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睁眼就是1996年
我睁开眼的时候,鼻子里全是蜂蜡味。
土炕、苇席、糊着报纸的墙,报纸上是1996年6月18日。炕梢挂着一条洗得发白的毛巾,毛巾下面是我爹那件蓝布褂子,肘部磨出了洞。
我叫陈锋,昨天还在2026年的实验室里,穿着白大褂,盯着一台液相色谱仪,检测一批掺了果葡糖浆的“土蜂蜜”。那批货是某家网红品牌送来的,号称深山原蜜,实际上果葡糖浆占了四成。我签完不合格报告,凌晨三点回办公室趴在桌上,再一睁眼,就回到了三十年前。
门外传来说话声。
“大河,你这蜜水分大,我给你两块二,已经是照顾老乡了。”
我一下坐起来。
这个声音我记了三十年。周永年,供销社蜂产品收购站站长,1996年全县收蜜的独一份。上辈子他用两块二一斤收走我爹十二箱蜜,转手在省城卖十二块。第二年我爹想扩蜂场,借了他三千块高利贷,蜂场抵给他,人也倒了。1997年冬天,我爹心梗,死在蜂场那间小屋里,身边一个人都没有。
我推门出去。
院子里,我爹陈大河正蹲在蜂箱旁边,手里捧着一块巢脾,脸上是那种老实人被人拿住了短处的窘。他四十八岁,头发已经白了一半,背驼着,听见门响回头看我,眼神里有点慌,像是怕我听见家里没钱。
“锋儿,你醒了。”他把巢脾往身后藏了藏,“没事,谈生意。”
周永年穿着白衬衫,腋下夹着个黑皮包,笑得挺和气:“小锋也大了。你爹这十二箱,我全要,两块二,现钱。”
我没接他的话,走到蜂箱前蹲下去。
十二箱蜂,是我爹一九九三年从两箱分出来的。他不懂什么技术,就是肯下力气,别人家蜂群跑了,他去树上收;别人嫌麻烦不给蜂喂糖,他冬天熬糖水一勺一勺喂。三年时间,两箱变成十二箱。
我打开一箱,抽出一张巢脾。
巢脾上的蜜盖已经封了,白花花一片,封盖率在九成以上。我用指头按了按,蜜是稠的,按下去不回弹。我又把巢脾斜着举起来,让太阳照,蜜从脾上往下坠,坠成一条线,断了以后往回缩成珠子。
“爹,咱这蜜,多少度?”我问。
我爹愣了一下:“啥度?”
“波美度。含水量。”
“我哪懂这个。老周说水分大。”
周永年在旁边笑:“大河,你儿子念书念傻了。收蜜看的是成色,不是啥度。”
我没理他,把巢脾放回去,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蜜:“周站长,我爹这蜜,封盖九成以上,拉丝回珠,滴纸上不渗。按我们行的说法,四十一度以上的成熟蜜,一斤两块二,您这价,是拿来收水蜜的。”
院子里静了一下。
我爹张着嘴看我,周永年的笑僵在脸上。
二、两块二一斤,我不卖
“你一个高中生,懂什么蜜?”周永年把皮包往腋下一夹,声音沉下来,“全县就我一个收购站,我不收,你这十二箱蜜搁家里,一个月就得发酸。”
这话不假。1996年的村子,蜂蜜没有别的销路。挑到集上零卖,一天卖不出十斤,还得被人挑三拣四。放久了,水分高的蜜会发酵,起泡、变酸,最后只能喂猪。
上一世,我爹就是被这句话拿住的。
我爹果然开始犹豫,手在裤腿上蹭:“锋儿,要不……卖了吧。两块二也不少了,十二箱能出四百多斤,小一千块钱呢。”
一千块。1996年,一头牛一千二,我妹妹陈小满一学期的学费八十。
我知道这十二箱蜜真正值多少。四十一度成熟蜜,在省城批发价十二块,零售十五。四百六十斤,五千五百块。周永年这一手,赚的是我家四年的收入。
“不卖。”我说。
我爹“哎”了一声。
“锋儿——”
“爹,”我转过身看着他,“你给我三天。三天之内,我要是卖不出去,你按两块二卖给他,我不拦。”
我爹看着我,眼神慢慢变了。他大概没见过我这么说话。
我十八岁,刚考完高考,成绩还没下来。在他眼里我还是个孩子。
周永年在旁边敲边鼓:“大河,孩子不懂事,你别跟着糊涂。这样,我给你加到两块五,今天拉走,现钱。”
两块五。他往上加了三毛。
我笑了:“周站长,您两块五收,转手十二块卖,一箱蜂您赚我爹半年的钱,还得让我爹谢谢您。”
“你——”
“三天。”我伸出三根手指,“三天后我爹这蜜要是还在院里,您两块二拉走,我一分钱不多要。”
周永年盯着我看了几秒,忽然笑了,笑得挺轻:“行,大河,你儿子有种。三天,我等着。三天以后别哭着来找我。”
他走了以后,我爹蹲在门槛上抽烟,抽了半根,才闷闷地说:“锋儿,你闯祸了。老周这人,记仇。”
“爹,”我蹲在他旁边,“你这十二箱蜜,能出多少斤?”
