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五金厂倒闭那年,我三十六岁。
厂子在县城东边,一千二百人,最红火的时候一年出货四千吨,门口的铁门刷着红漆,上班的自行车能排出半里地。
我在厂里干了二十年,从学徒干到维修组的组长。厂里三百多台设备,哪一台什么脾气,我闭着眼都知道。
倒闭那天开了个大会,厂长站在台上,念了一份文件,念到一半念不下去了,把稿子折起来塞进兜里,说了一句:都散了吧。
一千二百人,散了。
我拿了两万七的安置费,回家蹲了半个月。
我老婆姓王,叫王慧,在超市收银,一个月八百。女儿那年上初一。
那半个月我天天早起,穿好衣服,骑车出去,在县城里转一圈,中午回来吃饭,下午再出去转一圈。我也不想转,就是怕邻居看见我在家蹲着。
第十六天,我老婆把碗往桌上一放。
"郑卫东。"
"嗯。"
"你转悠半个月了。"
"我在找活。"
"找到了吗。"
"没有。"
她坐下来,"你手上一身本事,摆摊修电器不行吗。街口老马修了十几年,一个月能挣一千二。"
我说:"我修的是机床。"
"机床怎么了。"
"谁家客厅放机床。"
她看了我一会儿,忽然说:"郑卫东,你就是拉不下脸。"
我没吭声。
她说得对。
我在厂里当了十年组长,手下二十几个人,谁见了我都喊一声郑组长。让我在街口支个摊,面前摆一堆电风扇电饭锅,我蹲在那儿等人家来问一句"修不修",这事我干不出来。
第二天早上我还是出去了,这回车后架上绑了一块木板,上面用红漆写了四个字:修理家电。
第一天来了三个人,修了两只电饭锅、一台电风扇,挣了十七块。
第十七天挣了九块。第十八天下雨,一天没开张。
我坐在雨棚底下,看着街上的人来人往,觉得自己这二十年白干了。
1 那台德国机
转机来得挺突然。
厂子倒闭以后,地皮被一家做塑料件的私营厂买了。老板姓吴,三十几岁,从南方回来,接手了厂里的几台旧设备,又花大价钱进了两台德国的注塑机。
机器是二手的,从广东拉过来,买的时候说能跑,装好一开机,第三天就趴了。
那机器一停,整条线停。一条线一天出三万件塑料壳,一件挣两毛,一天就是六千块。停三天,两万块。
吴老板急得跳脚。他请了市里的师傅,来了两拨,都没修好。又从省城请了一位,据说是大厂里出来的工程师,来了两天,收了八千块,说这台机器的液压系统有问题,得换总成,报价十一万,等三个月。
吴老板脸都绿了。
我那阵子在给厂里的老同事修电风扇,听他们说起这事。
"那机器就扔在车间里,拿塑料布盖着。"老李说,"吴老板天天骂娘。"
我问了一句:"哪一台。"
"就是新进的那台大的。"
我把手里的螺丝刀放下,"明天我去看看。"
老李看着我,"你去?省城来的工程师都没修好。"
"我去看看。"
第二天早上我去了。
车间里那台机器盖着蓝色塑料布,掀开以后我站在那儿看了半个钟头,没动手。
吴老板站在旁边,抱着胳膊,"郑师傅,你看出来了吗。"
"让我听一听。"
"听?"
