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十八岁那年接了师父的班,在镇上的邮电所当邮递员。
邮电所在十字街口,两间砖房,一间卖邮票,一间分信。
师父姓孟,叫孟广林,那年五十八,走路有点瘸。
他的瘸是骑自行车摔的,一九七几年,雪地里滑了一下,膝盖磕在石头上。
那辆自行车是绿色的,二八大杠,后架上焊了一个铁架子,挂两个帆布邮包。
邮包是军绿色的,上面印着"人民邮电"四个红字。
师父的腿不好,可他一天要骑四十里。
从镇上到东边的五个村,从镇上到西边的三个村,一天两趟。
我跟着他跑了一年半。
第一趟是春天,他让我骑空车,他坐后座。
第二趟是夏天,他让我驮信,他跟在后面走。
第三趟是秋天,他把两个包都挂在我车上,他自己在家歇着,说腿疼。
第四趟是冬天,我一个人跑,他在家烧水等我。
他等我回来,第一句总是问,信都送到了没。
我说送到了。
他就说,好,吃饭。
师父吃饭快,一碗面三口。
吃完他把碗一推,坐在门口抽烟。
烟是大前门,五毛一包。
他抽烟的时候不说话,眼睛看着街口。
街口有一棵老槐树,树上钉着一个绿色的铁皮信箱。
信箱上的锁是他管的,钥匙挂在他裤腰带上,一根麻绳拴着。
他一天开两回,上午十点,下午四点。
开箱的时候,他把信倒在手上,数一遍,揣进邮包。
有一次我问他,一天能收几封。
他说,多的时候二十几封,少的时候两三封。
他说,往后一年比一年少。
我问,为啥。
他说,人都走了。
我十九岁那年冬天,师父病了。
是肺上的病,咳,咳出来带血丝。
他在家躺了半个月。
半个月里我一个人跑两条线,跑得脚底板起泡。
第十六天他起来了,坐在邮电所门口。
他说,你跑得动不。
我说,跑得动。
他说,跑得动就好,我这腿不行了。
那年腊月,他办了退休。
退休那天他把邮包拿下来,放在柜台上。
两个包,一个装信,一个装报纸。
报纸包比信包旧,边角磨破了。
他说,这两个包跟我二十六年。
我说,二十六年。
他说,一九六二年上的班。
他说,这包是我自己缝的,你看这针脚。
我把包拿起来看。
包底有一圈补丁,是黑布,缝得歪。
他说,头一年就磨破了,补上,又磨破,又补。
他说,补了三回。
他说,这包里有东西。
我说,啥东西。
他说,你自己看。
我把信包翻过来,抖了抖。
掉出来一张纸片,是一封信。
信封是黄的,皱的,边上有水渍。
上面写着地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七师三团七连。
收信人写的是:李秀云。
寄信人写的是:张德海。
信封的右下角有一个红章,盖的是"查无此人"。
还有一个蓝章,盖的是退回的日期: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九日。
我拿着这封信,问师父,这咋回事。
师父把烟摁了。
他说,这封信,我背了十一年。
师父说,一九七三年冬天,这封信到了所里。
那天雪大,班车晚点,信到的时候已经下午三点。
他背着包从东边三个村回来,手上冻得发僵。
分信的时候他看见这封,地址写的是"红旗公社三大队,李秀云"。
三大队他熟,一天跑两趟。
三大队有四十来户,姓李的有三家。
一家是李老栓家,一家是李顺家,一家是李长河家。
他挨家问,都不认得李秀云。
李老栓说,我们家没这个人。
李顺说,你问问队长。
他去找队长,队长姓周,四十来岁。
周队长翻了翻他家的一本册子,说,没有。
师父说,那怎么办。
周队长说,退回去吧。
师父就在信封上盖了"查无此人",当天下午连同一摞退信一起送上去。
退信要送到县局,县局再往上走。
按规矩,退到寄信人手里。
新疆那个地址远,走了两个月。
第二年三月,也就是一九七四年春天,这封信回来了。
师父说,他记得那天,也是雪化的时候。
县局的班车送来一捆退信,他分的时候又看见这个信封。
信封上多了一个章,是新疆那边盖的。
章上写着"查无此人"。
师父说,他当时愣了一下。
他说,收信人查无此人,寄信人也查无此人。
他说,这信就成了一个死信。
我问,死信怎么处理。
他说,按规矩,超过一定时间,销毁。
我说,销毁?
他说,烧了,或者压成浆。
我说,那你咋留着。
师父抽了一口烟。
他说,我看着这个信封,觉得不该烧。
他说,寄信人写得很认真,一笔一画。
他说,地址写得那么细,连几连几排都写了。
他说,这样的人,一定是有话要说。
我说,可两个人都查无此人。
他说,那我就留着。
他说,留着,说不定哪天有人来找。
我说,谁会来找。
他说,不知道。
他说,反正我背着。
师父这一背,就是十一年。
他把这封信放在信包的夹层里,用一块塑料布包着,怕湿。
每回换包,他先把信拿出来,放进新包,再装别的。
他退休那天,把包交给我,信就跟着到了我手上。
师父说,你替我背着。
我说,背到啥时候。
他说,背到你不想背了。
我说,那要是一辈子没人找呢。
他说,那就背着。
他说完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烟灰。
他说,走吧,我请你吃面。
那天我们吃了两碗面,一人一个卤蛋。
他吃得慢,吃了半个钟头。
吃完他说了一句话,我记了三十七年。
他说,送信的,不能把信丢了。
这句话他说得很轻,像随口一说。
我十九岁,没往心里去。
后来我背了三十七年,才明白他这句话有多重。
一九八八年,我正式顶了他的岗。
工资三十七块五,一个月休两天。
所里给我发了一套新制服,绿的,肩上有两道黄杠。
我的自行车是从废品站买的车架,自己装的轮子。
后架的邮包是师父那两个,我又缝了一层布。
第一个月我送了六百多封信。
第二个月七百多。
那时候镇上人多,村里人也多。
一封信从新疆到这儿,走二十天。
从这儿到新疆,也走二十天。
现在的快递三天就到,可那时候,一封信要等一个月。
人等信,等得心里发慌。
我在邮电所干了三十七年。
前二十二年送信,后十五年送快递。
一九八九年春天,我骑车去了三大队。
三大队那时候还叫三大队,没改村。
路是土路,一米宽,两边是麦地。
春天麦苗刚出来,一片绿。
我到的时候是上午,日头正好。
大队部是三间土房,门口挂一块木牌,白底红字。
屋里没人,我把车停在门口,坐在台阶上等。
等了半个钟头,来了一个老头。
他穿一件旧棉袄,腰上系着麻绳。
他看我一眼,说,找谁。
我说,我是邮电所的,问个事。
他说,问。
我说,你们队以前有没有一个叫李秀云的。
他站着没动。
过了会儿他说,你问这个干啥。
我说,有封信,寄给她的,退回去了。
他说,多少年了。
我说,一九七三年。
他把棉袄下摆拉了拉,蹲在台阶上。
他说,有这个人。
我说,有?
他说,知青。
我说,知青?
他说,一九七〇年来的,从县城来,一共来了六个。
他说,四个男的,两个女的。
他说,住在队部的西屋。
我说,那后来呢。
他说,后来死了一个。
我说,死的那个是李秀云?
他说,是她。
他说,一九七二年三月,水库工地。
他说,炸石头,一块飞石,砸在头上。
他说,人当场就没了,二十二岁。
我坐在台阶上,半天没说话。
他说,你是邮递员,你咋问这个。
我说,我师父留了一封信。
他说,你师父是孟广林?
我说,是。
他说,那个瘸子。
我说,是他。
他说,他这人认真,那年他来问过两回。
我说,我知道。
他说,他还问过坟在哪儿。
我说,他问过?
他说,问过,我领他去过一回。
我说,那你怎么说的。
他说,我说坟在水库西边的坡上。
我说,那他为啥不把信送到坟上。
他说,送坟上干啥,那不是收信人。
我站起来。
我说,大爷,你能不能领我去看看。
他看了看天。
他说,走吧,半小时。
他叫李长河,那年七十一,是队里的老保管。
他领我出了村,往北走。
路越走越窄,最后是一条田埂。
田埂边上是水库,水面很平,绿。
他说,这水库一九七一年修的,修了两年。
他说,那时候全公社出人,一天上工三百多。
他说,石头是从东山坡炸的,炸下来垫坝基。
他说,女知青不干重活,就在坝上筛土。
他说,李秀云那天在坝上,离炸点二百来米。
他说,按规矩要等哨子响才能过去。
他说,那天哨子没响,石头就飞过来了。
我说,为啥没响。
他说,点炮的人慌了,早点了。
我说,后来呢。
他说,后来那人被处分了,扣了半年工分。
我说,可人没了。
他说,人没了。
我们走到坡上。
坡上有一片荒草,草里散着几个土堆。
他说,都在这一片。
他说,知青的坟没立碑,就插一块木牌。
我说,木牌还在不。
他说,早烂了。
我问,那哪个是她的。
他站在草里看了半天。
他说,我记得是这个。
他指的是靠南边的一个土堆。
土堆不高,被雨冲得平了。
上面有一块烂木头,横着插在土里。
木头烂了一半,看不出字。
我蹲下去,用手扒了扒土。
土是湿的,凉的。
我说,就这一堆。
他说,就这一堆。
我说,那她家里人呢,来上过坟没。
他说,没来过。
我说,一次都没有?
他说,一次都没有,我问过队里。
他说,她家里是县城的,好像是没人了。
我说,没人了。
他说,那时候这种事,不少。
我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土。
我说,那个张德海你认得吗。
他说,不认得。
他说,男知青里有个姓张的,但不是这个名。
我说,那他知道李秀云死了没。
他说,应该不知道。
他说,他一九七二年秋天就走了,去新疆。
我说,走了以后呢。
他说,没回来过。
我说,一封信都没有?
