馆的。”我说,“白天来过。”
“哦,画死人的那个。”他把饭盒换到另一只手,走过来,“你大晚上跑这儿干啥?”
“看看。”
“看啥?骨头都拉走了。”他在我旁边蹲下,掏出烟,递我一根。我摆手。他自己点上,抽了一口,说,“我跟你讲,今天早上那一铲,把我魂都吓掉了。”
“怎么?”
“铲斗一抬,哗啦一下,滚出来一堆白的东西。我寻思是石头,跳下来一看,是手。”他用手比划,“这么长,五个指头。我当时腿就软了,坐在斗里抽了半包烟。”
“还有别的吗?”
“啥?”
“铲出来的时候,除了骨头。”
老周想了想。
“有个盒子。”他说,“铁的,饼干盒,红的,锈得跟泥一个色。我一脚踢到土堆那边去了。后来警察来,我也没想起这茬。”
“在哪儿?”
“就那边。”他抬手一指,“土堆后头,跟烂砖头堆一块儿。”
我站起来就往那边走。
“哎,你干啥?”
“看看还有没有别的东西。”
土堆后面是一片垃圾,烂砖、破瓷砖、水泥袋子、几只发黑的塑料桶。我用手机照着,一层层扒。指甲缝里又开始进泥。
扒了七八分钟,我摸到一个硬的、有棱角的东西。
红色的。铁皮。上面那个笑得很甜的外国小孩,只剩下半张脸。
“梅林”饼干盒。
盒盖被压弯了,合不上。我把它抱出来,放在膝盖上,抖掉土。
里面是空的。
空的。只有盒底粘着一层黑色的、像霉又像干涸的胶一样的东西,还有三只小小的圆筒——胶卷筒,铁的,锈成了一体。我把其中一只拿起来,摇了摇,里头有声音。
胶卷还在。
我把盒子抱在怀里站起来。老周在旁边看着,嘴里的烟一亮一亮。
“这啥玩意儿?”
“她的东西。”
“她的?”老周愣了一下,“你认识?”
我没有回答。我抱着盒子,从土堆上下来,走过那棵构树,走过警戒绳,一直走到坡下。
走到坡下的时候,我停下来。因为我想起一件事。
1999年她跟我说,她小时候在这个涵洞玩过。
她不是本地人。她说她二十岁从上游的镇子来沅城,投亲戚没找着。
一个外乡人,小时候怎么会在这条涵洞里玩过?
我在路灯下站了很久,直到蚊子把我咬得受不了。然后我掏出手机,给罗队发了一条短信。
“涵洞口在构树底下。她2005年那晚是从那儿进去的。”
发完我就后悔了。我把手机塞回口袋,抱着那只铁盒子,往殡仪馆的方向走。
走到半路,手机响了。是罗队。
“陈默,”他说,“你怎么知道她是从那儿进去的?”
我听见自己的呼吸。
“猜的。”我说,“土坡上只有那一个口子。”
罗队在那头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挂了。
“陈默,”他最后说,“2005年7月18号晚上,你在哪儿?”
