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信
高考最后一科交卷的铃声响起时,我并没有像其他人那样立刻起身。我低着头,把英语答题卡上那条多涂的C用橡皮擦了整整三遍,直到纸面被蹭得发毛、几乎要透出底下的印子,才肯放下笔。橡皮屑沾在指腹上,我随手在裤子上蹭了蹭,心里空落落的,说不上是轻松还是别的什么。后来我才知道,就是这条被我反复擦了三遍的C,决定了我往后是去大城市念书,还是留在县城里过日子——可那都是后话了。真正让我后背发麻的,是三天后从门缝底下塞进来的那封信。
信封是牛皮纸的,上面的字是打印的,落款却写着"王诗雨,2008年6月11日",字迹分明是我暗恋高中三年的女同学,"雨"字最后四点水时那种连笔的习惯跟她同学录纪念册上的字迹都一模一样,一笔带过,黏在一起。信里只有一句话:你是不是暗恋我。
我把信翻到背面,又翻回正面,来回看了好几遍。邮戳模糊得像被雨淋过,边缘晕开一团深色的印子,无论怎么辨认都看不出个所以然。
我妈说,八成是谁家小孩恶作剧,让我别往心里去,可我抽屉最底层压着的那本日记,2008年5月9日那页明明写着:今天要跟她表白一定要把纸条递过去。
我把那张纸条摊在书桌上,台灯照着那行字。牛皮纸边缘有一道浅浅的折痕,像是被人攥过,又小心抚平,折痕处的纸纤维微微发白,在灯光下看得格外清楚。
"别盯着看了。"我妈在客厅喊,"哪有谁寄来的信?谁写的谁还不知道?"
我没应声,拉开抽屉,把压在最底下的日记本抽出来。封皮的塑料膜卷了边,翻页时,一股潮湿纸味钻进鼻子,混着一点灰尘的干涩。我找到那天,日期旁边还画了个歪歪的太阳,笔画潦草,像是随手划拉上去的。下面最后一行字写着只有一句:今天我勇气不够了。
我用指甲压住那行字,来回读了三遍。没有给谁,也没有说了什么,脑子里空落落的,像是被人抽走了一小块。
电脑屏幕亮起来,班级群里有人发了聚会地址。我点开班长的头像,问他具体哪天、几点。
第二章 聚会
班长赵鹏回得很快:今晚七点,后门老地方,烧烤。
我盯着那三个字看了半天,问他:她来吗?
那头隔了很久,久到屏幕上"对方正在输入"跳了三次又灭下去。
赵鹏说:她走了。
我问:什么叫走了?
赵鹏说:走了就是走了。她爸那个厂子倒了,欠了一屁股债,九号晚上连夜搬的。我十号去找她借复习资料,门都锁了。
九号。
九号,是考完的第二天。
我坐在电脑前,窗外的蝉叫得人心烦。我们家住在纺织厂家属院的最后一栋,五楼,没有电梯。楼下的水泥地上一到夏天就泛着白,太阳把那些年头久的裂缝晒得发亮。我把那句话来回读了几遍——九号晚上连夜搬的,那么六月十一号那天,是谁把信塞进我家门缝的?
我们家那道门缝,我熟得很。铁门,底下离地有一指宽,冬天漏风,我妈拿旧毛巾堵过,后来又扯了。塞一张纸进去,刚好能过去,落在地上会有很轻的一声,像有人在外面踢了一下墙。
我站起来,走到门口,蹲下去看。
门槛上有一道很细的印子,是纸擦过去的痕。我用指腹抹了一下,抹起一点灰。
七点,我到了老地方。
烧烤摊在县一中后门那条街上,塑料桌椅,一块蓝白条的雨布搭在半空,风一吹就鼓。十几个同学已经到了,坐了三桌,桌上摆着扎啤、毛豆、烤韭菜,还有一大盘小龙虾。
"哟,来了。"有人冲我喊,"你他妈考得怎么样?"
"还行。"我说。
"还行个屁,你英语最后一题选什么?"
"B。"
"我选C。"他拍了下桌子,"完了。"
我笑了一下,笑得有点干。
我找了个靠边的位子坐下,眼睛在人群里扫了一圈。
三桌,三十来个人,没有她。
赵鹏坐在最里头,一边剥毛豆一边跟人说话。他比高考前瘦了,下巴上冒出一层青色的胡茬,像是刚从什么地方被人拽出来。
我端着一杯啤酒走过去,坐在他旁边。
"她真的走了?"
赵鹏剥豆子的手停了一下。
"你怎么老问她?"
"没有。"我说,"就是问问。"
他把剥好的豆子丢进嘴里,嚼了两下。
"她爸欠了人家四十多万。"他说,"她妈是纺织厂的,早就下岗了。她家那个院子,你又不是没去过。"
我去过。
高三那年冬天,她忘带数学卷子,我骑车带她回去拿。纺织厂家属院在城西,比我们这边还旧,楼道里堆着煤球和咸菜缸,墙上贴满了疏通下水道的小广告。她家在三楼,门是绿的,漆掉了一半,门口放着一双拖鞋,很小的那种,粉色的,鞋边磨白了。
她进去拿卷子,我在楼下等。等了十分钟,她下来,头发上沾了一点棉花絮。
"我家乱。"她说。
"没事。"
"我爸妈在吵架。"她说,"你别介意。"
那时候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就说了一句"哦"。
现在想起来,我那时候应该说点别的。
"她考得怎么样?"我问赵鹏。
"不知道。"赵鹏把毛豆壳往桌上一推,"分数都没出,谁知道。"
他端起酒杯,喝了一大口,然后把杯子放下,看着我。
"我告诉你一件事,"他说,"你别往外说。"
"什么?"
"她走之前那天,来找过我。"
我握着杯子的手紧了一下。
"她找你干什么?"
赵鹏没有立刻答。
他往四周看了一眼,那三桌人正闹得起劲,有人在划拳,有人在唱歌,唱的是一首很老的歌,跑调跑得厉害。
"她给了我一样东西,"赵鹏说,"让我替她办件事。"
"什么事?"
"她说,等过了两天,让我把一样东西塞到你家门缝里去。"
我的后背一下凉了。
"什么东西?"
