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1987:离婚后我成了万元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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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我死在1998年的冬天,深圳宝安,一个工棚里。
身上盖着三件别人的棉袄,都不顶用。
最后听见的声音,是包工头在门外喊:“十八号床那个死了没有?死了赶紧拉走,明天还要开工。”
我想说,还没死。
我张了张嘴,什么也没发出来。
那年我三十五岁,兜里有四十三块钱,和一张过了期的火车票。
我是1963年生人,命不好,赶上了所有不好的事。
二十岁进厂,二十四岁结婚,二十五岁把招工名额让给小舅子,二十七岁下岗,二十九岁南下,三十五岁死在工棚里。
死之前那三年,我在深圳的工地上扛水泥。一天十四个小时,一袋一百斤。
有一回下大雨,我从脚手架上滑下来,摔断了两根肋骨。包工头给了我两百块钱,让我“休息两天”。
两天以后,我照样上工。
因为不上工,就没饭吃。
我死的那天晚上,同屋的老乡问我:“卫东,你后悔不?”
我说:“后悔。”
“后悔啥?”
“后悔1987年那天早上,我把工资递给了我媳妇。”
他没听懂。
我也没再解释。
然后,我就睁开了眼。
再睁眼,是1987年4月16号,早上六点。
我家那间十二平米的筒子楼,墙皮掉了一半,窗户上糊着报纸,我妈正蹲在门口生煤炉,烟顺着门缝往里灌。
我媳妇赵红梅,正把我这个月的工资,往她妈手里塞。
四十八块五。
我盯着那几张票子,手在被子底下抖。
不是冷的。
是气的。
上辈子,这样的场景,我看了整整十一年。
“卫东还没起呢?”岳母王桂兰的声音从门口传进来,压得很低,但那股子理直气壮一点没压住,“这个月的钱我先拿着,红军要买辆飞鸽,差三十。”
赵红梅小声说:“妈,你小点声。”
“我小什么声?他一个当姐夫的,小舅子买辆车,他不出钱谁出钱?”
我掀开被子,坐起来。
屋里一下静了。
王桂兰手里攥着钱,愣了一下,随即笑:“哟,醒了。正好,妈跟你说个事。”
“把钱放下。”我说。
她脸上的笑僵住了:“你说啥?”
“我说,把钱放下。”
我下了床,光脚踩在水泥地上,一步一步走过去。
“陈卫东,你啥意思?”王桂兰把钱往怀里一揣,“这钱是红梅的,红梅是我闺女——”
“这钱是我上个月在车床上站了二十六个班,一刀一刀车出来的。”我说,“赵红梅,你一个月挣多少?”
赵红梅的脸白了。
她在纺织厂当临时工,一个月三十一块,去年冬天厂里减员,她就在家待着了。
“我……”她张了张嘴。
“你不上班,家里吃我的,喝我的。”我看着她,“我不说啥,因为你是我媳妇。”
“可你妈拿着我的工资,去给你弟弟买车。”
“这叫什么?”
王桂兰的嗓门一下拔起来:“陈卫东!你长本事了是吧!当初你娶红梅,彩礼三百块,还是我们家让的步!你现在跟我算这个?”
“彩礼三百,你们陪嫁一台缝纫机,那缝纫机还是我托人从上海带的票。”
“你——”
“妈。”赵红梅拉住她,“妈,你先回去。”
王桂兰甩开她:“回什么回!今天这事不说清楚,我不走!”
她一屁股坐在我家唯一的方凳上,把凳子压得嘎吱响。
我家这间房,是厂里分的筒子楼,一层十二户,共用两个水房一个厕所。
墙不隔音。
她这一嗓子,隔壁王婶家的门就开了一条缝。
我知道,不出十分钟,整层楼都知道我陈卫东“翅膀硬了,敢跟丈母娘顶嘴了”。
在这个年代,这五个字能压死人。
“陈卫东,你摸着良心说。”王桂兰拍着大腿,“你结婚那年,你家出得起三百块彩礼吗?是你大哥借的钱!是我们家看你老实,才把闺女许给你!”
“彩礼三百,我去年就还清了。”
“还清了?利息呢?”
“什么利息?”
“我闺女跟你三年,青春损失费!”
我笑了。
“妈,你这话,搁在旧社会,叫卖闺女。”
她一下站起来,脸上的肉都在抖:“你再说一遍!”