“四百五六十斤吧,今年天气好。”
“县城副食品公司收蜜,多少钱一斤,你知道吗?”
我爹摇头。
“九块五。”我说,“我带两瓶去。”
我爹手一抖,烟灰掉在裤子上:“九块五?你听谁说的?”
我没法告诉他,我是听二十年后的人说的。我只能说:“我在学校图书馆看过一本蜂产品杂志,上面写了。爹,你信我一回。”
我爹看了我很久,最后把烟头在门槛上摁灭:“行。你要去,就明天去。你娘不在了,这个家,我也做不了一辈子主。”
那天晚上,我没睡。
我在灶房找了两个洗干净的玻璃瓶,用开水烫了三遍,晾干。又从蜂箱里抽了两张封盖最厚的巢脾,割开蜜盖,让蜜自己往下流,滤掉蜡渣。装了两瓶,一共四斤。
这套动作我做了二十年,闭着眼都不会错。
装完蜜,我又去了蜂场。
月光底下,十二个蜂箱一排摆着,箱盖上压着砖头。蜂已经归巢了,箱口有零星几只守门的,翅膀在月光下亮一下,又暗下去。
我伸手摸了摸最边上那箱。箱板是我爹自己刨的,刨得不太平,摸上去有毛刺。
“这回,”我在心里说,“咱一箱都不卖。”
我站在蜂场里,忽然想起2026年的冬天。
那年我爹的葬礼,在一个很小的殡仪馆,来了十四个人。骨灰盒是我挑的,最便宜的那款,三百八。火化完,我抱着盒子往外走,天上飘着雪。
蜂场已经没了。那块地被村里收回去,盖了一个饲料厂。我去看过一次,厂房是蓝色彩钢瓦,门口堆着玉米,一只蜂都看不见。
我站在那儿,想起小时候,我爹抱着我,站在十二箱蜂前面,说:“锋儿,你听,蜂在唱歌。”
我听不见。我只听见厂房里的机器声。
我娘是1998年走的,肺癌。那时候我十岁,我妹妹小满四岁。我爹一个人,又当爹又当妈,种地、养蜂、给我们做饭。他做饭难吃,一年到头就是面条、土豆、白菜,但他从来没让我们饿过。
他这辈子,就两个念想:一个是我们兄妹俩长大,一个是那十二箱蜂。
第一件事,他没等到。1997年冬天,他心梗,死在蜂场的小屋里,四十八岁。
第二件事,他也没守住。周永年把蜂场抵走,第二年就拆了。
身后传来脚步声。
我爹披着一件旧褂子出来,手里还拿着一件,递给我。
“夜里凉。”
我接过来,披上。
我们爷俩站在蜂场里,谁都没说话。月亮很亮,把十二个蜂箱照得发白。
“爹,”我说,“你养这蜂,累不累?”
他想了想:“累。可你娘在的时候,说这蜂养得好,能给你攒学费。”
“她走那年,也是这么个天。”他抬头看了看天,“冷,但是月亮亮。”
“爹,”我说,“你信我不?”