"一个信封。"赵鹏说,"牛皮纸的,上头字是打印的。"
我看着他。
他也看着我,眼睛里有一种很奇怪的东西,像是憋了很久,又像是在等我说点什么。
"我第二天就给你送过去了。"他说,"十一号上午,你家没人,我从门缝里塞进去的。"
我没有说话。
那天的风很大,雨布被吹得哗啦响,一桌人在笑,笑得前仰后合。
"她为什么不自己送?"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很轻,像是从别人嘴里出来的。
赵鹏低下头,把一颗毛豆捏碎了。
"她说,"他停了停,"她说她不敢。"
第三章 打印店
第二天上午,我去了一中门口。
学校已经放假了,铁门锁着,门里的人在看传达室的电视。门口的梧桐树长得很大,树荫底下停着一排自行车,都是高三的学生不要了扔在这儿的,车座上落满了灰。
一中门口东边第三家,是老周的店。
老周叫周德海,四十多岁,瘦,戴一副老花镜,镜片厚得像瓶底。他的店门口挂着一块牌子,白底红字:复印 打印 刻章 卖文具。牌子底下还挂着一条横幅,是去年挂的,红布褪成粉色,上头写着"祝一中考生金榜题名"。
我进去的时候,老周正在给一个小孩复印户口本。
"叔。"我说。
"哎。"他头也不抬,"复印还是打印?"
"我想问个事。"
他抬起头,从眼镜上头看了我一眼。
"什么事?"
"前几天,是不是有个女孩来你这儿打过信封?"
老周的手停了。
他把复印好的户口本收起来,递给那个小孩的家长,收了钱,才转过身来。
"你问这个干什么?"
"那个信封,是我收到的。"
老周看了我一会儿,摘下眼镜,用袖子擦了擦。
"坐。"他说。
店里有一张塑料凳,我坐下了。
"是有这么回事。"老周说,"大概是十号,上午。一个女孩,扎马尾,穿一件白T恤,T恤上印着一只猫。她进来的时候,我正吃早饭。"
"她说什么?"
"她说,叔,你这儿能打印信封吗。"
"我说能。她就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上头写着字,让我照着打。我问她打几份,她说三份。"
"三份?"
"她说怕打坏了。"老周笑了一下,"我给她打了三份,前两份卡纸了,第三份才出来。"
"打完之后呢?"
"打完之后,她在那儿坐了很久。"老周说,"就坐在你现在坐的这个凳子上,拿着那个信封,翻来覆去地看。"
"看了多久?"
"一袋烟的工夫吧。"老周说,"我这儿有烟,我给她让了一根,她不要。"
我没有说话。
"后来她问我,叔,这个能寄吗?"老周说,"我说能寄,贴张邮票,一块二。她说,不用寄,我自己送。我说,那你打个信封干什么,直接送不就完了。她说,直接送不好意思。"
老周看了我一眼。
"她还说了一句。"他说,"她说,我要是当着他的面,话就说不出来了。"
店里的电扇在转,转得很慢,风是热的。
"叔,"我说,"那个信封,上头的地址,是你帮她打的?"
"不是地址。"老周摇头,"她那张纸上没有地址。"他说,"就一个名字。"
"什么名字?"
老周想了想,从抽屉里翻出一本旧账本,翻了两页,指给我看。
"我这人有个毛病,谁打什么,我都记一笔。"他说,"十号那天,第三页。"
账本上的字很小,一行一行:复印身份证,两块;打印简历,三块;打印信封三份,三块。
后面还有一行,是铅笔写的,字很潦草:姓王的丫头,信封,三份,没贴邮票。
"她打的信封上,写的是什么名字?"我问。
老周把眼镜戴上,看了看我。
"写的不是名字。"他说,"写的是你家门牌号。"
我愣住了。
"就一行,"老周说,"五号楼,三单元,五零一。"
我坐在那张塑料凳上,坐了很久。
电扇在头顶上转,一圈,一圈,把热风搅得满屋子都是。
第四章 同学录
回到家,我做的第一件事,是把同学录找出来。
同学录是一本硬壳的册子,封面印着蓝色的海浪和一行金色的字:青春不散场。是高考前一个月,班里统一去县城文具店批的,八块钱一本,人手一册,上课的时候在桌子底下传来传去。
我翻到中间。
她的那一页在第四十七页,纸角被翻得卷起来了,因为那页我翻过太多次。
她的字很好看,是那种练过的字,横平竖直,收笔的时候会往上挑一点。上面写着:
"祝你考上理想的大学。以后去了大城市,别忘了我们县城的夏天。别忘了我们的窗户。——王诗雨 2008.5.20"
底下画了一只猫,蹲在窗台上,尾巴卷成一个问号。
我们的窗户,是教学楼三楼东头,高三(7)班靠走廊的那一排。我坐在三组第四排,她坐在二组第四排,中间隔着一条过道。夏天的时候,那排窗户全开着,风从操场那边吹过来,把她的卷子吹得哗哗响,她就拿一个铁皮文具盒压住。
我坐在她斜后方,抬头就能看见她的侧脸,还有她低头写字时,后颈上那一小片被太阳晒得发红的皮肤。
我把同学录合上,又打开。
我又看了一遍那个"雨"字。
四点水,最后一点连着上一笔,往下拖一下,黏在一起。
我把那封信摊在旁边,对着灯,一个字一个字地比。
一模一样。
不是像,是一模一样。那种连笔不是练出来的,是写快了自然带出来的,一个人的手写快了是什么样子,只有她自己的手知道。
我在桌边坐了很久。
窗外天黑了,楼下的水泥地上有人在打牌,拍牌的声音一下一下的,很脆。有小孩在哭,哭着哭着又笑了。
我忽然想起来一件事。
高考前的最后一个月,她有一回问我借橡皮。
那时候我们正在做英语周测,我的橡皮是新买的,白色的,很大一块。她伸手过来,从我的桌角拿走了,用完还给我的时候,橡皮上沾了一点蓝墨水。
"你这橡皮挺好用。"她说。
"嗯。"
"擦得干净。"
"嗯。"
就这三句话。
我现在想起来,觉得那时候的自己像一块木头,别人敲一下,才响一声。
第五章 五月
五月九号,那天下午,我做了一件事。
我把一张纸条写好,塞进英语课本的第84页。
纸条上写的是:放学以后,操场东边的看台,我有话跟你说。
我在那行字底下签了名字,又划掉了,改成"我"。然后我又觉得"我"太生硬,想写"7班那个总坐在你斜后面的",写完自己看了一眼,觉得肉麻,撕了。
第二张我写得很短:王诗雨,放学后看台见。
第三张,我把"见"改成了"等你"。
第四张,我什么都没写,只画了一个箭头。
最后我带着第四张去了学校,把它夹在英语课本里,一整天都没敢拿出来。
下午最后一节课是英语,老徐在讲台上讲虚拟语气,讲得唾沫横飞。窗外的蝉叫得震天响,教室里的电扇在头顶上转,转一圈,"咔"一声。
我坐在那儿,手心全是汗。
下课铃响了。
她站起来,收拾书包,跟同桌说了句什么,笑了。
我站起来,英语课本在手里,那张纸条夹在84页。
她从我旁边走过去,走了三步。
我张了张嘴。
"王诗雨。"
她回过头。
"嗯?"
