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师父姓黄,叫黄守业,镇上人都叫他老黄。
老黄开弹花铺,开了三十六年。
铺子在十字街南头,一间半,门口挂一块蓝布帘子。
帘子是他的记号,全街只有他挂蓝布。
弹花的家伙有三样:弓、槌、磨盘。
弓是木头做的,一丈长,弯的,弓背上有一道弦。
弦是牛皮绳,绷得紧。
槌是木头槌,圆头,重三斤。
磨盘是圆的,青石的,跟脸盆一样大。
弹花的时候,把弓插在腰后的竹杆上,弓弦压进棉花里,用槌敲弦。
敲一下,弦一颤,"嘭"一声。
弦颤得越快,棉花越松。
我师父敲的时候,声音有节奏。
嘭,嘭,嘭,停一下,再嘭嘭嘭。
他说,弹花要跟人喘气一个节拍。
他说,人喘气是两短一长,弹花也是。
我学他的节拍,学了三年。
铺子里一天弹三床被子。
一床被子要弹三遍。
第一遍粗弹,把棉花抖开,把疙瘩打散。
第二遍细弹,把棉花弹成一团云。
第三遍锁花,用弓弦把边缘锁住,不让棉往外跑。
一床被子二十斤棉,弹完了十七斤,三斤飞了。
飞了的棉絮落在梁上、墙上、窗框上。
一年下来,梁上的棉絮有一指厚。
每年腊月我师父扫一次,扫下来的东西装两个麻袋。
他说,那是别人的年。
我问他啥意思。
他说,弹过的被子都是人家的年,飞出来的算是留下的。
我十四岁进铺子。
我爹死得早,我娘带着我,把我送到铺子里当学徒。
我师父看了看我,说,手伸出来。
我把手伸出去。
他把我的手翻过来看掌。
他说,手不大,留着吧。
我就留下了,睡在铺子后头的小屋。
小屋的墙上贴着一张年画,是胖娃娃抱鱼。
年画贴了十几年,褪成白的。
我睡的床是一张旧床板,铺一床棉被。
那床棉被是我师父自己弹的,蓝布面,白布里。
被子厚,冬天盖着闷出汗。
他说,被子要厚,厚了才压得住风。
弹花铺的客人大都是镇上的女人。
她们抱着旧被子来,被子用床单裹着,夹在腋下。
被子往柜台上一放,说,老黄,弹一弹。
我师父把被子抖开,看看棉,摸摸厚。
他说,能弹两床。
她们说,一床。
他说,一床就一床。
谈好了价钱,她们就走,说过几天来拿。
弹一床八块,弹两床十五。
弹完的被子叠成方块,用绳子捆着。
我师父把捆好的被子摞在墙边,一摞能摞七八床。
客人来取,一眼就找着自己的。
有的人家被子旧,拆开棉都黑了。
我师父说,这棉不行了,掺新的。
客人说,掺多少。
他说,掺三斤。
客人说,三斤贵。
他说,两斤半。
那时候棉花是紧俏物,一斤一块二。
掺棉要加钱,很多人舍不得。
舍不得的,他就弹旧棉。
旧棉弹出来是灰的,硬,压不暖。
他说,这被子再盖两年就该扔了。
客人说,两年够了。
弹完的棉花要铺。
铺在一块门板上,门板架在两条凳上。
门板是我师父用旧门改的,上面画着尺寸,用粉笔画了十几年,擦了重画。
一床被子三尺宽,五尺半长。
棉花铺开,先铺一层,用手推平。
推的时候要从中间往四边推,推匀。
推完,从柜子里拿线。
线是彩线,红的、绿的、黄的,一束一束拴在钉子上。
我师父抽一根红线,横着拉。
拉一根,一尺一寸宽。
他用手掌把线按进棉里,按到线看不见。
然后再拉,一行一行,拉二十行。
横的拉完,竖的拉。
竖的拉三十行。
这叫网线。
网线是让棉不散。
网完了,再铺一层薄棉,盖在线上面。
盖完了,用磨盘压。
磨盘是青石的,重三十斤。
压的时候两个手扶着,转着压。
压一圈,挪一寸。
压一床要压四十圈。
压完了,被子是平的,硬的,像一块板。
最后是锁边。
锁边是把四边的棉往里收,收到布里。
收的时候用弓弦,弦压在边上,手往下压,棉就进去了。
锁完了,把布套上,用针缝。
缝的时候针脚一寸一个,缝三面,留一面装棉。
装完了,缝口,缝成一条线。
一床被子,从拆到装,三个钟头。
我师父一天弹三床,一天九个钟头。
他的手大,指头粗,可抓棉很准。
他抓一把棉,掂一掂,知道几两。
他说,棉有分量,抓起来手心里沉。
我学三年,才学到他一半。
第一年学抖棉。
抖棉是把旧被子拆开,把棉一块块撕,撕成一团一团的。
撕的时候不能使劲,一使劲棉就断。
断了的棉弹不松。
我第一年撕了一百多床被子。
撕完了手上一层灰,洗三遍也洗不掉。
第二年学敲弓。
敲弓不容易,弦要压进棉里,又不能压太深。
压深了棉花弹死,压浅了弹不动。
我敲了半年,棉都被我敲烂了三床。
我师父站在旁边看,不说话。
敲到第七个月,他说,行。
第三年学铺棉和网线。
网线最难。
线要横平竖直,间距一样,按进去深浅一样。
我第一床网线,歪了。
我师父把线全抽出来,让我重网。
我网了四回,第四回他说,凑合。
他说,凑合就交货。
他说,人家看不出来。
我说,能看出来。
他说,看不出来,被子盖在身上,谁看网线。
那床被子是给镇东的李家弹的。
李家的人来取,摸了摸,说,弹得好。
我站在旁边,脸有点热。
我师父没吭声。
晚上他跟我说,别人说好,你自己知道歪。
我说,我知道。
他说,那就行了。
他说,手艺人,自己知道比啥都强。
我师父有一句话,我一直记着。
他说,被子是压人的。
我第一次听,不明白。
他说,被子压在人身上,压一晚上,人就松了。
他说,弹花的人,要想着压在人身上的重量。
他说,被子轻了,人不暖;被子重了,人累。
他说,二十斤是三口之家的一床。
他说,十斤是一个人盖的。
他说,这是老辈的算法。
我后来才知道,这是他师父教他的。
一九八几年,铺子最好的时候,一天弹五床。
腊月最忙,从初一到三十,天天满。
那时候新娘子出嫁,要四床被子。
四床被子,两床新棉,两床旧棉翻新。
新棉的被子被面是缎子的,红、绿、粉,闪光。
旧棉翻新的被面是蓝布的,土气,可盖得住。
新娘子把被子抱来,脸是红的。
我师父接过来,抖开,看了一眼,说,好被子。
他说,两床弹四遍。
新娘子说,为啥四遍。
他说,嫁人的被子要弹四遍,弹透了,日子才松。
新娘子笑了。
我师父对每一床嫁妆被子都说这句话。
我问他,为啥要这么说。
他说,人家高兴。
他说,被子是嫁妆,嫁妆要有个说法。
他说,说法是给活人听的。
一九八七年,镇上一年有六十多对结婚。
六十多对,就是二百四十多床被子。
那年我们弹了一冬天。
弹到腊月二十九,我手都抬不起来。
我师父说,歇。
我说,还有三床。
他说,那三床是明年的。
一九八九年,镇上开始卖踏花被。
踏花被是化纤的,轻,软,不用弹。
一床十二块,比弹一床新被子便宜。
来铺子的人少了。
头一年少了三成,第二年少一半。
到一九九三年,一个月只弹三四床。
我师父坐在门口,看着街口。
他说,人不弹被子了。
我说,还有人来。
他说,来的人都是老人。
他说,年轻人盖踏花被。
一九九五年,铺子只开半天。
上午开门,下午关门。
我那时候已经去粮站上班,上午来帮半天。
我师父说,你不用来。
我说,我来。
他说,来了也没活。
我说,我坐着。
他说,坐着干啥。
我说,陪你说说话。
他不说话了。
那年冬天,有一回来个老太太,抱一床被子。
被子很旧,补了七八处。
她说,老黄,弹一弹。
我师父接过来,看了看。
他说,这棉不行了。
她说,我知道。
他说,弹了也盖不暖。
她说,我知道。
他说,那你为啥弹。
她说,这被子是我男人的,他死了三年。
她说,我盖着,就当还跟他一床。
我师父把被子放在门板上。
他说,明天来取。
老太太走了以后,我师父拆开被子。
他把棉花一层层撕开,撕到最里头。
里头有一块红布。
红布是斜的,巴掌大,缝在棉里。
我师父把红布拆下来,对着光看。
他说,这是头巾。
我说,啥头巾。
他说,女人结婚戴的红头巾,缝在被里头,是老规矩。
我说,为啥缝在被里。
他说,压着,日子才红。
他说,我小时候见过,我娘被子里也有。
他把红布折好,放在柜台上。
第二天老太太来取被子。
我师父把被子递给她,把红布也递给她。
他说,这是你被子里拆出来的。
老太太接过红布,站在柜台前。
她说,这是我结婚的头巾。
她说,我找了三十年。
她说,我以为丢了。
她哭了。
那天我师父一句话不说,坐在门口抽烟。
他抽了三根。
第三根抽完,他说,关门吧。
我说,为啥。
他说,我不该拆人家的东西。
一九九六年春天,铺子关门。
关门那天是三月十六。
我师父把弓从竹杆上取下来,靠在墙上。
他把槌放在弓旁边。
他把磨盘搬到墙角,用麻布盖着。
他把门板上的粉笔尺寸擦了三遍,擦不干净。
最后一遍他用湿布擦,擦完门板上还有一道白。
他说,留着吧。
他把门口那块蓝布帘子摘下来,叠好,放在柜子里。
帘子挂了三十六年,布已经薄了,水一洗就烂。
我说,帘子挂回去。
他说,不挂了。
我说,为啥。
他说,挂了就有人来。
那天下午他把铺子扫了一遍。
扫了半个钟头,扫出来的棉絮装了一麻袋。
他把麻袋的口扎紧,放在门口。
他说,这是三十六年的。
我说,扔了?