“信。”他答得很快,“你是我儿子。”
“那这蜜,咱不卖给周永年。”我说,“咱自己卖。卖成了,我给你买台彩电,给小满买辆新自行车。”
他笑了一下,笑得很轻:“行。你娘要是还在,她也得说,这儿子,犟。”
我没说话。
我把手放在蜂箱盖上,木头是凉的,摸上去有毛刺。
“爹,”我在心里说,“1997年冬天,你就死在蜂场那间小屋里。这一次,我不会让那一天来。”
三、县城里的九块五
第二天早上五点,我驮着四十斤蜜上路。
二八自行车,后座绑着一个木箱,箱里垫了稻草,四十斤蜜装在八个瓶子里,瓶子之间用旧衣服隔开。从我们柳树村到县城三十八里,土路,颠得人骨头疼。
我到县城的时候,太阳刚过百货大楼的楼顶。
县副食品公司在一栋三层的灰楼里,门口挂着白底红字的牌子。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才进去。
采购科在二楼。科长老吴,四十来岁,戴眼镜,桌上摊着一堆单据。
我把两瓶蜜放在他桌上。
“吴科长,我是柳树村的,家里养蜂。带了两瓶样品,您尝尝。”
老吴抬头看了我一眼,又看了看那两瓶蜜。瓶子是旧的,标签都没有,他脸上那点兴趣就淡了。
“小伙子,我们收蜜有固定渠道。”
“您先尝。”我把瓶盖拧开,“不尝白跑一趟,您尝了不要,我转身就走。”
老吴可能被我这句话逗笑了,从抽屉里拿出一个搪瓷缸,倒了半缸开水,舀了一勺蜜进去。
蜜入水,散开,水变成淡淡的琥珀色,表面浮起一层细密的泡沫,半天不散。
老吴低头闻了一下。
他闻的第二下,比第一下慢。
“这蜜……”他把缸子端起来,对着窗户看了看,“哪来的?”
“我家蜂场,今年的春蜜,荆条花。”
“多少度?”
“四十一度五以上。封盖九成,割蜜的时候没掺一点水。”
老吴从柜子里拿出一台仪器,把蜜滴在镜片上,对着光看。
“四十一度八。”他抬起头,语气变了,“小伙子,你这蜜,比我们去年从省里调的好。”
我心里那口气,到这时候才落下去。
“多少钱一斤?”他问。
“您给个价。”
“八块。”
“吴科长,”我说,“省城批发十二块,您调货加上运费、损耗,到手也得十一。我这蜜从村里直接拉到您这儿,中间一分钱不赚别人的。九块五,我要现钱。”
老吴笑了:“你倒懂行。你多大了?”
“十八。”
“十八岁懂这个,你家大人教的?”
“我自己琢磨的。”
老吴把搪瓷缸放下,从桌上摸出一包烟,抽出一根没点,在手里转:“九块五,我要两千斤。你有吗?”
“我现在有四百六十斤。”我说,“但我能给您凑。柳树村周围六个村,养蜂的三十多户,蜜都是好蜜,就是卖不出去。您给我十天,我给您凑两千斤,品质跟这两瓶一样,我亲自验。”
老吴把烟点上,抽了一口:“你先送两百斤来。钱货两清。后面的事,看你这人靠不靠谱。”
“行。”
两百斤,一千九百块。
我拿着提货单去财务室领钱的时候,手是抖的。一千九百块,十块的票子,一百九十张,厚厚一沓。财务室的大姐数了两遍,用报纸包好递给我,还看了我一眼,大概觉得这孩子不像能挣这么多钱的。
出了副食品公司,我先去了药店。
“硝酸甘油片,有吗?”
售货员抬头:“有。要处方。”
“我爹心脏不好,村里医生让买的。”我把钱放在柜台上,“再要一瓶复方丹参片,一瓶降压药。”
1996年,这些药不难买。售货员看了我一眼,把药包了。
我又去了百货大楼,给我妹妹买了两支钢笔、一个文具盒,给我爹买了一双解放鞋、一条烟。
最后在肉铺割了五斤五花肉。
自行车后座上,蜜没了,换成一堆东西。我蹬着车往回走,三十八里路,一路上都在笑。
我爹那十二箱蜜,我一个瓶子都没给他留。
四、当天晚上,蜂场出事了
我到家的时候,天刚擦黑。
我爹蹲在院门口,看见我后座上的东西,站起来又蹲下去,蹲下去又站起来。
“卖了?”
“卖了两百斤。”我把报纸包拍在他手里,“一千九。”
我爹捧着那包钱,手抖得比我厉害。他一层一层剥开报纸,看见那一沓十块的票子,眼睛一下就红了。
“这……这咋可能呢……”
“九块五,一斤。”我说,“爹,剩下两百六十斤,过几天我一起送。还有个事,老吴要两千斤,我想把周围几个村的蜜收上来,一起送。”
我爹没说话,蹲在地上,把钱一张一张捋平,捋了半宿。
消息传得比我想的快。
第二天一早,村里就有人来问。第三天,隔壁王家坳的养蜂户来了三个。
周永年是第四天来的。
他把自行车支在院门口,进来的时候脸上还带着笑,但笑得不自然。
“大河,听说你家蜜卖到县里了?九块五?”
