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死的那天,天气预报说有小雨,结果一滴也没下。
后来我才知道,那天晚上九点四十七分,我从棉纺三厂家属院三号楼二单元的二层半平台上摔了下去。颅底骨折,硬膜下血肿。救护车来的时候我还有气,到医院是十点三十一分,医生在病历上写了四个字:抢救无效。
这些是我死后第三天,趴在自己案卷上看来的。
对,我能看见自己的案卷。我坐在市局刑侦支队技术中队的工位上,看我自己的现场勘验笔录,看我自己的九张尸检照片。照片里那个女人脸朝下趴在水泥地上,右手死死攥着什么,指甲盖都白了。
一把钥匙。
黄铜的,齿口磨得发亮,是我外婆老屋的钥匙。302。外婆走了六年,那屋子一直空着,堆着我妈舍不得扔的旧棉被、缝纫机,还有我外公那台修了三次没修好的红灯牌收音机。
我记得我攥着这把钥匙下楼。
我不记得我是怎么松的手。
我甚至不太确定,我是“摔”下去的。
我只记得一只手。
不是推我的那只手——那只手我没看见。我记得的是,在我失去重心之前,后颈上突然起的一层鸡皮疙瘩,还有头顶那盏坏了三年的声控灯,“啪”地亮了一下,又灭了。
灯亮的那半秒钟里,我看见台阶上有一道新鲜的划痕。
那是我自己划的。两个小时前。
我当痕检六年,办过一百四十七起现场。我知道人在死前最后看见的东西,会像一张照片一样印在脑子里。
我脑子里那张照片是:水泥台阶,青苔,一道白茬的划痕,还有一只鞋。黑色的布面平底鞋,鞋头朝着我,站在比我高九级台阶的地方。
我认得出那双鞋。
那是我妈的鞋。
头七那天,天阴得很低。
我提前两个小时回到三号楼。不是我想早到,是没得选——我发现自己只能在傍晚六点之后出现在这栋楼里。白天我在别的地方,说不清是哪儿,像一段没有画面的黑,也像睡着了不做梦。六点一到,我就“在”了,站在二单元的楼道口,像被人从背后推了一把。
楼道里堆着邻居家的酸菜缸和一辆没气的儿童自行车。声控灯还是坏的。我抬头看那盏灯,看了很久。
我试过很多次,想把它弄亮。
我死了以后能做的事很少:能让温度往下掉一两度,能让纸片翻个面,能让电子设备的屏幕闪一下。就这些。我唯一能“进去”的地方,是活人的梦。
而且不是谁的梦都能进。
只有两种人能看见我:一种是快死的,一种是还没长大的。
我妈六十一岁,在小区门口卖了十九年早点,胸口挂着个“王秀兰”的塑封牌子。她不算快死的,但她老了,眼睛花了,有时候半夜起来上厕所会对着空气说一句“晚晚回来了”。
她看不见我。她只是习惯了。
小满能看见。
小满六岁,我哥林峤的女儿,跟着我妈住201。这孩子生下来眼睛就比别人黑,黑得像两颗泡在水里的桑葚。她三岁那年指着我身后说“姑姑,有个爷爷在看你”,我回头看,什么都没有。后来我才知道,那天我外公的忌日。
我上到二楼,门虚掩着。
屋里已经摆开了。折叠桌上铺了块蓝布,布上是我的一张遗像——单位统一去拍的证件照,头发扎得死紧,眼神像在审犯人。我妈非要用这张,说“这是她最好看的一张”。
遗像前面三炷香,一碟苹果,一碗面。
面是手擀的,卧了两个荷包蛋,蛋煎得有点糊。
我坐在我妈对面,看她一口一口把面吃完。
她吃得很慢,一边吃一边说话。
“晚晚啊,妈给你煮的,你吃不着,妈替你吃。”
“你从小就挑,蛋黄不吃,非要我挖出来。”
“你哥今天又没来。他说他去给你买纸钱,买了一天。”
她说完这句,把碗放下,用手背抹了一下眼睛,又端起来,把汤喝干净了。
我伸手想碰碰她的手。
我的手从她的手背上穿了过去,像穿过一层凉水。
七点二十,林峤来了。
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夹克,手里拎着两刀黄纸,眼睛通红,身上有酒味。
“妈。”
“你还知道回来。”
“我买了纸。”他把纸放在门口,没往里走,“我……我不进去了,我在楼下给她烧。”
我妈把筷子往桌上一拍:“你妹妹的灵堂你不进?你做了什么亏心事你不敢进?”
