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单元:一台只值废铁钱的拖拉机
我收了八年破烂,头一回收到法院传票。
原告是青石村村民委员会。
告我的东西,是一台花八百块钱收来的破拖拉机。
送材料的人刚走,隔壁卖化肥的老周就凑了过来。
“树生,你这是犯什么事了?”
我把信封往桌上一扣。
“收了台拖拉机,人家说是村里的。”
老周朝院子里看了一眼,笑了。
“就那堆破铁?你小子收破烂收出官司来了?”
我没接话。
院子最里面停着那台拖拉机。红漆掉得七七八八,左边轮胎瘪着,驾驶座只剩一块露出海绵的破垫子。
发动机坏了,变速箱也拆过。
按废铁价算,八百块钱不算便宜。
可就是这么个东西,村里居然把我告到了法院。
我拿起信封,又看了一眼上面的字。
姓名没错。
地址没错。
被告就是我,陈树生。
三天前,我还以为自己捡了笔小便宜。
那天上午,孙福田给我打电话,说家里有台旧拖拉机要处理。
孙福田年轻时是村里的农机手,退休后一直住在村西头。他家那辆拖拉机我见过,以前还能在地里拉点东西,后来坏了,就一直扔在棚子底下。
我开着三轮车过去时,他正蹲在门口抽烟。
“树生,进去看看吧。能给多少给多少,放着也是占地方。”
院子里杂物不少,那台拖拉机被几捆干柴挡住半边。
我绕着车看了一圈。
轮胎老化,油箱里还有半箱不知道放了多少年的柴油。发动机盖锈死了一角,底盘下面全是泥。
“孙叔,这东西拆着费劲。”
“我知道。”
“卖整车没人要,只能拆了卖铁。”
孙福田点头。
我拿卷尺量了量,又估了车身重量。
“八百。你要同意,我现在给钱。吊装得另找车,运费我出。”
孙福田把烟头踩灭。
“行。早点拉走,我这院子还能腾块地方。”
我从兜里掏出收购单。
这些年干废品收购,别的本事没学会,留凭证倒成了习惯。
谁家卖的,什么东西,多少钱,我都要记清楚。
前几年有人卖过一批钢管,后来又反口说少算了两百斤。要不是我留着称重记录,那一趟就得白干。
我写完日期、品名和金额,让孙福田看了一遍。
他戴上老花镜,慢慢读完,在出售人那一栏签了名字。
钱是当面转给他的。
转账成功后,他还特意看了看手机。
“八百,收到了。”
我收起单子,蹲下去检查拖拉机底盘,看哪里方便挂吊绳。
泥壳下面露着一块铁牌。
上面的字已经磨得很浅,只剩一串数字还算清楚。
我拿手套擦了一下,顺手用手机拍了张照片。
收旧机器的人都知道,编号最好留一份。
万一有人问来源,也好对应。
那时候我根本没想过,这串数字会给我惹来这么大的麻烦。
拖拉机运回收购站,已经是下午四点多。
我的收购站就在村口,场地是从村集体租的。
地方不大,靠路边搭了两间铁皮棚,一间放纸壳,一间放铜铝。露天院子堆着废铁和旧电器。
这是我一点点攒起来的生意。
刚开始收破烂时,我骑辆二手三轮车,挨村喊着收旧纸箱。
有人嫌我脏,有人把废品扔在门外,叫我自己进去拿。
现在总算有了固定地方,村里还是有人拿这事笑话我。
拖拉机刚卸下来,门口就围了几个人。
有人问:“陈树生,你这是准备种地啊?”
另一个说:“他种什么地?人家专门捡别人不要的东西。”
几个人笑起来。
我拿扳手卸轮胎,没理他们。
这些话听多了,不值得耽误手里的活。
老周倒是提醒我:“这么大的东西,你可别拆坏了。说不定还有人要零件。”
“先放两天,看看能不能整车转手。”
我把拆下来的电瓶线放进工具箱,又把那张收购单夹进账本。
原本计划第二天卸掉发动机和轮胎,分开估价。
没想到第二天中午,赵德发来了。
他是我们村主任。
平时村里修路、租地、处理集体事务,都少不了他。
赵德发进院子时,后面还跟着两个村民。
他没往办公室走,直接站到拖拉机前。
“树生,这车哪儿来的?”
“孙福田家收的。”
“多少钱?”
“八百。”
赵德发围着车转了一圈,伸手擦了擦车身侧面的泥。
“这车你不能拆。”
我放下手里的钳子。
“怎么了?”
“这可能是以前村集体买的农机。”
我看了看他,又看了看车。
“孙叔家的车,在他院里放了多少年了。”
“放他家,不代表就是他的。”
赵德发弯下腰,盯着那块铁牌。
“编号还在。我们村以前买过一批这样的机器,我记得。”
“那你们查清楚再说。”
“你先把车交出来。”
我把手套摘下来。
“赵主任,我花钱收的。孙叔给我签了单子,转账也有记录。你说是村里的,总得有个依据吧?”
赵德发直起身。
“我还能骗你?”
“我没说你骗我。”
“那你什么意思?”
“先弄清楚是谁的。如果真有问题,我配合。”
他看着我,没有马上说话。
过了一会儿,他指了指拖拉机。
“反正这两天不许动。你把钥匙给我。”
“发动机都坏了,哪来的钥匙。”
旁边有人没忍住笑了一声。
赵德发回头瞪了一眼,那人立刻闭了嘴。
我知道,这话让他下不来台了。
可我说的是实话。
那台车被吊装车拖来的时候,四个轮子只有三个能转。
赵德发又问:“孙福田卖车时,给你看过什么手续?”
“收旧货又不是买新车。他说东西是他的,我照价收,双方留了记录。”
“那你怎么证明这东西是他的?”
我一时答不上来。
赵德发见我不说话,语气缓了些。
“树生,你做的是小生意,没必要跟村里较这个劲。把车交回去,八百块钱的事,我们再商量。”
“交回去以后呢?”
“什么以后?”
“孙叔说是他的,你说是村里的。我要是直接交了,回头他找我要车,我怎么办?”
赵德发把手背到身后。
“村集体的东西,还能让个人随便卖?”
“那得查清楚。”
他盯着我看了半天。
“行,你要查,那就按规矩办。”
说完,他领着人走了。
我站在拖拉机旁边,等他们出了院门,才重新戴上手套。
但那天下午,我没再拆车。
我用防雨布把发动机盖好,又把吊装时留下的照片翻出来,连同收购单一起保存。
晚上关门之前,我还给孙福田打了个电话。
电话响了好几声才接通。
“孙叔,赵主任今天来找我,说你卖我的拖拉机是村集体的。”
电话那头安静了一会儿。
“他说这个干什么?”
“他说编号对得上,要我交车。”
孙福田没有立刻回答。
我问:“这车到底是谁的?”
“我的。”
“你什么时候买的?”
“好多年了。”
“从谁手里买的?”
他咳嗽两声。
“树生,我这边还有事,回头再说。”
电话挂了。
我盯着屏幕看了一会儿,没有再拨。
孙福田那句“我的”说得很快,可一问到从谁手里买的,他就不肯说了。
我原本打算第二天去他家,当面把事情问清楚。
可后来收购站接连来了两批废铁,我忙着过磅、结账,这事就耽搁了。
直到今天,法院把材料送到了我手里。
我坐回办公桌前,把那张收购单翻出来。
日期、金额、出售人的签名,全都清清楚楚。
手机里的转账记录也还在。
我一直觉得,做买卖把钱付清,把单据留好,就算踏实。
可现在人家拿着法院的材料找上门,我才发现,自己说得清这八百块钱花到了哪里,却说不清那台拖拉机二十多年前到底属于谁。
老周还站在门口。
“树生,你打算怎么办?”
“先去问问孙福田。”
“问了又能怎么样?村里真要告你,你一个收破烂的,还能跟村委会打官司?”
我把账本合上。
“我没偷,也没抢。总不能他说是他的,我就认吧。”
老周摇摇头,走了。
我把那封法院材料重新打开。
里面除了传票,还有起诉状副本和几张材料。
我先找到自己的名字,又看了一眼原告栏。
青石村村民委员会。
盖着红章。
这不是赵德发站在我院子里说几句狠话。
他们真的把我告了。
我拿起笔,在收购单背面写下三件事。
第一,弄清楚村里凭什么说这车是集体财产。
第二,找孙福田问明白车的来历。
第三,准备应诉,不能让法院只听对方怎么说。
写完,我拿着材料锁上办公室的门。
那台破拖拉机还停在院子最里面。
八百块钱买来的东西,现在别说赚钱,我连能不能把它当废铁处理都不知道。
但有一件事我想清楚了。
车可以先不拆。
账不能糊里糊涂地认。
第二单元:全村笑话变成了法院传票
第二天一早,我没开收购站的门。
我把起诉状拿出来,铺在办公桌上,又把那张收购单压在旁边。
昨天只顾着看谁告我,今天才把原告的诉讼请求看仔细。
第一项,要求返还涉案拖拉机。
第二项,要求赔偿集体资产损失。
第三项,诉讼费用由我承担。
至于损失具体怎么算,材料里没有说得很明白。
原告提交的证据目录中,有一份二十多年前的农机采购登记复印件。
上面写着青石村集体购置农业机械若干台,其中一台拖拉机的型号和我院子里那台相同。
最要紧的是编号。
我拿起手机,翻出收车那天拍的照片,放大机身上的铁牌。
又把复印件挪到窗户边,对着光看。
前面几位数字对得上。
后面的字迹太淡,有两位看不清。
我找了张纸,把能辨认的数字分别抄下来。
这么看来,赵德发不是随口乱说。
这台车确实可能是当年村里买的。
可我想不通。
二十多年前买的东西,怎么会在孙福田家里待那么久?
