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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选章节

更新时间:2026-11-22 01:27:32

江濯就是。她生在无人时,父母都是无籍,无籍生无籍,一辈子连门都出不去。她七岁之前住在下城水线下头的暗渠里,全家靠退潮时捞死鱼、捡船板上掉的东西活着。

十四岁那年,她捡到一张卡。

涨籍卡,硬的,边上磨白了。卡上的人叫阮青,女,二十六岁,档房拓工。卡是湿的,从水里捞出来的,人已经没了——后来江濯才在档册上看到,阮青死在一次余身清剿里。所谓余身,就是不在自己那半天却还留在城里的人。潮警抓余身,抓到了就削半:把你那半张籍削掉,从此你是无籍,跟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

阮青那天大概是在无人时多留了一会儿,水涨上来,她躲进档房的阁楼,阁楼塌了。

江濯拿着她的卡,去档房应了一名拓痕。

她跟我说这些的时候,我们坐在第七号潮梯上,她在上一级,我在下一级,她脚边放着一双换下来的湿鞋。她说,我第一次拿她的卡去上工,手抖得像冬天捞鱼。登记员看了我一眼,说阮青你瘦了。我说我病了。他说,病了就去领药。

我说,我没去。

她说,我不能去。去了要按手印,手印一按,指纹对不上,就完了。这些年我没领过一次药,没报过一次案,没买过一间房。我住的地方是档房的仓库,钥匙是我自己配的。我攒的钱全是纸的,我不敢存,存了要开籍户。

有一年冬天,潮警查余身,查到档房。她正在仓库里晒拓纸,听见脚步就钻到纸垛底下。潮警拿铁棍往纸垛上捅,捅了三下,第三下捅在她小腿上,捅出一个洞。她没出声。潮警走了以后,她在纸垛底下躺到天亮,血把底下一叠拓纸浸透了,那一年她拓的七十六张纸全废了。

她把裤腿卷起来给我看。小腿内侧有一块疤,圆的,像一枚铜钱。

她说,那天我要是喊一声,现在就没有我了。

我说,你怎么忍得住。

她说,我想,纸垛要是塌了,我也就是一堆纸。

我说,那你拓了十几年。

她说,拓了十三年。阮青要是活着,今年三十九。

风从咽喉峡那边过来,把她的头发吹到脸上。她伸手把头发拨开,那动作很轻,轻得像怕碰坏什么。

我说,那张拓纸上的阮青,是她自己刻的?

她说,应该是。她死之前,水已经涨到她腰了,她还有工夫刻字。刻完了,水就把字盖住了。

我说,那她刻给谁看。

江濯说,刻给墙看。

她说完,从口袋里摸出一样东西。是一颗咸橘,用油纸包着,纸都被盐水浸透了。她说,阮青的册子上记着,她每个月初一买一颗咸橘,记了六年。我每个月也买一颗。买了我也不吃,就含着,含到没味。

我问,为什么。

她说,我怕哪一天我不买了,就真的变成我了。

我问过她,试过补籍没有。

她说,试过。十六岁那年,她攒了半年的纸钱,托人找了两个保人,一个涨籍,一个落籍,说好无人时在册房门口碰头。那天她提前一刻钟就到了,站在门口等。册房的门是两扇铁门,门上嵌着一道铜封,铜封是从里头锁的,钥匙在登记员腰上。她在门口站了十九分钟,两个保人一个也没来。后来她才知道,涨籍那个保人前一天被削了半。