他说,有,来过两封,是给队部的。
他说,都是问人的。
我说,问谁。
他说,问李秀云。
他说,那时候她刚死半年,队里没敢回信。
我说,为啥不敢。
他说,怕他想不开。
他说,那时候新疆那边苦,怕他受不了。
我说,所以就不回?
他说,队里开了个会,说等等再说。
他说,一等就等了两年,后来就忘了。
回镇上以后,我给新疆写了一封信。
信封是从所里拿的,公家的。
收信人写的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七师三团七连,张德海。
我在信里写:
我是红旗公社邮电所的邮递员,我手里有一封你一九七三年寄给李秀云的信,退回了我。
李秀云一九七二年三月在水库工地出了事故,人不在了。
你要是收到这封信,请回个话。
信的最后我写了邮电所的地址,还写了师父的名字。
寄的时候是挂号,因为挂号能查。
挂号费两毛,我自己出的。
信走了二十三天。
三个月后,退回。
信封上盖了一个章:查无此人。
我拿着那个信封,在邮电所门口站了半天。
师父那时候已经退休,一个月来所里两回,坐坐。
我把信给他看。
他戴上眼镜看了半天。
他说,三团七连,这个连还在不。
我说,不知道。
他说,那往团部寄。
我说,团部我试试。
第二次我寄到"农七师三团",收信人写"政治处"。
信里我写得更简单:
我找一个人,叫张德海,一九七二年从本公社去你团的,原籍本县。
他有一封家信退回来了,我要还给他。
这回是四个月。
退回,还是查无此人。
师父说,算了。
我说,为啥算了。
他说,兵团这些年拆的拆、并的并,人都换了几茬。
他说,你寄到团部,团部也不知道。
我说,那这信就一直背着。
他说,背着吧。
他说,信在人手里,比在仓库里强。
一九八九年冬天,我又去了三大队一趟。
我带了两个白面馒头,一包烟。
李长河在队部炕上躺着,见我来了坐起来。
我把信给他看。
他戴上眼镜,看了很久。
他说,这字写得真好。
我说,是钢笔字。
他说,那时候谁有钢笔。
我说,知青有。
他说,对,知青有。
他把信递回来。
他说,你还想找那个姓张的?
我说,想。
他说,我给你说个事。
他说,那年男知青走的时候,是从县里坐车走的。
他说,走之前来过队部一趟。
我说,干啥。
他说,要了一块石头。
我说,啥石头。
他说,就是砸人的那块。
我说,他要那个干啥。
他说,他说要带走。
我说,带走了?
他说,没带成,太大。
他说,后来他拿了一把碎石头,装在一个布袋里。
他说,那布袋是他自己缝的。
我坐在炕沿上。
我说,他为啥要石头。
他说,他没说。
他说,我看见他蹲在坝上捡石头,捡了半天。
他说,捡完了,布袋鼓鼓的,揣在怀里。
他说,上车的时候,他一直捂着胸口。
我从三大队出来,天已经黑了。
路上没有灯。
我推着车走,走了两个钟头。
到家时,我媳妇问我咋这么晚。
我说,去了趟三大队。
她说,干啥。
我说,找个人。
她说,找着了?
我说,找着了一半。
一九九〇年以后,信一年比一年少。
头一年还有六百多封一个月,后来是四百多,再后来两百多。
到一九九五年,一个月不到一百封。
写信的人少了,打电话的人多了。
邮电所里装了一部程控电话,红色的,摆在柜台上。
来打的人排队,一分钟四毛。
我在旁边看信,听他们说话。
说话的内容都是家里事:麦子收了没,孩子学费凑够没,啥时候回来。
有时候我想,这些话要是写成信,一封能写三页。
可他们都说,来不及。
师父一九九六年春天走的。
走之前我在他家。
他躺在床上,瘦得剩一把骨头。
他说话费劲,一句一停。
他说,邮包。
我说,在。
他说,那封信。
我说,在包里。
他说,别丢了。
我说,丢不了。
我说,记着。
他没再说别的。
那天夜里他走的,走的时候六十六。
他的两个邮包我留着,一个挂在所里墙上,一个我自己用。
他退休以后缝的那个新包,是他自己在家缝的,蓝布的,缝得比原来齐整。
我在他柜子里找到的,还有一卷没用完的线。
线是白线,粗的,纳底用的那种。
我拿回家,收在抽屉里。
邮电所一九九八年改了一次。
门口的木牌换成了不锈钢铁牌。
"邮电所"三个字改成了"邮政支局"。
柜台从木头换成玻璃的,墙上贴了规章制度。
原来的绿色信箱拆了,换成一个红色的,铁的,更大。
老槐树还在,树上钉过信箱的地方留了两个钉眼。
我每天还是开两回箱。
箱里的信越来越少,有时候空着。
有一次连着三天是空的。
我在所里坐着,看着街口,觉得街口太静了。
二〇〇三年,所里让我兼送快递。
快递那时候刚起来,一天二三件。
三轮车是电动的,白色的,车斗上刷着"邮政"两个字。
我第一次骑的时候不会拐弯,撞在了槐树上。
车斗撞凹了一块,我自己拿锤子敲回来的。
快递一天天多起来。
先是十几件,后来几十件,后来上百件。
我一天要跑三趟,跑完了腿发软。
信呢,一天剩三五封。
有时候一封都没有。
二〇一四年,所里撤了投递岗。
也就是说,不再有人专门送信了。
信和快递一起送,装在一个车里。
那天所长把老邮包从墙上摘下来。
他说,这个收起来吧,占地方。
我说,给我。
他说,你拿去干啥。
我说,我留着。
他说,行,你留着。
我把两个包抱回家。
一个蓝的,一个绿的。
绿的里面还套着一层塑料布,塑料布里是那封信。
那天晚上我在灯下把信拿出来,摊在桌上。
信封上的字有几处洇了,可还看得清。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七师三团七连。
李秀云。
张德海。
我把信封翻过来,对着灯照。
信封里只有一张纸,很薄。
我没拆。
三十七年了,我没拆。
不是不想拆。
是想着,这信不是我的。
我要是拆了,就没人能证明它原来是什么样子。
我师父说过,信在人手里,比在仓库里强。
他没说过可以把信拆开。
所以我就这么背着。
一年换一回塑料布,怕潮。
夏天拿出来晾一回,晾在窗台上,晒半小时。
纸晒黄了一点,字还清楚。
二〇二五年我退了休。
退休那天所里给我开了个会,送了一个保温杯,一条毛毯。
所长比我小十岁,讲话讲了二十分钟。
他说我在岗三十七年,跑的路能绕地球三圈。
我算了算,绕不了三圈,也就一圈多。
一天四十里,一年一万四千四百里。
三十七年,五十万公里。
五十万公里,绕地球十二圈半。
所长说得少,说得对。
散会以后,我一个人在所里坐了一个钟头。
柜台上放着我的工作牌,蓝色挂牌,上面有照片。
照片是十年前拍的,头发还黑。
我把牌子揣兜里。
出了门,看了街口那棵槐树。
树老了,去年被雷劈了一半,剩一半立着。
我骑车回家。
家里的院子不大,两间正房,一间偏房。
偏房是我的,堆杂物。
邮包就挂在偏房的墙上,钉了一个钉子。
钉子是我自己钉的,钉歪了,包挂在上面斜着。
二〇二六年三月,镇上开会,说要加固水库。
水库是一九七一年修的,五十五年,坝体渗水。
县里来人测过,说坝基要挖开重做。
坝基挖开,坝边那片坡就要平掉。
坡上是乱葬岗,几十个土堆。
镇上通知,有主的迁走,没主的统一迁到公墓。
通知贴在村部门口,我在集上看见了。
我在那张纸前面站了半个小时。
回家我给镇上的老李打了电话。
老李是水管站的,管这片。
我说,坡上那些坟,啥时候动。
他说,四月。
我说,有个知青的坟,一九七二年的。
他说,那你得赶紧找,没主的就合葬了。
我说,合葬是啥意思。
他说,挖出来,装一块儿,埋到公墓的一角,立一块碑。
我说,那名字还留不。
他说,留,有多少留多少。
我说,那行。
挂了电话,我坐在院子里。
四月要动,三月只剩半个月。
我没有名分,也不认识她家里人。
我只有一个信封。
我从墙上把绿包取下来,掏出那封信。
信封上的字还是那些字。
李秀云,三大队。
我把信放在桌上,坐了很久。
第二天我去找李长河。
他已经八十八了,住在儿子家。
他坐在门口晒太阳,认得我。
他说,邮递员。
我说,李大爷,水库坡上要迁坟。
他说,我知道,村部贴了。
我说,李秀云的坟,我去认。
他说,你认啥,你又不是她家里人。
我说,我有一封信。
他说,信能当啥。
我说,信上写着她的名字。
他看了我半天。
他说,你要认,得有人证。
我说,你就是人证。
他说,我是人证,可我不识字,也说不清。
他说,你找老周。
我说,哪个老周。
他说,周队长,一九七二年那个。
他说,他还活着,住县城,八十六。
我说,你有他地址没。
他说,没有,他儿子在镇上开诊所。
我当天下午就去了诊所。
诊所不大,一间门面。
门口坐着一个人,四十来岁,白大褂。
我说,我找你爸。
他说,我爸在里屋躺着,耳朵不行。
我说,我进去说两句话。
他领我进去。
里屋一张床,床上一个老头,眼睛还睁着。
我说,周队长。
他转过脸看我。
他说,谁。
我大声说,一九七二年,三大队的周队长。
他说,我是。
我说,我找你说李秀云。
他坐起来了。
他说,你要说啥。
我说,水库坡上要迁坟,我要认她的坟。
他说,你为啥认。
我说,我有她一封信。
他说,信在哪儿。
我把信封拿给他看。
他把信封接过去,凑到眼前。
他说,这个地址是我的字。
我说,啥。
他说,信封上的地址是我写的。
他说,那年是我让队里的小学老师写的,我念他写。
我说,你记得这么清。
他说,我记得。
他说,这封信寄来的时候,是我去公社拿的。
他说,我一看就知道是给李秀云的。
我说,那你为啥不给她。
他沉默了。
过了会儿他说,人已经死了半年了。
他说,我拿着信站在队部门口,站了半天。
我说,你为啥不退。
他说,我退了。
他说,我让邮递员退了。
我说,我师父。
他说,那个瘸子。
我说,是他。
他说,他退回去,又退回来。
我说,你知道。
他说,我知道。
他说,后来他来找我,说这信没人收。
我说,你当时咋说。
他说,我说你留着吧。
我说,为啥。
他说,张德海那个人,是个犟的。
他说,他要知道人没了,这辈子就毁了。
我说,所以你替他瞒了五十三年。
他说,不是瞒。
他说,是等。
他说,等到有人问起,再说。
第二天我去了水库。
工地已经开了,坝顶插着红旗,挖掘机停在坝上。
我找到工地的一个负责人,姓万,三十来岁。
我说,坡上那片坟,我来认一个。
他说,你跟她啥关系。
我说,没关系。
他说,没关系不能认。
他说,信不算。
我说,那啥算。
他说,得村里出证明,家里人到场。
我说,家里人不在了。
他说,那你就找村里。
我说,村里认。
他说,村里认就得盖章。
我说,我明天去盖。
他说,你盖了章,4月10号之前报给我,我给你留一个坑位。
我说,啥叫坑位。
他说,挖出来,单放,编一个号,等你迁走。
我说,单放要钱不。
他说,不要钱,你要迁走自己出运费。
我说,行。
第二天我去了村部。
村部在原来的大队部,房子翻修过,门是铁的。
主任姓刘,四十来岁,坐在桌后头抽烟。
我说,我要认一个坟。
他说,哪一年的。
我说,一九七二年。
他说,哪个。
我说,李秀云,知青。
他把烟摁了。
他说,这事我得问问镇上。
我说,问啥。
他说,知青的坟,牵扯到政策。
我说,什么政策。
他说,迁坟补贴,还有家属签字。
我说,家属不在了。
他说,那要登报。
我说,登报?
