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德茂修了大半辈子钟表,退休后把铺子交给了徒弟,自己搬进城南这片城中村,租了间月租八百的小单间。图的就是清静——楼下有棵大榕树,气根垂到地面扎了根,风一吹哗啦啦响,像老座钟的摆锤。
搬来第三天早上,他从门口的铁皮信箱里掏出一封信。
信封是牛皮纸的,没有邮戳,没有寄件人,正面只写了一行字:“给会修钟的人”。字是用毛笔写的,墨色发灰,笔锋却稳当,一看就是上了年纪的手笔。
老周翻过信封看了看背面,干干净净。他捏了捏,里头硬邦邦的,不像只有信纸。
“会修钟的人”——这说法倒也没错,他在钟表行当干了四十三年,换过齿轮的发条能绕城中村三圈。但谁会知道?楼下小卖部刘姐只晓得他姓周,收租的陈阿婆连他叫什么都没问过。
老周拆了信封。里头掉出来两样东西:一张泛黄的手绘地图,纸边卷了毛,折痕处快断了;还有半块铜钥匙,断口不齐,像是被人用钳子硬掰开的。
地图画的是这片城中村的地形,歪歪扭扭的线条标出了几栋楼的位置,榕树被画了个圈,旁边写了个“看”字。背面附了一行小字:“你楼下那棵榕树在挪窝,去看看。”
老周把铜钥匙和地图摊在饭桌上,对着喝了半杯茶。榕树挪窝?树又没长腿。他在这里住过三个晚上,楼下那棵榕树少说七八十年了,树干粗得两个人都抱不过来,根须把地面拱起好几个包。要是能挪窝,早就挪了。
他把信随手塞进抽屉,没当回事。
可当天傍晚,榕树底下的水泥地出了怪事。
老周正蹲在门口刮鱼鳞,忽然听见脚底下“咔”一声闷响,跟着是细碎的崩裂声。他低头一看,门口那块铺了十几年的水泥板裂开一道缝,缝里钻出一截褐红色的根须,指头粗细,顶端嫩白,正往外挤。
根须像条蚯蚓似的慢慢拱,水泥碎渣往两边翻。老周拿筷子拨了拨,那根须竟然弹了一下,缩回去半寸,又换个方向顶出来。
“嘿,成精了。”
隔壁的小男孩蹲过来看热闹,被他奶奶一把拎了回去:“别碰,榕树根通阴的。”
老周不信这个。他年轻时修过一座庙里的更钟,那庙里的老和尚说榕树是“鬼树”,根能穿坟。但那是迷信。问题是眼前这截根须确实在动——不是风吹的动,是它自己找路,绕开碎砖块,专往水泥薄弱的地方钻。
夜里十一点多,老周躺床上翻来覆去,楼下传来断断续续的“咯吱”声,像有人拿锉刀锉水泥。他披衣服下楼看了一眼,门口的水泥地已经鼓起脸盆大一个包,裂缝从榕树根须出发,横着爬到楼梯口,把台阶都顶歪了一指宽。
刘姐的小卖部还亮着灯,她探出头来:“老周,你也听见了?我这儿冰柜底下在冒土。”
“榕树根闹的。”
“榕树根能拱破水泥?”刘姐擦了擦手,“我在这卖了八年货,头一回见。”
老周没接话,回屋拉开抽屉把那封信又摸了出来。地图背面的小字在台灯底下看得更清楚,墨迹边缘有洇开的痕迹,像是写完之后又被人用手指抹过。他把半块铜钥匙举到灯前看,断口处隐约能辨出半个齿轮的轮廓——这是从一把老式钟表钥匙上掰下来的。
会修钟的人。榕树在挪窝。
老周把钥匙和地图并排放好,点了根烟。他在城中村住了三天,信箱里就多了这么一封没头没尾的信。写信的人要么是疯子,要么是知道些什么。
而榕树根确实在动。
天快亮的时候,门外那截根须又顶出来一截,这回斜着往上长了半尺,顶端冒了两片嫩叶子,绿莹莹地冲着他门口晾的拖鞋。老周蹲在门槛上看了半天,把烟屁股摁灭在花盆里,冲那根须说:
“行吧,我去看看。”
他回屋拿了把卷尺——先量量这树到底往哪儿挪。
1
铁锹是跟巷口修车的老赵借的,老赵问他挖什么,老周说挖树根,老赵就笑了,说榕树根你挖得完?老周没接话,扛着锹往回走,心里想的是先挖半米深看看再说。
他选了根须拱出来最密集的那一侧下锹。水泥地面早就裂成碎块,撬起来不费劲,底下的土却是板结的,一锹下去只啃出个白印子。老周呸了口唾沫搓搓手,改用锹尖一点一点凿,凿了十来下才松动。挖到第三锹的时候,锹头磕到什么硬东西,发出“铛”一声脆响,震得他虎口发麻。
他蹲下去扒土,手指头碰到一个冰凉的弧面,锈得坑坑洼洼。顺着弧面摸了一圈,是铁盒子的盖子,大约两个巴掌宽,嵌在榕树两根粗根之间,根须像手指一样把盒子攥得死紧。老周拿锹撬了半天撬不动,回屋拎了壶开水出来,对着根须交汇处慢慢浇。榕树根遇热果然松了劲,他趁势一撬,铁盒子“啵”地一声从土里脱出来,底上还挂着七八根细须。
盒子锈得看不出原色,盖子侧面有一道焊死的缝。老周拿改锥沿着缝敲了一圈,盖子裂开时掉出一层铁锈渣。里头塞着个油纸包,油纸发脆,一碰就碎成片,露出两样东西:一本巴掌大的硬壳笔记本,和一张折了两折的黑白照片。
笔记本封面上印着“城中村住户登记册”几个红字,底下还有一行小字——“一九七五年第三季度”。老周翻开第一页,密密麻麻写着户主姓名、门牌号和家庭人数,字迹是钢笔写的,蓝黑墨水已经洇成灰蓝色。翻到中间,有人用红笔在七个名字外面各画了个圈,圈画得很用力,纸面都起了毛。七个圈旁边,同一支红笔写了一行字,笔画歪歪扭扭,像是握笔的人手在抖:“搬走的人没走。”
老周把登记册摊在膝盖上琢磨这行字,又翻回前面看那七个名字。刘桂芳、陈大河、赵金宝、孙秀兰……有几个姓在他这三天进出巷子时见过。巷尾小卖部的老板娘就姓刘,他买过两回酱油,招牌上写着“刘姐便利店”。赵金宝他也有印象,门口停着辆收废品的三轮车,车把上永远挂着条脏毛巾。
照片是竖版的,背面用圆珠笔写了一行日期:“七五年国庆合影”。正面是十几个人的合照,背景就是这棵榕树,树比现在细一圈,树下站着两排人,前排蹲着几个小孩。老周眯着眼一个个看过去,第三排最右边站了个扎辫子的年轻女人,圆脸盘,眼睛弯弯的,嘴角一颗小痣。他翻过照片又看了看日期,再翻回来盯着那颗小痣看了半天,脑子里把楼道里见过的面孔挨个过了一遍——顶楼那个天天在阳台浇花、从来不下来的陈阿婆,嘴角也有一颗痣,位置一模一样。
但陈阿婆少说七十多了,照片上这姑娘顶多二十出头。老周算了算年份,七五年到现在四十七年,年龄倒是对得上。他把照片凑近眼前再确认了一遍,没错,就是陈阿婆年轻时候,眉毛弯的弧度、下巴那颗小豁口,错不了。
奇怪的是,照片里其他人老周一个都不认识。登记册上那七个被红笔圈出来的户主,名字他对照着门牌号看了看——巷子总共就二十来户,他这几天晃悠下来,至少见过一半,可照片上这十几张脸,除了陈阿婆年轻时的样子,其余的跟他在这条巷子里见到的活人没一个对得上。
照片最底下还有行更小的字,老周掏出老花镜才看清,写的是:“七户人,一个都不能少。”
他把登记册和照片重新包好塞回铁盒,铁盒搁在门槛上,自己坐在小板凳上抽烟。榕树根少了盒子挡道,又往旁边伸了一截,这回长出来的嫩芽正对着铁盒盖子,像是要把它再盖回去。老周拿脚尖拨了拨那根嫩芽,抬头望了望顶楼——六楼阳台上晾着两排花盆,红的粉的白的挤成一片,花洒从防盗网缝里伸出来,淅淅沥沥往下滴。陈阿婆的身影在花盆后面一晃,又缩回去了。
老周把烟掐了,冲楼上扯了一嗓子:“阿婆!你年轻时候照过相没有?”