如果一直是村集体的,村里为什么从来没找过他?
如果早就卖给了个人,现在凭什么找我要?
我把起诉状又读了一遍。
里面写着,村集体近期发现原属集体的拖拉机被个人擅自处置,现由我占有,要求依法返还并承担相应责任。
通篇没有说明这台车当年怎么到了孙福田手里。
我拿笔在那段话下面画了一道线。
这是我最想弄明白的地方。
九点多,老周从门口探进头来。
“树生,今天不收货?”
“上午有点事。”
“外头都传开了,说你把村里的拖拉机偷去卖了。”
我抬起头。
“谁说我偷的?”
“谁知道从哪儿传出来的。反正菜店门口都在说。”
我走到门口,果然看见几个熟面孔正朝收购站张望。
平常有人送废铁,远远就喊我出来称重。
今天那几个人看见我,反倒不说话了。
老周压低声音。
“你还是赶紧找赵主任商量吧。东西又不值钱,何必把名声搭进去?”
“不是值不值钱的事。”
“那是什么事?”
“我按价收的,有单据,也付了钱。现在让我承认侵占公产,以后谁还敢把东西卖给我?”
老周不说话了。
我转身回屋,把起诉状折好装进文件袋。
打官司的事,我以前只在电视上见过。
真轮到自己,连该先准备什么都不知道。
我拿着材料去了镇上的公共法律服务窗口。
窗口工作人员看了起诉状,先问我有没有收到正式应诉通知。
我把法院送来的整套材料递过去。
对方帮我指出答辩和举证的相关期限,又提醒我,买卖凭证、付款记录、运输记录都应该妥善保存。
我问:“我有收购单,是不是就能证明车是我的?”
工作人员没有直接点头。
“你能证明自己向谁买、花了多少钱,但对方现在主张车辆原来属于集体,你还得关注车辆此前是怎么流转的。”
“村里拿一张二十多年前的采购登记,就能让我赔钱?”
“采购登记能说明当时购买过设备,不等于所有争议都解决了。双方提出什么请求、能提供哪些证据,要看具体情况。”
这番话并没有让我踏实多少。
但至少我明白了一件事。
法院传票不是判决书。
村里把我告了,不等于我已经输了。
离开窗口时,我把材料整理成两份。
一份是村里提交的。
一份是我自己的。
回收购站的路上,我顺便去了趟村委会。
赵德发正在办公室里喝茶。
看见我进门,他一点也不意外。
“考虑好了?”
“我想问问,你们凭什么说这台拖拉机现在还是村集体的?”
他放下茶杯。
“起诉材料不是给你了吗?”
“那是以前买车的记录。我问的是后来。”
赵德发看着我。
“村里的东西,后来怎么了,也改变不了它最早是村里的。”
“可东西能卖,也能报废。孙福田说他买过。”
“他说买过,就一定买过?”
“那你们有没有查他?”
赵德发把茶杯往旁边推了推。
“树生,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手里有张收购单,就能把集体财产变成个人的?”
“我没这么说。”
“那你交回来不就行了?”
“我交回来,就等于承认我不该收这车?”
“你只要愿意解决问题,其他事情都好谈。”
我把文件袋放在腿上,没有接这个话。
赵德发见我不吭声,声音低了些。
“我说句实在话。你一个做废品生意的,拖着官司有什么好处?”
“那你们打这场官司,又能有什么好处?”
他皱起眉头。
“这是维护集体利益。”
“八百块钱的破拖拉机,运费都快赶上车钱了。你要说它是集体的,咱们可以查。可我已经说了,我没偷,也没抢,你们为什么非要我认错?”
赵德发往椅背上一靠。
“你以为村里愿意打官司?要不是你不肯交车,哪来这么多事?”
“那你们就是为了让我交车?”
“让集体财产回到集体手里,有什么问题?”
“问题是这东西是不是还归集体。”
赵德发抬手打断我。
“这些话留着跟法院说吧。”
我坐着没动。
他的态度已经很清楚了。
在他看来,我拿不出二十多年前的完整交易手续,就应该先把车交出去。
可我若真这么做,孙福田当初卖车的责任怎么办?
我付出去的钱怎么办?
以后村里有人拿着旧登记找上门,说我收的废铁属于他们,我是不是都得交?
我站起来。
“赵主任,我会按法院要求准备材料。车先放在我那儿,不拆,也不卖。”
他端起茶杯,没有看我。
“那你就准备吧。”
走到门口时,他又说了一句。
“树生,村里这么多人做买卖,大家都是讲规矩的。别到最后,弄得谁都不好看。”
我回头看他。
“规矩要是说得清,我肯定照办。”
他没再回答。
出了村委会,我没有直接回收购站。
我在路边站了一会儿,把刚才的谈话从头到尾想了一遍。
赵德发反复说的是交车。
至于车当年如何处置,他一次都没正面回答。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那么肯定自己能赢。
但我能感觉到,他认定我拿不出什么像样的东西。
一个收破烂的,收货时能留张单子就不错了。
谁会去查一台旧拖拉机二十多年前的账?
可能连孙福田自己都未必记得。
我回到收购站,把孙福田的转账记录打印出来,又找出当时联系吊装车辆的付款记录。
手机里有照片。
账本里有日期。
这些东西至少能证明,我没有偷偷摸摸把车弄来。
随后,我按照通知上的要求,整理了一份简单的书面答辩意见。
我没有写什么漂亮话,只把自己知道的事情按顺序列清楚。
哪天收到孙福田电话。
哪天上门看车。
多少钱成交。
什么时候付款。
谁负责运输。
赵德发什么时候要求交车。
最后,我写道:
我不同意原告关于我侵占集体财产的说法。拖拉机系本人按正常收购程序取得,原告应当进一步说明车辆在二十多年间的实际处置和流转情况。
写完以后,我又看了两遍。
字不多,却比我平常记几车废铁的账费劲得多。
下午,有个来卖纸壳的村民站在门口,迟迟没有把车推进来。
我问他:“不卖了?”
他看了看院里的拖拉机。
“树生,你那官司是真的假的?”
“真的。”
“村里说你收了集体财产。”
“还没判。”
他犹豫片刻,还是把纸壳推了进来。
称完重,我照旧开收购单,把钱转给他。
他拿着单子,忽然说:“以前卖破烂,你都没给我少算过。可这次是村里的事,我也不知道该信谁。”
我点了点头。
“没事,等查清楚再说。”
他走后,我把今天的账记完。
纸壳一百三十六斤。
废铁四十二斤。
塑料瓶三袋。
和平常差不多。
可我知道,这事如果不解决,以后每个走进收购站的人,都可能先想起那张法院传票。
傍晚,我锁上院门,拿起文件袋。
明天不管有没有生意,我都得去找孙福田。
村集体的采购记录是真的。
我的收购记录也是真的。
夹在这两份记录中间的二十多年,不能凭谁嗓门大就算谁有理。
那台拖拉机到底是怎么从村里到了孙福田手上,我必须问出个明白。
第三单元:卖车的老农机手不敢认账
第二天上午,我把收购站交给老周帮忙看一会儿,自己去了孙福田家。
老周不懂废铁行情,我只让他替我看门,不收货,也不结账。
到了孙家,院门虚掩着。
我在门口喊了两声。
孙福田从屋里出来,手上还拿着一把小扫帚。
看见我,他先往我身后望了望。
“就你一个人?”
“就我。”
“进来吧。”
他把扫帚靠到墙边,领我进屋。
屋里摆设和上次没什么两样,一张旧方桌,墙上挂着日历,桌边放着收音机。
孙福田给我倒了杯水。
“树生,车的事,我听说了。”
“村里把我告了。”
“我知道。”
“那你应该知道,我今天来问什么。”
孙福田坐下,双手搓了搓膝盖。
“车是我卖给你的,钱也收了。这事我认。”
“我不是来让你退钱的。”
“那你想怎么办?”
我把起诉状复印件拿出来,放到他面前。
“村里说车是他们的,让我返还,还要我赔偿。”
孙福田看了一眼,没伸手。
“我卖给你之前,这车在我家放了多少年,你也知道。”
“放得久,不等于一定是你的。”
这话是赵德发昨天说我的。
现在我又说给了孙福田听。
他听完,脸上有点挂不住。
“树生,你是怀疑我偷车?”
“我要怀疑你偷的,收车那天就不会给你钱。”
“那你还问?”
“因为现在人家问我,车从哪儿来的。我只能说从你这儿买的。再往前,我不知道。”
孙福田端起水杯,没喝。
我把法院材料中那张旧采购登记推过去。
“你看看编号。”
他戴上眼镜,凑近看了一会儿。
“就是那台。”
“你认得?”
“以前在村里开过几年。哪能不认得。”
“那后来怎么到你手里的?”