他说,找不着家属,得公示。
我坐在那儿,心里烦。
我说,公示多久。
他说,一个月。
我说,4月10号就动工了。
他说,那你来不及。
我说,那怎么办。
他说,你先去看,能认出来就认,认不出就合葬。
他说,合葬的碑上有名字。
我说,碑上是刻名字还是贴纸。
他说,刻。
我说,那也行。
我从村部出来,骑车去了坡上。
工地上的人在坡脚拉了白线。
线里头是坟地,线外头是推土机。
我站在线外,看了半天。
坡上的草被踩平了,土堆一个个露着。
我数了数,二十三个。
靠南边那个,就是李长河指给我的那个。
我蹲在线外,看了一会儿。
一个工人过来,说,别站线里。
我说,我不进。
他说,你是家属?
我说,不是。
他说,那你看啥。
我说,看看。
他说,有啥好看的。
他说,这都是几十年的了,挖出来就是骨头。
我没说话。
那天晚上我睡不着。
我想着一件事:那封信我到底该不该拆。
不拆,我连她埋在这儿都不敢跟人说。
拆了,信就不是原来的信了。
我在床上翻了一夜。
天亮的时候我想明白了。
信是给她的,她死了,信就成了死信。
死信要有人管。
我管了三十七年,我就有资格拆。
四月三号,我在桌上铺了一张报纸。
把信封放在报纸上。
信封的口是粘的,胶早就干了。
我用小刀沿着封口划。
划开一道口,纸边翘起来。
我把手指伸进去,慢慢抽。
一张纸,两页,蓝墨水。
纸很薄,折了三折。
我把它摊平。
第一页开头是:
秀云,见字如面。
我在七连,一天三顿,都是苞米面。
这里风大,春天刮土,脸上都是土,洗不干净。
我们连开荒,我一天挖七十个穴,手上全是泡。
泡破了,结痂,又破。
我想你。
我不敢写多了,怕你看不见。
我们这儿邮路慢,一封信走二十天。
你要是有空,给我回一封。
我不求你写长,写一行就行。
第二页是:
秀云,我跟你商量个事。
我想在这儿干满五年,攒点钱,回来。
五年是1977年。
我算过了,五年能攒三百块。
三百块,够在镇上盖两间房。
到时候我回去,我们结婚。
我妈那边你替我说一声。
我这边不比家里,写信不方便。
你别着急。
我在这边挺好的。
你要照顾好自己。
最后一行是:德海,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一日。
我把两页纸放在桌上。
屋里静得很。
窗外有鸟叫。
我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
看到第三遍的时候,我哭了。
我坐在桌边哭了半个钟头。
我哭,不是因为他写得苦。
我哭,是因为他写的那五年。
他到1977年没回来。
他写的三百块,没攒上。
他写的两间房,没盖成。
他写的结婚,没结成。
他什么都不知道。
他还在那边数日子。
四月十号开工。
那天我五点就起来了,骑车到坡上。
天刚亮,推土机已经在坡脚响了。
工人四个人,两个拿锹,两个拿袋子。
他们从北边开始挖,一个坟一个坟地起。
骨头不多,几十年了,有的只剩几块。
每起一个,装一个袋子,袋子上写一个号。
我站在线外,一直站着。
到南边第三个的时候,工人说,这个有东西。
我走过去。
坑不深,半米。
土里有一只缸子。
搪瓷的,白的,口上有一圈蓝边。
缸子倒扣着,压在一块土下面。
一个工人把它捡起来,抖了抖土。
他说,这上头有字。
我接过来,翻过来看缸底。
缸底是红的,用漆写了两个字:秀云。
漆掉了一半,字还能认。
我拿着缸子,手在抖。
工人说,这缸子你认识?
我说,我认得这个名字。
他说,那这个坟你要不。
我说,我要。
他说,那得村里出证明。
我说,证明在我兜里。
我把村部盖的那个章拿出来。
他看了看,说,行,我给你单放。
他们把骨头捡进袋子,编号,放在一边。
袋子不大,一尺长。
我把袋子抱起来,放在我车后架上。
缸子我用报纸包了三层,揣在怀里。
那天上午我在坡上站了两个钟头。
二十三个坟,起完了。
没主的袋子装了三大袋,堆在推土机旁边。
我抱着一个袋子走了。
工地上没人拦我。
我骑车回镇上,一路上慢慢的。
袋子在车后架上,怕颠。
到了家,我把袋子放在桌上。
我媳妇问我,这是啥。
我说,一个人的骨头。
她退了一步。
她说,你疯了。
我说,我没疯。
我说,我要给她找个地方。
她说,你放家里干啥。
我说,先放一天,明天就去公墓。
她说,明天就去,别过夜。
我说,行。
那天夜里我坐在桌边,看着那个袋子。
袋子是灰的,上头的号是"五"。
我把缸子放在袋子旁边。
缸子里有点土,我倒出来,用纸包了。
土是黄的,细,还带着湿。
第二天我去了公墓。
公墓在镇南边,一片坡地,石头砌的门。
管理处的人领我去西边一角。
一角是新开的,几个新坟,都有碑。
我说,我要一个位子。
他说,你哪个村的。
我说,我一个亲戚。
他说,姓啥。
我说,李秀云。
他翻了翻手里的本子。
他说,登记。
我愣了一下。
我说,登记要啥。
他说,名字,生卒,村里证明。
我说,生卒我不知道。
他说,哪年死。
我说,一九七二年三月。
他说,生的呢,一九五几年。
我说,不知道。
他说,不知道就空的。
我说,行。
他说,碑上写啥。
我说,就写"李秀云之墓"。
我说,加一句。
他说,加啥。
我说,从这儿往北六百里,有一个水库。
他说,这是碑文?
我说,这是我心里的话。
他说,碑上不能写这么多。
我说,那就写"李秀云,一九五〇至一九七二"。
他说,你确定是五〇年生的?
我说,我确定不了一九七二年二十二岁。
他说,那就是一九五〇年。
我把袋子放到坑里,填上土。
管理处的人往上浇了一桶水。
土沉下去一点。
我站在坑边,把那只缸子放在土上。
缸口朝上。
我说,秀云,缸子是你的,还你。
风从坡上吹下来,吹了缸子边上的一层土。
我在那儿站到太阳落。
坟有了,剩下的是那封信。
信上写着"我跟你商量个事",写着五年。
我知道五年以后他没回来。
可我不知道他后来怎么样。
四月里我去了趟县城。
县城有个老邮局,老楼还在,红砖的。
我在里头找一个熟人,姓秦,六十来岁,退休留用。
他管过分发。
我说,秦师傅,我求你件事。
他说,说。
我说,我要找一个新疆的地址。
他说,啥地址。
我说,农七师三团七连,早年的。
他说,那太早了。
他说,兵团的编制改过好几回。
我说,那能查不。
他说,查不了,都并了。
我说,往哪儿问。
他说,往奎屯问,农七师师部在奎屯。
他说,你写个信,写清楚人名,写清楚年份。
我说,我写过两回。
他说,那你就写第三回。
他说,这种事,纸比嘴管用。
我回家又写了一封信。
这回我写得长。
我把李秀云的事写了。
我把信退回来的事写了。
我把我师父的事写了。
我把水库、坟、搪瓷缸的事也写了。
最后我写:我手里有一封张德海一九七三年写给李秀云的信,一直没送到。
信的落款我写了三行:姓名、住址、电话。
信寄出去是四月十九号。
五月八号退回。
信封上盖的章是"地址不详"。
五月十号我又写了一封。
这回直接写"新疆奎屯市农七师师部转三团"。
五月二十九号退回,还是"地址不详"。
六月我又写了一封,挂号。
挂号的信,退回时会有一次查询。
查询结果是一张单子:投递未成功,收件单位已撤销。
我拿着那张单子,坐在所里门口。
槐树剩的一半也枯了。
六月中旬,镇上来了一辆大货车。
车是乌鲁木齐牌照,拉的是建材。
司机姓马,四十七岁,一年跑四趟。
我在加油站碰见他。
我说,马师傅,你跑新疆?