我爹不会撒谎,点了点头。
“行啊。”周永年把皮包放在石桌上,“这样,我加到三块五,你剩下这些我全要。你看,我这也是为你好,县城那边路远,你一个人跑不安全。”
三块五。他连九块五的三分之一都没给到。
我从蜂场那边走过来,手上还沾着蜜。
“周站长,您这价,是把我当傻子,还是把您自己当聪明人?”
“小锋,说话别这么冲。”他脸上的笑收了,“我告诉你,全县的蜜,最后都得从我这儿过。你绕过我,能走几天?”
“走几天算几天。”
“你——”
“周站长,”我把手在裤子上擦了擦,“您两块二收,十二块卖,这生意做了多少年了?我爹这十二箱,您赚的够买一台彩电了吧。”
周永年的脸涨起来,站起来指着我:“你个毛孩子,你懂个屁!没有我,你们这些泥腿子的蜜烂在家里都没人要!”
“那您就等着烂。”我说,“我家的蜜,一斤都不给您。”
他走的时候,把院门摔得很响。
我爹在屋里叹气:“锋儿,这人……咱得罪不起。”
“爹,”我把一千九百块里的一千五塞给他,“您先把借二叔家的八百还了。剩下七百,买蜂箱、买白糖。得罪不起的人,咱以后让他得罪不起咱。”
我爹捏着钱,半天没说话。
当天晚上,出事了。
半夜两点多,我被一阵响动惊醒。不是风吹的,是蜂箱被推倒的那种闷响,还有蜂群炸开的嗡嗡声。
我披上衣服冲出去。
月光底下,蜂场那边一片乱。三个蜂箱倒在地上,箱盖掀着,巢脾摔出来,蜜淌了一地。蜂群炸了营,满天都是黑点。
我爹跟在我后面跑出来,看见这个场面,人晃了一下。
“我的蜂——”
他捂着胸口,脸一下就白了,嘴唇发青。
我心里“咯噔”一声,转身冲回屋里,从柜子最上层摸出那瓶硝酸甘油,倒出一片塞进他舌头底下。
“爹,含着,别咽。”
我爹靠在我身上,喘得像拉风箱。大概过了三分钟,他那口气才缓过来。
我把他扶到门槛上坐着,转身回了蜂场。
倒的三箱,是最靠路边的三箱。箱板上有脚印,四十二码的解放鞋,鞋底有一道横纹。地上还扔着一个塑料瓶,瓶口有股呛人的甜味——糖水兑了敌敌畏。
这不是偷蜜,这是要我的蜂死绝。
我站在蜂场中间,蜂在我脸上、手上落了一层,我一只都没拍。
“周永年。”我咬着牙,把这三个字念了一遍。
第二天一早,我去了乡派出所。
五、一瓶糖水,一双解放鞋
乡派出所在镇政府隔壁,两间平房,门口挂着一块木牌。
接待我的是个三十多岁的民警,姓赵,脸黑,眼窝深。他给我倒了一杯水,让我慢慢说。
我把塑料瓶放在桌上,又把从地上拓下来的鞋印纸摊开。
“同志,我家的蜂箱昨天晚上被人推倒了三箱,箱板上踩了脚印,地上留了这个瓶子。瓶里是糖水兑敌敌畏。”
老赵拿起瓶子,拧开闻了一下,眉头皱起来。
“你怀疑谁?”
“周小勇。供销社周永年的侄子,住村东头,平时给他叔跑腿收蜜。”
“有证据吗?”
“鞋印。”我指着那张纸,“四十二码解放鞋,鞋底一道横纹,中间断了一截。村里穿这种鞋的人不少,但前天下午,周小勇到我家蜂场来过,说是替我叔看看蜜。他站的位置,就是昨天晚上蜂箱倒的地方。”
老赵盯着那张纸看了半天,把纸折起来放进抽屉。
“小陈,我跟你说实话。这事儿要是真的,不是小事。周永年在县里熟人多,你一个学生娃,扛得住?”
“我扛得住。”我说,“我就问一句,投毒毁人家产,够不够抓?”
