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槐树下的院子
柳河镇福利院的门前有一棵老槐树,树龄比院里所有人都大。树干粗得要两个大人合抱,树皮裂成一道道深沟,每年五月开一树白花,香气能飘到镇口的石桥上。
1957年冬天,周姨在这棵树下捡到过一个孩子。
那是天还没亮的时候,她开门扫雪,看见石阶上放着一个蓝布襁褓,襁褓里塞着一张烟盒纸,纸上用铅笔写着一个字:唐。别的什么都没有。
孩子冻得嘴唇发紫,抱在怀里像一团冷掉的馒头。周姨把她揣进棉袄里,抱回屋,用温水一点点擦,擦到晌午,孩子才哭出第一声。
“就叫唐小唐吧。”周姨对院里的人说,“姓唐,名小唐,好记。”
那时候的柳河镇福利院还叫“生产教养院”,1959年才改的名。院子不大,青砖墙,两排平房,前院是办公室和库房,后院是孩子的住处。院里有二十来个孩子,多半是灾荒年丢下的,也有爹娘出了事送来的,还有两个是被人从火车站捡回来的。
管这个院子的只有三个人:周姨,一个打杂的老赵,一个做饭的王婶。
周姨叫周秀英,五十来岁,从前在旧社会的育婴堂干过,见过太多孩子活不下来,所以她的规矩又细又硬:饭要按人头分,谁也不许多吃一口;衣服按季发,破了就补,补丁要打在里头,不能露在外头;孩子哭了先看是不是饿,饿了给水,不许随便给糖。
老赵叫赵德顺,瘸一条腿,说是1948年在战场上被弹片削的,走路一拐一拐,管着院里的柴火、水井、茅房和那台老是出毛病的抽水机。他不爱说话,爱抽烟,抽的是自己卷的旱烟,烟味很冲,孩子们都躲着他走,只有黎远不怕,常常蹲在他旁边看他把烟丝一点点撮进纸里。
“你小子看我干啥。”
“看你怎么卷。”
“学会了也没烟抽。”
“我学着自己卷。”
老赵就笑了,露出一口黄牙,把卷好的一支递给他:“拿着,别让周姨看见。”
黎远不抽,他拿回去,塞进灶台的缝里,攒着。他攒东西的习惯,从那时候就有了。
王婶做饭,一口大锅,一天两顿。早上是玉米面糊糊,稀得能照见人影;中午是窝头,配一勺咸菜。星期天加一顿白面糊糊,全院子孩子从前一天晚上就开始盼。
1962年那一年最难。粮食不够,周姨把自己的定量减了,减下来的部分熬成稀粥,一天三顿给孩子喝。她瘦得颧骨凸出来,走路的时候裤腿空荡荡地晃。
那年冬天,院里死了两个孩子。一个才八个月,夜里睡着了就没醒;一个是四岁的男娃,拉肚子拉了七天,卫生院的药要钱,钱不够,只买了两天的。
周姨把孩子埋在后坡上,回来在办公室里坐了一整夜,第二天照常开门、分饭、扫地。只有唐小唐看见,她扫地的时候,扫帚在一个地方来回扫了很多遍。
1963年以后,日子松了一点。县民政局每年拨的款多了一些,粮站也会给些处理的陈粮。院里添了两床新被子,孩子从二十一个变成了二十四个。
唐小唐是在这个院子里长大的。
她七岁开始洗尿布,九岁学会和面,十一岁能踩缝纫机——院里那台蝴蝶牌旧机器是县民政局拨下来的,缺了个零件,得用手按着才转。她蹲在机器前,一手按着机头,一手送布,脚踩踏板,踩得额头冒汗。周姨在旁边看,看完说了一句:“手挺稳。”
她十二岁那年,周姨让她管账。其实也没什么账:一天用多少粮,一个月用多少煤,哪个孩子的鞋又破了要换。她拿一个硬皮本子,一笔一笔记,字写得歪,数目从来不错。
黎远比她大两岁,1955年生,1961年被一个赶大车的人送来的。
那人说是在去县城的路上捡的,孩子发着烧,缩在一个土坎下边,问他什么也不说,只记得自己好像姓黎——其实也说不清,是那人听岔了,还是他自己含糊地说过一个音,反正就这么姓了黎,叫了远。
周姨给他灌了半碗姜汤,烧退了,他就留下来了。
他不记得自己爹娘,只记得有一回吃过高粱米饭,是一个女人的手递到他嘴边的。那只手上有裂口,指甲缝里是黑的。
他把这件事讲过两回,一回是1965年跟唐小唐讲的,一回是1972年在磨房里跟周姨讲的。
院里的孩子都怕周姨,不怕黎远,因为他从不告状。
他长得瘦,像根麻秆,两只手却很有劲。十一岁那年冬天,后院炉子倒了,煤球滚了一地,火苗蹿到柴垛上。满屋子孩子哭,没人顾得上谁。是黎远冲进去,把离火最近的那个孩子拖出来——那是六岁的唐小唐,棉裤烧着了一角,手臂上烫出一块疤。
他自己手背也烫伤了一片,起了泡,半个月才好。
后来唐小唐手臂上那块疤一直留着,铜钱大,颜色比周围的皮浅。夏天穿短袖的时候,她总要用袖子盖一盖。
黎远从来没提过这件事。
有一回她问:“你那天怎么不怕?”
“怕。”他说。
“怕你还进去。”
“你在里头。”
她当时十二岁,不懂这句话的分量,只觉得心里热了一下,热了好几天。
1969年冬天,院里的小栓病了。
小栓是1968年冬天被人放在门口的,来的时候才几个月大,哭声细得像猫。周姨说这孩子先天不足,喂不大。她拿米汤一勺一勺喂,喂到一岁多,才勉强能站。
那年腊月,小栓半夜发烧,烧到抽起來。王婶说不行了,周姨摸了摸额头,转身去拿棉袄:“送卫生院。”
老赵的腿走不了夜路,周姨要留下看别的孩子。
是黎远背的。
十三岁的孩子背着一个一岁多的娃娃,走八里地去镇卫生院,唐小唐跟在后面,手里提着一盏马灯。雪下得不大,风却硬,吹得灯芯歪来歪去。
走到一半,小栓在他背上抽搐,牙齿咬得咯咯响。黎远停下来,把自己的手指塞进孩子嘴里,让他咬。
唐小唐看见血珠从他指头上冒出来,一滴一滴落在雪上。
“你手……”
“走。”他说,“别停。”
到卫生院的时候,黎远的棉袄后背全湿了,手指头上两排牙印,肿得像发酵的面。
医生给孩子打了针,说再晚半个钟头就没救了。
交钱的时候,周姨给的钱不够。黎远从棉袄内兜里摸出一个布包,里面是一块二毛钱,是他攒了两年的。
“你哪来的钱?”唐小唐问。
“老赵给的,还有我帮人推磨挣的。”
他把钱放在柜台上,一分一分数清楚。
那天夜里他们在卫生院的长椅上坐到天亮。小栓睡着了,烧退了,脸上一层细汗。黎远靠在墙上,眼睛闭着,手指头还在抖。
唐小唐把自己的围巾解下来,给他包住那只手。
“不用。”
“包着。”
他没再说话。
后来小栓活下来了,一直活到1974年,被县里一户人家领走。走的时候他哭着不肯上车,黎远抱着他,把他放到车斗里,说了句:“去了有白面吃。”
那是他学会的第一句哄人的话,后来他又用这句话哄过唐小唐一回。
第二章 雪地上的名字
1971年的雪下得早。十一月的风从渭河滩上刮过来,把院门口那棵老槐树刮得只剩一副骨架,光秃秃的枝丫挑着几团雪。
唐小唐抱着一摞洗好的尿布从后院绕出来,手指头冻得通红,像十根刚从雪地里刨出来的胡萝卜。她十四岁,是院里最大的女孩,也是唯一一个能把六个小娃娃的尿布洗得干净还不挨骂的人。
“小唐,尿布晾绳上去,别搁灶台。”周姨在屋里喊,嗓子哑,说一句咳一声。
“知道了。”
她把尿布一片片抖开,搭在院角那根麻绳上。风一吹,白布片子啪啪地响,像一群要飞走的鸽子。
那天晚饭是红薯稀饭,锅底糊了一层,孩子们拿勺子刮得铮铮响。唐小唐在灶间刷锅,黎远推门进来,手里捏着一个东西。
“张嘴。”
她张开嘴,一颗水果糖落进她嘴里,甜得她眼睛都眯起来。
“哪来的?”
“供销社后门扫的。人家撒了一地,我捡了三颗。”
“三颗?”
“另外两颗给小三儿和小琴了。”
她把糖含在左腮,又挪到右腮,舍不得咬。黎远就靠在门框上看她,看了一会儿说:“小唐,你会写自己的名字不?”
她摇头。
他拉她到院子里,蹲下去,用一根树枝在雪上划。
“唐——横、竖、撇、捺。小——竖钩、撇、点。唐小唐。”
她跟着划了一遍,划得歪歪扭扭,像三条蚯蚓爬在雪上。她急得要哭,他伸手把雪抹平。
“重来。写字跟挑水一样,第一趟洒一半,第二趟就稳了。”
那天晚上,他们蹲在雪地里写了整整一个钟头。雪落在肩上、头发上,谁也没觉得冷。最后她终于把自己的名字写得端端正正,抬头看他,鼻尖冻得通红,眼睛亮得像两颗黑豆子。
黎远笑了。他很少笑,一笑就露出两颗虎牙,看着不像平时那么老成。
“以后我教你认字,”他说,“一天认五个,一年就是一千八百个。”
“一千八百个够干啥?”
“够你看报纸了。”他顿了顿,“够你写信了。”
他从怀里摸出一张东西,是一张揉得软了的旧报纸,边角已经破了。“这个给你。上头认得的字,你就圈出来。”
唐小唐把报纸摊在膝上,借着灶房漏出来的光看,看了半天,只认出“人”“民”“大”三个字。
“就三个。”她有点泄气。
“三个不少了。”他说,“我十一岁那年,一个字都不认得。是老赵教我认的。他先教我写‘赵’,再教我写‘德’,最后教我写‘顺’。我写了一个月。”
“后来呢?”
“后来我自己照着报纸认。认了三年,认下两千来个。”
“两千个你都能记住?”
“记不住的就再抄一遍。”他说,“抄到记住为止。”
唐小唐把那张报纸折好,塞进棉袄里。
那天以后,他们定了一个规矩:每天晚饭后,在灶房的灯下学五个字。
字是他从旧报纸上剪下来的,一个字一个纸片,纸片攒在一个铁皮烟盒里。他讲一个字,讲它的意思,讲它怎么用,然后让她写三遍。第二天晚上先考前一天的字,考不出来就重写十遍。
她认字认得慢,但记得牢。有一次她把“家”字写错了,把宝盖头写成了穴宝盖。他看着那个字,半天没说话。
“错了?”
“错了。”他说,“‘家’是有屋顶的,屋顶底下养着猪,才是家。”
“猪?”
“古时候人就这么造字的。屋顶底下一头猪,就是过日子。”
她笑了很久,笑到最后把那个字写得端端正正,再也没错过。
那一年的冬天特别长。雪下过四场,院子里的水缸冻了三回,拿开水浇才化开。她学字学到第两百个的时候,已经能磕磕巴巴读一张报纸的标题了。
有一天夜里,她问他:“黎远,你会不会走?”
他正在削一支铅笔头,刀停了一下。
“不走。”
“要是有人来领你呢?”