她说,那道铜封我到现在还记得。上头刻着四个字:时不相逢。

我说,什么意思。

她说,意思就是,该见的时候不见,不该见的时候才见。

那天无人时结束得很快。上城的钟一响,她站起来,把咸橘塞回口袋,说,明天我带一句给你。

我说,你昨天也这么说。

她说,昨天那句我没敢说。

说完她往上走。走到第八十级的时候,她停下来,回头喊了一声:沈砚,你要是哪天在册子上看见我的名字,别信。

五 定潮会

潮时表第九版的定潮会开在中脊钟楼的三层。

三层是个圆厅,地板是整块的青石,中间嵌着一圈铜线,代表一天二十四小时。铜线被磨得发亮,因为一百年来,每一个在这屋里说话的人,都要站在线上。

到会的有十一个人。署长祁叙坐北边,其余是市署、水工、户册、潮警的头,还有两个我不认识的老头,穿的是外潮站的灰褂子。

祁叙先讲了一段话,讲的是城要保。他说上城的浮台基座,二十年一修,今年是第三个二十年,修不动了。他说,诸位,我们的城在沉。

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像在报天气。

然后水工的头站起来,把一卷图纸铺在铜线上。图纸上是滉城的剖面:上面是上城,一层一层的悬崖和浮台;下面是下城,泡在水里那半个盆。他在盆底画了一条横线,写上“承载”。他说,上城浮台要落新基,新基得有地方生根。盆底是空的,水下三十八米,全是烂泥。生根,只能生在泥上。

户册的头问,生在上头,下城怎么办。

水工的头说,下城不办。

厅里静了一下。

祁叙接过来,说,潮时表第九版附则第一条:自施行之日起,无人时逐年压缩,三年归零。

归零。

他说到这两个字,我心里那根弦“嗡”了一下。

他接着说,无人时归零,则一日之内,涨落两籍不再有交界。无交界,则半籍制度不成立。届时全城改行单籍,一律涨籍。

一律涨籍。那就是说,下城三十七万人,一夜之间全部变成余身。

户册的头问,那三十七万人往哪儿去。

祁叙说,上城。浮台落成以后,容得下。

户册的头说,上城现在只住十九万。

祁叙说,所以要有先后。他翻开另一张纸,上头是一张表,表头写着“潮时贡献值”。凡在过去十年里缴足潮时税的、领过药档的、有籍户的,按值排序,先迁。排在后面的,等第二批。

我说,第二批是几时。

祁叙看着我,说,沈校时员,第二批的时,就看你那张表了。

户册的头脸都白了,说,祁署长,这不合章程。

祁叙说,章程是潮时表定的。潮时表改了,章程就改了。

他说完,转头看我。

他说,沈砚,你是校时科的。你说,现在十二号钟准不准。

我站起来。全厅的人都看我。我脚下那条铜线凉得像铁轨。

我说,准。误差零点九秒以内。

祁叙说,那你签。

我说,署长,签了合格证,附则才能施行。

他说,我知道。

我说,那我签的是三十七万人的籍。

厅里没有声音。铜线在我脚底下,一圈一圈,像一条被人拧紧的绳。

祁叙慢慢站起来,走到我面前。他比我矮半个头,说话时得抬着下巴。他说,沈砚,你父亲当年也是校时员。他签过第四版。第四版把无人时从二十四分压到十九分,那时候也有人跟他说,你签的是人命。

我说,那他签了?