我抬头看天。云散了一块,露出一点星。沅城的夜从来都不黑,天总是被城里的灯托着一层灰红。
“我在家。”我说,“给我妈翻身。”
(上册止于第三章,第四至六章见下册。)
四、寻人启事
那只铁盒子,我在柜子里放了一夜。
一夜没睡。我坐在化妆间的小板凳上,抱着它,从十二点坐到天亮。我想打开,又不敢打开。我怕里头的东西已经被水泡成一团黑,更怕它好好的,一打开就有一张脸从里头看着我。天快亮的时候,我把它抱去了派出所。
是我自己交的。罗队接过盒子的时候,看了我一眼,什么也没问。
赵长庚是那天下午来的。
我在楼上化妆间收拾工具,听见楼下有人喊:“哪个是陈默?”声音很粗,像砂纸磨铁。
我下去。
他站在殡仪馆接待厅中间,穿一件蓝色工装,袖口磨白了,鞋上全是干了的泥。十年不见,他瘦得厉害,颧骨支出来,眼窝陷进去,只有眉毛还是那么浓。他手里抱着一个纸箱,纸箱被雨水泡过,软塌塌的。
“我认得你。”他说,“陈记钟表的。”
“坐吧。”
“不坐。”他把纸箱往长椅上一放,箱口朝我打开,“你先看这个。”
箱子里全是纸。一沓一沓的,用橡皮筋捆着,有些边角卷起来,有些被雨洇过,字迹发糊。
寻人启事。
黑白复印的,A4纸,上方一张照片——就是那张四寸彩照翻拍的,她举着一把没撑开的伞,笑,眼睛看向别处。下面几行字:
“林小满,女,1979年生,身高1米60,短发,左手小指有旧伤。2005年7月18日夜离家,至今未归。有知情者请联系赵长庚,电话139……必有重谢。”
最下面一行小字,每一张都有:
“她说过,雨停之前一定回来。”
“三万两千张。”赵长庚说,“从沅城贴到广东,从广东贴到河南。国道边的电线杆,服务区的厕所门,货运站的水泥墙。我跑一趟车,贴一路。”
他伸手从箱子底下摸出一张,纸已经黄透了。
“这是第一张。2005年7月21号,我自己在打字社印的,印了两百份。”
我看着那张纸。上面的照片被复印得发灰,她的脸成了一团模糊的浅色。
“赵师傅,”我说,“遗物在里屋,罗队让我陪你去认。”
他没动。
“陈默,”他说,“2005年7月18号晚上九点,我出的车。走的时候她在灶上烧水,说给我煮两个鸡蛋带路上吃。我说不用,赶时间。她把鸡蛋塞我兜里,还热的。”
他的嗓子开始抖。
“19号早上六点我回来。门没锁。灶上一锅冷饭。我的拖鞋摆在床边,一双,正正的。柜台上有一张字条。”
他从内衣口袋里摸出钱包,钱包里夹着一张塑封的纸片。他把纸片递给我。
“雨停之前,我一定回来。”
字很小,很用力,有些笔画把纸戳破了。
我把纸片捏在手里,捏了很久。手指有点抖,我把它还给他。
“她这个人,”赵长庚说,“她要跑,她不会给我摆拖鞋。她要跑,她连字条都不会留。”
“她走的前一个礼拜,”他抬起头,“我打了她。就一巴掌。她耳朵听不见了,我知道。我第二天要出车,我想着回来带她去医院。”
他抬手扇了自己一个嘴巴。声音很响,在空荡荡的厅里回荡。
“我打了她,我认。但我没杀她。”他看着我,“陈默,你告诉我,她走之前,有没有跟你讲过什么?”
我的喉咙发紧。
“没有。”
“她跟你熟。街坊都说,她常去你铺子。”他往前走了一步,“你俩有没有……”
“没有。”
“没有?”
“没有。”
赵长庚盯着我看了很久。他的眼睛里没有火,只有一种很干的、烧完了的东西。
“我查过你。”他说。
我背脊一凉。
“她不见了以后,我把老西街挨家问了一遍。问到你这儿,你铺子关着。街坊说你妈病重,你回家伺候了。18号关到20号,三天。”
“我妈那几天确实不行。”
“我知道。后来我去过你家,隔着窗户看见你在给她喂水。”他垂下眼,“你要是心里有鬼,你不会在家伺候病人。”
我没有说话。
“这些事我都不想。”他说,“她一个人,半夜,跑涵洞里去干什么。她怕黑,洗照片的暗房都要留一盏红灯。”
他抬起手,指着墙上那张遗照登记表。
“我不信她是自己钻进去的。”
认遗物在里屋进行。罗队在场,还有那个年轻警察,戴着手套。
东西摆在一张白布上:一只表,一枚纽扣,一只鞋底,一张塑封的字条,还有那只被压坏的塑料袋。
赵长庚蹲在桌前,一样一样地看。看到那只表的时候,他伸出手,又缩回去。
“这个表……”他说,“她戴了十几年。我给她买过一只新的,她不要,说这只走得准。”
罗队说:“这表你见过她修?”