“我说,你把闺女当货卖,卖了一次彩礼,还想卖第二次。”
她扬起手就要打我。
赵红梅冲过来,抱住她的胳膊:“妈!妈你别这样!”
“你放开!我今天非打死这个白眼狼!”
楼道的门一扇一扇开了。
有人探出头,有人端着饭碗,有人假装路过。
我看着那些脸。
上辈子,这些脸在背后说:“陈卫东那个窝囊废,被丈母娘骑在头上。”
这辈子,我要让他们换个说法。
“陈卫东,我把话放这儿。红军今年二十了,在家闲两年了。你们厂那个招工名额,你得给他。”
我心里“咯噔”一下。
来了。
上辈子,就是这个名额。
机械厂那年招一批合同工,正式工可以推荐一个亲属。我把名额给了小舅子赵红军。
赵红军进了厂,分到最好的钳工班。我被调去翻砂车间,一天十二个小时,铁水烤得人脱皮。
三年后厂里效益下滑,第一批下岗的,就是我。
赵红军留了下来,因为我那个大哥陈建国,在厂里管仓库,替他说话。
“名额给红军。”王桂兰说,“他是你小舅子,一家人。”
“不给。”我说。
“你说啥?”
“名额我给我妹,陈小满。”
屋里彻底安静了。
赵红梅看着我,像看一个不认识的人。
王桂兰站起来,手指头快戳到我鼻子上:“陈卫东!你良心让狗吃了?小满一个丫头片子,进什么厂?早晚是别人家的人!”
“红军一个大小伙子,在家吃了睡睡了吃,就不是别人家的人?”
“你——”
“名额是我的。”我把她的手拨开,“我想给谁给谁。”
“好!好!”王桂兰气得直哆嗦,抓起桌上的搪瓷缸就往地上摔。
缸子没碎,在水泥地上滚了两圈,咣当咣当。
“赵红梅!你看见了吧!这就是你找的男人!你跟他过吧!”
她摔门走了。
赵红梅站在那儿,眼泪一颗一颗往下掉。
“陈卫东,你干嘛呀。”她声音发抖,“那是我妈。”
“我知道。”
“你就不能让一步?”
“我让了十一年。”我说。
她愣住了:“你说啥?”
我没回答。
我走到墙角,掀开那个樟木箱子。
上辈子,这个箱子我从来没打开过。赵红梅说是她的嫁妆,里面是旧衣裳。
我打开。
最上面是两件的确良衬衫,底下压着一个红布包。
红布包里,是一本存折。
我翻开。
户名:陈卫东。
存入日期从1984年3月开始,一笔一笔,五块,十块,八块。
最后一笔是上个月,二十块。
余额:一千二百六十三块四毛。
我盯着那串数字,手抖得比刚才还厉害。
十一年。
上辈子我一直以为,我的工资全被岳母拿走了,一分没剩。
原来赵红梅每个月都从她妈手里要回来一部分,一分一分存着,存的还是我的名字。
“你……”我抬起头。
赵红梅站在门口,眼泪还挂在脸上,声音很小:“我本来想,等存够两千,给你买台电视。”
“我妈那个人,你也知道。我不给她,她能闹到厂里去。”
“我就想,先给她,再要回来一点,慢慢攒。”
“我没想瞒你。”
我看着她,半天没说话。
这个女人,上辈子跟我过了十一年,最后在我下岗那年,被她妈逼着跟我离了婚,带着孩子嫁给了包工头郭长顺。
我一直恨她。
恨了十一年。
现在我知道,她不是坏的。
她只是软。
软到连自己的男人都护不住。
“存折我拿着。”我说。
“嗯。”
“这钱,我不用在你娘家身上。”
“……嗯。”
“红梅。”我看着她,“咱们离婚吧。”
她猛地抬头,脸一下没了血色:“你说啥?”
“离婚。”
“为什么?”她的眼泪又下来了,“我都把存折给你了,我以后不给我妈钱了还不行吗?”
“不是钱的事。”
“那是什么事?”