他说,跑,一个月两趟。
我说,你知不知道农七师在哪儿。
他说,知道,奎屯。
我说,那边有个三团。
他说,三团现在叫啥我记不清,那边团场都改成镇了。
我说,你能不能帮我打听一个人。
他说,啥人。
我说,兵团的老职工,叫张德海,七十年代去的。
他说,那不是老职工,那是支边青年。
我说,对,支边青年。
他说,那更难找,支边的后来娃娃都回城了。
我说,你就帮我问一句。
他说,问谁。
我说,你在奎屯吃饭的时候,跟当地人聊。
他说,行,我帮你问。
他留了我的电话。
七月他给我打过一个电话。
他说,问了三个人,都不知道。
我说,你再问。
他说,我下次去是八月。
八月他又打来。
他说,有个老头说,七十年代三团七连有个姓张的,是山东口音?还是河南口音?
我说,本地口音。
他说,那人说记不清了。
九月他再来,带了个消息。
他说,奎屯有个旧货市场,市场边上有家修鞋的,老头八十几,原来在三团干过。
他说,那老头说,七连有个张德海,后来调走了。
我说,调到哪儿。
他说,调到师部修配厂。
我说,修配厂还在不。
他说,早没了,地都盖楼了。
我说,那人呢。
他说,那老头说,调到乌鲁木齐了。
我说,乌鲁木齐哪儿。
他说,不知道。
我坐在加油站的水泥地上。
马师傅说,你别急。
他说,我车上有个老乡,在乌鲁木齐开饭馆,也是咱们这边过去的。
他说,我给你问问。
十月初,那个开饭馆的给我打了电话。
他姓冯,五十岁。
他说,你说的那个人,我打听了。
我说,找着了?
他说,找着了。
他说,八十一了,住在城北。
他说,他不叫张德海。
我说,不叫?
他说,叫张德山。
我说,怎么会是德山。
他说,他说他原来叫德海,一九七几年改的名字,改了一个字。
我说,为啥改。
他说,他说他那边有个同名的,老是收错信。
我握着电话,半天说不出话。
他又说,还有一个事。
他说,他一直没结婚。
我说,没结婚。
他说,没有,一个人过。
他说,现在跟他侄子住。
我说,他侄子?
他说,他侄子是兵团二代的,叫他叔。
我说,你能不能给我他的电话。
他说,我得先问问他愿不愿意见人。
十月十二号,冯又打来电话。
他说,他愿意见你。
我说,他咋说。
他说,他就问了一句,你手里是不是有一封信。
我说,有。
他说,他说,那你来。
我说,我这么大年纪,能不能过去。
他说,他说他能坐车。
我说,坐火车?
他说,他说他坐过几回,一天一夜。
我心里算了一下。
乌鲁木齐到我们这儿,两天两夜。
八十多岁的人,坐两天两夜。
我说,我过去。
他说,那我把地址给你。
当天晚上我自己拨了那个电话。
号码是手机号,十一位。
我拨了三次,前两次没人接。
第三次通了。
那边很静,先是一声咳嗽。
我说,是张德山吗。
他说,你是哪个。
我说,我是水库那边镇上邮局的,姓周。
我说的这个名字是我自己的。
他停了一下。
他说,你说的是那封信。
我说,是。
他说,那封信还在?
我说,在。
他说,五十多年了。
我说,五十三年。
他说,我写的时候,纸是我们连里发的。
我说,我看见了,蓝墨水。
他说,钢笔是我自己买的,两块钱。
我没接话。
他说,那封信退了?
我说,退过两回。
他说,退回来我怎么没收到。
我说,退到连里,连里说你走了。
他说,我一九七四年秋调走的。
我说,对,两边都扑空。
他沉默了很久。
他说,那信里写的话,你还记得不。
我说,我记得。
他说,你说一句。
我说,你写的"我想你"。
那边没声音了。
过了会儿,我听见他在喘。
他说,我不识字的时候都没哭过。
他说,你念这三句,我受不了。
我说,我不念了。
他说,你别念,你等着。
他说,我明天就动身。
我说,你别急,我等你把身子安排好。
他说,我没啥可安排的。
他说,我这一辈子,就剩这一件事。
院子里的地是水泥的,我媳妇扫得很干净。
我把电话放在膝上,看着天。
天要黑不黑的,西边有一点黄。
第二天我给冯打了电话。
我说,他要来。
他说,他今天早上就托人买票了。
我说,他一个人?
他说,他侄子送他到车站。
他说,已经上车了。
我说,那我去接。
他说,他说不用接,他自己找。
我说,那么远,他找不着。
他说,他说他认得邮局。
我笑了。
我说,行,我等着。
十月十五号,我一个人去了县城的火车站。
车是下午三点到。
我两点半就到了。
站台上人不多,风大。
我穿了一件新外套,黑的,是去年过年买的。
我把那只信封揣在怀里,用手按着。
三点过七分,车进站。
绿皮车,车头没变。
人下来得慢。
我在人群里看见一个老头。
他背一个旧包,走得很慢。
他穿一件灰夹克,头发白了,个子高。
他走到我跟前,站住。
他说,你是周?
我说,我是。
他说,信呢。
我从怀里掏出来,递给他。
他把信封接过去,看了看。
他没拆。
他把信封贴在胸口,站了一会儿。
他说,走吧。
我说,走。
我们走出车站,走到公交站。
他说,这车站换了。
我说,二〇〇八年重修的。
他说,我走的时候,这个站是土台子。
他说,那年秋天,下着雨。
他说,站台上有个卖煮鸡蛋的老太太。
他说,我买了两个,揣兜里,一路没吃。
他说,到乌鲁木齐,鸡蛋都臭了。
车到镇上已经五点。
我领他走街。
街比他想的长,楼比他想的高。
他说,原来这是供销社。
我说,早拆了。
他说,我家在这条街的西头。
我说,西头是老粮站。
他说,对,粮站。
他说,我家挨着粮站的墙。
我说,那片盖了超市。
他说,超市。
我说,买东西的,菜,肉,都在里头。
他说,那我家的房子呢。
我说,没了,二〇一〇年拆的。
他站住,看了看超市。
超市里灯很亮,有人推着车出来。
他说,我家的门朝东。
我说,没人记得了。
他说,我记得。
我说,我记得就够了。
他没说话,跟我往前走。
到我家的院子,我开门。
我媳妇在门口等着。
她抹了一下手,迎上来。
她说,快进屋,水烧上了。
他说,不用忙。
进了屋,他坐在炕沿上。
我把他的包接过,放在桌上。
包很旧,拉链坏了一边,用绳子拴着。
他说,这是你的炕?
我说,是我爹的屋,我住东屋。
他说,你家几口。
我说,两口,一个闺女,在哈尔滨。
他说,哈尔滨。
我说,我大伯在那边。
他说,你们家也有人在北边。
我说,本来是亲戚。
他没问下去。
我把水端上来。
他喝了一口。
他说,这水有味儿。
我说,井水,硬。
他说,我那边是渠水。
他说,我们连的水从渠里来,一碗水里半碗沙。
他说,喝下去,肚子里咕咕响。
我说,现在呢。
他说,现在都是自来水了。
他喝完一杯,把杯子放下。
他说,信给我看一眼。
我把信封从怀里掏出来,放在他手上。
他把信封翻过来,翻过去。
他说,这个章是你们盖的。
我说,是我师父盖的,"查无此人"。
他说,这个章是新疆盖的?
我说,是,退回来的时候盖的。
他说,那这信在路上走了两趟。
我说,走了大半年。
他说,一封信走一年。
我说,那时候远。
他说,那时候慢。
他说,慢到现在。
他把信封放在桌上,看着它。
他说,我不拆了。
我说,为啥。
他说,她都死了。
他说,她知道我写过这封信。
我说,她不知道。
他抬头看我。
我说,她死的时候,你没写这封信。
他说,我写了两年。
我说,两年以后她死了。
他说,对,她死了我写了。
他说,我不知道她死了。
我说,我知道。
那天晚上我们吃了面。
我媳妇下了三碗,一人一碗。
他吃得慢,剩了一半。
他说,吃不动了。
我说,剩下的我吃。
他说,别吃我这个,我有病。
我说,啥病。
他说,肝上的。
他说,去年查出来的。
我没说话。
他把碗推开。
他说,我这次来,就办两件事。
我说,你说。
他说,第一件,看看她的坟。
我说,明天去。
他说,第二件,你替我把信烧了。
我看着他。
我说,烧了?
他说,烧了。
我说,你不看看?
他说,里面写的是啥我记得。
他说,二十多年我天天记。
他说,我记的不是字,是那时候。
我说,那你烧了,我就没凭据了。
他说,你要凭据干啥。
我说,我怕以后有人说,这事是编的。
他说,没人说。
他说,你背着它五十三年,就是凭据。
第二天早上七点,我们去了公墓。
他走路不快,脚下有点拖。
我说,要不要坐车。
他说,走走。
路不远,二里地。
到了公墓门口,管理处的人认得我。
他说,你又来了。
我说,来个人。
他没拦,让我们进。
西边那一角,我领他到一个土堆前。
土堆上有一块水泥板,还没立碑,碑要下个月。
水泥板上用粉笔写了三个字:李秀云。
他站着看。
他看了很久,一句话没说。
他蹲下去。
他伸出手,摸了一下那块板。
他把手放在膝盖上。
他说,秀云。
他说,我是德海。
他说,我来了。
他说,来晚了吧。
他说,晚了五十四年。
他心里算得很准。
他说,我给你写过信。
他说,信退回来了。
他说,我不知道你死了。
他说,我以为是地址写错了。
他说,我以为你搬走了。
他说,我以为你嫁人了。
他说,我什么都想过,就是没想过你不在了。
他说完这几句,没再说话。
风从坡上下来,把水泥板上的粉笔字吹淡了一点。
他从兜里掏出一个手绢,把粉笔字又描了一遍。
手绢是白的,有花边。
他描完,把水泥板上的灰擦了。
他说,下回立碑,我用钱。
我说,碑钱我出。
他说,我出。
我说,这钱你留着。
他说,我留着干啥。
他说,我一个月有退休金,两千多。
他说,我吃不了多少。
我说,那随你。
他站起来。
他说,你说的那个缸子,在哪儿。
我说,埋在土里了,在坑底。
他说,我看不见。
我说,埋在底下了。
他说,那是我给她的。
我说,啥时候给的。
他说,一九七二年春天。
他说,我去县里开会,回来带了一个缸子。
他说,是买的,两块钱。
他说,我用小刀在缸底刻了字,后来她说不好看,我就用了漆。
我说,红的漆。
他说,红的,我娘用的那种。
他说,她天天用这个缸子喝水。
他说,喝完了,就放在坝上的石头上。
我说,那天也放在石头上?