孙福田把眼镜摘下来。
他没有回答,反而问我:“赵德发怎么说?”
“他说这是村集体的,我不交车,就按规矩办。”
孙福田冷笑了一声。
“他倒会说按规矩办。”
我看着他。
“孙叔,你是不是知道什么?”
“我能知道什么?”
“你刚才那句话,总不会是随口说的。”
孙福田没吭声。
我也不催。
屋里的挂钟走了好几分钟,他才慢慢开口。
“那会儿村里搞集体经营,买了不少农机。后来活儿少,机器又老出毛病,有些就不用了。”
“这我知道。”
“再后来,村里说要处理掉一批旧设备。”
“怎么处理?”
“卖呗。还能怎么处理。”
“卖给谁?”
“有人要就卖。”
“谁负责卖?”
孙福田抬眼看了看我。
“过去多少年了,你问这么细干什么?”
“法院问起来,我总得有个话说。”
他端起茶杯,一口一口地喝水。
我把收购单拿出来。
“孙叔,这是你签的字。八百块钱也是转到你账户里的。咱们这笔买卖你认不认?”
“认。”
“那你当年买车,肯定也有个来路。”
“有。”
“从哪儿来的?”
“村里处理旧机器的时候买的。”
“钱交给谁了?”
孙福田又不说话了。
我把收购单收起来。
“行。你不愿意说,我也不能逼你。”
我起身准备走。
他忽然喊住我。
“树生,你是不是要把我也告了?”
我回头。
“我还没想过告你。”
“那以后呢?”
“以后要看车的事能不能说清楚。”
孙福田扶着桌沿站起来。
“我这把年纪了,不想再惹官司。”
“我也不想。”
“你年轻,折腾得起。我都六十多了,还能跟村里的人争什么?”
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睛一直盯着桌面。
我忽然有些理解他为什么不愿意说。
当年买旧机器,乡里乡亲的,大概不会像现在一样,什么都要留一套完整手续。
他觉得自己给了钱,车拉回家,就是自己的。
谁想到二十多年后,还有人翻出来追究?
可理解归理解,我不能替他承担所有风险。
“孙叔,我做了八年收购站,没让谁白拿过一分钱。”
我指了指桌上的材料。
“你卖我东西,我照价给钱。现在村里说这东西不该卖,我总得知道当初是谁卖给你的。”
孙福田坐回椅子上。
“车是买的。”
“我信你买过。”
“不是偷的,也不是捡的。”
“那就把买车的经过说清楚。”
他低头摸了摸自己的膝盖。
“当时村里说机器闲着也是闲着,准备卖掉几台。价钱比新机器便宜得多,我正好想买一台拉东西。”
“在哪里看的车?”
“村里原来的农机棚。”
“谁让你去的?”
“有人传话,说要处理旧机器。”
“你见过公告没有?”
“那会儿谁注意这个?反正好几个人都知道这事。”
我没有继续追问具体是谁。
孙福田愿意说到这一步,已经比昨天电话里强多了。
但最关键的地方,他仍然避开了。
我换了个问法。
“买车那天,有没有人跟你一起去?”
“没有。”
“钱是现金还是转账?”
“现金。那时候哪像现在,什么都拿手机付。”
“有没有收据?”
孙福田这回犹豫得更久。
“好像有过。”
“还在不在?”
“不知道。”
“能不能找找?”
“这么多年了,东西搬过好几回,哪还能记得放哪儿。”
我听出来了。
他不是肯定没有。
只是暂时不愿意替我去翻。
“那我先走。你要想起来,再告诉我。”
孙福田没有送我出院门。
等我走到门口,他才在后面说:“树生,我不是故意让你难做。”
“我知道。”
“这车都二十多年了,村里现在要回去,能值几个钱?”
我停下脚步。
“值多少钱不重要。”
“怎么不重要?”
“他们要说车是集体的,让我交回去,我可以等查清楚。可他们还说我侵占,要我赔偿。这个责任我不能乱认。”
孙福田皱着眉头。
“你就不能跟赵主任商量一下?”
“商量过了。他让我直接交车。”
“交了不就完了?”
“那你当年买车的钱算什么?你这些年用车,又算什么?”
孙福田张了张嘴,没说出话。
我把院门带上,往外走。
走了没多远,孙福田又追出来。
他没穿外套,脚上还是那双沾着泥的布鞋。
“树生。”
我停下。
“还有事?”
他走到我跟前,声音压低了些。
“你要是真准备打官司,就别只拿我卖给你的那张单子。”
“什么意思?”
“得把这车以前怎么处理的弄清楚。”
“我问你,你又不肯说。”
孙福田揉了揉额头。
“我不是不肯说,是有些事我自己也说不准。”
“比如?”
“当年机器是村里出钱买的,这没错。后来有人说要处理,我就交钱把车拉走了。可他们到底在账上怎么记的,我不知道。”
我看着他。
“也就是说,你确定自己给过钱,但不确定村里把这笔买卖办成了什么手续。”
“对。”
“那你当时拿到过什么东西?”
“记不清了。”
他停了一会儿,又补了一句。
“要真有收据,我得回去翻翻。”
我点头。
“你找到以后,不用给我原件。先让我看一眼就行。”
孙福田没有立刻答应。
“我先找找。”
这已经是他今天给出的最明确的一句话。
我没有继续逼问。
回收购站的路上,我把他说过的话一条条记在手机里。
集体经营。
闲置农机。
对外出售。
现金付款。
实际交车。
可能存在旧收据。
这些事能说明孙福田为什么一直认为拖拉机是他的。
但要让法院相信,光靠他的回忆还不够。
更麻烦的是,如果当年有人没有经过必要程序就把集体机器卖了,孙福田付过钱也未必能解决所有权属问题。
我能证明自己正常收购,却无法替二十多年前的交易补手续。
回到收购站时,老周正坐在门口喝茶。
见我回来,他赶紧起身。
“怎么样?老孙认不认?”
“认卖车。”
“那不就行了。”
“他说自己当年也是买来的。”
“这还不好?”
“可他拿不出东西证明。”
老周把茶杯放下。
“树生,我看你就是想得太多。村里买过的东西,后来卖了,不是很正常吗?”
“正常卖了,那应该有处置记录。”
“有记录就没事?”
“至少能知道车是怎么出去的。”
老周朝院里看了一眼。
“那你去村里查不就得了?”
我把文件袋放在桌上。
“村里起诉材料只给了当年的采购记录,没说后来怎么处理的。”
“你怀疑他们故意不给?”
“现在还说不好。”
我走到拖拉机旁,把防雨布掀开一点。
那块铁牌还在原来的位置。
数字清清楚楚。
我拿出手机,对照采购登记重新看了一遍。
这次,我不再只想着怎么证明自己花了八百块钱。
孙福田已经告诉我,村里当年确实处理过一批旧机器。
既然是集体购置,又是集体处置,总不能一点账都没有。
如果账上写着卖掉了,村里如今为什么还要求返还?
如果账上没写卖掉,孙福田当年又是怎么把机器买回家的?
这两个问题,总得有个能对上的答案。
我重新盖好防雨布,回办公室拿出法院材料,在证据目录旁做了标记。
下一步,我不准备再去找孙福田反复追问。
他已经说出了自己知道的部分。
剩下的,得从村集体当年的处置记录里找。
第四单元:账上报废的东西,怎么还在村外使用?
我把法院送来的证据目录翻到最后一页,找到上面那行“集体农机采购登记”。
采购记录有了,处置记录却一张也没有。
我先给法院打了电话,问能不能要求原告补充当年拖拉机的处置资料。
工作人员告诉我,可以在案件程序中提出相关申请,说明材料与争议的关系。至于是否要求对方提交,要由法院依法处理。
我问:“如果村里说没有呢?”
“那也需要结合双方证据审查。你先把要核实的问题写清楚。”
挂了电话,我没有马上动笔。
我做废品生意这么多年,最怕的不是收错价,而是账对不上。
收进来一百斤废铁,账上只记八十斤,剩下二十斤去了哪里,总得有个解释。
集体买一台拖拉机,也是这个道理。
买的时候有记录,后面不管卖掉、报废还是继续使用,总应该有个说法。
我带着身份证和案件材料去了村委会,提出想了解当年集体农机的处置情况。
接待我的工作人员说,涉及以前的财务档案,需要按照村里的资料查阅流程申请。
我没有争辩,照要求填写了申请。
理由写得很简单:本人涉及一宗拖拉机权属纠纷,希望核对相关集体资产处置记录。
工作人员看完,让我留下联系电话。
我问:“什么时候能看?”
“得先核实档案情况。”
“那麻烦给我留个接收申请的记录。”
对方看了我一眼,还是给我登记了。
出了村委会,我又把同样的问题整理成书面材料,准备按法院要求提交。
我不懂那些复杂的法律说法,但知道自己不能只靠在办公室里跟赵德发吵。
过了几天,村委会通知我,可以查看一份当年集体农机处置的财务摘要,涉及其他不便直接提供的资料,仍需按规定办理。
我拿着笔记本过去,发现那份摘要只有两页。
上面列着一批农业机械的处置情况。
有的写出售,有的写损坏报废,还有几项只写了设备编号和处理金额。
我从头往下找。
看到第六行时,手里的笔停了。
设备编号的前几位,与院里那台拖拉机一模一样。
后面还有两个字。
报废。
我把纸挪近些,重新看了一遍。
不是出售。
不是转让。
是报废。
再往后看,摘要里写着一笔很小的旧设备残值收入。
但没有注明这台拖拉机卖给了谁,也没有能直接对应孙福田那笔交易的内容。
我抬头问工作人员:“这里写报废,是不是机器就不能再用了?”