"……你的笔掉了。"
她低头看了看,笔在桌上,好好儿的。
"没有啊。"她笑了,"你是不是热晕了?"
"哦。"我说,"可能吧。"
她走了。
那天晚上我在日记上写:今天我勇气不够了。
五月十二号,下午两点二十八分。
我们在上数学课。老徐在黑板上画一个立体的三棱锥,粉笔断了一次。
我坐在窗边,忽然觉得桌子晃了一下。
很轻的一下,像有人在楼下敲了一记墙。
我以为是错觉。过了两秒,灯管开始晃,晃得越来越厉害,前排有个女生尖叫了一声,紧接着整个教室都乱了。
"地震!"有人喊,"快跑!"
我们从三楼冲下去,楼道里全是人,鞋掉了都顾不上捡。跑到操场上,太阳很大,操场上站满了人,一班的、二班的、高三的、高二的,全都仰着头看教学楼。
教学楼没塌。
后来我们才知道,震中在四川,离我们这儿一千多公里。
那天晚上,全班都在看新闻。第二天,第三天,电视里全是那些画面。我们县城的街上,有人摆了捐款箱,一元、五元、十元,扔进去就走。
五月十九号,全国哀悼日。
学校在操场上组织了默哀。那天下午两点二十八分,全校站在操场上,国旗降了一半。广播里放了一段很长的警报声,响彻整个县城。
我站在队伍里,低着头。
默哀结束的时候,我抬起头,看见前面隔两排的地方,有个人在哭。
是王诗雨。
她没有出声,眼泪就那样往下掉,掉在操场的红土上,砸出一个个小点。
她旁边的人都在往前走,队伍散了,她还站在那儿。
我离她大概有五步远。
我走了一步,又停下。
我口袋里有一包纸巾,是早上我妈塞给我的,说天热,擦汗。
我把手伸进裤兜,摸到了那包纸巾。
然后我把手抽出来,跟着队伍走了。
那天晚上,我在日记上写:今天我也没敢。
五月剩下的日子过得很快。卷子一张接一张,模拟考一场接一场。教室后墙上的倒计时牌,从37翻到12,从12翻到3。
她好像瘦了。
有一回晚自习,我抬头,看见她趴在桌上,肩膀一抽一抽的。
我以为她在哭,后来才发现她睡着了,是被自己的胳膊压麻了。
我想叫她,又没叫。
我把外套脱下来,想给她披上,最后把外套搭在了自己的椅背上。
第二天早上,我把外套洗了。
五月二十号,拍毕业照。
那天下午,全校高三在操场上排队。太阳很大,塑胶跑道被晒得发软,站久了鞋底会粘。
摄影师是个外地来的,架着一台大相机,喊:"前排坐下,中排站凳子,后排站地上!"
我们班排在中间。我在第三排,她在第二排,隔了一个人。
摄影师举起手:"看镜头,笑一笑——"
我低下头,看她。
她那天扎了一个马尾,用一根红色的皮筋。她站得很直,两只手在身前握着,左手腕上戴着一串珠子。
"看镜头!"摄影师又喊了一遍。
我抬起头。
快门响了。
照片洗出来,是六月初。我那张脸是歪的,眼睛没看镜头,看的是斜下方。
我妈看了照片,说:"你怎么照相都不看镜头?"
我说:"没注意。"
那张照片我一直留着。
后来我把它从相册里抽出来,夹在同学录的最后一页。
夹了很多年,纸都粘住了。
第六章 门
从老周店里出来,我骑车去了纺织厂家属院。
县城不大,从一中骑到城西,二十分钟。路上经过人民商场、邮局、汽车站,还有一家卖凉皮的,门口支着一口大锅,锅里的水一直在冒气。
纺织厂家属院的大门是个水泥门柱,上面"纺织厂"三个字被爬山虎盖住了一半。院子里种着几棵泡桐,树底下停着几辆三轮车。
我把车锁在楼下,上了三楼。
那扇绿色的门锁着。
门上的漆掉得更厉害了,露出底下的铁皮,铁皮上有一道划痕,像是被什么东西撞的。门口那双粉色的拖鞋不见了,地上只有一个空的鞋盒。
我站在那儿,站了一会儿。
楼下有人在喊:"找谁?"
我探出头去,是一个胖阿姨,端着一盆水,正往花坛里泼。
"阿姨,"我说,"这家人搬走了?"
"搬了。"她说,"九号晚上搬的,连夜搬的,东西都没要。"
"搬到哪儿去了?"
"深圳。"她把盆往腰上一夹,"她爸欠人家钱,跑了。这屋子是租的,房东还来找过两回。"
"您知道她家的联系方式吗?"
"我哪知道。"她上下打量了我一眼,"你是她什么人?"
"同学。"
"同学啊。"她叹了口气,"那丫头挺好的,见人就叫,不像她爸。"
她端着盆要走,走了两步,又回过头来。
"你要找她,去问刘婶。"她说,"这屋是刘婶的,刘婶住后面那栋。"
刘婶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一个人住,屋里堆满了东西,有一股樟脑丸的味道。她听说我是来找王诗雨的,先是不肯说,后来我从书包里掏出那封信,说我是她同学,有急事。
她戴上老花镜,把信看了半天。
"这字是她写的。"她说,"这个'雨'我认得,她给我写过收条。"
"那您知道她去哪儿了吗?"
刘婶把信还给我,转身进了里屋。
出来的时候,她手里捏着一个烟盒。
"她妈走之前,给我留了个地址。"她说,"说以后有她的信,让我转。"她把烟盒递给我,"这半年,一封信都没有。"
烟盒是红塔山的,拆开,里头用圆珠笔写着一行字:
深圳市宝安区沙井镇 沙井工业区 三栋 二楼 精达电子厂 王秀兰
"王秀兰是她妈。"刘婶说。
我把烟盒捏在手里,捏了很久。
"谢谢您。"
"哎。"刘婶叫住我,"你叫什么名字?"
我说了我的名字。
她点点头,像是记下了。
"她走那天,在我这儿坐了半个钟头。"刘婶说,"我问她,丫头,你们家这是怎么了。她不说,就是坐着,看着窗外。"
"她说了什么?"
"她说,"刘婶想了想,"她说,刘婶,我有一件事没办完。"
"什么事?"
"她没说。"刘婶说,"她就是笑了一下,说,来不及了。"
第七章 车站
从打印店出来,我骑车去了汽车站。
县城的汽车站在人民路南头,一栋两层的白楼,楼顶上竖着四个铁皮字:临水车站。字是红的,掉了一半漆,风一吹,铁皮哗啦响。
候车厅里很闷,一股柴油味混着汗味。售票窗口开着两个,玻璃上贴着一张纸,写着"售出不退"。
我排在队尾,排到窗口。
"买票?"里头的人头也不抬。
"我不买票。"我说,"我想问个事。"
她抬起头,四十来岁,眉毛画得很细。
"问什么?"