“修过。老陈那儿。”他往我这边偏了一下头,“她说老陈修表不收她钱。”
我没有抬头。
最后他把那张字条拿起来,对着光看了看。
“这张不是家里那张。”他说,“家里那张,我揣了十年。这张纸新一点,边没卷。”
罗队说:“这是从她身上找到的。”
赵长庚的手僵在那儿。
“一模一样的两张。”他慢慢地说,“一张给家里,一张……给谁?”
屋里安静下来。年轻人翻笔记本的声音都停了。
“赵师傅,”罗队说,“你先回去。案子还在查。”
赵长庚站起来,把纸箱抱回怀里。走到门口,他回过头。
“陈默。”
“嗯。”
“我这个人不识字,也不会说话。”他说,“我只要一句实话。她要是跟人走了,我不找。她要是死了,我得知道她是怎么死的。”
他推开门。门外在下雨。
“我不要脸。”他说,“我只要她。”
他走了以后,我在长椅上坐了很久。罗队从里屋出来,站在我旁边。
“胶卷送省里了。”他说,“泡了十年,能不能洗出来不好说。人家答应做抢救性冲洗,三天出结果。”
“洗出来能有什么?”
“如果有,就有。”罗队说,“陈默,还有一件事。”
“什么?”
“涵洞那一片,2005年属于望江楼的地界,产权归开发商。开发商2003年就跑了,之后十年没人管。也就是说,2005年7月18号,那个涵洞是个彻底的荒地。一个怕黑的女人,走了三里地,钻进一个荒地里的水管子。”
他弯下腰,声音压得很低。
“她不是去躲雨。她是去等人。”
那天夜里,我又去了望江楼。
雨停了。坡下的坑里积满了水,像一只睁着的眼睛。我站在构树底下,把手电筒关了,让黑把我包住。
站了大概十分钟,我听见一个声音。
不是从外面来的,是从里面。很轻,很闷,像有人在很远的地方,用指甲刮水泥。
“陈默。”
我浑身的汗一下全出来了。
“陈默,我在这儿。”
那是她的声音,二十六岁的声音。她说“我在这儿”的时候,尾音是往上挑的,带着一点笑。她第一次来我铺子修表,就是这么说的。
我蹲下去,双手插进土里。
土是新的。不,土是旧的,土里的水是新的。我扒,一直扒到指头翻起来,指甲缝里全是泥和血。
“你拉我一把。”
我伸出手,伸进那个黑乎乎的洞口。洞口很窄,我的肩膀卡在外面。洞里全是水,水面上浮着一层黄泥。
我够不着她。
“我去拿绳子。”我说。
我站起来,往坡上跑。跑了两步,我停住了。
雨在下。雨很大,打在脸上像沙子。我站在坡上,回头看了一眼那个洞口,又看了一眼远处老街的方向。
在那个方向上,有一栋两层的自建房,有一间照相馆,有一个瘫在床上等我回去翻身的母亲,有几十户人家,有整条街的嘴。
我在雨里站了大概一分钟。
那一分钟里,我没有跑回去拿绳子。
我做了另一个选择。
我转过身,往老街的方向走。走得很慢。我一边走,一边在心里给自己编一套话:你没去过。你今晚在家。你在给你妈翻身。你什么都没听见。
身后,很远的地方,传来一声闷响。
像有人在雨里,把一个装了土的麻袋,轻轻放到了地上。
五、雨停之前
那晚的事,我分成了三百多段,一段一段锁起来。现在我把它们倒出来,按原来的顺序摆好。