“报废是当年的账务处理,具体怎么处理设备,还得看原始资料。”
“那原始处置凭证呢?”
“有些老档案需要继续查找。”
“这张摘要能不能给我一份?”
“可以按规定申请复制你有权查阅的部分。”
我照要求办了手续。
回到收购站,我把那两页材料放在桌上,又拿出起诉状。
左边是村里提交的旧采购登记。
右边是我刚查到的处置摘要。
采购登记证明村里当年买过这台机器。
处置摘要却显示,这台机器后来已经被记作报废。
我盯着那两个字看了很久。
报废不等于卖掉。
这一点我知道。
我们收购站也经常收到报废机器。机器坏了,不能正常使用,不代表所有人可以随便把它拿走。
可问题是,孙福田说自己当年付钱买了车。
而村里现在起诉我时,似乎只愿意说这台车最早是谁买的。
至于后来怎么处理,他们始终没有解释。
我拿着摘要去了孙福田家。
他正在院里晒东西。
见我进门,第一句话就是:“收据还没找着。”
“我今天不是催你找收据。”
我把纸递给他。
“孙叔,你看看这个。”
他戴上老花镜,慢慢看。
“这是什么?”
“村里的旧农机处置摘要。你那台拖拉机,当年账上写的是报废。”
孙福田皱起眉头。
“报废?”
“对。”
“那不对啊。”
“哪里不对?”
“我是花钱买的。那车虽然旧,买回来还能干活。”
“你买回来的时候能开?”
“能。后来我还拿它拉过好几年东西。”
他指着纸上的编号。
“你确定是那台?”
“我拍过编号,前面能对上。剩下的还需要看原始记录。”
孙福田看着那张纸,半天没说话。
我问:“当年卖车的时候,村里有没有公开说要报废?”
“我听到的是处理旧机器。机器放着没用,谁要就去买。”
“有没有人说必须拆成废铁?”
“没有。我买了以后就是拿来用的。”
“谁经手收的钱?”
孙福田抬起头。
这次他没有像上回那样马上岔开话题。
“就是村里负责处理机器的人。”
“赵德发当时管不管这事?”
他犹豫片刻。
“他管过农机那摊事。具体哪笔钱是谁收的,我不能凭记性乱说。”
这回答不算痛快,但至少让我知道,他不是完全不知道赵德发和这批旧机器的关系。
我把纸收好。
“孙叔,法院现在要弄清车到底怎么流转的。你当年花过钱,就尽量把付款凭据找出来。有没有完整手续,咱们都得说实话。”
孙福田坐在门槛上。
“我就是怕这事说不清,最后说成我占了村里的便宜。”
“你不说,更说不清。”
他低着头,没有反驳。
离开孙家后,我又去了村委会。
赵德发正在办公室。
我把处置摘要放在他面前。
“赵主任,我想问问这台拖拉机。”
他扫了一眼。
“你又想问什么?”
“村里起诉我,说拖拉机一直属于集体。可当年账上已经记了报废,这中间怎么处理的?”
赵德发拿起纸看了看。
“报废怎么了?机器坏了,不能用了,当然要报废。”
“报废以后呢?”
“什么以后?”
“车去哪儿了?如果一直是集体的,为什么在孙福田家用了那么多年?如果处理给他了,为什么现在又找我要?”
赵德发把纸放回桌面。
“报废是报废,产权是产权。不能因为账上写了报废,就证明孙福田有权卖给你。”
“这话我同意。”
他似乎没想到我会这样回答。
我接着说:“所以我想看当年的处置依据。谁决定的,怎么交付的,收没收钱,总该有记录吧?”
赵德发皱起眉。
“二十多年前的东西,哪有你想得那么容易查?”
“查不到可以说明情况,不能只挑一份采购登记给法院。”
“陈树生,你现在是在教村里怎么管账?”
“我是在问我的官司。”
他往后一靠。
“你要查,就按程序申请。该给的材料,村里会依法处理。”
“我已经申请了。”
“那就等答复。”
“法院那边,我也会提出这个问题。”
赵德发看着我,眼神变了。
之前他跟我说话,总像是在训一个不懂事的人。
这次他没有再叫我赶紧交车。
而是问:“孙福田跟你说了什么?”
“他说当年买过这台车。”
“还有呢?”
“别的事,你可以去问他。”
赵德发拿起桌上的茶杯,喝了一口。
“树生,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查到一张旧账,就能证明什么?”
“我还没证明什么。”
“那你折腾这么多干什么?”
“因为你们告了我。”
他放下茶杯,没再说话。
我把材料装回文件袋,起身离开。
走到院里时,我回头看了一眼。
赵德发仍坐在办公桌后面,低头看着手机。
从村委会出来,我没有急着回家。
我在路边把今天问到的事情重新记了一遍。
现在至少有三件事能确定。
第一,村集体当年确实买过这台拖拉机。
第二,旧账里确实出现了这台设备的报废记录。
第三,孙福田确实长期占有使用过这台车,并说自己当年付钱买下了它。
这三件事暂时不能证明谁一定有理。
但它们放在一起,已经足够让我继续追问。
那天晚上,我把需要核实的旧处置凭证列成清单,附上已经拿到的材料,准备提交法院。
写到最后,我停了一会儿。
以前我以为,这场官司就是村里要从我手里拿回一台旧机器。
现在我开始怀疑,他们急着要车,也许不只是为了那堆废铁。
我不敢凭猜测给任何人定罪。
但有一点越来越清楚。
赵德发知道的事情,应该比他愿意告诉我的多。
第五单元:撤诉可以,条件是以后闭嘴
我把补充材料交出去的第三天,赵德发主动来找我了。
那天下午,我正在棚子底下给一批废铜分类。
他一个人走进收购站,没有带村委会其他人。
我把手上的活放下。
“赵主任,今天又来看拖拉机?”
“不看车,找你谈点事。”
他往办公室方向抬了抬下巴。
“进去说。”
我给他倒了杯水。
赵德发坐下后,先看了看桌上的账本。
“生意还行?”
“混口饭吃。”
“这两天村里有人议论你,你知道吧?”
“听见过。”
“做生意,最要紧的是名声。大家不敢把东西卖给你,你以后怎么干?”
我坐在他对面。
“你有话直说。”
赵德发笑了一下。
“我今天是来解决问题的。”
他从随身的文件夹里拿出几张纸,放到桌上。
最上面写着“和解协议”。
我没有立即伸手。
“什么意思?”
“官司拖下去,对村里没好处,对你更没好处。”
“所以呢?”
“你把拖拉机交回村里,双方把事情说清楚,村里可以考虑撤诉。”
“就这些?”
“八百块钱的收购成本,可以商量补偿。你之前为了搬车、存放花的钱,合理部分也可以谈。”
我看了他一眼。
这和他上次在村委会的态度不一样。
上次他只说让我交车。
现在不仅提撤诉,还愿意谈补偿。
我把协议拿过来,慢慢看。
前面几条写着自愿交还涉案设备、双方协商处理相关费用。
看到后面,我停住了。
其中一条写着,我应当认可原告对涉案车辆的权属主张,并确认此前收购、占有行为存在不当。
还有一条,要求双方就涉案设备历史处置及相关争议不再提出其他异议。
我指着这两条。
“这是什么意思?”
赵德发看了一眼。
“就是把事情一次解决干净。”
“我为什么要承认收购不当?”
“你本来就收了村里的东西。”
“法院还没判。”
“所以才叫和解。”
“还有这条。历史处置不再提出异议,为什么要写这个?”
赵德发靠在椅背上。
“大家以后都不翻旧账,省得没完没了。”
“可旧账跟我的官司有关系。”
“你还想查什么?”
“当年这台车到底怎么卖出去的。”
他没有回答。
过了几秒,才说:“树生,你别把一件简单的事想复杂了。”
我把协议放回桌上。
“不是我想复杂,是你们告我侵占。”
“村里可以撤诉。”
“撤诉不代表我做错了。”
赵德发的眉头皱了起来。
“你是不是非得跟村里争个输赢?”
我没有马上回答。
如果只是八百块钱,我确实没必要把生意耽误成这样。
可事情到了这一步,早就不是八百块钱的问题。
村里人已经在背后说我偷集体财产。
现在让我签字认错,以后就算撤了诉,那张纸也会一直跟着我。
赵德发见我不说话,又换了种语气。
“树生,我知道你这些年不容易。收购站从一辆三轮车干到现在,也算有点模样了。”
“赵主任,你想说什么?”
“你那块场地,今年租约是不是快到期了?”