林峤站在门口,喉结动了一下。
“妈,你别说了。”
“我说什么了?我还没说呢!”我妈声音一下子高了,“你妹妹死那天晚上,楼下老赵说你跟她吵架了!你跟她吵什么?你跟她要钱是不是?你欠了多少?你欠了多少你要跟她吵!”
林峤的脸一下子白了。
“我没跟她要钱。”
“那你们吵什么!”
“……她让我保管个东西。”林峤说,“一个信封。她说她要是出事,让我把信封交给周砚。”
屋里静了三秒。
我妈愣住了。
我也愣住了。
我不记得我让林峤保管过什么信封。
我死死盯着他。
“东西呢?”我妈问。
林峤低下头,声音小得像从鞋底漏出来的:“……我弄丢了。”
那一瞬间,我脑子里“嗡”的一声。
我死前一个月,确实动过一样东西。
我在整理2015年“棉纺三厂女工失踪案”的旧物证。
那是我的私活。七名女工,1998年到2004年,断断续续失踪,最后只找到三具。案子2006年就挂起来了,卷宗在档案室最里面那个铁皮柜里,编号是“98·07”。
一个月前,支队搞档案数字化,我被派去扫描旧卷。扫到“98·07”的时候,我发现第7号物证袋里那颗牙,编号对不上。
那颗牙是2001年在厂区后河滩上找到的,属于第三个失踪的女工,叫赵小梅。原记录写的是“右下第一磨牙,牙合面有银汞充填物”。
可我打开袋子,那颗牙上是一块树脂。
银汞和树脂,在2001年的县城,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银汞是公家医院用的,便宜,发黑。树脂是进口的,贵,那时候只有市里几家大医院有,而且只有少数几个医生会做。
有人在2006年之后,把这颗牙换过。
换牙的人,必须能接触到物证袋。
物证袋的钥匙,全支队只有三把。档案室一把,技术中队一把,还有一把,在老顾手里。
顾长明。我的师父。市局“活化石”,干了三十四年法医,返聘回来带我们,再过两年就该彻底退休了。
我当时没敢往下想。
我把那颗牙重新装袋,拍了照,写了一份比对申请,准备第二天送省厅做DNA。
然后我把那份东西,放进了我外婆老屋的一个铁盒子里。
因为我不确定该不该信自己人。
我冲出201,往三楼跑。
我的身体穿过了楼梯,穿过了三楼半那扇坏掉的窗,穿过了302的门。
屋里一股霉味。
我外婆的缝纫机上盖着塑料布,上面落了灰。窗台上有三个空罐头瓶。墙角那只绿色的铁皮饼干盒还在,盖子歪着。
我扑过去。
盒子是空的。
我外婆的旧照片、几颗纽扣、一沓粮票,全被倒在床上。有人翻过。
翻得很仔细,连缝纫机抽屉都拉开了。
我站在那间屋子里,第一次感觉到鬼也会发抖。
“姑姑。”
门口站着小满。
她穿着一件鹅黄色的毛衣,手里捏着半块桃酥,仰着头看我,一点都不害怕。
“姑姑,你怎么在这儿?”她问,“奶奶说你死了。”
我蹲下来,跟她平视。
我说不出话。我死以后就没法说话了,嗓子像被人塞了一团棉花。
小满歪着头看了我一会儿,忽然伸手,摸了摸我的脸。
她的手是热的。
“姑姑,你冷。”她说。
然后她把那半块桃酥递过来:“你吃。”
我摇头。
她想了想,把桃酥塞进自己嘴里,嚼了两下,又掏出来:“那我嚼软了给你。”
我差点笑出来,又差点哭出来。
“小满。”我张嘴,发不出声。
她盯着我的嘴看。
“姑姑,你在说什么?”
我抬起手,在地上比划。
灰很厚,我的手指能推动那层灰。
我一笔一划地写:谁来过
小满趴下去看,一个字一个字地念:“谁、来、过。”
她抬起头:“好多人来过呀。奶奶来过。爸爸来过。还有个爷爷。”
我手指一僵。
“哪个爷爷?”
