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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选章节

更新时间:2026-11-22 01:30:30

我师父姓黄,叫黄守业,镇上人都叫他老黄。

老黄开弹花铺,开了三十六年。

铺子在十字街南头,一间半,门口挂一块蓝布帘子。

帘子是他的记号,全街只有他挂蓝布。

弹花的家伙有三样:弓、槌、磨盘。

弓是木头做的,一丈长,弯的,弓背上有一道弦。

弦是牛皮绳,绷得紧。

槌是木头槌,圆头,重三斤。

磨盘是圆的,青石的,跟脸盆一样大。

弹花的时候,把弓插在腰后的竹杆上,弓弦压进棉花里,用槌敲弦。

敲一下,弦一颤,"嘭"一声。

弦颤得越快,棉花越松。

我师父敲的时候,声音有节奏。

嘭,嘭,嘭,停一下,再嘭嘭嘭。

他说,弹花要跟人喘气一个节拍。

他说,人喘气是两短一长,弹花也是。

我学他的节拍,学了三年。

铺子里一天弹三床被子。

一床被子要弹三遍。

第一遍粗弹,把棉花抖开,把疙瘩打散。

第二遍细弹,把棉花弹成一团云。

第三遍锁花,用弓弦把边缘锁住,不让棉往外跑。

一床被子二十斤棉,弹完了十七斤,三斤飞了。

飞了的棉絮落在梁上、墙上、窗框上。

一年下来,梁上的棉絮有一指厚。

每年腊月我师父扫一次,扫下来的东西装两个麻袋。

他说,那是别人的年。

我问他啥意思。

他说,弹过的被子都是人家的年,飞出来的算是留下的。

我十四岁进铺子。

我爹死得早,我娘带着我,把我送到铺子里当学徒。

我师父看了看我,说,手伸出来。

我把手伸出去。

他把我的手翻过来看掌。

他说,手不大,留着吧。

我就留下了,睡在铺子后头的小屋。

小屋的墙上贴着一张年画,是胖娃娃抱鱼。

年画贴了十几年,褪成白的。

我睡的床是一张旧床板,铺一床棉被。

那床棉被是我师父自己弹的,蓝布面,白布里。

被子厚,冬天盖着闷出汗。

他说,被子要厚,厚了才压得住风。

弹花铺的客人大都是镇上的女人。

她们抱着旧被子来,被子用床单裹着,夹在腋下。

被子往柜台上一放,说,老黄,弹一弹。

我师父把被子抖开,看看棉,摸摸厚。

他说,能弹两床。

她们说,一床。

他说,一床就一床。

谈好了价钱,她们就走,说过几天来拿。

弹一床八块,弹两床十五。

弹完的被子叠成方块,用绳子捆着。

我师父把捆好的被子摞在墙边,一摞能摞七八床。

客人来取,一眼就找着自己的。

有的人家被子旧,拆开棉都黑了。

我师父说,这棉不行了,掺新的。

客人说,掺多少。

他说,掺三斤。

客人说,三斤贵。

他说,两斤半。

那时候棉花是紧俏物,一斤一块二。

掺棉要加钱,很多人舍不得。

舍不得的,他就弹旧棉。

旧棉弹出来是灰的,硬,压不暖。

他说,这被子再盖两年就该扔了。

客人说,两年够了。

弹完的棉花要铺。

铺在一块门板上,门板架在两条凳上。

门板是我师父用旧门改的,上面画着尺寸,用粉笔画了十几年,擦了重画。

一床被子三尺宽,五尺半长。

棉花铺开,先铺一层,用手推平。

推的时候要从中间往四边推,推匀。

推完,从柜子里拿线。

线是彩线,红的、绿的、黄的,一束一束拴在钉子上。

我师父抽一根红线,横着拉。

拉一根,一尺一寸宽。

他用手掌把线按进棉里,按到线看不见。

然后再拉,一行一行,拉二十行。

横的拉完,竖的拉。

竖的拉三十行。

这叫网线。

网线是让棉不散。

网完了,再铺一层薄棉,盖在线上面。

盖完了,用磨盘压。

磨盘是青石的,重三十斤。

压的时候两个手扶着,转着压。

压一圈,挪一寸。

压一床要压四十圈。

压完了,被子是平的,硬的,像一块板。

最后是锁边。

锁边是把四边的棉往里收,收到布里。

收的时候用弓弦,弦压在边上,手往下压,棉就进去了。

锁完了,把布套上,用针缝。

缝的时候针脚一寸一个,缝三面,留一面装棉。

装完了,缝口,缝成一条线。

一床被子,从拆到装,三个钟头。

我师父一天弹三床,一天九个钟头。

他的手大,指头粗,可抓棉很准。

他抓一把棉,掂一掂,知道几两。

他说,棉有分量,抓起来手心里沉。

我学三年,才学到他一半。

第一年学抖棉。

抖棉是把旧被子拆开,把棉一块块撕,撕成一团一团的。

撕的时候不能使劲,一使劲棉就断。

断了的棉弹不松。

我第一年撕了一百多床被子。

撕完了手上一层灰,洗三遍也洗不掉。

第二年学敲弓。

敲弓不容易,弦要压进棉里,又不能压太深。

压深了棉花弹死,压浅了弹不动。

我敲了半年,棉都被我敲烂了三床。

我师父站在旁边看,不说话。

敲到第七个月,他说,行。

第三年学铺棉和网线。

网线最难。

线要横平竖直,间距一样,按进去深浅一样。

我第一床网线,歪了。

我师父把线全抽出来,让我重网。

我网了四回,第四回他说,凑合。

他说,凑合就交货。

他说,人家看不出来。

我说,能看出来。

他说,看不出来,被子盖在身上,谁看网线。

那床被子是给镇东的李家弹的。

李家的人来取,摸了摸,说,弹得好。

我站在旁边,脸有点热。

我师父没吭声。

晚上他跟我说,别人说好,你自己知道歪。

我说,我知道。

他说,那就行了。

他说,手艺人,自己知道比啥都强。

我师父有一句话,我一直记着。

他说,被子是压人的。

我第一次听,不明白。

他说,被子压在人身上,压一晚上,人就松了。

他说,弹花的人,要想着压在人身上的重量。

他说,被子轻了,人不暖;被子重了,人累。

他说,二十斤是三口之家的一床。

他说,十斤是一个人盖的。

他说,这是老辈的算法。

我后来才知道,这是他师父教他的。

一九八几年,铺子最好的时候,一天弹五床。

腊月最忙,从初一到三十,天天满。

那时候新娘子出嫁,要四床被子。

四床被子,两床新棉,两床旧棉翻新。

新棉的被子被面是缎子的,红、绿、粉,闪光。

旧棉翻新的被面是蓝布的,土气,可盖得住。

新娘子把被子抱来,脸是红的。

我师父接过来,抖开,看了一眼,说,好被子。

他说,两床弹四遍。

新娘子说,为啥四遍。

他说,嫁人的被子要弹四遍,弹透了,日子才松。

新娘子笑了。

我师父对每一床嫁妆被子都说这句话。

我问他,为啥要这么说。

他说,人家高兴。

他说,被子是嫁妆,嫁妆要有个说法。

他说,说法是给活人听的。

一九八七年,镇上一年有六十多对结婚。

六十多对,就是二百四十多床被子。

那年我们弹了一冬天。

弹到腊月二十九,我手都抬不起来。

我师父说,歇。

我说,还有三床。

他说,那三床是明年的。

一九八九年,镇上开始卖踏花被。

踏花被是化纤的,轻,软,不用弹。

一床十二块,比弹一床新被子便宜。

来铺子的人少了。

头一年少了三成,第二年少一半。

到一九九三年,一个月只弹三四床。

我师父坐在门口,看着街口。

他说,人不弹被子了。

我说,还有人来。

他说,来的人都是老人。

他说,年轻人盖踏花被。

一九九五年,铺子只开半天。

上午开门,下午关门。

我那时候已经去粮站上班,上午来帮半天。

我师父说,你不用来。

我说,我来。

他说,来了也没活。

我说,我坐着。

他说,坐着干啥。

我说,陪你说说话。

他不说话了。

那年冬天,有一回来个老太太,抱一床被子。

被子很旧,补了七八处。

她说,老黄,弹一弹。

我师父接过来,看了看。

他说,这棉不行了。

她说,我知道。

他说,弹了也盖不暖。

她说,我知道。

他说,那你为啥弹。

她说,这被子是我男人的,他死了三年。

她说,我盖着,就当还跟他一床。

我师父把被子放在门板上。

他说,明天来取。

老太太走了以后,我师父拆开被子。

他把棉花一层层撕开,撕到最里头。

里头有一块红布。

红布是斜的,巴掌大,缝在棉里。

我师父把红布拆下来,对着光看。

他说,这是头巾。

我说,啥头巾。

他说,女人结婚戴的红头巾,缝在被里头,是老规矩。

我说,为啥缝在被里。

他说,压着,日子才红。

他说,我小时候见过,我娘被子里也有。

他把红布折好,放在柜台上。

第二天老太太来取被子。

我师父把被子递给她,把红布也递给她。

他说,这是你被子里拆出来的。

老太太接过红布,站在柜台前。

她说,这是我结婚的头巾。

她说,我找了三十年。

她说,我以为丢了。

她哭了。

那天我师父一句话不说,坐在门口抽烟。

他抽了三根。

第三根抽完,他说,关门吧。

我说,为啥。

他说,我不该拆人家的东西。

一九九六年春天,铺子关门。

关门那天是三月十六。

我师父把弓从竹杆上取下来,靠在墙上。

他把槌放在弓旁边。

他把磨盘搬到墙角,用麻布盖着。

他把门板上的粉笔尺寸擦了三遍,擦不干净。

最后一遍他用湿布擦,擦完门板上还有一道白。

他说,留着吧。

他把门口那块蓝布帘子摘下来,叠好,放在柜子里。

帘子挂了三十六年,布已经薄了,水一洗就烂。

我说,帘子挂回去。

他说,不挂了。

我说,为啥。

他说,挂了就有人来。

那天下午他把铺子扫了一遍。

扫了半个钟头,扫出来的棉絮装了一麻袋。

他把麻袋的口扎紧,放在门口。

他说,这是三十六年的。

我说,扔了?