"六月十号晚上,有没有一个女孩,买了去省城的票?"
她看了我一会儿。
"你谁啊?"
"我是她同学。"
"同学?"她把手里的一沓票根往旁边一推,"小伙子,我这儿一天卖几百张票,十天前的事,谁记得。"
"她大概十七八岁,扎马尾,穿白T恤,T恤上印着一只猫。"
"记不得。"
"她妈跟她一起,四十多岁,短头发。"
"记不得。"她把窗口的玻璃往下拉了一点,"你要没事就让让,后头还有人。"
我让开了。
候车厅的墙上挂着一块牌子,上头是发车时刻表。我一行一行地找。
省城,二十二点四十。
一天一班。
我在候车厅里找了个塑料椅坐下。
椅子是蓝色的,中间凹下去一块,坐着硌人。对面坐着一个抱孩子的女人,孩子在睡觉,嘴巴张着。
下午三点,四点,五点。
候车厅里的人换了一拨又一拨。有人扛着蛇皮袋进来,有人拎着塑料桶出去。广播里在喊:"去往市里的旅客,请到二号门检票。"声音很响,可是听不清。
五点半的时候,一个扫地的老头走到我旁边,把扫帚靠在椅子上,坐下歇脚。
"等人?"他问。
"嗯。"
"等谁?"
"一个同学。"
老头从口袋里摸出一包烟,抽出一根,点上。
"昨天也有个丫头,在这儿坐了一下午。"他说。
我抬起头。
"什么样?"
"十七八吧,扎个马尾,穿白T恤,上头印只猫。"老头吐了一口烟,"我还问她,丫头,你等人?她说不等,她等车。我说你等几点的车,她说十点四十。"
我的手心开始出汗。
"她坐哪儿?"
"就那儿。"老头用下巴指了指斜对面靠窗的那排椅子,"坐了一下午,中间出去买了个面包,吃了两口就放下了。"
"她哭了?"
老头看了我一眼。
"你怎么知道?"
我没有说话。
"哭了。"老头说,"不出声,就是眼泪往下掉。我以为她家里出了什么事,还劝了两句。她说没事,就是眼睛进东西了。"
他把烟头在地上摁灭,捡起来,扔进簸箕里。
"后来呢?"我问。
"后来她妈来了。"老头说,"她妈拎着两个包,站在门口喊她,她就站起来了。"
"她走的时候,说什么了?"
老头想了想。
"她走的时候,"他说,"回头看了一眼。"
"看什么?"
"看那块牌子。"老头指了指墙上的时刻表,"看了有那么一会儿,然后就跟她妈走了。"
那天晚上我在汽车站坐到九点。
九点以后,候车厅里没什么人了。扫地的老头下班了,广播也停了,只有日光灯在头顶上嗡嗡响。
我站起来,走到斜对面靠窗那排椅子前。
椅子上什么都没有。椅背上有一道划痕,是有人用钥匙刻的字,刻的是两个名字,中间画了一个心。
我坐下去。
窗外是停车场,停着几辆中巴,车灯都关着。天的颜色一点一点深下去,从灰蓝变成深蓝,再变成黑。
我想象她坐在这儿,坐一下午。
她包里有那两封信。
一封让人送给我,一封藏起来,等我的回信。
她大概一直在想,那个收到信的人,会不会骑车冲进汽车站。
我没有。
我那时候在家里,看一部很无聊的电视剧,吃西瓜,把西瓜籽吐在一个铁盘子里。
第八章 回信
那几天我一直在想一件事:她问的是"你是不是暗恋我",不是一个陈述句。
她明明可以直接写"我喜欢你"。
她没有。
她把话留了一半,留给我。
我在书桌前坐了三个晚上,写了五封信。
第一封写得很长,从高一说起,说到运动会她跑八百米,跑到最后一圈跑不动了,我在跑道边上喊了一声加油,她回头看了一眼。写到这儿我觉得像流水账,撕了。
第二封写得很短:是。就一个字。写完觉得太像赌气,也撕了。
第三封我试着写得像个正常人:王诗雨,信我收到了。关于你问的那件事,我想说……写到"我想说"我就卡住了,卡了一个钟头,最后还是撕了。
第四封我写:那天下午我本来要跟你说话,纸条夹在英语书第八十四页,后来我没敢。
第五封,我写得很平。
我说:信收到了。你的问题,答案是"是"。从高一你转学过来那天起就是了。
我说:五月九号那天我写了一张纸条,想约你在看台见面,那张纸条现在还在我的英语书里。五月十九号默哀那天,你哭了,我口袋里有一包纸巾,我没敢给你。
我说: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走,也不知道你还回不回来。你要是回来,我在县城等你。你要是不回来,你也告诉我一声。
我说:我家电话是XXXXXXX。我们家属院五号楼三单元五零一。
最后我写:王诗雨,你别怕。
写完,我把信折了三折,塞进信封。
第二天一早,我骑车去了人民路邮局。
邮局的门是玻璃的,里头有空调,凉气扑在脸上。柜台很高,柜台后面坐着一个穿制服的女的,四十来岁,正在织毛衣。
"寄信。"我说。
"本市还是外地?"
"深圳。"
她放下毛衣,从抽屉里拿出一张单子。
"平信一块二,挂号四块二。"
"挂号是什么?"
"挂号就是有人签收,丢了能查。"她看了我一眼,"寄什么?"
"信。"
"重要不重要?"
