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五岁被大厂裁员后,我走投无路,在殡仪馆门口支了张折叠桌,三百一篇替人代写悼词。
没想到找上门的,全是活得好好的奇葩甲方。
给逃婚富二代写完假死讣告后,我的小摊意外火成了全城最抢手的情绪树洞。
直到那个雨夜,一个左手缺了半截无名指的中年男人拍出两万块现金,求我替他写一篇最诚实的悼词。
听他轻描淡写地说起十年前那场化工厂爆炸里的第三个死者,我手里的签字笔啪地断成了两截。
我没有掀桌报警,反而平静地收下了那两万块,让他在三天内把当年的事原原本本讲给我听。
01
三十五岁生日刚过一周,我抱着纸箱走出了互联网大厂的旋转门。
投了两个月简历,已读不回一百四十多次,兜里只剩下不到两千块钱。
十年前我爸在厂里出事,抚恤金没拿到手。
我妈急火攻心落下病根,三年前病逝前,家里又欠了一笔治病的外债。
房东催租的微信发到第三条时,发小大鹏拍着胸脯,把他在市殡仪馆东门开的花圈店西角腾出了一平米。
我支起一张二手折叠桌,拿黑色马克笔在硬纸板上写了行大字:专业代写悼词、墓志铭、告别信,三百一篇。
大鹏蹲在花圈堆里嗑瓜子,笑得直拍大腿:“陈默,你这十年大厂资深文案,真打算给死人写软文啊?”
我拧开保温杯喝了口枸杞水:“给活人写十年吹牛广告词,不如给死人写两句实在话。”
“至少人家不会半夜两点让我改第八版。”
头两天一个主顾没有,路过的家属看我的眼神像看骗子。
直到第三天傍晚,一辆亮橙色跑车吱嘎一声停在花圈店门口,下来个染着黄毛的年轻小伙。
小伙二十五六岁,名叫林浩,一屁股坐到塑料凳上,直接甩过来六张百元大钞。
“哥们,能给活人写讣告不?越惨越好,最好能把我爸气进医院那种。”
我挑了挑眉:“写给谁看?”
林浩烦躁地抓了把黄毛:“我爸!家里做建材生意的,非逼我下个月娶一个只见过两面的世交千金。”
“我说不结,他就把我卡全停了。”
“你帮我写份假死讣告,就说我飙车掉海里了,让他后悔去吧。”
我没急着动笔,递给他一杯纸杯热水,用当年跟甲方对齐需求的老习惯慢慢聊了二十分钟。
聊着聊着,林浩那股嚣张劲儿慢慢垮了下来,低头抠着手指甲,声音小得像蚊子哼。
“其实我也不是非要气他。”
“打小我考第一他嫌没拿满分,我想学画画他一把火烧了我画板。”
“在他眼里,我压根不是儿子,就是他建材厂里一块随时能拿去换订单的砖头。”
我点点头,拔开签字笔帽,在白纸上刷刷写了十分钟。
写完推过去,标题没写飙车坠海,只写了十三个字:《致二十五岁死在相亲桌上的儿子》。
整篇稿子没有一个脏字,也没写假死。
只把一个年轻人被父爱绑架、渴望被当成活生生的人看一眼的委屈,剥得干干净净。
林浩低头看了不到一半,眼圈就红了。
他没在摊前哭,拿着那张纸走到马路牙子上蹲着,背影一抽一抽地哭了整整半小时。
临走前,他把纸折得整整齐齐放进西装内袋,顺手拍了张我的硬纸板招牌发上小红书。
配文只有一句话:大厂裁员哥在殡仪馆门口写悼词,三百块治好了我十年的内耗,全城最懂人心的情绪树洞。
第二天一早,那条帖子点赞破了五万。
我的折叠桌前,头一回排起了长队。
02
小红书爆了以后,找上门来的几乎全是活得好好的年轻人。
有花三百块给死在凌晨三点加班工位上的自己写告别信的程序员,也有给十年暗恋立墓志铭的姑娘。
写着写着我忽然明白,这年头大家活得太累。
花三百块买一篇悼词,不是为了送走死人,而是想跟卡住自己的过去体面道别。
连着忙了五天,这天下午四点刚送走一位客人,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太慢慢走到折叠桌前。
她穿着洗得发白的碎花衬衫,手里攥着个旧手帕,层层打开,里面整整齐齐码着三张百元纸币。
老太太声音有些发抖:“小伙子,网上传你这儿是树洞,最会替老实人说公道话。”
“我攒了三百块,你能替我老伴补写一篇十周年悼词吗?”
