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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选章节

更新时间:2026-11-22 03:31:54

出分那天,系统卡了整整四十分钟。

林知夏把准考证号输了第七遍,屏幕才跳出那个数字。

五百二十一。

她盯着看了很久,以为自己敲错了。她把准考证翻过来对着窗户的光,一位一位重输,这回手指是抖的。

还是五百二十一。

她估的是六百一十八。班主任陈老师给她估的是六百二,说县里前八十稳的,一本线上四十分,报省城那所师范绰绰有余。

她妈在客厅喊:“出来没有?”

“出来了。”

“多少?”

她没答。

过了两分钟,她妈自己推门进来,一手油,围裙上沾着面。她弯腰凑到屏幕前,把那个数字看了半天,然后伸手在她肩上拍了一下。

“五百二十一,也不低了。”

林知夏把鼠标挪开,让光标从那个数字上移走。

“妈,我估六百一十八。”

“估的能算数?”她妈直起身,“估分估高的人多了去了。”

“我对着标准答案算的,算三遍。”

“那你就当自己估错了。”她妈往外走,“晚上吃面。”

门带上了。

林知夏坐在那儿,听着客厅里的电视响。电视里在播别省的分数线,播音员的声音很平。她把草稿本从书包里抽出来,翻开最后一页。

六月九号,考完第二天,她一个人坐在书桌前,把四门课的答案一题一题默下来,对着标准答案核,分数用红笔写在最下面。

六百一十八。

她还写了一行小字:语文作文可能压一点,保守算,最低六百一。

那天下午她骑车去了学校。六月的风从河堤上刮过来,热的,带着水腥味。办公室里只有陈老师一个人,桌上摊着全班的成绩单,红笔一支压在上面。

他抬头看她,先愣了一下。

“知夏,你这个分,不对。”

这是那天第二个人跟她说“不对”。第一个是她自己。

她把手里的草稿本放在桌上,摊开到最后一页。

“陈老师,我考完当天算的,六百一十八。”

陈老师把成绩单往她那边推了推。

“你自己看。全班五十二个人,你排三十五。”

三十五。

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三,她从来没有掉出过班级前三。初三那年县里联考,她考了全县第九,学校门口的红榜上贴过她的名字,红纸黑字,贴了一个月。

“陈老师,我要查分。”

“查分有流程。”他把眼镜摘下来擦了擦,动作很慢,“你先别急,我先问问。”

她坐在办公室那张塑料椅上,椅子腿短了一截,坐上去晃。她听见他打电话,打了两个。一个是年级主任,一个是县招生办的老吴。

他说话的时候一直背对着她,声音压得很低,肩膀绷着。

她只听见半句。

“这孩子的成绩,我们心里都有数的……”

后面那句被窗外的高音喇叭盖住了。喇叭里在喊,让高三的毕业生下午三点到操场领档案袋。

她等了二十分钟。陈老师挂了电话,转过身来,脸上有一种她没见过的东西——不是生气,也不是同情,是躲。

“知夏,招办那边说,成绩复核要本人写书面申请,交到县招办,七个工作日内给答复。”

“那我现在写。”

“你听我说完。”他往前走了一步,“复核只核分,就是重新加一遍分,看有没有加错。不核卷子,不核你答题卡上写了什么。”

“那就先核分。”

陈老师看着她,看了几秒。

“行。我给你找张纸。”

那天回家,村口已经有话了。

这种事传得比风快。她在小卖部门口看见三个人凑在一起说话,见她过来就散了。卖酱油的老赵朝她点了点头,那个点头的意思是“我知道了,我不问”。

她妈已经听说了。

“五百二十一也不错了。”她妈站在厨房门口,围裙上还沾着面,“上个二本,出来考个编,一样过日子。”

“妈,我能考六百一。”

“考都考完了。”

“我算过三遍。”

“算过有什么用。”她妈把面团往案板上一摔,声音响了,“你跟我说这个,我能给你把分改回来?”

“我在写复核申请。”

她妈的手停在半空。

“复核?”

“对。交到县招办,七个工作日给答复。”

“你知不知道,你去查这个,人家怎么看你?”她妈转过身来,“人家会说你输不起。你爸在镇上开车,人家一句话就能传到他耳朵里。”

“我输得起。”林知夏说,“我没输。”

那天晚上她回房间,把门关上,坐在床沿上。

窗台上有一只旧铁皮饼干盒,是外婆家给的,盒面的花纹磨得看不清了,边上有一圈锈。里面装着她从初中到高三所有的准考证,四十七张,按时间叠着,用一根红绳捆住。

她把它们倒出来,一张一张看。

四十七场考试。她挑出其中的十一场——期末、联考、模考、竞赛,凡是算“大考”的都算。

她把这十一场的日期抄在纸上。抄完了,坐在那儿发冷。

十一场,有九场她在发低烧。

三十七度二,三十七度五,三十七度八。不咳嗽,不流鼻涕,就是烧,脑袋是昏的,眼睛看题会花,看久了字会跳。每次都是考前一天晚上开始,考完最后一门,第二天早上就退了。

她妈带她去过县医院。抽血,化验,拍片,什么都查不出来。医生说是紧张,考前焦虑,让她放松。

她放松不了。

因为还有一件事,她从来没跟任何人说过。

每年农历八月初六,她生日那天,外婆都会把她叫到老屋去。

老屋在村东头,土墙,黑瓦,堂屋里供着一张褪色的菩萨像,前面摆一只香炉,香灰堆得老高。外婆会从柜子最底下摸出一叠黄纸,裁成巴掌大,再拿出一支毛笔,一小碟墨。

她要林知夏把自己的名字写在黄纸的左边。

然后外婆在右边,写上另一个名字。

周雅。

她表姐。

写完了,外婆把那张纸对折,再对折,塞进一只粗瓷碗里,划一根火柴点着。火苗窜起来,黄纸卷成黑色的卷,灰从碗沿上飘出去,落在供桌上。

外婆每次都念同一句话。

“雅的病,知夏替她担一点,都是自家骨肉。”

那时候她八岁,觉得这跟过年烧纸没什么两样。

她不知道这句话,要从八岁念到十九岁。

八岁那年冬天,周雅住了二十三天院。

肺炎。姨妈周美兰在电话里哭,说孩子烧到四十度,抽了两回。外婆当天就拄着拐去了县医院,回来的时候眼睛是肿的。

第三天,外婆来了她家。

“知夏,跟外婆去趟老屋。”

她妈在灶前烧水,头也没抬,只说了一句:“去吧,听话。”

老屋的堂屋冷,梁上挂着去年腌的腊肉,黑乎乎的一排。外婆搬了张小板凳让她坐,自己蹲在柜子前,把底下的东西一件一件往外掏。旧棉袄,一叠碗,一个铁盒,最后摸出一叠黄纸。

纸是裁好的,巴掌大,边上还有毛刺。

“外婆教你写字。”外婆把毛笔递给她,笔杆上缠着一圈胶布,“写你的名字,写这儿。”

她写“林知夏”三个字,写得歪。

外婆看了看,没说什么,把纸转过去,在右边写了两个字。

周雅。

那两个字写得很好看,一笔一画都稳。

“外婆,写姐姐名字干什么?”

“你姐病了。”外婆把纸对折,“她从小身子弱,命薄,扛不住。你是好的,你八字硬。”

“那我写名字,她就能好?”

外婆没答。她把折好的纸塞进粗瓷碗,火柴划了两下才着。黄纸烧得很快,火苗是黄的,边上发蓝。

“雅的病,知夏替她担一点,都是自家骨肉。”

她记得那天的烟味,跟烧柴不一样,呛,有点甜。

周雅出院以后,外婆又烧过两回。一次是周雅小升初,一次是周雅初一期中。

那时候林知夏还不懂。

她只知道每年生日要去老屋写一次名字,写完外婆给她两颗水果糖,糖纸是透明的,里面裹着一粒话梅。

初一那年,她开始觉得不对劲。

周雅小学成绩中等,数学常常七十来分。上了初中,忽然就上去了。初一期中,周雅考了年级四十六。初二期末,年级第九。

姨妈在家族群里发成绩单的照片,一张一张,红笔圈出来。外婆不会用手机,姨妈就把照片洗出来,带到老屋去给她看。

“妈,你看雅雅,第九。”

外婆戴着老花镜,凑得很近,看了很久。

“好。”她说,“好。”

那年林知夏在年级第三。

她比周雅高三个名次。可是没人拍她的成绩单。

她妈也不拍。她妈说:“拍那个干什么,让人说你显摆。”

初二下学期期中,考数学前一天晚上,她开始发冷。

六月,屋里开着电扇,她盖了一床薄被还是抖。她妈拿体温计来,三十七度六。

“又来了。”她妈说。

“妈,明天期中。”

“我知道。”她妈把退烧药和一杯水放在床头,“吃了睡。”

她吃了,睡不着。半夜起来吐了一回,吐的都是水。

第二天考数学,前三道大题她都会,写到第四题,眼睛开始花。题目里的数字像浮在水上,一行一行往下滑。她把卷子举起来凑近,又放下,手心全是汗,把草稿纸洇湿了一片。

最后两道大题,她只有时间写了一行“解”。

成绩出来,数学八十九。总分掉到年级第二十一,班里第五。

这是她第一次掉出前三。

陈老师把她叫到办公室,问她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考前一天发烧了。”

“多少度?”

“三十七度六。”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下次注意休息。”

那天回家,她妈在院子里择菜。她把成绩单放在石桌上。

她妈看了一眼。

“第五也不错。”

“妈,我数学八十九。”

“你发烧了。”

“我每次大考都发烧。”她说,“妈,你不觉得奇怪吗?”

她妈择菜的手停了。

“有什么奇怪的。你从小体质就虚。”

“我平时不虚。我跑八百米是班里第三。”

“那就是考前紧张。”

“那周雅呢?”她问,“周雅从小病到大,她怎么一次都没在考场上发烧?”

她妈把菜往盆里一丢,水溅出来。

“你跟她比什么。”

“我没跟她比。我就是问。”

“你别问。”她妈站起来,声音忽然硬了,“你外婆年纪大了,你别去她跟前说这些。听见没有?”

那是她妈第一次用这种口气跟她说话。

她没再问。

初三那年,她考上了县一中。周雅也考上了,分数比她低十一分,走的指标。

高一开学,两个人在同一栋楼。

周雅在二楼,她在一楼。

她在楼道里见过周雅几回,周雅总是笑着叫她:“知夏。”

她应一声。

周雅长得像姨妈,白,瘦,说话轻声细语,走两步就要歇一歇的样子。班里男生管她叫“病美人”,她听了也不恼。

高一第一次月考,林知夏年级第十二。周雅年级两百一十。

第二次月考,她年级第九。周雅年级九十八。

期中,她年级第七。周雅年级三十一。

别人说周雅是开窍了。

只有林知夏知道,周雅每回升得最快的那一次,她自己都掉得最狠。

高一寒假,腊月二十七,外婆叫她去年货集市上帮忙拎东西。回来的路上,她终于问了。

“外婆,那个纸,是不是真的?”

外婆拎着一袋粉条,走得慢。

“什么真的假的。”

“我写名字那个。烧了以后,我考试就考不好。”

外婆停下来,把粉条换到另一只手。

“你别瞎想。”

“我没瞎想。我算过。”她说,“我十一场大考,九场发烧。我烧的那几回,周雅都考得好。”

外婆看着她,眼睛浑浊,眼皮耷拉着。

“那不是借。”外婆说。

“那是什么?”

“是分。”

外婆说完这两个字,继续往前走。粉条袋子在她手上一晃一晃。

“她命里那口饭少,你多。你分她一点,她就能活下去。你少考几分,你还是能考上。”外婆说,“你考得上。她考不上。”

林知夏站在原地,风把她的围巾吹起来,遮住半张脸。

“外婆,谁说的?”