他说,扔。
我说,能不能留着。
他说,留着干啥。
我说,我看一看。
他说,看吧。
我把麻袋解开,抓了一把棉絮。
棉絮是灰的,细,一捏就没了。
我把它装进一个小布袋,揣在兜里。
我师父看见了。
他说,你留这个干啥。
我说,不知道。
他说,不知道就别留。
我说,留着。
他笑了笑。
他说,你这孩子。
关门以后,铺子锁起来了。
锁是铁的,钥匙给了我一把。
我师父说,你隔一段来开开门,看看漏不漏。
我说,好。
他说,缸里的水倒了。
我说,缸里没水。
他说,那个磨盘底下压着东西。
我说,啥东西。
他说,你去看看。
我没去。
我心里有点怕。
一九九六年夏天我去了。
磨盘压在墙角,我把磨盘挪开。
底下有一块砖,砖上有一块布。
布是红布,巴掌大,斜的。
我拿着布,站了一会儿。
我把布放回去,把砖放回去,把磨盘压回去。
我没跟师父说。
一九九八年,师父病了。
是肝上的病,查出的时候晚了。
他在医院住了两个月,回来在家躺着。
我去看他,他躺着,眼睛还睁着。
他说,铺子锁好没。
我说,锁好了。
他说,磨盘底下。
我说,我没动。
他说,你动了。
我说,我没动。
他说,你动了,你把它放回去了。
我不说话。
他说,你看见了。
我说,看见了。
他说,那是我媳妇的。
我说,师母的。
他说,一九五几年缝的,她出嫁那年。
他说,一九六二年她死,那年冬天我把她被子拆了。
他说,拆到最里头,一块红布。
他说,我没给她放回去。
他说,我剪了。
我说,为啥剪。
他说,我想留着。
他说,留了三十多年。
他喘了一口气。
他说,那块布不该压在磨盘底下。
我说,压着好。
他说,为啥。
我说,压着就有人记得。
他说,谁记得。
我说,我记得。
一九九九年春天,我师父死了。
死在三月十六,正是关门那天整三年。
他死的时候七十一。
我师父的后事是我办的。
他家里只有一个人,一个儿子,叫黄建军。
黄建军一九五八年生的,比我大六岁,早年在县城的机械厂当工人。
他跟他爹不来往,几十年。
为什么不来往,我不知道。
我师父从来不提。
我只知道黄建军结婚的时候,他爹没去。
我师父死的那天,我给黄建军打了电话。
电话是他厂里接的,说他已经内退回家了。
我又打到他家。
他接了,我说,你爹没了。
他半天没说话。
他说,啥时候。
我说,今天早上。
他说,我明天来。
第二天他来了,穿一件黑棉袄。
他在我师父的床前站了很久。
他说,他瘦成这样。
我说,病了半年。
他说,他不告诉我。
我说,他不让人告诉。
他说,为啥。
我说,不知道。
他说,他这个人。
丧事办完了,他在铺子里坐了半天。
他看了看弓,看了看槌,看了看磨盘。
他说,这三样我带走。
我说,带走干啥。
他说,我爹的东西。
我说,我留着。
他说,你留着干啥。
我说,我有用。
他说,你又不是他儿子。
我说,我不是他儿子,我是他徒弟。
他看了我一眼。
他说,徒弟。
他说,行,你留着。
他走的时候,我问了一句。
我说,你跟你爹为啥不来往。
他站在门口,没回头。
他说,一九七几年,他在铺子里挂了一张画。
我说,啥画。
他说,一张领袖像。
我说,挂画咋了。
他说,挂反了。
我说,挂反了?
他说,画是从旧货摊上买的,背面朝外。
他说,人家来查,说他故意的。
我说,那他不是故意的。
他说,不是,可他不敢说。
他说,他认了。
我说,认了会咋样。
他说,挨了斗,跪了一天。
他说,我在旁边看着。
我说,你那时候十几岁。
他说,十四。
他说,我看着他跪,我心里恨。
我说,恨他?
他说,恨他不敢说话。
他说,他要说了,就没事。
我说,说了更麻烦。
他说,我那时候不懂。
他说,后来我懂,可就晚了。
他说,我结婚他没来,是我没请他。
我说,为啥不请。
他说,我心里那道坎没过去。
他说,三十年,我一次没来看他。
他说完,走了。
铺子的钥匙我留了两把。
一把挂在我家墙上,一把放在铺子的门框上头。
二〇二六年,镇上做老街区改造。
十字街南头这一片要拆。
通知贴在街口,我看见了。
我去铺子开了门。
门一推,灰落下来。
铺子空了三十年了,里头还跟关门那天一样。
弓靠在墙上,槌在弓旁边,磨盘在墙角盖着麻布。
门板架在两条凳上,粉笔尺寸还在。
墙上的架子还挂着彩线,红绿黄,都褪了。
梁上有一层厚棉絮,三十年了,颜色黄了。
我拿竹杆捅了一下,棉絮掉下来,像雪。
我站在铺子中间,闻了闻。
有一股味道,是棉花的味道,霉的,甜的。
我在铺子里待了一下午。
天黑的时候,我把弓取下来。
弓弦松了,一拨,声音闷。
我拿槌敲了一下,没有"嘭"声,只有"扑"。
我把弓靠在肩上,走出铺子。
走到门口,我回头看。
铺子里黑,只有门外的路灯照进来一块。
那一块光照着门板。
门板上那道白,还在。
铺子的柜子在里间,一个双门柜,柜门上有两个铜环。
柜子里有几样东西:一摞被面,一包棉花,一卷彩线,还有一床被子。
被子叠成方块,放在最上头。
被面是蓝布的,布里是白的,洗得发灰。
我认得这床被子。
这是我师父自己的被子,他盖了三十年。
我在铺子里住的那几年,他盖的就是这床。
冬天他盖这床,我盖另一床。
他的被子比我的厚,我盖的那床是他弹坏的。
他说,坏的给我盖,好的自己盖。
我说,为啥。
他说,弹坏的也能盖,就是有点硬。
我把被子抱出来,放在门板上。
被子压手,比一般的重。
我拆开被里。
棉花露出来,灰白,硬,一块一块。
我一层层撕。
撕到中间,手指碰到一个硬东西。
不是棉。
我把棉拨开。
里面裹着一束东西。
黑的,细的,一束。
我用两个手捧出来。
是头发。
黑头发,一握粗,用一根红线扎着。
红线打了三个结。
头发的梢有点卷,发根那头齐。
我把头发放在手掌上。
头发轻,几乎没有重量。
我坐在凳子上,捧着这束头发。
我想起一件事。
我师父弹花的时候,有一个规矩,我一直不明白。
他说,被子要有三样:棉、线、头发。
我说,头发?
他说,一床被子,要有一根头发在里头。
我说,为啥。
他说,头发是人的。
他说,被子盖人,被子里有人的头发,才算贴身。
我说,那放谁的头发。
他说,放盖被子的人的。
他说,你弹被子,问客人要一根头发。
我问他,你弹了这么多年,都问过?
他说,问过。
我说,人家给?
他说,给,给一根。
我说,我没见你要过。
他说,我要过,你没看见。
我后来弹被子,也学着要。
有的人给,有的人笑,说这老规矩。
有的人不给,说头发脏。
不给的我也弹,就是被子里没有头发。
这束头发不是一根。
一握。
我捧着它,想起师母。
师母我没见过。
我进铺子的时候,她已经死了十几年。
我师父提过她一次。
那天他弹完一床被子,坐在门口抽烟。
他说,我媳妇叫张兰。
他说,她死的时候三十四。
他说,肺上的病,咳了两年。
他说,她咳的时候,我在铺子里弹被子。
他说,弹花的声音大,我听不见她咳。
他说,有一天我停下来,听见了。
他说,那天我把弓放下了。
他说完这句,就没再说。
那束头发上的红线,打了三个结。
我把结解开一个。
头发散了一点。
我又扎回去。
我不敢全解开。
我把头发放在柜台上,去翻柜子。
柜子里有一块布,白的,巴掌大。
布上绣了一个字。
绣的是"兰"。
字的针脚很密,是女人的手。
我把布拿起来,对着窗户的光。
布上还有几根头发,缠在线上。
我把布和头发放在一起。
我想,这是我师父收的。
他把她的头发剪了,用红线扎了,绣了名字。
然后塞进自己的被子里。
三十年,他每天盖着。
他从来没说过。
我在铺子里坐到天黑。
天黑了,我没开灯。
我坐在黑里,手里捧着那束头发。
外面有人走过,脚步响。
我想,这床被子,是他自己的。
他弹了一辈子被子,最后这一床,他没弹完。
被子里的棉,老的,硬的,散了。
他没弹。
他把头发塞进去,就塞进去了。
我站起来,开了灯。
灯一亮,铺子里全是棉絮的影子。
我说,师父,这床我给你弹。
第二天,我去县城找黄建军。
他六十八了,退休在家,住县机械厂的家属楼。
我去过他家一次,是二〇〇八年,他儿子结婚。
这次去,他开门的时候愣了一下。
他说,你咋来了。
我说,铺子要拆了。
他说,我知道,我看了通知。
我说,我在铺子里翻出一样东西。
他说,啥东西。
我说,你娘的头发。
他站在门口,没动。
他说,进来。
他家屋里干净,茶几上有一个暖瓶,两个茶杯。
他给我倒了一杯水。
他说,你说啥。
我说,你爹的被子里,裹着一束头发,用红线扎着,还有一块白布,绣着你娘的名字。
我把头发和布放在茶几上。
他看着。
他伸出手,又收回去。
他说,别放这儿。
他说,拿起来。
我把东西拿起来。
他说,我娘叫张兰。
他说,一九二八年生的,比我爹小一岁。
他说,她娘家在河西张庄。
他说,嫁过来的时候十九。
我说,你爹跟她怎么认的。
他说,我爹走村弹被子,走到张庄,弹她家的被子。
他说,弹完了,她娘留下吃饭。
他说,吃了三顿。
他说,第三顿吃完,她娘说,你看我闺女咋样。
他说,我爹说,好。
他说,她娘说,那就定了吧。
他说,就这么定的。
他说,我爹那时候二十三。
我说,你娘长啥样。
他说,我记不清了。
他说,我记得她的手。
他说,她的手白,细,冬天冻得红。
他说,她给我缝棉袄,针脚小。
他说,我穿着那棉袄,穿了三年。
他说,她死那年,我四岁。
他说,四岁的事,我记得不多。
他说,我记得她躺在床上,一直咳。
他说,咳的时候,用一块布捂着嘴。
他说,那块布是蓝的。
他说,她咳得厉害,那块布上全是红的。
他说,我爹不在家。
他说,他在铺子里,一天弹三床。
他说,他晚上回来,她就不咳了。
他说,他回来她就睡着。
他说,他以为她好了。
他说,后来有一天,她咳了一夜。
他说,第二天早上,她没起来。
他说,我爹从铺子里回来,站在床前。
他说,他没哭。
他说,他把她的手放回被子里,把被角掖好。
他说,他说了一句话。
我说,啥话。
他说,他说,兰,我把你这床被子拆了。
我说,拆被子干啥。
他说,我不知道。
他说,那天下午他就拆了。
他说,他把棉一层层撕,撕到最里头。
他说,他从她头上剪了一束头发。
他说,剪的时候手抖。
他说,他剪了三次才剪断。
他说,他把头发用红线扎起来。
他说,红线打了三个结。
我说,他为啥打三个结。
他说,我不知道。
我说,你知道你娘的头发是啥样的吗。
他说,黑的,到腰。
他说,她死的时候,头发还是黑的。
他说,我爹剪完了,把她的头发盘回去,用一块布包着。
他说,那块布是她的头巾,红的。
我说,红头巾。
他说,对。
我把那束头发放在茶几上。
我说,这束头发,跟你的记忆一样吗。
他看着,看了很久。
他说,一样。
他说,黑的,到这儿。
他用手在茶几上比了一下。
他说,我爹这个事,我一直不明白。
他说,我娘死了,他不哭,他拆被子。
他说,我那时候小,我怕。
他说,我以为他疯了。
我说,他没疯。
我说,弹花的人有个说法。
我说,被子是人的第二层皮。
我说,人死了,头发还在。
我说,头发在被子里,人就没走远。
我说,这是他师父教他的。
他说,他师父。
我说,你爹的师父,姓孙,叫孙德海。
我说,我在铺子里听他说过。
他说,孙德海。
他说,我爹提过一次。
他说,孙德海是民国时候的人,走村弹花,一条扁担两个筐。
他说,孙德海死在一九五几年,死在一个村的柴房里。
他说,死的时候身边没人。
他说,我爹去找他,找到的时候人都硬了。
他说,我爹把他背回来了。
他说,背了三十里。
他说,埋在后山。
他说,我爹给他弹了一床被子,盖在棺材上。
我说,那床被子是新的?