他说,扔。

我说,能不能留着。

他说,留着干啥。

我说,我看一看。

他说,看吧。

我把麻袋解开,抓了一把棉絮。

棉絮是灰的,细,一捏就没了。

我把它装进一个小布袋,揣在兜里。

我师父看见了。

他说,你留这个干啥。

我说,不知道。

他说,不知道就别留。

我说,留着。

他笑了笑。

他说,你这孩子。

关门以后,铺子锁起来了。

锁是铁的,钥匙给了我一把。

我师父说,你隔一段来开开门,看看漏不漏。

我说,好。

他说,缸里的水倒了。

我说,缸里没水。

他说,那个磨盘底下压着东西。

我说,啥东西。

他说,你去看看。

我没去。

我心里有点怕。

一九九六年夏天我去了。

磨盘压在墙角,我把磨盘挪开。

底下有一块砖,砖上有一块布。

布是红布,巴掌大,斜的。

我拿着布,站了一会儿。

我把布放回去,把砖放回去,把磨盘压回去。

我没跟师父说。

一九九八年,师父病了。

是肝上的病,查出的时候晚了。

他在医院住了两个月,回来在家躺着。

我去看他,他躺着,眼睛还睁着。

他说,铺子锁好没。

我说,锁好了。

他说,磨盘底下。

我说,我没动。

他说,你动了。

我说,我没动。

他说,你动了,你把它放回去了。

我不说话。

他说,你看见了。

我说,看见了。

他说,那是我媳妇的。

我说,师母的。

他说,一九五几年缝的,她出嫁那年。

他说,一九六二年她死,那年冬天我把她被子拆了。

他说,拆到最里头,一块红布。

他说,我没给她放回去。

他说,我剪了。

我说,为啥剪。

他说,我想留着。

他说,留了三十多年。

他喘了一口气。

他说,那块布不该压在磨盘底下。

我说,压着好。

他说,为啥。

我说,压着就有人记得。

他说,谁记得。

我说,我记得。

一九九九年春天,我师父死了。

死在三月十六,正是关门那天整三年。

他死的时候七十一。

我师父的后事是我办的。

他家里只有一个人,一个儿子,叫黄建军。

黄建军一九五八年生的,比我大六岁,早年在县城的机械厂当工人。

他跟他爹不来往,几十年。

为什么不来往,我不知道。

我师父从来不提。

我只知道黄建军结婚的时候,他爹没去。

我师父死的那天,我给黄建军打了电话。

电话是他厂里接的,说他已经内退回家了。

我又打到他家。

他接了,我说,你爹没了。

他半天没说话。

他说,啥时候。

我说,今天早上。

他说,我明天来。

第二天他来了,穿一件黑棉袄。

他在我师父的床前站了很久。

他说,他瘦成这样。

我说,病了半年。

他说,他不告诉我。

我说,他不让人告诉。

他说,为啥。

我说,不知道。

他说,他这个人。

丧事办完了,他在铺子里坐了半天。

他看了看弓,看了看槌,看了看磨盘。

他说,这三样我带走。

我说,带走干啥。

他说,我爹的东西。

我说,我留着。

他说,你留着干啥。

我说,我有用。

他说,你又不是他儿子。

我说,我不是他儿子,我是他徒弟。

他看了我一眼。

他说,徒弟。

他说,行,你留着。

他走的时候,我问了一句。

我说,你跟你爹为啥不来往。

他站在门口,没回头。

他说,一九七几年,他在铺子里挂了一张画。

我说,啥画。

他说,一张领袖像。

我说,挂画咋了。

他说,挂反了。

我说,挂反了?

他说,画是从旧货摊上买的,背面朝外。

他说,人家来查,说他故意的。

我说,那他不是故意的。

他说,不是,可他不敢说。

他说,他认了。

我说,认了会咋样。

他说,挨了斗,跪了一天。

他说,我在旁边看着。

我说,你那时候十几岁。

他说,十四。

他说,我看着他跪,我心里恨。

我说,恨他?

他说,恨他不敢说话。

他说,他要说了,就没事。

我说,说了更麻烦。

他说,我那时候不懂。

他说,后来我懂,可就晚了。

他说,我结婚他没来,是我没请他。

我说,为啥不请。

他说,我心里那道坎没过去。

他说,三十年,我一次没来看他。

他说完,走了。

铺子的钥匙我留了两把。

一把挂在我家墙上,一把放在铺子的门框上头。

二〇二六年,镇上做老街区改造。

十字街南头这一片要拆。

通知贴在街口,我看见了。

我去铺子开了门。

门一推,灰落下来。

铺子空了三十年了,里头还跟关门那天一样。

弓靠在墙上,槌在弓旁边,磨盘在墙角盖着麻布。

门板架在两条凳上,粉笔尺寸还在。

墙上的架子还挂着彩线,红绿黄,都褪了。

梁上有一层厚棉絮,三十年了,颜色黄了。

我拿竹杆捅了一下,棉絮掉下来,像雪。

我站在铺子中间,闻了闻。

有一股味道,是棉花的味道,霉的,甜的。

我在铺子里待了一下午。

天黑的时候,我把弓取下来。

弓弦松了,一拨,声音闷。

我拿槌敲了一下,没有"嘭"声,只有"扑"。

我把弓靠在肩上,走出铺子。

走到门口,我回头看。

铺子里黑,只有门外的路灯照进来一块。

那一块光照着门板。

门板上那道白,还在。

铺子的柜子在里间,一个双门柜,柜门上有两个铜环。

柜子里有几样东西:一摞被面,一包棉花,一卷彩线,还有一床被子。

被子叠成方块,放在最上头。

被面是蓝布的,布里是白的,洗得发灰。

我认得这床被子。

这是我师父自己的被子,他盖了三十年。

我在铺子里住的那几年,他盖的就是这床。

冬天他盖这床,我盖另一床。

他的被子比我的厚,我盖的那床是他弹坏的。

他说,坏的给我盖,好的自己盖。

我说,为啥。

他说,弹坏的也能盖,就是有点硬。

我把被子抱出来,放在门板上。

被子压手,比一般的重。

我拆开被里。

棉花露出来,灰白,硬,一块一块。

我一层层撕。

撕到中间,手指碰到一个硬东西。

不是棉。

我把棉拨开。

里面裹着一束东西。

黑的,细的,一束。

我用两个手捧出来。

是头发。

黑头发,一握粗,用一根红线扎着。

红线打了三个结。

头发的梢有点卷,发根那头齐。

我把头发放在手掌上。

头发轻,几乎没有重量。

我坐在凳子上,捧着这束头发。

我想起一件事。

我师父弹花的时候,有一个规矩,我一直不明白。

他说,被子要有三样:棉、线、头发。

我说,头发?

他说,一床被子,要有一根头发在里头。

我说,为啥。

他说,头发是人的。

他说,被子盖人,被子里有人的头发,才算贴身。

我说,那放谁的头发。

他说,放盖被子的人的。

他说,你弹被子,问客人要一根头发。

我问他,你弹了这么多年,都问过?

他说,问过。

我说,人家给?