他说,那天在。
他说,石头跟着飞了。
我说,那缸子怎么到土里的。
他说,不知道。
他说,也许是谁捡了,扔在那儿的。
我说,也许是。
我们两个人在坟前站了一个钟头。
他站到最后,腿有点发抖。
我扶他。
他说,我自己能走。
他走了两步,回头看了一眼。
他说,这地方好。
我说,家在这儿?
他说,不是家。
他说,是地方平,看着不挤。
我没有接话。
回去的路上,他从包里掏出一个东西给我。
是一块布,蓝布,缝成一个小袋,绳子系着。
袋子不重,摸着有颗粒。
他说,你打开。
我解开绳子。
里面是石头,七八块,指甲盖大,灰白色。
我说,这是水库的石头?
他说,是。
他说,我从坝上捡的。
我说,捡这个干啥。
他说,我走的那天,什么也没带。
他说,她死在水库,我没去过。
他说,我抓了一把石头,就当带她走。
我说,五十四年你一直带着。
他说,一直带着。
他说,放在箱子里,换了几回箱子。
他说,每回搬家,我先装这个。
我把石头倒在手心。
石头是被水冲过的,圆,凉。
我说,现在你还带?
他说,不带了。
他说,我带来了,就放这儿。
他说,这个也埋进土里。
他住我家三天。
第一天晚上他讲一九七二年以前的事。
他说,他们六个知青是一九七〇年三月来的。
来的时候坐一辆卡车,车斗上搭了棚。
他说,路上走了半天,到了队部,天黑了。
他说,队部西屋腾给他们,六个人睡一铺炕。
他说,三个挤一头,三个挤一头。
他说,头一个月吃苞米糊糊,吃不饱。
他说,李秀云是县城中学的,比他小一岁。
他说,她在学校里唱歌好,来了以后成了队里的广播员。
他说,每天早上六点,她去队部念报纸。
他说,念完了,大家就上工。
他说,他第一回见她,就是听她念报纸。
他说,他站在人堆后头,听她念"要抓革命,促生产"。
他说,念得真好听,一个字一个字,像唱歌。
他说,他当时想,这姑娘嗓子好。
我说,后来呢。
他说,后来我给她挑水。
他说,队里挑水要走半里地,从井台挑到知青点。
他说,他每天替她挑两趟。
他说,她问他为啥,他说顺路。
他说,其实不顺路。
他说,她也不问第二句。
他说,一九七一年夏天,他们就好了。
他说,好上以后她给他洗衣服,补袜子。
他说,他的袜子,脚跟破,她补。
他说,补的针脚很密,比他娘补得好。
他说,她补袜子的时候喜欢哼歌,都是老歌。
他说,他到现在还记得一首的调,就是记不住词。
我说,啥调。
他哼了两句,走了音。
他笑了。
他说,不记得了。
第二天他讲一九七二年三月。
他说,那天上工是筛土。
他说,坝上风大,人站着都晃。
他说,上午十点放第一炮,大家都退到二百米以外。
他说,第二炮的时候,点炮的是个姓孙的,年轻,慌。
他说,哨子刚吹半声,炮响了。
他说,石头飞过来,像下雨。
他说,他趴在地上,头埋在土里。
他说,等他抬头,坝上有人喊。
他说,他跑过去,看见她躺在地上。
他说,石头砸在头上,血不多。
他说,她眼睛还睁着。
他说,他抱着她,喊她的名字。
他说,她没应。
他说,他抱了半个钟头,人不让他抱,他还抱。
他说,最后一个老农把他拉开。
他说,拉开的时候,他的手还在动,像还在抱。
他讲到这儿,把手放在膝上。
他的手很粗,指甲是黑的。
他坐了很久。
我说,不讲了。
他说,讲完。
他说,讲完了,心里空。
他说,空了五十多年。
第三天他讲一九七四年。
他说,他一九七二年秋走的。
他说,走之前,他把她的东西收在一个木箱里,放在队部。
他说,队里说,等她家里来取。
他说,她家里一直没来人。
他说,那个木箱后来不知道去哪儿了。
我说,木箱是啥样的。
他说,松木的,一尺半长,钉着钉子。
我说,箱子有锁没。
他说,没有锁,用麻绳捆的。
我说,捆了几道。
他说,三道。
我说,我记得。
他抬头看我。
我说,我在队部后头见过一个木箱。
他说,啥时候。
我说,一九七几年,我师父带我去过一趟。
我说,那时候房里堆着东西,有个箱子在墙角。
他说,还在?
我说,不知道,队部盖房子的时候清过一回。
他说,清到哪儿去了。
我说,可能烧了。
他没再问。
那天下午他睡了一觉。
睡着的时候,他嘴里说了一句话,不清楚。
我媳妇说,他喊"秀云"。
我说,他喊了一辈子了。
她说,可怜。
我说,不可怜。
她说,咋不可怜。
我说,他等到了。
她说,等到了啥。
我说,一个坟,一个缸子,一封信。
她说,那也算。
我说,那也算。
第三天上午,我领他去见李长河。
李长河坐在儿子家门口,棉袄是新的,坐垫是个旧棉被。
他看见我们,先看张德山。
他说,你是那个姓张的?
张德山说,我是。
他说,你还活着。
张德山说,还活着。
他说,我以为你早不在了。
他说,你走了没回来,也没信。
张德山说,我写过信。
他说,没收到。
张德山说,寄过两封,问秀云的。
他说,那两封我没看。
张德山说,为啥。
他说,那时候她刚死,队里说别回。
他说,回了他会受不了。
张德山站在那儿,没说话。
他说,你恨我不。
张德山说,不恨。
他说,为啥不恨。
张德山说,你们那年月,谁敢回这种信。
他说,我怕的就是这个。
李长河拍了拍坐垫。
他说,你坐。
张德山坐下了。
三个人坐着,半天没人说话。
李长河先开了口。
他说,你那年捡石头,我看见了。
张德山说,你看我干啥。
他说,我看你蹲在坝上,捡了半天。
他说,石头装在布袋里,抱着上车。
张德山说,那个袋子在。
他说,还在?
张德山说,在,我带了五十多年。
他说,你带着它干啥。
张德山说,就当带着她。
李长河低下头,抹了一把脸。
他说,你们那年月,人傻。
张德山说,不傻。
他说,是真。
下午我们去诊所见周队长。
周队长耳朵不行,我趴在他耳边喊。
我说,张德山来了。
他坐起来。
他说,哪个张德山。
我说,德海,改名字了。
他把眼镜戴上。
他看张德山,看了半天。
他说,你瘦了。
张德山说,你也老了。
他说,八十六了。
他说,那年我四十。
他说,我扣了你的信。
张德山说,我知道。
他说,你不怪我?
张德山说,我怪过。
他说,怪我啥。
张德山说,怪你不回。
他说,我怕你受不了。
张德山说,我受得了。
他说,你不知道你受得了。
他说,那你说,你受得住?
张德山没回答。
过了一分钟,他说,不知道。
他说,也许受不住。
周队长把手伸出来。
张德山握住。
两个人握了半天。
周队长说,我对不住你。
张德山说,你对得住。
他说,你把信退了,是对的。
他说,要是我当年知道,我也许就不活了。
周队长眼泪下来了。
那天傍晚,张德山说,明天去坟上。
我说,去干啥。
他说,烧信。
我说,你想好了?