他说,新的,二十斤棉。
他说,我爹说,孙德海一辈子给人家弹被子,自己没盖过新的。
他说完,端起茶杯,喝了一口。
他说,你今天来,是要把这个给我?
我说,不是给你。
我说,我想把这床被子弹完。
他说,弹完。
我说,弹完。
他说,我爹弹了一辈子,他这床他自己没弹。
我说,他为啥不弹。
他说,我不知道。
他说,也许他不想弹。
我说,也许他弹不动了。
他说,也是。
他说,他一九九八躺下,就不行了。
他说,你弹得完吗。
我说,我弹得完。
他说,你多少年没弹了。
我说,三十年。
他说,那你手生了。
我说,手生了,心里没生。
他笑了笑。
他说,你这话跟我爹说的一样。
我说,哪句。
他说,心里没生。
他说,我爹说过,手生不要紧,心不能生。
他说,心一辈子不生。
我把茶喝完,站起来。
我说,我走了。
他说,等一等。
他进了里屋,拿出一个布包。
布包是蓝的,用线捆着。
他说,这是我娘的东西。
他说,我爹死以后,我收拾他的屋子,翻出来的。
他说,我一直没敢打开。
他把布包递给我。
他说,你打开。
我说,你打开。
他说,我手抖。
我解开线。
布包里是一块手绢,一块银元,一张纸。
手绢上有绣的花,一朵两朵,绣了一半。
银元是民国三年的,边磨圆了。
纸是对折的,展开,上面有字。
字是毛笔写的,竖排,一共三行。
第一行:兰,被子拆了,头发在里头。
第二行:我不埋你,你就睡着。
第三行:一九六二年冬月十七。
字歪,笔画抖。
我把纸递给黄建军。
他接过去,看。
看了很久。
他说,这字我认得。
他说,是他写的。
他说,他一辈子没写过几个字。
他说,他就会写自己的名字,还有弹花两个字。
他说,这几个字他练了几天。
我说,你怎么知道。
他说,纸边上有十张一样的,揉皱了。
他说,我翻过他的柜子,有一摞废纸。
他说,每一张上面都有这几个字,写着写着歪了。
他说,他把好的这张留下了。
他把纸放在膝盖上。
他说,我爹这个人。
他说,我恨了他三十年。
他说,我恨他不敢说话,恨他跪着。
他说,我恨他不来我婚礼。
他说,现在我知道,他跪着的时候,心里想的是这个人。
他说,他婚礼没来,是因为他怕我看见他。
我说,怕你看见他啥。
他说,怕我看见他老。
他说完,眼睛里有水。
他擦了擦。
他说,你要弹被子,我跟你去看看。
他说,哪天拆。
我说,通知上写月底。
他说,那还来得及。
他说,明天我去。
第二天早上,我在铺子门口等他。
他来了,穿一件旧夹克,手里拎一个塑料袋。
塑料袋里有两瓶水,两个烧饼。
他说,我给你带的。
我说,铺子后有灶。
他说,别费事。
我开门,他跟着进来。
他站在铺子中间,转了一圈。
他说,我小时候来过一次。
他说,就一次。
他说,我娘带我来的,我坐在门板上。
他说,我爹弹花,弓一响,我吓得哭。
他说,我娘抱着我,说,别怕,这是你爹的手艺。
他说,我哭了一下午。
他说,后来我爹给了我一块糖。
他说,糖是硬的,我含着,含着就不哭了。
他说,那是最后一次。
我说,最后一次来?
他说,最后一次见他们俩在一起。
他开始拆被子。
我说,你歇着。
他说,我拆。
他的手跟他爹一样,大,粗。
他拆得很慢,一层一层。
拆到中间,他停了一下。
他说,头发我拿着。
我说,好。
他把头发放在手里,坐着。
他说,我娘这头发,比我记的多。
我说,怎么多。
他说,我记得就一小把。
他说,这么一握。
他说,她是长头发,剪了这么多,头上还剩。
我说,你爹剪的不狠。
他说,他不狠。
那天上午我们把被子拆完。
棉是老的,硬,一抓一把渣。
我说,这棉得换。
他说,换。
我说,得二十斤新棉。
他说,我去买。
新棉不好买。
镇上的棉麻店十年前就关了,现在是超市。
我打电话问了三四家,没人卖散棉。
最后是县上一个做被子的铺子,姓吴,说他有。
第二天黄建军开车去拉。
拉了三十斤,花了四百八十块。
棉是新疆棉,压成包,一包十斤。
棉是白的,软,闻着有一点味,是晒过的味。
我把棉铺在门板上,抓了一把。
我掂了掂。
我说,这棉比我们那时候的棉轻。
黄建军说,轻了?
我说,轻,但棉花松。
我说,以前的棉压得实,一斤能顶一斤。
我说,现在的棉一斤顶不了一斤。
他说,那要多放。
我说,多放五斤。
他说,放多少。
我说,二十五斤。
他说,太重。
我说,重才压得住。
他说,还按老规矩?
我说,老规矩。
他说,我爹说二十斤。
我说,二十五斤。
我说,你娘的被子,要厚。
他说,厚。
他说,她有病,怕冷。
我说,那就对了。
我把棉撕开,摊在门板上。
撕的时候,我想起我第一年学抖棉。
我师父说,撕棉要顺着筋撕,别逆着。
他说,逆着撕,棉就断。
我撕了一上午,撕了十斤。
我的手三十年了没干这个。
撕到下午,手上起了两个泡。
黄建军看见了。
他说,歇歇。
我说,不歇。
他说,我给你撕。
我说,你不会。
他说,我爹教过我一点。
我说,那你撕。
他撕了两把,撕断了。
我说,顺着筋。
他说,啥筋。
我说,你摸,棉里有一条一条的线,那就是筋。
他摸了半天,说,摸着了。
他撕起来,撕得比我还细。
我说,你这手,跟你爹一个样。
他说,我这手在厂里搬了三十年铁。
我说,搬铁的手撕棉,行。
他笑了。
那天撕到天黑,撕完二十斤。
剩下的五斤第二天撕。
撕完,我坐在门口抽烟。
我三十年不抽了,那天抽了一根。
黄建军坐在旁边,也不说话。
过了一会儿,他说,我问你个事。
我说,你说。
他说,我爹死的时候,你在不在。
我说,在。
他说,他说了啥。
我说,他说,铺子锁好没。
他说,就这句?
我说,还有一句。
他说,啥。
我说,他说,磨盘底下压着东西。
他说,磨盘底下?
我说,一块砖底下,一块红布。
他说,红布?
我说,你娘的红头巾。
我说,他剪下来,压在磨盘底下,压了三十四年。
他低下头。
他说,他为啥压在那儿。
我说,不知道。
我说,我猜,他不想看见。
他说,不想看见,为啥不扔。
我说,扔了,就没了。
他说,那压着,不是更难受。
我说,难受。
我说,他是让自己难受。
他说,为啥。
我说,他觉得自己对不住你娘。
他说,为啥对不住。
我说,你娘咳的时候,他在弹花。
他说,那也不能算对不住。
我说,他算。
他说,他这个人。
那天夜里,我睡在铺子里。
我睡在原来那间小屋,床板还在。
黄建军回县里了。
我躺在床板上,看着墙上的年画。
年画早没了,墙上有一块白。
我睡不着。
我想起我十四岁那年,第一次睡这屋。
我师父给我铺了被子,说,夜里冷,被子裹紧。
我说,师父,弹花能弹一辈子吗。
他说,能。
我说,弹到老。
他说,弹到老。
我说,老了弹不动呢。
他说,弹不动就教。
我说,教谁。
他说,教你。
我那时候以为他是在开玩笑。
第二天早上,我起得很早。
我把弓拿出来,把弦解了。
弦是牛皮绳,三十年了,硬了,一折就断。
我折了一下,断了。
我说,得换。
黄建军说,哪儿买牛皮绳。
我说,老街上有一个皮匠,姓鲁。
他说,还在?