“老人说的。”

“哪个老人?”

“我娘说的。”外婆说,“我娘也是这么给我分的。”

那天晚上她回家,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把那张写着两个名字的黄纸的样子在脑子里过了一遍又一遍。

她想起一件事。

那些纸,从来没烧完过。

外婆每次烧完,都会把碗里的灰倒进一个铁盒子,盖上盖,塞回柜子底下。她见过那个盒子,锈得发红,上面印着“饼干”两个字。

高二那年春天,她趁外婆午睡,偷偷去了老屋。

柜子底下那个铁盒还在。她打开,里面全是灰,压得实实的,一股焦味冲上来。

她伸手进去摸,摸到最底下有一层没烧透的纸边。

她把那层纸边捏出来,展开。

巴掌大的黄纸,只剩半边,上面还能看清一个字。

雅。

她把那半张纸折起来,塞进校服内袋。

那年四月,她一个人去县医院做了一次全面检查。

挂的是内科。医生是个四十来岁的女的,看她一个人来,问:“家里人呢?”

“我没告诉他们。”

“哪儿不舒服?”

她把体温记录本递过去。

医生一页一页翻。翻到最后,抬起头。

“你这个记录做得很细。”

“我记了两年。”

“你想查什么?”

“我想知道我身体有没有毛病。”她说,“我每次大考前都发烧,考完就好。我想知道为什么。”

医生给她开了一沓单子。血常规,甲状腺,结核筛查,胸片。

抽了三管血。她在走廊的塑料椅上坐了两个小时,看着人来人往。

结果出来,全部正常。

医生把单子摊在桌上。

“从检查看,你没病。”

“那我为什么发烧?”

“这种情况,多半是应激反应。”医生说,“紧张引起的,体温真的会升。不是装的,是真的升。”

“那就是心理问题?”

“医学上叫躯体化。”医生说,“心里的事,身体替你扛。”

林知夏坐在那儿,看着那一沓正常的单子。

“医生。”她开口,“如果我说,每年我生日那天,有人把我的名字和别人的名字写在纸上烧掉,说这是把我的运气分给别人。你信吗?”

医生看了她一会儿。

“我信你说的是真的。”她说,“我也信有人这么干。但这跟你发烧没有关系。烧纸不会让人发烧,人才会。”

“什么意思?”

“意思是,你可能不是被烧纸烧的。”医生说,“你是被‘每年都要烧一次’这件事本身压的。”

那天她把所有的检查单收好,装进一个牛皮纸袋。

她没扔。

后来这沓单子成了证据清单里的第七项。它证明的不是她没病,是她查过,查遍了,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才是最大的问题。

那天她走出老屋,太阳很大,院子里的老枣树影子铺了一地。她站在门口,忽然觉得这十二年像一场很长的梦,梦里所有人都在笑,只有她一个人在发烧。

高三那年秋天,学校开始一月一联考。

第一次联考,九月,她在年级第六。总分六百三十四,年级榜贴在办公楼一楼,她的名字排在第三行。

第二次,十月,考前一天晚上她烧到三十七度九。第二天文综写到最后,手抖得握不住笔,最后一个大题只写了两百字。

联考成绩出来,年级五十七。

陈老师在走廊上拦住她。

“知夏,你这个成绩,一次比一次波动大。”

“我发烧了。”

“我知道。”他说,“可高考不看你发不发烧。”

这句话她记了很久。

第三次联考,十一月。这回她提前三天开始防——不洗头,不吃凉的,晚自习九点半就回家。考前一天晚上量的体温是三十六度八,她高兴得睡不着。

第二天早上五点,她醒了,浑身发冷。体温计甩下来一看,三十七度五。

她坐在床上,看着那根水银柱,忽然笑了。

笑着笑着眼泪就下来了。

她妈推门进来,看见她那样,站在门口没动。

“又烧了?”

“妈。”她抬起头,“我们不去老屋好不好?今年生日我不去了。”

她妈的脸色变了。

“你说什么胡话。”

“我说的是正经话。”她把体温计举起来,“我每次去完老屋,考试就烧。你说这是巧合,我说不是。”

“那是你外婆的一片心。”

“一片心能要人命。”她说,“妈,我要考大学。”

“你考不上大学也是我女儿。”

“我不要当谁的女儿。”她把被子掀开站起来,“我要当我自己。”

那天她妈没再说话。可是到了农历八月初六,她妈还是把她的外套递到了手上。

“去吧。就一趟。”

“妈。”

“她八十了。”她妈说,“你让她心里安生点。”

“那谁让我安生?”

她妈的手抖了一下。

那天下午她去了老屋。外婆已经准备好了黄纸,墨也磨好了,坐在堂屋等她。

她坐下,拿起笔,手悬在纸上。

“外婆。”

“写。”

“写了十二年了。”她说,“我今年十九。”

“那就写第十三年。”

“我不写。”

外婆这才抬头看她。

老人的眼睛一直是不清楚的,看人的时候要眯着。可那一下,她眯得很紧。

“你说什么?”

“我说我不写。”林知夏把笔放下,“外婆,我今年高三。我再考不好,就没有下一次了。”

“你考得好。”

“我考不好。我每次考完都烧。”

外婆的手在桌上按了一下。

“那是你自己身子虚。”

“我身子不虚。”她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展开,摊在桌上,“这是我记的。从初二到现在,我每次大考的日期和体温,还有周雅那次的年级名次。你看。”

纸上画了格子,一格一格填着。

三十七度二,第九名。

三十七度五,第三名。

三十六度九,第一百一十名。

外婆不识字,看了一眼就把纸推开。

“我不看这个。”

“你看一眼。”她把纸往前推,“外婆,你看看,我烧的时候她就考得好。”

“那是她的福气。”

“福气从哪来的?”

外婆沉默了。

堂屋里静得能听见外面枣树上麻雀叫。香炉里插着三支香,烟直直地上去,到梁上散了。

“知夏。”外婆开口,声音很轻,“你姐那年差点没活下来。”

“我知道。”

“她三岁那年,抽风,抽了半个钟头。医生说再晚送就没了。”外婆的手在桌面上摩挲,“我抱着她,从村东跑到村西,鞋都跑丢了一只。”

“外婆。”

“你姨妈这辈子就这一个孩子。”外婆说,“她要是没了,你姨妈也就没了。”

“那我呢?”林知夏问,“我要是有事,我妈就还有别的孩子吗?”

外婆没答。

那天她到底没写名字。

她走出老屋,天已经暗了。外婆在身后喊了一句什么,风把话吹散了,她没回头。

十一月联考,她考了年级八十。

十二月,她得了肺炎。

在县医院住了九天,出院那天医生跟她说,好好休息,别累着。

她躺在病床上,看着点滴一滴一滴下落,忽然想起八岁那年冬天,周雅也住过二十三天院。

那年冬天以后,周雅再没住过院。

之后的日子过得像被人推着走。

一月,市里的统考,她缺考了,因为在医院。二月,开学,她瘦了八斤,班里同学见了她都愣一下。

三月,一模。

她记得很清楚,一模前一天下午,她妈从外面回来,手里拎着一袋苹果。

“你外婆给的。”

“她怎么不自己来?”

“她腿不好。”

林知夏把苹果倒在桌上,六个,红富士,个头匀。

她拿起一个,忽然发现苹果底下压着一张黄纸。

折成四折,很小。

她手一抖,苹果滚到地上。

纸上写着两个名字。

左边是她的,右边是周雅的。

字是外婆写的,一笔一画,还是那么稳。

她捏着那张纸,站在桌子前,站了很久。

然后她做了一件自己都想不到的事。

她把那张纸摊平,用手机拍了照。

正面一张,反面一张。

拍完,她把纸折回原样,重新压在苹果底下。第二天早上,她当着她妈的面,把那张纸扔进了灶膛。

“你干什么?”

“烧了。”她说,“外婆烧给我,我烧回去。”

她妈张了张嘴,最后什么也没说。

一模,她考了年级一百二十。

二模,年级九十八。

三模,年级六十七。

陈老师找她谈话,谈了三次。第三次他把门关上,坐在她对面。

“知夏,你老实跟我说,你是不是有什么事?”

“没有。”

“你高一高二的成绩,我这里有。”他翻开一个本子,“你不是这个水平。你就算考砸,也不该是这个位置。”

“陈老师。”她看着他,“如果我告诉你,我信一个很荒唐的东西,你会不会觉得我有病?”

“你先说。”

“我外婆每年在我生日那天,把我和我表姐的名字写在黄纸上烧掉。她说这是借运。”林知夏说,“我每次烧完那一年的考试,都会发烧,都会考砸。我表姐就一路往上走。”

办公室里静了几秒。

“你信这个?”

“我不信。”她说,“可我也解释不了。”

陈老师把本子合上。

“我不管你信什么。”他说,“你是学生,我是老师。我现在能告诉你的只有一件事——高考只看分数。你分数上去了,什么说法都没有用。你分数上不去,什么说法都有用。”

“我分数上不去。”

“那就再考。”他说,“六月八号之前,你还有八十天。”

那天她从办公室出来,在楼道里碰见周雅。

周雅抱着一摞卷子,脸色白得像纸。

“知夏。”

“嗯。”

“你最近成绩掉得厉害。”周雅说,“是不是身体不好?”

“是。”

“要不要我让我妈给你找个中医?”周雅说,“我妈认识一个,很灵的。”

林知夏看着她。

周雅的眼睛很干净,那种干净不是装的,是长在脸上的。她从小就被所有人护着,护到现在,已经不觉得自己在被护着了。

“不用了。”林知夏说,“我挺好的。”

“你要是需要,跟我说。”

“周雅。”她忽然开口,“你信不信外婆那套?”

周雅愣了一下。

“哪套?”

“烧纸那套。”

周雅笑了,笑得很轻。

“老人嘛。”她说,“图个心安。”

“你心安吗?”

周雅抱着卷子的手紧了一下。

“知夏,你怎么了?”

“没什么。”林知夏说,“我就是问问。”

六月七号早上,她量的体温是三十七度四。

她妈在厨房煮鸡蛋,煮了六个,说图个吉利。她把鸡蛋装进袋子,说路上吃。

考场在县一中,她自己学校。进楼之前,她把手机关了,塞进书包最底下。

语文卷子发下来,她先看作文题。题目很长,她读了两遍才明白意思。写到第四段,脑袋开始发木,字在眼前浮。她停下来,喝了一口水,把笔换到左手握了一会儿,再换回来。

考完出来,太阳很大,家长挤在门口。她看见她妈站在最外面,个子矮,被人挡着。

“怎么样?”

“还行。”

数学是第二天上午。她前一晚几乎没睡。半夜三点起来量体温,三十七度六。她没敢告诉她妈,自己吞了半片退烧药。

数学最后一道大题,她只写了一个“解”。

六月八号下午考完最后一门,她走出考场,站在操场上,忽然觉得腿软,蹲了下去。

有人扶她。是陈老师。

“考完了。”他说,“回家睡觉。”

她点头。

回到家她睡了十四个小时。醒来是六月九号中午,阳光斜着照进来,落在那只铁皮饼干盒上。

她坐起来,忽然觉得身上很轻。

不烧了。

那天下午她坐在书桌前默答案。四个小时,写满了七页纸。算到最后,红笔写出总分。

六百一十八。

她盯着那个数字,看了很久,然后趴在桌上哭了。

不是因为高兴。

是因为她终于知道,不发烧的时候,她能考多少分。

出分那天的事,前面已经说过了。

这里要说的,是后面。

六月二十四号上午,她把复核申请交到了县招生办。

一栋三层的旧楼,二楼最里面一间,门口挂着牌子。她敲门进去,屋里坐着两个人,一个五十来岁的男人,桌上放着搪瓷杯,一个年轻的女的,在敲键盘。

“什么事?”