我想了想,说:"重要。"
"那就挂号。"
我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零钱,一块的、五毛的,还有几个一毛的钢镚儿。数了半天,数出四块二,放在柜台上。
她数了一遍,把钢镚儿一个个码好,然后从抽屉里拿出一张邮票,贴在信封右上角,又撕下一张单子,啪地盖了一个章。
"写地址。"
我趴在柜台上,一笔一笔地写。
深圳市宝安区沙井镇沙井工业区三栋二楼精达电子厂 王秀兰 转 王诗雨
写完,我又在底下加了一行:如本人不在,请转交,谢谢。
她拿过去看了一眼,把回执撕下来给我。
"这个收好。"她说,"丢了不好查。"
我把那张回执折好,放进钱包最里头。
那是我第一次寄挂号信。
后来那张回执在我的钱包里放了十年,纸都磨软了,字也淡了,可是我还留着。
第九章 分数
六月二十四号晚上,出分。
我们家的电脑是前一年买的,组装的,主机嗡嗡响。我爸单位分了宽带,一个月六十块,我妈心疼了半年。
那天晚上八点,我坐在电脑前,手心全是汗。网页一直在转圈,转了三分钟,跳出来一个框:系统繁忙,请稍后再试。
我妈站在我身后,我爸坐在沙发上抽烟,电视里在放天气预报。
九点十分,页面终于出来了。
语文 108,数学 121,英语 112,理综 202。
总分 543。
我盯着那个数字,看了很久。
那天晚上,我们省的本科线是542。
一分。
我妈"哎哟"一声,眼泪都出来了,说祖宗保佑。我爸把烟按在烟灰缸里,说了一句"行",然后站起来去厨房,说给我煮两个鸡蛋。
我一个人坐在电脑前,看着那个543。
我忽然想起答题卡上那条被我擦了三次的C。
那道题是完形填空,第三十七题。我第一遍涂了C,涂完觉得不对,改了B,可是C的印子还在,铅笔的铅粉吃进了答题卡的纸纹里,怎么擦都擦不干净。
监考老师说,一题两个答案,机器会判零分。
我擦了整整三遍。
擦到第三遍的时候,答题卡上的那一点已经发毛了,纸面快要透了。我盯着它看了十秒钟,最后还是涂了B。
如果那一下没擦干净,那道题就是零分。
那道题一分半。
一分半,就是542和543的区别,就是本科和专科的区别,就是县城和省城的区别。
我坐在电脑前,觉得后背上有一层冷汗慢慢渗出来。
第二天,我去学校拿成绩单。
班主任老徐在办公室里,桌上摊着一张表,是全班的分。
"你运气好。"他说,"刚过线。"
"嗯。"
他把表往我这边推了一下。
"你看看。"
我从上往下看。
看到中间,我停住了。
王诗雨,541。
我盯着那个数字,脑子里嗡的一声。
"她差一分。"老徐说。他把茶杯端起来,吹了吹,"可惜了。她模考一直稳的,怎么考成这样。"
我没有说话。
"她家里出事了,你知道吧?"老徐说,"考完就走了,连志愿都没报。"
"没报志愿?"
"报了也没用。"老徐说,"差一分,本科走不了。她妈来了一趟,说不念了,去深圳打工。"
第十章 等
那个暑假过得很慢。
七月,我每天骑车去县图书馆,借两本书,坐一下午,看不进去。图书馆的空调不好使,风扇在头顶上转,转出来的风是热的,翻书的时候纸都是黏的。
八月八号,奥运会开幕。
那天晚上,我们全家坐在电视机前。鸟巢的烟花一朵一朵地炸开,我爸说,这得烧多少钱。
我看了一会儿,回房间了。
房间里很闷,我把窗户打开,坐在床边。
楼下有人在放鞭炮,是庆祝奥运的。
我趴到桌子上,把那个牛皮纸信封拿出来,又看了一遍。
上面打印的字是:
五号楼 三单元 五零一
字是宋体,五号字,行距很宽。纸是牛皮纸,八毛钱一张,老周的店里卖的那种。
信封里那张纸,我拿出来过很多次,纸边已经软了,折痕处起了毛。
"你是不是暗恋我。"
就这一句,没有称呼,没有落款日期以外的任何东西。
我把信放回去,又拿出来。
我在心里数了一遍日子。
她九号晚上走的。十号上午去打信封。十一号上午,赵鹏把信塞进我家门缝。
也就是说,她在走之前的那一天,还在县城里。
她还坐在老周那张塑料凳子上,拿着信封翻来覆去地看。她还问老周,这个能寄吗。她还说,我要是当着他的面,话就说不出来了。
她做这些事的时候,我在干什么?
我在家里躺着,看一部很无聊的电视剧,吃西瓜,把西瓜籽吐在一个铁盘子里。
我什么都不知道。
八月中旬,录取通知书来了。
是一个省城的学校,二本,通知书是大红色的,上面印着学校的门。
我妈拿着通知书,在院子里给邻居看,一栋楼都知道了。
我爸说,摆两桌。
我说不用。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去了学校。
学校放假,铁门锁着,我从后门的矮墙翻进去。操场上长满了草,跑道上的白线被雨水冲得看不清了。教学楼黑着,只有三楼东头那排窗户,还映着一点路灯的光。
我站在操场上,往三楼看。
那是我们的窗户。
我在那儿站了很久。
后来我蹲下来,从口袋里掏出一支笔,在跑道边上的一块砖上写了一个日子:2008年6月11日。
写完,我把笔收起来,翻墙出去了。
第十一章 电话
八月初,我想打电话。
那时候还没有手机,我们家有一部座机,红色的,按键上有数字磨掉了漆。
我先打114。
"您好,查号请报名称。"
"深圳,宝安,沙井,精达电子厂。"
那头停了几秒,有键盘的声音。
"对不起,没有登记。"
"没有?"
"没有。您要不要查一下别的?"
我挂了。
第二天,我又打了一次114,换了个说法。
"深圳沙井,精达电子。"
"对不起,没有登记。"
"那沙井工业区有没有总机?"
"没有。"
我坐在电话机前,坐了很久。
后来我想起来,赵鹏家装了宽带,他爸在镇政府上班,家里有台电脑。我去他家,借他的电脑上网,在一个叫"深圳黄页"的网站上,翻了两个钟头,翻到一个电话。
0755-XXXXXXXX。
我用他家的电话打过去。
响了很久,有人接了。
"喂?"
是个男的,声音很吵,背景里有机器的声音,嗡嗡的。
"您好,"我说,"请问是精达电子厂吗?"
"是。"
"我想找一个人,王诗雨。"
"什么?"
"王诗雨。她妈妈叫王秀兰,也在你们厂。"
那头静了一下。
"我们这儿没有这个人。"
"您能帮我查一下吗?她是七月来的,三栋二楼。"
"三栋二楼是宿舍。"那人说,"宿舍不归我们管。"
"那能不能麻烦您帮我问一下——"
"小伙子,"那人打断我,"我们厂三千多人,一天进进出出几十个,你让我上哪儿给你问?"
"我就问一下——"
"没有。"他说,"没有这个人。"
电话挂了。
我坐在赵鹏家的沙发上,手里还捏着听筒。
赵鹏在旁边打游戏,头也不回地说:"怎么样?"
"说没有。"
"那可能是走了。"他说,"我听我爸说,深圳那边的厂,干两个月就走的人多得是。"
我把听筒放回去。
那天晚上我回家,我妈问我去哪儿了。
"赵鹏家。"
"干什么?"