我说,不知道,去看看。
我们去了老街。
鲁皮匠还在,八十二了,坐在门口剥皮子。
我说,鲁师傅,我要一根牛皮绳。
他说,多长。
我说,一丈二。
他说,干啥用。
我说,弹花弓。
他抬起头。
他说,弹花弓。
他说,你是老黄的徒弟。
我说,是。
他说,老黄死了二十多年了。
我说,二十七年。
他说,我给他做过弦。
他说,做过三根。
他说,一根一九七几年,一根一九八几年,一根一九九几年。
他说,最后一根他没使几年。
他说,铺子就关了。
我说,那根断了。
他说,断了好。
他说,弓不响,弦就该断。
他进屋里,翻出一卷皮绳。
皮绳是黄的,厚。
他剪了一丈二,用刀削薄。
削完了,用手拉一拉,说,行。
我说,多少钱。
他说,不要钱。
我说,得给。
他说,你师父那根弦的钱,我还没收。
我说,咋没收费。
他说,他给了一块布。
他说,一块蓝布,做帘子的。
他说,我拿了布,没要钱。
我说,那这块布的账,我替他给。
他说,不用。
他说,你弹完那床被子,告诉我一声。
我说,告诉你干啥。
他说,我想听一声。
他说,弓响了,我在这儿能听见。
弦换好了。
我把弓架在竹杆上,竹杆顶在腰后。
我把弦压进棉里。
槌拿起来。
我敲了一下。
没响。
弦压太深。
我把弦提了半寸。
再敲。
"扑"。
还是没响。
黄建军在旁边看着。
他说,不响。
我说,弦没绷紧。
他说,那咋办。
我说,再紧。
我把弦拉紧,拉到手抖。
再敲。
嗡的一声。
不是"嘭",是"嗡",低,长。
我师父的弓响是"嘭",短,脆。
我这声是"嗡"。
我说,弦太粗。
黄建军说,粗了不好?
我说,粗了沉。
我说,以前那根细。
他说,鲁皮匠只有粗的。
我说,粗的也能用,就是要调。
我调了半个钟头,声音从"嗡"变成"嘭"。
不脆,但像个样子。
我敲起来。
两短一长。
我三十年前学的节拍,手还记得。
敲的时候,我看着棉。
棉在弦下松,一团一团地松,像云。
第一遍粗弹,弹了两个钟头。
弹完,棉是松的,是活的。
我用手抓了一把,一松手,棉散开。
我说,行了。
黄建军说,这就行了?
我说,还有两遍。
他说,还得两遍?
我说,第一遍弹松,第二遍弹匀,第三遍锁边。
他说,我爹弹一床三个钟头,就是三遍?
我说,就是三遍。
他说,累不累。
我说,累。
他说,那你歇。
我说,不歇。
第二遍的时候,铺子门口来了人。
一个老太太,七十多岁,拎着一个布袋。
她站在门口看。
她说,这是弹花?
我说,是。
她说,还有人弹花?
我说,我弹。
她说,你是老黄的徒弟。
我说,是。
她说,我认得你,你在粮站上过班。
我说,是。
她说,我姓王,我住在东街。
她说,我家有一床被子,盖了二十年。
我说,拿来我看看。
她说,还能弹?
我说,能。
她说,多少钱。
我说,不要钱。
她说,不要钱?
我说,铺子要拆了,这是最后几天。
她说,那我明天抱来。
她走了以后,黄建军说,你为啥不要钱。
我说,我要钱干啥。
他说,你花了四百八十块买棉。
我说,那是我自己愿意。
他说,你这不是亏。
我说,亏。
他说,那你图啥。
我说,我图弓响。
他不说话了。
下午三点,第二遍弹完。
我把棉铺开,从中间往四边推。
推完,从柜子里抽线。
线在架子上挂了三十年,褪了色,还能用。
红的,绿的,黄的。
我抽红线,横着拉。
一行一行,二十行。
我用手掌把线按进棉里。
按的时候,我的手掌有点抖。
三十年没按了。
线按下去,看不见了。
我拉一行,看一下。
歪了一点。
我把线抽出来,重拉。
黄建军说,看不出来。
我说,看得出来。
他说,谁看。
我说,我看。
我把二十行横线拉完,用了两个钟头。
竖线三十行,拉得更慢。
拉到第十七行,天黑了。
我说,明天再拉。
黄建军说,我明天来。
那天夜里我又没睡好。
我起来,坐在铺子里,摸着那束头发。
头发用红线扎着,三个结。
我把三个结解开了一个,又扎回去。
我想,我师父剪头发的时候,手抖了三次。
我在心里问,师父,你这床被子,是为她弹,还是为你自己弹。
铺子里没人答。
外面有狗叫。
第二天,王老太太抱来了被子。
被子很旧,被面是花的,洗得看不出花。
她说,这被子是我男人的,他死了八年。
我说,弹。
她说,弹了,我盖。
我说,弹了,你盖。
她说,我男人盖了二十年。
我说,那弹完就是新的。
她说,新的我盖不住。
我说,盖得住。
她说,我试试。
我把被子拆开。
棉是黄的,硬,结块。
我说,这棉得掺。
她说,掺多少。
我说,掺五斤。
她说,贵不贵。
我说,不要钱。
她说,那我给你买棉。
我说,不用。
她说,那不行。
我说,你给一根头发。
她说,啥?
我说,弹花的老规矩,被子里要有一根盖被子人的头发。
她笑了。
她说,这规矩我知道,我娘那辈就有。
她从头上拔了一根,白的。
她递给我。
我接过来,缠在红线里。
我说,这就行了。
王老太太的被子,我弹了一个白天。
第三遍锁边的时候,黄建军在旁边看着。
他说,这个我看懂了。
我说,锁边不难,收边难。
他说,收边咋收。
我说,弦压着边,手往下推。
他说,推不动。
我说,推得动,得用腰劲。
他试了两把,把边推歪了。
我说,你推牛劲。
他说,我推铁推惯了。
我把他推歪的地方重新推。
推到第四遍才对。
他说,这活细。
我说,细活,粗手。
他说,我爹也是粗手。
我说,粗手干细活,干一辈子。
那天下午,王老太太的被子装完。
缝口的时候,我用她的针。
针是她带来的,插在袖子上。
她说,这针是我男人的烟袋上的。
我说,烟袋上有针?
她说,他抽烟,烟袋漏了,他自己缝,缝完了把针插兜里。
我说,那这针他用了多少年。
她说,二十多年。
我说,那这针缝过他的衣裳。
她说,缝过。
我把口缝完,把被子叠起来。
叠的时候,我摸到被子里的那根白头发。
我说,还在。
她说,啥在。
我说,你的头发。
她笑了。
她说,你这人。
我把被子递给她。
她抱着被子,站在门口。
她说,这被子是我男人的。
我说,现在是你的。
她说,我盖着他,他压着我。
我说,压着暖和。
她把被子抱走了。
她走到街口,回头说了一句。
她说,小黄,你师父的铺子,别拆。
我说,不是我要拆。
她说,你去说说。
我说,说不动。
她走了以后,我看见柜台上有一个纸包。
打开,十块钱。
三张两块,四张一块。
我把钱收起来,压在柜子的抽屉底下。
下午,我开始锁师母那床被子的边。
这床被子的棉是新棉掺旧棉。
旧的占了三分之一。
我把旧棉撕细,掺进新棉里。
掺的时候,我把她的头发放在一边。
锁边之前,我要装棉。
装棉是把棉装进布里。
布里是白棉布,被面是蓝布。
我把被面摊开,把布里铺上。
布里上还有旧针脚,我拆了。
拆的时候,我在布角上看见一个字。
用蓝线绣的,"兰"。
跟我那块白布上的字一样。
我想,这是她自己绣的。
她把名字绣在自己的布里。
我把棉铺上。
从边上往中间铺,铺一层。
铺到中间,我停下来。
我把那束头发拿起来。
我把头发放在棉中间。
放的时候,我把红线的三个结都解开了。
头发散成一片,像一张小的网。
我把那块白布盖在头发上。
白布上的"兰"字朝上。
我又拿了两把棉,盖在白布上。
盖完,我用手按了按。
按完,我看黄建军。
他站在门边,没进来。
他说,你放了?
我说,放了。
他说,放哪儿了。
我说,中间。
他说,我娘盖着这个字?
我说,盖着。
他说,那她认得。
我说,认得。
他进来,站在门板前,看了很久。
他说,我爹为啥把字朝上。
我说,字朝上,人才看得见。
他说,谁看得见。
我说,你娘看得见。
他没说话。
他开始帮我网线。
网线是我的活,他要学。
我说,你网,我给你把着。
他拉第一行,歪了。
我说,抽了重拉。
他抽了重拉。
拉到第十行,他说,我手稳了。
我说,稳了。
他说,这活比我搬铁费心。
我说,费心才叫手艺。
他说,我爹一辈子干这个,挣了几个钱?
我说,不多。
他说,不多他也干。
我说,干惯了。
他说,干惯了。
网到三十行,天又黑了。
我们把被子盖上一块布,压上磨盘。
压的时候,两个人抬。
磨盘三十斤,一个人能抬,黄建军抢着抬。
他说,我抬。
我说,小心腰。
他说,腰没事。
他把磨盘放到被子上,转着压。
转一圈,挪一寸。
压到第二十圈,他停下来。
他说,我爹压这个的时候,我娘在旁边看着?
我说,那时候你娘还在。
他说,那她看。
我说,她看。
他说,她心里啥感觉。
我说,我不知道。
他说,我知道。
他说,她心里想,这被子是给我的。
那天晚上,他在铺子里吃的饭。
我煮了两碗面,切了半棵白菜。
他吃着,说,这面咸了。
我说,我手抖。
他说,你也老了。
我说,我也老了。
他说,你多大。
我说,六十二。
他说,我六十八。
他说,你比我小六岁。
我说,你是师兄。
他说,我不是。
我说,你是他儿子。
他说,儿子不算师兄。
他说,徒弟才算。
他说,我这辈子,连个徒弟都不如。
压完被子,我锁边。
锁边是最后一道。
我拿弓,弦压在边上,手往下推。
推的时候,我把棉往里收。
一边收二寸。
收完一边,我换一口气。
四条边,收了半个钟头。
收到最后一边,我的腰不行了。
我蹲着收。
黄建军说,我扶着你。
我说,别扶,扶了手就歪。
他说,那你慢慢收。
我说,慢慢收。
收完最后一边,我坐在地上。
黄建军把被子翻了个面。
他说,这下是平的了。
我说,平了。
他说,跟新的一样。
我说,跟新的一样。
他说,我爹看见了,得说啥。
我说,他说,凑合。
他说,为啥是凑合。
我说,他一辈子就说凑合,最满意也说凑合。
他说,那我娘的被子是凑合?