我看着她,想起上辈子很多事。
想起我下岗那天,她妈站在楼道里骂我“废物”,她站在门后,一句话没说。
想起我南下打工,她抱着孩子送到火车站,塞给我二十块钱,说“早点回来”。
想起三年后我回来,她已经改嫁,孩子管别人叫爸。
“红梅,”我说,“你妈今天能拿走我的工资,明天就能拿走我的名额,后天就能拿走我的命。”
“你拦不住她。”
“你也不会拦。”
她张着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因为我说的是实话。
离婚办得比我想的快。
街道办的刘大姐,五十多岁,戴着老花镜,把我们俩的结婚证翻来覆去看了三遍。
“小陈,小赵,你们再想想。”她说,“结婚三年,又没孩子,正是好时候,有啥过不去的?”
“过不去。”
“你这孩子,怎么这么犟?”刘大姐叹气,“是不是有啥误会?”
“没有误会。”
赵红梅坐在旁边,一直哭。
王桂兰在门外,隔着玻璃窗骂:
“离!让他离!我倒要看看,离了我们家红梅,他能找个什么样的!”
“陈卫东,你个没良心的!我闺女给你洗衣做饭三年,你说不要就不要!”
“你出门让车撞死!”
刘大姐听不下去了,出去劝了两回,被骂了回来。
“这……”她看着我,为难。
“刘大姐,办吧。”我说,“我净身出户都行。”
“那倒不用。”刘大姐摇头,“房子是厂里的,归你。存款一人一半。”
“行。”
签字的时候,赵红梅的手抖得写不成字。
“卫东。”她抬起头,眼睛肿得像桃子,“我就问你一句。”
“你说。”
“你是不是……外头有人了?”
我看着她,忽然觉得很累。
“红梅,我要是外头有人,天打雷劈。”
“那你为什么……”
“因为你妈。”
她不说话了。
笔尖在纸上顿了很久,最后,她签了。
两个字,写得很轻,像怕弄脏这张纸。
那个年代离婚是大事,街道办的大姐劝了三个小时,王桂兰在门外骂了三个小时。
赵红梅一直哭。
我一句话没多说。
房子是厂里分的,归我。存款一人一半。孩子……我们还没有孩子,这大概是唯一的幸运。
离婚那天,赵红梅站在街道办门口,眼睛肿得像桃子。
“陈卫东,你会后悔的。”
“不会。”
“你等着,我这辈子都不来找你。”
她转身走了。
我站在那儿,看着她的背影,心里空了一块。
但也只是一块。
第二天,我照常去厂里上班。
车间里的人看我的眼神都不一样了。
有人同情,有人看热闹,有人凑在一起小声说:“这陈卫东,肯定是外头有人了。”
我一个字没解释。
车床开起来,铁屑飞出来,烫在手背上。
疼。
但比上辈子那种疼,差远了。
当天下午,我就去了厂办,把招工名额的推荐表填了。
姓名那一栏,我写了三个字:陈小满。
我妹那年十八,在街道糊纸盒,一个月挣十二块。
她拿到表的时候,手都在抖:“哥,真的给我?”
“真的。”
“可妈说,这名额该给红军……”
“妈说的不算。”我说,“我说的算。”
我妹“哇”的一声就哭了。
我妈站在旁边,抹着眼泪,嘴里念叨:“祖宗保佑,祖宗保佑。”
消息传得比我预想的快。
第三天,赵红梅回了趟娘家,回来的时候,眼睛是红的。
“我妈说,让你把名额让出来。”她站在门口,声音很小。
“不让。”
“她说,你要是不让,她就去厂里闹,说你虐待她闺女。”
“让她去。”
“卫东……”她咬着嘴唇,“我妈那个人,她真干得出来。到时候厂里知道了,你这工作……”
“红梅。”我看着她,“你是我媳妇,还是你妈的传话筒?”
她愣住了。
半天,她说:“我……我不知道。”
那一刻,我心里最后一点东西,凉了。
一个连“我是谁的人”都说不清楚的女人,你没法跟她过一辈子。
那天晚上,我们家吃了顿白面饺子。
猪肉大葱的。
我妹吃了两大碗,撑得直打嗝。
我看着她,想起上辈子。
上辈子的1987年,这个名额给了赵红军。我妹第二年嫁到了邻县,嫁了个酒鬼,三十岁那年喝农药死了。
我妈哭瞎了一只眼。
这辈子,不会了。
名额的事,第二天就炸了。
赵红军带着三个人,堵在机械厂门口。
“陈卫东!你给我出来!”