他说,他签了。签完那年,下城淹了四个坊,死了两千人。他后来一辈子没再上过钟楼。

我说,那你还让我签。

他说,因为这回不一样。这回不是为了占地,是为了让城活着。城要是沉了,谁都活不了。

我说,城沉不沉,看的是水,不是我那张证。

他说,水归水,证归证。人心里得有个说法。

我看着他。他的脸还是很干净,一点泥都不沾。我忽然想起冯叔说过的一句话:最狠的刀,刀刃是干净的。

我说,署长,冯叔呢。

他眼睛动了一下,很快就平了。他说,冯校时员调任外潮站,去年就走了。

我说,调令呢。

他说,在档上。

我说,档上谁都能改。

厅里有人吸气。祁叙没生气,他只是把那张薄纸折起来,放回口袋。他说,沈砚,你还有四十天。四十天里你把钟校准,我就报。校不准,我就不报。

我说,校不准会怎么样。

他说,钟不准,附则就压着,浮台照样修,下城照样淹。淹得慢一点,死得散一点,拖五年。

他顿了顿,补了一句:五年里,一天死几个,没人记账。

散会的时候,水工的头从我身边过,低声说了一句:沈校时员,盆底那三十七万人里,有一半是修浮台的。他们不上来,浮台也修不成。

我说,那你还画那张图。

他说,我画图,不画人。

六 无人时的孩子

我从钟楼下来,天已经黑了。上城的灯一盏一盏亮起来,灯是挂在浮台边上的,风一吹整片灯都在晃,像水面倒过来的星子。

我走下第七号潮梯。走到第六十级的时候,江濯坐在那儿。

不是无人时。这个时辰她不该在这儿。

我说,你疯了。

她说,我知道。

我说,潮警三分钟一班。

她说,我看到他们了,他们没看我。

我说,他们为什么不看你。

她说,因为我这张脸,他们看腻了。阮青的清剿记录上写着“已销”,销了的人,脸就不值钱了。

我坐在她旁边,隔了一级。我的鞋一踩上去,水就漫上来,凉得我小腿一抽。

她说,他们要归零。

我说,你知道了。

她说,拓痕的都知道了。归零以后,墙就不涨了,墙就一直是湿的。湿墙拓不出线。拓痕的没活干,全部销档,销档就是销人。

我说,你可以走。

她说,走到哪儿。我这张卡是阮青的,阮青在册上是个死人。归零以后,全城单籍,一查卡,卡上的人死了十三年,我当场就是余身。

我说,有没有补籍的路。

她说,有。补籍要两个保人,一个涨籍,一个落籍,两个人必须同时到场,在同一张纸上按手印。

我说,那不难。

她说,难。因为按手印的时候,两个人的籍必须同时有效。涨籍的人有效的时候,落籍的人无效;落籍的人有效的时候,涨籍的人无效。要两个人都有效,只有无人时。可是无人时登记处关门。

我愣了很久。

我说,这是堵死的。

她说,堵死的。一百年了,就是这个规矩。所有无籍的人都知道这条规矩,所有人都在等那十九分钟里开一扇门。门从来没开过。

她把鞋脱了,倒过来磕水。磕完她说,沈砚,我十四岁那年捡到卡,以为捡了一条命。现在才知道,我捡的是半天。十三年的半天,一天一天借,借到今天,债主上门了。

我说,债主是谁。

她说,时间是债主。

她说完从口袋里摸出那颗咸橘,油纸已经烂了,橘子干得发硬。她把它放在我们中间那一级台阶上,说,你替我吃一颗。

我说,你自己吃。

她说,我吃了十三年,都是替别人吃的。今天想吃一颗自己的。

她剥开,掰了一半给我。橘子很酸,酸得牙根发麻。我们一人一半,坐在没有钟的时间里,谁也没看谁。

我说,江濯。

她说,嗯。

我说,明天我在钟楼上,把十二号钟的擒纵钉往下挪半格。

她说,挪半格会怎么样。

我说,会让表慢。表一慢,水就比表快。水追表,追上了,无人时就不会缩。至少今年不缩。

她说,那你的合格证呢。

我说,签不了。

她说,签不了会怎么样。

我说,附则压着。城照样沉,死得散一点,拖五年。

她低头看着手里那半个橘子皮,看了很久。她说,五年里我还在。

我说,五年里你还在。

她说,那你挪。

在那之前,我去过一趟户册房,问补籍还有没有别的路。

窗口里是个年轻人,翻了一本册子,翻到一页,指着上头一行字念给我听:凡无籍者,得由本籍二人具保,经潮时署核时,于无人时验籍,准予补籍。

我说,无人时验籍,谁验。

他说,验籍官。

我说,验籍官哪个时辰当值。

他抬头看我,说,无人时。

我说,那验籍官自己是什么籍。

他愣了一下,说,涨籍吧,或者落籍,册上没写。

我说,那他当值的时候,自己不就成余身了。

他把册子合上,说,这个我不知道,册子上就是这么写的。

我走出户册房的时候,天正在落潮。我站在门口,听见水在下头哗哗地退,退得很勤快,像在替谁擦掉什么。

第二天天没亮,我去了档房。

档房在中脊北头,一半在岸上,一半吊在水上。管档的老头姓黄,眼睛不好,认纸不认人。我说我要查冯校时员的调令。他说,调令在乙字柜。我说,我自己找。他说,你找得着就找。