“不会有人领我。”他说,“我太大了。”
“我也是。”
“所以我们俩不走。”他把削好的铅笔递给她,“你写字,我削笔。就这样。”
她把铅笔攥在手里,攥出了一层汗。
那支铅笔是院里从县民政局领来的,一共十支,分到孩子手里,谁的很清楚。黎远的这支用得只剩两寸长,用纸卷着,套在一个小竹管里,捏着才能写。
后来这支铅笔头,她留了一辈子。
第三章 一九七二年的秋天
1972年的秋天,玉米刚掰完,场上还堆着秸秆。那天上午来了两个人,一个是县民政局的干部,一个穿灰制服的男人,后头跟着个四十来岁的女人。
女人穿一件藏蓝的卡其布上衣,头发梳得整整齐齐,手上戴着块手表。院里孩子从没见过手表,都远远地看着,把手指头含在嘴里。
周姨把他们领进办公室,门关了半天。
到晌午,门开了。周姨走出来,站在台阶上喊:“黎远,你过来。”
黎远正在磨房推磨。他把磨棍放下,抹了把脸上的汗,跟着进了办公室。
唐小唐蹲在院墙根下择豆角,隔着窗户看见他把手伸出来给那个女人看,女人捏了捏他的胳膊,说了句什么。
她听不清,只看见黎远的头一直低着。
后来她才知道:那对夫妇是从西安来的,男人叫黎建业,国棉三厂的机修技术员;女人叫冯玉兰,同厂的检验工。两口子结婚十七年没有孩子,托了几年人,这回经地区民政局介绍,来看孩子。
他们要一个八九岁往上的男孩,好带,也懂事。看了一圈,看中了黎远。
当天晚上,黎远没回后院。
唐小唐端着煤油灯找了一圈,最后在磨房里找到他。他坐在磨盘旁边,背靠着墙,两条腿蜷着,下巴搁在膝盖上。
“吃饭了。”她把灯放在磨盘上。
“不吃。”
她把一碗窝头搁在他手边,蹲下来看他。煤油灯的光很小,照得他半张脸是黄的。
“你去不去?”她问。
“不去。”
“为啥?”
他把脸埋进胳膊里,闷闷地说:“去了,你就一个人了。”
唐小唐的鼻子一下酸了。她使劲眨了眨眼,把眼泪逼回去。
“我一个人也能行。”她说,“我十一岁就会和面了。”
“那不一样。”
“你去了有白面吃,有手表看,有学上。”她把手在裤子上擦了擦,“黎远,你去了以后,我还能看见你吗?”
他抬起头。灯芯“啪”地爆了一下,两个人都不说话。
“你去了,就写信。”她又说,“我会写字了,我认得七百个字了。”
他愣了一下,忽然笑了,笑得眼睛发红:“你还记着这个。”
“我记着呢。”
第二天上午,黎远跟周姨说了“去”。
后来周姨跟她讲过那天在办公室里的事。
黎远坐在椅子边上,两只手放在膝盖上,一动不动。冯玉兰问他叫什么,多大了,读过几年书。他一句一句答,答得很短。
答完了,他忽然抬起头,问了一句:“阿姨,能不能把唐小唐也带走?”
冯玉兰愣了一下:“谁?”
“我们院里的。她比我小两岁,会洗衣服,会做饭,会踩缝纫机。她吃得不多。”
黎建业和冯玉兰对视了一眼。
“孩子,”冯玉兰说,“我们只要一个。”
“她很好的。”黎远说,“她比我好。”
周姨在旁边听着,转过身去,装作看墙上的奖状。
那天下午,冯玉兰临走前,给了周姨二十块钱,说是给孩子添件衣裳。周姨把钱推回去了。
“衣裳我们有。”她说,“你们把孩子带好就行。”
走的前一天晚上,黎远把唐小唐叫到后院。
月亮很好,把院子照得白花花的。他把三样东西塞到她手里:一支只剩两寸长的铅笔头,用纸卷着;半块橡皮;一枚黄铜扣子。
“这个扣子我留着没用,你缝在衣服上。”他说,“回头我写信,你给我回。信封上写‘西安市国棉三厂家属院三号楼’,那家男人姓黎,一问就知道。”
“我不会写信。”
“我教过你。”
“我不会写那么多字。”
“那就写一句话。一句话总会写。”他停了停,“写‘黎远,你好’。”
她攥着那三样东西,手掌心硌得慌。那枚铜扣子她认得,是他那件旧棉袄上的。那件棉袄是1961年他被人送来时穿的,袖口磨破了,周姨给换了布面,铜扣子一直留着,五颗,掉了四颗,只剩这一颗。
“扣子给我了,你棉袄怎么办?”
“周姨给换了新扣子。”
她低头看那枚扣子,铜面上有一层薄绿,边上磨得圆滑。
“黎远。”
“嗯。”
“你在西安要好好过。”
“嗯。”
“别回来。”
他把手插进袖子里,站了一会儿,忽然伸手,在她头顶上按了一下,很轻。
“我写信。”他说。
第二天早上,来的是厂里的一辆解放牌卡车,绿色的,车斗里铺着草。黎远被那个女人扶着上车,回头看了一眼院子。
他看见唐小唐站在槐树底下,穿着那件打了三个补丁的蓝褂子,头发用一根红头绳扎着,手里攥着铜扣子。
车开了。
唐小唐跟着车跑到镇口那座石桥,跑到跑不动,扶着桥栏喘气。车拐过土坡,扬起一片黄尘,什么也看不见了。
她站在桥上,站到晌午的太阳把影子压到脚底下。
回家的路上,她把铜扣子含在嘴里,一路含到天黑。
那天晚上,周姨在办公室里坐了很久。唐小唐推门进去,看见桌上放着一个小包袱——是黎远留下的,里头是一条旧毛巾和半盒火柴。
“周姨。”
“嗯。”
“他走了。”
“走了。”
“院里以后少一个人。”
周姨没说话。过了半天,她说:“小唐,我这个院子,送走的孩子有六十几个了。送走一个,我就少一块心。可我不能留他们。留下了,他们这辈子就在这个院子里,出不去。”
唐小唐站在门口,忽然说:“我以后也要走吗?”
周姨抬起头看她,看了很久。
“你要是有本事,你就走。”她说,“走得远远的,别回头。”
“那我怎么记住你们?”
“记住字。”周姨说,“记住你们学的那几个字,比记住人牢。”
那一冬,她把铜扣子缝在了褂子的第二颗扣眼上,缝得歪歪的,线头打了个死结。
她想,他大概是有新家了。有白面吃,有手表看,有新衣裳穿,有亲爹亲妈。他大概是不想要一个福利院的女孩子写信去烦他了。
第四章 退回的信
黎远走后的第一个月,唐小唐每天都要往镇上的邮电所门口绕一圈。
她不敢进去,因为寄一封信要八分钱的邮票,她没有。
她开始攒钱。
福利院的孩子是没有零花钱的。她就去镇上帮人剥玉米,剥一筐给三分钱;去粮站扫地上的玉米粒,扫一簸箕换一个窝头;夏天去河滩上捡废铁,一斤能卖八分。
攒到十二月初,她手心里有了一小把硬币,一角四分。她数了三遍,揣在贴身的口袋里,走了三里路去邮电所。
柜台后头坐着个戴眼镜的老头。她把一张从作业本上撕下来的纸推过去,纸上写着七歪八扭的四行字:
“黎远,你好。我认得字了。你吃饭了吗。唐小唐。”
老头抬头看了她一眼:“信封呢?地址呢?”
她把黎远教她的地址一个字一个字说出来。老头拿了一张信封,拿浆糊封上,“啪”地盖了邮戳,把信丢进一个麻袋里。
“八分。”
她把三枚硬币放在柜台上,硬币在玻璃上滚了一下,她赶紧用手按住。
她走出邮电所,一路小跑,跑得心口发烫。
一个月后,信退回来了。牛皮纸信封上盖了个蓝戳,写着“原址无人接收”,旁边一行小字:此户已迁。
她拿着那封信站在邮电所门口,站了很久。
“大爷,这个怎么回事?”
老头看了看:“地址不对,人家搬了。”
“他家在国棉三厂三号楼。”
“那这片可能拆了。”老头说,“你打听打听新地址再寄。”
她回去问周姨,周姨也不认得西安的人。她去问老赵,老赵抽了半支烟,说:“厂里的事,外人打听不着。”
她不信,又寄了一封,地址改成了“国棉三厂家属院”,收信人写“黎远”。
第二封也退了,还是“原址无人接收”。
第三封她写了很久。她写了整整两页,写院里的事:小栓会走路了,二丫被县里一户人家领走了,王婶的手被锅沿烫了,老赵的抽水机又坏了。她写到最后一句停住,想了半天,写:“你要是忙,不用回。”
这封信她没敢寄。她坐在福利院后院的门槛上,把信纸叠成一个小方块,塞进那件蓝褂子的口袋里,塞得很深。
1974年春天,唐小唐托跑西安班车的老马打听。
她攒了半斤炒黄豆给他,站在车门边问:“马叔,国棉三厂家属院三号楼,有没有个叫黎远的?”
“三号楼?”老马挠挠头,“那厂子大,几万人。”
“你去的时候帮我问问。”
“行。”
过了二十来天,老马把车停在福利院门口,从车窗探出头:“丫头,我问了。三号楼是有的,可那片去年拆了重盖,人都搬散了。厂里说,有个叫黎建业的,1973年车间出事,人没了。”
唐小唐手里的簸箕掉在地上。
“那……孩子呢?”
“不知道。”老马摇摇头,“厂里人说的,那家女人后来带着孩子搬走了,搬哪儿去了不知道。还听说……那家后来又添了个小的。”
“添了个小的?”
“都是人家嘴上说的,我也没见着。”老马摆摆手,把车开走了。
那天下午她一个人坐在院子里的槐树下,坐到天黑。周姨出来叫她吃饭,她不应,周姨就在她旁边坐下,也没说话,两个人一直坐到星星出来。
“周姨,”她忽然说,“人是不是都会走?”
“会。”周姨说,“都得走。”
“那我怎么记住他们?”
“你记住他教你的那几个字,就算记住了。”
她低头看自己手上那枚铜扣子。扣子已经磨得更亮了,边缘被手指头搓得圆润。
她忽然想起来,他走的那天早上,卡车开动以前,他从车斗里回过头,看了院子一眼。她那时站在槐树底下,手里攥着扣子,没敢抬手。
她应该抬手的。
后来的很多年里,她都记得这个“应该”。
第五章 一个人的长大
1972年秋天,唐小唐进了镇中学的初中班。
她十五岁才读初中,比同班的孩子大两岁,坐在最后一排。第一堂课老师让她站起来,说说自己家在哪,她站了半天,说:“福利院。”
全班静了一下。
后来有个女生问她:“你爹娘呢?”
“没了。”
“怎么没的?”
“不知道。”她说,“我生下来就没了。”
那女生不问了。往后班上再没人问过她这个。
福利院的孩子上学,学费是县民政局给交的,书本费自己想办法。她没有书,就跟同学借,借来夜里抄。一本语文抄了一个冬天,抄在从印刷厂捡来的废纸上,字写得密密麻麻,正面写完写背面。
抄书的时候她才发现,黎远教她的那些字,笔画都是有来处的:一个字为什么这么写,为什么这么念,他讲得比老师还清楚。老师讲“家”,只说是“家庭的家”;她脑子里却是“屋顶底下一头猪”。
语文她学得轻松,算术吃力。她把手指头当算珠,在桌子底下掰,掰得慢,题总是做不完。有一回算术考了四十二分,她趴在课桌上哭,同桌的男生把卷子推过来:“抄我的。”
“不抄。”
“为啥?”
“抄了也不是我的。”
那男生愣了半天,把卷子收回去,说了一句:“你这人真怪。”
1973年,她又托人给西安寄过一次信,还是退回来。
她已经不怎么难过了。她想,也许人家真的搬走了,也许搬去了很远的地方。她把那封退信夹在语文本里,夹在最后一页,压平。
1974年夏天,她初中毕业了。成绩不坏,语文最好,算术及格。班主任姓陈,四十多岁,戴一副黑框眼镜,跟她谈过一次话。
“唐小唐,你想不想上高中?”
“想。”
“可你们院里说,你不能再住了。”
“我知道。”
“你要是能找个地方住,我可以跟学校说说,免你的学费。”
她想了想,说:“我没有地方。”
陈老师沉默了一会儿,说:“那就可惜了。”
那一年,福利院并到了县里的育婴所。二十几个孩子分了三批走:小的并过去,大的一律不能再留。
二丫是第一批走的。她被县里一户开饭馆的人家领去,说是当闺女养。走的那天她抱着唐小唐的腿不松手,唐小唐蹲下来,把她的小包袱系好,说:“去了有白面吃。”
二丫哭着说:“姐姐你骗人。”
“不骗你。”
“你怎么不来?”