他说,给,给一根。

我说,我没见你要过。

他说,我要过,你没看见。

我后来弹被子,也学着要。

有的人给,有的人笑,说这老规矩。

有的人不给,说头发脏。

不给的我也弹,就是被子里没有头发。

这束头发不是一根。

一握。

我捧着它,想起师母。

师母我没见过。

我进铺子的时候,她已经死了十几年。

我师父提过她一次。

那天他弹完一床被子,坐在门口抽烟。

他说,我媳妇叫张兰。

他说,她死的时候三十四。

他说,肺上的病,咳了两年。

他说,她咳的时候,我在铺子里弹被子。

他说,弹花的声音大,我听不见她咳。

他说,有一天我停下来,听见了。

他说,那天我把弓放下了。

他说完这句,就没再说。

那束头发上的红线,打了三个结。

我把结解开一个。

头发散了一点。

我又扎回去。

我不敢全解开。

我把头发放在柜台上,去翻柜子。

柜子里有一块布,白的,巴掌大。

布上绣了一个字。

绣的是"兰"。

字的针脚很密,是女人的手。

我把布拿起来,对着窗户的光。

布上还有几根头发,缠在线上。

我把布和头发放在一起。

我想,这是我师父收的。

他把她的头发剪了,用红线扎了,绣了名字。

然后塞进自己的被子里。

三十年,他每天盖着。

他从来没说过。

我在铺子里坐到天黑。

天黑了,我没开灯。

我坐在黑里,手里捧着那束头发。

外面有人走过,脚步响。

我想,这床被子,是他自己的。

他弹了一辈子被子,最后这一床,他没弹完。

被子里的棉,老的,硬的,散了。

他没弹。

他把头发塞进去,就塞进去了。

我站起来,开了灯。

灯一亮,铺子里全是棉絮的影子。

我说,师父,这床我给你弹。

第二天,我去县城找黄建军。

他六十八了,退休在家,住县机械厂的家属楼。

我去过他家一次,是二〇〇八年,他儿子结婚。

这次去,他开门的时候愣了一下。

他说,你咋来了。

我说,铺子要拆了。

他说,我知道,我看了通知。

我说,我在铺子里翻出一样东西。

他说,啥东西。

我说,你娘的头发。

他站在门口,没动。

他说,进来。

他家屋里干净,茶几上有一个暖瓶,两个茶杯。

他给我倒了一杯水。

他说,你说啥。

我说,你爹的被子里,裹着一束头发,用红线扎着,还有一块白布,绣着你娘的名字。

我把头发和布放在茶几上。

他看着。

他伸出手,又收回去。

他说,别放这儿。

他说,拿起来。

我把东西拿起来。

他说,我娘叫张兰。

他说,一九二八年生的,比我爹小一岁。

他说,她娘家在河西张庄。

他说,嫁过来的时候十九。

我说,你爹跟她怎么认的。

他说,我爹走村弹被子,走到张庄,弹她家的被子。

他说,弹完了,她娘留下吃饭。

他说,吃了三顿。

他说,第三顿吃完,她娘说,你看我闺女咋样。

他说,我爹说,好。

他说,她娘说,那就定了吧。

他说,就这么定的。

他说,我爹那时候二十三。

我说,你娘长啥样。

他说,我记不清了。

他说,我记得她的手。

他说,她的手白,细,冬天冻得红。

他说,她给我缝棉袄,针脚小。

他说,我穿着那棉袄,穿了三年。

他说,她死那年,我四岁。

他说,四岁的事,我记得不多。

他说,我记得她躺在床上,一直咳。

他说,咳的时候,用一块布捂着嘴。

他说,那块布是蓝的。

他说,她咳得厉害,那块布上全是红的。

他说,我爹不在家。

他说,他在铺子里,一天弹三床。

他说,他晚上回来,她就不咳了。

他说,他回来她就睡着。

他说,他以为她好了。

他说,后来有一天,她咳了一夜。

他说,第二天早上,她没起来。

他说,我爹从铺子里回来,站在床前。

他说,他没哭。

他说,他把她的手放回被子里,把被角掖好。

他说,他说了一句话。

我说,啥话。

他说,他说,兰,我把你这床被子拆了。

我说,拆被子干啥。

他说,我不知道。

他说,那天下午他就拆了。

他说,他把棉一层层撕,撕到最里头。

他说,他从她头上剪了一束头发。

他说,剪的时候手抖。

他说,他剪了三次才剪断。

他说,他把头发用红线扎起来。

他说,红线打了三个结。

我说,他为啥打三个结。

他说,我不知道。

我说,你知道你娘的头发是啥样的吗。

他说,黑的,到腰。

他说,她死的时候,头发还是黑的。

他说,我爹剪完了,把她的头发盘回去,用一块布包着。

他说,那块布是她的头巾,红的。

我说,红头巾。

他说,对。

我把那束头发放在茶几上。

我说,这束头发,跟你的记忆一样吗。

他看着,看了很久。

他说,一样。

他说,黑的,到这儿。

他用手在茶几上比了一下。

他说,我爹这个事,我一直不明白。

他说,我娘死了,他不哭,他拆被子。

他说,我那时候小,我怕。

他说,我以为他疯了。

我说,他没疯。

我说,弹花的人有个说法。

我说,被子是人的第二层皮。

我说,人死了,头发还在。

我说,头发在被子里,人就没走远。

我说,这是他师父教他的。

他说,他师父。

我说,你爹的师父,姓孙,叫孙德海。

我说,我在铺子里听他说过。

他说,孙德海。

他说,我爹提过一次。

他说,孙德海是民国时候的人,走村弹花,一条扁担两个筐。

他说,孙德海死在一九五几年,死在一个村的柴房里。

他说,死的时候身边没人。

他说,我爹去找他,找到的时候人都硬了。

他说,我爹把他背回来了。

他说,背了三十里。

他说,埋在后山。

他说,我爹给他弹了一床被子,盖在棺材上。

我说,那床被子是新的?

他说,新的,二十斤棉。

他说,我爹说,孙德海一辈子给人家弹被子,自己没盖过新的。

他说完,端起茶杯,喝了一口。

他说,你今天来,是要把这个给我?

我说,不是给你。

我说,我想把这床被子弹完。

他说,弹完。

我说,弹完。

他说,我爹弹了一辈子,他这床他自己没弹。

我说,他为啥不弹。

他说,我不知道。

他说,也许他不想弹。

我说,也许他弹不动了。

他说,也是。

他说,他一九九八躺下,就不行了。

他说,你弹得完吗。

我说,我弹得完。

他说,你多少年没弹了。

我说,三十年。

他说,那你手生了。

我说,手生了,心里没生。

他笑了笑。

他说,你这话跟我爹说的一样。

我说,哪句。

他说,心里没生。

他说,我爹说过,手生不要紧,心不能生。

他说,心一辈子不生。

我把茶喝完,站起来。

我说,我走了。

他说,等一等。

他进了里屋,拿出一个布包。

布包是蓝的,用线捆着。

他说,这是我娘的东西。

他说,我爹死以后,我收拾他的屋子,翻出来的。

他说,我一直没敢打开。

他把布包递给我。

他说,你打开。

我说,你打开。

他说,我手抖。

我解开线。

布包里是一块手绢,一块银元,一张纸。

手绢上有绣的花,一朵两朵,绣了一半。

银元是民国三年的,边磨圆了。

纸是对折的,展开,上面有字。

字是毛笔写的,竖排,一共三行。

第一行:兰,被子拆了,头发在里头。

第二行:我不埋你,你就睡着。

第三行:一九六二年冬月十七。

字歪,笔画抖。

我把纸递给黄建军。

他接过去,看。

看了很久。

他说,这字我认得。

他说,是他写的。

他说,他一辈子没写过几个字。

他说,他就会写自己的名字,还有弹花两个字。

他说,这几个字他练了几天。

我说,你怎么知道。

他说,纸边上有十张一样的,揉皱了。

他说,我翻过他的柜子,有一摞废纸。

他说,每一张上面都有这几个字,写着写着歪了。

他说,他把好的这张留下了。

他把纸放在膝盖上。

他说,我爹这个人。

他说,我恨了他三十年。

他说,我恨他不敢说话,恨他跪着。

他说,我恨他不来我婚礼。

他说,现在我知道,他跪着的时候,心里想的是这个人。

他说,他婚礼没来,是因为他怕我看见他。

我说,怕你看见他啥。

他说,怕我看见他老。

他说完,眼睛里有水。

他擦了擦。

他说,你要弹被子,我跟你去看看。

他说,哪天拆。

我说,通知上写月底。

他说,那还来得及。

他说,明天我去。

第二天早上,我在铺子门口等他。

他来了,穿一件旧夹克,手里拎一个塑料袋。

塑料袋里有两瓶水,两个烧饼。

他说,我给你带的。

我说,铺子后有灶。

他说,别费事。

我开门,他跟着进来。

他站在铺子中间,转了一圈。

他说,我小时候来过一次。

他说,就一次。

他说,我娘带我来的,我坐在门板上。

他说,我爹弹花,弓一响,我吓得哭。

他说,我娘抱着我,说,别怕,这是你爹的手艺。

他说,我哭了一下午。

他说,后来我爹给了我一块糖。

他说,糖是硬的,我含着,含着就不哭了。

他说,那是最后一次。

我说,最后一次来?

他说,最后一次见他们俩在一起。

他开始拆被子。

我说,你歇着。

他说,我拆。

他的手跟他爹一样,大,粗。

他拆得很慢,一层一层。

拆到中间,他停了一下。

他说,头发我拿着。

我说,好。

他把头发放在手里,坐着。

他说,我娘这头发,比我记的多。

我说,怎么多。

他说,我记得就一小把。

他说,这么一握。

他说,她是长头发,剪了这么多,头上还剩。

我说,你爹剪的不狠。

他说,他不狠。

那天上午我们把被子拆完。

棉是老的,硬,一抓一把渣。

我说,这棉得换。

他说,换。

我说,得二十斤新棉。

他说,我去买。

新棉不好买。

镇上的棉麻店十年前就关了,现在是超市。

我打电话问了三四家,没人卖散棉。

最后是县上一个做被子的铺子,姓吴,说他有。

第二天黄建军开车去拉。

拉了三十斤,花了四百八十块。

棉是新疆棉,压成包,一包十斤。

棉是白的,软,闻着有一点味,是晒过的味。

我把棉铺在门板上,抓了一把。

我掂了掂。

我说,这棉比我们那时候的棉轻。

黄建军说,轻了?

我说,轻,但棉花松。

我说,以前的棉压得实,一斤能顶一斤。

我说,现在的棉一斤顶不了一斤。

他说,那要多放。

我说,多放五斤。

他说,放多少。

我说,二十五斤。

他说,太重。

我说,重才压得住。

他说,还按老规矩?

我说,老规矩。

他说,我爹说二十斤。

我说,二十五斤。

我说,你娘的被子,要厚。

他说,厚。

他说,她有病,怕冷。

我说,那就对了。

我把棉撕开,摊在门板上。

撕的时候,我想起我第一年学抖棉。

我师父说,撕棉要顺着筋撕,别逆着。

他说,逆着撕,棉就断。

我撕了一上午,撕了十斤。

我的手三十年了没干这个。

撕到下午,手上起了两个泡。

黄建军看见了。

他说,歇歇。

我说,不歇。

他说,我给你撕。

我说,你不会。

他说,我爹教过我一点。

我说,那你撕。

他撕了两把,撕断了。

我说,顺着筋。

他说,啥筋。

我说,你摸,棉里有一条一条的线,那就是筋。

他摸了半天,说,摸着了。

他撕起来,撕得比我还细。

我说,你这手,跟你爹一个样。

他说,我这手在厂里搬了三十年铁。

我说,搬铁的手撕棉,行。

他笑了。

那天撕到天黑,撕完二十斤。

剩下的五斤第二天撕。

撕完,我坐在门口抽烟。

我三十年不抽了,那天抽了一根。

黄建军坐在旁边,也不说话。

过了一会儿,他说,我问你个事。

我说,你说。

他说,我爹死的时候,你在不在。

我说,在。

他说,他说了啥。

我说,他说,铺子锁好没。

他说,就这句?

我说,还有一句。

他说,啥。

我说,他说,磨盘底下压着东西。

他说,磨盘底下?

我说,一块砖底下,一块红布。

他说,红布?

我说,你娘的红头巾。

我说,他剪下来,压在磨盘底下,压了三十四年。

他低下头。

他说,他为啥压在那儿。

我说,不知道。

我说,我猜,他不想看见。

他说,不想看见,为啥不扔。

我说,扔了,就没了。

他说,那压着,不是更难受。

我说,难受。

我说,他是让自己难受。

他说,为啥。

我说,他觉得自己对不住你娘。

他说,为啥对不住。

我说,你娘咳的时候,他在弹花。

他说,那也不能算对不住。

我说,他算。

他说,他这个人。

那天夜里,我睡在铺子里。

我睡在原来那间小屋,床板还在。

黄建军回县里了。

我躺在床板上,看着墙上的年画。

年画早没了,墙上有一块白。

我睡不着。

我想起我十四岁那年,第一次睡这屋。

我师父给我铺了被子,说,夜里冷,被子裹紧。

我说,师父,弹花能弹一辈子吗。

他说,能。

我说,弹到老。

他说,弹到老。

我说,老了弹不动呢。

他说,弹不动就教。

我说,教谁。

他说,教你。

我那时候以为他是在开玩笑。

第二天早上,我起得很早。

我把弓拿出来,把弦解了。

弦是牛皮绳,三十年了,硬了,一折就断。

我折了一下,断了。

我说,得换。

黄建军说,哪儿买牛皮绳。

我说,老街上有一个皮匠,姓鲁。

他说,还在?