“够。”
“那就抓。”
老赵带着两个联防队员去了村东头。
周小勇被抓的时候,还在睡觉。他鞋就摆在床底下,鞋底那道横纹,跟纸上的印子一模一样。他一开始嘴硬,说不知道。老赵把塑料瓶往桌上一放,他脸就白了。
审到下午,他全撂了。
是他叔让他去的。原话是“把那小子的蜂弄死,让他知道谁说了算”。
周永年当天被叫到派出所,出来的时候,脸是灰的。供销社第二天就下了通知,停他的职。
按理说,这事到这儿就该完了。
但是没有。
我回村张罗收蜜的事,走了四户,四户都摇头。
“小锋啊,你这事儿办得对,可我们不敢把蜜卖给你。”王家坳的老王蹲在门口抽旱烟,“周永年在县里收了十几年蜜,他倒不了。他倒了,明年谁收我们的?”
我明白他们的怕。
1996年的村子,一个收购站站长,手里攥着几十户人家的活路。你得罪他,蜜就烂在家里。
我在老王家门口站了一会儿,说:“王叔,我给您交定金。一斤蜜,我先付三块,剩下的拉走的时候结清。您的蜜要是卖不出去,这三块您不用退。”
老王抬头看我。
“你哪来这么多钱?”
“县副食品公司给我结了现钱。”我说,“我不光收您的,六个村,三十多户,我全收。但是我有个条件——蜜得按我的法子来。封盖九成才能割,不掺水,不喂糖,割完用干净桶装。我验,不合格的我不要,一分定金不退。”
老王抽了半宿烟,第二天早上牵着驴来了,驴背上驮着两个桶。
有了第一家,就有第二家。
到第七天,我收了二十七户,一千八百斤。加上我爹的两百六十斤,两千零六十斤。
我雇了村里一台三轮车,分三趟拉到县里。老吴验完货,当场点了两万零五百块。
那天晚上,我爹坐在院里,看着我把钱一沓一沓分给来送蜜的乡亲,一直看到半夜。
他中间回屋了一趟,出来的时候眼睛是红的。
六、一斤王浆,顶十斤蜜
钱分完,我没歇。
我知道,光卖原蜜,撑不了几年。1998年以后,全国各地蜂场都起来了,蜜价一年比一年低,到2005年,一斤成熟蜜在产地也就十来块。真正值钱的,是蜂王浆。
1996年,蜂王浆在出口市场上一斤一百二,国内药厂收也要八十。一个强群,一年能产七八斤王浆。十二箱蜂,光王浆就是一万块。
问题是,村里没人会取王浆。
我也不会“凭空”会。我只能装。
我从县城新华书店买了两本养蜂的书,一本《蜜蜂饲养管理》,一本《蜂王浆生产技术》,晚上在煤油灯下看,白天在蜂场试。我爹看我拿个小本子记来记去,问我:“你这是干啥?”
“爹,蜜是粗粮,王浆是细粮。”我说,“咱得学着做细粮。”
取王浆要用王浆杯,台基条,移虫针。这些东西1996年县城买不到。我托老吴从省城农科院带了一套,花了八十六块。
第一次移虫,我手抖,一条幼虫挑起来就掉了。我爹在旁边看着,急得直搓手:“这么小的虫子,能行吗?”
“能行。”
我练了三天,废了两条台基条,第四天才移成一条完整的。
七十二小时后,我把台基条抽出来,用一根削薄的竹片,一条一条刮下王浆。
乳白色,半透明,带一点酸香。
第一瓶,二两。
我爹捧着那瓶王浆,像捧着什么宝贝:“这玩意儿,真能卖钱?”
“一百二一斤。”我说。
他手一抖,差点摔了。
那年秋天,我们家十二箱蜂,取了九斤王浆,卖给省城一家制药厂,一千零八十块。
我爹拿到钱那天,在蜂场门口坐了一下午。
他大概在想,他养了三年蜂,一年卖蜜一千块,人家收走转手赚四千。他从来不知道自己手里的东西值多少钱。
第二年开春,我把村里的蜂农组织起来,成立了柳树村养蜂合作社。三十二户,四百六十箱蜂。
我定规矩:统一供王浆杯,统一技术,统一验货,统一卖。
有人不服:“凭啥你说了算?”