唐小唐的手停了一下。
“我太大了。”她说,“没人要大的。”
石头是第二批。石头比她小四岁,走的时候一句话没说,上车之后从车斗里站起来,冲院子里喊了一声:“小唐姐,我以后回来看你!”
车开出很远,唐小唐还站在门口,一直站到风把她的头发吹乱。
周姨也到了退休的年纪,要回乡下老家。走的那天,她把院里最后一批孩子一个个点名交给人,点到唐小唐,停了一下。
“你十七了,能自己站住了。”周姨说,“我给你在街道问了个活,缝纫社,临时工,一个月十八块钱,不管饭。”
唐小唐点头。
“别跟人说你从福利院出来的。”周姨又说,“人家一听,心里就有数了,好事轮不着你。”
“我知道。”
周姨从怀里摸出一个手绢包,打开,里面是二十块钱和几张布票。“拿着。别攒着,买件像样的褂子。姑娘家,得有件像样的褂子。”
唐小唐没要,周姨硬塞进她口袋,转身就上了去乡下的班车,一路没回头。
缝纫社在镇东头,三间门面,五台缝纫机,做的是给供销社加工的衣服、被面、劳动布褂子。组长姓何,叫何桂芳,是个胖女人,嗓门大,手上戴着顶针。
她起初不太愿意要唐小唐,嫌她是“院里出来的”。后来见她手脚干净、不多话,就留下了。
“会踩机器?”
“会。”
“踩给我看看。”
唐小唐坐上机器,一手按着那个缺零件的机头,一手送布,脚踩踏板,走得匀。
何桂芳看了半天,说:“行,留下。一个月十八,管住不管吃。做坏一件,扣三毛。”
她住在缝纫社后面的一间小屋,两平方米,一张板铺,一个木箱。晚上别人回家了,她一个人守着五台机器,把灯开小,缝自己的活儿。
十八块钱,她给自己留六块吃饭,其余攒着。
攒钱干什么,她其实也说不清。有时候她想,万一哪天在街上碰见黎远呢。
1975年秋天,出了一件事。
公社一个干部的爱人做了一件“的确良”衬衫,料子是托人从上海带的,金贵。何桂芳把活交给唐小唐,说:“仔细着点,做坏了咱社赔不起。”
唐小唐做了两个晚上,领子熨得平,扣眼挖得齐。交活的那天,那个爱人试了试,说:“袖子长了半寸。”
何桂芳赶紧赔笑:“我给您改,明天就好。”
人走了以后,何桂芳把衬衫摔在案子上,骂了一句:“什么玩意儿,眼皮子比袖子还长。”
唐小唐没说话,把衬衫拆了重做,做到半夜,把袖子短了半寸,又把袖口收了一分。
第二天人家来试,照了照镜子,说:“这回还行。”
何桂芳送走人,回来拍了拍唐小唐的肩:“丫头,你这脾气,将来吃不了亏。”
1975年冬天,街道贴出了下乡的通知。镇上那一批知青要往陕北去,一个公社分几个人。
何桂芳把她叫到跟前:“小唐,按理说你这情况,能留就留。可你户口在街道,又是临时工,名额下来了,你得占一个。”
“我去。”她说得很快。
何桂芳愣了:“你不想想?”
“不用想。”她把手里的活放下,“我一个人,走哪儿都一样。”
其实她心里那句话没说出口:陕北离西安近一些。说不定呢。
走的那天,何桂芳给她塞了一件旧棉袄。“路上冷。”她说,“别说是我给的。”
唐小唐抱着那件棉袄上了卡车,回头看镇子。镇子不大,一条街,几排房,槐树在镇口,落了叶,剩一副骨架。
她在心里跟它告了个别。
第六章 塬上第一夜
1975年12月,一辆卡车装着十来个知青,从柳河镇出发,往北走了两天。
同批的有四个人:赵卫东,北京来的,戴眼镜,话多;李红梅,西安来的,扎两条辫子,脸圆;周建国,西安来的,个子高,不爱说话;还有孙玉华,也是西安的,比唐小唐小一岁,眼睛细细的,说话爱笑。
越往北,树越少,山越高,路越颠。到了第二天下午,窗外只剩下黄土:黄的塬、黄的沟、黄的坡,风一起,漫天都是土,人牙缝里都是沙。
李红梅趴在车窗上看,说:“这地方能住人?”
赵卫东说:“能。住窑洞。”
“窑洞是啥?”
“山挖个洞,你住里头。”
李红梅不说话了。
“柳树峁到了。”司机说。
唐小唐跳下车,脚一落地就陷进半尺深的黄土里。她抬头看,塬上稀稀拉拉立着几棵老柳树,树底下是几孔窑洞,黑洞洞的,像山张开的嘴。
大队支书姓王,叫王德厚,五十多岁,脸黑,牙黄,说话慢:“城里娃娃,来受苦了。咱这地方,一年到头吃洋芋,白面过年才见得着。受不了的,早点说。”
没人说话。
“咱这儿吃水难,井在沟底;烧柴难,柴在十里外;地是坡地,种一坡收一车。”王支书又说,“你们要待不住,现在走还来得及。”
赵卫东把眼镜推了推:“王叔,我们来了就不走。”
“好。”王支书点点头,“那今晚先吃饭。”
知青点在三孔旧窑里,男生一孔,女生一孔,中间一孔是灶房。已经住了五个知青,北京两个,西安三个。唐小唐这一批来了四个,窑里挤不下,王支书就把她安排到村东头张婶家的偏窑。
张婶四十来岁,男人死得早,说是1969年在山上放羊摔下沟,抬回来就没气了。她带着一个儿子一个闺女,儿子叫张铁蛋,十二岁;闺女叫张小芹,九岁。
张婶说话快,爱打听事,但对人实在。头一晚她给唐小唐端了一碗热腾腾的洋芋擦擦,又舀了一勺酸菜。
“闺女,你这手,”张婶捏了捏她的手,“细皮嫩肉的,干不了咱这活。头一个月,能把水挑回来就不赖。”
“我能干。”
“能干就好。”张婶笑了,“咱这地方,不看你从前干啥,就看你扛不扛得住。”
偏窑不大,一铺炕,一个灶,墙角堆着洋芋和柴。炕烧得热,被子薄,张婶又拿了一件旧羊皮袄给她压脚。
“婶,这太厚了。”
“夜里能冻到零下二十。”张婶说,“你盖着。”
“那你呢?”
“我有。”张婶把灯芯拨小,“睡吧,明早鸡叫就起。”
唐小唐躺在炕上,听着外头的风。
风是从沟底刮上来的,呜呜地响,像有人在很远的地方哭。她睡不着,睁着眼睛看窑顶,窑顶上有一道裂缝,月光从缝里漏下来,细细的一条。
第二天她就知道厉害了。
陕北的井在沟底,来回一里多地,一趟两桶水,扁担压在肩上,压得骨头咯吱响。她挑第三趟的时候脚下一滑,连人带桶滚下半坡,棉裤冻成了冰壳子。
她坐在坡上没哭,就是起不来。
有人从坡上下来,扁担一挑,把两个桶挂上,另一只手把她从土里拽起来。
“扶着我肩膀。”
天黑得快,她只看见一个高个子,穿着件洗得发白的军绿棉袄,脖子上围着条灰围巾。
她扶着那人的肩往上走,走到窑门口,煤油灯的光从窗纸里透出来,照在那人脸上。
唐小唐愣住了。
那张脸瘦了,下巴上有青色的胡茬,眉毛比以前浓,可那双眼睛她认得——那是蹲在雪地里教她写名字的那双眼睛。
“黎远?”
扁担那头的水桶晃了一下,水溅出来,打在黄土地上。
黎远没说话。他把两桶水稳稳放在窑门口的石台上,转过身,仔仔细细看了她一会儿。
“唐小唐。”他说,“你怎么来了。”
“我下乡。”她的声音发抖,不知道是冻的还是别的,“我分到这儿。”
两个人站在窑门口,谁也没再说话。风从塬上刮下来,把她的头发吹到脸上。
“进去吧。”他最后说,“先换衣裳,别冻坏了。”
张婶从窑里出来,看见他们两个站在门口,愣了一下。
“你们认得?”
“认得。”唐小唐说,“从小认得。”
张婶的眼睛在他们脸上来回看,看完笑了一声:“那可真是巧。”
第二天她才发现,黎远在这已经待了一年多。
他1974年高中毕业,那一年养母病故,厂里给他办了手续,他报名下乡,被分到柳树峁。因为识字、会算账,大队让他兼着记工员,后来又在村小代课。
“你在这儿住哪孔窑?”她问。
“那孔。”他指了指知青点最边上那孔。
“你跟谁一块住?”
“跟三个男知青。”
“你吃饭呢?”
“跟大伙一块。”
她还想问。问1972年以后的事,问他去了西安过得好不好,问他为什么不给她写信。可她把话咽了回去,因为黎远的态度不对劲。
他帮她挑水,帮她劈柴,把她的窑洞门口垫平了,路修好了,甚至给她做了一个小板凳。但除了这些,他一句多余的话也没有。晚上收工,别人围在灶房说笑,他坐在角落里记账本,一页一页写,写完就走。
有一回她在灶房门口堵住他:“黎远,你是不是不想见我?”
他把手里的本子合上:“小唐,这儿不是福利院。”
“我知道。”
“你来了,就得在这儿待几年。村里人的嘴,比塬上的风还厉害。”他说,“你跟我走太近,人家会说闲话,说到你头上。”
“我不怕。”
“我怕。”他说完就走了。
唐小唐站在灶房门口,站了很久,直到锅里的水烧干了,冒出一股焦味,才被人推醒。
第七章 两桌酒
1976年春天,柳树峁出了一件事:黎远要跟何秀兰定亲了。
何秀兰是公社供销社的售货员,二十出头,脸圆,两条粗辫子,穿一件鲜亮的碎花褂子——那褂子在整个公社都少见,是她姨从西安捎来的。她爹是公社的干部,她哥何守业是大队会计,在柳树峁这一带,何家算是有脸面的人家。
消息是张婶带回来的。那天她从公社赶集回来,把背篓往窑洞口一放,进屋就拉着唐小唐的手:“闺女,你听说过何家那丫头吧?”
“听说过。”
“定了。五一前办酒,在何家院子里摆两桌。”张婶压低声音,“是老太太做的主。”
唐小唐手里的针停了一下,针尖扎进指头,她“嘶”了一声,把那滴血抹在裤子上。
“好事啊。”她低头继续缝,“他该成家了。”
“哎,可惜了。”张婶叹气,坐在炕沿上,把这事从头讲起。
1975年冬天,黎远害了一场大病。高烧,烧到四十度,躺在窑里三天没起来,说胡话。知青点的人要送他去公社,可那几天大雪封了沟,车出不去。
是何秀兰骑着自行车来的。她从供销社赊了两斤红糖,又托人从公社卫生所带了退烧的药,来回二十里地,摔了三跤,到窑门口的时候,裤腿上全是泥。
“她一个姑娘家,跪在炕边上给他喂药。”张婶说,“喂完了守到天亮,天亮才走。”
后来黎远的烧退了。何家老太太就说:“我闺女这条命也搭进去了,这事得有个说法。”
还有一桩。黎远的养母娘家在陕北另一个县,那边来人闹过一次,说他养母死了,他就是那家的“根”,得带回去顶门户。来人嗓门大,在院子里拍桌子。
是何秀兰的爹出面,说了句“这孩子是我们公社的人,户口在这儿”,事情才压下去。
“人情堆人情,堆成了山。”张婶说,“压在一个二十二岁的娃娃身上,他抬不起头。”
“那就成亲。”唐小唐说。
“你这丫头,心是石头做的?”