2005年7月18号,白天。
雨从早上一直下到中午,中间停了半个钟头,又下起来。沅水已经漫过河堤外面的菜地,镇上的大喇叭每隔一阵就喊,声音被雨打散,听不清字,只听见“转移”“危险”。
我中午回家给我妈翻身。她那时候已经不太认人了,眼睛睁着,看着房顶。我给她擦背,擦到腰上的褥疮,她哼了一声。我说妈,忍一忍。
下午三点,林小满来我铺子。
她是来拿那只饼干盒的。
“我还是自己带着。”她说。
我问她为什么。
她站在柜台前,手放在盒盖上,指甲剪得很短。
“陈默,”她说,“我不是不信你。我是不信我自己。万一我走到半道上后悔了,回头了,这盒东西在你这儿,我这辈子都得回来取。”
我说,那你就带着。
她把盒子抱起来,抱在胸前。盒子不大,但她的手臂细,抱得很吃力。
“三点四十。”她说,“构树底下。”
“嗯。”
“你要是不来,”她说得很平静,“我就自己走。我不怪你。”
她走的时候,我看见她衬衫后背上有一片深色的痕。不是雨,是汗。
四点钟,我关了铺子。五点钟,我给我妈喂了半碗粥。六点钟,天黑了,雨更大,屋檐上的水连成一条白线。七点钟,我坐在床边,看着我妈睡,手心里全是汗。八点钟,我把一个旧旅行包从床底下拖出来,装了两件衣服、一条毛巾、两百四十块钱。九点钟,我又把包塞回床底。
十点钟,我出门倒垃圾。
我母亲在背后问:“你去哪儿?”
我说倒垃圾。
她说:“雨大,别去。”
我说就一趟。
我出门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她躺在床上,半边身子不动,只有左手在被子外面,手指头一下一下地抓。
那是她最后一次跟我说话。
十一点、十二点、一点、两点。我在街上走。
沅城那几天的夜是空的。路灯下雨像一片一片的白纱,落在人身上不湿,落在水泥地上就湿。我从老街走到河边,从河边走到电影院,从电影院走回老街,来来回回,走到鞋里全是水。我一遍一遍地给自己算:我走了,我妈怎么办。我把她送到镇上的养老院,一个月三百,我出得起。我走了,铺子怎么办,桌子搬走,招牌留给房东。我走了,赵长庚回来,看见人没了,他会怎么样。
我算了六个小时。
三点二十,我站在望江楼底下。
三点四十,我看见她。
她站在构树底下,抱着那只红盒子,头发全湿了,贴在脸上。她穿的是那件白衬衫,湿透以后,里面的轮廓看得清清楚楚。
她看见我,笑了。
“你来了。”
我说我来了。
她说:“我以为你不来。”
我说我来了。
她把盒子放在树根下,走过来两步,站到我面前。她的脸在雨里白得像纸。
“陈默,”她说,“你听。”
她抬起手,指了指右耳。
“还是嗡嗡的。”
我伸手,想碰一下她的耳朵,手抬到一半,又放下了。
“我们走吧。”她说。
“往哪儿走?”
“先躲雨。”她转过身,指了指那个洞口,“我小时候在这儿玩过。里头是干的,能站人。”
我那时候脑子是空的,什么都没想。我只知道她的白衬衫贴在背上,那片深色又大了一圈。
“你先进去。”她说,“你在上头看着点路口。要是有人来,你就咳嗽。”
“那你呢?”