我说,最好的。
我说,我师父说凑合的时候,眼睛是笑的。
他笑了。
他说,那我信。
被子装进被面。
被面是蓝布的,洗了三十年。
我把它套上,四角对好。
对的时候,我在一个角里摸到东西。
硬的,一小块。
我把角翻开。
里头有一块布,卷着,用线缝在角里。
我把线拆了。
布展开,手掌大。
是一块红布。
斜的,巴掌大。
跟磨盘底下那块一样。
我把布拿出来。
我说,建军,你看。
他走过来。
他说,红头巾。
我说,两半。
他说,他剪成两半。
我说,一半压磨盘底下,一半缝在被角里。
他说,为啥分两半。
我说,一半给她,一半给自己。
他说,那哪一半是给她的。
我说,角里这一半,是跟着被子的。
我说,被子盖在他身上,他盖着这一半。
他说,那磨盘底下那一半。
我说,那一半是给她的。
他说,压着,是我的?
我说,压着是压住,不让她走。
他站在那儿,手里拿着那块红布。
他说,他一辈子不说话,全干这个。
我说,手艺人不说。
他说,不说,就干。
我说,干出来就算说了。
我把红布放回角里。
我说,这一块,缝回去。
他说,缝回去。
我说,缝的时候,跟原来一样,卷着缝。
他拿了针。
他说,我来。
我说,你会?
他说,我缝过衣裳。
他缝的时候,针脚大,可整齐。
缝完,他把线咬断。
他说,行不行。
我说,行。
被子成了。
一床被子,三尺宽,五尺半长。
蓝布面,白布里。
压手,厚。
我把被子叠成方块。
叠的时候,我想起我师父叠被子的样子。
他叠被子,先对折,再对折,最后把四个角对好。
他对角的时候,手要拍两下。
我拍了两下。
黄建军说,你拍啥。
我说,拍角。
他说,为啥拍。
我说,拍了角才平。
他说,我爹也拍。
我说,我学的他的。
被子叠好,放在门板上。
屋里有两床被子,一床是王老太太的,已经拿走。
一床是这个。
我坐在被子旁边,拿着弓。
我说,建军,我敲一下。
他说,敲。
我把弦压进棉,那是被子的边。
我敲了一下。
嘭。
声音脆,短,穿出去。
铺子外面有一声回响。
黄建军站起来。
他说,响了。
我说,响了。
他说,我爹的弓。
我说,你爹的弓。
他说,这声音我在小时候听过。
他说,我娘抱着我,我哭,就是这个声。
他说,我当时怕。
他说,现在我不怕了。
他说,这声音好听。
那天晚上,鲁皮匠来了。
他八十二,拄着一根拐,一步一步走过来。
他站在门口。
他说,我听见了。
我说,您听见了。
他说,我在老街那头,听见一声。
他说,三十年了。
他说,我耳朵不好,可这一声我听见了。
他说,你师父的弦,我做的。
我说,您做的。
他说,我做的弦,响了。
他说,我这辈子做了多少弦,没听过一声。
他说,今天我听见了。
他站在门口,没进来。
他说,我不进去,我腿不行。
他说,你把弓拿出来给我看看。
我把弓拿出去。
他摸着弓背,摸到弦。
他说,绷得紧。
我说,紧。
他说,手重了。
我说,重了。
他说,重一点好,重一点棉才松。
他摸了摸,走了。
他走得很慢,拐在地上一下一下。
走到街口,他回头。
他说,小黄,弦要是断了,来找我。
拆铺子前三天,镇文化站来了人。
来的是个小伙子,姓钱,二十七八,戴眼镜。
他进铺子,看了看,说,这就是老黄的弹花铺?
我说,是。
他说,我们是文化站的,来做老手艺普查。
他说,我们想把这几样东西收走。
我说,哪几样。
他说,弓、槌、磨盘。
他说,还有那卷彩线。
他说,还有门口那块帘子。
我说,帘子早摘了。
他说,我们听说有一块蓝布帘子。
我说,在柜子里。
他说,那也得收。
我说,收去干啥。
他说,我们要做一个老手艺展室,放在镇文化站二楼。
他说,展柜玻璃的,配灯。
他说,弓挂在墙上,槌放在下面,磨盘摆在旁边。
他说,前面放一块牌子,写弹花技艺。
我说,写谁的名字。
他说,写黄守业。
我说,黄守业死了二十七年。
他说,我们知道,我们查了。
他说,我们还要写,传承人。
我说,传承人写谁。
他说,写你。
我说,我叫啥你知道?
他说,我们查了,你叫陈立国。
我说,我叫陈立国,可我不是传承人。
他说,你是他徒弟。
我说,我是他徒弟,我三十年没弹了。
他说,你昨天弹了。
我说,我弹了两床。
他说,那就够了。
他说,我们要拍视频,拍你弹。
我说,拍我弹啥。
他说,拍你弹这个动作,弓、槌、棉。
他说,拆之前拍。
我说,拍完了东西就搬走?
他说,搬走。
我说,那我给你。
他说,我们给补贴。
我说,多少。
他说,三千。
我说,三千买弓?
他说,三千是整个。
我说,这弓是我师父自己做的。
他说,我们知道,所以给三千。
我说,弓不卖。
他说,不是卖,是捐,我们给补贴。
我说,捐和卖一个意思。
他说,不一样,捐了我们挂牌,写你的名字。
我说,写我名字干啥。
他说,让后人知道。
我说,后人来看玻璃柜里的弓,谁会弹。
他说,那没办法,现在没人弹了。
我说,没人弹,弓就是死的。
他说,死的也是东西。
我说,死的不是东西,是弓。
他不说话了。
他在铺子里转了一圈。
他说,那被子呢。
我说,哪床被子。
他说,你刚弹的那床。
我说,那床不是展品。
他说,我们也可以收。
我说,不行。
他说,为啥。
我说,那床被子里有人的头发。
他说,头发?
我说,人的头发,不能给人看。
他说,那我们不要被子。
我说,弓也不要。
他站在门口,想了想。
他说,那我回去汇报。
他说,你能不能再让我们来一趟。
我说,来干啥。
他说,我来拍一段,拍你弹,行不行。
我说,行。
他说,那明天。
他走了以后,黄建军说,你怎么不给。
我说,不给。
他说,三千块钱。
我说,三千块钱,把我师父的弓挂在玻璃后头。
我说,挂着,谁都不能碰。
我说,碰一下都不行,还得买个湿度计。
他说,那就挂着。
我说,挂着不如烧了。
他说,烧了可惜。
我说,挂着也可惜。
他说,那你说咋办。
我说,弓得响。
我说,弓不响,就是一根木头。
他说,那谁能让它响。
我说,得有人学。
他说,谁学。
我说,我不知道。
那天下午,我把布帘子从柜子里拿出来。
帘子叠着,三十年。
我抖开。
蓝布,薄,边上磨破了。
我把它挂在门口。
挂的时候,我用两根竹杆撑着。
帘子一挂,铺子就像个铺子了。
我站在门口,看了看。
我说,师父,帘子给你挂上了。
黄建军在旁边站着。
他说,我小时候,就看着这块帘子。
他说,我在帘子外头,我娘在帘子里头。
他说,我娘抱着我,说,进去看看你爹。
他说,我不敢进。
他说,帘子后头有声音,嘭嘭嘭。
他说,我怕。
他说,我娘说,不怕,那是你爹。
他说,我还是不敢。
他说,我在帘子外头站了一下午。
他说,我爹出来,给了我一块糖。
他说,糖是硬的。
他说,我含着,含着就哭了。
他说,哭的时候,他蹲下来。
他说,他说,儿子,别怕。
他说,就这三个字。
他说,我记了一辈子。
他说,后头三十年,我没听过他说别的。
第二天上午,钱干事来了,带着一个拍视频的。
拍视频的是个姑娘,拿着一台相机,架在一个三脚架上。
他们说,拍我们弹。
我说,就我一个人弹。
我说,我六十二了,弹一床三个钟头。
他说,我们拍十分钟。
我说,十分钟不够。
他说,那拍二十分钟。
我说,二十分钟只能弹一个角。
他说,也行。
我把棉铺在门板上。
我把弓架上,敲起来。
嘭,嘭,嘭。
拍的时候,我不看相机。
我看着棉。
我敲了十几分钟,姑娘说,停一下。
她说,大爷,你能不能慢一点。
我说,弹花不能慢,慢了棉不松。
她说,我不是说要慢,我是说你敲的时候,能不能看一下镜头。
我说,看镜头干啥。
她说,观众要看你的脸。
我说,观众看我脸干啥。
她说,这是片子。
我说,这片子给谁看。
她说,给镇上的年轻人看。
我说,年轻人看我的脸,也学不会弹花。
她说,我们后面会加字幕。
我说,加字幕也学不会。
她说,那你说怎么拍。
我说,你拍棉,拍弦,拍我的手。
我说,别拍脸。
她说,为啥。
我说,脸不重要。
她说,那观众记不住你。
我说,记我干啥。
我说,记这个手艺。
她不说话了,回头看钱干事。
钱干事说,就按他说的拍。
她拍了四十分钟。
拍完,她说,大爷,你的手好看。
我说,我的手是干活的。
她说,干活的更好看。
她走的时候问我,大爷,有没有人学这个。
我说,没有。
她说,一个都没有?
我说,一个都没有。
她说,那你以后咋办。
我说,我也不办了。
她说,那这手艺就断了。
我说,断了三十年。
她说,三十年?
我说,我师父一九九六年关门,到今年三十年。
她说,三十年没人学?
我说,镇上没人弹花了。
她说,那你今天弹的这个。
我说,最后一床。
她站在门口,看着我。
她说,大爷,我能不能学。
我说,你学这个干啥。
她说,我拍片子,我看了四十分钟,我觉得这个手艺好。
我说,好是好,可学了挣不着钱。
她说,我不为挣钱。
我说,那为你啥。
她说,我觉得,一个人敲一个弓,敲三个钟头,一天弹三床,一辈子弹一万床。
她说,一万床被子盖在一万人身上。
她说,这个事有意思。
我说,你叫啥。
她说,我叫周小满。
我说,你手伸出来。
她把手伸出来。
我看了看。
手小,细,指甲剪得短。
我说,手不行,太软。
她说,软不能学?