"玩。"
我妈看了我一眼,没再问。
后来的半个月,我又打过两次。
一次是个女的接的,说"三栋二楼?那儿早就不住人了,现在堆货"。
一次没人接。
八月剩下的日子,我没有再打。
九月一号,我上了火车。
那部红色的电话机,留在家里。我妈后来把它换成了一个新的,白色的,能显示号码。旧的那个被她收在柜子顶上,落了一层灰。
有一年过年回家,我翻柜子找东西,看见那个红色的电话机,还放在那儿。
我把它拿出来,摸了摸那些磨掉漆的按键。
按键上有一个数字,是我按得最多的。
那个数字,现在连漆都没有了。
第十二章 走
九月一号,我去省城。
我妈给我收拾了两个大包,一个装被子,一个装衣服,还有一兜子煮鸡蛋和咸菜。
我爸骑三轮车把我送到火车站。
县城的火车站很小,站前广场上摆着几个卖水果的摊子,喇叭里在放通知,声音含含糊糊的,听不清。
绿皮车,硬座,八个小时。
车厢里很挤,过道上站着人,行李架上堆满了蛇皮袋。有个小孩一直在哭,哭累了就睡,睡醒了接着哭。
我把包放在脚下,靠着窗户坐着。
我妈一直送到站台。
她把我那两个包一个一个往上递,递完,站在车门口,抬头看我。
"到了就打电话。"她说。
"嗯。"
"别舍不得吃。"
"嗯。"
"钱不够就说。"
"嗯。"
她还想说什么,被后面的人催了。她退开一步,站在站台边上。
我趴在车窗上,看着她。
她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手里还拎着一个塑料袋,里头是给我路上吃的鸡蛋。
她把袋子举起来,冲我晃了晃,意思是让我接。
车窗关着,我打不开。
她就把袋子放在站台的水泥地上,用脚踢了踢,往车这边推了推。
火车开了。
那个塑料袋留在站台上,一会儿就看不见了。
火车开动的时候,我看见我爸还站在站台上。
他没有挥手,就是站着,两只手插在裤兜里,看着车走。
车出了站,站台往后退,退成一条线,然后没了。
窗外的田野开始往后跑,一块一块的,稻子黄了,有人在田里烧秸秆,烟升得很直。
我把头靠在玻璃上。
玻璃是热的,还有一点油。
我忽然想起五月九号那个下午,她从我旁边走过去,走了三步。
如果那天我说了。
如果我说了,会怎么样?
我不知道。
火车过了一个隧道,车厢里暗下来,又亮起来。
我从包里摸出钱包,打开,那张挂号信的回执还在最里头。
我把回执拿出来,对着窗户看。
上头的字是:深圳,宝安,沙井。
我在心里说:王诗雨,信我寄了。
第十三章 十年
再回县城,是十年以后。
二〇一八年正月,同学群里有人张罗聚会,说今年人多,回来的都回来。群里刷了两百多条消息,最后定了初三晚上,在县城新开的那家酒店,三楼,包间。
我从省城开车回去,三个小时。
高速上车很多,都是回去过年的。服务区里停满了车,有人抱着孩子在便利店买泡面,有人蹲在墙根抽烟。
县城变了。
火车站前修了广场,广场上立着一个雕塑,是一个举着火炬的人。一中的后门那条街扩宽了,原来的烧烤摊都没了,换成了一排卷帘门的门面,卖奶茶、卖串串、卖手机。
我把车停在酒店门口,进去。
包间很大,三张圆桌,坐了三十来个人。
十年没见,一开始都认不出来。
"哎哟,这不是——"
"我!"
"你怎么胖成这样!"
"你才胖!"
一阵乱笑。
我找了个位子坐下,桌上摆着瓜子和橘子,还有一瓶白酒。
赵鹏坐在主位。
他胖了,脸圆了一圈,头发剪得很短,穿着一件黑色的羽绒服,手腕上戴着一块表。
"你现在做什么?"我问他。
"装修。"他说,"在县里开了个小公司,混口饭吃。"
"挺好。"
"你呢?"
"画图。"我说,"设计院。"
"哦,大城市。"他点点头,端起酒杯,"来,喝一个。"
我们碰了一下。
酒很冲,辣嗓子。
那天晚上大家喝得很多,说了很多十年前的事。有人说当年物理老师怎么骂人,有人说隔壁班谁和谁好了又分了,有人说班长当年最凶,收作业跟收租似的。
赵鹏一直在笑,笑得脸都红了。
那天晚上老徐也来了。
他退休两年了,头发白了一半,穿着一件灰色的夹克,进门的时候,全班都站起来了。
"坐坐坐。"他摆手,"我就是来看看,喝一杯就走。"
他挨桌敬酒,走到我们这桌,停下来。
"你们这一届,"他说,"是我带的最后一届。"
有人喊:"徐老师您少喝点。"
老徐笑了一下,把杯子放下。
"王诗雨那孩子,"他忽然说,"你们有谁跟她还有联系吗?"
一桌人都安静了一下。
"她那年可惜了。"老徐说,"她英语好,作文写得好,字也漂亮。我有一回让她帮我抄一份材料,抄得比打印的还好看。"
"她差一分。"有人说。
"差一分。"老徐点点头,"分数出来那天,她妈来学校,我跟她说,让孩子复读一年,学费我想办法。她妈说,老师,我们家这个情况,等不起了。"
老徐端起杯子,喝了一口。
"我后来去她家找过。"他说,"门锁着,邻居说搬走了。"
他把杯子放下。
"我教了三十年书,"他说,"送出去的学生有一千多个。有几个,我到现在还记得。"
他就没往下说了,端起酒,跟旁边的人碰了一下。
十点多,人散了一半。剩下的几个还在喝,划拳的声音很大。
赵鹏忽然站起来,走到我旁边坐下。
他身上有很重的酒气。
"陪我出去抽根烟。"他说。
我们下了楼,站在酒店门口的台阶上。
外面很冷,天上有几颗星。街上挂着红灯笼,灯笼在风里晃。
赵鹏点了两根烟,递给我一根。我不抽,接了,夹在手里。
他抽了半根,才说话。
"我有个东西,一直想给你。"
"什么东西?"
他从羽绒服内兜里掏出一个东西,递过来。
是一个信封。
牛皮纸的,很旧了,边角磨得起了毛,颜色发黄。
我的心跳了一下。
"这个,"赵鹏说,"是她走那天晚上给我的。"
"哪天?"
"六月十号。"他说,"九号晚上她们家搬走,十号白天她在县城待了一天,晚上坐的汽车,去省城,转火车去深圳。"
"她给我两封。"赵鹏说,"一封让我十一号塞你家门缝,一封让我……"
他停住了。
"让你什么?"
"让我等你回信。"他说,"她说,要是你回信了,或者你问起她,就把这封给你。要是你没回,就……就算了。"
我握着那个信封,站着没动。
"那你为什么没给我?"
赵鹏抽了一口烟,把烟头在台阶上摁灭了。
"因为我没等到你回信。"他说。
"我回了。"我说,"我寄了挂号信,七月寄的,寄到沙井那个厂。"
赵鹏转过头,看着我。
"你寄了?"