我说,不知道,去看看。

我们去了老街。

鲁皮匠还在,八十二了,坐在门口剥皮子。

我说,鲁师傅,我要一根牛皮绳。

他说,多长。

我说,一丈二。

他说,干啥用。

我说,弹花弓。

他抬起头。

他说,弹花弓。

他说,你是老黄的徒弟。

我说,是。

他说,老黄死了二十多年了。

我说,二十七年。

他说,我给他做过弦。

他说,做过三根。

他说,一根一九七几年,一根一九八几年,一根一九九几年。

他说,最后一根他没使几年。

他说,铺子就关了。

我说,那根断了。

他说,断了好。

他说,弓不响,弦就该断。

他进屋里,翻出一卷皮绳。

皮绳是黄的,厚。

他剪了一丈二,用刀削薄。

削完了,用手拉一拉,说,行。

我说,多少钱。

他说,不要钱。

我说,得给。

他说,你师父那根弦的钱,我还没收。

我说,咋没收费。

他说,他给了一块布。

他说,一块蓝布,做帘子的。

他说,我拿了布,没要钱。

我说,那这块布的账,我替他给。

他说,不用。

他说,你弹完那床被子,告诉我一声。

我说,告诉你干啥。

他说,我想听一声。

他说,弓响了,我在这儿能听见。

弦换好了。

我把弓架在竹杆上,竹杆顶在腰后。

我把弦压进棉里。

槌拿起来。

我敲了一下。

没响。

弦压太深。

我把弦提了半寸。

再敲。

"扑"。

还是没响。

黄建军在旁边看着。

他说,不响。

我说,弦没绷紧。

他说,那咋办。

我说,再紧。

我把弦拉紧,拉到手抖。

再敲。

嗡的一声。

不是"嘭",是"嗡",低,长。

我师父的弓响是"嘭",短,脆。

我这声是"嗡"。

我说,弦太粗。

黄建军说,粗了不好?

我说,粗了沉。

我说,以前那根细。

他说,鲁皮匠只有粗的。

我说,粗的也能用,就是要调。

我调了半个钟头,声音从"嗡"变成"嘭"。

不脆,但像个样子。

我敲起来。

两短一长。

我三十年前学的节拍,手还记得。

敲的时候,我看着棉。

棉在弦下松,一团一团地松,像云。

第一遍粗弹,弹了两个钟头。

弹完,棉是松的,是活的。

我用手抓了一把,一松手,棉散开。

我说,行了。

黄建军说,这就行了?

我说,还有两遍。

他说,还得两遍?

我说,第一遍弹松,第二遍弹匀,第三遍锁边。

他说,我爹弹一床三个钟头,就是三遍?

我说,就是三遍。

他说,累不累。

我说,累。

他说,那你歇。

我说,不歇。

第二遍的时候,铺子门口来了人。

一个老太太,七十多岁,拎着一个布袋。

她站在门口看。

她说,这是弹花?

我说,是。

她说,还有人弹花?

我说,我弹。

她说,你是老黄的徒弟。

我说,是。

她说,我认得你,你在粮站上过班。

我说,是。

她说,我姓王,我住在东街。

她说,我家有一床被子,盖了二十年。

我说,拿来我看看。

她说,还能弹?

我说,能。

她说,多少钱。

我说,不要钱。

她说,不要钱?

我说,铺子要拆了,这是最后几天。

她说,那我明天抱来。

她走了以后,黄建军说,你为啥不要钱。

我说,我要钱干啥。

他说,你花了四百八十块买棉。

我说,那是我自己愿意。

他说,你这不是亏。

我说,亏。

他说,那你图啥。

我说,我图弓响。

他不说话了。

下午三点,第二遍弹完。

我把棉铺开,从中间往四边推。

推完,从柜子里抽线。

线在架子上挂了三十年,褪了色,还能用。

红的,绿的,黄的。

我抽红线,横着拉。

一行一行,二十行。

我用手掌把线按进棉里。

按的时候,我的手掌有点抖。

三十年没按了。

线按下去,看不见了。

我拉一行,看一下。

歪了一点。

我把线抽出来,重拉。

黄建军说,看不出来。

我说,看得出来。

他说,谁看。

我说,我看。

我把二十行横线拉完,用了两个钟头。

竖线三十行,拉得更慢。

拉到第十七行,天黑了。

我说,明天再拉。

黄建军说,我明天来。

那天夜里我又没睡好。

我起来,坐在铺子里,摸着那束头发。

头发用红线扎着,三个结。

我把三个结解开了一个,又扎回去。

我想,我师父剪头发的时候,手抖了三次。

我在心里问,师父,你这床被子,是为她弹,还是为你自己弹。

铺子里没人答。

外面有狗叫。

第二天,王老太太抱来了被子。

被子很旧,被面是花的,洗得看不出花。

她说,这被子是我男人的,他死了八年。

我说,弹。

她说,弹了,我盖。

我说,弹了,你盖。

她说,我男人盖了二十年。

我说,那弹完就是新的。

她说,新的我盖不住。

我说,盖得住。

她说,我试试。

我把被子拆开。

棉是黄的,硬,结块。

我说,这棉得掺。

她说,掺多少。

我说,掺五斤。

她说,贵不贵。

我说,不要钱。

她说,那我给你买棉。

我说,不用。

她说,那不行。

我说,你给一根头发。

她说,啥?

我说,弹花的老规矩,被子里要有一根盖被子人的头发。

她笑了。

她说,这规矩我知道,我娘那辈就有。

她从头上拔了一根,白的。

她递给我。

我接过来,缠在红线里。

我说,这就行了。

王老太太的被子,我弹了一个白天。

第三遍锁边的时候,黄建军在旁边看着。

他说,这个我看懂了。

我说,锁边不难,收边难。

他说,收边咋收。

我说,弦压着边,手往下推。

他说,推不动。

我说,推得动,得用腰劲。

他试了两把,把边推歪了。

我说,你推牛劲。

他说,我推铁推惯了。

我把他推歪的地方重新推。

推到第四遍才对。

他说,这活细。

我说,细活,粗手。

他说,我爹也是粗手。

我说,粗手干细活,干一辈子。

那天下午,王老太太的被子装完。

缝口的时候,我用她的针。

针是她带来的,插在袖子上。

她说,这针是我男人的烟袋上的。

我说,烟袋上有针?

她说,他抽烟,烟袋漏了,他自己缝,缝完了把针插兜里。

我说,那这针他用了多少年。

她说,二十多年。

我说,那这针缝过他的衣裳。

她说,缝过。

我把口缝完,把被子叠起来。

叠的时候,我摸到被子里的那根白头发。

我说,还在。

她说,啥在。

我说,你的头发。

她笑了。

她说,你这人。

我把被子递给她。

她抱着被子,站在门口。

她说,这被子是我男人的。

我说,现在是你的。

她说,我盖着他,他压着我。

我说,压着暖和。

她把被子抱走了。

她走到街口,回头说了一句。

她说,小黄,你师父的铺子,别拆。

我说,不是我要拆。

她说,你去说说。

我说,说不动。

她走了以后,我看见柜台上有一个纸包。

打开,十块钱。

三张两块,四张一块。

我把钱收起来,压在柜子的抽屉底下。

下午,我开始锁师母那床被子的边。

这床被子的棉是新棉掺旧棉。

旧的占了三分之一。

我把旧棉撕细,掺进新棉里。

掺的时候,我把她的头发放在一边。

锁边之前,我要装棉。

装棉是把棉装进布里。

布里是白棉布,被面是蓝布。

我把被面摊开,把布里铺上。

布里上还有旧针脚,我拆了。

拆的时候,我在布角上看见一个字。

用蓝线绣的,"兰"。

跟我那块白布上的字一样。

我想,这是她自己绣的。

她把名字绣在自己的布里。

我把棉铺上。

从边上往中间铺,铺一层。

铺到中间,我停下来。

我把那束头发拿起来。

我把头发放在棉中间。

放的时候,我把红线的三个结都解开了。

头发散成一片,像一张小的网。

我把那块白布盖在头发上。

白布上的"兰"字朝上。

我又拿了两把棉,盖在白布上。

盖完,我用手按了按。

按完,我看黄建军。

他站在门边,没进来。

他说,你放了?

我说,放了。

他说,放哪儿了。

我说,中间。

他说,我娘盖着这个字?

我说,盖着。

他说,那她认得。

我说,认得。

他进来,站在门板前,看了很久。

他说,我爹为啥把字朝上。

我说,字朝上,人才看得见。

他说,谁看得见。

我说,你娘看得见。

他没说话。

他开始帮我网线。

网线是我的活,他要学。

我说,你网,我给你把着。

他拉第一行,歪了。

我说,抽了重拉。

他抽了重拉。

拉到第十行,他说,我手稳了。

我说,稳了。

他说,这活比我搬铁费心。

我说,费心才叫手艺。

他说,我爹一辈子干这个,挣了几个钱?

我说,不多。

他说,不多他也干。

我说,干惯了。

他说,干惯了。

网到三十行,天又黑了。

我们把被子盖上一块布,压上磨盘。

压的时候,两个人抬。

磨盘三十斤,一个人能抬,黄建军抢着抬。

他说,我抬。

我说,小心腰。

他说,腰没事。

他把磨盘放到被子上,转着压。

转一圈,挪一寸。

压到第二十圈,他停下来。

他说,我爹压这个的时候,我娘在旁边看着?

我说,那时候你娘还在。

他说,那她看。

我说,她看。

他说,她心里啥感觉。

我说,我不知道。

他说,我知道。

他说,她心里想,这被子是给我的。

那天晚上,他在铺子里吃的饭。

我煮了两碗面,切了半棵白菜。

他吃着,说,这面咸了。

我说,我手抖。

他说,你也老了。

我说,我也老了。

他说,你多大。

我说,六十二。

他说,我六十八。

他说,你比我小六岁。

我说,你是师兄。

他说,我不是。

我说,你是他儿子。

他说,儿子不算师兄。

他说,徒弟才算。

他说,我这辈子,连个徒弟都不如。

压完被子,我锁边。

锁边是最后一道。

我拿弓,弦压在边上,手往下推。

推的时候,我把棉往里收。

一边收二寸。

收完一边,我换一口气。

四条边,收了半个钟头。

收到最后一边,我的腰不行了。

我蹲着收。

黄建军说,我扶着你。

我说,别扶,扶了手就歪。

他说,那你慢慢收。

我说,慢慢收。

收完最后一边,我坐在地上。

黄建军把被子翻了个面。

他说,这下是平的了。

我说,平了。

他说,跟新的一样。

我说,跟新的一样。

他说,我爹看见了,得说啥。

我说,他说,凑合。

他说,为啥是凑合。

我说,他一辈子就说凑合,最满意也说凑合。

他说,那我娘的被子是凑合?