"你让它空转一下。"
他愣了一下,让电工合了闸。机器嗡的一声响起来,转了两分钟,忽然一声闷响,停了。
我站在那儿,闭着眼睛听。
停下来的那一下,声音不是从液压泵那边来的。是从后头,靠近模温机的位置。
我睁开眼,"不是液压。"
吴老板的眼睛一下亮了,"那是什么。"
"你把后头那台模温机的壳子拆了。"
他喊人拆。拆开以后我蹲下去看,用手电照着管路,看了十几分钟,指着其中一根弯管说:"这儿。"
那根管子上有一处很小的鼓包,像被什么东西顶了一下。
"这根管子内壁起层了。"我说,"水走到这儿堵了一下,压力一下子窜上去,安全阀跳闸。跳了三次,机器的保护程序就把主泵锁了。"
"工程师来的时候机器是停机状态,只看数据和图纸,看不出这个。得让它跑起来,看它在哪儿憋住。"
吴老板半信半疑,"换这根管子要多少。"
"管子三十块。工时我给两百。"我说,"修不好不要钱。"
那天下午我用了三个钟头,把管子换下来,顺便把整套水路清了一遍,把三处该除垢的地方都除了。
开机,跑了两个钟头,一次没停。
吴老板站在机器前面,听着那声音,忽然回过头,抓着我手摇了两下。
"郑师傅。"他说,"你救了我。"
他当天就给了我两千块。
我说二百就够了。
"这是二百。"他数了两千递过来,"剩下的,是请你以后常来。"
2 铺子
那台德国机修好以后,我的名声在县里的厂子中间传开了。
先是一家做鞋底的,一台老式硫化机不走温;再是一家做阀门的,一台车床主轴抖得像筛糠;后来连隔壁县的都来,一辆面包车开到我家楼下,两个小伙子抬着一台伺服电机上来,说郑师傅您给看看。
我那时候还在街口摆摊。摊子前面堆着电风扇和电饭锅,旁边摆着一台伺服电机,来来往往的人看着都觉得怪。
我老婆说:"你摆这个摊,摆得像个笑话。"
我说:"那你说怎么办。"
"租个门面。"
"租金多少。"
"街西头有个空铺,一个月三百。"
我算了算账。手头攒了两万四,租一年三千六,买一套工具、一个台钳、一台旧车床,再进一些常用件,大概一万五。
差一点。
那天晚上我老婆从柜子里拿出一个铁盒,打开,里头是钱。
"八千。"她说,"我攒的。"
我看着那个铁盒,看了很久。
"你不是说要给闺女存学费。"
"学费还有三年。"她把铁盒往我这边推,"你要是干不成,我认。"
那年冬天,我在街西头租下了那个铺子,门口挂了一块牌子,是我自己焊的铁架,上面刷了五个字:卫东机修铺。
开张头一个月,来了七台机器。第二个月十一台。第三个月,我把铺子后面那间也租下来,摆了两台旧车床。
我做的是别人不愿意做的活。
别人修机器,坏了什么换什么。我修机器,先听,再看,最后才动手。有些件买不到,我自己车一个。有些机器太老,图纸都没有,我拿卡尺量,一个一个零件画出来。
有一台八十年代的老冲床,厂里要报废,老板舍不得,抬到我这儿。我花了二十天,把曲轴重新磨了一遍,把离合器改成气动的,改完那台机器又跑了六年。
老板后来给我送了一面锦旗,红底黄字,写着"妙手回春"。
我把那面锦旗挂在铺子最里头,我老婆说丑,我说挂着。
3 举报
铺子开了两年,来了第一回麻烦。
那天上午两个穿制服的进门,一个拿本子,一个拿相机。领头的姓刘,说话挺客气。
"郑师傅,有人举报你无证经营,还私改设备。"他把本子翻开,"我们来看一下营业执照和特种设备的维修资质。"
我营业执照有,个体户,办的时候跑了三趟。可特种设备维修资质,我没有。
"压力容器、起重机械、锅炉这些,我们没动过。"我说,"我修的是塑料机、车床、冲床。"
"注塑机也算压力设备。"
我把手里的活停了,"刘同志,这县城里修机器的,有几家有这个资质。"