"寄了。"
他沉默了很久。
"八月底我碰到过你一回。"他说,"在县政府门口,你去办事。我问你,收到信了没有。你说,收到了。我又问你,那你回了没有。"
我想起来了。
那天很热,我穿着拖鞋,手里拿着一沓材料。
赵鹏骑着一辆电动车,停下来跟我说话。
"我说我没回。"我说。
"对。"赵鹏说,"你说,'没什么好回的'。"
我站在台阶上,风把灯笼吹得叮当响。
我想起来了,我为什么那么说。
因为那天我刚知道她差一分,没报志愿,去深圳打工。我觉得我那个"是"字,说出来像什么?像炫耀?像施舍?还是像一句迟到的废话?
十七岁的时候,我以为沉默是体面。
"我当时想,"赵鹏说,"他都不当回事,我还给什么。"
他把那个信封塞到我手里。
"拿着吧。"他说,"我藏了十年。每年过年我都想给你,每年都没给。"
"为什么今年给了?"
他笑了一下,笑得很难看。
"因为我上个月在东莞看见她了。"他说。
我抬起头。
"她回来过年?"
"不是。"赵鹏说,"我去东莞要账,在一个商场里看见她。她带着个孩子,五六岁,男孩。"
"她认出你了?"
"认出来了。"赵鹏说,"还请我吃了一碗粉。"
"她说什么了?"
"她问我,"赵鹏说,"她问我,他后来怎么样了。"
风很大,我手里的烟灭了。
"你怎么说的?"
"我说,他挺好,在省城,结婚了。"
"她呢?"
"她说,那就好。"赵鹏说,"就这三个字。"
赵鹏站在旁边,抽完了第二根烟。
"对不住。"他说。
"不怪你。"我说。
"怪我。"他说,"我那时候十七,脑子有病。"
他低头看着自己的鞋。
"我那时候也喜欢她。"他说,"你知道吧。"
"知道。"
"你知道?"
"全班都知道。"
他笑了一下,笑得很难看。
第十四章 第二封信
那天晚上我没有回酒店。
我在车里坐到天亮。
信封里有两张纸,是那种最便宜的信纸,一面印着横线,一面是白的。
字是她的,还是那样,横平竖直,收笔往上挑一点。
第一行写着:我现在在汽车站。
第二行:还有二十分钟发车。
我读到这儿,手就开始抖。
信是这样写的:
"我现在在汽车站。还有二十分钟发车。我妈在检票口排队,她不知道我给你写信,她要是知道,会骂我。
今天上午我去打信封了,就在你们学校门口东边第三家,那个戴眼镜的老板,人挺好,给我打坏了两次,没多收我钱。我坐在他店里,把信封翻来覆去看了很久。我想了想,还是不能当面给你。我这个人,你别看我在班里话挺多,一到要说什么正经话,我就说不出来。
所以我让赵鹏帮我送。他说行。他答应得挺痛快,我还有点奇怪。
如果你看到这封信,说明你已经回我了。那我要跟你说几件事。
第一,我爸的事,你别问,我也不想说。他欠了钱,跑了。我妈哭了两天,然后收拾东西,说走。我没什么好怨的,他是我爸。
第二,我不念书了。我分数差一分,其实分数没出来我就知道差不多,我最后一个月根本没学进去。我妈说,女孩子念那么多书干什么,早点出来挣钱。我没跟她吵。
第三,我走之前,去了一趟学校。铁门锁着,我翻墙进去的。我在操场上站了一会儿,往三楼看。我们的窗户开着,风把窗帘吹出来了,白的,飘着。我看了很久。
我这个人,一直挺胆小的。地震那天,全班往下跑,我跑在最后面,腿都软了。后来默哀那天,我站在操场上哭,我看见你在我前面两排,我想叫你,没敢叫。
我那时候想,人这一辈子,有些话说晚了就真的没机会了。
所以我才写了那个信。你别笑我。
我的地址写在下面。你要是想写信,就写这个。厂里管收信,会给我。
我会等的。
王诗雨
2008年6月10日 夜"
底下写着一个地址,和烟盒上那个一样,只是多了几个字:三栋二楼,问王秀兰。
我把信看了三遍。
第一遍,我在车里,手抖得纸都在响。
第二遍,我把车窗打开,冬天夜里的风灌进来,我把信按在方向盘上,一个字一个字地读。
第三遍,我读到"我会等的"那四个字,忽然读不下去了。
我趴在方向盘上,趴了很久。
天亮的时候,我把车开到河边。
县城南边有一条河,河堤上种着柳树,冬天柳枝是光的,一条一条垂着。
我把车停在堤下,坐在河堤上,把信又读了一遍。
读到"我会等的",我停下来,抬头看河。
河面上结着一层薄冰,冰底下有水在流。
我掏出手机,翻到赵鹏的号码,按了下去。
响了两声,我挂了。
我又按下去,又挂了。
第三次,我把手机装回口袋。
我不知道要问什么。问她过得好不好?问她有没有恨我?问她那年冬天在东莞的商场里,为什么要问"他后来怎么样了"?
问了又能怎么样。
我在河堤上坐了一个钟头,把信拍了照,正面两张,背面一张。
后来我换过三次手机,那三张照片一直导来导去,还在。
照片里的字有点糊,纸是黄的,边角起了毛。
我有时候半夜睡不着,会翻出来看。
看一眼,就关掉。
那封信的信封上,打印着一行日期:2008年6月11日。
我看了很久,才明白过来。
她写的不是那一天。
她写的是她希望我读到的那一天。
十年前的那个夏天,我在县城的图书馆里,借了两本书,坐一下午,看不进去。
她在深圳的流水线上,一天站十二个小时,等一封信。
我寄了。
我真的寄了。
可是她不知道。
第十五章 厂
二〇一八年四月,我去深圳出差。
项目在宝安,一个厂房改造,我要去看现场。会开完了,我跟同事说,我有点私事,明天自己回去。
第二天早上,我打车去了沙井。
司机是个湖南人,一路上在放歌。车窗外的楼很高,一排一排的,楼下是修车铺、小超市、卖猪脚饭的。绿化带里的树很绿,绿得有点假。
"师傅,沙井工业区三栋。"
"三栋?那儿早拆了。"他说,"现在是个物流园。"
"那就在附近停吧。"
车停在一个很大的门口。门口挂着一块新的牌子,蓝底白字:某某物流园。院子里停着几辆货车,有人在卸货,叉车来来去去。
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
门卫室里坐着一个老头,穿一件保安服,正在看手机。
"师傅。"我走过去。
"干什么的?"
"问个事。"我说,"这里以前是不是有个精达电子厂?"
老头抬起头。
"精达?"他想了想,"有,早些年有。零九年就搬走了,搬到惠州去了。"
"零九年?"