阳台上的花洒停了两秒,陈阿婆探出半个脑袋往下看,花白头发拿黑卡子别得整整齐齐。她没回答老周的话,反问了一句:“你挖我树根做什么?”
“你下来看看嘛,挖出好东西了。”
“我不下楼。”陈阿婆把脑袋缩回去,花洒重新响起来,水珠子溅到楼下晾的被单上。
老周等了五分钟,楼上没动静。他寻思了一下,把铁盒盖好揣进帆布包里,拎着铁锹去还老赵。路过刘姐便利店时他拐进去买了包盐,随口问了一句:“刘姐,你们这巷子七几年的时候,是不是有个钟表厂?”
刘姐找零钱的手顿了一下,一枚一块钱钢镚儿掉在柜台上滚了两圈。
“你听谁说的?”
“树底下挖东西挖出来的。”
刘姐把零钱推过来,脸上还是笑着的,语气却短了一截:“老周,你一个修钟的,挖树根玩呢?”
老周没再多话,接过盐和零钱出了门。走了几步他回头扫了一眼,刘姐正从柜台后面探出身子,眼睛直勾勾盯着他帆布包鼓出来的那块铁盒形状。
2
老周回到家先把铁盒里的登记册取出来,摊在吃饭的小方桌上。册子封皮磨得发毛,内页却还算齐整,蓝黑墨水写的蝇头小楷,一户一行,后面跟着门牌号。红笔圈出来的七户,他对照着巷子里的门牌一一看过去——1号、5号、9号、14号、18号、22号,最后一户圈的就是他自己现在住的这间,26号。
“搬走的人没走。”老周用指甲刮了刮这行字,墨水已经洇进纸里,刮不掉。
他揣上登记册出了门。巷子不深,从这头走到那头用不了五分钟,可老周在这住了三年,头一回挨家挨户串门子。1号住着个收废品的老头,姓孙,正蹲门口捆纸板。
“孙师傅,打听个事,您在这巷子住多少年了?”
“大半辈子了。”老孙头也不抬,塑料绳在纸板捆上绕了两圈。
“中间搬走过没有?”
老孙头的手停了,抬头看了老周一眼,眼珠子浑浊里透出点警惕:“谁跟你说的?”
“树底下挖出本老册子,上头写着你家七几年就住这儿。”
老孙头把绳子往地上一扔,站起来拿脚踩了踩纸板捆,压实了才慢悠悠开口:“搬走过,九几年那会儿儿子接我去楼房住,住了仨月,整宿整宿睡不着。楼房太安静,没有巷子里猫叫狗叫的声音,耳朵里嗡嗡的。”
“后来呢?”
“后来偷着搬回来了。儿子到现在还生气,说我犟。”
老周谢过老孙头,又去了5号。5号住的是一对老夫妻,姓方,正在院里晾萝卜干。方大爷听完来意,和老伴对了个眼神。方大娘先开口:“我们搬去女儿家住过半年,那半年我老头天天头疼,去医院查也查不出毛病,一回来就好了。”
“住别处就是睡不踏实。”方大爷接了一句,继续往绳子上摆萝卜片。
老周挨个走完九户、十四号、十八号、二十二号,说辞几乎一模一样——都搬走过,又都悄悄搬回来了,理由都是“住别处睡不着”。最离奇的是十四号的田婶,她说搬去儿子家那阵子,每天半夜两点准时醒,醒了就盯着天花板发呆,直到天蒙蒙亮。“回来头一晚,一觉睡到闹钟响,我儿子还以为我出啥事了。”
老周回到巷口,在刘姐便利店门口的塑料凳上坐下来。他买了瓶冰红茶,拧开盖子喝了两口,把登记册翻开摊在膝盖上。七户人家的姓名都在上头,红圈画得圆圆的,像是同一个人拿尺子比着画的。老周抬头看了一眼刘姐的店面——玻璃柜台后面一排货架,盐和酱油码得整整齐齐。他忽然想到,刘姐这家店在巷子里开了少说十几年,她肯定知道点什么。
“刘姐,你刚才问我听谁说的钟表厂——其实我也不是听谁说的。”老周把登记册转向柜台,“你看看这个。”
刘姐拿围裙擦了擦手,弯腰凑过来。她盯着册子看了好几秒,眉头越拧越紧,最后直起身来,先扭头往巷子两头各看了一眼,才压着嗓子说:“老周,你晓得这七户人家有什么共同点?”
“什么共同点?”
“你去看他们家的电表。”刘姐手指头戳了戳册子上红圈那几行,“十年前村里统一换智能电表,换完以后,这七户的用电量永远是别家的一半。供电所的人来查过两回,表没毛病,线路也没毛病,最后说是‘这七家可能比较省电’——放屁,方大爷家冰柜二十四小时开着,田婶天天用电炖锅煲汤,怎么省?”
老周拧开瓶盖又灌了一口,冰红茶顺着喉咙下去,脑子却在转。他想起自己搬进26号的头一个月,交电费时也纳闷过——他修钟用的电烙铁、台灯、小电炉,一个月下来电费才二十来块钱,他还以为是房东陈阿婆把线路接串了。
“刘姐,你说十年前换电表——具体哪个月?”
“入秋,九月头上。”刘姐想都没想就答上来了,“那天我店里进了一百多条电表,是街道办统一发下来挨家挨户换的,来换表的师傅穿了身蓝工装,胸口别着个牌牌,话不多,换完就走。”
“你记得那师傅长什么样不?”
“五十来岁,瘦,手抖。”刘姐又往巷口瞟了一眼,“我那会儿还开玩笑说他是不是帕金森,他说是年轻时候伤了神经,后遗症。”
老周把冰红茶喝完,空瓶捏扁了扔进刘姐门口的蛇皮袋。他站起来拍了拍裤腿,把登记册重新塞回帆布包里。“刘姐,谢了。”
“你上哪去?”