“就是那个,头发白白的,戴眼镜,说话慢慢的。”小满比划着,“他上次给我糖吃,是那种凉的糖。”
薄荷糖。
老顾口袋里永远有一把薄荷糖。他抽了三十年烟,戒了以后靠这个压瘾。
我在灰上写:他什么时候来的
“就是……”小满掰着手指头,“姑姑你躺在地上睡觉的那天,晚上。”
我脑子里那张照片,忽然往上翻了一层。
那天晚上,我九点四十从201出来。我妈送我到门口,说“路上黑,拿手机照照”。
我下到二层半。
灯灭了。
我听见上面有脚步声,很轻,像是有人刻意踮着脚。
我回头。
那只黑布面的平底鞋,站在比我高九级台阶的地方。
那不是我妈。
我妈那天穿的是棉拖鞋,她脚后跟有骨刺,从来不穿布鞋。
那是老顾。
他一米七八,瘦,走路有点拖。他那双黑布鞋是所里发的劳保鞋,底子软,踩在水泥地上几乎没有声音。
他站在上面,看着我。
我张开嘴,还没喊出来,后颈就凉了。
那只手按在我后颈上,往前一送。
我最后看见的,是台阶上那道白茬划痕。
那是我两个小时前用钥匙尖划的。我在302的地板缝里塞了一样东西,怕忘,就在楼梯上做了个记号。
我摔下去的时候,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
他知道我把东西藏在哪儿了。
“小满。”
我抓住她的手腕,在灰上飞快地写。
她念:“别、告、诉、任、何、人。”
“为什么呀?”
我写:因为他会杀你
小满看了很久。
然后她抬起头,眼睛黑黑的,一点都没有害怕的样子。
“姑姑,”她说,“他昨天来过我们家。”
“他跟奶奶说,他要帮你把案子查清楚。”
楼下传来说话声。
我听见我妈的声音:“老顾啊,这么晚还来。”
然后是那个我听了六年的、慢悠悠的、带点沙哑的声音:
“来看看晚晚。孩子走得冤,我这心里过不去。”
“我给她上炷香。”
我站在302的门口,听着那双软底布鞋一级一级地踩上楼梯。
他没有在201停。
他一直往上走。
二
老顾在302门口站定的时候,我就在他面前。
他看不见我。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串钥匙,挑出那把黄铜的,插进锁孔。动作很熟,像开自己家的门。
门开了。
他站在门口,没有立刻进去,先抬手在门框上摸了一下。
我跟着他的手看过去。
门框上有一道很浅的铅笔印,是我上周画的。我把铁盒塞在地板第三块板子的缝里,怕自己记混,在门框上画了个小三角。
铅笔印被擦掉了一半,还留着一点灰。
老顾看着那点灰,笑了一下。
那个笑我从来没见过。他平时笑起来眼睛是弯的,像所有教过你的老前辈那样,温和、宽容、不着急。这个笑是平的,嘴角往上提了一点点,眼睛没动。
他走进去,从裤兜里掏出一副手套,慢慢戴上。
我这才明白,他不是来“看看”的。
他是来收尾的。
他蹲下去,把第三块地板撬起来。
我站在他旁边,看着他把手伸进那个黑洞洞的缝里。
他掏了半天,掏出来一个东西。
不是我的铁盒。
是一只袜子。我外婆的,灰色,补过两次。
老顾把袜子捏在手里,看了一会儿。
然后他站起来,把袜子扔回洞里,把地板按回去,用手掌压了压。
他站在屋子中间,慢慢地转了一圈。
“林晚。”他忽然开口。
我浑身一紧。
“我知道你在。”
他没看我。他看着窗户,窗玻璃上有一层薄灰,映出他自己的影子。
“你师父干了三十四年法医,见过的死人比你见过的活人多。”他说,“头七回魂这种事,我不信。但我不信,不代表没有。”
他把手套一根手指一根手指地摘下来。
“你要是真在,你就听着。”
“那颗牙,是我换的。”
“二〇〇六年,案子挂起来那天,我一个人在档案室待了一整夜。我把那颗牙换成了树脂的。因为那颗牙上有个东西,是银汞补不了的。”
他停了一下。
“那是一道咬痕。”
“赵小梅死之前,咬过人。”
我在原地站着,一动不动。
咬痕。
2001年,河滩上那具尸体被发现的时候,只剩了骨头和一部分软组织。当年的尸检报告写得很粗:颅骨骨折,肋骨三根断裂,推断死亡时间三个月以上,死因不明。
但有一处细节被记下来了:右下第一磨牙的牙合面上,有一处0.4厘米的凹痕,非龋非磨耗。