我说,最好的。

我说,我师父说凑合的时候,眼睛是笑的。

他笑了。

他说,那我信。

被子装进被面。

被面是蓝布的,洗了三十年。

我把它套上,四角对好。

对的时候,我在一个角里摸到东西。

硬的,一小块。

我把角翻开。

里头有一块布,卷着,用线缝在角里。

我把线拆了。

布展开,手掌大。

是一块红布。

斜的,巴掌大。

跟磨盘底下那块一样。

我把布拿出来。

我说,建军,你看。

他走过来。

他说,红头巾。

我说,两半。

他说,他剪成两半。

我说,一半压磨盘底下,一半缝在被角里。

他说,为啥分两半。

我说,一半给她,一半给自己。

他说,那哪一半是给她的。

我说,角里这一半,是跟着被子的。

我说,被子盖在他身上,他盖着这一半。

他说,那磨盘底下那一半。

我说,那一半是给她的。

他说,压着,是我的?

我说,压着是压住,不让她走。

他站在那儿,手里拿着那块红布。

他说,他一辈子不说话,全干这个。

我说,手艺人不说。

他说,不说,就干。

我说,干出来就算说了。

我把红布放回角里。

我说,这一块,缝回去。

他说,缝回去。

我说,缝的时候,跟原来一样,卷着缝。

他拿了针。

他说,我来。

我说,你会?

他说,我缝过衣裳。

他缝的时候,针脚大,可整齐。

缝完,他把线咬断。

他说,行不行。

我说,行。

被子成了。

一床被子,三尺宽,五尺半长。

蓝布面,白布里。

压手,厚。

我把被子叠成方块。

叠的时候,我想起我师父叠被子的样子。

他叠被子,先对折,再对折,最后把四个角对好。

他对角的时候,手要拍两下。

我拍了两下。

黄建军说,你拍啥。

我说,拍角。

他说,为啥拍。

我说,拍了角才平。

他说,我爹也拍。

我说,我学的他的。

被子叠好,放在门板上。

屋里有两床被子,一床是王老太太的,已经拿走。

一床是这个。

我坐在被子旁边,拿着弓。

我说,建军,我敲一下。

他说,敲。

我把弦压进棉,那是被子的边。

我敲了一下。

嘭。

声音脆,短,穿出去。

铺子外面有一声回响。

黄建军站起来。

他说,响了。

我说,响了。

他说,我爹的弓。

我说,你爹的弓。

他说,这声音我在小时候听过。

他说,我娘抱着我,我哭,就是这个声。

他说,我当时怕。

他说,现在我不怕了。

他说,这声音好听。

那天晚上,鲁皮匠来了。

他八十二,拄着一根拐,一步一步走过来。

他站在门口。

他说,我听见了。

我说,您听见了。

他说,我在老街那头,听见一声。

他说,三十年了。

他说,我耳朵不好,可这一声我听见了。

他说,你师父的弦,我做的。

我说,您做的。

他说,我做的弦,响了。

他说,我这辈子做了多少弦,没听过一声。

他说,今天我听见了。

他站在门口,没进来。

他说,我不进去,我腿不行。

他说,你把弓拿出来给我看看。

我把弓拿出去。

他摸着弓背,摸到弦。

他说,绷得紧。

我说,紧。

他说,手重了。

我说,重了。

他说,重一点好,重一点棉才松。

他摸了摸,走了。

他走得很慢,拐在地上一下一下。

走到街口,他回头。

他说,小黄,弦要是断了,来找我。

拆铺子前三天,镇文化站来了人。

来的是个小伙子,姓钱,二十七八,戴眼镜。

他进铺子,看了看,说,这就是老黄的弹花铺?

我说,是。

他说,我们是文化站的,来做老手艺普查。

他说,我们想把这几样东西收走。

我说,哪几样。

他说,弓、槌、磨盘。

他说,还有那卷彩线。

他说,还有门口那块帘子。

我说,帘子早摘了。

他说,我们听说有一块蓝布帘子。

我说,在柜子里。

他说,那也得收。

我说,收去干啥。

他说,我们要做一个老手艺展室,放在镇文化站二楼。

他说,展柜玻璃的,配灯。

他说,弓挂在墙上,槌放在下面,磨盘摆在旁边。

他说,前面放一块牌子,写弹花技艺。

我说,写谁的名字。

他说,写黄守业。

我说,黄守业死了二十七年。

他说,我们知道,我们查了。

他说,我们还要写,传承人。

我说,传承人写谁。

他说,写你。

我说,我叫啥你知道?

他说,我们查了,你叫陈立国。

我说,我叫陈立国,可我不是传承人。

他说,你是他徒弟。

我说,我是他徒弟,我三十年没弹了。

他说,你昨天弹了。

我说,我弹了两床。

他说,那就够了。

他说,我们要拍视频,拍你弹。

我说,拍我弹啥。

他说,拍你弹这个动作,弓、槌、棉。

他说,拆之前拍。

我说,拍完了东西就搬走?

他说,搬走。

我说,那我给你。

他说,我们给补贴。

我说,多少。

他说,三千。

我说,三千买弓?

他说,三千是整个。

我说,这弓是我师父自己做的。

他说,我们知道,所以给三千。

我说,弓不卖。

他说,不是卖,是捐,我们给补贴。

我说,捐和卖一个意思。

他说,不一样,捐了我们挂牌,写你的名字。

我说,写我名字干啥。

他说,让后人知道。

我说,后人来看玻璃柜里的弓,谁会弹。

他说,那没办法,现在没人弹了。

我说,没人弹,弓就是死的。

他说,死的也是东西。

我说,死的不是东西,是弓。

他不说话了。

他在铺子里转了一圈。

他说,那被子呢。

我说,哪床被子。

他说,你刚弹的那床。

我说,那床不是展品。

他说,我们也可以收。

我说,不行。

他说,为啥。

我说,那床被子里有人的头发。

他说,头发?

我说,人的头发,不能给人看。

他说,那我们不要被子。

我说,弓也不要。

他站在门口,想了想。

他说,那我回去汇报。

他说,你能不能再让我们来一趟。

我说,来干啥。

他说,我来拍一段,拍你弹,行不行。

我说,行。

他说,那明天。

他走了以后,黄建军说,你怎么不给。

我说,不给。

他说,三千块钱。

我说,三千块钱,把我师父的弓挂在玻璃后头。

我说,挂着,谁都不能碰。

我说,碰一下都不行,还得买个湿度计。

他说,那就挂着。

我说,挂着不如烧了。

他说,烧了可惜。

我说,挂着也可惜。

他说,那你说咋办。

我说,弓得响。

我说,弓不响,就是一根木头。

他说,那谁能让它响。

我说,得有人学。

他说,谁学。

我说,我不知道。

那天下午,我把布帘子从柜子里拿出来。

帘子叠着,三十年。

我抖开。

蓝布,薄,边上磨破了。

我把它挂在门口。

挂的时候,我用两根竹杆撑着。

帘子一挂,铺子就像个铺子了。

我站在门口,看了看。

我说,师父,帘子给你挂上了。

黄建军在旁边站着。

他说,我小时候,就看着这块帘子。

他说,我在帘子外头,我娘在帘子里头。

他说,我娘抱着我,说,进去看看你爹。

他说,我不敢进。

他说,帘子后头有声音,嘭嘭嘭。

他说,我怕。

他说,我娘说,不怕,那是你爹。

他说,我还是不敢。

他说,我在帘子外头站了一下午。

他说,我爹出来,给了我一块糖。

他说,糖是硬的。

他说,我含着,含着就哭了。

他说,哭的时候,他蹲下来。

他说,他说,儿子,别怕。

他说,就这三个字。

他说,我记了一辈子。

他说,后头三十年,我没听过他说别的。

第二天上午,钱干事来了,带着一个拍视频的。

拍视频的是个姑娘,拿着一台相机,架在一个三脚架上。

他们说,拍我们弹。

我说,就我一个人弹。

我说,我六十二了,弹一床三个钟头。

他说,我们拍十分钟。

我说,十分钟不够。

他说,那拍二十分钟。

我说,二十分钟只能弹一个角。

他说,也行。

我把棉铺在门板上。

我把弓架上,敲起来。

嘭,嘭,嘭。

拍的时候,我不看相机。

我看着棉。

我敲了十几分钟,姑娘说,停一下。

她说,大爷,你能不能慢一点。

我说,弹花不能慢,慢了棉不松。

她说,我不是说要慢,我是说你敲的时候,能不能看一下镜头。

我说,看镜头干啥。

她说,观众要看你的脸。

我说,观众看我脸干啥。

她说,这是片子。

我说,这片子给谁看。

她说,给镇上的年轻人看。

我说,年轻人看我的脸,也学不会弹花。

她说,我们后面会加字幕。

我说,加字幕也学不会。

她说,那你说怎么拍。

我说,你拍棉,拍弦,拍我的手。

我说,别拍脸。

她说,为啥。

我说,脸不重要。

她说,那观众记不住你。

我说,记我干啥。

我说,记这个手艺。

她不说话了,回头看钱干事。

钱干事说,就按他说的拍。

她拍了四十分钟。

拍完,她说,大爷,你的手好看。

我说,我的手是干活的。

她说,干活的更好看。

她走的时候问我,大爷,有没有人学这个。

我说,没有。

她说,一个都没有?

我说,一个都没有。

她说,那你以后咋办。

我说,我也不办了。

她说,那这手艺就断了。

我说,断了三十年。

她说,三十年?

我说,我师父一九九六年关门,到今年三十年。

她说,三十年没人学?

我说,镇上没人弹花了。

她说,那你今天弹的这个。

我说,最后一床。

她站在门口,看着我。

她说,大爷,我能不能学。

我说,你学这个干啥。

她说,我拍片子,我看了四十分钟,我觉得这个手艺好。

我说,好是好,可学了挣不着钱。

她说,我不为挣钱。

我说,那为你啥。

她说,我觉得,一个人敲一个弓,敲三个钟头,一天弹三床,一辈子弹一万床。

她说,一万床被子盖在一万人身上。

她说,这个事有意思。

我说,你叫啥。

她说,我叫周小满。

我说,你手伸出来。

她把手伸出来。

我看了看。

手小,细,指甲剪得短。

我说,手不行,太软。

她说,软不能学?