“回家。”老周晃了晃帆布包,“我得给我那电表做个体检。”
往回走的路上,老周把几件事串起来想:七户人家搬走过又搬回来,都说住别处睡不着;七户人家的电表读数永远比别人少一半;换表师傅手抖,说是年轻时候伤了神经。一个修钟的,最清楚手抖意味着什么——那双手要是没废,本该是能拧螺丝、装游丝、调摆轮的手。
他推开26号铁皮门的时候,太阳正好卡在对面楼顶的太阳能热水器中间,把巷子切成明一半暗一半。老周蹲下来,从门背后工具箱里摸出万用表,头一回认真打量自己门口那个灰扑扑的电表箱。表箱右下角,有人用刻刀划了个极小的记号——不细看根本瞧不出来——一个圆圈,中间有根针。
钟表刻度的记号。
老周的手指头在那记号上摩挲了两下,脑子里那封没头没尾的信忽然变得沉甸甸的。他把万用表往地上一搁,掏出手机翻到街道办的电话,犹豫了半秒没拨。
他先给房东陈阿婆的座机打了个电话。
响了七八声,那头接起来,背景里哗啦啦的水声——阿婆又在浇花。
“阿婆,我老周。你记不记得十年前换电表那天,来换表的那个师傅姓什么?”
水声停了。
陈阿婆那头安静了好几秒,才传来一句慢悠悠的话:“你打听这个做什么。”
“树底下那本册子,你猜怎么着——七户人家的电表都有毛病。”
电话里传来一声轻哼,说不清是笑还是叹气。陈阿婆说:“你晚上上来一趟,别让巷子里人看见。”
电话挂了。
老周攥着手机站在门口,巷子里的灯一盏接一盏亮起来。他抬头看了看顶楼陈阿婆的阳台,那些花在暮色里模模糊糊摇着,阿婆的人影一闪,缩回屋里去了。
3
夜里九点出头,老周锁好门,拎着手电筒从后巷的消防梯绕上顶楼。陈阿婆交代过别走正楼梯,他猜是不想让二楼打麻将那几户看见。
顶楼过道堆着十几盆茉莉和两排泡沫箱种的小葱,湿泥的潮气混着花香,比楼下清爽得多。陈阿婆的门虚掩着,里头亮一盏黄灯泡。
“进来,鞋不用换。”
老周推门进去,阿婆正坐在藤椅上剥毛豆,膝盖上摊着张旧报纸。屋里陈设简单,靠墙一口五斗柜,柜面上摆着三个相框,全是黑白老照片。
“坐。”阿婆朝对面矮凳努了努嘴。
老周坐下,从兜里摸出那半块铜钥匙搁在茶几上。阿婆剥毛豆的手停了,拇指和食指捏着那半片铜,翻过来看了背面一眼,又翻回去。灯光底下,她脸上的皱纹一下子绷紧了。
“哪儿来的?”
“信封里寄来的。和一张地图一块儿。”
阿婆没接话,起身走到五斗柜前,拉开最上面那层抽屉。抽屉里裹着红绒布的针线盒、几卷粮票、一个铁皮蛤蜊油盒。她把手伸到最里头,摸出个拇指大的黑布包,解开系绳,倒出另半块铜钥匙。
两半往茶几上一对,严丝合缝地咬在一起,拼成个完整的圆形。老周凑近一看,齿纹一圈圈排开,长短深浅错落有致,活脱脱是钟表盘上的刻度。
“钟表厂的库房钥匙。”阿婆拿手指头点了点桌面,“七三年还是七四年我记不清了,公社批下来办的,就在咱这巷子东头三间瓦房里。最多的时候十七个师傅,修座钟修手表,还自己攒过一批闹钟,牌子叫‘金鸡’。”
“后来呢?”
“八一年散了。”阿婆把拼好的钥匙推到老周面前,“分田到户,各干各的,谁来修钟啊,都买电子表去了。散伙那天把库房里的东西清了一清,机器设备能卖的卖了,卖不掉的拿水泥封在墙里头。当时说好了,往后谁家遇上过不去的坎儿,就回来开库取一件。库房门一砌上,这钥匙就锯成两半,我一截,老会计一截,非得俩人凑齐了才能开。”
老周盯着那把拼好的钥匙:“库房在哪儿?”
阿婆抬起下巴朝地板方向戳了戳。
“你住的那间。”
老周后脊梁一紧,可脸上没露出来:“我住的那间不是后来加盖的吗?”
“加盖是在库房外头又砌了一层砖,把原来那间封在里头了。你晚上睡觉靠床头那面墙,里头皮尺量过,空了整整一尺二。”阿婆从报纸底下抽出根竹签,剔着指甲缝里的泥,“你挖出来的那本住户登记册,是当年老会计挨家挨户核的。七户人家,一家不落,全按了手印。搬走的人没走——那是老会计的原话,意思是户口迁出去了,人还住这儿,图的是往后取东西方便。”
“那封信也是老会计写的?”
“去年秋天他走之前来跟我打过招呼。说他给这七户人家留了封信,要是有天墙里东西露了光,得找个懂钟表的来管这事。他说一栋楼里头住了七户靠钟表厂吃饭的人,如今没一个会修钟的,说不过去。”
老周苦笑:“我搬来才半年。”
“半年怎么啦。”阿婆拿竹签敲了敲茶几沿儿,“你搬来第一天在榕树底下支桌子修闹钟,我阳台上全看见了。手艺不手艺的先不说,你修的那个老东风,拆下来的零件在报纸上摆得跟三分地似的,一看就是正经人。老会计没找错人。”
老周把那枚拼好的钥匙拿起来掂了掂,铜的分量沉甸甸的:“老会计姓什么?”
“姓赵,赵德明。会计当了一辈子,临了连张正经存折都没留下。那封信怎么到你手上的,他也没跟我说。”阿婆顿了一下,“不过你既然收了信,又挖出了册子,按理说就是接了他的托付。你打算怎么办?”
老周把钥匙放回茶几上,发出清脆的一声响。
“我先听听墙。”
阿婆愣了一下:“听什么?”
“修钟的人听墙,跟医生拿听诊器一个道理。”老周站起身,“要是墙里封着机芯一类的铜铁件,敲起来声音发闷,但能分出空腔大小。要是还封着座钟——我修了四十年钟,钟壳子里有没有动静,一听一个准。”
阿婆点点头,忽然想起什么,伸手把那枚拼好的钥匙拿回来,掂了掂,又递回给老周。
“你拿着。老会计那半截本来就是留给你的,我这半截——我也用不着了。四十年的东西了,你替我们看管一阵。”
老周接过来,揣进衬衫口袋。铜钥匙贴着胸口,凉丝丝的,倒不冰人。
他走到门口,阿婆又叫住他:“等等。你晚上听墙归听墙,别急着动手。七户人家如今各过各的日子,有人未必愿意再翻腾这些陈芝麻烂谷子。你先把情况摸清了,哪天晚上我下楼,咱们在榕树底下把话说明白。”
“您肯下楼?”