“凭我能把蜜卖到九块五,你只能卖两块二。”我说,“不愿意的,现在退,我不留。”
没有人退。
七、省城来的采购员
合作社第一批规模化收上来的蜜,两千一百斤,堆在村部三间空房里。
老吴看完货,说了句实话:“小陈,我给不了你九块五了。县里就这个量,我一年用不完两千斤。你要想往上走,得去省城。”
省城,一百八十公里。我这辈子在2026年去过无数次,1997年是第一次。
我带了三个玻璃瓶、一沓手写的检测记录、两百块钱,坐早上五点的长途车。车是那种绿皮中巴,座位上的绒布磨破了,一路上有人吐,有人吃煮鸡蛋。五个半小时,到省城汽车站的时候,我裤子上全是灰。
我在站前找了家招待所,八块钱一晚,房间里一张床、一个暖水瓶、一台雪花牌电风扇。
第二天早上,我去了顺发糖酒批发市场。
那地方像一个巨大的铁棚子,下面几百个摊位,蜜、糖、酒、罐头、奶粉,什么都有。空气里是糖精和香精混在一起的甜味,甜得发闷。
我按着老吴给的地址,上了市场东头一栋二层小楼。
二楼最里面一间,门上贴着“德彪食品商行”。我敲门进去。
一个四十来岁的男人坐在老板台后面,平头,脖子上挂着一条金链子,桌上摆着两条中华烟。
“韩老板?”
“你谁?”
“柳树村养蜂合作社,陈锋。带了样品。”
他上下打量我一眼,看见我手里的布包,笑了:“乡下来的?”
“嗯。”
“蜜我这儿有固定供货,河北的,山东的,你哪儿的?”
“柳树村。”
“没听过。”他把身子往后靠,“样品拿来我看看。”
我把三个瓶子放在桌上。
他随手拧开一瓶,用手指蘸了一点,放在嘴里咂了咂,又咂了一下。
“还行。”他说,“七块,你有多少我要多少。”
七块。我一路从村里拉到省城,运费、损耗算下来一斤合八块二,他给七块,我倒贴。
“韩老板,省城超市零售十八,您批给下面商店十二。”我说,“七块收我的,一斤您赚五块,我这合作社八十七户,一分钱不赚。”
“你懂挺多。”他笑,“那你说多少?”
“十二。”
他把手指在桌上敲了敲:“小兄弟,你听我说句实在话。省城的超市,认牌子不认蜜。你一个村里的合作社,瓶子上连个条码都没有,进不去。”
“进得去。”
“你进一个给我看看。”他把瓶子往我这边推了推,“你要是能进康乐超市,我十二块收你的,一斤不少。”
我看着他,没说话。
他以为我被噎住了,笑得更开了:“回去好好养你的蜂,蜜卖给我,七块,现钱,不压你款。比你挑着担子在城里转强。”
我把三个瓶子收回布包,站起来。
“韩老板,您这价,留着自己喝吧。”
出门的时候,他在后面喊了一句:“乡巴佬,别不识抬举。”
我没回头。
我在市场里转了一上午,问了七家,最高的给八块,最低的六块五。有一家听说我没条码,直接摆手让我走。
中午我在市场门口吃了一碗三块五的牛肉面。面汤咸,牛肉薄得能透光。
吃完,我把布包打开,看了看那三瓶蜜。
我从包里拿出折光仪。
那台折光仪是从省农科院买的二手货,一百六十块,我走到哪儿带到哪儿。
我在市场门口的台阶上,把一瓶蜜拧开,滴了两滴在镜片上,对着太阳看。
“四十一度六。”我自言自语。
旁边有个推自行车的中年人停下来,看了看我手里的仪器:“小伙子,你这是测蜜?”
“嗯。成熟蜜,四十一度六。”
“你哪儿的?”
“柳树村合作社。”
他从兜里掏出名片,递给我。
“康乐超市,采购部,周明。”
我愣了一下,才把名片接过来。
周明四十出头,穿一件深蓝夹克,自行车后座上绑着一个纸箱。他说他每个礼拜都来市场找新货,超市里那些瓶装蜜卖得贵,顾客老说太甜、有香精味,他想找一款真蜜。
“你这蜜,我能看看吗?”
我给他倒了一点在瓶盖上。
他也用手指蘸了,放进嘴里,含了一会儿。
“有花香。”他说,“不是很甜。”
“荆条蜜,甜度低,回味有点酸。”我说,“超市里那些十五六块一斤的,一半是糖稀调的。”
周明看着我那台折光仪:“你还带这个?”
“每批货我自己测。”我说,“含水量超过百分之二十的,我不收。合作社八十七户,我一家一家验。”
他把瓶盖里剩下的蜜舔干净,擦了擦手:“你这些货,有多少?”