我正在车床边干活,听见喊声,把手上的油擦了擦,走出去。
赵红军二十岁,一米八的个子,瘦得像根竹竿,头发留得老长,穿着一条喇叭裤。
“姐夫,不是,前姐夫。”他啐了一口,“你把我名额弄哪去了?”
“什么你的名额?”
“少装蒜!我妈说了,那名额本来是我的!”
“名额是厂里给正式工的推荐指标。”我说,“我是正式工,我想推荐谁推荐谁。”
“我姐跟你过了三年!”
“所以呢?”
“所以你欠我们家的!”
我笑了。
“赵红军,我问你,这三年,你在我家吃过多少顿饭?”
他愣了一下。
“一百七十三顿。”我说,“我记着账呢。”
“你——”
“你还借过我四十二块钱,买烟、买酒、看录像。还过吗?”
“那是我姐的钱!”
“你姐不上班,她哪来的钱?”
他答不上来。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
“赵红军,我告诉你。”我往前走了一步,“名额给了我妹,改不了了。你要是想要工作,自己去劳务市场排队。”
“你信不信我揍你!”
他扬起拳头。
我没躲。
“你打。”我说,“厂门口,保卫科就在里面。你打了,就是扰乱生产秩序,进去蹲十五天。”
“你打了,你姐刚离的婚,你妈还得去派出所捞你。”
“你打。”
他的拳头停在半空。
旁边那三个人拉他:“红军,算了,算了。”
他咬着牙,指着我:“陈卫东,你等着。”
“我等着。”
他们走了。
我转身回车间,身后有人小声说:“这陈卫东,离了个婚,跟换了个人似的。”
是换了个人。
换了个死过一次的人。
我以为这事就过去了。
没想到,三天后的晚上,赵红军带人堵了我家。
五个人,都是街面上混的,头发烫得卷卷的,一人一根钢管。
“陈卫东,出来!”
我妈吓得脸都白了,把我妹往屋里推。
我把我妈按在椅子上,说:“妈,你进屋,把门插上。”
“卫东……”
“没事。”
我开了门。
赵红军站在最前面,嘴里叼着烟。
“前姐夫,我最后问你一次,名额,让不让?”
“不让。”
“行。”
他把烟头往地上一扔,抬脚碾了碾。
“兄弟们,给我砸。”
第一个冲上来的人,被我一脚踹在小肚子上,蹲下去就没起来。
第二个的钢管,我侧身躲开,反手夺过来,一棍子抡在他胳膊上。
剩下三个,愣住了。
他们大概没想到,一个厂里的车工,敢还手。
他们更没想到,我这三年在厂里搬铁、抬模具,一膀子力气,不是白练的。
“赵红军。”我拎着钢管,看着他,“你砸我家,是寻衅滋事。你带钢管,是持械。”
“我现在去派出所报案,你至少蹲半年。”
“你要是再往前一步,我这棍子下去,算正当防卫。”
他的脸,一阵红一阵白。
“你……你等着。”
“我等着。”
五个人互相搀着,下了楼。
我关上门,手在抖。
不是怕。
是想起上辈子,赵红军带人来砸过一次,我躲在屋里,一声没吭。
第二天,全厂都知道陈卫东是个软蛋。
这辈子,不会了。
那天晚上,隔壁王婶端了碗红糖水过来。
“卫东啊,”她站在门口,欲言又止,“你这孩子,以前多老实。”
“王婶,人不能老实一辈子。”
她叹了口气,把碗塞给我,走了。
我端着那碗红糖水,站在门口,看着楼道里昏黄的灯。
那灯一闪一闪的,接触不良,好几年没人修。
上辈子,我也没修。
这辈子,我决定,明天就修。
离婚后的第三个月,我办了停薪留职。
厂长马德彪把章盖得特别痛快:“小陈啊,想好了?现在厂里效益还行,出去可就没铁饭碗了。”
“想好了。”
“行,年轻人,闯一闯。”
他笑得挺和气。
但我知道,上辈子就是他,在1990年下岗名单上,第一个写下了我的名字。
原因很简单:我大哥陈建国跟他说,我“思想有问题”。
我大哥。
亲大哥。
上辈子我一直以为,害我的是赵红梅一家。