阿婆哼了一声,指了指阳台上那些花盆:“我这腿脚浇了十年花,又不是真走不动。等你们把库房拾掇齐整了,我还想下去听听那钟走起来是什么声儿呢。”
老周笑着应了,打着手电从消防梯下去。走到二楼拐角,听见阿婆在头顶把门带上的声音,然后是插销推入锁扣的脆响。他把手伸进口袋摸了摸那枚铜钥匙,圆圆的一坨,硌着掌心。
回到屋里,他把钥匙搁在床头柜上,又从抽屉里翻出那封信和地图,三样东西并排摆着。地图上那个打了叉的位置,正是他床头的方向,墨水都洇开了,看得出画的人手抖。
老周蹲在床头,拿指节在墙面敲了三下。头两下闷闷的,第三下——笃。
声音短了半截,像敲在一扇薄木板上,后头还跟着一丝极细极细的回声,尾巴颤了颤才散。
他耳朵贴上去,屏住气。墙里头安静得很。正要起身,忽然听见那丝回声的余韵里,夹着一个极短促的“嗒”。
隔了大概三四秒,又是一声“嗒”。
老周慢慢直起腰,后脖颈上的汗毛全立起来了。那节奏他太熟了,跟他修过的几百台座钟一个毛病——擒纵轮咬合不严,走起来一跳一跳的。
墙里封着的那座钟,还在走。
4
老周把耳朵从墙上挪开,先去洗了把脸。水龙头拧到最大,凉水泼在脸上,那“嗒、嗒”的节奏还在脑子里转。他翻出修钟用的听诊器——铜质听头,橡胶管子老化得发硬,往耳朵里一塞,世界顿时安静得只剩心跳。
他把听头贴上墙面,从踢脚线往上走。水泥墙面粗粝,听头滑过去沙沙响,像收音机没调准频道。走到齐腰高的时候,声音变了。闷闷的嗡嗡声里裹着一层极细的金属摩擦,他把听头往左挪了两寸,那声音一下子清晰起来——擒纵叉刮过擒纵轮的“嚓”,然后是齿轮咬合的“嗒”,间隔三四秒,周而复始。
老周蹲在那儿听了足有五分钟,膝盖都麻了。他把听头换到右边墙面,同样的高度,什么都听不见,只有隔壁刘姐小卖部冰柜压缩机的嗡嗡声。又试了头顶上方,墙里干干净净。他拿粉笔在听见滴答的位置画了个圈,巴掌大,位置在衣柜背后偏左,离地大约一米二。
老周搬了把椅子坐下,摸出烟点上。墙里封着一座还在走的钟,这事本身就够邪乎了,更邪乎的是它走得还挺准——他对着手机秒表数了六十下“嗒”声,刚好一分钟六十八下,比标准钟快了八下,跟擒纵轮磨损的毛病对得上。一座封在水泥里少说十年的钟,发条早该松到底了,它凭什么还在走?
他掐了烟,下楼去找刘姐。
小卖部门口支着张折叠桌,刘姐正在理货,一箱矿泉水拆了一半。老周把听诊器往桌上一搁,没绕弯子。
“墙里头有座钟,还在走。”
刘姐手里那瓶水差点掉地上,她瞪了老周一眼,压低嗓门:“你砸墙了?”
“没砸。我用听诊器听的,画了个圈,就在衣柜后头。”老周比划了一下位置,“我来问你,这间屋以前住的是谁?”
刘姐咬着嘴唇想了一会儿,把矿泉水瓶往箱子里一插,拉过马扎坐下。她说话声音压得很低,好像墙里头那座钟能听见似的。
“换电表那年,零九年夏天,热得要命。供电局来了四个人,把整栋楼的电表统一换到楼道口,说是智能表,远程抄表不用人上门了。”她顿了一下,“换完那天夜里,我起来上厕所,大概十二点多,听见楼道里有拖东西的声音。我从猫眼往外看,看见老会计——就是那个瘦高个、戴蓝布帽的老头——拖着一个樟木箱子往楼上走,箱子底下垫了条旧棉被,怕出声。”
“往楼上?几楼?”
“我哪知道,他拖到三楼拐角我就看不见了。”刘姐搓了搓胳膊,“第二天我问对门老赵,他说他也听见了。我们俩琢磨着老会计七十多岁的人了,大半夜拖箱子,别是出什么事。结果天亮去敲他屋门,锁着,过了两天再敲,还是锁着。后来街道来人说老会计搬走了,去了外地的侄子家。”
“搬走了?”老周盯着她,“那你们后来谁见过他?”
刘姐摇头:“没有。再没人见过。可他那间屋一直没租出去,房东陈阿婆说留着放东西。我那时候还纳闷,老会计搬走怎么连箱子都不要了。”
老周把听诊器重新挂到脖子上,铜听头在日光下晃了一下。他想起那封信上的字迹,笔画抖归抖,可一笔一划写得极认真——“给会修钟的人”。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头,半夜拖着箱子爬楼,把一座钟砌进墙里,图什么?
“刘姐,老会计全名叫什么?”
“姓钱,钱德贵。以前村办钟表厂管账的,厂子倒了以后就在街道帮人算账,人老实得很,谁找他帮忙都不推。”刘姐顿了顿,忽然想起什么,“对了,他手巧。我那台老蝴蝶牌缝纫机卡线,他拿把螺丝刀捣鼓了半小时就好了,说年轻时在钟表厂跟师傅学过机修。”
老周点点头,没再多问。他上楼的时候步子比下来时慢了许多,走到二楼拐角,停住脚看了看墙面——普通的水泥墙,跟楼上那面一模一样。他伸出手指在墙上叩了两下,实心的,闷响。
回到屋里,老周把衣柜拉开。衣柜是房东留下的老式两门柜,榉木的,沉得推不动。他使了把劲才挪开半尺宽的一条缝,露出背后的墙面。粉笔画的那个圈就在那儿,离地一米二,灰扑扑的水泥面上看不出任何异样。
他从工具箱里摸出一把凿子,比了比,又放下了。老会计费那么大劲把钟封进去,他老周不能上来就砸。万一墙里有别的门道呢?他趴在墙面上仔细看了一圈,在粉笔圈正下方发现了一道极细的竖线,跟水泥颜色几乎一样,不反光根本看不出来。他用指甲抠了抠,缝里填着白灰,手指一碰扑簌簌往下掉渣。
这道竖缝从踢脚线一直延伸到一米五高处,笔直得像用尺子比着画的。老周拿凿子尖轻轻捅了两下,白灰簌簌掉了,露出一条两指宽的槽——是后来填上的。
他退后两步,盯着这条槽看了半天。老会计不光是封了座钟进去,他还在墙上留了条缝,而且填得这么潦草,像是故意让人能抠开。
老周忽然笑了。他想起自己修了四十年钟,最明白一个道理:钟是给人修的,不是给人藏的。老会计把钟封进墙里,又留条暗缝,八成是留了一手——万一哪天有人想取,顺着缝剔开白灰就能摸到门道,不用抡大锤。
他重新把衣柜推回去,拍了手上的灰。隔壁传来刘姐小卖部卷帘门拉下来的哗啦声,天擦黑了。
老周坐到桌前,铺开那张发黄的地图,在打叉的位置旁边又添了一笔——一个小方块,标注“钱”。然后他掏出手机,翻到通讯录里“陈阿婆”那一栏,拇指悬在拨号键上。
墙里那座钟还在嗒、嗒地走,隔着衣柜和水泥,传到他耳朵里只剩若有若无的动静。老周听着那节奏,总觉得哪里不对——擒纵叉的声音太规律了,规律得不像一台走了几十年的老钟。
他拿起听诊器,又贴到墙上。
这回他听清楚了:滴答声底下还压着一层更轻的动静,像发条被慢慢拧紧时钢丝绷直的“吱呀”声。
有人在墙里头给钟上发条。
老周猛地扭头看向房门——门锁着,插销也插着。
墙里那声音忽然停了。
5
老周把凿子楔进墙缝,手腕一压,一大块墙皮带着灰浆哗啦落下来,露出里头青灰色的砖。砖缝里的水泥一碰就碎,比他预想的松得多,像是当年封这面墙的人压根没打算让它撑太久。
他抡起锤子砸了七八下,砖头松动了一块,墙洞后面传来一股凉风,混着机油和樟脑丸的陈味。老周拿手电往里一照,先看见的是一截麻绳,再往里,一个黑乎乎的木壳子方方正正地蹲在墙肚子里,顶上的铜提环还锃亮。
他刚伸手去够那提环,身后传来三声敲门。
不轻不重,节奏很稳,像拿指关节量过似的。老周手一抖,回头看向门口——插销还插着,门外走廊的声控灯亮着,门缝底下透进来三道影子,挤得严严实实。
“谁啊?”