“我来申请成绩复核。”

男人抬起头。

“哪个学校的?”

“县一中。”

“叫什么?”

“林知夏。”

他手上的笔停了一下。

那个停顿很短,短到如果不盯着看根本发现不了。可她盯着看。

“复核申请带了没有?”

“带了。”

她把纸递过去。是她自己写的,一式两份,写了申请理由,写了准考证号,写了估分和实得分,最后签了名,按了手印。

男人看了两遍。

“行,收下了。七个工作日给答复。”

“同志。”她说,“我想问一下,复核是只核分,还是会看答题卡?”

“核分。”他说,“重新加一遍,看有没有漏加。”

“如果我认为我的答题卡被人换过呢?”

屋里静了一下。那个敲键盘的女的抬起头。

男人把杯子放下。

“同学,你这话不能乱说。”

“我没有乱说。我只是问,如果我这么认为,该怎么办。”

“那要有证据。”他说,“没有证据就是造谣。你懂不懂?”

“我懂。”她说,“所以我来问流程。”

他看了她几秒,从抽屉里摸出一张纸。

“这是复核结果告知书,七个工作日。你要是不服,可以向省里的考试院申请复核。”他把纸推过来,“再往上,就是走法律途径。你要真觉得有人动了你的卷子,你去报案。我们配合。”

“好。”她把那张纸折起来,放进书包内袋,“我记住了。”

她走出招生办,在楼下的台阶上坐了十分钟。

七月的太阳能把人晒脱皮。她把那张告知书又拿出来看了一遍,一个字一个字看。

上面写着:复核范围包括卷面分数漏评、错评、漏统、错统。

她记住了四个词。

漏评。错评。漏统。错统。

没有“换卷”。

回家的路上,她拐去了镇上的打印店。

“老板,能不能把这个复印三份?”

老板是个四十来岁的男人,正在吃面。

“复印啥?”

“一张申请,一张受理回执。”

“行。”

复印机吱吱响了三声。她把原件和复印件分开,原件夹进一个透明的文件袋,复印件另外装一个。

“还要塑封吗?”老板问。

“要。”

“塑封了就不能写了。”

“我知道。”

塑封机热起来,那张纸慢慢被压进塑料膜里。她看着它变得硬,变得不能改。

那天晚上,她在房间里做了一张表。

表上四列:日期、事项、经办人、凭证。

第一行写:六月二十四日,提交成绩复核申请,县招办某同志,受理回执一张,已塑封。

她把表打印出来,贴在了墙上的软木板上。

软木板是她高一买的,本来用来贴课程表,现在空了大半。

她看着那张表,忽然觉得自己在做一件很陌生的事。

像一个大人。

六个工作日后的下午,电话来了。

“林知夏吗?复核结果出来了。”

“您说。”

“经复核,你的答卷各题得分与总分核加无误,不存在漏评、错评、漏统、错统的情况。”

“我要看答题卡的复印件。”

电话那头停了一下。

“答题卡不对外提供。”

“我申请查阅本人的答卷。”

“这个要走程序。”

“什么程序?”

“你先写申请,我们往上报。”

“好。”她说,“我今天就写。”

挂了电话,她坐在床边,手心全是汗。

她早猜到是这个结果。

她真正想知道的,不是分数有没有加错。

是那天下午,在出分之前,有谁进过她的账号。

省里的考试院网站,考生登录以后能查成绩、填报志愿、查录取。她记得很清楚,查分那天她输了三遍密码才登进去,系统提示“密码错误”。

她当时以为自己记错了。

现在她想起来了。

第一次输错的时候,她明明输的就是平时那个。

她打开电脑,重新登录。

这一次她没急着查分。她在页面上找了很久,在最下面一行的角落里找到了四个字。

登录记录。

她点进去。

屏幕上跳出来一串时间。

六月十号,她自己登录,查考场。

六月二十三号上午九点四十,她自己登录,等出分,登不上,退了。

六月二十三号上午十点零七分,登录成功。

六月二十三号上午十点十一分,退出。

她盯着第二行。

六月二十三号,上午十点零七分。

出分是十点半。

在那之前二十分钟,有人用她的账号登进去过一次。

而那天上午,她在家里,坐在她妈旁边,一遍一遍刷新页面。

她根本没登进去过。

她把那一行截图,截了三张,一张整个屏幕,一张放大时间,一张带上页面底部的编号。

然后她点开那一行的详情。

屏幕上显示了一串数字。

四个数字一组,中间用点隔开,一共四组。

她不认识那串数字。但她知道那是什么——每一条宽带都有一个这样的编号,就像门牌号。

她把这串数字抄在纸上,抄了两遍,一遍写在本子上,一遍写在手背上。

抄完她坐在那儿,听见自己的心跳。

窗外有蝉在叫,一声接一声,把整个下午填满。

那串数字,她先拿去问了人。

镇上有一家网吧,开在菜市场二楼,老板三十来岁,头发染成黄色,整天坐在收银台后面打游戏。她高一的时候跟同学来过一次,知道这个人什么都懂一点。

她进去的时候,老板正在抽烟。

“上网?”

“不是。”她把纸条放在柜台上,“我想问一下,这个东西是什么。”

他低头看了一眼。

“这哪儿来的?”

“网上看到的。”

“这是宽带的编号。”他把烟按在烟灰缸里,“每一家装了网线,都有一个。就跟身份证一样,不重样。”

“能查出来是哪一家吗?”

“我自己查不了。”他说,“得运营商查。你要查,得拿派出所的证明。”

“没有证明呢?”

“没有证明谁给你查。”他笑了一下,“这玩意儿要是随便能查,那还了得。”

她把纸条收回来。

“那如果我大概知道是哪一片的,有没有办法对一下?”

“对不了。”他说,“这串数字不按地区排。你要真想对,只能一家一家去问,问人家宽带编号是多少。你觉得可能吗?”

她没说话。

走出网吧,楼下菜市场正热闹。卖鱼的在拍案板,卖菜的在喊价。她站在楼梯口,忽然觉得这事像一堵墙,看着不高,撞上去才知道是水泥的。

那天晚上她坐在房间里,把纸铺开,在上面画了一张表。

第一列:我家的宽带编号。(问过,不知道,得查)

第二列:学校的。

第三列:周雅家的。

她盯着第三列看了很久。

第二天上午,她去了姨妈家。

姨妈家在县城东边的新小区,六楼,电梯房。她提了一袋水果上去,是路上买的,二十八块钱,她自己攒的。

开门的是姨妈周美兰。

“哟,知夏来了。”姨妈接过水果,“怎么想起来看姨妈了?”

“我妈让我来的。”

“你妈有心。”姨妈往厨房走,“雅雅在屋里,你去坐。”

周雅在客厅的沙发上,抱着一个抱枕,正在看电视。看见她,坐直了。

“知夏。”

“嗯。”

“你分数的事……”周雅说,“我听我妈说了。你别太难过。”

“我不难过。”林知夏在另一头坐下,“我就是想问问,你多少分?”

“六百四十二。”

“挺高的。”

“运气好。”周雅说,“今年题简单。”

“嗯。”

她端起杯子喝水,眼睛在屋里转了一圈。

电视柜旁边有一个白色的盒子,竖着放,上面亮着三个小灯。线从盒子后面出来,一根接一根。

她认得那个东西。路由器。

“你家网是不是刚换的?”她问。

“上个月换的。”周雅说,“以前那个老是断,我妈就换了个快的。”

“哪个公司装的?”

“不知道。”周雅说,“我妈弄的。”

姨妈从厨房出来,端着一盘切好的西瓜。

“问这个干什么?”

“我家的网也老断。”林知夏说,“想问问你们找的哪家。”

“就镇上那家。”姨妈把西瓜放下,“我给你找找单子。”

“不用不用。”她说,“我回去问我妈。”

她站起来,往洗手间走。

“借用一下洗手间。”

“随便用。”

洗手间在走廊尽头,路过电视柜的时候,她停了半秒。

路由器背面朝外,贴着一张白色的标签。

标签上印着一行小字,最下面有一串数字,四个一组,一共四组。

她掏出手机,拍了照。

手很稳。

拍完她进了洗手间,把门锁上,坐在马桶盖上,把照片放大。

一串数字。

她从口袋里摸出那张纸条,对着看。

一个数字一个数字对。

第四组不一样。前面三组,一模一样。

她的手指在屏幕上停着,停到屏幕自己暗下去。

外面周雅喊:“知夏,你好了没有?我要洗手。”

“好了。”

她站起来,冲了水,洗手,照了照镜子。

镜子里的女孩脸色很白,眼睛很亮。

她把手机塞回口袋,开门出去。

“我先走了。”她说。

“吃了西瓜再走。”

“不了,我妈等我回家做饭。”

下楼的时候她走得很快,一级一级,六层楼,走得腿发软。

到了楼下,她站在花坛边上,抬头往上看。

六楼,周雅家的窗户开着,白色的窗帘在动。

她掏出手机,把刚才那张照片又看了一遍。

然后她做了一件更细的事。

她打开浏览器,找到那家运营商在县里的营业厅地址,记下来。

第二天上午九点,她去了营业厅。

营业厅在县城主街上,玻璃门,里面冷气很足。取号机前排着队。她取了号,等了四十分钟。

柜台后面坐着一个小姑娘,二十出头。

“您好,办什么业务?”

“我想问一下,我家宽带是什么时候装的,装在哪。”

“您是机主吗?”

“不是,是我妈。”

“那要机主本人来,带身份证。”

“我妈今天上班。”

“那办不了。”小姑娘说,“我们可以帮您查一下,但不能打印,也不能给您看明细。”

“那能不能麻烦你帮我确认一件事。”她把手机递过去,“这个编号,是不是你们公司的?”

小姑娘看了一眼。

“是。”

“那这个编号对应的地址,能不能告诉我大概在哪个小区?”

“这个不行。”小姑娘把手机推回来,“客户信息我们不能透露。”

“我不是要姓名,我只要小区。”

“不行。”她说得很干脆,“这个属于隐私。您要查,得有公安的证明。”

又是这句话。

林知夏把手机收回来,说了声谢谢,站起来。

走出营业厅,她站在门口,太阳晒在脸上。

她想明白了一件事。

她一个人,查不下去。

她需要有人替她查。

而能让别人替她查的,只有两种人——管这事的人,和能立案的人。

回家的路上,她妈打了三个电话。

她都没接。

第四个她接了。

“你上哪儿去了?”

“县里。”

“干什么?”

“买东西。”

“你少骗我。”她妈的声音变了,“你姨妈刚才打电话来,说你昨天去她家了,还问网的事。”

林知夏站在路边,一辆三轮车从身边开过去,扬了一阵灰。

“妈。”

“你告诉我,你想干什么?”

“我想知道我分数是怎么没的。”

电话那头静了几秒。

“你姨妈说,你在怀疑雅雅。”

“我没说怀疑。”她说,“我在查。”

“你查什么查!”她妈的声音一下子高了,“你知不知道你姨妈刚才在电话里哭?她说她养了十八年的女儿,被你当成贼!”

“妈,我什么都没跟她说。”

“你拍人家路由器干什么?”

林知夏闭上了眼睛。

“她看见了?”

“她没看见,是她家保姆说的。”她妈喘着气,“知夏,你听我说,你马上回家。今天这事,咱们在家里说清楚。”

“家里说不清楚。”

“你说什么?”