“两千一百斤。明年能到八千斤。”
“进我们超市,要卫生许可证、产品检测报告、条形码。”他说,“你有吗?”
“没有。我能办。”
“你办下来,来找我。”他又递给我一张纸,上面写着超市地址和电话,“我给你留一个货架端头,先试三个月。卖得动,再谈长期。”
“价格?”
“你先报。”
“十五块八。”我说,“跟你们货架上那些一样价,但蜜不一样。”
周明笑了:“你倒是一点不吃亏。行,你先办证。证办下来,样品送检,报告出来我们再谈价。”
他骑着自行车走了。
我站在市场门口,手里捏着那张纸,手心全是汗。
回到县里,我开始跑证。
1997年办一个食品卫生许可证,要跑卫生局、工商局、技术监督局,七个章。我从十一月跑到十二月,跑坏了三双鞋。检测报告花了六百块,条形码找省城一家印刷厂做的,一千二百块。
钱是合作社的公账出的。有人不愿意。
“凭啥拿我们的钱去办证?”
“证办下来,蜜才能进超市。进了超市,一斤十五块八。”我说,“你们现在卖八块,愿意的签字,不愿意的退股,我把钱退给你们。”
八十七户,签了八十三户。退的四户,第二年又回来求着入股,我没要。
1997年12月28号,第一车货发往省城。
三千瓶,玻璃瓶,铁皮盖,标签上四个字:陈家蜜。
我爹跟着车去的。他坐在副驾驶,一路上手都扶着车门,怕瓶子倒了。
到了康乐超市,周明带我们去看货架。
货架在调味品区最里面一排,端头位置,四层。我们的蜜摆在第三层,旁边是某大牌的蜂蜜,一瓶十八块八。
我爹站在货架前,仰着头看了很久。
他伸手,把一瓶“陈家蜜”拿下来,翻过来看标签,又翻过去看生产日期。
“这真是咱家的蜜?”他问我。
“嗯。”
“卖十五块八?”
“嗯。”
他把瓶子放回去,摆正,跟旁边那瓶十八块八的对齐。
然后他退后一步,又看了一会儿。
我看见他抬手擦了一下眼睛。
八、周永年的最后一车蜜
合作社起来以后,周永年坐不住了。
他被供销社停了职,但手里还有渠道。1997年夏天,他联合了邻县两个贩子,把收蜜价抬到四块,专门收我们合作社周边的蜜。
他的算盘我清楚:先把蜜抢过去,让我的合作社收不到货,等我垮了,再把价压下来。
有人动心了。
三户蜂农偷偷把蜜卖给了周永年,四块一斤,比我的三块八高两毛。
我没拦。
到了八月,那批蜜出事了。
周永年收的蜜,为了凑量,收了不少水蜜,还让人往里兑了糖稀。这批货拉到省城,被食品厂验出来,整批退回,还罚了款。
消息传回来那天,我正在合作社的院子里验蜜。
周永年骑着自行车来的,车后座上绑着两个桶。
他把车支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才进来。头发乱了,衬衫领子上有汗渍,跟两年前那个夹着黑皮包、笑得挺和气的人,像两个人。
“小锋。”
我没抬头,继续看着手里的折光仪。
“小锋,叔求你个事。”他声音低下去,“我那批蜜,被退回来了。现在资金周转不开,外面还欠着钱。你把我的蜜收了吧,什么价都行。”
院子里二十多个人,都停下来看。
我这才抬起头。
“周站长,”我说,“您那批蜜,掺了多少糖稀?”
他脸涨红了:“就……就一点,为了凑数。”
“一点?”我把折光仪放下,“去年您收我爹蜜的时候,说水分大,两块二。我爹那蜜四十一度八,成熟蜜。您收去兑糖稀,卖给食品厂,一斤赚十块。今年您自己收了水蜜掺糖,被退回来,让我收?”
“小锋,叔知道以前对不住你……”
“您不是对不住我。”我打断他,“您是把我爹那十二箱蜜,当成您自己的钱柜子,掏了三年。掏的时候没想过今天?”
他站在那儿,嘴唇动了两下,没说出话。
“您的蜜,我不收。”我说,“一斤都不收。”
他走的时候,没有摔门。他把两个桶又绑回车上,推着车走的。背影比来的时候矮了一截。
那年冬天,周永年把县城的房子卖了还债,回了老家。
开春的时候,有人在集上看见他,摆了个摊,卖蜂具。
我听说以后,没什么感觉。
我没有多恨他。我只是不想再看见他。
九、1997年的那场雪
1997年腊月十九,下大雪。
那天下午,我爹在蜂场里清理蜂箱,回来的时候,脸色不对。
他坐在炕沿上,捂着胸口,说“有点闷”。
我看他:额头上一层汗,嘴唇发白,左手一直按着左肩。
“爹,”我说,“你左胳膊疼不疼?”