我说,能学,学得慢。
她说,我不怕慢。
我说,你先来三天,看你手能不能吃苦。
她说,三天干啥。
我说,撕棉。
她说,好。
第三天,她真来了。
早上七点,她站在铺子门口。
她说,大爷,我来撕棉。
我说,进来。
那天下午,又来了一个客人。
是个女人,四十多岁,抱着一床被子。
被子用塑料布包着。
她说,大叔,还能弹吗。
我说,能。
她说,多少钱。
我说,不要钱。
她说,为啥不要钱。
她说,拆了就没人弹了?
我说,没人了。
她说,那我要弹。
她把被子打开。
被子是缎面的,红的,旧了。
她说,这是我娘的。
她说,我娘去年没了。
她说,这被子她盖了四十年。
她说,她死的时候,我给她盖在身上。
我说,那你为啥拆。
她说,我想弹一弹,留着。
我说,留着不盖?
她说,留着不盖。
我说,弹了就不能盖了?
她说,弹了我怕她冷。
我说,弹了更暖。
她说,那我弹。
我拆开被子。
棉是老棉,黄了,硬。
我说,这棉得掺。
她说,掺多少。
我说,掺五斤。
她说,掺。
我说,要一根头发。
她说,头发?
我说,被子里得有盖被子人的头发。
她说,那我娘的头发早没了。
我说,那就用你的。
她说,用我的干啥。
我说,你娘盖着你的头发,也算贴身。
她说,那我给一根。
她从头上拔了一根,黑的。
她说,我娘要是知道,得说我。
我说,说她啥。
她说,说你把自己的头发给一个死人。
我说,不是给死人,是给被子。
她说,被子里有头发,人就不走远。
我说,你也听过这说法。
她说,我娘说的。
她说,我娘临死的时候,让我把她的头发剪一把,塞进她的被子里。
她说,我没剪。
她说,我不敢。
我说,现在塞我的。
她说,现在塞你的。
我弹这床被子,从下午弹到晚上。
弹完了,压了一夜。
第二天早上,被子成了。
她说,这么快。
我说,三遍。
她说,三遍?
我说,一床被子三遍。
她说,我娘盖了四十年,这被子还是新的。
我说,弹了就新了。
她说,我拿回去,我放着。
我说,放哪儿。
她说,放柜子里。
我说,放柜子里她冷。
她说,那我盖上,我盖上她就不冷。
我说,你盖上。
她把被子抱走。
走到门口,她回头。
她说,大叔,你要是不拆就好了。
师母那床被子,叠好放在门板上,放了四天。
黄建军每天都来,来了就看看被子,摸摸被面。
他说,这蓝布,是我娘挑的。
我说,你认得?
他说,我认得。
他说,我娘挑布,挑颜色,挑了半天。
他说,她要蓝的,说蓝的耐脏。
他说,我爹说,结婚的被子哪能要蓝的,要红的。
他说,我娘说,红的招眼。
他说,我爹就依了她。
我说,那她的红头巾呢。
他说,头巾是红的。
他说,头巾是我爹买的。
他说,他买回来,她骂了一顿,说红得太亮。
他说,他不管,他就要这个红的。
他说,她骂完了,还是戴上了。
第四天下午,他说,我拿走吧。
我说,你拿走。
他说,我拿回去盖。
我说,你盖?
他说,我盖。
我说,这被子二十五斤。
他说,我六十八了,压得住。
我说,压着睡得沉。
他说,睡得沉好。
他说,我这些年睡不好。
他说,一晚上醒四五回。
我说,为啥醒。
他说,不知道,就是醒。
他说,躺着,睁着眼睛,想事。
我说,想啥。
他说,想我爹,想我娘,想我没来的那三十年。
他说,想着想着天就亮了。
我说,那这被子给你。
他把被子抱起来。
被子重,他抱的时候弯着腰。
他说,这被子压着我,我就不想了。
我说,压着不想?
他说,压着睡得实。
他抱着被子站在门口。
他说,我爹的坟在后山,我想把这被子给他一床。
我说,给他?
他说,他埋在土里,盖不着。
他说,我给他烧一床?
我说,被子烧了就没用了。
他说,那就不烧。
他说,我拿回去,我盖,盖完了我烧给他。
我说,你盖完了,这被子就旧了。
他说,旧的才好,旧的有我的味。
他说,他的被子有他的味,我的被子有我的味。
他说,两个人盖一床被子,才有意思。
我说,你这是跟他盖一床。
他说,对。
他走了。
他抱着被子,一步一步走到街口。
走到街口,他停下来,回身。
他说,陈立国。
我说,哎。
他说,我这辈子没叫过你一声。
我说,叫啥。
他说,我叫你一声师兄弟。
我说,行。
他说,师兄弟。
我说,师兄。
他笑了,笑得眼睛都挤起来。
他抱着被子拐过街角,看不见了。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在铺子里坐着。
弓靠在墙上,槌在旁边,磨盘盖着麻布。
被子的位置空了。
我在那个空位置上放了一把椅子。
我坐在椅子上,抽了一根烟。
我想,我师父这辈子,弹了不知道多少床被子。
他没算过。
我也没算过。
我只知道,我这三天弹了三床。
一床是王老太太的。
一床是那个女人的。
一床是我师父的。
三床里,最重的是我师父的。
不是因为二十五斤棉。
是因为那里头有一束头发,一块布,一个字。
我坐着,想起他的一句话。
他说,弹花的最高一层,是弹一床没人要的被子。
我问他,啥叫没人要的被子。
他说,就是弹给死人盖的。
我说,死人还能盖?
他说,能,死人入棺,被子上盖一层。
我说,那为啥是最高一层。
他说,给活人弹被子,为的是挣钱。
他说,给死人弹被子,为的是体面。
他说,体面不挣钱,可体面是手艺的脸。
他说,手艺人不能没脸。
他说,所以最后那一床,得弹得最实。
我坐在椅子上,把烟抽完了。
我说,师父,我这三天弹的,算体面不体面。
铺子里没人答。
可我听见外面有一声,很远,很轻。
像是有人敲了一下弦。
拆铺子前一天,钱干事又来了。
他说,我们商量了。
他说,你要是不愿意捐,我们就不硬要。
我说,你们不是要挂玻璃柜吗。
他说,玻璃柜照挂,但弓可以拿出来。
我说,拿出来给谁。
他说,拿出来给您弹。
他说,我们想,在展室里留一个位置,不封死。
他说,前面放一个台子,台子上有棉。
他说,您每年开放日来弹一次。
他说,弹完了把弓放回去。
我说,一年一次不够。
他说,那两次。
我说,两次也不够。
他说,大爷,我们一年就开两次门。
我想了想。
我说,我要加一条。
他说,您说。
我说,弓挂上去,得能摘。
他说,能摘。
我说,摘下来得能弹。
他说,能弹。
我说,不能上锁。
他说,不上锁,有人碰呢?
我说,碰了说明有人想学。
他说,碰坏了呢。
我说,坏了就坏了,弓是给人使的,不是供的。
他说,那你签字。
我说,签。
我签了一份东西。
纸上写:弓、槌、磨盘、彩线、蓝布帘子,由陈立国无偿提供展陈。
我说,我加一句。
他说,哪句。
我说,展陈期间,任何人可提出学弹花,由陈立国教,不收学费。
他看了看,说,这句得我领导同意。
第二天他打电话来。
他说,领导同意了。
他说,还加了一条。
我说,啥条。
他说,学的人,得年满十六,学满三个月。
我说,行。
签字那天,我在铺子里把弓擦了一遍。
弓背是榆木的,油光,摸上去滑。
我用布擦,擦了三遍。
擦到第三遍,布上有黑。
那是三十年的汗。
擦完,我把弓靠在墙上。
我说,师父,明天你走了。
弓靠在那儿,没声。
那天夜里,我把铺子扫了一遍。
扫出来的棉絮装了一个小袋。
我把小袋揣在兜里。
这袋子我留了三十年,里头也是棉絮。
我把两袋棉絮倒在一起,装进一个新袋。
我说,这是一辈子的。
拆的那天,早上六点,来了两台挖机。
挖机停在街口,司机坐在里头抽烟。
街坊来了十几个人,站在街两边看。
钱干事带人来搬东西。
先搬彩线,再搬磨盘,最后搬弓。
搬弓的时候,钱干事说,这个怎么拿。
我说,我拿。
我把弓扛在肩上。
弓一丈长,扛着像扛一根竹。
我把它放进他们的三轮车上。
弓放上去,车斗里空出一块。
我把槌放在弓旁边。
槌是木头的,圆头,三斤。
放上去的时候,槌在车斗里滚了一下。
我把它扶正了。
搬完了,钱干事说,帘子。
我说,帘子我自己摘。
我把帘子从竹杆上解下来。
解的时候,蓝布上有一层灰。
我抖了抖。
我说,这块布,我留着。
他说,说好了给。
我说,我说过给,可我得先挂一天。
他说,挂哪儿。
我说,挂我家窗户上。
他说,那也行。
我把帘子叠好,夹在腋下。
七点半,黄建军来了。
他手里拿着一个塑料袋,里头是两个包子。
他说,吃吗。
我说,吃。
我们坐在门槛上吃包子。
包子是猪肉的,热。
吃完,我把手在裤子上擦了擦。
他说,推了?