“我说家里说不清楚。”她站在太阳底下,声音很平,“妈,你还记得我初二那年问你,为什么周雅从来不发烧吗?”

她妈没说话。

“你让我别问。”她说,“我听了你六年。现在我十九了,我不想再听了。”

她把电话挂了。

挂完她站在路边,站了很久,然后打开手机备忘录,写下一行字。

六月二十六日,上午,运营商营业厅,柜台人员拒绝提供编号对应地址,理由是隐私,需公安证明。全程有录音。

她按下保存。

录音是从进门就开着的。

她不是天生会这个。

是高二那年,学校请了县里一个律师来做讲座,讲未成年人保护。那个律师说了一句话,她记到现在。

“遇到事情,先别喊。先留证据。证据是穷人的刀。”

回到家,院子里停着一辆电动车。

姨妈来了。

她坐在堂屋里,眼睛红着,手里捏着一张纸巾。她妈坐在旁边,脸绷着。桌上摆着三杯茶,都没动过。

“知夏回来了。”姨妈站起来,“来来来,坐下,姨妈跟你说句话。”

林知夏站在门口没动。

“姨妈,你说。”

“你昨天来我家,为什么拍我家路由器?”

“我想知道你家网线的编号。”

“你要那个干什么?”

“因为我查到我分数被改的那天,登我账号的那台电脑,用的网线编号,和你家的一样。”

屋里静了一下。

姨妈的脸先是白,然后红。

“你什么意思?”

“我没别的意思。”林知夏说,“我就是想知道,六月二十三号上午十点零七分,你有没有让周雅用我的账号登过系统。”

“你胡说八道!”姨妈的声音尖起来,“雅雅自己的分够上重点,她动你的账号干什么?”

“我也想知道。”

“你这是往你姐身上泼脏水!”

“姨妈。”林知夏往前走了一步,“我没泼。我在问。”

“问什么问!你一个十九岁的丫头,凭什么查我们家?”

“凭我的分数少了九十七分。”

这句话说出来,堂屋里安静得能听见院子里鸡叫。

姨妈的嘴唇动了动。

“你少在那儿装。”她忽然换了个语气,压低了,很慢,“你从小就不服雅雅。你学习好,你看不上她。现在你考砸了,你就要拉她下水。”

“我没有考砸。”

“你五百二十一!”

“我六百一十八。”林知夏说,“我算过三遍,我老师也知道。”

姨妈转过头看她妈。

“秀云,你听听,你听听你女儿说的话。”

她妈一直坐着没动。

“姐。”她妈开口了,声音很低,“你先回去。”

“秀云!”

“你先回去。”她妈站起来,“这事我来问。”

姨妈走的时候,在门口停了一下。

“秀云,我把话放这儿。”她说,“雅雅下个月就要填志愿了。这个时候出这种事,她这一辈子就完了。你自己掂量。”

门关上。

院子里只剩下蝉叫。

她妈转过身,看着她。

“你坐下。”

“妈。”

“我叫你坐下。”

她坐下了。

她妈在她对面坐了很久,一句话没说。然后她伸手,把桌上那杯凉了的茶端起来,喝了一口。

“你外婆昨天晚上摔了一跤。”

林知夏愣住了。

“什么时候?”

“昨天晚上。在院子里,腿软,坐到地上去了。”她妈说,“骨头没事,就是吓着了。她一个人在家,坐到半夜才有人发现。”

“谁发现的?”

“隔壁你三婶。”

林知夏的手指抠着裤缝。

“妈,我……”

“你听我说完。”她妈把杯子放下,“你外婆今天早上跟我说了一句话。她说,纸烧了十二年,她一次都没求过什么。她就求一件事,家里别散。”

“家里散不散,不是我说了算。”

“是你说了算。”她妈看着她,“你要是去告,这个家就散了。”

林知夏抬起头。

“妈,你说反了。”

“什么?”

“是他们先动的手。”她说,“不是我。”

那天晚上她爸回来了。

她爸在镇上开货车,跑长途,一个月回来七八天。他进门的时候身上一股柴油味,脸晒得黑。

“怎么回事?”

她妈在厨房炒菜,锅铲响得厉害。

“问你女儿。”

她爸在她房门口站着,没进来。

“知夏。”

“爸。”

“你妈跟我说了。”他靠在门框上,“你说你分数被人改了。”

“嗯。”

“有证据吗?”

“有一点。”

“什么叫有一点?”

“我知道那天有人用我的账号登过系统,那台电脑的网线编号,和表姐家的一样。”

她爸沉默了一会儿。

“就这个?”

“这个已经够了。”

“不够。”她爸说,“你知道人家会怎么说不?人家说你是自己登的,或者说是巧合。编号一样,万一是同一栋楼呢?”

“不是同一栋楼。我家在村西,她家在县城东。”

“那也可能是人家弄错了。”

“爸。”林知夏看着他,“你为什么先想的是‘弄错了’?”

她爸没答。

“因为你怕。”她说,“你们所有人都怕。怕得罪姨妈,怕外婆伤心,怕村里人说闲话。就我一个人不怕,因为我没什么可失去的了。”

她爸的脸抽了一下。

“你这话说得……”

“我说错了吗?”

他站在门口,站了很久,最后说了一句。

“你要真想告,我不拦你。”

“爸?”

“我说我不拦你。”他转身走了两步,又回头,“但你得答应我一件事。”

“什么?”

“别在村里说。别让你外婆听见。”

第二天上午,她去了派出所。

派出所就在镇政府旁边,门口停着两辆警车。她进去的时候,值班室里坐着一个年轻民警,正在写东西。

“什么事?”

“我要报案。”

他放下笔。

“什么事,你说。”

她把文件袋放在桌上,一样一样拿出来。

复核申请原件,受理回执,复核结果告知书,网站登录记录的截图,路由器编号的照片,她抄下来的那串数字,还有一张纸,上面写着时间线。

民警一样一样看,看得很慢。

“你多大了?”

“十九。”

“刚高考完?”

“是。”

“你说的这个……分数被改?”他抬起头,“你确定不是你自己记错了?”

“我确定。”

“你怎么确定?”

“因为我那天上午一直登不进去,系统提示密码错误。”她说,“可是登录记录里显示,十点零七分有一次成功登录,十点十一分退出。那四分钟,不是我。”

民警把那几张截图拿起来,对着屏幕看。

“这个记录,是你自己截的?”

“是。”

“能保证没改过吗?”

“不能保证。”她说,“所以我请求你们去调原始记录。这个是网站后台的数据,我改不了。”

他把截图放下,靠回椅背上。

“同学,我跟你说实话。”他说,“你这个事,我们这边受理有点难。”

“为什么?”

“因为这不是偷不是抢。”他说,“你说的这个,是有人用了你的账号。账号是你的,密码也是你的,我们怎么证明操作的人不是你?”

“登录记录上有来源地址。”

“来源地址只能说明是哪条网线。”他说,“一条网线后面可能有一家人,也可能有邻居蹭网。你要证明是具体某个人干的,得有别的证据。”

“那我要怎么做?”

“两条路。”他伸出两根手指,“第一条,你去省里的考试院申请答卷复核,走行政程序。他们要是不给,你可以告他们不作为。第二条,你要报案,就得有更硬的东西——比如对方自己承认的录音,比如她在电脑上操作的记录,比如有证人。”

“如果我只报案,不做别的呢?”

“我们可以给你做个登记。”他说,“但如果立不了案,这个登记只能算一条线索。”

“那就先登记。”她说,“我要一个纸。”

他看了她一会儿,从抽屉里拿出一张表。

“填吧。”

她填了四十分钟。姓名,身份证号,住址,事情经过,一段一段写。

写到“是否存在财产损失”那一栏,她停了很久。

然后她写:我的高考分数被人为调低九十七分,这是我十二年的读书结果。

民警看了一眼,没说什么,盖了章,把下面一联撕给她。

“收好。”

“谢谢。”

她走出派出所,把那张纸折成四折,放进文件袋。

那是她第一次拿到盖红章的东西。

那天晚上,她把所有东西摊在桌上,重新清点了一遍。

一,成绩复核申请原件(复印件一份)。

二,受理回执(已塑封)。

三,复核结果告知书(已塑封)。

四,网站登录记录截图三张(打印件,附原始文件在手机里)。

五,路由器编号照片(打印件,附拍摄时间)。

六,报案登记回执(原件)。

七,体温与大考记录表(手写,2019年至2023年)。

八,外婆给的黄纸照片(正反面)。

九,与姨妈对话的录音一段。

她把每一样都编了号,写在一张清单上,清单最上面写着一行字。

证 据 清 单(第一版)

写完她坐在那儿,忽然想起一件事。

那张黄纸,她只拍了照,原件已经烧了。

她有点后悔。

不过她转念又想,那张纸其实证明不了什么。它只能证明外婆信这个,不能证明周雅做过什么。

真正能证明的,是那四分钟。

六月二十三号,上午十点零七分到十点十一分。

四分钟。

她把这四个字写在纸上,画了一个圈。

然后她在下面写:这四分钟里,有人的手指落在键盘上,把我的名字,改成了另一个分数。

窗外起风了,枣树叶子哗哗响。

她合上台灯,躺下,睁着眼睛到天亮。

第二天下午,她去了老屋。

外婆坐在炕上,腿上盖着一条旧毯子,脚边放着一只搪瓷盆。屋里有一股药酒味。

看见她进来,外婆把头转过去,看着墙。

“你还来干什么。”

“来看你。”

“我不用你看。”

林知夏在炕沿上坐下。

“外婆,腿疼不疼?”

“不疼。”

“医生怎么说?”

“说我老了。”外婆的声音干巴巴的,“老了就该摔。”

屋里静了一会儿。

窗外那棵枣树结了小枣,青的,一串一串挂着。她小时候爬过那棵树,爬到一半被外婆拿扫帚赶下来。

“外婆。”她开口,“我把那张纸拍了照。”

外婆没动。

“就是你放在苹果底下那张。”

“我知道。”外婆说,“我放的。”

“你为什么还要烧?”

外婆这才转过头来。

“因为你不写了。”她说,“你不写,我就替你写。名字在那儿,纸在那儿,火一烧,就成事了。”

“成什么事?”

“成个心安。”

“外婆。”林知夏把手机拿出来,翻到那张照片,递过去,“你看。这上面两个名字。你写了十二年。可是我的分数,不是这张纸改的。”

外婆没接手机。

“是有人坐在电脑前,用我的账号登进系统,把我的分数改低了。”她把手机放在外婆腿上,“外婆,纸是假的。人是真的。”

外婆低头看了一眼屏幕,又抬起来。

“你说什么?”

“我说,我的分数是被人改的。”

“谁?”

“登录的那条网线,是表姐家的。”

外婆的手在毯子上抓了一下。

“不可能。”

“我也不想是。”

“雅雅不会。”外婆说得很肯定,“那孩子从小连蚂蚁都不踩。”

“外婆,我也不想是她。”林知夏说,“可我不会自己害自己。”

外婆沉默了。

很久之后,她伸手把腿上的手机拿起来,凑到眼前。她不认字,但她认得出屏幕上那张黄纸的样子。

“这纸我烧了十二年。”她说。

“嗯。”

“我以为有用。”

“没用。”

外婆把手机还给她,手在抖。

“我娘也烧。”她忽然说,“我十六岁那年,我娘带我去山上,烧过一张。”

林知夏抬起头。

“烧的什么?”

“烧的我跟我妹的名字。”外婆说,“我妹那年得了痨病,咳血。村里先生说,得有人替她担。”

“后来呢?”

“后来她好了。”外婆说,“我嫁到你们村,第一年小产,第二年又小产,第三年才生下你姨妈。”

她的声音很平。

“我娘说,是我替她担了。”

屋里静得厉害。

“外婆。”林知夏说,“你信了六十年?”