当年的法医写了一句:“疑为咬痕所致,建议比对。”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因为要比对,就得有嫌疑人。
而那年厂里报了七个嫌疑人,全部采了血,全部排除了。
因为咬痕不是他们留的。
“咬她的人,穿的是白大褂。”老顾说。
“那年厂里体检,是市三院下来做的。七个体检医生,三个女的,四个男的。”
“我是其中一个。”
我听见自己的呼吸声。
不对,我没有呼吸了。那是记忆里的声音。
1998年到2004年,棉纺三厂,七名女工。
最小的十九岁,最大的三十四。
她们都是在夜班之后失踪的,都是在厂区后门那条没有路灯的小路上。
厂里说是“跑了”,说是“跟人走了”,说是“精神有问题”。
赵小梅的丈夫找了她三年,最后在河滩上找到她的时候,她身上还穿着那件蓝色的工装,工装口袋里有一张体检单。
体检单上的医生签名是:顾长明。
“不是我杀的。”老顾说。
“我发誓不是我杀的。我要是杀了人,我这三十四年,一天都睡不安稳。”
“但是我知道是谁。”
“我给她做体检的时候,她跟我说,有人半夜敲她宿舍的窗户。”
“我问她是谁,她不说。她说那人有老婆有孩子,说了就完了。”
“我说那你躲着点。”
“她说躲不了。那人有钥匙。”
老顾在302里站了很久。
“二〇〇一年三月,赵小梅的尸体被找到。我做的尸检。”
“我看见那道咬痕的时候,手是抖的。”
“我认得那个咬合。上颌中切牙有一道缺口,是摔的。下颌左侧第二前磨牙缺失。”
“全厂只有一个人是这个牙口。”
“那个人姓顾。”
“是我儿子。”
我往后退了一步,后背撞在缝纫机上。
顾晓东。
市里做医疗器械的,四十七岁,市政协委员,去年还给市局捐过两台DNA测序仪。
捐仪器那年,他还来支队吃过饭。他坐在我旁边,给我夹了一筷子鱼,说“小林啊,你们这行辛苦”。
他笑起来眼睛是弯的,跟他爸一模一样。
“我把那颗牙换了。”老顾说,“我把咬痕磨掉了,换了一颗一模一样的树脂牙。”
“我告诉自己,我不是在毁证据,我是在治病。”
“人死了,活人还得活。”
“我儿子那年二十四岁,刚结婚,媳妇怀着孕。”
“我要是把那颗牙交上去,他这一辈子就完了。”
“我这一辈子,也完了。”
他低下头,用手掌抹了一下脸。
“后来我又做了六年。每一年厂里都有人失踪,每一年我都去验尸。我把能指向他的东西,一样一样地抹掉。”
“抹到最后,我连自己是谁都快忘了。”
“那你为什么杀我?”我在心里吼。
他像是听见了。
“因为你不该去碰那个铁皮柜。”
“你拍了照,写了申请。你要送省厅。”
“省厅的DNA库跟公安部联网,你送上去,三天就能比对出来。”
“我知道你那天晚上要去302。我看见你在楼梯上做的记号。”
“我本来只想把东西拿走。”
“我上去的时候,你正好回头。”
他停了三秒。
“你认出我了。”
我确实认出他了。
不是脸。是鞋。
那双黑布鞋,左脚鞋头有一块补丁,是用黑线缝的十字。
上个月队里搬档案柜,他蹲下去抬,我看见过那块补丁。我还说“顾老师,这鞋该换了”,他说“穿惯了,新鞋硌脚”。
人死了以后,记住的东西会变得很奇怪。
我不记得我妈那天穿的什么衣服。
我记得那块补丁。
老顾把钥匙放在缝纫机上。
“我今天来,不是来找东西的。”
“我是来告诉你,你藏的东西,我拿走了。”
“铁盒在你床底下第三个箱子里,你没藏好。”
“你哥弄丢的那个信封,我也拿走了。”
“现在这世上,没有人知道那颗牙的事了。”
他转身往门口走。
走到门槛上,他停下来。
“林晚,你别怪我。”
“你要是活着,你也会这么选。”
“人这一辈子,总得护着一个人。”
他走了。
门在他身后合上,发出一声轻响。
我在302站到天亮。
天快亮的时候,我听见楼下有脚步声。
小满穿着睡裙,光着脚,一级一级地爬上三楼。
她推开门,看见我,笑了一下。
“姑姑,我做了一个梦。”
“我梦见你站在一个有很多白大褂的地方,你让我找一个东西。”
我蹲下来。
她伸出小手,手掌心攥着一样东西。
一颗糖。
薄荷糖,包在半透明的糖纸里,已经化了一点。
“那个爷爷给我的。”小满说,“他说,这是最后一次了。”
“姑姑,这个能吃吗?”