我赶紧起身搬了张带靠背的木椅让她坐下,倒了杯温水:“阿姨您慢说,叔叔生前是做什么的?”
老太太摩挲着水杯,眼眶一下子红了。
“他姓刘,以前在城东宏达化工厂当夜班操作工。”
我握着签字笔的手,在听到“宏达化工厂”五个字的瞬间,猛地停在了半空。
老太太没察觉我的异样,低着头喃喃往下说。
“十年前腊月,厂里那台老反应釜半夜炸了,七个夜班工人当场没了命。”
“我老伴排在名单第一个,连句遗言都没留。”
“厂长周大成当晚跳河失踪,账上本该赔给我们的八十万抚恤金也不翼而飞。”
“十年了,我们七户人家跑断了腿,连句公道话都没听着。”
“今年腊月就满十周年,我想提前备好一篇像样的词,去坟头念给他听。”
我的喉咙发紧,指尖在纸面上压出一道深深的折痕。
我没有告诉赵秀琴阿姨,十年前宏达化工厂那份七人遇难名单上,排在第三个的维修工陈建国,正是我的亲爸。
当年出事后,我们七户家属一起跑过好几年维权,每家每户的难处我都死死记在心里。
那年我二十五岁,刚在大厂转正,连夜赶回老家时,只领回了一只装着父亲旧安全帽和褪色工牌的塑料袋。
我压下心口翻涌的酸涩,认真听老太太讲完老刘生前的点滴,一字一句替她写了一篇厚重平实的十周年悼词。
写完后,我把那三百块钱叠好,重新包进她的旧手帕里塞回她掌心。
“阿姨,这篇我不收钱。”
“叔叔是老实干活的人,他配得上干干净净的体面。”
老太太愣了愣,抓着我的手连声道谢,抹着眼泪慢慢走远了。
我独自坐在折叠桌前,伸手摸了摸裤兜里那张边缘磨毛的塑料工牌。
上面印着一行早已褪色的蓝字:宏达化工厂维修车间,陈建国。
03
送走赵阿姨后,连着下了三天冷雨。
小摊的生意依然红火,发小大鹏笑得合不拢嘴,连带着他花圈店的冷清生意都被我带活了不少。
周五傍晚六点半,天彻底黑透了,雨点顺着塑料雨棚边缘连成线往下滴。
我正准备收摊,巷口缓缓走过来一个撑着黑伞的中年男人。
他大概五十五六岁,穿着一件洗得发白却熨得笔挺的旧西装。
整个人瘦得脱了相,颧骨高高凸起,眼白泛着一层病态的暗黄。
那是很明显的重度黄疸。
男人在折叠桌前收起雨伞,一言不发地坐下,动作缓慢得像随时会散架。
“老板,还接单吗?”他的声音嘶哑得像砂纸磨过木头。
我重新坐回凳子上,翻开空白笔记本:“接,三百一篇,您想给谁写?”