“街道办的。”一个男声,嗓子细,尾音往上挑,“文物普查队的,师傅开下门,这片要登记。”
老周瞅了眼自己手上沾的灰,又看了眼墙上那个洞,把锤子往床头柜底下一踢,扯了块毛巾搭在洞口上,这才去拉插销。门一开,三个男人并排站着,领头那个穿灰夹克,胸脯上别着张塑封的卡片,上面印的字太小,灯又暗,老周眯着眼也没看清。后头两个年轻些,一人拎着个黑皮手提箱,另一人两手空空,但站姿板正,两脚叉开跟钉在地上似的。
“师傅,您这墙怎么回事?”灰夹克探着脖子往屋里扫了一圈,目光精准地落在衣柜旁边那块毛巾上。
“墙皮返潮,掉了一块,我补补。”老周靠在门框上,把毛巾往旁边挪了挪,露出个巴掌大的浅坑,“咋了,补墙也归文物普查队管?”
灰夹克笑了一下,嘴角扯得挺开,眼睛没动。“您这楼是几十年老建筑了,里头要有什么老物件,得先登记。您把洞封回去,等我们明天带仪器来测。”
“我自家租的房子,墙里能有什么——”
“师傅配合一下。”后头拎箱子的年轻人往前迈了半步,箱角差点磕到门框,“今天先别动了。”
老周看着那只黑皮箱,忽然想起一件事:刘姐下午跟他说过,小卖部门口的监控坏了三天,报修了街道办一直没来人。他往楼梯口瞟了一眼,声控灯还亮着,再往下一层就是刘姐的店。
“行,我找点水泥把洞糊上。”老周往后退了半步,顺手把门带了一下,没关死,“工具在楼下刘姐那儿,我去拿一趟,三分钟。”
灰夹克抬手想拦,老周已经侧身从两个年轻人中间挤过去了,拖鞋踩在水泥楼梯上啪嗒啪嗒响,嘴里还念叨着“马上马上”。他拐过二层转角才回头看,那三人没跟下来,在原地交头接耳,灰夹克掏出手机打了个电话。
老周三步并两步冲到刘姐店门口,卷帘门刚拉下来一半,刘姐正在里头拖地。
“别拖了,上去帮个忙。”老周压低嗓子,“我屋里来了三个‘普查队’的,半夜十点查文物,骗鬼呢。”
刘姐拖把一杵,二话没说朝楼上喊了一嗓子:“老张!把你家狗牵上,四楼漏水了!”这城中村的好处就是一家喊话全楼应声。三楼的老张趿拉着拖鞋探出头,五楼做卤味的陈胖子也把烟头摁灭了往栏杆上趴。呼啦啦上来七八个人,连狗都真跟了一条,土黄的小土狗,冲着老周门口那三人就龇牙。
灰夹克脸色变了,把手里的卡片往兜里一揣:“行了行了,明天再来。”三个人拎着箱子往楼下走,刘姐故意把拖把横在楼梯中间,灰夹克侧身绕过去的时候,老周看见那黑皮手提箱侧面印着一行烫金字,被磨得快看不清了,但“某某斋”三个字还剩个轮廓。
“什么斋?”老周问。
灰夹克没回头,脚步明显快了,三两步蹿下楼梯,皮鞋跟敲得水泥地咔咔响。老张的土狗追到二楼半冲着黑黢黢的楼道狂吠了一通,给这场面画了个句号。
“那箱子上写着‘宝X斋’,做古董生意的。”刘姐把拖把收回来,“前年有个收旧家具的也拎这种箱子,后来派出所来查过。”
老周没接话,转身回屋把毛巾扯了,伸手把墙洞里的木壳子往外一拽。座钟比他想象的重,铜提环一握上去冰凉,钟壳是整块红木挖的,顶上一圈雕花被灰浆糊得看不出图案。他把钟翻了个面,拿袖子擦干净后盖,看见一张发黄的纸条用胶布贴着,上头毛笔字写得板板正正:
“钟停之日,七户归位。”
老周拿指甲抠了抠纸条边缘,底下还压着一层——他把第一张揭下来,后头那张字迹潦草得多,像是用铅笔头写的,笔画都哆嗦:“别让外人知道。”
“这算哪门子普查。”老周把两张纸条并排摊在桌上,扭头看了眼墙洞,又看了眼门口。刘姐探头进来瞅了一眼纸条,脸色说不上是怕还是气,半天憋出一句:“那三人明天还来咋办?”
老周把座钟往床头柜上一搁,钟摆晃了两下,里头忽然咔嗒一声脆响,秒针跳了一格。
“来就来呗。”老周拿起听诊器往耳朵里一塞,冲刘姐挤挤眼,“我正好问问他们,‘某某斋’收不收走字儿的老钟。”
6
座钟的底座比老周预想的沉。他把钟翻过来搁在膝盖上,指腹沿着底沿摸了一圈,摸到一道几乎看不出来的细缝。修了四十年钟,他太清楚这种活儿了——老辈匠人爱在底座留夹层,塞个保修单据、塞张全家福,塞什么全看主人心思。
他用起子尖沿着细缝轻轻一挑,底板弹开半寸。里头塞着一本牛皮纸封面的小册子,卷成筒状,用红棉线扎着。老周抽出来,棉线一扯就断,脆得跟干草棍似的。
解开纸卷,第一页上头写着:“七人共管账。一九七五年九月。”
字是老式会计体,每一笔都规规矩矩。老周翻到第二页,上面列了七个名字,后头跟着金额,五块、八块、十块,凑了个总数:一百四十三块六毛。再往下看,他的指甲在纸面上停住了。
“厂子散了,机器设备变卖清单如下。座钟样机一台、车床一台、铣床一台、钟面冲压模三套、发条绕制机一台。以上寄存于榕树脚七号墙内,钥匙按户分存,取物须七户中五户点头。”
老周把册子凑到灯泡底下,一页一页往后翻。每一页都是一笔账:谁家孩子交学费取过五块,第二年开春还上了;谁家老人住院支了二十,半年后卖了肥猪填回来。借还款写得清清楚楚,跟银行流水似的,唯独那批墙里的大件——座钟、车床、铣床——三十年里一次没动过。
最后一页的日期停在了一九九七年冬天。上面写着:“七户议定,公产不动。墙里东西是大家的脸面,谁家揭不开锅了再说。”
老周把册子合上,往膝盖上一拍,笑了。
“我说呢,怪不得全村就你们七家电表走得慢。”
他这话是冲着门口说的。刘姐不知什么时候又摸上来了,后头还跟着开理发铺的老赵和修鞋的孙拐子,三个人挤在门框里,六只眼睛齐刷刷盯着老周手里的册子。
刘姐先开的口:“上边写啥了?有我的名没?”