直到我死前一年,才从一个老工友嘴里听说:1989年,厂里丢了一批铜料,是我大哥举报的我。
他为了顶我爸的班,需要我“出点事”。
我爸那年还没退休,厂里只有一个顶班名额。
我出了事,名额就是他的。
多可笑。
亲兄弟,为了一个铁饭碗,能把弟弟送进去。
这辈子,我提前知道了。
那批铜料,1989年秋天会丢。我大哥会在丢失的第三天,向厂里举报,说看见我半夜进过仓库。
而现在,是1987年7月。
我还有两年时间。
我用存折上那六百多块钱,加上跟工友借的三百,凑了一千块,坐上了南下的火车。
绿皮车,硬座,三十六个小时。
到广州的时候,我脚肿得鞋都穿不进去。
高第街,人挤人,喇叭裤、蛤蟆镜、港衫,什么都有。
我蹲在路边看了两天,遇到一个自称“厂家直销”的潮汕人。
他说他有批尾货,牛仔裤,五块一条,要多少有多少。
我信了。
八百块钱,一百六十条。
回到县城,打开包,我才发现,只有上面十条是真的牛仔布,底下全是化纤的,硬得像塑料布,一搓就起球。
八百块。
那是我全部的家当。
那天晚上,我坐在出租屋里,对着一屋子假货,坐了一夜。
天亮的时候,我想明白一件事:
这个年代,饿死胆小的,也撑死不长眼的。
我被骗,不是因为我胆子小,是因为我贪便宜。
第二天,我把那些假裤子拉到乡下的集市上,五块钱三条,当劳保裤卖。
三天,卖完了。
回本五百。
剩三百,我又去了趟广州。
这一次,我不找“厂家直销”了。我蹲在高第街的批发摊前,一条一条地摸,一条一条地看,看中了才掏钱。
兜里揣着三百块,我只进了四十条。
进价七块五,回县城卖十五。
第一次摆摊,在电影院门口。
那天晚上放《少林寺》,散场的时候人跟潮水一样。
我扯着嗓子喊:“广州牛仔裤!十五一条!十五一条!”
两个小时,卖了四十三条。
收摊的时候,我数钱,数了三遍。
六百四十五块。
手抖得跟筛糠一样。
那是我这辈子第一次,两个小时挣到六百块。
后来我又跑了四趟广州。
卖牛仔裤,卖电子表,卖蛤蟆镜,卖邓丽君的磁带。
到1988年春天,我攒了八千块。
成了县里第一批“万元户”候选人。
县电视台来采访,让我穿件好衣服,站在我那间租来的小门面前,笑。
我笑了。
那天晚上,我大哥陈建国来找我。
他提着一瓶酒,两斤猪头肉,脸上堆着笑。
“卫东,哥来看看你。”
“坐。”
他坐下,环顾我那间十二平米的小店,货架上挂满了衣服。
“行啊你,发财了。”
“混口饭吃。”
“那个……”他搓着手,“哥最近手头有点紧,你看……”
“借多少?”
“五百。”
我从抽屉里数了五百给他。
他接过钱,笑得眼睛都没了:“还是亲兄弟。”
“哥。”我说,“1989年秋天,仓库那批铜料,你别动。”
他脸上的笑,僵住了。
“你说啥?”
“我说,那批铜料,你别动。”我看着他,“你动了,我不举报你。”
“但你要是敢往我身上推——”
我没说完。
他的脸已经白了。
“你……你怎么知道……”
“我知道的事多了。”我说,“哥,爸的班,你想顶就顶,我不跟你抢。”
“但你要是再害我一次,我就不是现在这个陈卫东了。”
他拿着那五百块钱,站了半天,最后什么也没说,走了。
我以为他听进去了。
1989年夏天,厂里盘点,仓库少了一批铜料,八十多公斤。
第二天,保卫科找我去问话。
“陈卫东,有人看见你半夜去过仓库。”
我心里明白,该来的还是来了。
“谁看见的?”
“你哥。”
我坐在保卫科那张硬板凳上,笑了。
“他哪天看见的?”
“上周四。”
“上周四我在我店里盘货,店里的伙计、房东、还有来送货的,都能作证。”
保卫科的人对视了一眼。
“而且,”我说,“我停薪留职,仓库的钥匙早交了,我进得去吗?”