男人没说话,从怀里掏出一个沉甸甸的黑布袋,轻轻放在了桌面上。
袋口敞开,里面整整齐齐码着两捆扎着银行封条的百元大钞。
两万块。
我抬起头,直直盯着他:“先生,我这儿只卖三百块一篇的文字,不接违法违规的活。”
男人苦笑了一声,抬起左手把黑布袋往前推了推。
昏黄的节能灯光打在他手背上,我的目光猛地一凝。
他的左手无名指,从第二节往外齐根断了,只剩下一个发白的旧疤。
男人没有察觉我的目光,低声开口:“不违法。”
“我在网上刷到你的帖子,都说你是最懂人心、最敢说实话的情绪树洞。”
“我查出肝癌晚期,医生说最多还有半个月。”
“我这辈子做尽了亏心事,身边连个送终的人都没有。”
“这两万块,求你替我自己写一篇悼词。”
“不要漂亮话,不要歌功颂德,句句见血写最诚实的实话,三天后我要用。”
雨棚外头的冷风灌进来,吹得桌上的白纸哗啦作响。
我看着他那截缺失的左手无名指,心脏在胸腔里重重撞了一下。
十年前宏达化工厂的老师傅们都记得,厂长周大成年轻时在车间修机器,左手无名指被齿轮轧断了一截。
我强迫自己稳住呼吸,脸上没有露出一丝破绽,拔开笔帽低声问。
“好,既然要写实话,您得把生平一五一十告诉我。”
04
男人沉默了足足半分钟,像是终于下定了决心,缓缓闭上眼睛开口。
“我本名不重要,你叫我老周就行。”
“十年前,我在城东开过一家化工厂,叫宏达。”
哪怕心里早就猜到了八九分,亲耳听见宏达两个字从他嘴里吐出来。
我的后背还是瞬间起了一层密密麻麻的冷汗。
老周的声音低沉麻木,像在念一份跟自己毫无关系的档案。
“那年厂里效益不好,车间二号反应釜老早过了检修期,管壁薄得像纸,技术员连着递了三次停产检修报告。”
“检修一次要花二十万,还得停工半个月,那批急单就会违约。”
“我心存侥幸,自己签了字,让夜班工人继续超负荷运转。”
“结果腊月十六半夜两点,反应釜炸了,当场烧死了七个夜班工人。”
雨点砸在铁皮棚顶上,噼里啪啦的声响像极了十年前那个绝望的冬夜。
我死死攥着签字笔,指节因为用力过度泛出青白。
老周睁开那双泛黄的浑浊眼睛,自嘲地扯了扯嘴角。
“出事当晚我怕坐牢、怕枪毙,把外套和鞋子脱在城东大桥边,演了场跳河自杀。”
“这十年,我隐姓埋名躲在南方小城餐馆后厨当洗碗工,每天闻着油烟味,听见鞭炮声就从床上弹起来。”
“如今老天开眼,给了我肝癌晚期,我憋了十年实在找不到人说话。”
“听说你这儿是全城最灵的情绪树洞,就想死前找个人听听实话,写篇真悼词。”
我盯着笔记本上凌乱的墨迹,声音哑得几乎听不出是自己的:“那七个工人,你还记得几个?”
老周浑浊的眼珠转了转,脸上竟浮出一丝死到临头的麻木和推卸。
“记得,怎么不记得,名单我背了十年。”
“说白了,也是他们命不好,赶上那个夜班。”
他顿了顿,端起纸杯抿了一口凉水,语气轻描淡写得像在聊昨天的天气。
“其实最可笑的是排在第三个那个姓陈的维修工。”
“爆炸前五分钟主管道漏气警报响了,他离安全门最近,本来撒腿就能跑出去。”
“那个傻子非要折回去关总阀门,生怕毒气顺着风刮进旁边的家属区。”
“结果阀门刚拧到一半,炉子炸了,连全尸都没拼齐。”
老周抬起泛黄的眼睛看着我,嘴角挂着一丝冰冷的笑。
“小兄弟,你说这种傻子,是不是自己找死?”
咔嚓一声脆响。
我手里那支磨掉漆的黑色签字笔,被我硬生生掰断成了两截。
浓黑的墨水顺着笔管涌出来,溅满了雪白的纸页,顺着我的指缝往下淌。
05
老周吓了一跳,下意识往后仰了仰身子:“小兄弟,你这是怎么了?”
那一瞬间,我眼前发黑,恨不得直接掀翻面前的折叠桌,把手里半截断笔狠狠扎进他那张麻木的脸里。
十年前我爸折回去关总阀,是为了护住厂区西边住着三百多户家属的宿舍楼。
换来的,却是这个逃犯十年后一句轻飘飘的“自己找死”。
大鹏在花圈店里听见动静,探出头问:“陈默,没事吧?”
冷风吹在沾满黑墨水的手背上,刺骨的凉意让我混乱的脑子瞬间劈开一道清明。
我死死盯着老周泛黄发暗的眼白,硬生生把翻涌到喉咙口的血腥气咽了回去。
不能现在报警,更不能现在动手。
他已经是肝癌晚期,最多只剩半个月的命。
如果我现在掀桌抓他去派出所,凭他这副快断气的身子,多半直接被送进看守所医院躺到咽气。
当年安监科是谁替他在假验收单上盖了章?