他没答,把本子合上,"郑师傅,你这个情况,我们得按规定处理。停产整改,补办手续,罚款两千到五千。"
我说:"我认。手续我去办,罚款我交。你告诉我该去哪办。"
他愣了一下,大概没见过这么爽快的。
他们走了以后,我坐在铺子里抽烟。我知道是谁举报的。街东头那家机修的老陈,我抢了他好几单活,上个月他还跟人说我这人是野路子。
我没去找他。
第二天我去了市里,问了三家单位,最后在质监局的一个窗口问到了路:得先考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考完再拿单位的资质。
办证要培训,二十天,在省城,学费三千八。
我老婆那天在饭桌上听见,把筷子放下了。
"三千八。"
"嗯。"
"二十天不开张。"
"嗯。"
她沉默了一会儿,说:"去。"
"铺子怎么办。"
"我看着。"
"你上班呢。"
"我请二十天假。"她说,"你别管了。"
那年我三十九,坐在省城培训班的第三排,前后都是二十几岁的小伙子。老师讲的标准我听得懂,图我看得懂,考试我考了九十二分。
回来以后,光有作业证还不够,得挂靠单位。我跑了两个月,最后挂在一家市里的服务公司名下,一年交三千管理费,才算把资质办下来。
手续齐了那天,我把那张证镶在框里,挂在铺子的墙上,挂在锦旗旁边。
再有检查来,我把证递过去,人家看一眼就走了。
后来那位刘同志来了第三回,不是检查,是来找我修东西。他家里一台老式空压机,谁都不愿意修。我修了,收了六十。
4 老厂长
第四年春天,老厂长来了。
他姓赵,六十三,厂子倒闭以后单位给他安排了个闲职,去年退了。他站在我铺子门口,穿一件旧夹克,看着那块"卫东机修"的铁牌子,看了很久才进来。
"卫东。"
我站起来,"赵厂长。"
他摆摆手,"别叫厂长了。"
他在我铺子里坐了一个钟头。他走了一圈,看那两台旧车床,看我墙上的证书,看墙角堆着的零件。
"这台车床。"他指着靠门那台,"是厂里那台吧。"
"是。报废的时候我买的,八百块。"
他伸手摸了摸床身,"我三十岁那年进的厂,头一天就是跟着师傅学这台车床。"
那天他说了很多。说厂子怎么就倒了,说他这些年一直在想如果当初怎么样会不会好一点。说到最后他停下来,喝了一口我给他倒的茶。
"卫东,我找你有事。"他说。
"您说。"
"我侄子在南边做模具,想在这边开个分厂。设备他都谈好了,从广东拉过来,六台旧机。他缺一个人给他整线。"
"整线?"
"从安装、调试到出活,全包。三个月。"
我想了想,"这个活我能接。但我一个人干不完。"
"你要几个人。"
"三个。得是老手。"
他抬起头,"我给你五个。"
那五个人,全是红旗厂的老同事。有一个姓马的,我们一起在维修组干了十八年,厂子倒了以后他去开了三年出租车。
老马第一天来我铺子,站在门口,看着我那块铁牌子,忽然说了一句:"郑组长。"
我愣了一下。
他说:"我叫惯了。"
我说:"现在叫卫东。"
他笑,"行,卫东。"
那三个月我们六个人在城郊一个旧仓库里干。六台机器,从落地、找平、接线、调试,一台一台整出来。中间有三台问题最大,一台控制板烧了,一台液压站漏油,一台齿轮箱的装配图跟机器对不上。
齿轮箱那台最难。图纸上的编号和实物差了一版,谁也不知道哪个是对的。我带着老马蹲了三天,把整个箱体拆开,一个齿轮一个齿轮数齿数,最后按齿比反推,把图纸改了一遍。
三个月以后,六台机器全跑起来,二十四小时不停,出的件合格率百分之九十七。
吴老板来看了一次,站在车间里听声音,听完了跟我说:"郑师傅,你这耳朵,比仪器准。"
那单活我挣了十一万。
给五个人分完钱,我自己留了三万八。我老婆数钱的时候手有点抖。
"三万八。"她说,"一年工资。"
"三个月。"我说,"以后还有。"