“我跟他没啥。”她低头缝,“一起在院里待过几年,算啥。”
那天晚上,她把被子蒙到头上,一整夜没有翻身。
五一那天,何家院子里真的摆了两桌。
杀了一只鸡,炖了一锅洋芋,桌上还有白面馍,一人一个。这在柳树峁是了不得的排场。何家的亲戚坐了满满两桌,把院子挤得转不开身。
唐小唐本来是没资格去的。
是张婶硬拉着她去的——“人家差一个人帮厨,一天给五分工,你去。”她不知道是这么个场面,走到门口才看见院子里挂着红纸,看见黎远穿着一件新做的蓝卡其布褂子,站在堂屋门口给长辈敬酒。他头上还戴了顶新帽子,帽檐压得低低的。
何秀兰坐在堂屋里,头发梳得油亮,辫子上系着红头绳,脸涨得通红。
唐小唐端着一盆洗好的洋芋站在院子门口,被人群挤得动不了。她看见黎远端起一只白瓷缸子,先敬何家老太太,再敬老丈人,最后敬何秀兰的哥哥。
何家老太太笑得看不见眼:“我这个女婿,比亲儿子还听话。”
黎远端着缸子,头也没抬。
他自己端起来喝了一口,然后把缸子放下,用手背擦了擦嘴,说了句:“婶,我敬您。”
就这一句。
唐小唐不知道自己在门口站了多久。后来是张婶过来推她:“你杵这儿干啥,快把洋芋端进去。”
她把洋芋端到灶台边,蹲下去烧火。土灶的洞口对着她脸,火苗一跳,烤得眼睛发疼。
灶间有个何家的远房婶子在切菜,一边切一边说:“这小伙子命苦,六岁没爹没娘,好在遇上我们秀兰。”
另一个说:“听说他原先在福利院,还认下个丫头。”
“丫头?哪儿的?”
“就那个,村东头住的,新来的女知青。”
切菜的婶子手停了一下:“怪不得我瞧着那丫头看他那眼神。”
唐小唐蹲在灶口,火苗把她的脸烤得发烫。她低着头,一个字没说。
那天下午散席,她一个人在洗那一堆油腻的碗,洗到最后一个,手一滑,碗摔在地上碎了。
何家老太太出来看见,骂了一句:“一个外来的丫头,连个碗都端不住。”
唐小唐蹲下去捡碎片,没人帮她。
从那天起,她再没主动跟黎远说过一句话。
可黎远还是照旧。
他给她挑水,给她劈柴,在她的窑门口放了一小卷白布条——她手磨起了泡,是让他缠手用的。
“你哪来的白布?”
“卫生所讨的。”
“卫生所凭什么给你?”
“我说我手破了。”他说,“其实是你要用。”
唐小唐看着那卷白布,忽然觉得不是滋味。
“你定亲了。”她说,“你定亲了,还管我这些干什么。”
黎远站在原地,半天没说话。塬上的风吹得他的围巾一角一下一下打在脸上。
“我管你,”他说,“是因为我欠你的。”
说完他转身走了。
唐小唐站在窑门口,把那卷白布攥在手里,攥得指头发白。
她听见的是一句施舍:我欠你的,所以我替你挑水劈柴,我还清了,就算两清。
她不知道他那天回去,在窑里坐到半夜,把账本撕了两页,又重新抄了一遍。
第八章 村小的灯
1976年春天,村小的老师调走了,一时没人,王支书在社员大会上说:“那个城里来的丫头,念过初中,让她试试。”
“她能教?”有人问。
“教不了就换。”王支书说,“先让她顶上。”
村小在三孔破窑里,一孔是一二年级,一孔是三四年级,还有一孔放着柴火和一张缺腿的桌子。学生一共二十几个,从七岁到十三岁都有,衣裳穿得花花绿绿,脸上都是土。
唐小唐头一天上课,孩子们笑得前仰后合——她讲“春”字,说春天来了,草绿了,花开了。
有个男孩站起来:“老师,咱这儿没有春天,只有风。”
“你叫什么?”
“狗剩。”
“狗剩,风过了就是春天。”
孩子们不笑了。狗剩挠了挠头,坐下去。
她在黑板上写字,用的是黎远教她的那套:横平竖直,一笔一画。写完回头,看见黎远站在窑门口。
“写得不错。”他说。
“你教的。”
他没接话,过了会儿说:“‘唐’字那一撇,还是歪的。”
她没接话。
村小的黑板是一块刷了锅底灰的木板,写完要用水擦。粉笔是公社发的,一个月两盒,用得省。她教语文、算术、唱歌,还教孩子们认自己的名字。
二十几个娃娃里,会写自己名字的只有四个。
“你们爹娘叫什么?”她问。
一屋子娃娃你看我我看你。
“我爹叫张铁柱。”狗剩说。
“那‘铁柱’怎么写?”
狗剩摇头。
她就在黑板上写了个“铁”字,一笔一笔,写了一整天。
“老师,认字有啥用?”狗剩问。
“认了字,你就能看信。”
“谁给我写信?”
“将来会有人给你写。”她说,“你也会给别人写。”
狗剩似懂非懂,把“铁”字在石板上写了三十遍,写到手指头都黑了。
那年月,村里的家长里短比塬上的风还多。
四月里,张婶跟刘桂英为井水吵了一架。
刘桂英是村里的寡妇,男人1968年得病没了,她带着一个瘫在炕上的婆婆过。她在井台上先到,把水桶一放,占着井口。张婶后到,等了一袋烟工夫,说:“桂英,你也让让。”
“我先来的。”
“你先来的就占一下午?”
两个人从井台吵到塬上,吵到大队部。刘桂英说张婶仗着家里有劳力欺负人,张婶说刘桂英年年欠工分还占水。
王支书把两人叫到窑里,一人一碗水,听完谁也没批评,只说:“井是大家的。以后按先来后到,一人两桶,不许占。”
出了门,刘桂英还在骂。张婶走在前头,忽然回头说了一句:“你婆婆的药,我明儿去公社给你捎。”
刘桂英愣了一下,骂声小了。
唐小唐站在旁边看完了这一场,心里有点说不出的东西。她想,原来日子是这么过的:白天吵架,晚上还是邻居。
六月里,黎远来帮她修窑顶。
偏窑顶上有一条裂缝,下雨漏水,滴在炕上。她拿盆接,接了三个晚上。第四天早上,黎远扛着一把铁锹和一筐黄土来了。
“上去干啥?”
“垫土。”
他爬上去,把裂缝刨开,填土,夯实,又抹了一层泥。太阳很毒,他后背的汗把褂子洇透了,贴在身上,能看见一根一根的肋骨。
唐小唐在底下递土。递到一半,她说:“黎远。”
“嗯。”
“你下来喝口水。”
“等会儿。”
“你下来。”
他下来了,接过碗,一口气喝了半碗。
“何秀兰知道你来给我修窑不?”
他把碗放下,抹了把嘴。
“她现在不管我这些。”他说。
“她不管你,你就来管我?”
“她不是我什么人。”
“全村都知道她是你什么人。”她说,“你自己心里清楚。”
黎远看着她,看了很久。太阳把他的影子压得很短。
“小唐。”他说,“你听我说一句。”
“你说。”
他张了张嘴,最后说:“算了。”
他把碗递回去,爬上去接着夯土。
唐小唐站在底下,端着那只碗,忽然很想把碗摔了。
忍到最后,她把碗轻轻放下,转身进屋,把门关上。
那天傍晚,她听见他在窑顶上又待了很久,天亮之前才下来。
第九章 分红大会
1976年的秋收,比往年累。
糜子、谷子、山药蛋,一样一样往场上背。男的背一百二十斤,女的背八十斤,从坡上往场上走,一趟二里地,一天走十几趟。唐小唐背到第三天,肩膀上磨出两道血印,晚上趴着睡,压得生疼。
张婶拿了半碗猪油给她抹,一边抹一边说:“你这肩膀,得半个月才能长出茧。”
“长了茧就不疼了?”
“长了茧更疼,疼过了就不疼了。”
唐小唐笑了一声,笑到一半牵动了肩上的伤,又“嘶”了一声。
秋收完了是分粮。
那天下着小雨,全大队的人都挤在打谷场边的空窑里,窑里挤不下,有人在门口站着,披着麻袋。王支书拿着一张纸,坐在桌子后头,先念工分。
“张秀兰家,全年工分两千八百四十,折钱一百零五块。”
“刘桂英家,一千九百六十,折钱七十二块五。”
“知青点,六个劳力,全年一万一千二百,折钱四百一十四块。”
一个工十分,一个好年景折三毛七。唐小唐算过自己的:她一年挣了两千一百工分,折七十七块七毛。扣掉口粮款、柴火款,还剩十九块三。
她把那个数在心里念了两遍,觉得挺踏实。
接着念分粮的名单。
“唐小唐,城里来的知青,按规矩分。”
何家老太太忽然站起来。
她是坐在最前排的,身上穿着一件黑棉袄,头发梳得一丝不乱,站起来的时候,手里的拐棍往地上一磕。
“王支书,我有话说。”
她嗓门大,一屋子人都听见了。
“有些人,没爹没娘的,进了咱村,不老实干活,一心往高处攀。我闺女跟这小子定了亲,她还三天两头往人家窑里跑。这种狐媚子,咱村不留。”
满屋子静得听得见外面雨打棚顶的声音。
唐小唐站在人堆里,脸一下烧起来,又一寸一寸凉下去。她抬头找黎远。
黎远站在窑洞门口,两只手插在裤兜里,看着她这边。
他没有说话。
一句话都没有。
“老太太,这话不能这么说。”王支书把纸放下,“小唐在村小教书,教得好,娃娃们都服她。这是队里的事,不是她自个儿的事。”
“教书?”何家老太太冷笑,“教啥?教狐媚子?”
窑里有人笑了一声,又赶紧收住。
何守业站起来,拉他娘的胳膊:“娘,坐下。”
“我不坐!”老太太把拐棍一磕,“我何家的脸,不能叫一个外来丫头踩在脚底下!”
王支书把旱烟锅子往桌上一拍:“老太太,你要骂,骂我。人是我安排住下的,课是我让她代的。你要撵人,先把我这个支书撵了。”
窑里更静了。
何家老太太的气焰降了一点,嘴里还在嘟囔:“我不管,反正这丫头不能留。”
“留不留,大队说了算。”王支书说,“散会。”
人往外走,挤成一团。唐小唐被夹在人流里,一步一步挪出去。走到门口的时候,她看见黎远还站在那儿,脸朝着墙。
她走过去,走到他身边,停了一下。
他没有转过头。
她走了。
她走到打谷场外的土坡上,王支书从后头赶上来,叫住她。
“小唐。”
“王叔。”
“你别怪黎远。”王支书把手插进袖子里,看着塬,“那娃娃嘴笨,心不笨。”
“他嘴不笨。”她说,“他是不想说。”
“他不是不想说。”王支书说,“有些话,说出口,你就待不成了。”
“那我该谢他?”
“我不叫你谢他。”王支书抽了口烟,“我在这村里当了二十年支书,见过的人多了。黎远这娃娃,是个能担事的。他担着不说,你就得受着。这话我说着也不落忍。”
“王叔,我要是等不到他说呢?”
“等不到,就走。”王支书说,“走了也不冤。可你要是走了,那娃娃这辈子就一个人在这沟里了。”
唐小唐站在土坡上,风把她的头发吹得乱飞。
她忽然很想问一句:他凭什么替我担?
她没问出口。
散场的时候,雨把土路泡成了泥。她一个人走最后,滑了两跤,都是自己爬起来的。
走到自己窑门口,她把门关上,靠着门板坐下。
她把那件蓝褂子脱下来,翻到胸前第二个扣眼——那枚铜扣子缝在那里,缝了四年,线都磨白了。她用牙咬住线头,一拉,扣子掉了,落在掌心里。
她把扣子放在石台上,放在他每天都会经过的地方。
第二天早上扣子不见了。
她不知道的是,黎远把它捡起来,揣进了棉袄的内兜,谁也没告诉。
那天晚上,张婶端着一碗热汤进来,坐在炕沿上,看着她。
“闺女,你别往心里去。”
“我没往心里去。”
“你那脸,白得跟纸一样。”
唐小唐不说话了。
张婶叹了口气:“老太太那张嘴,是刀子。可她那心思,你也得想想——她闺女把命都搭进去了,眼看着人要被别人勾走,她能不急?”