"零九年。"他说,"那年厂子效益不好,裁了一批人,剩下的都搬走了。"
我站在门口,看着院子里那些货车。
"您在这儿多久了?"
"我啊,"老头笑了,"我零七年就在这儿看门。"
"那您见过这个厂的人吗?"
"见得多了。"他说,"几千号人呢,三班倒,一到下班点,门口跟赶集一样。"
我从口袋里掏出手机,翻出一张照片。
是同学录上她那一页,我拍的。照片上有她的字,那只猫,还有"王诗雨 2008.5.20"。
"您见过这个人吗?"
老头把手机接过去,凑近了看。
看了很久。
"这我哪认得。"他把手机还给我,"十年了,小伙子。十年,我连我自己十年长什么样都忘了。"
我把手机收起来。
"谢谢。"
"哎。"老头叫住我,"你找她干什么?"
"不干什么。"我说,"就是路过。"
我在物流园门口站了很久。
太阳很大,晒得后颈发疼。一辆货车从我旁边开过去,卷起一阵灰。
我往旁边走了几步,看见一家小店,门口支着两张塑料桌,卖猪脚饭和汤粉。老板娘在切辣椒,切得很快。
我坐下。
"一碗粉。"
"加不加辣?"
"加。"
粉端上来,热气腾腾的。我拿起筷子,吃了一口。
汤很咸,粉很滑。
我吃着吃着,忽然想起赵鹏说的那句话:她带着个孩子,五六岁,男孩,还请我吃了一碗粉。
我把那碗粉吃完了。
汤也喝完了。
吃完,我坐在塑料凳上,看着马路对面。
对面是一个招工广告牌,红底黄字:大量招普工,包吃住,月薪四千五。
广告牌底下站着几个年轻人,背着包,手里拿着身份证,正在跟一个穿马甲的人说话。
他们都很年轻。
大概十七八岁。
第十六章 门缝
从深圳回来,我一直在想一件事。
想她在汽车站坐了一下午,想她回头看了一眼那块时刻表,想她在流水线上站十二个小时,想她那年冬天在东莞的商场里,带着一个五六岁的男孩,问赵鹏:"他后来怎么样了。"
我想了三个月。
五月,我请了三天假,回了县城。
我先去了学校。
学校还在,门换了新的,铁的,漆成绿色。门口的梧桐树又粗了一圈,树底下停着一排电动车。
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
传达室的老头问我找谁。
"不找谁。"我说,"我以前在这儿上学。"
"哦。"他点点头,"放假了,没人。"
"我能进去看看吗?"
他看了看我,把门开了一条缝。
"快点出来。"
我上到三楼。
东头那排窗户还开着,风从操场那边吹过来,窗帘在飘。
教室里没有人,桌椅摆得很整齐。我走到三组第四排,找到那个位子,坐下。
桌子是新换的,桌面上刻满了字。
我抬起头。
对面二组第四排,也是空的。
我坐在那儿,看着那排窗户。
夏天,蝉叫,风把窗帘吹起来,白的,飘出去,又落下来。
我忽然觉得,这十年,好像只是从这个位子站起来,走出去,又回来坐下。
中间那么多年,像一场很长的球赛,我一直在场边,没敢上场。
下了楼,出了校门。
然后我去了纺织厂家属院。
院子已经开始拆了。五号楼还在,可是窗户都空了,楼道里堆着砖头和水泥袋。
我上到三楼。
那扇绿色的门被人拆走了,门口只剩下一个黑洞洞的门框,门框上还留着合页的印子。
门底下那条缝,没有了。
我站在门口,站了很久。
然后我把包放下,坐在门槛上。
门槛是水泥的,很凉。
我从包里拿出一个信封。
是我在省城写的,写了七天,改了四遍。
我把它拿出来,展开。
"王诗雨:
那年你问我的问题,我一直没有好好回答。
不是不想答。是我那时候太笨,总觉得话说出口就轻了,不说才重。
后来我才知道,有些话不说,就真的没有机会了。
是。
从高一你转学过来那天起,就是。
我在操场上看你跑八百米,我在窗户边看你写字,我在五月十九号的默哀上,口袋里揣着一包纸巾,没有递给你。
这些年我过得还行。我结了婚,有房贷,每天画图,画到半夜。
我有时候会想,如果那天下午我叫住你,如果我在汽车站找到你,如果那封信没有走丢,我们现在会是什么样。
我想不出来。
我也不想再想了。
我只想跟你说一句:那天下午,我不是不想说。
我是真的,勇气不够。
你过得好,我就好。
——我"
我把信折好,塞进信封。
信封上什么也没写。
我站起来,走到门框前,蹲下去。
门缝没有了。
我伸手摸了摸门框底下,水泥已经封死了,只有一道很浅的槽,是拆门的时候留下的。
我把信放在门槛上,用一块砖压住。
风从楼道那头吹过来,把信的一角吹得翘起来。
我伸手,把它按平。
然后我下了楼。
下到二楼的时候,我碰见一个人。
是个老太太,扶着楼梯扶手,一步一步往上挪。
我让开,她抬起头看我。
"刘婶?"
她眯着眼睛看了我半天。
"你是……"
我报了名字。
"哦。"她说,"五号楼那个。"
"您还住这儿?"
"住。"她说,"拆到我们这栋还早呢。他们说要先拆前头那几栋。"
她扶着扶手喘了一会儿。
"你上来干什么?"她问。
"看看。"我说。
她点点头,没再问。
我往下走了两步,她忽然叫住我。
"哎。"
我回过头。
"那丫头,"她说,"前年回来过。"
我站在楼梯上,没动。
"她回来干什么?"
"看她妈的老同事。"刘婶说,"在我这儿坐了半个钟头。"
"她说什么了?"
"没说什么。"刘婶想了想,"她问我,这楼还住人不。"
"您怎么说的?"
"我说住,都住着。"刘婶说,"她就笑了一下,说,那就好。"
我站在楼梯上,手扶着栏杆。
栏杆是铁的,漆掉了,摸上去有点凉。
"她走的时候,"刘婶说,"在楼下站了一会儿。"
"看什么?"
"不知道。"刘婶说,"就是站着,抬头看。"
我下了楼。
楼下的院子里,那几棵泡桐还在,树底下停着一辆三轮车,车斗里装着拆下来的旧门窗。
我从院子里走出去。
门口的水泥门柱上,"纺织厂"三个字已经拆了,只剩下几个钉眼。
我回头看了一眼。
五号楼的三楼,那个黑洞洞的门框,站在那儿,像一个张着的嘴。
我想,那封信大概会被收废品的捡走,或者被雨淋烂,或者被埋进砖头堆里。
都好。
反正它终于送到了。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