我抬起头。
“还有三个多月。”
“村里最近在考虑重新安排集体场地。”
“合同上写的是到期以后按程序处理。”
“对,按程序。”
他把协议往我面前推了推。
“你这人平时做事还算踏实。只要把这场纠纷处理好,续租的事,我可以在村里讨论的时候替你说几句话。”
我看着那几张纸,没有伸手。
收购站那块场地,我用了八年。
刚租下时,院里杂草比人还高,地面坑坑洼洼。
棚子是我自己搭的,电线是我花钱重新拉的。
最开始生意少,一天下来挣不到几十块钱。
后来附近几个村都知道我这里收货,慢慢有了固定客户。
真要搬地方,损失可不是几百块。
得重新找地,重新办相关手续,还得花钱搬设备。
那些靠三轮车来送货的老人,未必愿意多跑几里路。
赵德发知道这一点。
所以他才把租约提出来。
我拿起协议,又看了一遍。
“赵主任,你能保证我续租?”
“我没说能保证。村集体的事,得大家按规矩商量。”
“那你能保证村里撤诉?”
“只要协议谈妥,我会推动。”
“也就是说,我先承认自己有错,把车交出去,你再帮我说话?”
赵德发不高兴了。
“你这是什么说法?我是在帮你想办法。”
“那我能不能只交车,不签认责这一条?”
“不行。事情得有个完整说法。”
“能不能删掉不再追问旧账的条款?”
他看了我一眼。
“删了还叫什么一次性解决?”
我把协议放回他面前。
“那我签不了。”
赵德发盯着我。
“你想清楚。”
“我想清楚了。”
“你觉得靠那几张收购单和旧摘要,就一定能赢?”
“我不知道能不能赢。”
“那你还不肯和解?”
“因为上面写的不是实话。”
他站起来,拿起文件夹。
“行。该说的我都说了,以后你别怪村里没给机会。”
我跟着站起来。
“赵主任,场地续租归续租,官司归官司。不能因为我不认错,就把两件事搅在一起。”
赵德发走到门口,回头看我。
“谁搅在一起了?我只是提醒你,租约快到期了。”
他说完就走了。
我站在门口,看着他出了院子。
等人走远,我才重新坐回办公桌前。
那份协议他带走了。
但其中几条内容,我已经记得清清楚楚。
交车。
认责。
不再追问旧账。
然后由他推动撤诉,争取补偿,可能支持续租。
听起来每一条都在替我省麻烦。
可要换来这些,我得先承认自己干了一件不该干的事。
我拿出收购站的租赁合同。
合同是八年前签的,后来续过几次。
上面明确写着租期和使用范围,也写了租期届满后的处理办法。
没有哪一条说,只要我在村里惹了官司,就能直接把我赶出去。
但也没有哪一条保证,我到期以后还能一直租下去。
赵德发不需要撕毁合同。
只要合同到期,村里重新安排场地时不愿意再租给我,我就得搬。
我拿纸算了一笔账。
棚子能拆走一部分。
地磅搬迁要花钱。
废铁和纸壳得找车运。
重新找场地,先要交租金。
最麻烦的是客户。
我在这里做了八年,别人想卖废品,知道直接往村口送。
一旦搬远,很多零散生意就留不住了。
算到最后,我把笔放下。
纸上列了一长串费用。
没有一项跟那八百块钱的拖拉机有关。
可它们现在都可能因为这场官司受到影响。
傍晚,老周过来串门,见我对着合同发呆,问了一句:“又有什么事?”
我把赵德发来过的事告诉了他。
老周听完,先是松了口气。
“人家愿意撤诉,这不是好事吗?”
“让我签字认错。”
“认就认呗,又不是让你坐牢。”
“我没做错,为什么要认?”
老周搬了张凳子坐下。
“树生,你这人就是太犟。做生意讲究和气。你现在为了八百块钱,把场地都折腾没了,划算吗?”
我把合同推给他。
“你看看,这地方到期以后,我还不一定能租着。”
老周看了两眼,叹了口气。
“那更应该和解。”
“所以我才不能随便签。”
“为什么?”
“今天他们能用续租让我承认不该收拖拉机,明天是不是也能让我承认别的?”
老周沉默下来。
我接着说:“我做废品收购,最要紧的就是来路清楚、账目清楚。真有问题,该赔我赔。可我不知道错在哪儿,就先签个认错的字,以后还怎么做买卖?”
老周没再劝。
过了会儿,他站起来。
“你自己考虑吧。反正那块地方,真要搬,可不是小事。”
“我知道。”
老周走后,我把租赁合同收进抽屉。
收购站还得开。
外头的纸壳还得过磅,废铁还得分类,客户来了也得照常结账。
官司没有因为赵德发愿意和解就结束。
反而多了件更实际的麻烦。
晚上,我盘点院里的货,发现废铁已经堆满了半边。
以前只想着把货收进来,再找合适的时候卖出去。
现在得开始考虑,万一三个月后真的搬家,这些东西该怎么办。
我把能尽快出手的废铜和废铝单独记下来,又把一批积压的旧电器列进下周处理计划。
有些货本来打算等价格好点再卖。
现在不能等了。
我必须给自己留一点周转的钱。
忙完已经快十点。
我站在院子里,把最后一扇铁门关上。
那台拖拉机仍然盖着防雨布,停在角落。
赵德发今天提了补偿,提了撤诉,也提了续租。
唯独没有解释,为什么当年账上写着报废的机器,会被孙福田买回家用了二十多年。
我把门锁扣好。
明天该收货还得收货。
该准备的应诉材料,也一份不能少。
不过从今天起,我还得为另一件事做准备。
如果村里真的不再把这块场地租给我,我得提前想办法活下去。
第六单元:官司还没结束,收购站先保不住了
赵德发来找我的第二天,我就去了村委会。
这回不是为拖拉机,是为收购站那块地。
我带着租赁合同,问工作人员到期以后怎么申请续租。
对方翻了翻登记簿,拿出一份新通知。
“村里的几处集体场地,今年要统一重新安排。你那块也在里面。”
我接过通知。
上面写着,租赁期满的集体经营场地,将根据实际使用情况重新规划,具体方案经相关程序确定后公布。
“我现在能申请续租吗?”
“可以先登记意向,具体怎么安排还没定。”
“那我之前租了八年,算不算优先?”
“合同上没有约定优先续租。到时候按方案来。”
我又问:“是不是准备把我那块地收回去?”
工作人员摇头。
“还没有最终决定。你可以把经营情况写清楚,一起提交。”
我按要求填了申请。
经营年限八年,主要收购废纸、废铁、废旧电器,场地一直按合同缴租。
写到最后一栏,我想了想,又加了一句:如需调整场地,希望提前通知,以便安排货物转运。
我不想把所有希望都押在赵德发一句话上。
申请交上去以后,我没有再去找他。
他已经告诉我,只要签和解协议,就愿意在续租时替我说话。
现在我不签,那他还会不会说,就不用猜了。
三天后,村里开了一次集体场地使用情况的意见会。
我作为现有承租人,提前收到了通知。
到场的人不算多,除了相关工作人员,还有几名村民代表。
李桂芳也在。
她以前参加过村里的事务监督,平时说话直,谁家门口占了路,她都敢当面提意见。
我刚坐下,她就朝我看了一眼。
“树生,听说你跟村里打官司?”
“村里告的我。”
“那不一样吗?”
“当然不一样。”
她没再问。
会议开始后,工作人员介绍了几块场地的使用情况。
轮到村口收购站时,赵德发拿起了桌上的材料。
“陈树生经营的这块地,租期快到了。考虑到村口环境、车辆进出,还有部分村民反映的问题,后续是不是继续作为废品收购场地,需要重新研究。”
我举手。
“我能不能说两句?”
赵德发点头。
“你说。”
“我租这块地八年,租金没有拖欠过。车辆进出确实有,但一直从靠路那边走。以前有什么问题,村里通知我,我都按要求改过。”
有人问:“那你现在跟村里还有官司,算不算影响集体利益?”
我转头看过去。
“官司还没判。不能因为我是被告,就认定我做错了。”
赵德发接过话。
“今天不讨论官司。我们只说场地安排。”
我看着他。
“既然不讨论官司,那就按实际经营情况考虑。”
李桂芳翻了翻材料。
“收购站现在占多大地方?”
工作人员报了面积。
她又问:“如果不租给陈树生,是准备做什么?”
“还在研究。可能统一规划,也可能重新招租。”
“那就是说,现在没有定好的用途?”
“暂时没有最终方案。”
李桂芳点点头,没再说什么。
会议结束时,我没有拿到续租答复。
工作人员只告诉我,申请已经收到,后续有结果会通知。
回到收购站,我把通知和申请回执夹进合同里。
这至少证明,我按规定提出过申请。
可是申请不等于能留下。
下午,我叫来平时帮我运货的车主,问了问搬迁的费用。
地磅要拆,棚子里的东西要清,院里那些大件废铁得用货车拉。
对方给我粗算了一遍。
我在本子上记下数字,又把重新租场地的押金、接电费用算进去。
比我预想的还高。
如果真搬,手里的周转钱很可能一下就空了。
第二天,我联系了两个平时收我废铁的买家,把院里积压的货提前出了一批。
废铁价格比我原来打算卖的时候低了些。
过磅时,我看着电子屏上的数字,心里清楚,这一车不是为了赚钱,是为了换现金。
车走以后,院子空出一大片。
老周隔着围墙问我:“怎么突然卖这么多?”
“先腾地方。”
“真要搬?”