“我没勾谁。”
“我知道。”张婶说,“可这村里人不知道。”
“他为什么不说话。”唐小唐忽然抬起头,“张婶,你说,他为什么不说话?”
张婶张了张嘴,半天说:“许是有难处。”
“什么难处?”她笑了,笑得眼睛发红,“他是记工员,他是代课的,他认字,他会算账。他有什么难处?”
张婶答不上来。
那天夜里,唐小唐在炕上翻来覆去,翻到后半夜,忽然想起一件事。
1971年冬天,他教她写字的时候说过一句话:“你写字,我削笔。就这样。”
那时候她说“就这样”,是答应的意思。
她把手背盖在眼睛上,眼泪从指缝里淌下来。
第二天她照常去村小上课。
狗剩在门口等她,手里攥着一块烤洋芋:“老师,你吃。”
“哪来的?”
“我娘烤的。”
她接过洋芋,热乎乎的,握在手里。
“老师,昨儿个我娘说,你是好人。”
“你娘说什么了?”
“我娘说,队里开会,有人骂你,王支书护着你。”狗剩说,“我娘说,护着就是好人。”
唐小唐低下头,把洋芋掰成两半,一半给狗剩。
“吃。”
那天上课,她把黑板擦得干干净净,写了一行字:
“人穷志不穷。”
底下的娃娃跟着念,念得参差不齐,念得满窑都是回声。
第十章 一场高烧
1976年冬天,唐小唐病倒了。
起先是咳嗽,咳了半个月,她自己不在意,以为是窑里烟熏的。后来有一天上课,她写到一半,眼前一黑,扶着黑板站住。
狗剩跑上来:“老师!”
“没事。”她说,“扶我坐下。”
那天下午她就开始发烧。烧到三十九度,张婶给她灌姜汤,灌了两碗,不管用。第二天烧到四十度,人开始说胡话。
张婶守了她一夜。第二天一早,她把铁蛋叫来:“去大队部,找记工员,说那丫头不行了。”
铁蛋跑了二里地,跑进大队部,喘着说:“黎……黎远,那丫头……不行了。”
黎远是跑来的。棉袄都没穿好,脚上是一双单鞋。
他摸她的额头,手一碰就缩回来,像被烫了一下。
“张婶,烧几天了?”
“两天。”
“怎么不早说!”
“以为是感冒……”
他没再听,转身就走。走了十里路去公社卫生所,把医生拽了来,路上摔了一跤,膝盖上的裤子磨破了。
医生姓孙,五十多岁,背着药箱,进门看了看,说:“肺炎。得打青霉素。”
“打。”
“青霉素要钱,三支,一块八。”
那年月青霉素不好买,公社卫生所也没几支。医生从药柜里摸出三支,说:“这是给公社干部留的。”
黎远把身上的钱全掏出来:一块二。
“差六毛。”
“我明天送来。”他说,“先打。”
医生看了看炕上的人,把针管拿了出来。
打完第一支,医生说明天再来打第二支。黎远把他送到窑门口,说了句:“孙大夫,明天那六毛,你一定等我。”
“你这娃娃,我还不信你?”
医生走了以后,黎远坐在炕沿上,一直坐到天黑。
唐小唐醒过来一次,看见他,嘴唇动了动。
“你……怎么在。”
“别说话。”
她又睡过去。
第二天,黎远一早去了公社,把他的一件旧棉袄、一双胶鞋卖给了供销社的收购站,卖了一块八。他把钱送到卫生所,把剩下的药取了回来。
第三天,何秀兰来了。
她骑着自行车,车把上挂着一个布包,站在窑门口,没有进来。
张婶出去迎她。
“秀兰,你咋来了?”
“我听说她病了。”何秀兰把布包递过来,“这里头是二斤红糖,还有两包饼干。你给她。”
“你自己进去。”
“我不进去。”何秀兰笑了笑,“我一进去,她心里更堵。”
张婶接过布包,看着她。
“秀兰,你这……”
“婶,你别多想。”何秀兰把车撑起来,“我跟她没仇。我就是看着不忍心。”
她骑上车走了,走出一段又回头:“药钱够不够?”
“黎远把棉袄卖了。”
何秀兰的手在车把上停了一下,然后蹬着车走了,越走越快。
张婶把红糖端进去,跟唐小唐说:“何家那丫头送来的。”
唐小唐烧得迷迷糊糊,听见“何秀兰”三个字,眼睛忽然睁开了。
“她来干什么。”
“送红糖。”
“她来看着我死,还是来看我笑话?”
“闺女!”张婶把碗放下,“人家一片好心。”
“好心。”唐小唐把脸转过去,声音哑得像砂纸,“她赢了,她当然好心。”
张婶站在窑里,半天没说话。
第五天,烧退了。
唐小唐醒过来的时候,看见黎远坐在炕沿上,眼睛红着,下巴上的胡茬像一层霜。
她转过头,脸对着墙。
“你该去陪何秀兰。”
黎远没接话。过了很久,他说:“你先把药吃了。”
“我不吃你的药。”
“唐小唐。”
“你走。”
他把碗放下,站起来,走到门口又停住。
“小唐,”他说,“有些事,不是你想的那样。”
“那是哪样。”她背对着他,声音哑得厉害,“你定亲那天,我就在院子门口站着。你敬酒的时候,看都没看我一眼。”
窑里静了很久。
“我看见了。”黎远说,“我看见你了。”
“那你为什么……”
“有些话,”他打断她,“说早了,就是害你。”
门帘一掀,人走了。
唐小唐把脸埋进枕头里,眼泪把粗布枕头浸透了一片。
她病好以后,人瘦了一圈,脸小了,眼睛显得更大。张婶给她炖了一只鸡,是自家养的,杀了舍不得,可还是杀了。
“婶,这鸡留着下蛋。”
“下什么蛋,人都快没了。”
她喝着鸡汤,忽然说:“张婶,我想回关中了。”
“回关中干啥?”
“不知道。”她说,“就是不想在这儿待了。”
张婶把汤勺放下:“闺女,你要走,我不拦你。可你想清楚,你回关中,住哪儿?干啥?”
唐小唐不说话了。
她没有家。回关中,她连一间两平方米的小屋都没有。
第十一章 一个名额
1977年1月,县里给柳树峁大队下了一个招工指标——县农机厂,正式工,转了就能吃商品粮。
整个大队都沸腾了。
多少人熬了半辈子,就等这样一个机会。有人连夜去王支书家送鸡蛋,有人把自家的猪赶到大队部门口,说“支书你看着办”。
王支书把这些东西一样一样退回去,在社员大会上说:“按规矩,贫下中农推荐,民主评议,票数高的去。谁再送东西,我当场退,还要在会上点名。”
评议会开了两个钟头。知青点的六个人都回避了,坐在院子外头等。
赵卫东抽着烟说:“肯定是黎远。”
“为啥?”李红梅问。
“他是记工员,人老实,干活不惜力,贫下中农都认他。”
“那可不一定。”孙玉华说,“他成分不好,爹娘都没了,又是被领养的。”
“成分不好才更该给他。”赵卫东说,“他要是没这个名额,这辈子就烂在这沟里了。”
唐小唐坐在最边上,一句话没说。
评下来,票数最高的是黎远。
那天晚上,知青点那边有人喝酒、有人叹气、有人骂娘。有人把碗摔了,说“凭什么是外来的”。也有人拍黎远的肩,说“兄弟,你熬出头了”。
黎远一句话没说,坐在窑门口,抽了一整夜旱烟。
过了两天,王支书在大喇叭里念名单。
念出来的名字是:唐小唐。
全村哗然。
有人跑到大队部门口问:“咋是个丫头?”
“票数第二。”王支书说,“第一的让了。”
“谁让的?”
“记工员。”
唐小唐正在上课,听见广播,手里的粉笔停在黑板上。
狗剩说:“老师,念你名了。”
“我知道。”
“你要走?”
“不知道。”
她把那半行字写完,写完手在抖,字歪得厉害。
下课以后,她跑到大队部。
“王叔,我不去。”
“名单定了,已经报上去了。”
“我票数不够。”
“是黎远找的我。”王支书抽了口旱烟,把烟锅在鞋底上磕了磕,“他说他是记工员,评议的时候把自己划掉了。又说这指标得给城镇户口、回去能落户的,你在街道有户口,他在西安早没家了,回去落不上。”
“他凭什么替我拿主意?”
“他不是替你拿主意。”王支书看着她,“他是替你把路铺直了。”
唐小唐站在大队部门口的土台阶上,脑子里嗡嗡响。
她第一反应不是感激,是恨。
她想:他这是要把我弄走。他定了亲,怕我碍事,索性把我送回关中,眼不见为净。他还要做得体面,让我记他一份情。
当天晚上,她端着煤油灯去找他。
黎远在窑里算工分账,见她进来,抬了下头。
“我不去。”她把灯放在桌上。
“为什么。”
“我不要你让的东西。”
“这不是让。”他把笔放下,“这是该给你的。你户口在街道,回去能进厂。我回去是个黑户,落不上。”
“你说得好听。”她的声音抖起来,“黎远,我在这儿碍着你什么了?何秀兰要进门,我搬走就是,我用不着你拿一个招工名额来堵我的嘴。”
黎远的脸一点点沉下去。他站起来,窑顶的土屑簌簌往下掉。
“你把话说清楚。”
“我说得还不清楚?”她的眼泪终于下来了,“从1972年到今天,我写了三封信,一封不少,全退回来了。你一封也没有给过我。你在西安有新爹新妈,有新家,你早就把我忘了。是我傻,我以为你还在。”
窑里静得能听见灯芯烧的声音。
黎远慢慢弯下腰,从炕洞里拖出那个木箱,打开,从最底下摸出一叠纸。
纸已经很旧了,边角发脆,用一根麻绳捆着。
他解开绳子,摊在桌上。
十几封信。信封上的字迹她认得——那种横平竖直、一笔一画的字,是他教她的写法。
收信人写的是:陕西省柳河镇福利院 唐小唐。
每一封都被盖了一个蓝色的戳,写着“退回”,旁边一行小字:查无此人。
最上面那一封,邮戳上的日期是1972年10月。
唐小唐的手在抖,抖得拿不住那些信。
“1973年我爹在车间出事,厂里让我们搬家,从三号楼搬到八号楼。”他的声音很低,“我写的信全退回来。后来我托厂里一个跑车的师傅去柳河镇问,人家回来说福利院并到县里去了,孩子都散了。”
“我1974年毕业,我娘也没了,我就报了名下乡。”他看着桌上那叠信,“我选了陕北。因为户口册子上写着,柳河镇这批知青,有一半分到这边。”
唐小唐扶着桌沿,慢慢蹲了下去。
那她这五年的恨,算什么?
她张了张嘴,说出来的第一句话却是:“那何秀兰呢。”
黎远的手停在半空。
灯芯“啪”地爆了一下。
他把信一封一封收起来,捆好,放回箱子,盖上箱盖,动作很慢。
“何家救过我的命。”他说,“1975年我烧了三天,是何秀兰骑车从公社送药来的。我养母娘家那边来人闹,要把我带回陕北老家顶门户,是何家老太太出面压下去的。我这户口、这工分、这代课的活,都是何家哥一句话的事。”
“那你告诉我,我能怎么办。”
“所以你就娶她。”
“我答应了。”黎远说,“我在两桌酒上,当着所有人的面,答应的。”
“答应的时候,你想过我吗?”