“有。你公公的名,刘金福。”老周翻到第二页指给她看,“当年出了十块钱,是七户里拿得最多的。”
刘姐眼眶一热,赶紧拿手背蹭了一下。“我公公走那年我才过门,他一声没吭过。”
“吭啥?册子上写得明白,取物得五户点头。你公公那脾气,宁愿自己啃窝头也不肯惊动旁人。”老周把册子递给老赵,“你们家也有,赵德贵,出了八块。”
老赵翻到写着自己父亲名字那页,嘴唇哆嗦了半天,就憋出一句:“难怪我爹临走前让我搬回来住。他说楼下榕树根底下有他埋的酒。”
孙拐子在后头急了:“我的呢?我爹叫孙来旺。”
“有。你爹出得最少,五块。但后头有一笔——”老周拿过册子指给他看,“七九年你娘动手术,你爹支了十五块,八〇年秋还了二十。多还五块,旁批俩字,‘利息’。”
孙拐子把册子捧手里看了又看,他那修鞋摊上粘了二十年胶皮的手指头,头一回捏这么薄的纸。
老周等他们几个看够了,才把册子往桌上一搁。
“那封信,我算是看明白了。”他拧开茶杯盖子喝了一口,“老会计不是求我帮忙,他是把东西托给我了。你们七户守了三十年没动,他怕他走了以后没人知道这档子事。万一哪天墙被外人拆了,东西散了,你们连个说法都没有。”
刘姐把册子翻到最后一页,盯着那行“七户议定,公产不动”看了半天。
“那现在咋整?那三个‘普查队’的明天还来。”
老周把册子重新卷好,拿那根断了的红棉线虚虚一系,塞回座钟底座,咔嗒一声扣紧。
“他们来他们的。东西在墙里,钥匙在你们七户手里,账本在我这儿。三样凑齐了才算数,少一样都是瞎掰。”
老赵琢磨了一下:“你的意思是,咱不藏着掖着,也不往外掏?”
“对喽。”老周把座钟摆正,拿软布擦了擦玻璃罩子,“东西不怕见光,怕的是没账。你爹你公公当年凑钱买设备,图的是厂子倒了人别散摊子。这三十年你们做到了,凭啥让几个倒腾旧货的吓回去?”
孙拐子把烟屁股往地上一摁:“那明天他们来了,我拿鞋锥子招呼。”
“别介。拐子哥你坐下。”老周给他续了杯茶,“明天他们要是再提五万块,你就说——五万太少了,这钟上次古玩城有人出八万我没撒手。”
刘姐噗一声笑出来:“你啥时候去过古玩城?”
“没去过。可他们又不知道我没去过。”老周冲刘姐眨眨眼,“阿婆那边我去说。她当年管钥匙,现在还是她管。七户里头她辈分最高,她点个头,这事就定了性——公产,谁也不许往外倒腾。”
老赵把茶杯一搁:“那阿婆要是不点头呢?”
“不能。”老周拿手拍了拍座钟顶上的灰,“你们想想,阿婆三十年不下楼,为啥?她住顶楼,从阳台往下看,正好能瞧见榕树根。她守的不是树,是树底下那些东西。老会计把信寄给我,八成也是先过了她那一关。”
刘姐站起来,把围裙往腰里一紧:“那我回去了。明天早上我先在铺子门口摆张桌子,把七户都叫来。阿婆要是不下楼,我上去背她下来。”
“背什么背,我有轮椅。”老周指了指自己床底,“去年收废品的老麻送的,说修钟的用得上。我一直搁着没动,明天推阿婆。”
孙拐子临走又回头瞅了一眼那座钟:“老周,这钟真能走?”
“能走。就是慢。”老周把听诊器从抽屉里拿出来,“快了慢了不要紧,要紧的是它还在走。钟在走,人就没散。”
刘姐最后一个出门,走到楼道拐角又折回来,压着嗓子问:“那账本要不要我拍张照存着?万一……”
“万一啥?墙倒了册子湿了?”老周摆摆手,“不用。这东西搁钟里头比搁哪儿都稳当。你见过哪个贼偷东西还翻座钟底座的?”
刘姐想了想,放心走了。老周关上门,把册子又抽出来翻到最后一页,拿铅笔在空白处添了一行:“二〇二四年,七户议事,公产不动。新增一条:墙不封回去。”
他顿了顿,在末尾补了俩字:“老周。”
7
隔了三天,那三个人又来了。
这回没挑傍晚,上午十点不到就堵在门口,打头那个矮胖的换了身灰夹克,手里拎着两盒鸡蛋,笑得像来走亲戚。老周正拿软布擦座钟的木壳,门半开着,瞟了一眼那两盒鸡蛋,心里骂了句:上回空手来,这回带东西了,准没好事。
“周师傅,上回走得急,话没说完。”矮胖的把鸡蛋搁在鞋柜上,自己给自己找了个凳子坐下,“我们不是街道办的。”
“看出来了。”老周继续擦钟,“街道办的人不会连个工作证都掏不利索。”
矮胖的笑了一声,搓搓手:“明说了吧,我们仨是宏泰拍卖行的。有人告诉我们,这栋楼墙里头封着一整套民国钟表机芯,不是一台两台的零碎,是整套,连底座带摆锤带原装发条盒,市面上二十年没出过这种货。”
老周手上没停,心里把这话掂了掂。前两天挖出来的座钟确实有夹层,里头不止账本,还有几张发黄的图纸,画的是机芯组装图,标注密密麻麻,他还没来得及细看。这矮胖子张嘴就是“整套机芯”,信息比账本上写的还细,到底谁透的风?
“你跟我说这个干什么?”老周把软布叠好,“墙是我租的,我又不卖钟。”
矮胖的从怀里摸出一个信封,鼓鼓囊囊,往茶几上一拍:“五万。现金。周师傅你把这墙封回去,就当没挖过,我们找人来拆,拆完走人,跟你没关系。”
旁边瘦高个儿补了一句:“要是嫌少,可以再谈。”
老周拿起信封掂了掂分量,五万块确实不轻。他把信封放回去,慢悠悠地说:“我想想。”
矮胖的眼珠一转:“想多久?”
“半天。下午给你们信儿。”
那三人对视一眼,矮胖的站起身,把鸡蛋往老周跟前推了推:“行,周师傅痛快人。下午三点,我们还来。”
人一走,老周拎起那两盒鸡蛋看了看,生产日期是上个月的,保质期还长。他把鸡蛋搁到灶台上,锁了门,先上顶楼找陈阿婆。
阿婆正在阳台给茉莉花修枝,听老周说完,剪子往花盆沿上“当”地一磕:“五万?他们倒是敢开口。那套机芯要是整的,上了拍,五十万都不止。”
“阿婆,有人给他们递了消息。这事儿知道底细的就咱们几户。”
阿婆把剪子往腰里一别:“你先把人叫齐。楼道里说。”
老周挨户敲门。小卖部刘姐正在给啤酒上架,听完把围裙一摘:“我就说那几个人不是好东西,上回鬼鬼祟祟拿手机拍楼道。”三楼打零工的小魏从床上爬起来,迷迷糊糊听了两句,脸一下白了:“五万块就想打发咱们七家?”五楼收废品的孙拐子最痛快,拄着拐棍就往楼下走:“开会开会,这个得集体表决。”
不到二十分钟,七户人家除了上班没回来的,到了六户,加上陈阿婆和老周,楼道里站了七八个人。刘姐从店里搬了一箱矿泉水搁在楼梯扶手上,小魏家门口的鞋架子被挪开,空出巴掌大一块地方。陈阿婆坐在孙拐子给她搬的小马扎上,膝盖上搁着那枚拼好的圆形铜钥匙。
“东西是谁的?”阿婆开口,声音不大,楼道里有回音,“1975年,咱们七家的老人凑了三百四十块钱,买下厂里最后一批机芯,藏在墙里,白纸黑字账本上记着。老会计守了四十多年,去年走了,托人送信叫老周查这个事。这钱,这物,是七家共有的,谁也别想偷偷拿走。”
孙拐子把拐棍往地上一杵:“阿婆,你说怎么办?那伙人下午还来呢。”
阿婆看了老周一眼:“老周,你打算怎么回他们?”