我说,推了。
挖机开过来,铲斗落地。
第一下,把门口的台阶铲了。
台阶是青石的,七块,三十年踩得溜光。
铲斗一碰,碎了。
第二下,铲在门框上。
门框是木头的,响了一声。
门框断的时候,我听见里头有东西落下来。
是梁上那层棉絮。
棉絮落下来,一团一团,落在铺子的地上。
挖机司机停了,探头看了看。
他说,这是啥。
我说,棉絮。
他说,哪来的。
我说,三十年飞上去的。
他说,这么厚。
我说,一年一层。
他把挖机退了一点,又铲。
第三下,墙倒了。
铺子里的东西都倒了。
门板架在凳上,倒下来。
柜子倒了,柜门开了,里头空。
我站在街对面,看着。
我没觉得难受。
我只是看见,铺子里的地上,一层棉絮在飞。
飞得很慢,一片一片,往街那边飘。
飘到街口,落在人的肩上。
有人拍了拍肩。
有人抬头看天。
我说,那是三十六年的。
黄建军站在我旁边。
他说,我爹在这屋里跪过一天。
他说,就在那块门板旁边。
他说,我看着他跪。
他说,他没抬头。
他说,他一直低着头,看地上的棉絮。
他说,现在棉絮又飞起来了。
他说,他跪着看的就是这个。
我说,看这个干啥。
他说,看这个,就不疼了。
挖机铲了半个钟头。
铺子没了。
地上是一堆土、碎砖、木头。
一个半间的房子,变成一堆。
我走过去,在土堆前站了一会儿。
土堆里有一块蓝布,是帘子的边角,我没注意,掉了一块。
我把它捡起来,揣在兜里。
展室开馆是十二月五号。
文化站在镇政府西边,二楼,一间屋子。
屋子不大,摆四个展柜。
一个柜里放弓,一个柜里放槌和磨盘,一个柜里放彩线,一个柜里放几床被面。
弓挂在墙上,没进柜。
墙上打了两颗钉子,弓架在钉子上,弦朝下。
下面放一张台子,台子上铺着一床我的被子。
牌子是亚克力的,白底黑字。
上头写:弹花技艺,传承人陈立国,师承黄守业。
下头写:一九六〇年至一九九六年,黄守业弹花铺在十字街南头营业三十六年。
我站在牌子前看。
看完了,我说,这上头少了一句。
钱干事说,少啥。
我说,少一句,被子是压人的。
他说,这句要写?
我说,写。
他说,那我加上。
他拿笔,在牌子下头写了一句小字。
那天的开馆仪式有二十来个人,镇上的干部,几个学校的老师。
有人讲话,说,我们镇的历史文化,要保护。
有人鼓掌。
讲完了,钱干事说,陈师傅,您弹一段。
我说,弹。
台子上有棉,是新棉,五斤。
我把弓从钉子上摘下来。
摘的时候,钉子上的漆掉了一点。
我把弓架在竹杆上。
竹杆是新买的,一根晾衣杆。
我把弦压进棉里,敲了一下。
嘭。
声音在屋里绕。
屋里的人都静了。
有一个人说,这啥声音。
有人说,像敲鼓。
有人说,不像鼓,像弹棉花。
我敲了二十分钟。
敲完了,我把弓挂回去。
挂回去的时候,手有点抖。
一个小学生举手。
他说,爷爷,这个能学吗。
我说,能。
他说,我学。
我说,你几岁。
他说,十一。
我说,十六才能学。
他说,那我等五年。
我说,等五年,你记得住吗。
他说,我记得住。
他说,我记着这个声音。
那天下午,周小满来了。
她说,大爷,我撕了三个月棉了。
我说,我知道。
她说,你啥时候教我敲弓。
我说,明天。
第二天,我们在文化站后院。
后院有一块空地,堆着几捆旧棉。
我说,你今天敲。
她说,我敲啥。
我说,你把弦压进棉,敲一下。
她敲了一下。
没响。
她说,咋不响。
我说,压深了。
她提了半寸,再敲。
嗡。
她说,响了。
我说,这不算响,这是嗡。
她说,那啥算响。
我说,嘭。
我说,嗡是弦在颤,嘭是弦在打棉。
她说,怎么打。
我说,你把弦压到棉里,压到棉里头一寸,再敲。
她试了七回。
第八回,嘭了一声。
她站在那儿,眼睛亮了。
她说,大爷,我响了。
我说,响了。
她说,这个声音,我记住了。
那天她敲了两个钟头。
敲完了,她的手抖。
她说,手麻。
我说,麻三天就好了。
她说,麻三个月才好。
我说,你咋知道。
她说,我撕棉撕了三个月,手麻了三个月。
我说,那你就学得会。
她学了一个冬天。
冬天冷,后院没暖气。
她戴着手套敲,敲一会儿摘了手套。
她说,戴手套敲不准。
我说,不准就摘。
她的手冻裂了,裂口一道一道。
她说,大爷,我娘说我疯了。
我说,你娘说得对。
她说,我娘说,一个月挣三千的人,去学弹花。
我说,你一个月挣多少。
她说,三千二。
我说,学弹花挣不着三千二。
她说,我不要三千二。
我说,你要啥。
她说,我要听那一声。
她说,我拍片子,拍了四十多分钟,回家听了四十多分钟。
她说,我听见那一声嘭,我心里就静了。
她说,我这些年心里没静过。
我说,为啥不静。
她说,我也不知道。
她说,我在城里上了五年班,天天加班,天天看表。
她说,我看表看得心慌。
她说,我回家,我娘问我干啥,我说我不知道。
她说,我听你那一声,我知道了。
我说,知道啥。
她说,知道人能干一件慢的事。
她学了一个冬天,弹了两床被子。
第一床弹坏了。
弹坏了,是因为她把棉弹死了。
棉弹死了,被子硬,压不住。
她说,我赔。
我说,赔啥。
她说,我买棉。
我说,不用。
我说,弹坏一床,才学会一床。
她说,我师父也这么说?
我说,我师父说,手艺是弹坏的棉堆出来的。
她说,那我再弹。
第二床她弹成了。
弹成那天,她把被子抱起来。
她说,大爷,这被子给谁。
我说,给你自己。
她说,我自己盖?
我说,你自己盖。
她说,我三十一了,我一个人住。
我说,一个人盖一床被子,正好。
她说,那被子里放啥。
我说,放你一根头发。
她拔了一根,放在棉里。
她说,这样我就压着我自己了。
我说,对。
拆铺子后第七天,黄建军打电话来。
他说,我睡得实。
我说,啥。
他说,我盖那床被子,睡了一整夜。
他说,一晚上没醒。
我说,好。
他说,我睡了九个钟头。
他说,我三十年没睡过九个钟头。
我说,被子压着。
他说,压着。
他停了一会儿。
他说,我做梦了。
我说,梦见啥。
他说,梦见我娘。
他说,她站在铺子门口,穿着蓝布褂子。
他说,她手里拿着一块红布。
他说,她说,建军,你爹把被子拆了。
他说,我说,我知道。
她说,他把头发塞进去了。
他说,她说,你去看看。
他说,我说,我看了。
他说,她说,那你就知道了。
他说,我醒了。
他说,醒的时候枕头是湿的。
我说,哭了?
他说,哭了。
他说,我三十年没哭过。
他说,我爹死我没哭,我娘死我太小。
他说,我今天哭了,哭得像个孩子。
我说,哭完了呢。
他说,哭完我躺着,盖着被子。
他说,被子上有棉花的味。
他说,那个味儿我小时候闻过。
他说,我娘在灶上煮饭,我在被子里打滚。
他说,就是这个味。
我说,那是晒过的棉。
他说,不是晒过的,是弹过的。
他说,弹过的棉有个味,甜的。
我说,对,弹过的棉甜。
他说,我一直记着这个甜,可我说不出。
他说,我今天躺在那儿,闻着了。
那天下午他又来了一趟。
他带来一瓶酒,两个菜。
菜是猪头肉和花生米。
他说,我在家跟你喝不着,我媳妇不让我喝。
我说,那就这儿喝。
我们坐在文化站后院,坐在那几捆旧棉上。
他倒了两杯。
他说,陈立国,我问你一句。
我说,你说。
他说,你这三十年,为啥不弹。
我说,没活。
他说,没活你就不能弹?
我说,弹给谁。
他说,弹给自己。
我说,我自己盖踏花被。
他笑了。
他说,你也有今天。
我说,我也有今天。
他说,那你今天咋又弹了。
我说,因为看见那束头发。
他说,看见头发你就弹了?
我说,我看见头发,我就想起他。
我说,我想起他,我就想,他这床被子没弹完。
我说,没弹完,我心里堵。
他说,堵了三十年?
我说,堵了三十年。
他说,那你今天弹完了,不堵了?
我说,不堵了。
他说,不堵了就好。
他喝了一杯,把杯子放下。
他说,我还有一句话。
我说,你说。
他说,我爹跪着那天,我在旁边。
他说,我恨他,恨了三十年。
他说,我恨完了,我想,他跪着的时候,心里想的是我娘。
他说,他跪着看棉絮,是看棉絮还是看别的。
我说,看棉絮。
我说,棉絮里有棉,棉是他媳妇弹过的。
他说,那他是看着我娘。
我说,是。
他把酒喝完。
他说,那我这三十年,恨错人了。
我说,没恨错。
他说,啥意思。
我说,你恨的是他不说话。
他说,对。
我说,他不说话,是他不会说。
我说,他一辈子就会说三句,凑合,行,别怕。
他说,就三句?
我说,我听过四句。
他说,第四句是啥。
我说,是那天他跟我说,兰,我把你这床被子拆了。
他不说话了。
他拿起酒瓶,倒了半杯,一口喝完。
他说,陈立国,你把这句记住。
我说,我记住了。
他说,记住就行。
那天他走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他走路有点晃。
他走到街口,回头喊了一句。
他说,陈立国,明年腊月,你到我家来,我给你弹一床。
我说,你弹?
他说,我弹。
他说,我把你那套学会了。
我说,你只学了网线。
他说,我学了网线就够了。
他说,剩下的我慢慢学。
他说完就走了。
我媳妇叫吴桂芝。
她比我小两岁,今年六十。
她在县城带孙子,一个月回来两趟。
拆铺子那天她没来,她说她看不了推房子。
我晚上回去,她在灶上做饭。
她说,推了?
我说,推了。
她说,你没哭?
我说,没哭。
她说,那你咋这样。
我说,哪样。
她说,脸白。
我说,累了。
她给我倒了一碗汤。
她说,你师父那床被子呢。
我说,给建军了。
她说,他盖?
我说,他盖。
她说,他盖着,那就是他爹的孙子盖。
我说,是。
她坐在我对面。
她说,我问你个事。
我说,你说。
她说,你当年给我弹的那床被子,还在不在。
我说,哪床。
她说,一九九〇年,你弹的那床。
她说,红的被面,你弹的。
我说,早烂了。
她说,我知道烂了。
她说,我说的是你还记不记得。
我说,记得。
我说,我弹了四遍。
她说,为啥四遍。
我说,嫁妆被子四遍。
她说,你师父说的?