他把手按在木箱上,按得很重。
“想过。”他说,“想了一整夜。”
“然后呢。”
“然后我想,你有本事,你能走。”他说,“她没本事,她只有我。”
唐小唐笑了一声,笑声很轻,很难听。
“黎远,你这个人,”她说,“一辈子都在替别人做决定。”
她伸手把门帘掀开一角,风灌进来,把灯吹得直晃。
“从今往后,你别再给我挑水了。你的水,我挑得动。”
她走出去,走到窑门口,又停下来。
“那个名额,我明天就去撕了。”
第十二章 第三十页
第二天她真的去了。
她走了六里地到公社,把那张已经报上去的介绍信从文书手里要回来。
文书翻着本子:“唐小唐?农机厂的名额,签个字吧。”
她把介绍信拿在手里,看了两行,然后当着人家的面,撕成了四片。
文书瞪着眼:“你这丫头疯了?县农机厂!正式工!”
“我不去。”
“你知不知道多少人抢这个名额?”
“知道。”
“那你为啥?”
“我要考大学。”
文书没听懂:“考什么大学?”
“反正我不走。”
那时候的大学还是推荐制,工农兵学员,名额在公社手里。她说完这话,自己也觉得是句傻话。
可她回了村,回得理直气壮。
那天下午她挑水,从沟底一直挑到塬上,来回三趟,一滴没洒。张婶站在窑门口看,看完说了一句:“这丫头,骨头里有根钢筋。”
1977年的二月,柳树峁还冻着。
二月十六,黎远跟着王支书去公社开会,一走两天。唐小唐在他窑门口站了很久,最后推门进去。
窑里冷,灶是凉的。她从怀里摸出一封信,放在桌上那本记工账本里,夹在第三十页。
信上只有一句话:
“黎远:我等你一句话。你说没有,我就走。唐小唐。”
那一句她写了整整一夜,写了七遍,撕了六张纸。最后一遍写得横平竖直,像他当年在雪地上给她划的那样。
她把账本合上,放回原处,退出窑洞,把门带上。
走到门口,她又回头看了一眼。
窑里黑着,桌上那本账本的封皮翘起一角,压着一支笔。
她不知道的是,那本账本是1976年的旧账。年初他还在做年终决算,账本摊在桌上;月底那天结算完,他用麻绳把账本捆起来,塞进炕洞边的木箱,压在那叠退信上头。
那封信,就那么压了整整一年。
1977年三月,何家闹了一场。
消息是张婶传回来的,说得含糊:“何家老太太跟黎远吵了一架,吵得厉害,把碗都摔了。听说黎远不想办酒了。”
唐小唐正在灶台边和面,手上的动作没停:“不想办?”
“谁知道呢。”张婶叹气,“人家救了命的人家,说翻脸就翻脸,这叫什么事。”
唐小唐把手上的面搓干净,说了句:“该办的还是得办。”
她心里想的是另一句话:他不想办,是因为他觉得欠何家的情太重,办不下去了。这跟她一点关系也没有。
她不知道,那一场架是黎远提的亲事要退。
他站在何家院子里,被何家老太太骂了半个钟头。
“你个白眼狼!我们家秀兰给你送药,给你赊糖,我老头子给你压下那档子破事,你现在说不办了?”
黎远一句一句受着。
“我娘,”他说,“这亲事,我不能办。”
“为啥不能办?”
“我心里有人。”
何家老太太愣了一下,随即骂得更凶:“你心里有人?你心里有谁?那个要饭的丫头?”
“她不是要饭的。”
“她不是要饭的是什么?”
黎远没有再说话。他站在院子里,站到太阳偏西。
何秀兰从屋里出来,站在台阶上,一直没有说话。
最后她把摔在地上的碗捡起来,说了一句:“娘,别骂了。我不嫁他。”
何家老太太愣了:“你说啥?”
“我说我不嫁他。”何秀兰说得清楚,“我跟拖拉机站的小赵好了。去年冬天就好上了。”
那天的场面闹得难看。何家老太太坐在地上拍着大腿哭,说闺女不要脸,说黎远不是人。何秀兰把自行车推出来,骑上就走,走到院门口回头喊了一句:“娘,我这一年多,就没想过要嫁他!”
唐小唐听到的版本,只有“何家闹了一场,事情黄了,但没黄透”。
她以为他们还是拴在一起。
她以为人家只是吵了一场架。
她照旧上课,照旧挑水,照旧在夜里把被子蒙到头上。
1977年10月,大队部那台收音机里播了一条消息。
那天下午,王支书在大队部门口喊:“都来听!都来听!”
半村的人都挤到大队部院子里。收音机放在一张桌子上,声音嘶嘶的,一句一顿。
“……恢复高等学校招生考试……”
院子里先是静,接着就炸了。
有人把碗摔了,有人抱着被子哭,有人连夜跑去公社问怎么报名。那几天,塬上所有知青都在翻箱倒柜找书,找出来的书页都被虫蛀了,字都认不全。
赵卫东抱着他那个破箱子,一边翻一边骂:“我他娘的十年没摸过课本了!”
李红梅在窑里哭,哭完了抹把脸,说:“我也考。”
黎远在窑洞里坐了一整夜。第二天一早,他去找唐小唐。
“考。”
“我初中文化。”
“我知道。”他把一摞纸放在她炕上,“从今天起,你晚上到学校来,我给你补数学。”
“我不去。”
“唐小唐。”
“我不去。”她把那摞纸推回去,“你忙你的亲事去。”
黎远站在窑门口,半天没动。
“亲事黄了。”他说。
“我知道黄了。”她抬起头看他,“黄了一半。”
“全黄了。”
“那你为什么不早说。”她一字一字地问,“你为什么不早说?”
黎远张了张嘴。
他想说:我怕你知道了要闹,你这个人一闹就整宿不睡,一睡不好第二天就头晕,离考试还有两个月。
他想说:这事还没落定,何家老太太天天在村里骂,我一说,你就得跟着挨骂。
他想说:我这些年让你误会的每一件事,我都能解释,可我怕一解释,你就得为这些事再哭一场。
他一句都没说出来。
“我怕说不清。”他最后说。
唐小唐笑了一声:“黎远,你这辈子最大的本事,就是把话咽回去。”
她把门帘放下,把他挡在外头。
那天夜里,她一个人坐在炕上,坐了很久。
她把枕头底下那个布包拿出来,里面是一支铅笔头、半块橡皮,还有一张压平的旧报纸。
她把它们一样一样摆在炕上,摆成一条线。
窗外风刮得很响。
她忽然想:要是那年他没走,或者那年她追上那辆卡车,会怎么样?
她想不出来。
第十三章 煤油灯下
那年冬天,柳树峁的夜特别长。
村小的窑洞里,煤油灯点到半夜,两个人趴在课桌上,一个讲,一个记。
唐小唐到底还是去了。
不是因为原谅,是因为她想考出去。她心里存着一句话:考上了就走,走之前一个字都不跟他多说。
黎远讲得细。他把一道题拆成三步,一步一步写给她看,写完了抹掉,让她自己写一遍。
“这个‘x’,你就当它是个筐。”他用铅笔头敲桌子,“题里说有多少个,就往筐里装多少。”
“那装不下怎么办。”
“装不下就说明你算错了。”
她笑,笑得很轻,怕吵着隔壁张婶。笑完立刻把脸绷回去。
课本是个大问题。
1977年冬天,整个柳树峁找不出三本完整的初中课本。黎远手里有一本《代数》,缺了前二十页;赵卫东有一本《语文》,被耗子啃了角;李红梅有一本《物理》,是她从西安带来的,扉页上还写着“赠红梅,1973”。
黎远跑了三十里去公社中学,找着一个姓吴的数学老师,借了一套旧课本。吴老师说:“借你可以,开春得还,我还要用。”
“一定还。”
“还有,”吴老师从抽屉里翻出一沓纸,“这是前几年的题,你拿去抄。”
黎远把课本和题抱回来,用布包着,走了一夜。
那一冬,他们抄题抄到手抽筋。
没有油印机,就用复写纸。复写纸也金贵,一张要反复用,用到发黑。黎远把题抄在一张蜡纸上,用铁笔刻,刻完了拿油印滚子滚,滚出三十份,分给知青点的几个人。
“你这手艺哪学的?”
“在厂里看我爹弄过。”他说完顿了一下,“我养父。”
唐小唐没接话。
她白天在村小上课,晚上补课,一天睡四个钟头。有时候上着课,眼皮沉得抬不起来,她就掐自己的手心。
狗剩看出来了,问:“老师,你咋老打哈欠?”
“晚上没睡好。”
“你晚上干啥?”
“念书。”
“念书有啥用?”
“念了书,就能考出去。”
“考出去干啥?”
“考出去……”她愣了一下,“考出去,就能自己决定自己干啥。”
狗剩不懂,可他第二天带来一根柴,说:“老师,这柴给你点灯。”
“你哪来的?”
“我从我家的柴垛抽的。我娘不知道。”
唐小唐笑了,笑着笑着眼睛红了。
补课补到第十天,何秀兰来了。
她骑着自行车,车把上挂着一个布包,站在学校窑门口,看着窑里那盏灯。
唐小唐站起来,手里的铅笔掉在桌上。
何秀兰走进来,把布包放在桌上,解开,里面是两本旧课本,一本《数学》,一本《语文》。
“我哥当年念高中的,压箱底了。”她说,“你们用得上。”
唐小唐不知道该说什么。
何秀兰看了她一会儿,忽然笑了:“你别那么看着我。我又不是来抢人的。”
她转身对黎远说:“黎远,我跟你说句话。”
两个人在窑外站了会儿。唐小唐隔着一层窗纸,什么也听不见,只看见何秀兰说话的时候用手背擦了一下脸。
何秀兰走的时候,把那件鲜亮的碎花褂子脱下来搭在车后座上。她推着车走了几步,回头说了一句:“唐小唐,你比他强。他这个人,心里有事不说,闷着,闷死自己。”
何秀兰那天在窑外说的话,唐小唐是一年之后才拼起来的。
那门亲事,从头到尾是何家老太太逼的。黎远1975年病重,何家送药、赊糖、出面压事,老太太就把话放出去了——“我们家秀兰跟那孩子的事,全村都知道”。黎远欠了人家一份情,不能明着驳。可何秀兰自己心里明白:这个人心里有人,那人还没死。
1976年冬天,何秀兰跟公社拖拉机站的一个司机好上了。那司机姓赵,叫赵长顺,三十岁,寡言,手上有机油味。何秀兰说:“我就喜欢这种人,一是一二是二。”
那天她在学校窑门外跟黎远说的,就是这一句:“你要么跟她说明白,要么就放她走。你这么吊着,两个人都不好过。”
那一冬,还发生了另一件事。
十二月里,公社办了一个高考补习班,把全公社的知青都叫去,白天上课,晚上自习,办二十天。地点在公社中学的旧教室,桌子不够,有人坐在地上。
唐小唐去了,黎远也去了,两个人坐前后排。
补习班的老师是个下放的老右派,姓钟,讲历史的,讲得眉飞色舞。他讲一件事,讲了半个钟头,讲完了说:“你们记住,历史这东西,不是背年份,是看人怎么活。”
有天晚上停电,教室里点起七八盏煤油灯,一屋子人对着灯抄题,纸页翻得沙沙响。唐小唐抄到手抖,抬头看窗外,雪下得很大。
黎远从后头递过来一张纸,上面写着一行字:
“别急,一步一步来。”
她把那张纸夹在课本里,没回头。
有一天下大雪,她走的时候,黎远追出来,把自己的棉手套塞给她。
“你自己戴。”
“我用不着。”
“你写字的手冻僵了怎么写。”
她把手套戴上,手套太大,手指头在里面晃。走出十几步,她回头看了一眼。
他站在雪地里,肩上落了一层雪,没有走。
她把手套摘下来,抱在怀里,一路走回家。
1977年12月的考场在县中学。
考试那天清早,黎远把她送到公社的班车点。路上结了冰,他走在前面,用脚把冰踩碎,让她踩着走。
班车点只有三个人在等。他把脖子上那条灰围巾解下来,绕在她脖子上。
“你自己戴。”
“我用不着。”
“考场里冷。”
围巾上有煤烟味,也有他身上的机油味。车来了,她上车,坐在靠窗的位置。黎远站在雪地里,一直站着,直到车开出很远。
考场在一间中学教室里,三十个人,桌子挨着桌子。
第一场考语文。作文题发下来,她看了很久。
题目是:《我的心愿》。
她握着笔,笔尖在纸上停了半分钟,然后开始写。
她写一个院子,院子门口有一棵槐树;写一个女孩,女孩在雪地上学写自己的名字;写一个男孩,男孩说“你写字,我削笔”;写一辆卡车,卡车开走的时候,扬起一片黄尘。
她写了满满两页,写到最后一个字,手心里全是汗。
考完试回村,她问他:“你考得怎么样。”
“数学最后一道题没做完。”他说,“你呢。”
“不知道。”
“不知道就是还行。”
雪地上两个人走着,一前一后,中间隔着两步。
那两步,她走了两年,也没走完。
第十四章 塬口的木箱
1978年1月,通知下来了。
那天是王支书从公社回来,手里拿着两张纸,站在大队部门口喊:“唐小唐!黎远!”