“还不知道。”
他走过来,看见我桌上的租赁通知,叹了口气。
“早就让你跟赵主任和解。”
我没接话。
他又说:“你看看,现在拖拉机还在那儿,钱没挣着,废铁倒先便宜卖了。”
“生意总得做。”
“可村里人现在都说,你为了那台破车,非要把事情闹大。”
我把过磅单夹进账本。
“是我起诉的吗?”
老周不说话了。
接下来几天,收购站的生意明显淡了些。
以前有个固定给我送废纸箱的小店,这回只送来一半。
我问是不是最近货少。
对方说,怕收购站过阵子搬走,已经联系了另一家。
还有两个村民推着旧铁架子走到门口,看见院里的拖拉机,又把车推了回去。
我没追出去问。
做买卖最怕别人心里没底。
现在我自己都不知道收购站能开到什么时候,自然没法要求别人继续信我。
一个星期后,李桂芳来卖旧纸壳。
她推着小车进门,先把纸壳放到地磅上。
我称完,报了重量。
她没急着收钱,反而问:“树生,你真准备跟村里把官司打到底?”
“我准备按法院程序处理。”
“东西交回去不就算了?听说赵主任还愿意给你补点钱。”
我把称重单递过去。
“桂芳婶,你听谁说的?”
“村里都在传。”
“那他们有没有说,要我签字承认自己收购不当?”
李桂芳看了我一眼。
“还要认这个?”
“协议上写着。”
“你到底知不知道那车原来是村里的?”
“收车那天不知道。后来村里拿出采购登记,我才知道可能有关系。”
“那你现在怎么不交?”
我把她的纸壳钱算好。
“因为村里只说了这台车最早是谁买的,没说明后来怎么处理的。”
李桂芳没有伸手接钱。
我从文件袋里拿出处置摘要,放在她面前。
“你看看这个。”
她看得很慢。
看完问我:“报废是什么意思?”
“账上说这台车已经报废处理。可孙福田说,他当年花钱买回来,还开了好多年。”
“报废的东西不能卖?”
“能不能卖,要看当时怎么处置。问题是村里现在要求我交车,却没有把这段说清楚。”
李桂芳皱起眉。
“这不是打官司时查清楚就行了?”
“我也这么想。所以我申请看处置资料。”
“查出来没有?”
“只看到这份摘要。更具体的,还没拿到。”
她把纸重新看了一遍。
“当年处理旧机器,卖的钱应该算村集体的吧?”
“如果确实是集体资产出售,按理应该有相应收入记录。”
“那钱记在哪儿?”
“我不知道。”
李桂芳抬头看我。
“你折腾这么久,就是为了查这个?”
“我最开始只想证明自己不是乱收东西。可要证明车的来源,就绕不过当年的处置。”
她坐到旁边的凳子上。
“那你现在查这些,就算查清了,你自己能得什么好处?”
“官司能有个说法。”
“除了官司呢?”
我想了想。
“至少以后有人说我偷了村里的东西,我能拿出证据解释。”
李桂芳把纸还给我。
“你这人,平时看着不爱说话,遇上事倒挺犟。”
我把钱递过去。
“该我认的责任,我认。不该我认的,不能因为我是收破烂的就让我签字。”
她接过钱,没有像平常那样马上走。
过了一会儿,她问:“那批旧农机,当年是不是不止一台?”
“采购登记上有好几台。”
“其他的怎么处理了?”
“我还没查。”
李桂芳点点头。
“那就不只是你跟村里的事了。”
我看着她。
她把空车推到门口,又回头说:“这些年村里公开过不少账,可二十多年前那批机器,我真没什么印象。”
“时间太久了。”
“时间久,也不能没个说法。”
她推车走了。
那天下午,我继续整理收购站的货。
废铜装袋,纸壳打包,旧电器按类别摆好。
忙到天快黑时,李桂芳从村口经过,停下来问我:“树生,村民能不能申请查以前的集体资产账?”
“应该可以按规定申请了解相关事项,具体怎么查得问村里。”
“行,我去问问。”
她没有说要替我出头。
我也没指望她能改变什么。
但这是官司传开以后,头一次有人不问我是不是偷了拖拉机,而是问那批集体农机后来去了哪里。
晚上,我收到村委会关于场地申请的阶段性答复。
上面写着,现有场地租期届满后将根据统一安排处理,暂不承诺原承租人继续使用。
不是明确拒绝。
但也没有给我留下来的保证。
我把答复夹进账本。
距离租约到期,只剩不到两个月。
官司还没结束,收购站已经不能再像以前一样经营下去了。
我得一边应诉,一边准备搬家。
第七单元:村民第一次不再问我赚了多少钱
李桂芳第二次来收购站,手里没有废纸壳。
她拿着一本笔记本,进门就问我:“树生,你上回看的那份旧农机处置摘要,还有没有?”
“有。”
“能让我再看看?”
我把复印件递给她。
她没坐下,站在桌边看了半天。
“我去问过了。我们村集体成员想了解以前的资产处置,可以按规定提出申请。”
“他们怎么说?”
“让我把要查的事情写具体,不能只说想翻旧账。”
我把自己的材料摊开。
“采购登记里有设备编号,处置摘要里也有。你可以从这批农机入手,问当年怎么处理、收了多少钱、收入怎么记的。”
李桂芳拿笔记下来。
她写字慢,每写一行都要重新看一眼材料。
写到“处置收入”四个字时,她忽然问:“树生,这些钱如果当年没进村里的账,最后怎么算?”
“那得查清楚才知道。”
“我不是问你能拿多少。我是问,村里的东西卖了钱,到底该归谁?”
“归村集体,按规定入账。”
她把笔放下。
“那就应该让大家知道。”
我没有接话。
这件事到了现在,已经不是我一个人能决定查不查了。
我关心的是自己的官司。
李桂芳关心的,是当年集体资产有没有被好好处理。
两件事碰到一起,却不是一回事。
几天后,李桂芳告诉我,她已经和几名村民一起提交了书面申请。
申请内容并不复杂。
要求核实当年集体农机的采购、处置方式、设备去向以及相应收入记录。
她还特意告诉我,没有在申请里写谁贪了钱,也没有要求先处分谁。
“账还没看明白,不能胡乱给人扣帽子。”
我点头。
“这样好。”
李桂芳看了我一眼。
“我以前也觉得你为了八百块钱太较真。现在想想,你要是不较真,谁会想起来问那批机器?”
我笑了笑。
“我也不想这么较真。”
她没有笑。
“树生,村里的事,跟你自己的官司,你得分开。”
“我知道。”
“你别指望我们查完旧账,就一定能帮你赢官司。”
“我没这么想。”
李桂芳把笔记本合上。
“那就行。”
我继续准备法院要求的材料。
孙福田那边仍然没有给我明确答复。
我去过两次,他都说还在找旧收据。
第三次见面,是他主动来收购站找我。
那天中午,我正在过磅。
孙福田站在门口,等我把钱结完,才慢慢走进来。
“树生,有空吗?”
“有。”
他从衣服内袋里拿出一个旧信封。
信封已经发黄,边角磨破了。
“我翻出来一点东西。”
我放下手里的笔。
孙福田把信封打开,里面装着一张折了几道的旧纸。
纸很薄,有些地方已经起了毛边。
最上面写着收款凭据。
下面是日期、金额和简单的款项说明。
我拿起来看。
款项说明写的是旧农机设备处理款,后面有一个手写编号。
那串编号与拖拉机铁牌上的数字并不完全一致,但型号标记和部分设备信息能够对应。
金额也不是八百块。
那是二十多年前孙福田买车时付的钱。
我抬头问他:“这就是当年买拖拉机的收据?”
“我找了好几天,在一个旧工具箱底下翻出来的。”
“以前怎么没说有?”
“我真不记得放哪儿了。”
他停了一下,又说:“也不全是。”
我等着他说。
“前些天,我不敢拿出来。”
“怕什么?”
“怕人家说这张纸不算数,反过来问我,当年为什么敢把村里的机器开回家。”
我把收据轻轻放到桌上。
“孙叔,这上面写着处理款,至少证明你不是没花钱就把车开走了。”
“可也不能证明村里手续都办对了,是不是?”
“对。”
孙福田苦笑了一下。
“我想了这些天,也想明白了。车是我买的,我就照实说。至于当年他们怎么记账,不是我能替他们解释的。”
我问他:“你愿意向法院说明当年的交易经过吗?”
他低头看着自己的手。
“要我说实话,我说。”
“可能还得核对这张收据。”
“可以。”
“原件你先收好,别弄丢。需要提交时按程序来。”
孙福田把收据重新装进信封,却没有立刻收回去。
“树生,我问你一件事。”
“你说。”
“你是不是觉得我这个老头不讲义气?把车卖给你,出了事却一直躲着。”
我想了想。
“刚开始是有点埋怨。”
他点头。
“应该的。”
“可后来我想,你也不知道这场官司会闹成这样。”
孙福田抬起头。
我接着说:“我只希望以后再有人问,你当年怎么买的车,你别躲。”
“这回不躲了。”
他说完,把信封收好。
我送他到门口。
他走了几步,又停下来。
“树生,当年收钱的人,是村里负责处理农机的。赵德发也在那摊事里管过事。具体谁最后把钱拿去入账,我不知道。”
“你确定他参与过?”