他说,想好了。
我说,烧了就没有了。
他说,烧了她就收到了。
我说,你信这个。
他说,我信。
他说,人没了,字还在,字烧了,烟还在。
他说,烟往哪儿飘,她就往哪儿收。
我说,那行。
那天夜里,他在桌上把信抄了一遍。
抄在一张新的纸上,用的是他自己带的钢笔。
他抄得很慢,一个字一个字。
抄完了,他把抄的那张给我。
他说,这个你留着。
我说,原件你烧。
他说,原件烧,抄的留。
他说,留着不是给活人看的,是给后来人看的。
我说,给谁。
他说,给你闺女。
他说,等你没了,你闺女知道有这么个事。
我说,行。
我把那张纸折起来,放进那只铁筒子里。
铁筒子是所里发的饼干筒,铁的,红漆,我用了二十多年,装发票。
现在里头又多了一张。
我说,这个筒子快满了。
他说,满了就再找一个。
他说,人一辈子,筒子总是不够用。
十月十九号早上,我们去了公墓。
天阴,风冷。
他穿了那件灰夹克,兜里揣着信。
到了坟前,他把信拿出来。
他说,你站远点。
我退到五步外。
他把信举到眼睛前面。
他说,秀云,见字如面。
他念了一句,停了停。
他说,我在七连,一天三顿,都是苞米面。
他说,这里风大,春天刮土。
他一句一句地念。
念到"我想你"的时候,声音抖了一下。
念到"五年是1977年"的时候,他停了很久。
他说,我算错了。
他说,我算的是五年,可我在那边待了五十三年。
他说,我算的是三百块,可我一个月的工资,后来连一斤肉都买不起。
他说,我算的是两间房,可我到现在没一间房。
他说,秀云,我算错了。
他把两页纸叠在一起。
他从兜里掏出火柴。
火柴是镇上买的,一盒两块。
他划了一根,风一吹,灭了。
他又划了一根,用手护着。
火苗起来了。
他把信的一角递到火上。
纸是旧的,一点就着。
火从角上往里烧,字一个个黑掉。
我站在五步外,看见"秀云"两个字最后才烧掉。
烧完了,纸变成灰,被风卷起来。
他把手伸出去,接住往回飘的一点灰。
他把灰放在那只缸子里。
缸子是我从坑里挖出来带来的,放在土堆上。
他把布袋里的石头也倒进缸子。
石头落在灰上,响了几声。
他说,秀云,石头还你,信也还你。
他说,我这就算送到了。
他说,我送了五十三年。
他说,走得慢,可送到了。
他站在那儿,两只手垂着。
风把缸子里的一点灰吹起来,落在他的鞋上。
他低头看了看。
他说,行。
回镇上,他在我家又住了一晚。
第二天早上他要走。
他从包里拿出一个信封,交给我。
信封是新的,白的,里面有钱。
他说,这是立碑的钱。
我说,多少。
他说,三千。
我说,用不了这么多。
他说,剩下的你买两瓶酒,替我上坟的时候倒一瓶。
他说,还有一瓶你自己喝。
我说,行。
我说,你留个地址给我。
他说,我留了,在他侄子那儿。
他说,你要是来了乌鲁木齐,找我。
我说,我这个年纪,去不了那么远。
他说,不远,两天两夜。
他说,我八十多还能坐,你六十多还坐不了。
我笑了。
我说,我送你去车站。
他说,不用。
我说,送。
到了车站,车还有半个钟头。
他坐在候车室的长椅上。
我说,说。
他说,那个姓周的队长,昨天我去见他。
他说,我在他那儿哭了。
我说,我知道。
他说,我不是哭我自己。
他说,我是哭那年。
他说,那年的人都太年轻了。
我说,那年你二十三。
他说,我二十三,她二十二。
他说,二十二岁,我们连吵架都不会。
车来了。
他站起来,我扶了他一把。
他上车,站在车门口回头。
他说,周邮递员。
我说,在。
他说,你送了一辈子信,就这一封没送到。
我说,送到了。
他说,送到了。
他说完,弯腰进了车厢。
车门关了。
车走了。
我在站台上站到车看不见。
站台上有个卖水的,喊我买一瓶。
我买了一瓶,没喝,装在兜里。
十一月十号,碑立上了。
碑是青石的,七十公分高,四十五宽。
碑面凿的字:李秀云之墓。
下面一行:一九五〇——一九七二。
再下面一行:从这儿往北六百里,有一个水库。
管理处的人说,这行字不合规矩。
我说,钱我出了,字我要写。
他说,得报上去批。
我说,你报。
过了三天,他打电话说,批了。
他说,批的人问,这行字啥意思。
我说,你就说,是家里人写的。
碑立好的那天,我一个人去。
我带了一瓶酒,是镇上买的,二十块。
我在碑前倒了一杯。
酒洒在土上,渗进去快。
我说,这酒是张德山买的,他让我倒。
我说,另外一瓶我自己喝了,不客气。
那天风不大,天上有一层云。
我在碑前坐了一个钟头。
坐完了,我把酒瓶放在碑旁边。
瓶子里还剩半瓶。
我说,剩下这些,你放着。
十一月里,我做了一件事。
我把那封退信的信封,还有张德山抄的那张纸,一起装进一个塑料文件袋。
文件袋是透明的,能看见里头。
我把它挂在邮包的夹层里,就挂在原来那封信的位置。
包挂在墙上,斜着。
我媳妇说你把它挂正一点。
我说,斜着好,斜着像个人背着。
她说,你这人越老越怪。
我说,我不怪,我就是不想忘。
十二月下雪。
第一场雪下来的时候,我去坟上扫了一回。
碑上落了一层雪,字被盖住了。
我用袖子擦。
擦完了,字露出来。
我站在那儿想,这碑要立多少年。
三十年,五十年。
五十年以后,我也没了。
那时候谁来扫这雪。
我想到这儿,心里不舒服。
回家的路上我想通了一件事。
雪不扫也行。
雪盖住了,春天化了,字还在。
石头不怕雪,石头怕的是没人知道。
只要有人知道,石头就立着。
十二月中旬,公墓来了个姑娘。
那天管理处的人给我打电话。
他说,有个小姑娘找李秀云的坟。
我说,啥小姑娘。
他说,二十多岁,说是家属。
我说,我马上到。
我骑车过去,二十分钟。
到了西边那一角,看见一个姑娘站在碑前。
她穿一件米色的羽绒服,背着包,手里拿一张纸。
我说,你找李秀云?
她转过身。
她说,你是周邮递员?
我说,你咋知道我。
她说,管理处的人说的。
她说,他们说这坟是一个邮递员认的。
我说,是我认的。
她说,我叫李颖。
她说,李秀云是我姑奶奶。
我站在原地,半天没动。
我说,姑奶奶?
她说,我爸是李秀云的弟弟。
她说,我爸叫李建国,一九五八年生的。
我说,你爸还在?
她说,在,六十八。
我说,他知道这儿的事?
她说,他知道一点。
她说,他只知道姐姐一九七二年在水库出了事故。
她说,后来家里搬走了,搬到了外省。
我说,搬哪儿。
她说,搬到了河北。
她说,我爷爷一九七九年调工作,一家人跟着走了。
我说,那你爷爷呢。
她说,二〇〇五年没的。
她说,他临死前说过一句,说姐姐的坟还在南边,没人管。
我说,那你们为啥不来找。
她说,不知道地方。
她说,我们只知道一个水库,不知道是哪个水库。
她说,我托人打听,打听了两年。
我说,查到啥。
她说,问到你们这个县有两个水库,一个是1971年修的。
她说,我就来了一趟。
她说,我先去的那个水库。
她说,坝上全是草,坡上是空地。
她说,我问了村里的人,说坟迁了,迁到公墓。
她说,我这才过来。
我把手插在兜里,摸到了那张抄件的边。
我说,你爸知道你来找?
她说,知道。
她说,他让我带一句话。
我说,啥话。
她说,他说,谢谢那个邮递员。
我们两个站在碑前。
她把手里的纸给我看。
是一张铅笔画的图,画着一个水库的坝,画着坡。
她说,我爸画的,凭记忆。
我看了一眼。
图上写了两行字:三队,李秀云,1972年3月。
我说,你爸记得清。
她说,他说他这辈子就记着这一件事。
我说,为啥。
她说,他说他没去看过姐姐最后一面。
她说,那年他十四岁,在外婆家。
她说,他回来,姐姐已经埋了。
她说,他一直不知道埋在哪儿。
我把那张抄件拿出来,递给她。
她说,这是啥。
我说,你姑奶奶的男人写的一封信。
她说,她男人?
我说,一个知青,叫张德山,原来叫张德海。
她说,我爸说过,姐姐有个对象,是知青。
我说,就是他。
她说,他还在?
我说,还在,八十一,十月来过。
她说,他没见着我们家的人。
我说,他不知道你们在河北。
她说,那他知道我们家搬走了吗。
我说,他以为你们家人没了。
我说,他连坟都不知道在哪儿,怎么知道你们搬了。
她低下头看那张纸。
她看得慢。
她看到"五年是1977年"的时候,抬起头。
她说,一九七七年我出生。
我说,你知道这个年份就够了。
她说,我爸一直想找这个男的。
我说,找你姑奶奶的对象?
她说,找,他说要谢他。
我说,谢他啥。
她说,谢他当年抱过姐姐。
她说,我爸说,姐姐出事的时候,是那个人抱着她。
我说,你爸咋知道。
她说,村里人说的。
我说,那他知道这个男的叫什么。
她说,只知道姓张。
我说,现在知道了。
她说,现在知道了。
她在碑前站了一会儿,把抄件折好,装进包里。
她说,我明天回河北。
我说,你不再看看?
她说,看够了。
她说,我回去跟我爸说。
我说,说啥。
她说,说姐姐有坟了,有碑了,有人扫雪。
我说,那你就说,碑上那句话是我写的。
她说,哪句。
我说,往北六百里。
她说,啥意思。
我说,你姑奶奶的男人,往北六百里。
她说,六百里往北是哪儿。
我说,是哈尔滨,是新疆,是一个来回要走一年半的地方。
她说,那这句得改。
我说,改啥。
她说,写六百公里不行。
我说,为啥。
她说,我姑奶奶没去过。
我说,她的信去过。
我看着她。
她愣了半天。
她说,你说的是那封退回来的信。
我说,那封信从这儿到新疆,走了二十年那么远。
我说,它走了两趟,走了大半年。
我说,它在她手里没到,可它在路上走了。
她说,那也算去过。
我说,算。
她笑了。
她说,那我回去就这么跟我爸说。
她走的时候,从包里拿出一样东西给我。
是一张照片,黑白的,二寸。
她说,这是我姑奶奶。
我拿在手里看。
照片上一个姑娘,齐耳短发,穿一件对襟棉袄,站在一排房子前面。
她笑着,眼睛看着镜头。
背面写着:一九七〇年冬,三大队。
我说,这张照片哪儿来的。
她说,我爷爷留下的,压在箱底。
她说,一共三张,这一张给你。
我说,为啥给我。
她说,你替我们家守了五十三年。
我说,守信的是我师父。
她说,那也一样。
我把照片扣在手心。
那天下午,我陪她去了趟水库。
坝上全是草,坡上是空地。
她说,就在这儿?
我说,就在这儿,往南第三个。
她站在那儿,看了看远处的水面。
她说,水是绿的。
我说,水库水就是这样。
她说,我爸说,那年他来看,水也是绿的。
腊月十八,我给张德山打了电话。
响了几声,是别人接的。
接电话的是他侄子。
我说,我找张德山。
他说,你是南边的周邮递员?