“我不信能怎么办。”外婆说,“我妹活到七十三,我生了三个,死了两个。这账算不清。算不清,就得信点什么。”

林知夏坐在炕沿上,忽然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

她想过很多次这个场景。她想过外婆会骂她,会赶她,会拿拐棍打她。她没想过外婆会跟她说这些。

“外婆,那不是你的错。”

“我知道不是我的错。”外婆说,“可我也不能说是别人的错。说了,我这六十年就白过了。”

这句话,她后来想了很久。

“外婆,我要去告。”

外婆抬起头。

“告谁?”

“告改我分数的人。”

“那是雅雅。”

“我不知道是不是她。”林知夏说,“但我知道是那台电脑。查下去,是谁就是谁。”

外婆的手抓紧了毯子。

“知夏。”

“嗯。”

“你要是告了,你姨妈怎么办?”

“外婆,那我怎么办?”

外婆没答。

她坐在炕上,很瘦,头发全白了,脸上的褶子一道一道,像被水冲过的土坡。

“我这辈子就干了一件事。”她说,“我怕家里散。我怕你姨妈没了孩子,怕你妈怨我,怕人家说我们老周家不干净。”

“外婆。”

“我烧了十二年纸。”她说,“我烧的不是纸,我是怕。”

那天她从老屋出来,天快黑了。外婆在身后叫了一声她的名字,她回头。

“那张纸。”外婆说,“我以后不烧了。”

林知夏站在院子里,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

“外婆。”

“你别哭。”外婆把头转过去,“你去告吧。告完了,回来吃饭。”

回县城之后,她做的第一件事,是给省里的考试院寄了一封挂号信。

信是她手写的,写了四页。

第一页写身份信息、准考证号、考试科目、实得分。

第二页写她的疑点:出分当天密码错误三次,登录记录显示有非本人登录。

第三页写她的请求:查阅本人答卷原件及答题卡扫描件,核对笔迹,核对条形码。

第四页写她附的材料清单,一共九项。

信的末尾她写:

“我不是来闹的。我是来核对的。如果我的卷子没有问题,我认。如果有问题,请告诉我该找谁。”

她在邮局买了挂号信封,一份一份装进去,称重,贴单,拿到回执。

回执上有编号,有日期,有一个红色的邮戳。

她把回执拍照,存进手机相册的“证据”文件夹,然后把原件放进文件袋。

陈老师知道这事,是在三天后。

“你真寄了?”

“寄了。”

“你胆子不小。”他靠在办公桌上,“省里收到这种信,一般会转到县里。转回来还是老吴那几个人。”

“我知道。”

“那你还寄?”

“寄了就有记录。”她说,“以后谁说我没反映过,我有回执。”

陈老师看着她,看了好一会儿。

“你过来。”他打开抽屉,翻出一张名片,“这个人是县里法律援助中心的,姓方,我以前的学生家长。你去问问,不收钱。”

“陈老师。”

“别谢我。”他把名片推过来,“我教了二十六年书,见过太多孩子考砸了就认了。你不是认的那种。”

“我怕我撑不住。”

“撑不住也得撑。”他说,“你现在退,前面所有的都白做了。”

名片是白的,上面印着一个名字和一个电话。

她把名片夹进本子里。

当天晚上,她打了那个电话。

“方律师吗?我是县一中的学生,陈老师让我找您。”

“陈老师啊。”那边的声音是个女声,四十来岁,“你说。”

她说了二十分钟。从黄纸说到登录记录。

那边一直没打断。

“你说的这个,法律上有两条路。”方律师说,“第一条,行政。你对成绩复核结果不服,可以向省教育行政部门申请复核,也可以提起行政复议。但这条路慢,而且他们只核分。”

“第二条呢?”

“第二条是刑事。”方律师说,“如果查实有人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篡改数据,这个可能构成犯罪。但前提是公安立案,公安立案的前提是有初步证据。”

“我有登录记录。”

“登录记录可以证明有人登过,不能证明是谁登的,也不能证明改了什么。”方律师说,“你得有一个东西——系统里的操作日志。也就是说,六月二十三号十点零七分那次登录,做了什么操作,改了什么字段。这个只有公安能调。”

“那我去报案。”

“你去报案,他们不立案,你可以要求出具不予立案通知书。拿到那个,你可以向检察院申请监督。”方律师说,“你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了。”她说,“先要一张纸。”

“对。”方律师笑了一下,“你这孩子,脑子清楚。”

挂了电话,她坐在桌前,把这句话写在纸上。

“先要一张纸。”

第二天上午,姨妈又来了。

这回她不是一个人来的,她带了三个人——两个是她婆家的兄弟,一个是村里的老支书。

老支书七十多了,进门就叹气。

“知夏啊。”

“伯。”

“你外婆让我来的。”他坐在堂屋正中的椅子上,“她说她能劝你,可她腿不好,来不了。让我来劝。”

“伯,你说。”

“我不说大道理。”老支书摆摆手,“我就问你一句,你要真把雅雅弄进去了,你落什么好?”

“我没想落什么好。”

“那你图什么?”

“我图我的分数回来。”

“分数回来你能当饭吃?”老支书说,“人家雅雅考上大学,出来是干部。你把她弄坏了,人家一辈子记恨你。你以后在县里怎么过?”

“伯。”林知夏说,“我现在的分数,是五百二十一。这个分数,我上不了我想上的学校。我以后在县里怎么过,你想过吗?”

老支书张了张嘴。

“你这孩子……”

“伯,我不是要弄坏谁。”她说,“我是要一个说法。谁改的,谁担。”

“要说法有很多种。”姨妈开口了,声音很低,“知夏,姨妈求你了。”

她站起来,走到林知夏面前。

“雅雅这几天不吃不睡,整天哭。她说她没干,可是她怕。她怕人家说她干了。”

“姨妈,如果她没干,查清楚了,她就没事。”

“查清楚?”姨妈笑了一声,笑得难看,“你以为查清楚了就没事?人家会说,她被人查过。她走到哪儿,人家都知道她被人查过。”

“那也是她该担的。”

“她该担什么!”姨妈的声音突然拔高,“她什么都没干!”

“那就查。”林知夏说,“查出来她没干,我当着全村给她道歉。”

姨妈的脸色变了。

“你……”

“姨妈,你敢不敢?”林知夏看着她,“你说她没干,我们查。查出来是别人,我认。查出来是她,你认。”

堂屋里所有人都没说话。

姨妈站在那儿,胸口起伏着。

“你要查,你就查。”她最后说,“查完了,你别后悔。”

她带着人走了。

门关上,院子里又是一片蝉叫。

林知夏坐在椅子上,手在抖。

她妈从厨房出来,端了一碗面放在她面前。

“吃。”

“妈。”

“吃完了再说。”

那碗面她吃了很久。面坨了,她还是吃完了。

吃完她抬起头。

“妈,你信我吗?”

她妈收碗的手停了一下。

“我信你没撒谎。”她说,“可我不信你能赢。”

省里的回函是七月十号到的。

一个牛皮纸信封,里面一张纸,盖着红章。上面写着:经核查,你反映的情况已转交县级招生考试机构核实处理,请向当地招生考试机构查询办理结果。

她把这张纸和之前那张告知书放在一起。

转了一圈,回到原点。

她拿着两张纸,第三次去了县招办。

这回她没敲门就进去了。屋里那个男人正在打电话,看见她,眉头皱起来。

“你怎么又来了?”

“我来问省里转下来的函。”

“什么函?”

她把信封放在桌上。

他拿起来看,脸色慢慢沉下去。

“这个……我们收到了。”

“那请问怎么处理?”

“正在核实。”

“核实什么?”

“核实你说的那些。”

“那我申请查阅答卷。”

“查阅答卷要报省里批。”

“我已经报过省里了,省里让我找你们。”

他把信封放下,看着她。

“同学,我跟你说句实话。”他说,“你这事,我们查不了。”

“为什么?”

“因为卷子不在我们这儿。”他说,“答题卡扫描件在省里的评卷中心。我们能看到的只有分数。分数是评卷中心给的,我们只负责汇总。”

“那汇总的时候,有没有可能被改?”

他的手在桌上顿了一下。

“你这话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如果有人能进系统,改一个数字,你们看得出来吗?”

屋里静了几秒。

那个敲键盘的女的停下了。

“你出去。”男人说。

“同志,我在问程序。”

“我说你出去。”他站起来,“你要查,你去省里。你要告,你去法院。我们这儿没有你要的东西。”

林知夏站在那儿,从包里掏出一张纸。

“那麻烦您给我出一份书面答复。”

“什么答复?”

“就写:本人于七月十二日申请查阅答卷,你单位答复不予提供,理由是什么。”

他愣住了。

“你……”

“您不写,我就写。”她说,“我写完了寄给县教育局,附上今天的日期和您的姓名。”

男人的脸涨红了。

“你这是威胁我?”

“不是威胁。”她说,“我在留证据。我一个学生,没权没势,我只有这个。”

那天她走出招生办,手里多了一张纸。

是那个敲键盘的女的给她的,趁着男人去厕所,她追到楼道里。

“拿着。”

“这什么?”

“你申请的收件登记。”她压低声音,“你交的每一份材料,我们都登记了。这是复印件,上面有编号。”

“你为什么给我?”

那女的看了她一眼。

“我妹妹去年考研,分数也出过错。”她说,“折腾了半年,最后说是系统故障。”

“后来呢?”

“后来她认了。”

林知夏捏着那张纸。

“谢谢你。”

“你别谢我。”那女的往后退了一步,“我什么都没说。”

七月十五号,她去了县公安局。

这回不是值班室,是二楼的一间办公室,门上贴着“网络案件”几个字。

她把文件袋打开,一样一样摆出来。

接待她的是另一个民警,比上次那个年纪大,头发少,说话慢。

“你这个案子,我看了。”他说,“我们所里昨天报上来的。”

“那能立案吗?”

“先初查。”他说,“我们要调一些东西。你提供的信息里,有一条很关键——你说系统里有操作日志。”

“是。”

“这个日志,我们调得出来。”他说,“只要能调出来,就能看出那次登录做了什么。”

“需要多久?”

“不好说。”他说,“要发函,要走流程。你先回去等。”

“我等。”她说,“我等多久都行。”

“还有一件事。”民警把笔放下,“我要跟你说清楚。如果查出来是有人改的,这个事性质不轻。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篡改数据,情节严重要担刑责。”

“我知道。”

“改你分数的人,可能是你亲戚。”

“我知道。”

“那你还是坚持?”

林知夏抬起头。

“同志。”她说,“我坚持了十二年了。”

初查用了二十六天。

这二十六天里,她做了三件事。

第一件,她把志愿填了。

分数是五百二十一,能报的学校不多。她填了六个,前面四个是省内的二本,后面两个是专科。填完打印回执,她把回执拍照,收进文件袋。

第二件,她去了一趟市里。

坐了两个小时的大巴,找到市招生考试院的信访接待室。她在那里坐了一上午,把材料递进去,拿到一张受理单。

第三件,她开始写东西。

不是日记,是一份很长的说明。

她从八岁那年冬天开始写,写到十九岁这个夏天。她写黄纸,写发烧,写体温计,写联考的排名,写那张被压在苹果底下的纸。

她写了三万字。

写完她打印出来,装进一个牛皮纸袋,在封面上写了一行字。

“如果我没考上,这是我给下一个我的交代。”

七月二十六号,周雅的录取通知书到了。

省城那所师范大学,提前批,小学教育。

消息是姨妈发在家族群里的。一张照片,红色的录取通知书摊在桌上,旁边压着一支笔。

群里一片恭喜。

她妈在厨房做饭,手机放在灶台上响了几声。她拿起来看,看了很久,然后把手机反过来扣在台面上。

“妈。”

“嗯。”

“周雅录取了。”

“我看见了。”

“妈,你说我是不是错了。”

她妈转过身来。

“你错哪儿了?”