乙字柜有一人多高,抽屉从底到顶,每个抽屉上一个铜牌。我抽了三个钟头,抽到第七十四个抽屉,找到了。调令是薄薄一张,盖着外潮站的印,日期是去年九月。纸很新,新得不对——档房的纸都发黄,这张白得像刚裁下来的。我又翻那一册的登记,冯叔的名字写在第四行,名字底下还有一道很浅的横线,是铜笔划的。铜笔划的字,是销档的意思。

我把调令对着窗光照。纸背有一层水印,水印里藏着一行小字:外潮站无此人。

我站在档房里,手一直抖。老黄在我背后问,找到了?我说,找到了。他说,找到了就放回去,别带走。我放回去了。

七 弃城书

冯叔没走。

我在第十二号钟座的底下找到他留下的东西。

钟座是个石台,台心有一块可以抽出来的石头,抽出来里头是空的,塞满了纸。纸是拓纸,一张一张卷着,用麻绳捆成四捆。最上面一卷的第一张,是水尺记录,字是冯叔的,笔画又细又硬,像铁丝。

我蹲在钟座里,就着钟肚子底下那点光,一张一张看。

第一张,二十年前。盆底平均水位,标记“基准”。 第二张,十五年前。涨了四厘米。 第三张,十年前。涨了九厘米。 第四张,五年前。涨了十七厘米。 最后一张,去年。涨了二十四厘米。

冯叔的纸上还记着上城每年加层的数。二十年加了十一层。第十一层是去年加的,加在最上头,名字叫云台。云台落成那天放了灯,全城都看见了。那时候没人知道,那层楼压下去的分量,要在下城用房子来抵。

二十年,二十四厘米。听起来像笑话。可滉城的盆是漏斗,二十厘米的水,在下城就是半层楼。冯叔在最后一张纸背面写了一行字:

“水不是涨,是盆在沉。盆沉,是因为上城在长。”

我再往下翻。翻出一张剖面图,画得比水工那张细,细到在盆底画出一层一层的虚影。虚影上标着年份。我看懂了:每一年,上城加一层浮台,加一层基座,加一层楼,重量全压在盆壁上往下拽。上城长得越大,盆沉得越快。

图上还画了一样东西,我看了很久才看懂:上城每加一层,盆壁上就多出一圈细细的裂纹,裂纹的年份和浮台的年份对得上。裂纹不是印上去的,是冯叔自己一笔一笔描的,描得很轻,像怕吵醒什么。我数了一遍,一共十八圈。从第九圈开始,圈和圈的间隔越来越窄。也就是说,盆沉得越来越快。

最底下压着一封信,信封上没有字。拆开,只有三行。

“沈砚: 钟不是用来量水的,是用来分人的。 他们要归零,不是要保城,是要腾盆。 腾出来的盆,装的是上城。 别签。签了,你就成了秤。”

信没有落款。信封里还有一枚东西,是校时员的铜牌,第七十三号。冯叔的号。

我把四捆纸看完,重新捆好,塞回石头里。塞的时候摸到石头底下还压着一样东西,是硬纸。抽出来,是一本小册,封面上四个字:失名册。翻开,第一页三十几个名字,全是校时科的老人。每个名字底下都有一道铜笔划的横线。翻到最后一页,我看见一个名字,写在最下面,还没划线。

沈砚。

我把铜牌捏在手里,捏得发烫。

那天夜里我没回宿舍。我爬上钟楼,从侧窗看下去。下城在黑里,一片水,水上漂着灯,是船上人家的灯,一串一串,像谁把星星撒进了汤里。三十七万人,就睡在那片汤上面。

我算了一夜。归零以后,下城要腾出来当盆底承载体,水会一直保持在高位,不再退。上城浮台落新基,落在下城之上。等于说,三十七万人的屋顶,成了三十七万人的坟。而这一切,只要一张合格证。