半村的人都出来了。
“考上了!都考上了!”
唐小唐从村小跑出来,跑到一半,腿软了一下。
黎远考上了西安的一所工学院,学机械。唐小唐差了十几分,没上大学,但被地区师范学校录取了,两年制中师。
两个人拿到通知那天,站在大队部的土场上,谁也没说话。
“我明天走。”她先开口。
“通知上写的是三月报到。”
“我明天走。”她把手插在棉袄袖子里,“回柳河镇,等开学。”
“小唐。”
“黎远,我考上了。”她抬起头看他,眼睛亮得厉害,也冷得厉害,“我不用你再给我让名额了。”
黎远站在土场上,看着她,一句话也没说。
那天晚上她收行李。东西不多:一条被子,两件褂子,一个木箱。她蹲在地上捆箱子,捆了一半,忽然停住,把脸埋在膝盖上。
她心里其实还有一句话没说:你说一句,我不走。
可她知道他不会说。这个人从六岁到二十二岁,话都咽在肚子里,咽成了石头。
第二天清早,天还没亮,她背着行李出门。
张婶在窑门口拦她:“吃了饭再走。”
“婶,我赶车。”
“车九点才来。”
“我走过去。”
张婶把她拉回窑里,硬塞了两个玉米面馍给她,又往她包袱里塞了一小袋红枣。
“拿着。路上吃。”
“婶……”
“别哭。”张婶说,“你这一走,是好事。往后别回来受这个罪了。”
唐小唐点点头,眼泪掉在红枣上。
刚走到塬口,就看见黎远站在那棵老柳树下。
他手里捧着一只旧木箱,箱盖开裂,漆掉了一半。
“你等一下。”他说。
塬上风大,天边刚露出一点白。远处沟底的鸡叫了两声。
黎远把木箱放在土坡上,蹲下去,打开。
先摸出来的是那叠信,用麻绳捆着,纸都黄了。
然后是一枚铜扣子。
唐小唐的呼吸停了一下。
最后,他摸出一本账本,麻绳捆着,封皮上写着“一九七六”。
他把账本翻开,一页一页翻,翻到第三十页,手停住了。
一封信,夹在那里,纸已经压出了深深的折痕,信封上写着“黎远 亲启”。
“这封我没看过。”他说,声音很干,“这账本我二月底就捆了,塞进箱子里。我今天翻出来,才看见。”
唐小唐站在土坡上,看着那封信。
她记得自己是怎么写的。写了七遍,撕了六张纸。写完那天,她在他窑里站了很久,闻见灶里的煤烟味,闻见旧棉被的味道,闻见他身上的机油味——他那时还兼着大队抽水机的看守。
黎远把信封拆开,抽出那张纸。
风把纸吹得一抖一抖。他低着头看,看了很久。看完,他把纸折好,抬起头。
天已经亮了一层,塬上的黄土泛出灰白色。
“你说等一句话。”他说,“我这一年,一句也没给你。”
唐小唐没说话。她咬着牙,腮帮子绷得紧紧的。
“1976年五一那两桌酒,”黎远开始说,说得很慢,“是老太太逼的。她说我这条命是她家救的,我养母娘家那档子事是她家压的,我要是不办,就把我户口本上的成分翻出来重查,把我从大队赶出去。”
“她还要把村小的民办教师换掉。”
唐小唐猛地抬起头。
“我那年要是闹了,走的是你。”他说,“不是我。”
“所以你就去敬酒了。”她的声音在抖,“你敬酒的时候,我就在院子门口站着。”
“我看见你了。”黎远说,“我端缸子的时候,看见门口站着个穿蓝褂子的,我就知道是你。我那口酒是硬咽下去的,咽完就呛住了。”
“你为什么不说话。”
“在打谷场那次?”他抬起眼睛,眼神很直,“何家老太太骂你,我一个字都没说。”
“你知道我那天在想什么?”
唐小唐摇头。
“我想,我要是开口,她会当场把你从民办教师的位置上撤下来。何家哥是大队会计,他一句‘成分不清’,你这辈子都别想再上讲台。我要是开口,她还得去公社告你,说你破坏人家婚姻。”
“我要是把那两句骂回去,你能在柳树峁待到明年开春吗?”
风把他的话吹得很散。
唐小唐站在土坡上,眼泪一下下来了,她自己都没防备。
“你就不会跟我说一句吗?”她一边哭一边喊,“黎远,你说一句,我什么都能扛!你什么都不说,我一个人在这里扛!”
“我说了。”他说,“我说我欠你的。”
“那是欠。”她抹了把脸,“你听好了,你当时说的是——‘我管你,是因为我欠你的’。你让我觉得,我给你挑水劈柴,是还债。”
黎远闭上眼,又睁开。
“我欠你的,是1972年把你一个人留在福利院。”他说,“是我写了十几封信全退回来,是我几年里没能找到你。”
“我挑水、劈柴、讨白布,是因为我想对你好。可我不敢说,我怕你问一句‘你定了亲还对我好什么’,我答不上来。”
“唐小唐,我没本事。”他说,“我从小就没本事。我六岁那年被人从土坎底下捡回来,我连自己姓什么都不记得。我这辈子唯一记住的一件事,是1971年冬天,我在雪地上教一个丫头写她的名字。”
土坡上没有人说话。
远处有辆牛车在走,木轮子吱呀吱呀地响。
唐小唐把手里的行李放下,蹲在木箱边,伸手把那枚铜扣子拿起来。
“这个你留着干什么。”她问。
“你扔了,我捡的。”
“你留着干什么。”
“我怕。”黎远说。
“怕什么。”
“怕哪一天你真走了,我连个你留过的东西都没有。”
唐小唐的眼泪掉在铜扣子上,一滴,两滴。她用袖子擦了擦,擦不干净。
“你这个傻子。”她说。
这句话她心里说过一百回,那时是恨。现在说出口,声音软得像化了的雪。
两个人蹲在塬上的土坡边,蹲了很久。
天大亮了。沟底下有人吆喝,赶着羊群上坡。
“我明天还得走。”她说。
“我知道。”他把那封信递回她手里,“报到是三月。师范在地区,坐车一天。”
“一个月一封信。”她说。
“一个月两封。”
“你写,我回。”
“你回,我就写。”他停了一下,“小唐。”
“什么。”
“我不去西安那个厂。”
唐小唐抬起头。
“我毕业了,申请回县里。”他说,“农机厂要人。”
“你疯了?省城的厂子,多少人挤破头。”
“我在这儿等你。”他说,“这地方风大,我一个人待惯了。”
唐小唐把铜扣子攥在手心里,攥了很久。
“黎远。”
“嗯。”
“你要是再憋着话不说,我就真走了。”
“不憋了。”他说。
她笑了一声,笑得眼睛又红起来。
“那你现在说。”
他张了张嘴,半天,说出一句:“我……我给你挑水。”
唐小唐愣了一下,接着笑出了声,笑得弯下腰,笑得眼泪往下掉。
“黎远,你可真是……”
“我说不好。”他脸红了,红到了耳朵根,“我从小就不会说这些。”
“那就慢慢学。”她说,“我们有几十年。”
第十五章 三百里
1978年3月,两个人一起离开了柳树峁。
走的那天,张婶煮了一锅白面饸饹,全村人都来送。王支书给了黎远一个布包,里头是十斤小米:“给城里人尝尝,别嫌糙。”
张婶给唐小唐塞了红枣、洋芋、一双纳了一半的鞋底。
“婶,别塞了,背不动。”
“背得动。”张婶把包袱系紧,“你这丫头,走了就没人给我补衣裳了。”
张婶说着,眼圈红了。
狗剩领着七八个娃娃站在塬口,一人手里攥着一样东西:有人拿鸡蛋,有人拿干枣,有人拿一块石头,石头上用粉笔写着“唐老师”。
“老师,你啥时候回来?”
“放假就回来。”
“骗人。”
“不骗你。”她蹲下来,把那个写字最丑的娃娃的手拉过来,“你叫什么?”
“我叫李栓柱。”
“栓柱,你把这个字记住。”她在地上划,“唐。以后你给我写信,就写这个字。”
娃娃点点头,眼睛里含着泪,硬是没掉。
何秀兰也来了,骑车从公社赶到村口。
她从车后座上解下一个包袱递给唐小唐:“两双鞋垫,我娘纳的。她让我给你。”
唐小唐接过包袱,眼眶发热。
“秀兰姐。”
“别叫姐,我比你小两岁。”何秀兰把头发往后一甩,笑了,“我五一结婚,赵师傅。你要是有空,回来喝喜酒。”
“你娘……”
“我娘骂了我三个月。”何秀兰笑得更响了,“骂完了还是给我做了嫁妆。”
她骑上车,走了两步,又回头:“唐小唐,他这个人心里有事不说,闷着,闷死自己。你得多问。”
“我问了。”唐小唐说,“问出来了。”
“问出来就好。”
卡车开走了。唐小唐坐在车厢里,看着塬一点一点变小,最后缩成一条黄线。
师范学校在地区所在的城市,离柳河镇三百里。
两年里,他们通信。
信写得很勤,一开始十天一封,后来一个月两封。信里没什么大事,全是琐碎的:学校食堂的白菜又涨价了;图书馆有一本《机械原理》,让人借走了;她学会了拉手风琴,拉得五音不全;他宿舍的炉子漏烟,熏了三天。
有一封信,他写了两页纸,最后一句话是:
“小唐,我这辈子只求两件事:一是你别再说让我去娶别人;二是等我毕业,你也毕业了,我们回柳河镇。”
她把那封信看了七遍,看到纸角都磨软了。
1980年春天,她回柳树峁实习过一次。
那是她上师范的最后半年,学校安排实习,她申请回柳树峁的村小。
王支书在村口接她,头发白了一半,说:“丫头,你回来了。”
“回来了。”
“这窑还给你留着。”
村小的窑还在,黑板换了新的,是她走之前刷的那块,用了三年,边角磨得发亮。
娃娃们长大了,狗剩十六岁,已经不下地了,在队里赶驴。见了她,抓着头笑:“老师,我还认得那个‘唐’字。”
“会写不?”
“会。”
他蹲在地上写了一个,写得歪歪扭扭,跟她当年写的一样。
唐小唐看着那个字,忽然蹲下去,把它抹平,重新写了一行。
“跟我学,横、竖、撇、捺。”
狗剩学得很认真,学完了说:“老师,我以后要考学。”
“好。”
“考不上咋办?”
“考不上就再考。”
“那要是还考不上?”
“那就想别的法子。”她说,“人活着,不止一条路。”
1980年夏天,唐小唐从师范学校毕业,分配到柳河镇小学,教三年级语文。
1982年春天,黎远从工学院毕业。分配表上,他被分到省城一家机械厂——那是最好的去处。
他去系里改派。
“回原籍?你原籍在哪?”