本该赔给赵阿姨和我爸那七户人家的八十万抚恤金,当年被他转移到了谁的名下、藏在哪家银行?
这些藏了十年的脏账,如果没从他嘴里撬出铁证,就会跟着他这副烂身体一起埋进土里。
七户人家苦熬十年的公道,绝不能只换他一条本来就活不过半个月的贱命。
我慢慢松开手,把断成两截的签字笔扔进桌角的铁笔筒,抽出一张抽纸,极其平静地擦掉手指上的黑墨水。
“没事,”我朝大鹏摆了摆手,又重新看向周大成,声音稳得连我自己都吃惊,“这笔用太久了,笔杆脆了。”
我从笔筒里换出一支新笔,顺手把桌面上那两万块现金拉到自己手边。
“老周,这两万块我收下了。”
“但你这篇悼词分量太重,不是三言两语能写完的。”
周大成眼里闪过一丝松快,连忙点头:“我懂,钱不够我还能加,只要你写得实在。”
我看着他的眼睛,语气平得像当年在会议室里跟大客户谈排期:“钱不用加。”
“三天后也就是周一早上八点交稿,但明后两个傍晚,你必须准时过来。”
“你想让我写最诚实的悼词,就得把当年每个经手人的名字、每笔账目原原本本告诉我。”
“少一句实话,这单我不接。”
周大成犹豫了两秒,大概觉得我一个收了两万块的街头文案,实在没必要防着。
况且他马上要进棺材,也没什么可再藏着掖着的了。
他长长叹了口气,点了点头:“行,憋了十年,我也想找个人全倒出来。”
送走周大成后,雨彻底停了。
我独自坐在空荡荡的摊前,从抽屉底下翻出一台当年在大厂开会用的二手索尼录音笔。
拧开后盖,换上了两节全新的南孚电池。
06
周六傍晚六点半一到,周大成准时撑着黑伞出现在我的折叠桌前。
我把调成静音录制的索尼录音笔,用双面胶牢牢粘在折叠桌板正下方,正好对着周大成说话的位置。
干了十年大厂资深文案,我最擅长的不是写漂亮句子,而是顺着甲方的虚荣心和愧疚感,一层一层往下挖真话。
第一天傍晚,我没逼他,只给他泡了杯热浓茶,聊他在南方当洗碗工的苦日子。
周大成卸下了防备,话匣子一开就收不住了。
“当年那台二号反应釜其实根本过不了年检。”
“是我给城东安监科副科长王志强送了十万干股,他大笔一挥给我签的合格证。”
“爆炸当晚我慌了神,第一个电话就打给了王志强。”
“是他教我把衣服扔在城东大桥假装跳河,还帮我把厂里的原始检修记录全烧了。”
我低头飞快记录,笔尖稳得没有一丝颤抖。
“那厂里账上留给工人的八十万抚恤金呢?你跳河了,这笔钱总不能凭空蒸发吧?”
周大成喝了口热茶,声音压低了几分:“钱哪能留给法院冻结。”
“出事前两天,我就把厂里账上的八十三万货款,分五笔转给了小舅子孙大明。”
“那小子拿着这笔血汗钱,第二年就在邻市开发区重新注册了一家顺达塑料厂。”
“如今他混得风生水起,早把我和那七个死人忘到脑后了。”
聊完这些已是晚上九点,周大成捂着右肋一阵剧烈干咳,眼里却透着一种病态的倾诉欲。
他又把孙大明塑料厂的地址、当年转账的银行户头,全数抖了出来。
甚至连王志强收受干股时签的代持协议,他也说得一清二楚。
“小兄弟,你说我是不是挺可怜的?”
“钱全便宜了小舅子,我躲在地下室洗了十年盘子,连亲闺女结婚都没敢露面。”
他浑浊的眼里挤出两滴浑泪,满脸期待地看着我。
“等我死了,你在悼词里帮我写清楚,我这十年每天都在受煎熬,也算赎罪了,对不对?”