老周站在自家门口,手里还拎着那只信封:“我琢磨着,他们不是要‘别声张’吗?那我就跟他们说,行,五万我收着,你们下午来拆墙。”
刘姐瞪眼:“你疯了?”
“听我说完。”老周把信封往阿婆怀里一塞,“钱搁阿婆这儿。下午他们来,我领他们上楼,走到三楼拐角,小魏你从四楼往下走,假装打电话,大声说‘派出所王哥啊,对,就是有人要拆居民楼承重墙那个事’。孙拐子你在二楼楼道里拿锤子敲敲打打,就说在‘加固楼板’。刘姐你把小卖部的喇叭打开,放一段你早上进货的录音,声儿越大越好。”
小魏乐了:“吓跑他们?”
“不用吓。”老周说,“让他们知道这楼里住满了人,一个个都不好糊弄。他们做拍卖的最怕什么?怕纠纷。东西有争议,拍出去一堆官司,不值当。”
阿婆点头:“这主意可以。不过光吓不够,得把话挑明。老周你上楼的时候跟他们说,东西是七户共有,想谈可以,七家坐一块儿谈,一家不同意都不作数。”
孙拐子拍了一下楼梯扶手:“对!一家五万,咱们七家,三十五万起步!”
刘姐白了他一眼:“你就知道钱。阿婆,我觉着这物不能卖,老会计守了一辈子,是给咱们留个念想。”
“念想归念想,话要讲清楚。”阿婆把信封往老周手里一推,“下午他们来了,你把信封原样还回去。跟他们说,要谈,带上营业执照和文物拍卖资质,到刘姐小卖部门口摆桌子谈。楼道上不行,太挤。”
众人哄笑。小魏举手:“那我下午请个假,专门蹲四楼等着‘打电话报派出所’。”
老周把信封揣好,忽然想起一件事:“对了,他们怎么知道‘整套机芯’的?账本上可没写‘整套’俩字。我拆墙那天,就你们几家在场。”
楼道里静了一霎。刘姐慢慢举起手:“我……跟我老公提了一嘴,他在隔壁街修电动车,晚上跟人喝酒吹牛,说我们楼里挖出宝贝了……”
孙拐子“嗨”了一声:“得,你那嘴啊,比小卖部的喇叭还快。”
刘姐红了脸:“回头我让他把话收回来。”
“收不回来了。”阿婆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不过也好,话传出去,等于告诉全城中村,这楼里有东西,七户人家看得紧。往后谁想打主意都得掂量掂量。”
老周看了看表,十一点半。他把信封折好塞进内兜:“行了,各回各家吃饭。下午两点半,小魏四楼就位,孙拐子二楼敲砖,刘姐你把喇叭试好音,阿婆你坐镇三楼拐角那家奇牌室,他们要是耍横,您拿钥匙敲铁栏杆,全楼都听得见。”
阿婆把铜钥匙在手里掂了掂:“敲栏杆?那是叫救命的暗号。”
“对。”老周笑了一声,“咱们楼里,暗号又不嫌多。”
8
老周把座钟搬上小广场的水泥台子时,天刚擦黑。
桌上摆了块干净红绒布,是刘姐从货架底下翻出来的,压了十年没舍得用。钟壳子用核桃油擦了三遍,木纹亮得能照见人影。孙拐子蹲在旁边抽烟,说这钟比他爷爷岁数都大。老周没搭腔,拿小号螺丝刀挑开钟面后盖,里头游丝缠成一团乱麻,擒纵叉卡在一颗碎齿上。他屏住气,用镊子尖挑一下,退半步看两秒,再挑一下。围观的几个脑袋凑成一圈,老周拿胳膊肘往外挡:“散开点,汗毛掉进去比头发丝还难弄。”
七点四十分,最后一颗轴承上了油。老周把表针拨正,拧发条时手指肚能觉出弹簧一圈一圈收紧,到第十一圈半再拧不动了。他退后一步,朝刘姐扬下巴。
刘姐早把喇叭别在裤腰上,清了清嗓子:“各位街坊,榕树脚老周把墙里那座钟修好了,现在要试钟,大家帮个耳朵!”
话音刚落,广场四面楼上的窗户一扇接一扇推开。四楼奇牌室窗口探出陈阿婆的白头发,她手里攥着铜钥匙,朝底下晃了晃。二楼孙拐子家阳台上晾的床单后面,有人咳嗽了一声。
老周抬手拨了下钟摆。
“当——”
第一声出来,楼缝里蹿出几只麻雀。孙拐子手里的烟掉地上都没顾上捡。
“当——当——当——”钟声不紧不慢,一下是一下,铜音在小广场四周的瓷砖墙上弹来弹去,越弹越沉。老周数着,十、十一、十二。最后一声余音拖了足有五秒。
钟声一落,楼道里响起铁门开合的动静。老周扭头看,一楼卖豆腐的老沈端着碗站在门口,碗里是刚点的卤水豆腐,热气直冒。三楼东头补鞋的章师傅两口子披着外套走下来,章师母手里还攥着半截没织完的毛线。四楼奇牌室门口聚了四个打麻将的老头,西头住的两口子拎着垃圾袋往垃圾桶走,走到一半站住了。
连顶楼的陈阿婆都下来了。她一手拄拐,一手扶着楼梯扶手,走一步停一步。孙拐子赶紧上去搀,阿婆摆摆手:“我自己走,你扶着我倒心慌。”
老周点了点人头,除了自己这间,七户齐了。老沈把豆腐碗往台子上一搁:“老周,我住这儿二十二年,头一回听见这楼里有钟响。”
“我住二十四年。”章师母收了毛线,“这钟声一响,我倒想起来我妈那台缝纫机。踩起来也是这节奏,咔哒咔哒的。”
刘姐从兜里掏出一张红纸,是上个月写促销海报剩的。她往台子上一拍:“老周,你修钟归修钟,可墙里那些东西——我今儿下午把话放出去了,拍卖行那仨人五点钟来小卖部买水,问我是不是真有宝贝。我说你们也甭惦记了,我们楼里自己办展览,你们想看来买门票。”
孙拐子乐了:“多少钱一张?”
“五块。”刘姐一仰头,“小孩免票,老人半价。”
老周把钟面擦干净,转过身来:“我正想提这事。墙里头的机芯、齿轮、发条盒,我下午用听诊器又探了一遍,除了这座钟,还有三套完整机芯,七八块表壳。东西不多,但都是当年钟表厂的手艺。我琢磨着,衣柜那面墙不封回去了,掏干净,做个玻璃柜嵌进去。每户出一个人当讲解员,轮班,一周一人。咱就管它叫‘楼道钟表博物馆’。”
老沈咂咂嘴:“谁当头儿?”