“我要是不查,现在我也能上个二本。家里也和和气气。”她说,“我一查,所有人都难受。”

她妈把火关了。

“知夏,你听我说。”她走过来,手在围裙上擦了擦,“我这些年,最怕的不是你考不上。我最怕的是你哪天不说话了。”

“妈?”

“你从小就不爱说话。人家孩子受了委屈要哭要闹,你不。你憋着,憋完了自己回屋。”她妈说,“你初二那年发烧,我半夜起来看你,你坐在床上,睁着眼睛,一句话不说。我在门口站了半个钟头。”

林知夏的眼睛热了。

“妈。”

“你查吧。”她妈说,“查到最后是什么,妈都接着。”

八月三号下午,民警打了电话。

“林知夏,你过来一趟。”

她骑车去的,一路上心跳得厉害。

办公室里坐了三个人,那个头发少的民警,还有一个穿便装的,一个做笔录的女警。

“坐。”

她坐下。

“我们把日志调出来了。”民警把一张纸推过来,“你自己看。”

纸上是打印的表格。一行一行的记录,时间、账号、操作类型。

她用眼睛扫,扫到六月二十三号。

十点零七分,登录。

十点零八分,进入成绩维护。

十点零九分,修改,语文,由一百二十八改为六十六。

十点十分,修改,数学,由一百三十一改为九十六。

十点十一分,退出。

她盯着那几行字,看了很久。

语文,从一百二十八改成六十六。

数学,从一百三十一改成九十六。

一共九十七分。

她的手在抖,纸也跟着抖。

“这个账号是谁的?”她问。

“县招办一个工作人员的。”民警说,“姓刘,临时聘用的,负责成绩录入的辅助工作。”

“他改的?”

“不是他。”民警说,“这个账号的密码,他给过别人。”

“给谁?”

“他说是他表姐。”民警看着她,“他表姐姓周,在县城东边住。”

屋里静了几秒。

“周美兰。”她说。

民警没否认。

“那天上午,这个账号从外面登录,登录的网线编号,跟我们之前掌握的是一致的。”他说,“现在我们要做的,是确认操作的人是谁。”

“我能告诉你们是谁。”

“你说。”

“周雅。”林知夏说,“我表姐。”

“你有依据吗?”

“有。”她说,“那天上午十点,她在家。她妈不在家。她给我发过一条消息,问我出分了没有。”

民警抬起头。

“消息还在吗?”

“在。”

她把手机递过去。

屏幕上是一条聊天记录。

六月二十三号,上午十点零五分。

周雅:出分了吗?

她:还没,系统卡。

周雅:我也卡。

十点十二分。

周雅:我出来了,六百四十二。

她:恭喜。

就是这七分钟。

十点零五分她还在问出分没有,十点零七分有人登进她的账号,十点十一分退出,十点十二分周雅报出了自己的分数。

民警把手机接过去,拍照。

“这条记录我们要提取。”他说,“你同意吗?”

“同意。”

“还有别的吗?”

林知夏想了想。

“有。”她说,“她家的网,是她妈上个月换的。换网的时候,装网的人留了一张单子,单子上有编号。那张单子,应该还在她家。”

“我们会去调。”

那天她走出公安局,外面在下雨。

她站在屋檐下,看着雨点砸在地上,砸出一个一个小坑。

七年。

从初二到高三,七年里她烧了七次,考砸了七次。

她一直以为那是命。

原来那只是有人在键盘上敲了几下。

八月十号,学校找她谈话。

校长办公室,空调开得很足。校长,年级主任,陈老师,还有她。

“知夏。”校长给她倒了一杯水,“你的事,我们听说了。”

“嗯。”

“我跟你实话实说。”校长坐下来,“这个事,如果走程序走到底,会有很多人受影响。”

“哪些人?”

“招办那边,肯定有人要担责任。”校长说,“学校这边,也会有说法。毕竟是我们学校的学生,出了这种事,人家会问,你们学校是怎么管的。”

“校长,这跟学校有什么关系?”

“关系大了。”年级主任接过话,“县里的高考成绩,是全县的脸面。你这个事一闹,外面的人怎么看我们县?”

林知夏把水杯放下。

“那我呢?”她问,“我算不算县里的脸面?”

办公室里安静了。

“知夏,你听我说完。”校长放缓了语气,“我们不是让你不查。我们是希望,能不能内部解决。你的分数,我们帮你想办法。你想上哪个学校,我们去做工作。你复读,学校全免,还给你补助。”

“那改分的人呢?”

“改分的人,该处理的处理。”校长说,“但不一定要走到那一步。”

“哪一步?”

“报案。”

“校长。”林知夏看着他,“我已经报案了。”

校长的脸僵了一下。

“什么时候?”

“七月十五号。”

“你……”

“校长,我今天来,不是来求学校帮忙的。”她说,“我是来告诉学校一声。因为我怕以后有人说,这孩子不懂事,背着学校去告状。”

陈老师在旁边一直没说话。

这时候他开口了。

“校长。”他说,“这孩子从高一到高三,成绩一直前三。她要是没被改分,今年能上重点。”

“陈老师。”

“我说完了。”他站起来,“我还有课。”

他走到门口,回头看了林知夏一眼。

那个眼神她懂。

是“你做得对”。

八月十四号,老屋。

外婆坐在堂屋正中的椅子上,腿上还是那条旧毯子。左边是姨妈,右边是她妈。周雅站在门口,靠着门框,脸色很白。

这是这个夏天,家里第一次把人凑齐。

“都坐下。”外婆说。

林知夏在门槛边的小板凳上坐下。

“知夏。”外婆开口,“你姨妈昨天晚上来求我。她跪了。”

林知夏看向姨妈。

姨妈的眼睛肿着,一夜没睡的样子。

“我说一句话。”外婆说,“说完你们自己定。”

她把手放在膝盖上,很慢地说。

“我这辈子烧纸,烧的是怕。我怕家里散。现在家要散了,我烧不动了。”

“妈。”姨妈叫她。

“你闭嘴。”外婆说,“你听我说完。”

堂屋里静下来。

“知夏。”外婆转过头,“你要怎么办?”

“外婆,我不改主意。”

“你想过没有,雅雅要是进去了,她这一辈子就完了。”

“我想过。”

“那你还办?”

“外婆。”林知夏抬起头,“我今年十九。我这七年,每年发烧,每年考砸。我们家人没有一个人问过一句为什么。我问了,你们让我别问。”

她的声音很稳。

“我现在不问为什么了。我现在只要一件事——把我做过的事,还给我。”

周雅在门口动了动。

“知夏。”

“你说。”

“你能不能……听我说一句。”

“你说。”

周雅走进来,站在堂屋中间,两只手绞在一起。

“我没想害你。”

林知夏看着她。

“六月二十三号那天早上,我妈不在家。”周雅说,“她走之前跟我说,桌上有张纸条。”

“什么纸条?”

“上面写着一个账号,一个密码。”周雅的声音很低,“我妈说,让我帮她登一下系统,看看我的分。她说她不会弄电脑。”

“你登了。”

“我登了。”周雅说,“登进去以后,页面不是查分的页面。”

“是什么页面?”

“是一个表。”周雅说,“一列一列的名字,后面跟着分数。我在最上面看见你的名字了。”

“然后呢?”

“然后我看见你的分。”周雅抬起头,“六百一十八。”

堂屋里没人说话。

“我坐在那儿,看了很久。”周雅说,“我妈在纸条背面写了一行字。她说,雅雅,你要是上不了重点,你这辈子就完了。”

“所以你就改了。”

“我改的时候手一直在抖。”周雅说,“我改完,退出来,坐在椅子上,心跳得像要跳出来。我想过要改回去。”

“为什么没改?”

周雅没答。

“为什么没改?”林知夏又问了一遍。

“因为我怕。”周雅说,“我怕改了以后,系统会记下来。我想着,改都改了,就……就那样吧。”

“就那样吧。”林知夏重复了一遍这四个字。

“知夏,我对不起你。”

“你对不起我的不止这一次。”

周雅愣住了。

“你说什么?”

“我说,你对不起我的不止这一次。”林知夏站起来,“六年。我从初二到高三,六次大考,六次发烧。你敢说,那些跟你没关系?”

周雅的脸白了。

“那些……那些是外婆……”

“外婆烧纸,你在干什么?”

“我什么都没干!”

“你什么都没干。”林知夏走近一步,“你每年收着我的分数往上走,你什么都没干。你在饭桌上听你妈说‘雅雅是读书的料’,你什么都没干。你在学校里跟人家说‘我表妹最近成绩掉了’,你什么都没干。”

周雅的眼泪掉下来。

“我小时候真的病了。”

“我知道你病了。”林知夏说,“你病了,所以你就能拿我的命去换?你病的时候我八岁,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写我的名字,我以为是过年烧纸。”

“知夏。”

“你现在十九了。”林知夏说,“你十九岁,坐在自己家的电脑前,看着我名字后面那个六百一十八,一个字一个字改成五百二十一。你改的时候想过我吗?”

周雅哭出声来。

“我想过。”

“你想过什么?”

“我想过,你那么聪明,你复读一年还能考上。”周雅说,“我不行。我复读一年,我还是考不上。”

堂屋里静得厉害。

外婆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

“原来你连这个都替我想好了。”林知夏说。

“知夏,我求你了。”周雅往前走了一步,“你把材料撤了,我给你钱。我妈说了,家里可以拿二十万。”

“二十万。”

“你复读一年,二十万够你读完大学。”

林知夏看着她,看了很久。

“周雅。”她说,“你知道我这七年最难受的是什么吗?”

周雅摇头。

“不是考砸。”她说,“是我一直以为是我自己的问题。我以为我身体有毛病,我以为我心理有问题,我以为我不够努力。我每天早上五点起来背书,我晚上十二点还在做题。我吃中药,我跑步,我数呼吸,我什么都试了。”

她的声音开始抖。

“我把自己恨了七年。”

“知夏……”

“我恨我自己。”她说,“我恨我自己为什么一到考试就发烧。我恨我自己为什么这么没用。”

她停下来,吸了一口气。

“现在你告诉我,二十万。”

周雅捂着脸,肩膀一抽一抽的。

“知夏。”外婆开口了。

“外婆。”

“你要她怎么样?”

“我不要她怎么样。”林知夏说,“我要法律要她怎么样。”

外婆闭上眼睛。

“我明白了。”她说。

姨妈忽然从椅子上滑下来,跪在地上。

“知夏,姨妈给你跪下了。”

林知夏往后退了一步。

“姨妈,你起来。”

“你答应我,你答应我我就起来。”

“我不答应。”

姨妈跪在地上,头磕在青砖上,咚的一声。

“我给你磕头了。”

“姨妈。”林知夏的声音很平,“你磕一百个头,我那九十七分也回不来。”

她妈站起来,走过去拉姨妈。

“姐,你起来。你这样孩子更难受。”

“秀云,你帮我劝劝她。”

“我不劝。”她妈说,“我劝了六年了。”

姨妈抬起头,脸上全是泪。

“秀云!”