我抬起头,静静看着他。
原来如此。
我终于彻底看穿了眼前这个“甲方”的真实企图。
他根本不是良心发现,也不是真心愧疚。
他活了半辈子精于算计,临死前花两万块找全城最火的情绪树洞,不过是想买一篇替他开脱的忏悔录。
他想把自己十年的懦弱逃亡包装成日夜煎熬,好让自己死得体面一点。
我合上笔记本,声音听不出喜怒:“我记下了。”
“明晚最后一次,你把手里留着的所有凭据带过来,我得核对日期和数字。”
“写实话悼词,容不得半点差错。”
周大成信以为真,连连点头。
“放心,当年我怕他俩过河拆桥,偷偷留了全套复印件和原始汇款单,明晚全带给你看。”
07
周日傍晚,周大成果然提着一只沉甸甸的蓝塑料袋准时赴约。
他一页一页给我翻看里面发黄的银行转账底联,还有王志强亲笔签字的干股代持协议复印件。
我借口雨棚底下光线暗,用手机把每一页凭据拍得清清楚楚。
顺带把周大成亲口承认每一份材料真伪的对话,完整录进了桌底下的录音笔。
送走周大成,我推掉后面排队的客人,早早收了摊回到出租屋。
台灯亮着暖黄的光,我把索尼录音笔连上旧笔记本电脑,将两晚总计四个多小时的音频备份进了两个U盘。
随后,我把手机拍下的二十六张证据照片按时间线一一归档命名。
发小大鹏拎着两罐啤酒推门进来,听完来龙去脉,气得一巴掌拍在桌子上。
“操,陈默你忍得住?我现在就陪你去城东派出所!”
“把录音和照片往桌上拍,直接把这老东西和王志强、孙大明一锅端了!”
我拧开易拉罐喝了一口冰啤酒,看着电脑旁摆着的那张褪色工牌,轻轻摇了摇头。
“今晚报警,警察抓他的时候,他可能会把那袋原始复印件和账本毁了,或者进了审讯室死鸭子嘴硬翻供。”
我指了指电脑屏幕上刚新建的空白文档:“他约了明早八点来殡仪馆东门取悼词。”
“到时候他会带着那袋原始证据过来,等着听我替他歌功颂德。”
“大鹏,他花了两万块钱请我这个文案写一篇最诚实的悼词。”
“干我们这行的,收了钱,总得把最实在的终稿交到甲方手里。”
大鹏盯着我看了半晌,重重拍了拍我的肩膀。
“行,明早七点半我提前去花圈店盯着,免得这老东西狗急跳墙。”
大鹏走后,我从床底下拖出那个落满灰尘的旧纸箱,拿出我爸生前戴过的那顶黄色塑料安全帽。
帽檐侧面还留着一块洗不掉的黑色机油印,是我爸当年在维修车间留下的。
三年前我妈病重临走前,拉着我的手反复叮嘱。
她说别去招惹厂里那些有关系的人,平平安安活着比什么都强。
我咬着牙在大厂熬了十年夜,以为赚够钱还清债就能把过去翻篇。
可每次路过城东旧工业区,胸口还是像堵着团湿棉花。
那一夜,我没合眼。
我在文档里删掉了所有修饰语,删掉了所有悲天悯人的文学套话,只留下最精准、最冰冷、最不容辩驳的事实。
天蒙蒙亮时,我下楼在街角打印店,把这篇三页纸的终稿打了两份。
一份装进干净的白信封,另一份和那两只备份U盘一起,塞进了我的冲锋衣内袋。
08
周一清晨七点五十,距离周五正好满三天。
天空飘着细密的秋雨,殡仪馆东门还没什么行人。
周大成比约定时间早到了十分钟,手里提着那个装着原始账本和复印件的蓝塑料袋,脸色蜡黄得几乎没有血色。
他坐到折叠桌前,急切地看着我:“小兄弟,悼词写好了吗?你念给我听听,我识字不多,听着心里踏实。”
我从白信封里抽出那三页打印纸,平平放在桌上,没有递给他,而是自己端正坐好,开口一字一句地念了出来。
“逝者周大成,男,五十六岁,原城东宏达化工厂厂长。”
“十年前腊月十六,周大成为省下二十万元检修费,伙同原安监科副科长王志强伪造安全验收单。”
“他强令老化反应釜超负荷运转,致夜班车间爆炸,七名工人当场身亡。”
周大成的眉头一下子皱了起来,嘴唇动了动想打断我。
可想到自己当初要求句句见血,他又硬生生忍住了。
我声音没有任何起伏,继续往下念。
“事发前两日,周大成提前将厂内八十三万元资金分五笔转入小舅子孙大明账户,致七户家属十年分文未得。”
“事发当晚,其在城东大桥假死潜逃,隐姓埋名苟活十年。”
周大成的脸色彻底沉了下来,额头渗出一层细密的冷汗。
“小兄弟,写得太硬了吧?我这十年洗盘子的苦和做噩梦的煎熬,你怎么一句没写?”