“陕西省柳河镇。”
“那儿没有对口单位。”
“有农机厂。”他说,“我下乡那个县有农机厂。”
系里的人看了他半天,最后把表格推回来:“你自己写申请。”
他写了三页纸。
第一页写他的经历:六岁进福利院,十七岁被领养,十九岁下乡,二十七岁考上大学。
第二页写他要回去的理由:县里的农机要修,要改,要有人懂图纸。
第三页只写了一句:
“我爱人在那里教书。”
系主任看完,把申请批了,说了一句:“你这娃娃,认死理。”
1982年9月,黎远到县农机厂报到,做技术员,一个月工资四十二块五。
第十六章 两床被子
1982年冬天,他们结婚。
婚礼在柳河镇小学的一间教室里办的。两张课桌拼在一起,上面铺一块红布,摆着二十斤水果糖、四斤瓜子、两瓶供销社打的散酒。
来的人不多:周姨从乡下赶来,头发全白了,带了一双自己纳的布鞋;张婶坐了整整一天的车,从陕北来,挎着一篮子红枣;王支书年纪大了,走不了远路,托人捎来一张红纸,上面写着“百年好合”四个字,笔画粗得像树根。
何秀兰也来了。她抱着一个两岁的男孩,男孩流着鼻涕,手里攥着一块糖。
“我儿子。”她把孩子往前一推,“叫姨。”
男孩把脸埋在她脖子里。
“瞧这怂样。”何秀兰笑,“随他爹。”
唐小唐穿的那件红底碎花褂子,是她自己做的,用的是攒了半年的布票。黎远穿的是一件深蓝色中山装,袖口洗得发亮。
周姨拉着她的手,看了又看:“丫头,你出息了。”
“周姨,我给你倒酒。”
“我不喝。”周姨抹了把眼睛,“我这辈子就盼着你们院里出去的孩子,有一个能好好的。”
“周姨,你现在住哪儿?”
“我住我侄子家。”周姨说,“一天到晚给人看孩子,跟从前一样。”
唐小唐笑了,笑着笑着又想哭。
那天晚上,客人散了,教室里只剩下一地瓜子壳和两盏灯。
黎远把桌上的红布拿下来,叠好:“这个留着,将来给孩子做被面。”
唐小唐坐在课桌上,晃着两条腿,忽然笑出声。
“笑什么。”
“我在想,1971年冬天,你为了让我闭嘴,塞给我一颗水果糖。”
“那是三颗。”
“另外两颗你给别人了。”
她从衣领里解下一枚铜扣子——就是用牙咬断线、扔在石台上、又被他捡了一年多的那一枚。她后来拿回来,重新缝上了,缝得整整齐齐。
“我都说了留着没用。”黎远看着那枚扣子。
“你自己给我的。”她把扣子放进他手心,“这回不许再说没用。”
婚后头两年,日子紧。
两个人的工资加起来七十三块,租房,买粮,买煤,买布。她学着做棉袄,给孩子做小被子,一针一线地缝。他学着修自行车,修收音机,修厂里的机器。
1984年,女儿出生,取名黎小满。
小满生下来的时候七斤二两,哭声很大。黎远在产房外头站了一整夜,等她出来,他第一句话是:“像你。”
“像你。”她说,“眉毛像你。”
1985年秋天,何家老太太来了一趟。
她拄着拐棍,提着一篮子鸡蛋,站在小学门口。唐小唐正在上课,看见窗口有人,出来一看,愣住了。
“何婶。”
“我给你送鸡蛋。”老太太把篮子往前一递,“自家鸡下的。”
唐小唐接过篮子,不知道说什么。
“那年我在会上骂你。”老太太忽然说,“是我糊涂。”
“何婶……”
“我闺女那事,是我逼的。我心里明白,我就是要找个台阶。”老太太低着头,看着自己的鞋尖,“骂完了,我心里也不痛快。这些年,我一直想来跟你说一声。”
唐小唐站在学校门口,手里提着那篮鸡蛋,眼睛忽然湿了。
“何婶,进来坐坐?”
“不坐了。”老太太转身走了两步,又说,“你在村小教书那几年,教得好。我们村的人都说好。”
1986年冬天,出了一件事,让唐小唐心里堵了一个月。
黎远去省城参加一个农机培训班,说好半个月回来,结果一个月没有信。
那时候打电话要跑到公社,一封信走七天。她给他厂里写信,没有回音;托人问,人家说“黎技术员出差了”。
一个月里,她夜里睡不着,翻来覆去。
她开始想那些旧事:他定亲时没抬头,他在打谷场上没说话,他把话都咽在肚子里。
她想:他是不是又有什么事瞒着我?他是不是觉得这日子过不下去了?
她甚至想过,是不是他在省城遇见了什么人。
1986年12月的一天,他回来了。
人是半夜回来的,进门先把灯点上,看见她坐在炕上,眼睛红着,愣了一下。
“你怎么还没睡?”
“你去哪儿了?”
“培训完了,厂里让我留下来帮着装一台设备,装不上,一天一天拖。”
“为什么不来信?”
“写了三封。”他从包里摸出三张纸,“邮局的人说,这边下大雪,路断了,邮件压着。”
唐小唐看着那三封信,没接。
“黎远。”
“嗯。”
“我一个月没睡好。”
他把包放下,走过来,在她旁边坐下。
“我知道。”他说,“我该想个别的法子,托人捎个话。”
“你知道我在想什么?”
“想什么?”
“我在想,你又要瞒着我什么事。”
黎远沉默了很久。
“小唐,”他说,“我这毛病,改。”
他把手伸出来给她看。手背上有一片烫伤,痂还没掉。
“装设备的时候,铁水溅的。”他说,“我不敢写信告诉你,怕你看了瞎想。”
唐小唐看着那片烫伤,忽然扑上去,把他的胳膊抱住,抱得紧紧的。
“你这个人,”她哭着说,“你就不能让我省点心?”
“不能。”他说,“我笨。”
后来他们养成一个规矩:谁要出门超过三天,必须留一张纸条,写清去哪儿,几时回,跟谁。
纸条压在饭桌的盐罐子底下。
这个规矩一直用了三十多年。
1987年春天,农机厂分房。
厂里盖了两排砖房,四十套,按工龄、按贡献、按困难程度排。名单贴在厂门口的黑板上,黎远的名字在第六位。
名单贴出来的第三天,有人往厂部递了一封检举信,说“某技术员靠一张文凭插队,压了老工人”。
厂长把黎远叫去,把信放在桌上:“你自己看。”
黎远看完,把信放回去,说:“我退。”
“退什么?”
“房子我不要了,往后排。”
“你知不知道你退一步,人家就当你心虚?”
“我不心虚。”他说,“我二十六岁,工龄五年。那些老师傅在车间干了二十年,一家六口挤两间房。我退一步,不算亏。”
厂长看了他半天,说:“你这脾气。”
唐小唐知道这件事,是一个月以后。
她正在家里给小满缝棉裤,厂里一个女工来串门,说起分房:“你家黎技术员把房子让了,你不知道?”
她手里的针停了。
“让给谁了?”
“让给老周头。他家三个儿子,挤在一间半的房子里。”
女工走了以后,她坐在炕上,越想越堵。
晚上他回来,她把饭菜端上桌,一句话没说。他吃了两口,抬头看她:“怎么了?”
“房子的事。”
“哦。”
“你连商量都不跟我商量?”
“我商量了,你也不会同意。”
“那你就不说?”
“我说了,你要闹。”他放下筷子,“小满才三岁,闹起来她睡不好。”
唐小唐把碗往桌上一放:“黎远,你这毛病,到死都改不了。”
他没说话。
那天夜里,她翻来覆去睡不着,起身点灯,看见他坐在外屋的小板凳上,手里拿着一支笔,在一张纸上写什么。
“你不睡?”
“写个东西。”
“写什么?”
“写给厂里的。”他把纸推过来,“我算过了,按工龄按人口,四十套房里,我们家应该排第十四。老周头家排第八。我让了,是让了一步,不是让了一辈子。”
“那你写这个干什么?”
“让厂长知道,我不是心虚。”他说,“我下回该排第几,就排第几。”
唐小唐看着那张纸,上面一行一行写着数字,算得清清楚楚,连“按人均居住面积”都算了。
她忽然笑了,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你这个人。”
“我又怎么了。”
“没什么。”她把纸叠好,放在桌上,“明天我陪你去交。”
1988年,他们分到了房。两间半,一间卧室,一间堂屋,半间是灶。墙是新刷的白灰,窗上糊着新纸。
搬进去那天,她抱着小满站在门口,看了很久。
“妈,这是我们家?”
“是。”
“以后不搬了?”
“不搬了。”她说,“这是我们家。”
尾声
1998年,柳树峁修通了柏油路。
那年秋天,他们带着小满回去过一趟。小满十四岁,一路上嫌车里挤,嫌土多,嫌没信号。
“妈,这地方真有人住过?”
“你妈在这住过三年。”
“三年?”小满瞪着眼睛,“不无聊吗?”
“不无聊。”唐小唐说,“天天有事干。”
三孔窑还在,塌了一孔,剩下的两孔被当了羊圈。村小的窑洞拆了,原址上盖了一间砖房,墙上刷着红漆的标语。
张婶已经不在了。1993年冬天,她睡了一觉没醒过来。
张铁蛋在村口等着,五十来岁的人,头发秃了,见了他们先笑,笑完说:“我妈临走前说,让你们回来一趟。”
“她说什么了?”
“她说她那个偏窑,还留着你们的脚印。”
王支书1996年走的。走之前把大队部的账本一捆一捆扎好,交给新支书,说:“这些账,一笔都不能错。”
村小的新砖房里,有个年轻老师在给娃娃们上课。
听见门口有人,他抬起头。
“唐老师。”
唐小唐愣了一下。
那人三十来岁,脸黑,眼睛很亮,笑起来露出一口白牙。
“我是李栓柱。”
“栓柱?”
“狗剩。”他挠了挠头,“村里人还这么叫。”
唐小唐看着他,忽然笑了:“你教书了?”
“教了八年了。”他说,“语文、算术,都教。黑板是我自己刷的,用的锅底灰。”
“字写得好不好?”
“不好。”他有点不好意思,“我老把‘唐’字那一撇写歪。”
唐小唐走到黑板前,拿起粉笔,写了一个“唐”字。
横、竖、撇、捺,一笔一画,写得端端正正。
“这样写。”
李栓柱看着那个字,看了很久,说:“老师,我记了二十年。”
何秀兰在县城开了个小卖部。见到他们,先骂了一句“你们怎么才来”,然后端出一盆红枣。
“赵师傅呢?”
“早不开了,腰椎不行。”何秀兰说,“在家看孙子。”
她的儿子已经二十岁,在县里的农机站上班。见了唐小唐,说:“姨,我小时候去过你们家。”
“你那时候才两岁,还记得?”
“我妈老讲。”
那天他们在塬上站了很久。风还是那么大,从沟底刮上来,把人的衣角吹得啪啪响。
“小唐。”黎远忽然说。
“嗯。”
“你那天要是真走了,我就一直站在这棵柳树下。”
“你站几天?”
“不知道。”他说,“我这人,认死理。”
唐小唐笑了。她把头靠在他肩上,风把她的头发吹到脸上,跟二十多年前在窑门口那次一样。
回到柳河镇,她翻出那个旧木箱。
箱子放在柜子顶上,落了灰。她拿下来,用抹布擦干净,打开。
箱子里的东西都还在:一叠盖着“查无此人”的信,一本“一九七六”的账本,一张写着“我等你一句话”的纸。
还有一支两寸长的铅笔头,用纸卷着,纸已经发黄,铅笔芯还剩一小截。
她把它放在掌心里,对着窗口的光看了半天。
“妈,这是什么?”小满凑过来。
“铅笔头。”
“这么短还留着?”
“留着。”她说,“这是我男人给我的第一件东西。”
小满吐了吐舌头:“妈,你说话真肉麻。”
唐小唐笑了,把铅笔头放回箱子里,又拿出那枚铜扣子,放在手心里搓了搓。
铜扣子上的绿锈磨没了,露出底下的黄铜色,亮亮的。
外面天快黑了,柳河镇的炊烟一缕一缕往上走。
院子里,黎远正在劈柴。他的动作跟四十年前一样,一斧一斧,劈得稳稳的。
“黎远。”她在窗口喊。
“嗯。”
“吃饭了。”
“来了。”
他把斧头插在柴垛上,拍了拍手上的灰,走进屋里。
屋里灯亮着,桌上摆着三碗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