“参与过处置工作,这个我记得。但你别让我说他拿了钱,我没看见。”
“我不会让你乱说。”
孙福田点点头,慢慢走远了。
那天晚上,我把旧收据的相关信息整理进材料清单。
我没有把它当成能直接决定官司结果的东西。
收据只能证明当年发生过付款。
可它让孙福田之前说的话有了对应的书面依据。
更重要的是,孙福田愿意把交易经过说清楚了。
第二天,李桂芳又来找我。
她带来一份可以按规定查阅的旧资产资料摘要。
里面不只有那台拖拉机。
同一批购入的农机,有几台被列入处置范围。
有的设备写着低价出售。
有的标为报废。
还有几项只有金额,没有明确对应的买受人和收款说明。
我和李桂芳把资料摊在桌上,一项一项对照。
她指着其中两行。
“你看,这两台机器都写了处理收入,可金额跟设备登记不太对应。”
我看了看。
“有可能是残值处理,也可能是几台合在一起卖的。光看摘要不能确定。”
“那就得看原始凭证。”
“对。”
李桂芳翻到后面。
“还有这个。账上记了处置,可后面没有完整的收入说明。”
我把那一页放到旁边。
“这也不能直接说钱没进账,只能说目前看到的材料不完整。”
李桂芳点头。
“所以我们申请核查。”
我看着她。
她已经不像前几天那样,见面就问我为什么不和解。
现在她关注的是另一件事。
当年村里处理那批农机,到底有没有按规矩办。
下午,村里组织了一次针对相关申请的情况说明。
我没有作为村民代表发言,只坐在旁边听。
李桂芳把问题问得很清楚。
“我们不是说谁一定有问题。我们想知道,当年那批农机怎么处理的,处理收入有没有如实进入集体账目。”
赵德发坐在前面。
听完后,他拿起话筒。
“二十多年前的事情,很多资料需要核实。不能因为现在有人打官司,就认定当年村里的工作有问题。”
李桂芳没有争辩。
“正因为不能随便认定,所以才要求查清楚。”
赵德发看了她一眼。
“村里的财务资料,有相应管理程序。”
“我们就是按程序申请的。”
“有些历史资料不完整。”
“那就说明哪些不完整,哪些还在查。”
会场里有人低声议论。
一个村民说:“都多少年的旧机器了,翻这些干什么?”
另一个接话:“村里的钱,哪年的就不是钱了?”
有人担心继续查会影响现在的集体经营。
也有人觉得,既然已经发现账目对应不上,就应该给全体村民一个说法。
我坐在后排,没有插嘴。
以前村里人议论这场官司,都是说我收破烂收出了麻烦。
今天他们第一次认真讨论,当年那些机器到底卖了多少,收入去了哪里。
赵德发最后表示,会按程序配合有关资料核查,具体事项由有权机构依法处理。
会议散了以后,他从我身边经过。
“陈树生。”
我站起来。
“赵主任。”
他看着我。
“你现在满意了?为了自己那台车,把全村都折腾进来。”
“不是我要大家替我打官司。”
“那这些旧账是谁先翻出来的?”
“你们起诉我,我就得弄明白车的来历。”
“你查自己的车就行,别的事跟你有什么关系?”
我看了看正在门口收拾材料的李桂芳。
“别的事,村民自己有权问。”
赵德发顺着我的目光看过去,没有再说话。
他转身离开时,步子比平常快了些。
李桂芳走过来,问我:“他又说你什么了?”
“说我把全村折腾进来了。”
她把文件袋往胳膊下一夹。
“这话不对。账是村集体的,申请也是我们自己签的字。不是谁替你出头。”
我点头。
“我知道。”
李桂芳又说:“你那官司还是得自己打,别指望这些资料一出来,法院就直接判你赢。”
“我明白。”
“那你准备怎么办?”
“把我能证明的交易经过交清楚。旧资产的问题,让有权核查的人查。”
她看着我,忽然笑了。
“你倒是比前几天明白了。”
我也笑了一下。
“官司打到这份上,再不明白,收购站都快没了。”
李桂芳没有继续说笑。
“场地的事,还没消息?”
“没有。村里只说按统一安排处理。”
“那你得早做准备。”
“已经在准备了。”
回收购站的路上,我路过村口的小卖部。
有人叫住我。
“树生,你那拖拉机现在怎么样了?”
“还在院里。”
“听说当年村里卖过不少机器?”
“正在核查。”
那人想了想,又问:“那钱是不是都没进账?”
我摇头。
“现在还不能这么说。”
“那到底怎么回事?”
“等正式查清楚再说。”
他没有像以前那样笑我。
只是说:“要是真有问题,是该查一查。”
我继续往前走。
收购站门口的路坑坑洼洼,我骑三轮车经过这里八年,闭着眼都知道哪里要减速。
可现在我不知道,两个月后还能不能从这条路把货拉进院里。
当天晚上,我把孙福田提供的旧交易信息、自己的收购记录和村里的处置摘要分别整理好。
属于我个人诉讼的材料,我准备按法院程序提交。
涉及村集体旧资产处置的问题,李桂芳他们已经提出了正式核查申请。
两件事不能混成一件事。
我也不打算靠几张旧纸就说赵德发一定贪了钱。
但有些问题,已经不能再用“时间太久”四个字敷衍过去。
我把文件袋封好,放进办公桌抽屉。
那台拖拉机仍然停在院子里。
防雨布被风掀开一角,露出锈得发红的发动机盖。
它还是那堆不值钱的旧铁。
可现在,村里终于有人开始关心,那批旧机器当年究竟是怎么从集体账上消失的。
我关上窗户,拿出场地租赁合同。
距离到期,只剩一个多月。
如果想保住收购站,我还有机会跟赵德发谈。
如果继续把材料交出去,旧场地很可能真的留不住。
我看着合同上的到期日期,许久没有翻页。
官司要有结果。
生意也要有出路。
接下来,不能再只想着怎么证明自己没错了。
我得决定,为了把这件事说清楚,自己究竟愿意付出多大的代价。
没有完整、如实地反映在集体账目中。
其中就包括涉案拖拉机所属的那批设备。
我问她:“钱最后查清楚去哪儿了吗?”
“目前查明有些收入登记不实,还有部分款项需要继续核对。涉及哪些人的具体责任,要继续按程序处理。”
“赵德发呢?”
“当年的经办责任已经被列入核查范围。他参与过相关处置工作,这一点确认了。后续该怎么处理,还得看正式程序。”
我点点头。
这才是我一直想要的结果。
不是谁当场认错。
也不是一句“都是误会”。
而是那些长期说不清的旧账,终于有人开始按照事实核对,并且确认当年确实存在问题。
李桂芳看着我。
“树生,你怎么不说话?”
“我在想,那台拖拉机真够折腾人的。”
她笑了。
“以前谁能想到,一台破机器把二十多年前的账翻出来了。”
“也不是机器有多厉害。”
“那是什么?”
“是账本来就没记明白。”
李桂芳点头。
“现在村里也不全是一个说法。有人觉得查得对,也有人嫌事情闹大了,影响村里名声。”
“那就让他们说。”
“你倒想开了。”
我把法院裁判文书放进抽屉。
“以前我怕人家说我偷东西。现在事情查过了,该我承担什么责任,也有了结果。别人怎么议论,我管不了那么多。”
李桂芳站起来,准备走。
到门口时,她回头问我:“旧收购站真不准备再争取了?”
我看了一眼墙上的日历。
租约到期的日子已经很近。
“申请过了,村里按程序作出了安排。原来的地方留不住,我就另找。”
“那你这些年花在这里的工夫呢?”
“能搬走的东西搬走,搬不走的,就只能算成本。”
李桂芳叹了口气。
“官司赢了,生意倒折腾没了一半。”
我没有否认。
她说的是实话。
如果当初我签了那份和解协议,或许不用搬得这么急。
可那样一来,我就得在纸上承认自己收购不当,还要答应不再追问旧账。
我不敢说现在的选择一点也不后悔。
看着空下来的院子,我也心疼。
只是如果再让我选一次,我还是不会签。
李桂芳离开以后,我把那张最早的收购单找出来。
八百块。
孙福田签的字。
日期和金额一清二楚。
当时我只想着把机器拆成废铁,卖出去挣点差价。
后来围着它折腾了这么久,搬了这么多趟材料,跑了这么多地方。
现在事情终于有了结果。
那张收购单没有变成什么能让我发财的宝贝。
它只是证明,我当初确实规规矩矩地做过一笔买卖。
我把收购单夹进裁判文书里,放回抽屉。
然后走到院子里,拿起卷尺,开始量旧货架的尺寸。
法院的事有了结果。
接下来,该把收购站搬走了。
第十单元:我还是那个收破烂的人
搬走那天,我比平时早到了一个小时。
院子里已经没剩多少东西。
废铁提前卖了,纸壳清空了,旧电器也处理得差不多。两间铁皮棚拆掉一间,另一间因为用了太多年,拆下来的材料已经不值得再装回去。
我拿着账本,从门口走到院子最里面。
地磅旁边还有几个装螺丝的塑料筐,墙角堆着没用完的捆扎绳。
这些东西不值几个钱,我却一样一样收了起来。
八年前刚租下这块地的时候,我还没钱买地磅。
有人送废铁,我只能用小秤一筐一筐称。
碰上几十斤的旧铁架子,得两个人抬着上秤。
后来生意慢慢好了,我才买了现在这台地磅。
当时花了多少钱,我到现在还记得。
如今要搬走,光是拆装和运输,又得花一笔。
我蹲下来,把地磅底下积了多年的泥清掉。
老周推门进来,看见我拿着铲子,赶紧过来搭手。
“这东西你自己弄不了。”
“我先把底下清干净,等会儿好装车。”
他把铲子接过去。
“法院都判完了,村里就不能让你再租几个月?”