“姐。”她妈蹲下来,扶着她,“你听我说一句。”

“你说。”

“我这些年,看着知夏每年生日去老屋,看着她考完试回来躺着,我一句都没说过。”她妈说,“我不是不知道。我是不敢知道。”

“秀云……”

“我怕说了,家就散了。”她妈的声音很低,“现在我知道了,家早就散了。从第一次烧纸那天就散了。”

姨妈坐在地上,不哭了。

堂屋里静了很久。

外婆忽然站起来。

她扶着椅子扶手,很慢地站起来,走到供桌前。

供桌上的香炉还在,菩萨像还在。

外婆伸手,把香炉边那叠没烧的黄纸拿起来。

“妈!”姨妈叫她。

外婆没理。

她把黄纸一张一张撕开,撕成条,再撕成碎片,扔在地上。

撕完了,她把那支毛笔拿起来,走到门口,往院子里一扔。

笔落在泥地上,滚了两圈。

“烧了十二年。”外婆说,“烧出个贼。”

周雅在堂屋中间站着,一声不吭。

那天晚上,她妈骑车带她回家。

路上没说话。到家门口,她妈把车停好,忽然说了一句。

“你外婆那一巴掌,是打她自己。”

“妈。”

“她这辈子就信这个。”她妈说,“她信了一辈子,最后发现信错了,比谁都难受。”

“我不恨她。”

“我知道。”她妈说,“你要恨她,你早就恨了。”

八月二十二号,省里的通知下来了。

她的高考成绩按原始评卷结果恢复,总分六百一十八。

通知是一张纸,盖着两个章。她拿在手里,看了很久。

六百一十八。

比她估的,一分不差。

同一天,县里发了通报。

县招生办一名临时聘用人员,违规将成绩维护账号及密码交予亲属使用,已被解除聘用并移送处理。

一名考生在成绩发布前,使用该账号非法进入系统,篡改他人成绩,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

取消该考生本年度高考成绩及录取资格。

取消录取资格。

她把这四个字读了三遍。

第二天她又去了一趟县招办,交恢复分数后的材料。

那个敲键盘的女的还在。

“办好了?”

“办好了。”

“恭喜。”她低头盖章,盖完抬头,“我跟我妹说了你的事。”

“她怎么说?”

“她说,早知道能查出来,她当年也查了。”那女的把回执递过来,“你这事,让我们这种人心里舒服一点。”

八月二十五号,周雅的录取通知书被收回。

那天下午,姨妈一个人来了她家。

她没进门,站在院门口。

“知夏。”

“姨妈。”

“雅雅被带走了。”姨妈说,“昨天晚上。”

林知夏没说话。

“她走的时候,让我跟你说一句话。”姨妈说,“她说,她不恨你。”

“她恨我是应该的。”

“她说她不恨。”姨妈的眼泪流下来,“她说,她这六年过得太舒服了。舒服得她都忘了那些分是谁的。”

姨妈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东西,放在门槛上。

是一张黄纸。

“这是你外婆让我带来的。”姨妈说,“她说,让你自己烧。”

林知夏弯腰把那张纸捡起来。

巴掌大,上面没有字。

“她说什么了吗?”

“她说,这次纸上不写名字了。”姨妈说,“她说,写名字没用,写了自己心里也不干净。”

姨妈走了。

林知夏拿着那张空白的黄纸,站在院子里。

她没有烧。

她把它夹进了那本证据清单里,编号第十。

八月二十六号上午,她去了县招办。

这回那个男人的态度不一样了。

他站起来,给她倒了一杯水。

“你那个事,我们已经知道了。”

“我来拿书面答复。”

“什么答复?”

“七月十二号,我申请查阅答卷,您说报省里批。”她说,“我今天来拿答复。”

他愣了一下,然后从抽屉里翻出一沓纸,翻了很久,抽出一张。

“这个。”

纸上印着几行字,大意是:根据有关规定,考生答卷不向本人及家长提供查阅,考生如对成绩有异议,可按程序申请成绩复核。

最下面盖着一个红章,日期是空的。

“日期麻烦您补上。”她说。

他看了她一眼,拿起笔,填了。

“还有一件事。”她把纸收好,“那天您说,卷子不在你们这儿,在省里的评卷中心。这句话,能不能也写在这上面?”

“写这个干什么?”

“因为我要证明,我把该走的路都走完了。”她说,“我申请了复核,复核没查出问题。我申请查阅答卷,你们书面答复不予提供。我每一步都有纸。”

男人把笔放下。

“你这孩子。”他说,“你是学法律的?”

“不是。”她说,“我是被逼的。”

那张答复她带回家,塑封,编号第十二。

后来方律师看了,说这张纸很有用。

“为什么?”

“因为它证明你没有越级,也没有闹。”方律师说,“你按规矩走完了所有程序,每一步都被挡回来了。这种情况下,你再去报案,谁都不能说你不讲道理。”

“那如果一开始他们就把卷子给我看呢?”

“那就没有后面这些事了。”方律师说。

八月二十六号晚上,方律师打了电话。

“你的案子,公安那边已经移送检察院了。”

“这么快?”

“证据清楚。”方律师说,“系统日志、账号、登录地址、聊天记录,一条链子扣得死死的。那个姓刘的也交代了,说是他表姐找他要的账号。”

“那我需要做什么?”

“你是被害人,有些权利你要知道。”方律师说,“你可以委托代理人,可以查阅卷宗里的鉴定意见,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我不想要钱。”

“我知道你不想。”方律师说,“但你得把这句话说出来,让人记在笔录里。不然以后人家会说,你是为了钱。”

“那我写一份。”

“对。写一份被害人意见书,交到检察院。”方律师顿了一下,“你写的时候,只写事实,别写你要她判几年。”

“为什么?”

“因为量刑不是你能定的。”方律师说,“你要是写‘请求从重’,人家会觉得你在报复。你要是写‘请求从轻’,你自己心里过不去。你就写事实,写清楚这七年你怎么过的。”

那天晚上她写到凌晨两点。

纸上第一行是:

“我叫林知夏,今年十九岁。我是这起案件的被害人。”

后面她写了七页。

她写八岁那年冬天,老屋的堂屋,外婆递给她一支笔。

她写每年生日那两颗水果糖,糖纸是透明的。

她写初二下学期期中,三十七度六,数学八十九分。

她写高一物理竞赛前夜,她吐了三次,考完在厕所里蹲了半个钟头。

她写高三那年一模,苹果底下压着的那张黄纸。

她写六月二十三号上午那四分钟。

写到最后一页,她停下来,笔尖悬在纸上很久。

然后她写:

“我不要求赔偿。我只要求依法处理。我要求把我失去的东西还给我,剩下的,你们按规矩办。”

写完她在末尾签了名,按了手印。

第二天她把意见书交到检察院,收件的人在登记簿上写了一行,给了她一张回执。

那张回执是第十一张。

八月二十八号,老支书又来了。

这回他一个人来的,手里提着一袋鸡蛋。

“知夏在家吗?”

她妈在院子里应了一声。

老支书把鸡蛋放在石桌上,站着没坐。

“我来道个歉。”

“伯,你坐。”

“我不坐。”他说,“我说两句话就走。”

他看着她,脸上的褶子挤在一起。

“那天我来说那些话,是我糊涂。”他说,“我想着,一家人,忍一忍就过去了。我忘了,忍的那一个,凭什么是你。”

“伯。”

“我当了二十三年支书。”他说,“村里的事,我调解过几百回。我调解的法子就一个——让能忍的那个再忍一次。”

他把手在裤子上擦了擦。

“这回我不调解了。”他说,“你做得对。”

老支书走了以后,她妈站在院子里,看着那袋鸡蛋。

“这老头。”她说,“这辈子第一次说软话。”

“妈,村里人怎么说?”

“说什么的都有。”她妈把鸡蛋拎进厨房,“有人说你狠,有人说你该。前天你三婶来,说她孙子在学校被人问,你表姐是不是坐牢了。”

“那你怎么说?”

“我说,坐牢的是改分的那个,不是考分数的那个。”她妈说,“谁再问,我就这么答。”

八月三十号,姨妈来了一趟。

她没进屋,把一个布袋放在门槛上。

“这是米,新米。”她说,“还有这个。”

她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

“这里面是三万块。你上学用。”

林知夏把信封推回去。

“姨妈,我不要。”

“你拿着。”姨妈说,“这是我自己的钱,跟案子没关系。”

“我不要。”她说,“姨妈,我要是拿了这钱,以后人家会说,我告我表姐,是为了三万块。”

姨妈的手僵在半空。

“知夏,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知道你不是。”她说,“可别人会那么说。”

姨妈把信封收回去,站在门口,站了很久。

“雅雅在里面,瘦了。”她说,“她让我问你一句话。”

“什么话?”

“她问你,你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她给你编过蚂蚱。”

林知夏没有说话。

她记得。

七岁那年夏天,周雅坐在老屋的门槛上,用狗尾巴草给她编了一只蚂蚱,编得很像,腿上还有倒刺。

她拿着那只蚂蚱跑了一下午,晚上睡觉都放在枕头边上。

“我记得。”她说。

姨妈点点头,转身走了。

走出十几步,她又回头。

“知夏。”

“嗯。”

“你上学,好好上。”姨妈说,“别像我们家雅雅,走到今天这一步。”

九月一号,她去了一趟县教育局。

恢复分数以后,她的档案要重新投档。补录的流程很慢,她跑了很多趟,每一次都带着文件袋。

最后还是陈老师帮忙。

“省城那所师范,还有一个补录名额。”他在电话里说,“你填不填?”

“填。”

“小学教育。”

“填。”

“你想清楚。”他说,“这个专业,出来是当老师的。”

“我想清楚了。”她说,“我想当老师。”

“为什么?”

她站在教育局的走廊里,看着窗外的梧桐树。

“因为我这七年,没有一个老师问过我为什么考砸。”她说,“只有一个陈老师问了。”

电话那头静了几秒。

“你这孩子。”陈老师说,“行。我给你报上去。”

九月二号,方律师又打了一个电话。

“检察院起诉了。”

“这么快?”

“事实清楚,证据确实。”方律师说,“开庭大概在十一月。你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庭,也可以提交书面意见,人不到场。”

“我那时候已经开学了。”

“那就书面。”方律师说,“你要是想旁听,也可以请假回来。你自己定。”

林知夏握着手机,站在院子里。

“方律师,我想问你一件事。”

“你问。”

“她会判多少?”

“这个我不能跟你说准。”方律师说,“同类案子,一般是三年以下。她是学生,认罪,退赔,没有前科,有可能缓刑。”

“缓刑是什么意思?”

“就是判了,但不用进去。”

“那她还能上学吗?”

“不能了。”方律师说,“判了刑,学籍保不住。这一辈子,很多门都关上了。”

林知夏沉默了很久。

“我知道了。”

“你心软了?”

“不是心软。”她说,“我是在想,她今年十九,我今年十九。我们两个,本来都能好好的。”

“知夏。”方律师的声音放缓了,“这话你说得对。可你要记住,让这一切变得不好的,不是你。”

九月三号,她开始办助学贷款。

生源地贷款在县里的教育局办,要带录取通知书、身份证、户口本,还要一个共同借款人。

她妈跟她一起去的。

“我识字不多,能当吗?”

“能。”窗口的人说,“你是她妈,符合条件。”

表格填了一个多小时。她妈在“共同借款人”那一栏签名,手抖,写得很慢,一笔一画。

签完她抬起头。

“这个钱,以后要还的?”

“要还。”窗口的人说,“毕业以后开始还,利息不高。”

“那没事。”她妈说,“能还。”

办完出来,她妈在台阶上坐了一会儿。

“六千八。”她说,“学费加住宿。”

“还有生活费。”

“生活费我给你。”她妈说,“我一个月给你八百。”

“妈,你一个月挣多少?”