我算到天亮,只算出一件事:我签,是渐死;我不签,是急死。渐死五年,急死一天。

我去找过祁叙一回。

他家在浮台第三层,门口摆着一盆小树,盆里是淡水。他开门的时候穿着家常衣裳,袖子挽到胳膊肘,手上还有面粉。

我说,署长,冯叔的调令是假的。

他说,进来坐。

我说,我不坐。

他说,那你站在门口说。

我把那句话说了:盆在沉,上城在长,你们要把下城腾出来当盆底。

他听完,没否认。他往后退了半步,靠在门框上,说,沈砚,你知道上城有多少人靠浮台吃饭吗。修基座的、拉缆的、卖淡水的,四十万。

我说,下城三十七万。

他说,加起来七十七万,城只装得下五十万。

我说,所以你就选。

他说,不是我选。是水选。我只是把水要说的话,写成公文。

他把门关到一半,又停住,说,你父亲当年也来找过我。

我说,他跟你说什么。

他说,他说,钟准一点,人能多活一点。

我说,那你怎么答他。

他说,我说,钟准一点,城能多活一天。

门关上了。

八 合格的钟

四十天里我一次也没动那颗擒纵钉。我照样读数,照样擦铜尺,照样把数字写进册子。写完了就坐在钟座底下抽烟,抽到指尖发黄。

江濯在无人时来找我。我们不坐梯子了,坐在钟座底下的石台上。她说,你不挪。

我说,挪了,闸还按老表开,早晚有一回对不上。

她说,那会怎么样。

我说,会死很多人。

她说,那你不挪呢。

我说,会死很多,慢一点。

她把头靠在我肩膀上。隔着两件衣服,我能听见她的心跳,跳得比钟快。

四十天到了头。

祁叙没等到我的合格证,可他也没等。他把第九版直接报了。

我后来才知道,附则里有一条谁都没念出来的小字:“校时合格证未附者,由署长具保,可先行。”

他具保了。

施行那天是个阴天。潮时表第九版的第一天,无人时从十九分改成十一分。改的时候没有仪式,没有告示,只是中脊的钟楼上多了一块铜牌,写着新数。

那天早上我在十二号钟底下。钟肚子里的浮子起了又落,齿条走得很稳,稳得像什么都没发生。

十一点四十七分,无人时开始。按新表,它只该有十一分钟。

十一分钟里,我坐在潮梯上。江濯坐在我上面一级。我们什么都没说,因为说不完。第八分钟的时候,她把手伸下来,我伸手上去,两只手在潮线上碰了一下。碰的时间很短,短得像一次呼吸。

然后钟响了。

不是上城的钟。是咽喉峡的闸。

那声音不对。平常闸开是“哐——当”,两下,中间隔一口气。那天是“哐当哐当哐当”,连成一串,像有人在外头砸门。

我站起来。水还没来,可潮梯底下的水已经在往上冒泡,咕嘟咕嘟,像锅开了。

江濯说,早了。

我说,早了四十分钟。

她说,为什么。

我说,因为表。表改了,闸没改。闸是死机械,还照着旧的潮时开。

她没再问。她站起来就往上跑,跑了三级回头喊,下面还有人。

下城那天正是换班的时候。落籍的人刚出门,赶着上工,街上全是人。水比他们快。

我从潮梯上往下跳。跳进水里,水只到大腿,我跑得动。跑到下城第二条街,我抓着人就往台阶上推,推了三个,第四个推不动,回头一看,水已经到他胸口。

我喊,上梯子!所有人都上第七号潮梯!

有人喊,梯子只有一条!

我说,那就往上爬,一百四十七级,爬到顶就是上城!