我说,能学,学得慢。

她说,我不怕慢。

我说,你先来三天,看你手能不能吃苦。

她说,三天干啥。

我说,撕棉。

她说,好。

第三天,她真来了。

早上七点,她站在铺子门口。

她说,大爷,我来撕棉。

我说,进来。

那天下午,又来了一个客人。

是个女人,四十多岁,抱着一床被子。

被子用塑料布包着。

她说,大叔,还能弹吗。

我说,能。

她说,多少钱。

我说,不要钱。

她说,为啥不要钱。

她说,拆了就没人弹了?

我说,没人了。

她说,那我要弹。

她把被子打开。

被子是缎面的,红的,旧了。

她说,这是我娘的。

她说,我娘去年没了。

她说,这被子她盖了四十年。

她说,她死的时候,我给她盖在身上。

我说,那你为啥拆。

她说,我想弹一弹,留着。

我说,留着不盖?

她说,留着不盖。

我说,弹了就不能盖了?

她说,弹了我怕她冷。

我说,弹了更暖。

她说,那我弹。

我拆开被子。

棉是老棉,黄了,硬。

我说,这棉得掺。

她说,掺多少。

我说,掺五斤。

她说,掺。

我说,要一根头发。

她说,头发?

我说,被子里得有盖被子人的头发。

她说,那我娘的头发早没了。

我说,那就用你的。

她说,用我的干啥。

我说,你娘盖着你的头发,也算贴身。

她说,那我给一根。

她从头上拔了一根,黑的。

她说,我娘要是知道,得说我。

我说,说她啥。

她说,说你把自己的头发给一个死人。

我说,不是给死人,是给被子。

她说,被子里有头发,人就不走远。

我说,你也听过这说法。

她说,我娘说的。

她说,我娘临死的时候,让我把她的头发剪一把,塞进她的被子里。

她说,我没剪。

她说,我不敢。

我说,现在塞我的。

她说,现在塞你的。

我弹这床被子,从下午弹到晚上。

弹完了,压了一夜。

第二天早上,被子成了。

她说,这么快。

我说,三遍。

她说,三遍?

我说,一床被子三遍。

她说,我娘盖了四十年,这被子还是新的。

我说,弹了就新了。

她说,我拿回去,我放着。

我说,放哪儿。

她说,放柜子里。

我说,放柜子里她冷。

她说,那我盖上,我盖上她就不冷。

我说,你盖上。

她把被子抱走。

走到门口,她回头。

她说,大叔,你要是不拆就好了。

师母那床被子,叠好放在门板上,放了四天。

黄建军每天都来,来了就看看被子,摸摸被面。

他说,这蓝布,是我娘挑的。

我说,你认得?

他说,我认得。

他说,我娘挑布,挑颜色,挑了半天。

他说,她要蓝的,说蓝的耐脏。

他说,我爹说,结婚的被子哪能要蓝的,要红的。

他说,我娘说,红的招眼。

他说,我爹就依了她。

我说,那她的红头巾呢。

他说,头巾是红的。

他说,头巾是我爹买的。

他说,他买回来,她骂了一顿,说红得太亮。

他说,他不管,他就要这个红的。

他说,她骂完了,还是戴上了。

第四天下午,他说,我拿走吧。

我说,你拿走。

他说,我拿回去盖。

我说,你盖?

他说,我盖。

我说,这被子二十五斤。

他说,我六十八了,压得住。

我说,压着睡得沉。

他说,睡得沉好。

他说,我这些年睡不好。

他说,一晚上醒四五回。

我说,为啥醒。

他说,不知道,就是醒。

他说,躺着,睁着眼睛,想事。

我说,想啥。

他说,想我爹,想我娘,想我没来的那三十年。

他说,想着想着天就亮了。

我说,那这被子给你。

他把被子抱起来。

被子重,他抱的时候弯着腰。

他说,这被子压着我,我就不想了。

我说,压着不想?

他说,压着睡得实。

他抱着被子站在门口。

他说,我爹的坟在后山,我想把这被子给他一床。

我说,给他?

他说,他埋在土里,盖不着。

他说,我给他烧一床?

我说,被子烧了就没用了。

他说,那就不烧。

他说,我拿回去,我盖,盖完了我烧给他。

我说,你盖完了,这被子就旧了。

他说,旧的才好,旧的有我的味。

他说,他的被子有他的味,我的被子有我的味。

他说,两个人盖一床被子,才有意思。

我说,你这是跟他盖一床。

他说,对。

他走了。

他抱着被子,一步一步走到街口。

走到街口,他停下来,回身。

他说,陈立国。

我说,哎。

他说,我这辈子没叫过你一声。

我说,叫啥。

他说,我叫你一声师兄弟。

我说,行。

他说,师兄弟。

我说,师兄。

他笑了,笑得眼睛都挤起来。

他抱着被子拐过街角,看不见了。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在铺子里坐着。

弓靠在墙上,槌在旁边,磨盘盖着麻布。

被子的位置空了。

我在那个空位置上放了一把椅子。

我坐在椅子上,抽了一根烟。

我想,我师父这辈子,弹了不知道多少床被子。

他没算过。

我也没算过。

我只知道,我这三天弹了三床。

一床是王老太太的。

一床是那个女人的。

一床是我师父的。

三床里,最重的是我师父的。

不是因为二十五斤棉。

是因为那里头有一束头发,一块布,一个字。

我坐着,想起他的一句话。

他说,弹花的最高一层,是弹一床没人要的被子。

我问他,啥叫没人要的被子。

他说,就是弹给死人盖的。

我说,死人还能盖?

他说,能,死人入棺,被子上盖一层。

我说,那为啥是最高一层。

他说,给活人弹被子,为的是挣钱。

他说,给死人弹被子,为的是体面。

他说,体面不挣钱,可体面是手艺的脸。

他说,手艺人不能没脸。

他说,所以最后那一床,得弹得最实。

我坐在椅子上,把烟抽完了。

我说,师父,我这三天弹的,算体面不体面。

铺子里没人答。

可我听见外面有一声,很远,很轻。

像是有人敲了一下弦。

拆铺子前一天,钱干事又来了。

他说,我们商量了。

他说,你要是不愿意捐,我们就不硬要。

我说,你们不是要挂玻璃柜吗。

他说,玻璃柜照挂,但弓可以拿出来。

我说,拿出来给谁。

他说,拿出来给您弹。

他说,我们想,在展室里留一个位置,不封死。

他说,前面放一个台子,台子上有棉。

他说,您每年开放日来弹一次。

他说,弹完了把弓放回去。

我说,一年一次不够。

他说,那两次。

我说,两次也不够。

他说,大爷,我们一年就开两次门。

我想了想。

我说,我要加一条。

他说,您说。

我说,弓挂上去,得能摘。

他说,能摘。

我说,摘下来得能弹。

他说,能弹。

我说,不能上锁。

他说,不上锁,有人碰呢?

我说,碰了说明有人想学。

他说,碰坏了呢。

我说,坏了就坏了,弓是给人使的,不是供的。

他说,那你签字。

我说,签。

我签了一份东西。

纸上写:弓、槌、磨盘、彩线、蓝布帘子,由陈立国无偿提供展陈。

我说,我加一句。

他说,哪句。

我说,展陈期间,任何人可提出学弹花,由陈立国教,不收学费。

他看了看,说,这句得我领导同意。

第二天他打电话来。

他说,领导同意了。

他说,还加了一条。

我说,啥条。

他说,学的人,得年满十六,学满三个月。

我说,行。

签字那天,我在铺子里把弓擦了一遍。

弓背是榆木的,油光,摸上去滑。

我用布擦,擦了三遍。

擦到第三遍,布上有黑。

那是三十年的汗。

擦完,我把弓靠在墙上。

我说,师父,明天你走了。

弓靠在那儿,没声。

那天夜里,我把铺子扫了一遍。

扫出来的棉絮装了一个小袋。

我把小袋揣在兜里。

这袋子我留了三十年,里头也是棉絮。

我把两袋棉絮倒在一起,装进一个新袋。

我说,这是一辈子的。

拆的那天,早上六点,来了两台挖机。

挖机停在街口,司机坐在里头抽烟。

街坊来了十几个人,站在街两边看。

钱干事带人来搬东西。

先搬彩线,再搬磨盘,最后搬弓。

搬弓的时候,钱干事说,这个怎么拿。

我说,我拿。

我把弓扛在肩上。

弓一丈长,扛着像扛一根竹。

我把它放进他们的三轮车上。

弓放上去,车斗里空出一块。

我把槌放在弓旁边。

槌是木头的,圆头,三斤。

放上去的时候,槌在车斗里滚了一下。

我把它扶正了。

搬完了,钱干事说,帘子。

我说,帘子我自己摘。

我把帘子从竹杆上解下来。

解的时候,蓝布上有一层灰。

我抖了抖。

我说,这块布,我留着。

他说,说好了给。

我说,我说过给,可我得先挂一天。

他说,挂哪儿。

我说,挂我家窗户上。

他说,那也行。

我把帘子叠好,夹在腋下。

七点半,黄建军来了。

他手里拿着一个塑料袋,里头是两个包子。

他说,吃吗。

我说,吃。

我们坐在门槛上吃包子。

包子是猪肉的,热。

吃完,我把手在裤子上擦了擦。

他说,推了?