“你别管我挣多少。”她妈站起来,拍了拍裤子,“我挣的钱,不给你花给谁花。”

九月五号,外婆让她去一趟。

外婆从枕头底下摸出一个布包,一层一层打开。

里面是五百块钱,都是十块二十的,压得很平。

“拿着。”

“外婆,我不要。”

“拿着。”外婆把钱塞进她手里,“这是我卖枣的钱。”

“外婆。”

“你听我说。”外婆按住她的手,“这钱不是给你上学的。这是给你买药的。”

“买什么药?”

“不是药。”外婆说,“我是说,你以后要是再发烧,别硬扛。去医院,查清楚。别再让人说是紧张。”

林知夏把钱攥在手里。

“外婆。”

“我这辈子,最后悔的就是那年跟你妈说,孩子是紧张。”外婆说,“我一句话,耽误你六年。”

“不怪你。”

“怪我。”外婆说,“我不认字,可我不傻。我心里知道不对,我不敢说。”

九月十号,补录通知下来了。

省城师范大学,小学教育专业。

那天她把通知书拿回家,她妈正在院子里晒玉米。

“妈。”

“嗯。”

她把那张纸递过去。

她妈手上都是玉米须,接过去的时候小心地捏着两个角。

她不识字,但她认得那个红章。

“这是……”

“录取了。”

她妈站在玉米堆边上,忽然蹲下去,捂着脸。

林知夏蹲在她旁边。

“妈,你别哭。”

“我哭什么。”她妈抹了一把脸,“我是晒的。”

那天下午她拿着通知书去了老屋。

外婆不识字,让她念。

她念了一遍。外婆说,再念一遍,念慢点。

她就慢慢地念。念到“小学教育”四个字,外婆问,这是干什么的。

“出来当老师。”

“教几年级?”

“小学。”

外婆想了很久。

“教小孩写字?”

“教。”

外婆点点头。

“好。”她说,“教小孩写名字,别教他们写别人的名字。”

那天晚上,她把那只铁皮饼干盒从窗台上拿下来。

里面是四十七张准考证,用红绳捆着。

她把红绳解开,一张一张摊在桌上。

从初一的第一次月考,到高三的最后一次模考。

四十七张纸,纸边都磨毛了。

她把它们按时间重新排好,捆上,放回盒子里。

然后她把盒子盖上,用袖子擦了擦盒面。

擦完她坐在那儿,看着那只盒子,坐了很久。

九月十一号,陈老师来了。

他骑一辆旧摩托,车后座绑着一卷东西。进了院子,他把那卷东西解开。

是一张红榜。

初三那年县里联考的红榜,红纸黑字,边角已经卷了,中间有一道折痕。

“这是那年贴在校门口的。”陈老师说,“贴了一个月,被我揭下来了。”

“你留着干什么?”

“我留着给下一届看。”他把红榜抖开,“你看,第九名,林知夏。我每年开学都拿它给新生看。”

林知夏看着那张纸。

红纸褪成了粉的,字还很黑。

“陈老师,你留着它,是不是觉得我本来能行?”

“我觉得你一直都能行。”他把红榜卷起来,“今年这个事,我从头到尾看着。你知道我最难受的是什么吗?”

“什么?”

“我最难受的是,你三模考六十七名的时候,我在办公室里跟你说,高考不看你发不发烧。”他说,“我当时以为我在鼓励你。现在我知道,那句话有多混。”

“陈老师。”

“我教了二十六年书。”他把红榜放在桌上,“我见过太多孩子考砸。我从来没想过,会有人是被改的。”

“你不可能想到。”

“我该想到。”他说,“你三次找我,我三次让你回去休息。”

院子里晒着玉米,风一吹,玉米须飘起来。

“知夏,我问你一句话。”

“你问。”

“你以后当老师,想当什么样的?”

她想了想。

“我想当会问一句的老师。”

“问什么?”

“问一句,你为什么考砸了。”她说,“不是问完就让人回去休息。是真的听。”

陈老师点点头。

“行。”他说,“那这张红榜,我送你了。”

“你送我这个干什么?”

“你带走。”他说,“挂在你宿舍墙上。你要是哪天觉得自己不行了,你就看看它。”

他把红榜重新卷好,用一根皮筋捆上。

“还有一句话。”他站起来,“你到了大学,别跟人说你这段事。”

“为什么?”

“因为人家会给你贴个标签。”他说,“标签一贴,你就成了‘那个被改分的女孩’。你不是。你就是林知夏。”

“我记住了。”

陈老师骑摩托走的时候,天已经擦黑了。

她抱着那张红榜站在院门口,看着车灯拐过村口的老槐树。

她妈从屋里出来。

“陈老师走了?”

“走了。”

“他这人。”她妈说,“嘴上不饶人,心是热的。”

“妈。”

“嗯。”

“我明天去看外婆,后天走。”

“行。”她妈说,“我给你收拾东西。”

九月十二号,她去了一趟老屋。

外婆坐在院子里,太阳很好,照在她身上。她手里拿着一把蒲扇,扇得很慢。

“外婆。”

“来了。”

“我明天走了。”

外婆的手停了一下。

“去哪儿?”

“省城。上学。”

“考上了?”

“考上了。”

外婆点点头。

“多少分?”

“六百一十八。”

外婆把扇子放在腿上。

“六一八。”她念了一遍,“好数字。”

“外婆,我走了以后,你一个人在家,别乱走。”

“我不走。”外婆说,“我就在这儿坐着。”

林知夏在她旁边蹲下。

“外婆,我问你一件事。”

“问。”

“你后悔吗?”

外婆想了很久。

“我后悔。”她说,“可我不是后悔烧纸。”

“那后悔什么?”

“我后悔那年你初二,跟我说你老发烧,我说你是紧张。”外婆说,“我那时候就该知道不对。”

“你不知道。”

“我知道。”外婆说,“我心里知道。我不敢想。”

她把蒲扇拿起来,又放下。

“知夏。”

“嗯。”

“你恨不恨我?”

林知夏看着她。

老人的脸很瘦,眼睛浑浊,头发全白了,脖子上的皮松得像一张纸。

“我不恨你。”她说,“外婆,你是被人拿住了。”

“什么拿住了?”

“被一句话拿住了。”她说,“那句话叫‘家里不能散’。”

外婆没听懂,或者说,她听懂了,不愿意承认。

“十一月开庭。”外婆忽然说,“你姨妈昨天来说的。”

“我知道。”

“你去不去?”

“不去。”她说,“我上学。”

外婆点点头,又摇摇头。

“你不见她最后一面?”

“外婆,不是最后一面。”她说,“她判完了,出来了,还在这个县里。我要是想见,随时能见。”

“那你是不想见。”

“我现在不想。”她说,“我现在见了她,怕自己说难听的话。”

外婆把蒲扇拿起来,扇了两下,又停下。

“也好。”她说,“话留着,以后说。”

“外婆。”

“嗯。”

“她判完了,你去看她吗?”

外婆看着院子里的枣树,看了很久。

“去。”她说,“我给她送两身衣裳。她从小怕冷。”

“你走的时候,把柜子底下那个铁盒带上。”外婆忽然说。

“带那个干什么?”

“里头是灰。”外婆说,“十二年的灰。你带走,扔了。扔远一点。”

“外婆。”

“我不想再看见了。”外婆说,“我一看见那个盒子,就想起我撕纸那天。”

那天下午她回家,她妈正在给她收拾行李。

一个旧的行李箱,拉链坏了一边,用绳子绑着。

她妈把东西一样一样往里放。两床被子,四条毛巾,一个搪瓷缸,一包针线,一小袋洗衣粉。

“妈,学校有卖的。”

“学校卖的贵。”

她妈又从柜子里拿出一件毛衣。

“这是去年织的,你试试。”

她穿上,袖子长了一点。

“长了。”

“长了能挽。”她妈说,“明年个子还要长。”

“妈,我十九了,不长个了。”

“那也能挽。”她妈蹲下去,把行李箱的拉链拉上,用绳子绕了两圈,打了个死结。

打完她坐在地上,没起来。

“知夏。”

“嗯。”

“你到了省城,别舍不得吃。”她说,“食堂的菜,挑有肉的买。”

“我知道。”

“钱不够就打电话。”

“我知道。”

“还有。”她妈抬起头,“你在外面,要是有人问起家里的事,你就说家里种地的。”

“妈。”

“我不是让你瞒。”她说,“我是怕人家看不起你。”

“妈,我不怕人家看不起。”

“你不怕,我怕。”她妈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我这辈子就怕这个。”

那天夜里,她躺在自己床上,听见院子里有声音。

她起来看,她妈在院子里坐着,坐在那堆玉米旁边,一个人。

她没出去。

她站在门后,看了很久。

她妈坐着,肩膀一耸一耸的,没有声音。

九月十三号早上,林知夏出门之前,去了一趟柜子底下。

铁盒还在,锈得发红,上面印着“饼干”两个字。

她把它抱出来,很轻。打开盖,里面是灰,压得实实的,最上面一层已经板结了。

她把盒子盖好,用塑料袋包了两层,装进行李箱最底下。

她没扔。

她想留着。

不是因为舍不得。

是因为她要记住,这十二年,有人在这样的灰里,把一个孩子的运气,说成了另一个孩子的命。

她抱着铁盒出来,她妈已经把行李箱搬上了门口的三轮车。

到了村口,大巴在那儿等着。

她妈把行李箱提上去,绳子在车梯上磕了一下。

“到了打电话。”

“嗯。”

“路上别跟陌生人说话。”

“嗯。”

“行李箱的绳子要是松了,找个地方重新绑。”

“嗯。”

九月十三号,她坐上了去省城的大巴。

车开出县城的时候,她打开手机,看了一眼那张证据清单。

十项。

第一项,复核申请。

第二项,受理回执。

第三项,复核结果告知书。

第四项,登录记录截图。

第五项,路由器编号照片。

第六项,报案登记回执。

第七项,体温与大考记录表。

第八项,黄纸照片。

第九项,与姨妈的对话录音。

第十项,一张空白的黄纸。

她在最后一项后面,写了一行小字。

“此纸未烧。”

车上了高速,窗外的玉米地一片一片往后退。

她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

四年前那个冬天,她在老屋的柜子底下摸出半张没烧透的纸,上面有一个“雅”字。那天她站在院子里,觉得这十二年是一场梦。

现在梦醒了。

她摸了摸行李架上的包。包里有录取通知书,有身份证,有一个装得鼓鼓的文件袋。

还有一盒灰。

车窗外,太阳正往西边落,把整片地照成黄的。

她想起外婆撕纸那天的样子。老人站在供桌前,一张一张撕,撕得很慢,撕完了把笔扔到院子里。

她想起她妈蹲在玉米堆边上,说“我是晒的”。

她想起陈老师在办公室说的那句话。

“高考只看分数。你分数上去了,什么说法都没有用。”

她还想着一件事。

十一月开庭,她不到场,但她要写一封信给法院。

信里她打算写两句。第一句,她不要求重判。第二句,她要求把这件事写进周雅的档案里,不许抹掉。

她想了很久,觉得这两句都对。

一个人做过的事,不能因为家里人说“别毁了她”就没了。也不能因为她被毁了,就当她没做过。

窗外的光从杨树叶子缝里漏下来,一晃一晃,落在她手背上。

她睁开眼,看着窗外。

手机响了一下,是周雅发来的消息。

只有四个字。

“你考上了?”

她看了很久,回了一个字。

“嗯。”

那边没有再回。

大巴继续往前开。前面是省城,是她没去过的城市,是她要读四年的学校。

她把手机放下,从包里摸出那张成绩恢复通知,展开,看了一遍。

六百一十八。

这五个数字,本来就是她的。

她花了两个月,把它要了回来。

车过了一个隧道,光一下子暗下来,又亮起来。

她把通知折好,放回包里。

然后她靠在窗边,睡着了。

这是她七年来,第一次在车上睡着,没有发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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