我一边喊一边往西跑。西边是盐场,盐场外头有一道泄水闸,一号闸,是校时科做水尺测试用的,我一年要开合它四十次,闭着眼都摸得到。

我跑到盐场的时候,水已经到腰。闸门上挂着三把锁,两把是新锁,一把是老锁。新锁我打不开,老锁我熟。我从工具袋里摸出铜尺,插进老锁的锁芯里,一掰,开了。

闸门有两人高。我吊在闸轮上,用整个人的重量压下去。轮子转了一格,水就从闸缝里挤进来,挤得像一条白蛇,声音大得耳朵疼。

盐场是空的。盐早收了,只有一层白花花的盐壳。水冲进去,把盐壳冲起来,整片盐场起了一层白雾,雾里有光。

一号闸开了一半,咽喉峡那边进的水就分了三成过来。下城的水位往上顶的速度一下就慢了。

我趴在闸轮上,头上脸上全是盐。抬头看第七号潮梯。

那一刻我在西边,看不见闸门,只听见声音。上城的浮台闸是关着的,一百多人在砸一道门,砸得像下雨。我后来才知道,闸是祁叙下令关的,关闸的文书上只有四个字:籍不相通。

梯子上全是人。一百四十七级,挤得看不见铁。江濯在最上面那一级。

顶上那道铁闸还是关着的。

水涨到她脚下第二十级的时候,江濯从腰上摸出一把钥匙。那把钥匙是她自己配的副钥,本来是配来进档房仓库的。档房的副锁跟浮台闸的副锁是同一副通用锁,她配了十三年,只用过一回。

她把钥匙插进去,扭了两下。闸开了。

人就像水一样往上头淌。她站在闸门底下,一手扶门,一手往下伸,接着递上来的人。递到最后,她自己才跨过门槛。跨过去之前她回头看了一眼,看的是水。

然后她抬头看见我。她没喊,只是把手举起来,举得很高,举给我看。

我也把手举起来。

两个人在一条要淹掉的梯子上,隔着一百多米的水,把手举到天上去。

那天死在滉城下城的人,是四百一十七个。

不是三十七万。

水退到第九十级的时候,我坐在梯子上,看着上城的人往下走。他们提着灯,站在泥边上,不敢踩进来。有个穿灰褂子的年轻人问我,这里以前是不是有人住。

我说,三十七万。

他哦了一声,说,那得清理很久。

我说,不用清理,他们自己会回来。

九 转潮

水退了。

一号闸开了六个钟头,盐场灌满了,又漫过盐场的堤,灌进西边的荒地。荒地本来就是空的,除了几个废盐仓,什么都没有。水有了去处,就不往下城挤。

可是十二号潮钟毁了。齿条断了,铜浮子卡在钟肚子里,钟停在十一点五十八分。咽喉峡的闸也毁了,闸轮被我压弯了轴。滉城再也没有准的表了。

没有表,就没有半籍。涨籍落籍,本来是照着表分的。表停了,谁也说不清现在是几点,谁也算不清自己的半天从哪儿开始、到哪儿结束。

先是户册乱了。然后是潮警不来了。再然后,上城的人发现,他们不用等落潮也能开窗,因为下城的水再也没退干净——盆底成了一个大湖,湖面上浮着上城的浮台,浮台的基座泡在水里,稳稳的。