5 来人
第五年,省城一家设备服务公司找上门。
来的是两个人,一个姓孙,是区域经理,一个年轻的跟着记东西。他们在铺子里站了一圈,把我墙上那张作业证看了很久。
"郑师傅,我们公司在全省有十九个服务点。"孙经理说,"县一级的空白我们还缺不少。你这边一年能做多少单。"
"去年一百七十多单。"
"客单价呢。"
"看活。小的二三百,大的几万。"
他点点头,"我们想收购你这个点。作价三十万,你继续做,挂我们的牌子,人员编制进公司,五险一金都有。"
我坐在那儿没吭声。
"或者另一种。"他说,"你入股,技术占股,我们出资金和渠道。你带着团队做省内的疑难单,一趟出工费两千起。"
我给他倒了杯茶。
"孙经理,我问一句。"
"你说。"
"挂了你们的牌子,我接活是不是要报单。"
"流程要走。"
"客户急的时候,比如半夜机器停了,我能不能先过去修,回头再报。"
他笑了一下,"制度上要先报。"
我把茶推到他面前。
"那我不能挂。"
他的笑收了,"郑师傅,你知道挂我们的牌子,一年能多接多少单吗。"
"知道。"我说,"可这县城里的厂子,机器一停一天亏几万。人家半夜给我打电话,我要先填个单子等审批,那这个电话下次就不打给我了。"
他看了我一会儿,忽然说:"那这样,技术合作,不挂靠。你接省内我们做不了的疑难单,按趟结算。"
"这个可以。"
那份协议我看了三遍,签了。
第一年接了十一趟外地的活。最远一趟去了四百公里外,一台进口压铸机,厂家的人来了三回没修好,我蹲了两天,最后在一条回油管上找到一个针眼大的砂眼。
那一趟结算给了我八千。
6 老陈
第六年夏天,老陈来了。
就是当年举报我那位。他这几年生意不行,年纪也上去了,眼睛花,蹲久了站不起来。
他站在我铺子门口,半天没进来。
我在里头看见了,出去喊他:"老陈,进来坐。"
他进来,坐下,两只手放在膝盖上,搓了半天。
"卫东。"他终于开口,"我接了一台机,弄不了。"
"什么机。"
"一台进口的磨床。客户从外地买的二手,一开机就报警,我看了五天,图纸看不懂,全是洋文。"
"你怎么找到我。"
他低下头,"满县城,除了你没人能弄。"
我给他倒了水。
"活我接。"我说,"你跟我一块去。看完我讲给你听,下回你自己弄。"
他抬起头,眼睛里有点红。
"卫东,那年举报的事……"
"别提了。"我说,"那时候我也抢你活。"
那台磨床我们弄了六天。问题出在一个光电开关上,位置偏了两毫米,报警代码指的是伺服,实际是信号没回来。
我把万用表的两个表笔递给老陈,"你自己量。"
他量了,抬头看我。
"信号不通。"
"对。开关没坏,是位置偏了。你看这个支架,被撞过一下。"
他蹲在那儿,看了很久,忽然说:"我干了二十六年,头一回知道还能这么查。"
那一单我收了两千,给了他八百。他不肯要,我塞进他口袋。
"以后有弄不了的,送来。"我说,"我这儿不看证,看活。"
7 讲台
第七年,市里的职业技术学院来人,请我去开一门课。
来的是个教务处的老师,姓林,四十来岁。他说他们机电专业的学生,课本背得熟,动手全是废的,学校想请一线的师傅来带实训。
"一学期三十二个课时,一课时一百二。"他说。
我说:"我一个下岗工人,上讲台不合适。"
"郑师傅。"他说,"我们请过两个教授,学生睡着了。你要是来,站在那儿把一台机器拆了再装上,学生能瞪着眼看你四个钟头。"
我去了。
第一堂课我没讲理论,从仓库里抬了一台报废的减速机上去,当着三十几个学生的面拆开,一个零件一个零件摆在讲台上,摆了一整桌。
"这台机器是坏的。"我说,"你们谁能告诉我它坏在哪儿,这门课我给你们免考。"
底下没一个人说话。