“合同到期了,场地有新的安排。”
“你倒是认得痛快。”
“合同是我自己签的。”
老周铲了两下泥,忽然说:“树生,之前我一直劝你和解,你没往心里去吧?”
我把旁边的碎石扫开。
“你是怕我把生意折腾没了。”
“是啊。我做买卖这么多年,见过不少人为了争口气,最后连本钱都赔进去。”
“我这回也赔了不少。”
老周停下手里的活。
“那你还觉得值?”
我看着地磅上的数字屏。
断电以后,屏幕黑着,什么也不显示。
“说一点不心疼,那是假话。”
我把电线收好,继续说:“可要让我再签一次那份协议,我还是签不了。”
老周没再劝。
过了一会儿,他说:“行吧。你这人认准的事,谁也劝不动。”
我们忙到上午十点,才把地磅和货架装好。
院子一下空了。
原来靠墙摆着的一排废铁筐没了,地上留下几块颜色深浅不一的印子。
我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才想起最里面还有那台拖拉机。
它仍旧盖着防雨布。
官司有了结果,我也终于能按正常程序处理这台设备,不必再因为权属争议一直把它单独放着。
我走过去,把布掀开。
发动机盖上落了不少灰,原来那块铁牌还牢牢钉在车身上。
我用袖口擦了擦。
编号还是那个编号。
从收车那天起,这串数字我看了不知道多少遍。
最初我以为它只是普通的机器标记。
后来村里拿它证明当年买过车。
我又靠它找到了旧处置记录。
如今,这场纠纷终于有了结果。
我没有急着把拖拉机拆了。
孙福田昨天说过,今天要过来看看搬家有什么能帮忙的。
我想等他来了,再问问这台车怎么处理。
快到中午时,孙福田骑着电动车来了。
他把车停在门口,看见空荡荡的院子,半天没说话。
“都搬得差不多了?”
“还剩几个大件。”
他走到拖拉机跟前,伸手摸了摸车头。
“这老东西,跟着我那么多年,最后还给你惹了场官司。”
“也不能全怪它。”
孙福田苦笑了一下。
“当初我要是把那张收据找出来,也许你能少受点罪。”
“你后来不是找到了吗?”
“可你收购站还是没保住。”
我把防雨布叠好。
“孙叔,收购站搬家是我的事。你当年怎么买车,照实说了就行。”
他站了一会儿,忽然问:“这车你准备怎么办?”
“先拉到新地方,等安顿下来再处理。”
“还准备拆了卖铁?”
“本来就是按废铁收的。”
孙福田点点头。
“也对。它早就不能干活了。”
我看着他。
“舍不得?”
“有一点。”
他拍了拍车身。
“以前我开着它拉过粮食,也拉过木料。那会儿机器虽然旧,干活还挺有劲。”
说完,他又笑了。
“现在说这些也没用了。坏了就是坏了,留着也不能当饭吃。”
我把吊装的位置指给他看。
“那帮我看着点,别把底下的铁牌碰掉了。”
“行。”
拖拉机装上车的时候,孙福田一直站在旁边。
等固定好了,他才放心。
临走前,他告诉我,自己认识一个收旧农机配件的客户,以后如果有人要处理旧机器,可以给我介绍生意。
我没有推辞。
“那先谢谢孙叔。”
“谢什么。你这些年收东西,价格公道,也没坑过我。”
他骑车走了。
下午,李桂芳来了。
她手里拿着一张写着地址的纸。
“树生,新场地找到没有?”
“看过两处,都不太合适。”
“那你看看这个。”
我接过纸。
是邻村一块空置的经营场地,离主路不远,面积比现在的小一些。
“这地方能租?”
“我帮你问过了。可以按规定签合同,具体价格你自己去谈。”
我把地址看了两遍。
“离这里有点远。”
“是远一点,但三轮车能进去,运货也方便。”
“租金呢?”
“比你现在这块贵一些,不过不用自己重新搭那么大的棚子。”
我算了算。
如果把积压的货再处理一部分,手里的钱勉强够付前期租金和搬迁费用。
但短时间内,肯定不能像以前那样大量收货。
李桂芳见我一直看着纸,问:“怎么,不满意?”
“不是。就是得重新算算。”
“那你先去看看。觉得不合适,再找别的。”
我把纸折好放进口袋。
“桂芳婶,这段时间麻烦你不少。”
她摆摆手。
“我没替你打官司。旧账那件事,本来就是村民该关心的。”
“我知道。”
“至于这个场地,是我正好知道有这么个地方。你能不能经营起来,还得靠自己。”
我笑了。
“这个我也知道。”
她看了看快搬空的院子。
“以前村里人说你收破烂没出息,现在倒有不少人觉得,你这人做事靠得住。”
我把最后几个塑料筐搬到车边。
“他们愿意这么想,我高兴。不愿意,也没办法。”
李桂芳有些意外。
“你以前不是挺在意别人怎么看你?”
我想了想。
“以前总觉得,得让别人知道我不是没本事,才会来干收破烂这行。”
“现在呢?”
“现在觉得,收破烂就是收破烂。靠自己的手挣钱,也没什么见不得人的。”
她点了点头。
“这话说得实在。”
当天傍晚,我办完旧场地的交接。
工作人员核对了院里的情况,确认货物和可移动设备已经清走,我按手续交还了场地。
临走前,我站在门口,把那块褪色的招牌摘下来。
陈树生废品收购站。
八个字,掉了两块漆。
老周站在旁边问:“这牌子还要?”
“要。”
“新地方重新做一块不就行了?”
“先留着。”
我把招牌放进三轮车厢,用绳子固定好。
然后关上铁门。
锁扣合上的声音,比平时响了一点。
我把钥匙交还,骑车离开。
没有人拦我,也没有人站在路边看热闹。
老周在后面喊了一声:“新地方开张了,记得告诉我!”
我回头答应。
几天后,我去看了李桂芳介绍的场地。
地方确实小。
只有一个旧棚子和半块水泥地,堆不了太多废铁。
不过位置还算方便,货车能够进出,手续也能正常办理。
我把租金、搬迁和后续经营费用重新算了一遍,最后签了合同。
这次我把每一页都认真看完,尤其是租期、到期处理和双方责任。
以前总觉得乡里乡亲,话说到了就行。
经历过这一场官司,我更愿意把该写清楚的事情写在纸上。
新收购站开门那天,没有放鞭炮,也没有摆酒席。
我把旧地磅装好,校准数字,又把货架靠墙摆正。
院门口重新挂了一块招牌。
还是那八个字。
陈树生废品收购站。
第一笔生意,是李桂芳带来的几捆废纸箱。
我给她过完磅,照旧开了收购单。
她拿着单子笑:“我这算不算你新店的第一个客户?”
“算。”
“那能不能多给两块?”
“不能。”
她瞪了我一眼。
我把钱转过去。
“斤数没少算,价钱也跟别人一样。”
李桂芳笑着摇头。
“你这生意人,一点人情都不讲。”
“该讲的人情讲,该算的账得算。”
她接过钱,推着空车走了。
没过多久,孙福田介绍的人也送来一批旧农机零件。
东西不多,我照样逐件看过,问清来源,记好重量和价钱。
那天总共收了不到一千块钱的货。
比以前少得多。
可关门算账时,我心里反而很踏实。
晚上,我把新收购站的第一本账放进抽屉。
旁边是法院裁判文书的复印件。
原来那张八百块钱的收购单,也夹在里面。
这段时间,村里旧农机处置的问题已经有了明确核查结果,相关违规事项正在按程序处理。
我没有再去追问赵德发会受到什么处分。
那不是我能决定的事。
我需要证明的事情,已经证明了。
村里不能仅凭当年的采购登记,就让我替二十多年间的旧资产处置问题承担责任。
孙福田当年花钱买车的经过,也终于有人认真核实。
至于我自己,确实为这场官司付出了代价。
旧收购站没了。
搬家花掉了一部分积蓄。
原先的客户,也不是每个人都愿意跟着我跑到新地方。
这些损失不会因为官司赢了就自动消失。
但我不用再拿着一份承认自己有错的协议,换别人赏给我一个做生意的机会。
第二天早上,我照常开门。
太阳刚照到院子里,一辆三轮车停在门口。
车上装着几个旧铁架子。
来人朝里面喊:“老板,收不收破烂?”
我从地磅旁边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灰。
“收。”
他问:“多少钱一斤?”
我走过去,看了看铁架子的成色。
“先上秤,称完按今天的价钱算。”
那人把车推进院里。
我弯腰检查货物,拿起记录本,写下日期。
跟八年前一样。
我还是那个收破烂的人。
只是这一次,再有人问起我是干什么的,我不会觉得低人一等。
我靠这双手挣钱。
账记得清,钱付得明白。
这就够了。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