我说,推了。

挖机开过来,铲斗落地。

第一下,把门口的台阶铲了。

台阶是青石的,七块,三十年踩得溜光。

铲斗一碰,碎了。

第二下,铲在门框上。

门框是木头的,响了一声。

门框断的时候,我听见里头有东西落下来。

是梁上那层棉絮。

棉絮落下来,一团一团,落在铺子的地上。

挖机司机停了,探头看了看。

他说,这是啥。

我说,棉絮。

他说,哪来的。

我说,三十年飞上去的。

他说,这么厚。

我说,一年一层。

他把挖机退了一点,又铲。

第三下,墙倒了。

铺子里的东西都倒了。

门板架在凳上,倒下来。

柜子倒了,柜门开了,里头空。

我站在街对面,看着。

我没觉得难受。

我只是看见,铺子里的地上,一层棉絮在飞。

飞得很慢,一片一片,往街那边飘。

飘到街口,落在人的肩上。

有人拍了拍肩。

有人抬头看天。

我说,那是三十六年的。

黄建军站在我旁边。

他说,我爹在这屋里跪过一天。

他说,就在那块门板旁边。

他说,我看着他跪。

他说,他没抬头。

他说,他一直低着头,看地上的棉絮。

他说,现在棉絮又飞起来了。

他说,他跪着看的就是这个。

我说,看这个干啥。

他说,看这个,就不疼了。

挖机铲了半个钟头。

铺子没了。

地上是一堆土、碎砖、木头。

一个半间的房子,变成一堆。

我走过去,在土堆前站了一会儿。

土堆里有一块蓝布,是帘子的边角,我没注意,掉了一块。

我把它捡起来,揣在兜里。

展室开馆是十二月五号。

文化站在镇政府西边,二楼,一间屋子。

屋子不大,摆四个展柜。

一个柜里放弓,一个柜里放槌和磨盘,一个柜里放彩线,一个柜里放几床被面。

弓挂在墙上,没进柜。

墙上打了两颗钉子,弓架在钉子上,弦朝下。

下面放一张台子,台子上铺着一床我的被子。

牌子是亚克力的,白底黑字。

上头写:弹花技艺,传承人陈立国,师承黄守业。

下头写:一九六〇年至一九九六年,黄守业弹花铺在十字街南头营业三十六年。

我站在牌子前看。

看完了,我说,这上头少了一句。

钱干事说,少啥。

我说,少一句,被子是压人的。

他说,这句要写?

我说,写。

他说,那我加上。

他拿笔,在牌子下头写了一句小字。

那天的开馆仪式有二十来个人,镇上的干部,几个学校的老师。

有人讲话,说,我们镇的历史文化,要保护。

有人鼓掌。

讲完了,钱干事说,陈师傅,您弹一段。

我说,弹。

台子上有棉,是新棉,五斤。

我把弓从钉子上摘下来。

摘的时候,钉子上的漆掉了一点。

我把弓架在竹杆上。

竹杆是新买的,一根晾衣杆。

我把弦压进棉里,敲了一下。

嘭。

声音在屋里绕。

屋里的人都静了。

有一个人说,这啥声音。

有人说,像敲鼓。

有人说,不像鼓,像弹棉花。

我敲了二十分钟。

敲完了,我把弓挂回去。

挂回去的时候,手有点抖。

一个小学生举手。

他说,爷爷,这个能学吗。

我说,能。

他说,我学。

我说,你几岁。

他说,十一。

我说,十六才能学。

他说,那我等五年。

我说,等五年,你记得住吗。

他说,我记得住。

他说,我记着这个声音。

那天下午,周小满来了。

她说,大爷,我撕了三个月棉了。

我说,我知道。

她说,你啥时候教我敲弓。

我说,明天。

第二天,我们在文化站后院。

后院有一块空地,堆着几捆旧棉。

我说,你今天敲。

她说,我敲啥。

我说,你把弦压进棉,敲一下。

她敲了一下。

没响。

她说,咋不响。

我说,压深了。

她提了半寸,再敲。

嗡。

她说,响了。

我说,这不算响,这是嗡。

她说,那啥算响。

我说,嘭。

我说,嗡是弦在颤,嘭是弦在打棉。

她说,怎么打。

我说,你把弦压到棉里,压到棉里头一寸,再敲。

她试了七回。

第八回,嘭了一声。

她站在那儿,眼睛亮了。

她说,大爷,我响了。

我说,响了。

她说,这个声音,我记住了。

那天她敲了两个钟头。

敲完了,她的手抖。

她说,手麻。

我说,麻三天就好了。

她说,麻三个月才好。

我说,你咋知道。

她说,我撕棉撕了三个月,手麻了三个月。

我说,那你就学得会。

她学了一个冬天。

冬天冷,后院没暖气。

她戴着手套敲,敲一会儿摘了手套。

她说,戴手套敲不准。

我说,不准就摘。

她的手冻裂了,裂口一道一道。

她说,大爷,我娘说我疯了。

我说,你娘说得对。

她说,我娘说,一个月挣三千的人,去学弹花。

我说,你一个月挣多少。

她说,三千二。

我说,学弹花挣不着三千二。

她说,我不要三千二。

我说,你要啥。

她说,我要听那一声。

她说,我拍片子,拍了四十多分钟,回家听了四十多分钟。

她说,我听见那一声嘭,我心里就静了。

她说,我这些年心里没静过。

我说,为啥不静。

她说,我也不知道。

她说,我在城里上了五年班,天天加班,天天看表。

她说,我看表看得心慌。

她说,我回家,我娘问我干啥,我说我不知道。

她说,我听你那一声,我知道了。

我说,知道啥。

她说,知道人能干一件慢的事。

她学了一个冬天,弹了两床被子。

第一床弹坏了。

弹坏了,是因为她把棉弹死了。

棉弹死了,被子硬,压不住。

她说,我赔。

我说,赔啥。

她说,我买棉。

我说,不用。

我说,弹坏一床,才学会一床。

她说,我师父也这么说?

我说,我师父说,手艺是弹坏的棉堆出来的。

她说,那我再弹。

第二床她弹成了。

弹成那天,她把被子抱起来。

她说,大爷,这被子给谁。

我说,给你自己。

她说,我自己盖?

我说,你自己盖。

她说,我三十一了,我一个人住。

我说,一个人盖一床被子,正好。

她说,那被子里放啥。

我说,放你一根头发。

她拔了一根,放在棉里。

她说,这样我就压着我自己了。

我说,对。

拆铺子后第七天,黄建军打电话来。

他说,我睡得实。

我说,啥。

他说,我盖那床被子,睡了一整夜。

他说,一晚上没醒。

我说,好。

他说,我睡了九个钟头。

他说,我三十年没睡过九个钟头。

我说,被子压着。

他说,压着。

他停了一会儿。

他说,我做梦了。

我说,梦见啥。

他说,梦见我娘。

他说,她站在铺子门口,穿着蓝布褂子。

他说,她手里拿着一块红布。

他说,她说,建军,你爹把被子拆了。

他说,我说,我知道。

她说,他把头发塞进去了。

他说,她说,你去看看。

他说,我说,我看了。

他说,她说,那你就知道了。

他说,我醒了。

他说,醒的时候枕头是湿的。

我说,哭了?

他说,哭了。

他说,我三十年没哭过。

他说,我爹死我没哭,我娘死我太小。

他说,我今天哭了,哭得像个孩子。

我说,哭完了呢。

他说,哭完我躺着,盖着被子。

他说,被子上有棉花的味。

他说,那个味儿我小时候闻过。

他说,我娘在灶上煮饭,我在被子里打滚。

他说,就是这个味。

我说,那是晒过的棉。

他说,不是晒过的,是弹过的。

他说,弹过的棉有个味,甜的。

我说,对,弹过的棉甜。

他说,我一直记着这个甜,可我说不出。

他说,我今天躺在那儿,闻着了。

那天下午他又来了一趟。

他带来一瓶酒,两个菜。

菜是猪头肉和花生米。

他说,我在家跟你喝不着,我媳妇不让我喝。

我说,那就这儿喝。

我们坐在文化站后院,坐在那几捆旧棉上。

他倒了两杯。

他说,陈立国,我问你一句。

我说,你说。

他说,你这三十年,为啥不弹。

我说,没活。

他说,没活你就不能弹?

我说,弹给谁。

他说,弹给自己。

我说,我自己盖踏花被。

他笑了。

他说,你也有今天。

我说,我也有今天。

他说,那你今天咋又弹了。

我说,因为看见那束头发。

他说,看见头发你就弹了?

我说,我看见头发,我就想起他。

我说,我想起他,我就想,他这床被子没弹完。

我说,没弹完,我心里堵。

他说,堵了三十年?

我说,堵了三十年。

他说,那你今天弹完了,不堵了?

我说,不堵了。

他说,不堵了就好。

他喝了一杯,把杯子放下。

他说,我还有一句话。

我说,你说。

他说,我爹跪着那天,我在旁边。

他说,我恨他,恨了三十年。

他说,我恨完了,我想,他跪着的时候,心里想的是我娘。

他说,他跪着看棉絮,是看棉絮还是看别的。

我说,看棉絮。

我说,棉絮里有棉,棉是他媳妇弹过的。

他说,那他是看着我娘。

我说,是。

他把酒喝完。

他说,那我这三十年,恨错人了。

我说,没恨错。

他说,啥意思。

我说,你恨的是他不说话。

他说,对。

我说,他不说话,是他不会说。

我说,他一辈子就会说三句,凑合,行,别怕。

他说,就三句?

我说,我听过四句。

他说,第四句是啥。

我说,是那天他跟我说,兰,我把你这床被子拆了。

他不说话了。

他拿起酒瓶,倒了半杯,一口喝完。

他说,陈立国,你把这句记住。

我说,我记住了。

他说,记住就行。

那天他走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他走路有点晃。

他走到街口,回头喊了一句。

他说,陈立国,明年腊月,你到我家来,我给你弹一床。

我说,你弹?

他说,我弹。

他说,我把你那套学会了。

我说,你只学了网线。

他说,我学了网线就够了。

他说,剩下的我慢慢学。

他说完就走了。

我媳妇叫吴桂芝。

她比我小两岁,今年六十。

她在县城带孙子,一个月回来两趟。

拆铺子那天她没来,她说她看不了推房子。

我晚上回去,她在灶上做饭。

她说,推了?

我说,推了。

她说,你没哭?

我说,没哭。

她说,那你咋这样。

我说,哪样。

她说,脸白。

我说,累了。

她给我倒了一碗汤。

她说,你师父那床被子呢。

我说,给建军了。

她说,他盖?

我说,他盖。

她说,他盖着,那就是他爹的孙子盖。

我说,是。

她坐在我对面。

她说,我问你个事。

我说,你说。

她说,你当年给我弹的那床被子,还在不在。

我说,哪床。

她说,一九九〇年,你弹的那床。

她说,红的被面,你弹的。

我说,早烂了。

她说,我知道烂了。

她说,我说的是你还记不记得。

我说,记得。

我说,我弹了四遍。

她说,为啥四遍。

我说,嫁妆被子四遍。

她说,你师父说的?