“有点酸。”
“后背呢?”
“也有点。”
我心里“咯噔”一声。
这是心梗的典型症状:胸骨后压榨性疼痛,放射到左肩、后背,伴大汗。
上一世,他就是这么死的。1997年腊月十九,蜂场那间小屋里,等人发现的时候,人已经凉了。
“爹,”我说,“咱去县医院。”
“不去。”他摆手,“老毛病,歇歇就好。去医院得花多少钱。”
我没跟他废话。
我从柜子里摸出硝酸甘油,倒出一片,塞到他舌头底下。
“含着,别咽。”
然后我跑出去,敲开二叔家的门。
“二叔,我爹不行了,借你三轮车!”
二叔披着棉袄出来,一看我爹的样子,二话没说,把三轮车推出来,又抱了两床被子铺在车斗里。
雪下得很大,路上没有车。
二叔蹬着三轮,我在车斗里抱着我爹,一手托着他的头,一手按着他的脉。
从柳树村到县医院,三十八里。
平时走一个小时,那天走了两个半小时。
到医院的时候,我爹已经说不出话了,脸色青灰,冷汗把棉袄都湿透了。
急诊科的医生一看,直接推进抢救室。
“急性前壁心肌梗死。”医生说,“再晚半个小时,就没救了。”
溶栓,监护,吸氧。
我在抢救室外面坐了一夜。
走廊里冷,暖气不热,我把棉袄裹紧,还是抖。
凌晨四点,医生出来,说“过了危险期”。
我靠在墙上,腿一软,坐在了地上。
我爹住了半个月院。
出院那天,他坐在三轮车斗里,裹着被子,看着路边的雪,忽然说:“锋儿,你咋知道我胸口疼是要命?”
“我看过书。”我说。
“啥书?”
“养蜂的书,后面附了急救。”
他没再问。
回到家,他站在蜂场门口,看了很久。
十二个蜂箱,一排摆着,箱盖上压着砖头,雪落在上面,白了一层。
“锋儿,”他说,“你救了我一条命。”
“爹,”我说,“你活着,比啥都强。”
那年腊月二十九,周永年被供销社开除,回了老家。
年三十晚上,我家包了饺子,猪肉白菜馅。
我爹吃了两碗,我妹妹小满吃了三个,撑得直打嗝。
窗外放炮,屋里热。
我坐在炕上,看着我爹的脸,心里想了一件事。
上一世,他死在腊月十九。
这一世,腊月十九,他在医院里喝粥。
十、1999年,我一箱都没卖
1999年秋天,柳树村养蜂合作社挂上了县里的“农业产业化示范基地”牌子。
四百六十箱蜂,变成了两千三百箱。六个村,八十七户。我们的蜜进了省城三家超市,贴着“陈家蜜”的标签,一斤十五块八。王浆供给两家药厂,一年十二吨。
我爹那年五十一,头发还是白的,但背直了。他每天早上五点起来,绕着蜂场走一圈,看看箱口,摸摸箱盖,跟每一箱蜂说两句话。
我妹妹陈小满考上了省城的农业大学,学的是蜂学。
送她去报到那天,她在车站问我:“哥,你咋啥都懂?”
我说:“我做过一个很长的梦。”
她笑,说我糊弄她。
我没糊弄她。
那年冬天,我把最早的十二只蜂箱从蜂场角落搬出来,修了修箱板,重新刷了桐油,摆在院里。
箱板上还有当年的脚印,被桐油盖住了,但用手摸,还能摸出那一道凹。
我爹走过来,站在我旁边看了半天。
“这十二箱,你当初要是两块二卖了,也就卖个一千块。”他说。
“嗯。”
“现在值多少?”
“不好算。”我说,“两千三百箱都是从这十二箱分出来的。”
我爹没说话,伸手摸了摸最边上那只箱子。
他的手还是粗糙的,指头上有割巢脾留下的老茧。
我想起2026年那个凌晨,我在实验室里签下那份不合格报告,趴在桌上睡着的时候,脑子里最后想的是——我爹那十二箱蜜,要是当年没卖就好了。
现在,它们一箱都没卖。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