“我把盒子拿进去,等你。”
她转身,弯下腰,钻进那个黑洞洞的水泥管子。
她进去的时候,回过头看了我一眼。
那一眼很短。她的眼睛里没有一点害怕,只有一种很亮、很急、像是终于走到了什么地方的东西。
我站在构树底下,看着她消失在黑里。
雨很大。我抬头看路口,路口空着,路灯照着一片一片的雨。我低下头,看见树根旁边的土。
土在动。
不是雨打在土上那种动。是土自己在往下走,慢慢往下沉,像一床被子被人从底下抽走了棉花。
我听见一声很轻的响。
“陈默。”
她的声音从洞里出来,隔着雨,很闷。
“土掉下来了。”
我说你别动。
我趴在洞口。洞口只有一米二,我的肩膀卡在外面。我用手往下扒,土是软的,一扒一大把,扒开的地方马上又流下来。
“你拉我一把。”她说。
我把手伸进去,一直伸到肩膀,手指在水里乱抓。
我抓住了她的手腕。
她的手很凉,湿的,细得像一截树枝。我抓住她,往上拖,拖了半尺,土又下来一片,把我的手臂埋住了。
“陈默,我喘不上气。”
我把手抽出来。我喘着气,跪在洞口。
“你等着,”我说,“我去拿绳子。”
我站起来,往坡上跑。跑到坡顶,我停住了。
从这里,能看见老街。老街的屋顶一片黑,只有几盏灯。往东一里,是我家那间瓦房,窗户里还亮着一盏灯,我妈还没睡。
雨砸在我脸上。我站在那儿,回头看了一眼那个洞口。
我要是喊人,会有人来。这条街上有三十几户人家,随便敲开哪一扇门,都有人有绳子、有铁锹。他们会来,会挖,会把土扒开,会看见她怀里那张字条,会看见字条上写着“雨停之前,我一定回来”,会问这张字条是写给谁的。
他们会问,她半夜为什么在这个洞里。
他们会问,谁跟她在一起。
他们会知道,陈记钟表的陈默,那天晚上不在家。
我站在坡顶上,把这些都想了一遍。想完,我转过身,往老街的方向走。
我走得很慢。雨把我的衣服全打透了,贴在身上,像一层湿的皮。
走到一半,我听见身后很远的地方,一声闷响。
那声音不大,像有人在雨里,把一个装了土的麻袋,轻轻放在地上。
我没有回头。
19号,早上六点,我回到家。
我母亲醒着。她说:“你身上怎么这么脏。”
我说路上滑,摔了一跤。
她说:“你手怎么了。”
我低头看我的手。指甲翻了三个,指头全是血,被雨水泡得发白。
我说修表划的。
她说:“你把手洗洗。”
我在灶间洗手。水龙头一开,水冲在指头上,我浑身抖了一下。那水的声音,和洞里的水,是一样的。
20号上午,我回铺子开门。
街上有人说,照相馆的小满不见了。
我说什么时候的事。
他们说是前天夜里,她男人出车回来,人就不在了。
我说那赶紧找啊。
21号,赵长庚在打字社印了两百份寻人启事。他从中午贴到天黑,贴到我的铺子门口。
我搬了张凳子出来,站在凳子上,帮他把那张纸抹平。浆糊是热的,纸贴上墙,我用手掌压,压了三遍。
他站在下面,仰着头看我。
“老陈,”他说,“谢了。”
我说不客气。
那年9月,我母亲走了。走的那天晚上,雨又下起来。她咽气之前,左手一直抓着我,抓得很紧,抓了半个钟头。
我把她送上青山岭,办完事,回家收拾东西。我把那张修表的矮木桌劈了,当了柴。然后我去殡仪馆报了名。
他们问我为什么来。
我说我手稳。
入殓这一行,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有人死。车祸的,溺水的,上吊的,烧死的。我给他们擦脸,补洞,缝嘴,画眉毛。我给他们画三百多张脸,一张一张,画得很准。
我只是不敢给一个人画。
每年7月18号,我请一天假。我不去上班,不去上坟,不去任何地方。我坐公交车到望江楼,坐在构树底下,从下午坐到天亮。
头几年,我坐在那儿,是想听见点什么。
后来,我坐在那儿,是怕听见。
雨一直下。十年,年年如此。沅城的人说这地方雨多是福气,水稻长得好,茶叶也长得好。只有我知道,这地方的雨,是从来不打算停的。
那天夜里我在坑边跪着,跪到天快亮。
四点二十,雨忽然松了,像有人把一块湿布从天上抽走。五点,一滴也没有了。云很低,天边裂开一道白,白得很薄。
我把手从泥里抽出来,坐在地上,看着自己的手。
三根指头翻了,指甲缝里全是泥和血。和十年前一样。
罗队是六点半到的。他下车,站在坡上,看着我。
“陈默。”
我抬起头。
“表停在三点四十。”我说,“可雨是四点二十才停的。”
罗队没有说话。
“中间那四十分钟,”我说,“她一直在等。”
六、最后一卷胶卷
第三天下午,罗队来了,手里拿着一个牛皮纸信封。
他把信封放在我的化妆台上,没急着打开,先在我对面坐下,看着我把一个男人的下巴绑好——那是个喝农药死的,舌头缩不回去,我用纱布垫了两层。
“洗出来了。”他说。
“几卷?”