“不设头儿。”老周指了指阿婆,“阿婆管钥匙,开柜门得她在场。刘姐管宣传,孙拐子管维修——你别笑,钟坏了还能修,你管扶梯子递工具总行吧。”
孙拐子把胸脯拍得梆梆响:“递扳手没问题。”
陈阿婆拄着拐往前挪了两步:“我就一句话,这馆名得刻块牌子。不能光用红纸写,风一吹就烂。”
“我出木板。”章师傅举手,“我手艺不敢说好,打个匾额还凑合。”
老周从兜里摸出那半块铜钥匙,摊在手心:“牌匾上头刻一行小字,‘会修钟的人赠’。底下大号字写‘榕树脚钟表铺’——铺子不卖东西,只管修。修好了搁回墙里去,算存着。”
章师母愣了下:“修好了不给人?”
“谁家钟坏了拿来修,修好自己领回去。”老周把铜钥匙翻了个面,“我说的是墙里那些老物件,修一样,登记一样,还搁回柜里。谁家要急用钱,打报告,七户签字,可以借出来变卖,但有了钱得赎回来——这是当年老会计他们立下的规矩,咱不改。”
刘姐已经蹲在地上铺开红纸,从围裙兜里摸出支秃头毛笔,舔了舔唾沫润笔尖:“馆名七个字,你再说一遍。”
“榕树脚钟表铺。”
“这是铺名,馆名呢?”
老周想了想:“就叫‘七户钟表馆’。”
“得嘞。”刘姐手起笔落,楷不楷行不行,字写得跟秤砣似的,但一笔一画瓷实。写完了拎起来给大家看,红纸黑字,墨迹还湿着。章师母凑近瞅了瞅:“刘姐你这‘馆’字少写了一横。”
刘姐翻个白眼:“我这就叫简化字。”
众人哄笑。老沈把那碗豆腐往老周手里一塞:“趁热吃,压压惊。今儿这钟一响,我觉着咱这楼跟换了根大梁似的,稳当了。”
老周端着豆腐碗,回头看了一眼水泥台上那座钟。钟摆还在小幅度地晃,映着路灯的光,一左一右,像个不知疲倦的老伙计在散步。
这时候,街口拐角处闪过三个黑影。打头那个回头看了一眼广场上的阵势——七户人家,外加一个拄拐的阿婆,刘姐手里举着还没干透的红纸馆名——那人缩了缩脖子,三个人拐进巷子不见了。
孙拐子往地上啐了一口:“跑得倒快。”
陈阿婆拿拐棍点了点地:“往后不用跑。咱们馆开起来,天天有人值班,白天夜里都有人。”
老周把豆腐碗搁在钟旁边,从工具箱底层摸出那封信。信纸已经揉得起毛边了,他看了看落款那行字,又折好塞回去。刘姐眼尖:“老周你看啥呢?”
“没啥。我在想,这信上写‘给会修钟的人’,当初我还当是哪个缺德鬼拿我寻开心。”
“现在呢?”
老周把钟罩上了块亚克力板防灰尘,四角拿胶带粘牢:“现在我觉得,老会计这人,挺会挑人。”
9
木牌是刘姐找人刻的,樟木边角料,字烫了金漆。挂上去那天落了场小雨,金漆顺着“铺”字最后一笔淌出个小尾巴,刘姐说这叫开张见喜,老周没好意思告诉她那是漆没干透。
挂牌之后,头一个上门的是巷尾收废品的老赵。他抱来一台海鸥牌闹钟,说走是走呢,就是走得慢,一天慢半个小时,害他老赶不上废品站过磅的点儿。老周拆开后盖吹了吹游丝,拿镊子拨了两下,又拧了半圈校准螺丝,搁在柜台上对了一下午,到天黑只差十秒。
“不收钱?”老赵问。
“铺子写了,免费。”
“那你图啥?”
老周往对街努了努嘴。楼道口那间腾出来的杂物房,门板刷了白漆,刘姐用红纸剪了“楼道钟表博物馆”七个字贴上去,字歪歪扭扭,但里头收拾得齐整。七户人家把当年藏的东西陆陆续续都起了出来,有半套修表用的起子、一只铜齿轮、两瓶凝固了的表油、一本被老鼠啃了角的《钟表修理法门》,还有那把拼成整块的铜钥匙,摆在最中间的玻璃罩里——玻璃罩是陈阿婆捐的,原先是个腌糖蒜的罐子。老周每天上午去开一次门,下午锁之前拿鸡毛掸子挨个扫一遍灰。
过了半个月,修钟的活儿渐渐多起来。孙拐子拿来一台苏联老座钟,说走起来咣当咣当响,像里头关了个铁匠。老周拆开一看,是固定机芯的螺丝松了一颗,拧紧就消停了。孙拐子非要塞二十块钱,老周推回去:“你下回帮我把门口榕树底下的落叶扫了就行。”孙拐子当真扫了三天,第四天老周赶紧说够了够了,再扫树要秃了。
也有人拿着东西来问价不收钱心里过意不去,硬放两棵葱、一兜鸡蛋在门口的。老周拿个竹篮搁在铺子外头,东西攒多了就分给七户人家。陈阿婆分得最勤,每回拄拐下来拿两根葱,顺便在博物馆里坐半小时。她坐那儿也不说话,就拿手指头隔着玻璃罩描那把铜钥匙的齿纹,描完了上楼浇花。
给老会计的回信是礼拜二写的。
老周铺开一张裁好的毛边纸,用的是修表记账的蓝黑墨水。开头写“老会计同志”,觉得太生硬,划了,改成“老会计”,又觉得分量不够。最后写的是“会修钟的老会计”——他觉着这称呼两边都合适,信就是给会修钟的人写的嘛。正文写了半页:博物馆开起来了,来修钟的一天比一天多,陈阿婆的腿脚还是不利索但气色好了不少,刘姐在小卖部门口支了个凉茶摊专供等修钟的客人,七户人家商量好了轮班值夜看馆,孙拐子自告奋勇值头一班。最后他添了一句:“你当年挑人挑得准,我不光会修钟,还爱管闲事。”
信封上写“老会计收”,贴了张八毛的邮票,又在旁边补了一行小字:“榕树脚钟表铺转”。投进街口绿邮筒的时候,邮递员小郑正开箱取信,瞅了一眼乐了:“周叔,这没地址没姓名的,寄哪儿啊?”
“你只管收,有人认得。”
第二天上午老周去博物馆开门,路过邮筒想起这茬,拿钥匙开了底下的取件口——他问小郑要的备用钥匙,说是万一有寄错的他帮着分拣。里头果然多了一封信。牛皮纸信封,没贴邮票,正面就四个字“给会修钟的人”,笔迹跟头一封一模一样,瘦长瘦长的,每个字的竖笔都往左歪。
拆开来,里头一张纸条,就一行字:
“谢谢你没把墙封回去。”
老周把纸条翻过来对着太阳看了看,背面什么都没有。他笑了声,心想这老头字写得跟鸡爪子扒拉似的,话倒说得周正。
回到铺子里他把纸条和头一封信叠在一起,掀开座钟底下的绒布垫——钟修好之后一直摆在柜台当镇店之宝——把两张纸压在底下,又拿绒布盖严实了。刘姐正好进来送凉茶,问他乐什么。
“没啥,老会计回信了。”
“说啥了?”
“夸我墙没白凿。”
刘姐撇撇嘴,说这老会计说话怎么跟挤牙膏似的。老周把座钟上了两圈发条,钟摆晃荡起来,滴答滴答走得稳当。他往竹椅上一靠,摸出老花镜戴上,等着下一个抱着坏钟上门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