我说,是。
他说,我叔今天精神不好。
我说,那明天。
他说,你等等,我把电话给他。
过了一会儿,那边有个喘气声。
他说,周邮递员。
我说,我有个事跟你说。
他说,说。
我说,李秀云家里有人。
那边静了。
过了会儿他说,你说啥。
我说,她弟弟还在,六十八,在河北。
我说,她弟弟的闺女来了,叫李颖,十二月来的。
他说,你咋不早说。
我说,我不知道,我也是十二月才知道。
他说,那我早来一趟。
我说,你别来,路远。
他说,我还能坐车。
我说,你今年八十一。
他说,八十一咋了。
我说,你先听我说完。
我说,那姑娘拿了一张照片来,是秀云一九七〇年的。
他说,啥照片。
我说,站在队部门口,短头发,穿对襟棉袄。
他说,那张照片我见过。
我说,你见过?
他说,秀云给我看过,说那是她最好的照片。
他说,她说照的时候她冷,笑不出来,照相的人让她笑。
他说,她笑了,笑得僵。
我说,不僵,看着挺好。
他说,那就好。
他喘了几口气。
他说,周邮递员,你替我办个事。
我说,说。
他说,你把我抄的那张纸,给他们家一份。
我说,我给李颖了。
他说,那就好。
他说,我这就算把话送到了。
我说,还有事不。
他说,有。
他说,你替我给那姑娘说一句。
我说,啥话。
他说,就说,我那时候没本事,没能把她带回来。
我说,这话我不能替你说。
他说,为啥。
我说,这话得你自己说。
我说,你给她写封信,我给你寄。
他停了很久。
他说,我写字手抖。
我说,抖着写,看得懂。
他说,行。
挂了电话,我坐在桌边。
桌上放着那张照片,一九七〇年冬。
我把照片立起来,靠着茶杯。
腊月二十三,来了一封信。
信是挂号,从乌鲁木齐寄的。
信封上的字歪,一笔一笔往外拐。
收信人写的是:水库镇邮政支局,周邮递员。
我拆开。
里头一张纸,写得满。
开头一行:周邮递员,见字如面。
我笑了。
这一句是他跟李秀云学的。
信里写:
我这一辈子,一共寄过四封信。
三封退回,一封到了。
退回的三封,一封是给秀云的,一封给三大队,一封给团部。
到的那封,是给你的。
我今年八十一,肝上有病,医生说不清还有几个月。
我不怕。
我就想跟你说一句:信送到了。
我抄的那张纸,你给他们家。
原件你烧了,我不心疼。
我烧给她了。
那天在你家,我看见你墙上挂着邮包,我心里踏实。
我这一辈子没干成啥事,就是那几年,在连里挖穴,一天七十个。
我要是当年有本事,就带她回来了。
现在说这些没用。
你别回信,我写字手抖。
张德山。腊月十五。
我看完这封信,坐了半天。
我把信折好,放进那只铁筒子。
铁筒子里现在有四样东西:我师父的一截白线,一张李秀云的照片,那张抄件,这封信。
筒子盖不上了。
我媳妇说,你再找一个。
我说,不找了。
我说,就这些,够了。
腊月二十八,我把张德山那封信抄了一份,寄给李颖。
抄的时候我手也抖。
我写得慢,一个字一个字。
抄完了我在末尾加了两行:这是张德山十二月十五写的,他手抖,我照着抄。
李颖二月回了信。
信里夹了一张照片。
照片上是一个老头,坐在炕上,手里举着一封信。
她写:这是我爸,他在看我姑奶奶男人的信。
她又写:我爸看了一个钟头,看完了说了一句话。
她说,他说,这男的够意思。
三月,我去坟上。
碑立了四个月,字被雪磨了一点,还清楚。
我在碑前倒了一杯酒。
我说,张德山让我倒的,还剩这半瓶。
我说,你自己喝。
我把抄件念了一遍。
念完了,我把纸叠好,放在碑座的石缝里。
我说,这纸你收着。
我说,原件烧了,抄件给了一份河北。
我说,你要是不认字,我下回念给你听。
风把纸边吹起来,我又压了一块石头。
那天坟前有花,塑料的,红的,插在土里。
我问管理处的人,说是前些日子有人来过。
我说,谁。
他说,一个中年男人,从河北来的。
他说,待了半个钟头,哭了。
我说,他没留名?
他说,留了,姓李。
四月,天暖了。
我把墙上的邮包取下来,擦了一遍。
包上的红字磨掉了,只剩"人民"两个字。
我用笔描了一下,描得歪。
我把那封信的抄件、照片、还有师父的白线,一并装进包的夹层。
我把包挂回去,还是斜着。
我媳妇说,你都退休了,还挂它干啥。
我说,挂着好看。
她说,好看啥,破成那样。
我说,破了好,破了我才认得。
那天晚上我坐在院子里。
院子里的地是水泥的,扫得很干净。
天上有一层云,看不见星。
我想起师父。
想起他坐在邮电所门口抽烟,眼睛看着街口。
想起他说,送信的,不能把信丢了。
我想起他的瘸腿,想起他的绿自行车,想起他补了三回的包。
我想起他一九九六年走的时候,说了一句"别丢了"。
三十年了,我没丢。
我把手伸进兜里,摸到一张纸。
是李颖给的那张照片的复印件,我随身带着。
我把它拿出来,对着院里的灯看。
姑娘站在队部门口,短头发,对襟棉袄。
她笑着。
她那一年二十一岁。
她不知道两年以后会死。
她也不知道有一个人会为她背一封信,背五十三年。
我把照片收起来。
院子外面,街口那棵老槐树的半边枯了。
树上还有两个钉眼,是原来信箱的位置。
这两个钉眼,谁也不记得是干啥的了。
只有我记得。
五月二十号,我接到一个电话。
是张德山的侄子。
他说,我叔走了。
我说,啥时候。
他说,五月十七,早上。
他说,睡着走的,没受罪。
我说,他走之前说过啥。
他说,说过一句。
他说,他说,信送到了。
我握着电话,站在院子里。
院子里晒着一床被子,蓝布的。
我说,他埋在哪儿。
他说,这边有个公墓,我给他买了位子。
他说,他在乌鲁木齐五十年,就埋在这儿。
我说,立碑不。
他说,立,我要立。
他说,碑上写啥,你给我想一句。
我想了半天。
我说,写"张德山,一九四九——二〇二六"。
他说,够了?
我说,够了。
我说,再写一句:一封信走了五十三年。
他说,这话啥意思。
我说,你叔懂。
他说,行,就写这个。
挂了电话,我给李颖打了电话。
她接了,先问,叔,啥事。
我说,张德山走了。
那边静了很久。
她说,我爸还在问他的事。
我说,你跟你爸说,他走了,睡着走的。
她说,我爸会说啥。
我说,他会说够意思。
她笑了,笑着哭。
她说,我告诉我爸。
我说,还有一句,他临死前说"信送到了"。
她说,我记下。
五月末,李颖寄来一张纸。
是她爸写的,字很大,写得慢。
纸上写:
张同志:
我姐姐的事,我听说了。
那年我十四,什么也不懂。
我这辈子没能去看她一面。
你替我看了。
我谢你。
下面签了名:李建国,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七。
我把这张纸抄了一份,寄给他侄子。
六月,我去了趟公墓。
我在碑前坐了半个钟头。
我说,他睡着走的。
我说,他临走说信送到了。
我说,你要是在,你就知道,他这辈子就这一件事。
风把碑前那朵塑料花吹得响。
我说,花是别人放的,我不知道是谁。
我说,你收着。
那天我在公墓待到中午。
回来路上,我骑车经过邮电所。
所里的门开着,一个新来的小伙子在分快递。
他二十来岁,穿一件短袖。
他看见我,说,大爷,你找谁。
我说,我不找谁,看看。
他说,你是原来那个邮递员?
我说,是。
他说,你在这儿干了多少年。
我说,三十七年。
他说,我才来半年。
他说,这活不好干,件太多。
我说,是。
他说,现在没人寄信了。
我说,有。
他说,一年也就几十封。
我说,几十封也是信。
他笑了。
他说,大爷你说话像我们所长。
我说,你所长比我小。
我从所里出来,走到了街口。
槐树剩下的半边也死了,锯了,剩一个桩。
桩旁边是新的快递柜,蓝色,铁皮。
柜子上有屏幕,一格一格的。
我在柜子前站了一会儿。
我想,这柜子一天能收几十件,可它不知道谁写给谁。
它只管开门关门。
信不一样。
信要人背,要人送,要人送到手上。
送不到,就得有人管。
我回家,上了梯子,把墙上的邮包取下来。
包上的"人民"两个字,我描过一回,又磨掉了。
我把包放在桌上,翻开夹层。
夹层里有塑料布,有那封信的抄件,有一张照片。
我把信封拿出来,翻过来。
信封背面,有一行铅笔字。
字很浅,我从来没注意。
我拿到窗边,对着光看。
写的是:
此信待收信人来取。孟广林,一九七四年春。
我拿着信封,手停在半空。
三十七年,我没看见这行字。
师父也没说过。
他写完,就把信塞进包里,一句话没说。
他不是让我背。
他是让我等。
我把信封放回包里。
我说,师父,等到了。
七月的一天,所里的小伙子来找我。
他骑一辆电动车,车斗里有件快递。
他停在我家门口,喊,大爷。
我出去。
他说,有件事想问你。
我说,说。
他手里拿着一个信封,是白色的挂号信封。
他说,这个退回三回了。
我说,退回三回?