“三卷全废了,糊成一团。最后一卷,只洗出十一张。”他把信封推过来,“你自己看。”
我把手套摘了。
第一张是一片雨。灰的,密的,中间一道屋檐的斜线。和第二张、第三张几乎一样。她拍雨拍了十年,从1999年一直拍到2005年,拍的都是同一种雨。
第四张是沅水大桥,桥墩上贴着红纸。第五张是一只猫,蹲在垃圾堆上,眼睛亮得像两颗玻璃珠。第六张是老西街的傍晚,路灯刚亮,一地的水映着一排灯。
第七张,是赵长庚。他站在货车前面,背对着镜头,正在关车厢门。他的肩膀很宽,工装的后背被汗洇出一片深色。
第八张,是我。
我在修表。低着头,右眼上夹着放大镜,手里拿着一把小镊子。照片是从门口拍的,隔着玻璃,玻璃上有一层水汽。
我看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
“这张……”罗队说,“是哪年?”
“2004年。”我说,“那年夏天我换了新招牌。”
第九张,是照相馆的暗房,红灯亮着,墙上挂着一排夹子,夹子上夹着照片。
第十张,是一双手。手指头很细,指甲剪得很短,掌心朝上,什么也没有。
第十一张。
第十一张是构树。构树下面是一个黑乎乎的洞口,洞口前站着一个男人,打着一把黑伞。伞压得很低,只露出下巴和一截脖子。
照片的右下角,有一行手写的日期,红色,是相机打印上去的。
2005 7 18。
屋里很静。窗外有人在扫落叶,扫帚刮着水泥地,一下一下。
“陈默,”罗队说,“这张是谁?”
我把照片放下。
“是我。”
罗队点了一根烟。
“那天下午,她来我铺子里拿东西。”我说,“出门的时候,她回头拍了一张。”
“她为什么拍那个洞?”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她可能想留个记号。”我说,“她这个人,什么都要拍下来。她说过,人都会动,一动就假。只有雨不会动。”
这话说出口,我自己心里咯噔了一下。
她生在沅城。五岁那年她妈死了,她被送到上游镇子上的舅舅家,户口跟着迁走。二十岁那年她回来,跟人说是投亲戚没找着——那个舅舅已经死了三年。她回来,是想看看自己生在哪儿。老西街那间铺子,是她妈从前替人缝衣服的地方,房东是个老太太,认出了她,把铺面便宜租给了她。
她跟我说过,她小时候在望江楼后头这个涵洞里玩过。我那时候以为她说的是上游的镇子,没往心里去。她也没解释,只是笑了笑。
所以那天夜里,她不是随手摸到一个洞。
她是回了小时候躲雨的地方。
罗队没有接话,只是等着。
罗队的烟烧了一半,灰长长地悬着。
“陈默,”他说,“2005年7月18号晚上,你在哪儿?”
这一次,我没有说在家。
“我在那个洞边上。”我说。
“几点?”
“三点四十。”
“她也在?”
“她在。”
我把手放在膝盖上,很慢很慢地,把那四十分钟讲了一遍。讲到我去拿绳子,讲到我在坡顶停住,讲到那一声闷响,讲到我没有回头。
讲完,我发现我的手在抖,抖得很厉害,像刚从冰水里捞出来。
罗队一直没打断我。他把烟抽完了,在烟灰缸里按灭,按了很久。
“你为什么不喊人?”
“我怕。”
“怕什么?坐牢?”