那天下午,我被放了出来。
出来的时候,我大哥站在走廊尽头。
他看见我,脸上的表情很复杂。
我走过去,停在他面前。
“哥。”
“卫东……”
“铜料是你拿的吧。”
他猛地抬头:“你胡说!”
“我有没有胡说,你自己心里清楚。”我说,“这次我不举报你。”
“但你要再敢往我身上泼一次脏水——”
我凑近他,压低声音:
“我就把你偷铜料的账,一笔一笔,念给全厂听。”
他的脸,白得像纸。
从那以后,他再没敢动过我。
但他也没停手。
1991年,他把同样的手段,用在了马德彪身上。
那一次,他赢了。
1992年,他自己贪了厂里的物资,被人举报。
那一次,他输了,判了四年。
1989年秋天,仓库的铜料没丢。
我大哥申请提前顶班,我爸同意了。
他调去了厂办,当了个小干事。
1990年,厂里效益下滑,第一批下岗名单贴出来。
上面有我的名字。
我拿着名单去找马德彪。
“马厂长,我停薪留职,不在岗,为什么下岗名单有我?”
“小陈啊,”他端着茶杯,眼皮都没抬,“这是厂里的决定。”
“厂里的决定,还是你的决定?”
“你这话什么意思?”
我从包里掏出一沓纸,放在他桌上。
那是我托人从厂财务科抄的账。
“1988年,厂里进了一批钢材,账上写的是三百吨,实际到货二百四十吨。”
“差的六十吨,去哪了?”
马德彪的茶杯,停在嘴边。
“你……你从哪弄来的?”
“马厂长,我不想跟你结仇。”我说,“我只要你把我的名字划掉,把我的档案放干净。”
“不然,这沓纸,明天就出现在县纪委的桌上。”
他盯着我,看了很久。
最后,他拿起笔,在我的名字上,划了一道。
“陈卫东,”他说,“你这个人,早晚出事。”
“我出不出事不知道。”我说,“但我知道,你早晚出事。”
1991年,马德彪因为倒卖厂里物资,被撤职查办。
举报信是匿名的。
不是我写的。
是我大哥写的。
他顶了班,进了厂办,学会的第一件事,就是踩着别人往上爬。
只不过这一次,他踩错了人。
那年冬天,我盘下了县城第一家“自选服装店”。
一百二十平米,玻璃门,日光灯,衣服挂在架子上,随便挑。
开业那天,门口排了三十多米的队。
县里人没见过这么卖衣服的。
到1992年年底,我开了三家店,雇了十七个人。
银行存折上的数字,我数了好几遍。
七位数。
那年的冬天特别冷。
腊月二十三,小年。
我正在店里盘账,门口进来一个人。
赵红梅。
她瘦了很多,穿着一件旧棉袄,怀里抱着个孩子,一岁多。
“卫东。”
我抬起头。
“我……”她站在门口,没敢往里走,“我听说你发财了。”
“有事?”
“长顺……郭长顺跑了。”
我心里一点都不意外。
郭长顺,就是上辈子那个包工头。
1992年,他在县城包了个工程,收了三十多户的预付款,卷着钱跑了。
赵红梅1990年改嫁给他,生了个儿子。
“他把钱都带走了,房子也被债主占了。”她低着头,“我妈说……让我来找你。”
“你妈说的?”
“嗯。”
“你自己想说什么?”
她抬起头,眼睛红了。
“卫东,我知道我没脸来。”
“我就是想问问,你能不能……借我点钱,我把孩子养大。”
我看着她怀里的孩子,很小,冻得脸通红。
我想起上辈子,她带着我的孩子改嫁,那个孩子在郭长顺手底下过了五年,挨打挨骂。
后来那孩子十五岁跑了,再没消息。
“孩子叫什么?”
“郭亮。”
“跟他姓?”
“……嗯。”
我从抽屉里数了两百块钱,递过去。
她伸手要接。
我把手收回来。
“赵红梅,这两百块,你知道是什么钱吗?”