我说,我师父说的。

她说,他还说了啥。

我说,他说,嫁人的被子弹透了,日子才松。

她笑了。

她说,那日子松了吗。

我说,松了。

她说,你这人。

她说,我嫁你三十六年,你就弹过那一次。

我说,就一次。

她说,那一次你弹了两天。

她说,我在屋里坐着,听你弹。

她说,嘭嘭嘭,我听了一下午。

她说,我听着,我心里踏实。

我说,为啥踏实。

她说,我听着那个声,我知道有人在干活。

她说,我娘说过,男人干活的声音,是女人的定心丸。

我说,那你后来没定心丸了。

她说,后来你上班了,有工资,也行。

她说,可工资没有声。

她说,我在粮站门口等你下班,我看见你出来,我才定心。

我说,那你现在呢。

她说,现在我看你弹。

她说,我在县城,你打电话说你在弹花。

她说,我在电话里听了一下。

我说,你听见了?

她说,听见了,嘭的一声。

她说,那一声,我眼泪下来了。

我说,你哭啥。

她说,不知道。

她说,我就在孙子旁边坐着,眼泪下来了。

她说,我孙子问我,奶奶你咋了。

她说,我说,我想你爷爷了。

我说,我在家。

她说,我知道你在家。

她说,我想的是年轻时候的你。

她说,你那时候穿一件蓝褂子,弹花的时候不说话。

她说,你弹完了洗手,手上的棉絮洗不掉。

她说,你吃饭的时候,饭碗边上有一圈棉絮。

她说,我那时候觉得,这个人身上全是棉。

那天晚上我睡不着。

我起来,坐在院子里。

我拿出一小袋棉絮,倒在手里。

棉絮是灰的,细。

我想起我师父扫梁的时候,麻袋里的棉絮也是这样。

我把棉絮装回去。

我说,这就是三十六年的。

第二天我去文化站,站在台子前。

台子上是那床被子,蓝布面。

我把手放在被子上。

我说,师父,我媳妇说,她听见了。

我说,她说,那一声,她眼泪下来了。

我说,你这个弓,还能让人哭。

我三十年没弹,不全是因为没活。

一九九六年铺子关门,我一九九五年就去了粮站。

粮站在镇东,一天上八小时班,收粮、记账、看仓。

我上班那几年,隔一段去铺子开开门。

开门以后,我站在铺子里,看一眼弓。

我看一眼就走。

有一年冬天,我开开门,有个老太太进来。

她说,弹不弹。

我说,不弹了。

她说,为啥。

我说,铺子关了。

她说,关了你还开门。

我说,我看一看。

她说,看一看就开门,我还以为你弹。

我说,我不弹。

她说,那你把弓挂出来干啥。

我说,不是挂出来,它一直靠在那儿。

她说,那你为啥不弹。

我说,我手生了。

她说,手生化不了,弹一弹就回来。

我说,弹了没人要。

她说,我要。

她说,我这被子盖了十几年,我就要弹。

我看着她抱的被子,是被面褪色的那种。

我说,你放着,我晚上弹。

那天晚上我弹了。

我弹了一床,弹到夜里十一点。

弹的时候,我把声音压小了。

我怕街上听见。

弹完了,第二天她来取。

她说,好。

她说,你还说手生了。

我说,生了一半。

她说,那一半呢。

我说,那一半在心里。

她说,心里咋生。

我说,我怕。

她说,怕啥。

我说,怕弹完了,没人再来。

她不说话了。

她抱着被子出去,走到门口,回头说了一句。

她说,你弹一床,就是一床。

她说,你别管下一床。

那是我最后一次弹。

一九九七年以后我没再弹过。

铺子锁到二〇二六年。

现在我想,我那时候怕的,不是没人来。

我怕的是,我一弹,就知道这铺子完了。

我不弹,还能哄自己,说这铺子还在,就是没开门。

弹了,就是真完了。

所以我三十年不开弓。

我师父关门那天说,挂了就有人来。

他没挂。

他也没弹。

他跟我一样。

他一九九六年到一九九九年,三年没弹。

他躺在床上那两年,我问他,想不想弹。

他说,想。

我说,那我把弓拿来,你在床上敲两下。

他说,不敲。

我说,为啥。

他说,敲了弦响,棉不松。

他说,弦响棉不松,那是空响。

他说,空响比不响难受。

我那时候不懂。

今年我弹我师父那床被子,我懂了。

被子拆开,棉是硬的,散的,死的。

我把弦压进去,敲。

棉一动,就松了。

那一声不是空响。

那一声里有东西。

有棉,有手,有四十年的棉。

弹花这个活,说到底,是把死棉弹活。

棉是死的,压紧了,结块了,一弹,它松了,它又活了。

一床被子,弹三遍,能再盖十年。

我师父说,我们这行,不是做新东西。

他说,我们这行,是让旧东西再用十年。

我说,那不算手艺。

他说,那才是手艺。

他说,做新的谁都会。

他说,把旧的救回来,得有手。

我坐在文化站后院,想起这些话。

我想,我救回了一床被子。

就一床。

我师父救回了几万床。

他救了三十六年,一天三床,一年一千床,三十六年三万六千床。

三万六千床被子,盖在三万六千个人身上。

那些人里,有的人死了。

有的人还活着。

活着的,盖着踏花被。

我把这个数算了一遍。

算完了,我坐在那儿,觉得有点晕。

我说,师父,你救了三万六千床。

我说,我一床。

我说,我这一床,够不够。

铺子里没人答。

可我听见后院的门响了一下。

那门是旧木门,风一吹就响。

我坐着,没动。

我想,够了。

一床也是一床。

那天下午,我把算的数写在纸上。

三万六千。

我写完了,把纸折起来,放在台子上。

钱干事看见了。

他问,这是啥。

我说,我师父弹的被子数。

他说,三万六千床?

我说,约数。

他说,这数写在牌子上?

我说,写上。

他说,写三万六千床,人家不信。

我说,不信也对。

我说,他自己都没算过。

他说,那你咋算出来的。

我说,一天三床,一年三百六十天,三十六年。

他说,一年一千零八十床。

我说,减掉歇的日子,一年一千。

他说,那就是三万六千。

我说,对。

他拿笔,抄在纸上。

他说,我加在牌子后头。

他说,写一句,师傅黄守业,三十六年弹被子约三万六千床。

我说,别写约数,写个整的。

他说,写三万。

我说,三万。

那天他把牌子改了。

改完了,我来一看。

牌子上最后一行写着:黄守业一生弹花三十六年,为镇上人家弹被子三万床。

我站在牌子前,看着这一行。

我说,师父,三万。

我说,够不够。

牌子不说话。

我伸手,把牌子上的一点灰擦了。

今年腊月,文化站又开了一次门。

开门那天,来了九个人。

有四个是镇上的人,来看热闹。

有三个是县里来的,拍了照片。

有一个是报社的,问了我十几个问题。

还有一个是个男孩,十六岁。

男孩是跟他爹来的。

他爹站在门口,没进来。

男孩进来看弓,看了半个钟头。

他说,爷爷,这个怎么弹。

我说,先学撕棉。

他说,我今天就想弹。

我说,不行。

他说,为啥。

我说,你手还没摸过棉,弹了也是瞎弹。

他说,那我摸。

我给他一把旧棉。

他撕了一把,撕断了。

我说,顺着筋。

他说,啥筋。

我说,你摸,棉里有一条一条的线。

他摸了半天。

他说,摸着了。

他撕了一把,没断。

他说,我爷说,棉里有筋。

我说,你爷弹过花?

他说,我爷在河西张庄弹过花。

我说,河西张庄。

他说,对。

我说,你爷叫啥。

他说,姓张,叫张守田。

我说,多大年纪。

他说,八十九,去年没了。

我说,他啥时候弹的花。

他说,年轻时候弹,后来不弹了。

他说,我爷的屋里有一把弓,挂在墙上。

他说,我小时候问他,这是啥。

他说,他说,这是吃饭的家伙。

他说,我问他,你会弹吗。

他说,他说,会,可没人要了。

他说,我爷死的时候,那把弓放在他床边。

我说,你爷的弓还在?

他说,在,在我家柴房里。

我说,你回去把它拿来。

他说,拿来做啥。

我说,给我看看。

他说,能弹吗。

我说,能弹。

他说,那我明天拿来。

第二天他拿来了。

弓是槐木的,比我师父的短一寸。

弦是棉绳的,不是牛皮的。

弓背上刻了一个字,刻的是"张"。

我摸着那个字。

我问,你爷张守田,张庄哪一户。

他说,村东第二家。

我说,他媳妇叫啥。

他说,我奶姓李。

我说,他有没有提过一个叫张兰的。

他说,张兰?

他说,我爷说过。

他说,张兰是他堂姐。

他说,嫁到镇上了,嫁给一个弹花的。

我把弓放在台子上。

我在台子边上坐了一会儿。

我说,你爷的弓,我认得。

他说,你认得?

我说,我师父说过,张庄有个弹花的,姓张。

我说,他跟我师父是同门。

我说,他师父是孙德海。

他说,孙德海?

我说,你爷没提过?

他说,我爷不提这些,他就说弹花。

我说,那你回去问问你奶。

他说,我奶去年也走了。

我说,那你问你爹。

他说,我爹不知道。

我说,那你现在知道了。

他说,我知道啥。

我说,你知道,你这把弓,跟你爷的堂妹,都在一条线上。

他站在那儿,看着我,不懂。

我说,你回去拿棉,明天来学。

他说,明天?

我说,明天。

他说,学多久。

我说,学到你能弹一床。

他说,弹成了呢。

我说,弹成了,我教你弹第二床。

他说,第二床弹完了呢。

我说,那你就有饭吃。

临走的时候,他把弓抱走了。

我送他到门口。

他说,爷爷,我姓张,叫张小满。

我说,张小满。

我说,你有个姐姐叫周小满?

他说,周小满是我表姐。

我说,你表姐在我这儿学了一个冬天。

他说,我知道,是她让我来的。

他说,她说这儿有一个老头,能弹响。

他说完,抱着弓走了。

我站在文化站门口,看着他下楼。

他下到一半,停了一下。

他回头。

他说,爷爷,我表姐说,你那一声嘭,能把人心里的慌压住。

我说,压不住,那一声只能压住棉。

他说,那也行。

他走了。

我回到展室,站在台子前。

台子上是一个被子,蓝布面,白布里。

我摸了摸。

我说,师父,有人来了。

窗外有风,吹着展室的窗框。

窗框响了一下,很轻。

我听着,站着,没动。

我想,这个铺子拆了,可弓还在。

弓挂在墙上,不上锁。

谁想弹,摘下来就弹。

我说,师父,这算不算,你还在弹。

没人答。

只是窗外又响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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