我在那桌零件里挑出一个小小的轴承,举起来。
"这个轴承的滚道上有三道痕,间隔均匀。为什么均匀?因为它的内圈跟着轴转,外圈不转。"
"三道痕说明轴承受力偏了,偏的原因在这边。"我指了指旁边一个垫片,"这个垫片装反了,厚了零点四毫米。上一回装的人图省事,拿了一个近似的垫上去。"
"机器坏,十回有八回不是零件的问题,是人图省事。"
那堂课下了以后,有七八个学生围上来,问我这个那个。
后来那门课我带了六年。每年开课第一天我都说同一句话:手比嘴可靠。
8 手术
第八年春天,我老婆查出病。
不是大毛病,子宫肌瘤,长得快,医生说得手术。她在超市收银站了十几年,一直说肚子胀,我让她去看,她说没事,女人都这样。
那年三月她疼得站不住了,去医院一查,肌瘤长到七厘米。
"住院押金八千,手术加住院一万六七。"医生跟我说,"你们考虑一下。"
我说不用考虑。
那天晚上我回家翻存折,账上有十四万,是我们这些年攒的,本来是打算给女儿上大学用的。
我老婆躺在床上,跟我说:"能不能不做。"
"不能。"
"闺女后年高考。"
"钱我再挣。"我把存折放回柜子里,"你要是拖出事,我这辈子都不安生。"
手术那天我在手术室外面坐了三个钟头。走廊里有一排塑料椅,坐满了人,有人在哭,有人在打电话。我坐在中间,手里攥着那张手术同意书,纸都被我攥软了。
推出来的时候她脸白得像纸,眼睛闭着。医生跟我说手术顺利。我跟在后面推床,一路推到病房,一路上手都在抖。
那半个月我把铺子关了,每天早上六点到医院,晚上十点回家。
关了半个月,损失不小。有两单活我推了,其中一单是个大单,客户催得急,我让老马带人去顶。
老马干完给我打电话,"卫东,那单我按你说的路子弄的,成了。"
"多少钱。"
"一万二,我给你转过去。"
"你留着。"
"那不行。"
"老马。"我说,"我老婆住院,这半个月铺子靠你。这钱你留着,下回还这么干。"
他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说:"行。"
我老婆出院那天,我把她背下楼。她不重,背上还是有点硌人。
"郑卫东。"她趴在我背上说。
"嗯。"
"你以前不这样。"
"哪样。"
"以前你不背我。"
我说:"以前我腰好。"
她在我背上笑了一下。
9 腰
说到腰,我这腰是真不行了。
修机器这活,一蹲就是几个钟头,蹲下去还得侧着身子伸手,一天下来腰像被人拿锤子敲过。
第四年的时候我在一台机器底下躺了四个钟头,起来的时候整个人是麻的,走两步腿软,摔在地上。
去医院拍了片,腰椎间盘突出,压着神经。
医生让我别干重活了,躺半个月。我躺了三天,爬起来接着干。
后来我自己想了个办法:在铺子里放了两块厚橡胶垫,蹲久了就跪在垫子上;干活的时候戴上护腰;凡是能把机器抬起来干的,绝不蹲着。
我还做了一个小凳子,四条腿很矮,带轮子,人坐在上面往机器底下一滑就进去了。这凳子后来被同行看见,都来问在哪儿买的,我说我自己焊的,你们照着做。
现在我这腰还是不行,天阴下雨就疼。可我这七年,一次没因为腰耽误过活。
有一回女儿跟我说:"爸,你别干了。"
那年她高三。
"不干吃什么。"
"我以后挣钱养你。"
我说:"你先把你那数学考及格。"
她数学一直不好。高三那年我每周抽一个晚上给她讲题,讲到半夜。我讲不了什么方法,我只会讲怎么把一道题拆开,一块一块看,像一个零件一个零件找毛病。
"你别老想着这题怎么解。"我跟她说,"你先问这题在问什么,它给的这些条件谁跟谁有关系。"
她听了半年,高考数学考了一百一十八。
出成绩那天她冲进铺子,把手机举到我脸上。
我手上还拿着扳手,看了一眼,说:"挺好。"
她说:"你就说挺好?"