没有人再提第九版。祁叙被带走了,带他的人是从外潮站来的,穿灰褂子。走的时候他没说话,看了我一眼。那一眼我读不出来。

外潮站的人在中脊上住了两个月。他们量水、翻册、把潮钟一座一座拆开看,最后发了一份公文:第九版作废,潮时表暂停,全城半籍暂不执行。

暂不执行,就是没有。

公文末尾列了四百一十七个名字。名字是一个一个手抄上去的,抄得很工整。抄到最后一个,墨没了,那个人用铅笔补上。

我去看过那份公文。四百一十七个名字里,我认得三十七个。有一个是潮时署看门的老郑,他那天跑来跟我说钟楼后头的排水沟堵了,说完就下去了,没再上来。

半年后,外潮站又发一道公文:原校时员冯某,查无实据,准予复名。

冯叔没回来。有人说他在外潮站的船上,有人说他早死了。我把他的铜牌挂在闸房的钉子上,每天出门看一眼。

闸房是没人要的。它在中脊的尾巴上,涨潮的时候淹到二楼,退潮的时候露着一层泥。分房的人说,这房子不算房,算个洞。我们就住在这个洞里。

我在废墟里找江濯找了三天。

第三天下午,在下城档房的仓库里找到了。她坐在一堆泡烂的拓纸上,头发上全是盐,正在把一张一张纸分开。能分得开的,就摊在窗台上晒;分不开的,就扔进脚边的水桶。

我说,你还拓。

她说,不拓了。纸都泡烂了,拓不出东西。

我说,那你分它干什么。

她说,总得有人记着哪张是哪张。

我蹲下来帮她分。分到一张,上头有一道很淡的白线,白线底下一个名字,字迹被水泡得发毛,但还认得出。阮青。

她拿过去,看了很久,然后折起来,塞进口袋。

我说,江濯。

她说,嗯。

我说,现在没有半籍了。也没有无人时了。以后每一分钟都有主,都是人的。

她说,那我算谁的。

我说,算我的。

她笑了一下,笑得像那天磕鞋里的水。她说,你连张纸都没有。

我说,有。

我从怀里摸出一本册子,是从档房废纸堆里捡的,户册的副册,最后一页是空的。我撕下那一页,坐在地上,借她那支缠着胶布的笔,写了一行字。

江濯,女,涨籍,拓痕。

写完我把纸递给她。她说,这不算。

我说,不算也得算。册子烧了,人还得有个名字。

她接了。接的时候手很稳,稳得像拓纸。

后来的事,说起来就没什么了。滉城没有了潮时表,就没有了半籍,没有了余身,也没有了那十九分钟。潮水一天还是来两回,可没人再照表过日子。谁想出门就出门,谁想留下就留下。可是城的规矩不是一天能改的,人心里的表比墙上的表难停。上城的人还是习惯在天亮时开窗,下城的人还是习惯在水退时出门。有时候两拨人在街上撞见,会互相看一眼,像看一个不该看见的人。

我们住在第七号潮梯旁边的旧闸房里。

闸房有两层,上一层干,下一层湿。我们住在干的那层,窗户对着湖。湖是新的,湖面上漂着从下城冲上来的东西:木盆、门板、一只挂着红绳的鞋。

今天早上,湖上起了风,水面一层一层地推过来,推到潮梯底下,慢慢往上升。

江濯站在窗口看水,忽然说,沈砚,水到第几级了。

我说,第九十级。

她说,那还有五十七级。

我说,嗯。

她说,我们下去坐坐吧。

我们下去了。一百四十七级的铁梯,被盐水啃得像老树皮,一级一级往下走,走到水线那一级,坐下。她坐上一级,我坐下一级。中间还是一指宽的水痕。

这一次,我把脚伸过去,踩在她那一级上。她也把脚伸下来,踩在我这一级上。

两只鞋,都湿了。

湖面上有船。撑船的是个下城的老汉,姓吴,船上挂一盏灯,灯罩上糊着纸,纸上写着四个字:夜潮不收。他从我们面前划过去,看了我们一眼,什么也没说,划走了。

远处上城的浮台上有人在收衣服。一件一件,白的,在风里鼓起来,像很多只小帆。

没有人来记。没有钟来分。没有一张纸上写着这个时辰归谁。

水慢慢往上涨,涨过我们的脚踝,涨过我们的小腿,涨到膝盖。我们都不动。凉是凉,可凉得一样。

江濯把手伸下来,我把手伸上去。这一次我们没有碰一下就走。

天开始下雨。雨点落在湖上,湖面上一个一个圈。她的头发湿了,我的也是。她说,沈砚,你听。我听了。什么都没有。没有钟,没有闸,只有水。

我说,江濯。

她说,嗯。

我说,无人时没了。

她说,那就一直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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