我说,我师父说的。
她说,他还说了啥。
我说,他说,嫁人的被子弹透了,日子才松。
她笑了。
她说,那日子松了吗。
我说,松了。
她说,你这人。
她说,我嫁你三十六年,你就弹过那一次。
我说,就一次。
她说,那一次你弹了两天。
她说,我在屋里坐着,听你弹。
她说,嘭嘭嘭,我听了一下午。
她说,我听着,我心里踏实。
我说,为啥踏实。
她说,我听着那个声,我知道有人在干活。
她说,我娘说过,男人干活的声音,是女人的定心丸。
我说,那你后来没定心丸了。
她说,后来你上班了,有工资,也行。
她说,可工资没有声。
她说,我在粮站门口等你下班,我看见你出来,我才定心。
我说,那你现在呢。
她说,现在我看你弹。
她说,我在县城,你打电话说你在弹花。
她说,我在电话里听了一下。
我说,你听见了?
她说,听见了,嘭的一声。
她说,那一声,我眼泪下来了。
我说,你哭啥。
她说,不知道。
她说,我就在孙子旁边坐着,眼泪下来了。
她说,我孙子问我,奶奶你咋了。
她说,我说,我想你爷爷了。
我说,我在家。
她说,我知道你在家。
她说,我想的是年轻时候的你。
她说,你那时候穿一件蓝褂子,弹花的时候不说话。
她说,你弹完了洗手,手上的棉絮洗不掉。
她说,你吃饭的时候,饭碗边上有一圈棉絮。
她说,我那时候觉得,这个人身上全是棉。
那天晚上我睡不着。
我起来,坐在院子里。
我拿出一小袋棉絮,倒在手里。
棉絮是灰的,细。
我想起我师父扫梁的时候,麻袋里的棉絮也是这样。
我把棉絮装回去。
我说,这就是三十六年的。
第二天我去文化站,站在台子前。
台子上是那床被子,蓝布面。
我把手放在被子上。
我说,师父,我媳妇说,她听见了。
我说,她说,那一声,她眼泪下来了。
我说,你这个弓,还能让人哭。
我三十年没弹,不全是因为没活。
一九九六年铺子关门,我一九九五年就去了粮站。
粮站在镇东,一天上八小时班,收粮、记账、看仓。
我上班那几年,隔一段去铺子开开门。
开门以后,我站在铺子里,看一眼弓。
我看一眼就走。
有一年冬天,我开开门,有个老太太进来。
她说,弹不弹。
我说,不弹了。
她说,为啥。
我说,铺子关了。
她说,关了你还开门。
我说,我看一看。
她说,看一看就开门,我还以为你弹。
我说,我不弹。
她说,那你把弓挂出来干啥。
我说,不是挂出来,它一直靠在那儿。
她说,那你为啥不弹。
我说,我手生了。
她说,手生化不了,弹一弹就回来。
我说,弹了没人要。
她说,我要。
她说,我这被子盖了十几年,我就要弹。
我看着她抱的被子,是被面褪色的那种。
我说,你放着,我晚上弹。
那天晚上我弹了。
我弹了一床,弹到夜里十一点。
弹的时候,我把声音压小了。
我怕街上听见。
弹完了,第二天她来取。
她说,好。
她说,你还说手生了。
我说,生了一半。
她说,那一半呢。
我说,那一半在心里。
她说,心里咋生。
我说,我怕。
她说,怕啥。
我说,怕弹完了,没人再来。
她不说话了。
她抱着被子出去,走到门口,回头说了一句。
她说,你弹一床,就是一床。
她说,你别管下一床。
那是我最后一次弹。
一九九七年以后我没再弹过。
铺子锁到二〇二六年。
现在我想,我那时候怕的,不是没人来。
我怕的是,我一弹,就知道这铺子完了。
我不弹,还能哄自己,说这铺子还在,就是没开门。
弹了,就是真完了。
所以我三十年不开弓。
我师父关门那天说,挂了就有人来。
他没挂。
他也没弹。
他跟我一样。
他一九九六年到一九九九年,三年没弹。
他躺在床上那两年,我问他,想不想弹。
他说,想。
我说,那我把弓拿来,你在床上敲两下。
他说,不敲。
我说,为啥。
他说,敲了弦响,棉不松。
他说,弦响棉不松,那是空响。
他说,空响比不响难受。
我那时候不懂。
今年我弹我师父那床被子,我懂了。
被子拆开,棉是硬的,散的,死的。
我把弦压进去,敲。
棉一动,就松了。
那一声不是空响。
那一声里有东西。
有棉,有手,有四十年的棉。
弹花这个活,说到底,是把死棉弹活。
棉是死的,压紧了,结块了,一弹,它松了,它又活了。
一床被子,弹三遍,能再盖十年。
我师父说,我们这行,不是做新东西。
他说,我们这行,是让旧东西再用十年。
我说,那不算手艺。
他说,那才是手艺。
他说,做新的谁都会。
他说,把旧的救回来,得有手。
我坐在文化站后院,想起这些话。
我想,我救回了一床被子。
就一床。
我师父救回了几万床。
他救了三十六年,一天三床,一年一千床,三十六年三万六千床。
三万六千床被子,盖在三万六千个人身上。
那些人里,有的人死了。
有的人还活着。
活着的,盖着踏花被。
我把这个数算了一遍。
算完了,我坐在那儿,觉得有点晕。
我说,师父,你救了三万六千床。
我说,我一床。
我说,我这一床,够不够。
铺子里没人答。
可我听见后院的门响了一下。
那门是旧木门,风一吹就响。
我坐着,没动。
我想,够了。
一床也是一床。
那天下午,我把算的数写在纸上。
三万六千。
我写完了,把纸折起来,放在台子上。
钱干事看见了。
他问,这是啥。
我说,我师父弹的被子数。
他说,三万六千床?
我说,约数。
他说,这数写在牌子上?
我说,写上。
他说,写三万六千床,人家不信。
我说,不信也对。
我说,他自己都没算过。
他说,那你咋算出来的。
我说,一天三床,一年三百六十天,三十六年。
他说,一年一千零八十床。
我说,减掉歇的日子,一年一千。
他说,那就是三万六千。
我说,对。
他拿笔,抄在纸上。
他说,我加在牌子后头。
他说,写一句,师傅黄守业,三十六年弹被子约三万六千床。
我说,别写约数,写个整的。
他说,写三万。
我说,三万。
那天他把牌子改了。
改完了,我来一看。
牌子上最后一行写着:黄守业一生弹花三十六年,为镇上人家弹被子三万床。
我站在牌子前,看着这一行。
我说,师父,三万。
我说,够不够。
牌子不说话。
我伸手,把牌子上的一点灰擦了。
今年腊月,文化站又开了一次门。
开门那天,来了九个人。
有四个是镇上的人,来看热闹。
有三个是县里来的,拍了照片。
有一个是报社的,问了我十几个问题。
还有一个是个男孩,十六岁。
男孩是跟他爹来的。
他爹站在门口,没进来。
男孩进来看弓,看了半个钟头。
他说,爷爷,这个怎么弹。
我说,先学撕棉。
他说,我今天就想弹。
我说,不行。
他说,为啥。
我说,你手还没摸过棉,弹了也是瞎弹。
他说,那我摸。
我给他一把旧棉。
他撕了一把,撕断了。
我说,顺着筋。
他说,啥筋。
我说,你摸,棉里有一条一条的线。
他摸了半天。
他说,摸着了。
他撕了一把,没断。
他说,我爷说,棉里有筋。
我说,你爷弹过花?
他说,我爷在河西张庄弹过花。
我说,河西张庄。
他说,对。
我说,你爷叫啥。
他说,姓张,叫张守田。
我说,多大年纪。
他说,八十九,去年没了。
我说,他啥时候弹的花。
他说,年轻时候弹,后来不弹了。
他说,我爷的屋里有一把弓,挂在墙上。
他说,我小时候问他,这是啥。
他说,他说,这是吃饭的家伙。
他说,我问他,你会弹吗。
他说,他说,会,可没人要了。
他说,我爷死的时候,那把弓放在他床边。
我说,你爷的弓还在?
他说,在,在我家柴房里。
我说,你回去把它拿来。
他说,拿来做啥。
我说,给我看看。
他说,能弹吗。
我说,能弹。
他说,那我明天拿来。
第二天他拿来了。
弓是槐木的,比我师父的短一寸。
弦是棉绳的,不是牛皮的。
弓背上刻了一个字,刻的是"张"。
我摸着那个字。
我问,你爷张守田,张庄哪一户。
他说,村东第二家。
我说,他媳妇叫啥。
他说,我奶姓李。
我说,他有没有提过一个叫张兰的。
他说,张兰?
他说,我爷说过。
他说,张兰是他堂姐。
他说,嫁到镇上了,嫁给一个弹花的。
我把弓放在台子上。
我在台子边上坐了一会儿。
我说,你爷的弓,我认得。
他说,你认得?
我说,我师父说过,张庄有个弹花的,姓张。
我说,他跟我师父是同门。
我说,他师父是孙德海。
他说,孙德海?
我说,你爷没提过?
他说,我爷不提这些,他就说弹花。
我说,那你回去问问你奶。
他说,我奶去年也走了。
我说,那你问你爹。
他说,我爹不知道。
我说,那你现在知道了。
他说,我知道啥。
我说,你知道,你这把弓,跟你爷的堂妹,都在一条线上。
他站在那儿,看着我,不懂。
我说,你回去拿棉,明天来学。
他说,明天?
我说,明天。
他说,学多久。
我说,学到你能弹一床。
他说,弹成了呢。
我说,弹成了,我教你弹第二床。
他说,第二床弹完了呢。
我说,那你就有饭吃。
临走的时候,他把弓抱走了。
我送他到门口。
他说,爷爷,我姓张,叫张小满。
我说,张小满。
我说,你有个姐姐叫周小满?
他说,周小满是我表姐。
我说,你表姐在我这儿学了一个冬天。
他说,我知道,是她让我来的。
他说,她说这儿有一个老头,能弹响。
他说完,抱着弓走了。
我站在文化站门口,看着他下楼。
他下到一半,停了一下。
他回头。
他说,爷爷,我表姐说,你那一声嘭,能把人心里的慌压住。
我说,压不住,那一声只能压住棉。
他说,那也行。
他走了。
我回到展室,站在台子前。
台子上是一个被子,蓝布面,白布里。
我摸了摸。
我说,师父,有人来了。
窗外有风,吹着展室的窗框。
窗框响了一下,很轻。
我听着,站着,没动。
我想,这个铺子拆了,可弓还在。
弓挂在墙上,不上锁。
谁想弹,摘下来就弹。
我说,师父,这算不算,你还在弹。
没人答。
只是窗外又响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