我说:"那要说什么。"
她站在那儿,忽然抱住我,把我一身机油都蹭上了。
10 徒弟
第九年,铺子搬了。
从街西头那间三十几平的门面,搬到城郊一块两百多平的空地。我盖了个彩钢棚,砌了两间房,一间办公,一间放工具。院子里停了四台机器,都是等着修的。
招牌还是那块铁牌子,我把"卫东机修"五个字重新刷了一遍,刷成黑底白字。
跟着我干的有三个人。
老马是一个。他从开出租又回来了,说还是喜欢闻机油味。
另外两个是年轻人。一个是职业学院那个班上的学生,叫小唐,毕业以后自己找上门,说要跟我学。他学了一年多,现在能独立接单,就是性子急,动不动就想换件。
还有一个是我女儿的同学的哥哥,叫阿凯,十九岁,话少,手稳。他有个毛病,不爱问,遇到不懂的就在那儿琢磨,琢磨三个钟头也不开口。
我教他们的头一条,跟我在厂里当组长的时候一样:先听,再看,最后才动手。
"机器会说话。"我跟他们说,"它跑起来的声音,跟平时不一样,那就是在告诉你出事了。你们听不出来,是因为你们听得少。"
小唐不服气,"师傅,现在都靠仪器测。"
"仪器测的是数,数得有人告诉它测哪儿。"我说,"你连哪儿不对都不知道,仪器往哪儿插。"
我带他们干了半年,才让他们上手拆第一台机器。
那天我让他们把一台老减速机拆开,拆完摆在桌上,零件一个不许丢。三个人拆了一天半,拆完我在旁边看了一遍,问:"哪个零件最脏。"
阿凯指了一个齿轮。
"为什么它最脏。"
他想了很久,"因为它离油封近。"
"错。因为它磨损最厉害,磨下来的铁粉都糊在它上面。"我把那个齿轮翻过来,"你看这齿面上有一层灰,别的地方没有。这说明它是最吃力的那个。"
"修机器第一步不是修,是找谁最吃力。"
我今年四十五,女儿在省城读大学,学的是机械设计。
她小时候总蹲在铺子门口看我拆东西,说机器拆开了才好看,里头全是零件,一个一个都有自己的位置。
我没让她学我这行当。她喜欢,我也没拦。
她去年寒假回来,在铺子里待了七天,把一台旧空压机的图纸照着画了一遍,画完给我看。
我翻了两遍,指着一处说,这里标错了。
她愣了一下,低头看了半天,"爸你怎么看出来的。"
"装配的时候对不上。"我说,"对不上,就是图错了。"
11 旧址
去年秋天,我路过红旗厂的旧址。
那片地后来拆了,盖成了住宅小区,门口一个喷水池,几个老太太在那儿跳广场舞。原来的车间位置,现在是七号楼和八号楼。
我在门口站了十几分钟。
我这辈子最好的二十年,就在这片地上。二十岁进厂,跟着师傅学磨刀,学看图纸,学生怕被铁屑烫着。三十六岁那年,一千二百个人一起散了。
那时候我以为,我这身本事算是废了。
现在想想,本事没废,是我把"厂长"这两个字看得太重了。我在厂里当了十年组长,以为自己是个管人的,其实我是个修机器的。
管人的那个位子没了,修机器的手还在。
上个月有个从厂里出去的老师傅来找我,七十一了,在小区门口修自行车。
他坐在我铺子里喝茶,说:"卫东,你行。当年厂里那么多人,就你把活干成了。"
"不是我把活干成了。"我说,"是这县城里的机器离不开人修。"
他笑,"你这人还是这样,话不会说。"
我也笑了。
那天他走的时候,我把一盒工具塞给他,让他带回去用。他不肯收,我说我这儿的工具多,你拿去用,坏了我再给你修。
他抱着那盒工具走出院子,走了几步回头,跟我摆了一下手。
我站在门口看他走远,忽然听见院子里那台机器响起来。是小唐在试机,声儿有点闷。
我转身喊了一声:"小唐,把三号机停下,听听进料口。"
他停了机,蹲下去听。
过了一会儿他抬起头,说:"师傅,有响。"
"什么响。"
"像是有东西卡在里头。"
"那就拆。"
他站起来,把工具包拎过来。
太阳快落了,院子里的光变成黄的,落在那些铁家伙上。我站在旁边,听那台机器一点一点安静下来,听见扳手碰到螺丝的声音。
这声音我听了三十年。
以前在厂里,是为了那一份工资。现在,是为了别的。
至于别的到底是什么,我说不清楚。
只知道每回机器修好,它重新转起来的那一声,我心里就踏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