我没有理会他的打断,翻到第二页,声音陡然沉了下来。
“此案遇难工人名单如下。”
“第一名,刘大海,四十八岁,操作工,身后留老妻赵秀琴孤苦十年,至今靠捡废品度日。”
“第二名,张铁柱,三十九岁,搬运工,遇难时女儿刚满六岁,全家因债辍学。”
周大成的呼吸开始急促,双手死死抓住了塑料凳边缘。
我抬起眼,目光像两根冰冷的钢针,直直钉在他泛黄的眼珠上,一字一顿念出了第三个名字。
“第三名,陈建国,四十五岁,维修工。”
“爆炸前五分钟主管道漏气警报响起,其本可逃生,为护住西侧三百户家属区,折返车间强行关闭总阀门。”
“其当场遇难,身后留下一妻一子,其妻积劳成疾病逝。”
周大成瞳孔猛地缩成针尖,整个人像被雷劈了一样僵在凳子上。
“你,你怎么知道我没告诉过你的家属名字?你怎么知道他妻子病逝了?”
我放下手里的三页打印纸,缓缓伸进冲锋衣口袋,掏出那张边缘磨毛的褪色工牌,轻轻拍在了他的面前。
“宏达化工厂维修车间,陈建国。”
我看着他骤然惨白如纸的脸,平静地吐出最后一句悼词。
“逝者周大成,生前欠下七条人命与七户人家十年光阴,今以全部赃款与罪证伏法,方配入土。”
“周厂长,我爸的名字,你背了十年,怎么连我姓陈都没反应过来?”
09
折叠桌前死一般寂静,只有细雨砸在塑料棚顶的沙沙声。
周大成死死盯着桌面上那张褪色的工牌,浑身像筛糠一样剧烈颤抖起来。
他猛地抬头看我,眼里第一次露出了彻底崩塌的恐惧与羞耻,喉咙里发出呼哧呼哧的破风箱声。
“你,你是建国的儿子。”
话音未落,他整个人像被抽干了骨头一样,顺着塑料凳滑了下去,扑通一声跪在了湿滑的青石板上。
他不敢看我的眼睛,双手颤抖着抓起那个蓝塑料袋,把里面厚厚一叠转账底联和代持协议全推到我脚边。
连同那张存着他这十年洗盘子攒下的三万块银行卡,一起塞了出来。
他伏在地上老泪纵横,声音支离破碎:“对不起,对不起。”
“建国是个好人,是我畜生,是我不是人。”
站在花圈店门口盯着的大鹏冲过来,气得抬脚就要踹,被我伸手死死拦住了。
我低头看着跪在泥水里的周大成,心里既没有狂喜,也没有大仇得报的畅快。
只觉得压在胸口整整十年的那块巨石,终于咔嚓一声裂开了。
我没有扶他,也没有说半句原谅,只是平静地掏出手机,按下了 110。
“喂,城东派出所吗?十年前宏达化工厂爆炸案在逃嫌疑人周大成,现在就在市殡仪馆东门。”
“他手里有当年转移八十三万厂款和安监科王志强受贿的全部原始证据,准备自首。”
十分钟后,两辆警车闪着红蓝警灯,拉响警笛停在了花圈店门口。
带队的老刑警翻开塑料袋里的原始转账底联和代持协议,又核验了周大成的断指特征,脸色瞬间凝重起来。
老刑警拍了拍我的肩膀,语气沉稳:“小伙子,十年前这案子我们专案组一直挂着,你这些证据太关键了。”
随后两名民警上前,当场给瘫软在地的周大成戴上了冰凉的手铐。
周大成没有挣扎,任由民警架着胳膊站起来,像一具终于卸下了十年重壳的空皮囊。
周围早起路过的商户和晨练老人围在警戒线外议论纷纷。
大鹏站在花圈店门口,红着眼眶冲我悄悄竖了个大拇指。
押上警车前,周大成停下脚步,颤巍巍转过头看着我,眼泪混着雨水顺着沟壑纵横的脸往下淌。
“孩子,我活不了几天了。”
“我就问你一句,你爸出事前,是不是恨透了我?”