她摇头。
“1987年,你妈从我工资里拿走四十八块五,说是给红军买车。”
“这三年来,你妈从我这儿拿走的,一共两百零三块。”
“我给你两百。”
“从今天起,你娘家欠我的,清了。”
她的手抖着,接过钱。
“卫东……”
“孩子是无辜的。”我说,“你带他好好过。”
“别再来找我了。”
她站在那儿,抱着孩子,哭得说不出话。
最后她走了。
我站在店门口,看着她走进雪里,一步一滑。
心里没有恨了。
也没有别的什么。
就像那本存折,钱取出来了,本子还在,但已经空了。
1993年春天,机械厂倒闭了。
厂子欠了银行两百多万,设备当废铁卖。
我把它买了下来。
连同那块地,一共花了四十七万。
签合同那天,马德彪也在。
他已经被撤职了,在厂门口摆了个修自行车的摊子。
看见我从厂办出来,他站起来,手在裤子上擦了擦。
“陈……陈老板。”
“马厂长。”
“别叫厂长了。”他苦笑,“我现在就是个修车的。”
“有事?”
“那个……”他搓着手,“厂子归你了,你看,我能不能……回来干点啥?看大门也行。”
我看着他。
上辈子,就是他,在我的下岗名单上签了字。
“马厂长,”我说,“厂里现在缺个看大门的。”
他眼睛一亮。
“一个月八十块,管一顿饭。”
“行!行!”他连连点头。
“不过有个条件。”
“你说。”
“厂门口那块‘先进企业’的牌子,你给我摘了。”
“换成什么?”
“换成‘今天你几点下班’。”
他愣住了。
我没解释。
我转身往厂里走,阳光照在那排旧厂房上,红砖墙,铁皮顶。
我妹陈小满从车间里跑出来,穿着工作服,脸上蹭了一块机油。
“哥!新来的那批缝纫机装好了!”
“走,看看去。”
她跟在我旁边,叽叽喳喳地说着车间的事。
我看着她,想起上辈子她嫁到邻县,三十岁喝农药死了。
这辈子,她是我服装厂的车间主任,去年刚结婚,嫁了个老实巴交的电工。
我妈现在住在我盖的新房里,每天早上还是习惯生煤炉,说煤气灶做的饭不香。
我大哥陈建国,1996年出来的。
那天在街上碰见我,隔着马路喊了一声“卫东”。
我没理他。
有些兄弟,断了就断了。
赵红军呢?
他后来去了南方,在东莞的电子厂干了两年,嫌累,回来了。
回来以后,跟人合伙开录像厅,放了半年黄色录像,被扫黄打非抓了,罚了两千,关了十五天。
再后来,他染上了赌。
1994年冬天,他欠了高利贷三万块,被人堵在家里,打断了一条腿。
王桂兰卖了房子替他还债,搬到了城郊的棚户区。
有一回,我在街上碰见她。
她老得我差点没认出来,头发白了一半,背也驼了。
她看见我,愣了一下,低下头,绕到马路对面走了。
我站在那儿,看了她很久。
心里没有痛快。
也没有同情。
就是觉得,人这一辈子,都是自己走出来的。
1994年春天,我结婚了。
媳妇叫周小芹,供销社的售货员,比我小五岁。
相亲那天,她问我:“听说你离过婚?”
“离过。”
“为啥?”
“她妈太厉害。”
她笑了,说:“我妈也厉害。”
“那你呢?”
“我妈厉害,但我听我自己的。”
我就冲这句话,娶了她。
结婚那天,她问我:“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我说:“因为我死过一次。”
她以为我在开玩笑,笑着打我。
我没解释。
有些事,说不清,也不用说清。
那天下午,我站在厂房顶上,看着县城。
远处是新建的百货大楼,近处是我那三家服装店,门口挂着红灯笼。
风从麦田那边吹过来,带着土腥味。
我点了一根烟,抽了两口,掐了。
上辈子我抽了二十年的烟,最后死在工棚里,肺烂得像块破布。
这辈子,我戒了。
我低头看了看表。
下午五点二十。
再过四十分钟,厂里的下班铃就要响了。
我跟我妹说:“小满,通知下去,从今天起,六点准时下班。”
“六点?”她瞪大眼睛,“哥,人家厂都干到八点。”
“咱们厂六点。”
“为啥?”
“因为我是老板。”
她笑了。
我也笑了。
这辈子,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
下班,不是罪。
活着,比什么都重要。
暮色下来的时候,厂里的灯一盏一盏亮了。
不是加班的那种亮。
是有人在里面做饭、打牌、听收音机的那种亮。
我站在厂房顶上,忽然觉得,这辈子,好像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