他说,寄件人不收,收件人也收不到。
我看信封。
收信地址写的是:水库镇东街二十七号,王秀兰。
寄信地址写的是:河北石家庄,一个人名。
信封上的章有三个:查无此人,地址不详,退回。
我说,你查过没有。
他说,我查了,东街二十七号早拆了,现在是超市。
他说,超市的人说不知道。
我说,那你找了村里没有。
他说,找了,村里说姓王的搬走了。
他说,搬哪儿不知道。
我说,寄件人那边呢。
他说,寄件人电话打不通。
他说,打了三回,都是空号。
他说,这信在我抽屉里搁了一个月。
我说,那你打算咋办。
他说,所长说,超过时间就销毁。
我说,啥时间。
他说,三个月。
我说,别销毁。
他说,那咋办。
我说,你交给我。
他说,交给你干啥。
我说,我背着。
他看着我。
他说,你都退休了。
我说,退休也是邮递员。
他说,这不合规矩。
我说,不合规矩的事,我干了一辈子。
他没说话,把信封递给我。
我接过来,看了看。
信封不厚,里面像是一张纸。
我说,寄的是啥。
他说,不知道,我不敢拆。
我说,对,不能拆。
我把信封揣进兜里。
他说,大爷,你图啥。
我说,我不图啥。
我说,我背过一封,背了五十三年。
我说,再背一封,不亏。
他笑了笑,骑车走了。
我站在门口,把信封掏出来,对着太阳看。
信封上有一个红章,一个蓝章。
我想,这封信的收信人,也许还在。
也许搬到了别的地方。
也许死了。
也许明天就有人来问。
我把信封拿进屋,放在桌上。
桌上还放着师父的绿包。
我把包打开,把信封放进去,放在最里头。
我说,你先在这儿。
我说,等有人来问,我就给你。
那天晚上我又做了一个梦。
梦见邮电所,一九八九年的邮电所。
门口的木牌,绿色的信箱,槐树。
师父坐在门口抽烟,腿上盖着一块布。
他抬头看我,说,信送到了没。
我说,送到了。
他说,好,吃饭。
我说,师父,还有一封。
他说,背着。
我说,我不想背了。
他说,那你就不背了。
我说,可我放不下。
他说,放不下就背着。
他说完,把烟摁了。
烟头在水泥地上蹭了一下,火星没了。
我醒了。
天刚亮,屋里有光。
我坐起来,看了看墙上的包。
包是绿的,斜着挂。
我把手放在包上。
布是粗的,磨得起毛。
我说,行,我背着。
八月的第一天,我去邮局办了一件事。
我拿了一张纸,写了几行字,贴在邮电所门口的墙上。
纸上写:
本所代寻:
王秀兰,原住东街二十七号。
有一封挂号信待取。
来人请找本所。
下面写了我的名字和电话。
小伙子看见了,说,大爷,这不合规矩。
我说,你把它撕了。
他说,我不撕。
他说,贴着吧,反正也没人看。
我说,有人看。
他说,谁看。
我说,等着的人看。
八月二十号,来了一个人。
他四十来岁,骑一辆摩托车,车后座绑着一捆线。
他站在我家门口,说,你是周邮递员?
我说,我是。
他说,墙上那张纸是你贴的。
我说,是。
他说,我娘叫王秀兰。
我把他让进屋。
他坐在炕沿上,帽子拿在手里。
他说,你找我娘干啥。
我把信封拿出来,放在他面前。
我说,有一封挂号信,寄给她的,退了三回。
他看着信封,没伸手。
他说,谁寄的。
我说,寄信人写的是石家庄,一个叫王丽的名字。
他说,王丽是我姐。
我说,你姐还在?
他说,没了,二〇一九年走的。
我把信封推过去一点。
他说,我娘二〇二一年走的。
他说,她走的时候,我们还住在东街。
我说,可东街二十七号早拆了。
他说,拆是二〇一八年拆的。
他说,拆了以后我们搬到镇北的安置房。
我说,那挂号信咋会退回。
他说,我们搬了没报新地址。
他说,我娘不识字,我也不在家。
我把信封拿回来,翻过来看。
三个章,一个叠一个。
我说,这封信在路上走了两年。
他说,寄的啥,我不知道。
我说,我也不知道,我没拆。
他说,那你给我吧。
我说,你拆不。
他说,我拆。
我说,你拆了,就是收信人了。
他说,我娘死了,我是她儿子。
我说,那你是。
我把信封递给他。
他接过,用指头在封口上划。
纸一开,里头掉出一张纸,折了三折。
他摊开。
我坐在旁边,眼睛看着地面。
他看了半天,说了一句:我姐写的。
他说,她写给我娘的。
他说,她说她在石家庄住得还行。
他说,她说这边的厂子要关了,她要回南边一趟。
他说,她说她回来的时候,把娘的旧箱子带回来。
他说,落款是二〇一八年十一月。
我说,二〇一八年,东街拆了。
他说,对,拆那年。
他说,她回来没找着。
他说,她二〇一九年走的,走之前还问过我,说娘的信收到没。
我说,她寄了几回。
他说,三回。
他说,三回都没到。
他说,我们以为她没寄。
我说,她寄了,退了三回。
他手里拿着那张纸,坐着没动。
过了一会儿,他把纸折起来,装进内衣口袋。
他说,谢谢你。
我说,谢我干啥。
他说,你替我姐送到了。
我说,不是我送的,是它自己走到这儿来的。
他说,那也谢谢。
他站起来,把帽子戴上。
走到门口,他回头。
他说,还有一个事。
我说,说。
他说,我娘走之前,交给我一样东西。
他从摩托车的车斗里拿出一个布包。
包是蓝布的,捆着麻绳。
他说,我娘说,这个要交给一个人。
他说,她说不清是谁,只说是个邮递员。
我说,叫啥名。
他说,她没说名。
他说,她只说,那个人背着一个绿包。
我把布包接过来,解开绳。
里面是一个信封,旧的,黄的。
信封上的字是钢笔写的,我认得那种蓝墨水。
收信人写的是:水库镇邮电所,孟广林。
寄信人写的是:东街二十七号,王秀兰。
信封右下角,有一个红章。
我把它翻过来看。
章上写的是:查无此人。
日期是一九七九年七月。
我拿着信封,站在门口。
太阳已经偏西,把门框的影子拉长。
我说,这封信,收信人是我师父。
他说,你师父还在?
我说,没了,一九九六年走的。
他说,那这信也没送到。
我说,没送到。
我说,他背了一辈子别人的信,自己的信退回来了。
他说,那咋办。
我说,我背。
他说,你背到啥时候。
我说,背到我背不动。
他点点头,骑上摩托车走了。
我站在门口,手里拿着这个信封。
信封很轻,像没装东西。
我没拆。
我把它揣进怀里,进了屋。
我把墙上的绿包取下来,打开。
包里有师父的包,有那封信的抄件,有照片,有那个退回三回的挂号信剩下的空袋子。
我把这个信封放进去,放在最上头。
包扣不上了。
我把包挂在墙上,还是斜着。
我媳妇在屋里问,谁来了。
我说,送信的。
她说,送啥信。
我说,送了一封我师父的信。
她说,你师父不是没了。
我说,没了,可他的信还在路上。
那天晚上,我坐在院子里。
天黑得早,八点就看不清了。
我把手伸进兜里,摸到那个信封。
信封上的"孟广林"三个字,被灯照得发白。
我想,这封信走了四十七年。
我想,师父背了一辈子,没等到。
我想,我现在六十五。
我想,我还能背几年。
我想,背几年算几年。
八月最后一天,我把三张纸摊在桌上。
一张是王秀兰写给儿子的,信封上有三个章。
一张是张德山十二月写给我的,字歪。
一张是我师父那年写在信封背面的铅笔字。
三张纸,三个年份。
一九七三,一九七九,二〇二六。
我把它们按年份排好,压在一块玻璃下面。
玻璃是我从旧窗上拆下来的,边上磨破了手。
我媳妇说,你这是干啥。
我说,压着,别让风拿走。
她说,纸还怕风。
我说,纸怕的东西多。
她说,怕啥。
我说,怕潮,怕虫,怕烧,怕扔。
她说,那你压着吧。
我在玻璃上放了四个角,用四块小石头压住。
石头是我从水库坡上捡的,就是那个坡。
捡的时候我没跟人说。
我蹲在坡上,抓了一把,装进兜里。
回来挑出四块,指甲盖大小。
压在玻璃四角上。
我媳妇说,你越来越怪。
我说,不怪,我就是想让它们待着。
九月,我去了趟镇北的坡上。
坡上是老坟地,师父的坟在半坡,第三排。
碑小,青石的,一米高。
碑上写:孟广林之墓,一九三〇——一九九六。
碑前有一个水泥台,是他儿子砌的。
台上有半瓶酒,去年我来倒的,瓶子还在。
我把新酒放下,把旧瓶子收了。
我在碑前站了一会儿。
我说,师父,那封信送到了。
我说,收信人死了,可她男人来了,她弟弟还在。
我说,她男人叫张德山,在新疆待了五十三年。
我说,他十月来的,看坟,烧信,把石头留在土里了。
我说,他五月走的,走之前说了一句,信送到了。
我说,我替你送到了。
风从坡上刮下来,把碑前的草压倒一片。
我说,还有一件事。
我说,我又背了一封,退了三回。
我说,没人来取,我先背着。
我说,信封上有三个章,一个叠一个。
我说,我干了一辈子,最怕看见这三个章。
我说,可我背着它们,就不算完。
我把酒倒在台子上。
酒渗下去,快。
我说,师父,你歇着。
我下山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
碑在草里,看着小。
坡上还有别的坟,都比他小。
我想,他这辈子没干过大事。
他就是送信。
送了二十六年,退了休,瘸着腿在家坐着。
他的包我留着,他的线我留着。
我这一辈子,也就是学他。
回到镇上,天要下雨。
街口的新快递柜亮着屏幕,一格一格的。
我骑车过去,柜子里的灯照在柏油路上。
我把车停下,看了看那个柜子。
我说,你们快,可你们不懂。
柜子不回答。
我又骑上车,回家了。
第二天早上,我把那张纸重新抄了一遍,加了这一封。
我写:
本所代寻:
王秀兰的家属已来取,挂号信已交。
另有一封,收信人为孟广林,一九七九年,无人来取。
来人请找本所。
我把纸贴在邮电所门口。
小伙子看了一眼,说,大爷,这张纸上写的,全是死信。
我说,不是死信。
我说,是还没送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