雨丝飘进眼眶,微凉。
我看着他,语气平得听不出半点波澜。
“我爸没工夫恨你。”
“出事前最后十分钟,他还在替你拧紧那台漏气的总阀。”
车门关上,警笛声渐渐消失在清晨的雨幕里。
我弯腰捡起桌上那张被雨水打湿边角的褪色工牌,拿纸巾一点一点擦干,重新装回了贴身口袋。
10
三个月后,城东宏达化工厂旧案正式尘埃落定。
周大成在看守所医院度过了最后十二天,临终前在铁证面前对所有罪行供认不讳。
原安监科副科长王志强落网受审,小舅子孙大明名下的塑料厂被依法查封清算。
当年被转移的八十三万厂款,连同十年利息全部追回。
腊月十六那天,正好是城东宏达化工厂爆炸整整十周年。
七户遇难工人家属一起走进法院执行庭,终于领到了那笔迟到整整十年的抚恤赔偿金。
走出法院大门时,冬日的暖阳照在每个人肩上,谁也没再哭出声,只是互相拍了拍手背。
赵秀琴老太太领完钱那天,特意提着一篮子刚煮好的红皮鸡蛋来到我的小摊前。
她拉着我的手哭了半天,又笑着说老刘在地下总算能安心闭眼了。
我把周大成当初拍在桌上的那两万块现金,一分不少交进了法院的涉案赃款账户。
同一周,大厂前同事发来微信,说公司新开了业务线,问我愿不愿意回去当文案总监。
我看着手机屏幕笑了笑,礼貌地回了一句“谢谢,不了”。
领完赔偿金那天,我先还清了当年替我妈治病借亲戚的最后三万块外债。
随后我坐车去了城东公墓,给爸妈换了束新鲜的白菊花。
站在墓碑前,我把那篇打印出来的实话悼词副本叠成方块烧进火盆。
火苗舔过纸页,黑灰顺着冬日清冽的风飘得很远。
我在碑前站了很久,轻声告诉我爸,当年那个差点把我压垮的冬天,今天总算彻底过去了。
离开公墓时天光正好,兜里那张磨毛的褪色工牌不再沉得硌人,只剩下一股踏踏实实的暖意。
十年前欠下的账,总算一笔一笔勾销干净了。
大鹏看我把摊子收拾得越来越亮堂,干脆把花圈店西侧那间十平米的小储物间清理了出来。
刷白了墙、安了盏暖黄的台灯,让我免费当工作室用。
来找我写字的人依然五花八门,有刚考上研想告别自卑的毕业生,也有替老狗写告别信的独居老人。
还有像当初的我一样刚被裁员、坐在塑料凳上发呆的中年人。
腊月下旬的傍晚,天色染成柔和的橘红,冷风里飘着街角糖炒栗子的甜香。
我在小储物间门口挂了串暖黄色的小灯带,天一黑,亮堂堂地照着殡仪馆东门那截冷清的青石板路。
市殡仪馆东门,大鹏花圈店西角那张二手折叠桌依然稳稳支着。
我换掉了那块写满字的旧硬纸板,请街口木匠刻了块干净素雅的小木牌立在桌角。
上面刻着两行端正的黑字。
代写悼词、告别信,三百一篇。
送走该走的,留给活着的人。
六点半刚过,一个穿着皱巴巴白衬衫、满脸疲惫的年轻姑娘停在了摊前,犹豫着咬了咬嘴唇。
我拧开保温杯喝了一口温热的枸杞水,抽出崭新的白纸和签字笔,笑着指了指对面的塑料凳。
“坐吧,想告别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