“不是。”我说,“我怕赵长庚知道,她是跟我走才死的。我怕整条街的人知道。我怕我妈知道。”
“你妈那时候还活着。”
“活着。她还要我给她翻身。”
罗队站起来,走到窗边。窗外是青山岭的坡,坡上是一片柏树,往下去是沅城。
“陈默,”他说,“我干这一行三十一年,见过的烂事不少。有人把老婆推下水库,第二天去派出所哭。有人在坟头烧纸,纸里包着凶器。”
他转过身。
“你这种,我第一次见。”
后来,案子走了很久。
法医的最终结论是塌方导致的机械性窒息,属意外。她身上没有别人的指纹,没有挣扎的痕迹,洞口的水泥管里,只有她一个人的鞋印。
检察院的人来问过我三次话。第一次问我为什么当时不施救,第二次问我为什么十年不报案,第三次问我那天晚上到底走没走。
第三次,那个年轻的检察官合上本子,看了我半天。
“陈默,”他说,“这事法律上不好定。你自己心里有杆秤。”
他们没有起诉我。
我知道这不是因为我无辜。
赵长庚是一个月后来的。
他没打我。他站在殡仪馆院子里,穿那件蓝工装,手里抱着那个纸箱。他瘦得更厉害了,眼睛陷进去,像两口干了的小井。
“罗队跟我说了。”他说。
我站在台阶上,没有说话。
“我问你一句。”他抬起头,“她最后说什么?”
我说:“她说,你拉我一把。”
赵长庚的嘴唇动了动。
“还有呢?”
“还有一句。”我说,“她说,雨停之前,我一定回来。”
他抱着纸箱,慢慢地蹲下去,蹲在院子中间的水泥地上。
他没有哭出声。他的肩膀一抖一抖的,像一台老机器在空转。纸箱放在他腿上,里面的寻人启事被风吹出来几张,落在地上,被水洇湿。
那天下午,他抱着纸箱上了后山。
后山有一片空地,是殡仪馆烧花圈的地方,中间一个铁桶,常年黑着。他把三万两千张寻人启事一张一张往铁桶里放,放一张,压一下。火苗起来,纸边卷曲,她的脸在火里亮一下,就没了。
烧到天黑。
最后一张,他没有烧。他把它折起来,塞进贴身的口袋。
“这张我自己留着。”他说。
他走的时候,从我身边过去,脚步没停。
“陈默,”他说,“我不打你。”
“我打了你,她就真没了。”
那之后,我把那盒胶卷要了回来。
十一张。我在旧货市场淘了一台二手的放大机,一台二手的冲洗罐,在自己家里弄了个暗房。红灯,药水,夹子,跟她的暗房一样。
我把第九张洗了出来,放大到十六寸。
是我。
我低着头,右眼上夹着放大镜,手里握着一把镊子,正在给一只表上油。玻璃上有一层水汽,把我的脸糊得有点软。
我把它挂在化妆间的墙上,正对着我的工作台。
每天上班,我先把那盏灯打开。然后戴手套,调油泥,给今天送来的人画脸。
画的时候,我总要多看一眼那张照片。
我后来才明白,她拍的不是我。她拍的是那个正在修表的人,那个低着头、什么都不知道、以为自己还有时间的人。
那只“秦淮”女表,最后被还给了赵长庚。
他在殡仪馆的接待厅里接过它,翻过表盖,看了一下。
“还是三点四十。”他说。
我说:“表停了,就停在那儿了。修不好的。”
他说:“不修了。”
他把表揣进兜里,走了。
那天沅城没有下雨。
我站在门口,看着天。云很低,灰的,但没有一滴水下来。
我忽然想起她说过的话——雨下到第三天,就是这个颜色。
我在这半山腰待了十年,看过太多人从这里下去,没有一个自己走回去过。
只有一次,我差点走回去。
那年我三十岁,站在一个水泥管子的洞口,手里抓着一截很凉的手腕。我只要再多用一点力气,再多待一分钟,再多喊一声,她就能出来。
所有的表最后都会停。
问题是谁在它停下的那一刻,松了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