我看着那颗糖。
老顾每次给我糖的时候,都会把糖纸剥开一半,递到我手里,说:“晚上熬夜,提提神。”
他给我剥了六年糖。
他知道我从来不吃薄荷糖。
他知道我嫌凉。
他在试探。
他想知道我还在不在。
他想知道,一个六岁的孩子,会不会把糖递给一个看不见的人。
三
第二天傍晚六点,我又“在”了。
还是那个楼道口,还是那盏坏灯。
我上楼的时候,看见201的门上贴了一张纸。
“本户有丧,谢绝探访。”
纸是我妈写的,字歪歪扭扭。她只念过三年书,写“谢绝”两个字的时候,“绝”字写成了“决”。
我穿过门。
我妈坐在沙发上,膝盖上摊着一件毛衣。
那是我去年冬天穿的,灰色的,袖口磨破了一个洞。她戴着老花镜,一针一针地补。
补一针,停一下,把毛衣举起来看。
“晚晚,你这袖子怎么磨成这样。”她说,“你天天在单位坐着,怎么会磨袖子。”
她把毛衣翻过来,在破洞的地方比了比,又拆了两针,重新织。
我坐在她旁边,看了一个小时。
她补完,把毛衣叠好,放在沙发上,拍了拍。
“明天给你穿上。”
“你走的时候冷。”
小满在里屋写作业。
她趴在小桌上,铅笔在本子上戳来戳去,一个字写三遍。
我进去的时候,她抬起头,眼睛一亮。
“姑姑!”
我“嘘”了一声。
她赶紧捂住嘴,小声说:“奶奶看不见你,对不对?”
我点头。
她把本子推给我:“姑姑,你看我写的。”
本子上是“林晚”两个字,写得歪歪扭扭,一横一竖全是抖的。
“老师说我姓林,我姑姑也姓林。”她说,“我姑姑是警察,抓坏人的。”
“我长大了也要当警察。”
我伸手,摸了摸她的头。
她仰着脸,忽然说:“姑姑,你昨天晚上一直在哭。”
我一愣。
“我听见了。”她说,“你在窗户外面哭,哭了很久。”
“我想让你进来,可是门锁了。”
我不知道鬼会不会哭。
我只知道,那天晚上我确实在302站了一整夜,看着窗外那盏坏了的路灯。
我在想一件事。
我这六年,验过一百四十七个现场。
我教过新人怎么用多波段光源找血迹,怎么用静电吸附器提取足迹,怎么在烧过的废墟里分辨助燃剂。
我从来没想过,有一天我要用这些本事,查自己的死。
“小满。”我在她本子上写。
“你能帮姑姑一个忙吗?”
她用力点头:“能!”
“姑姑要进你的梦。”
“好呀!”她高兴得差点跳起来,“姑姑你要带我去哪儿?”
我在本子上写:去一个有很多书的地方。
那天晚上,我坐在小满床边,等她睡着。
她睡不着。
“姑姑,你给我讲故事。”
我说不出话。
她想了想:“那我给你讲。”
“从前有个小女孩,她妈妈不要她了,她爸爸也不要她了,她就跟奶奶住。”
“她奶奶每天早上三点起来炸油条,炸到中午,手上全是泡。”
“有一天,她姑姑来了,给她买了一个书包,上面有一只兔子。”
“姑姑说,这个兔子会保护她。”
“后来姑姑死了。”
“兔子还在。”
她说着说着,声音就低了。
我低下头,看见她把被子拉到了下巴,眼睛已经闭上了。
那只兔子书包挂在墙上,一只耳朵的线开了,垂下来。
我伸手,按在她的额头上。
我死以后学会的唯一一件“本事”,就是进梦。
不是每个梦都能进。得是那种浅的、刚睡着的、还没做深的梦。
我进去的时候,小满正站在一片空地上。
空地是白色的,像一张没画完的纸。
“姑姑!”她跑过来,一把抱住我的腿。
我在这里能说话。
“小满,”我说,“跟姑姑走。”
我牵着她,往前走。
白地在我脚下慢慢长出东西来。
先是地砖,灰白色的水磨石地砖,一块一块,缝里嵌着黑泥。
然后是墙,墙上有绿色的墙裙,墙裙上钉着一排排铁皮柜。
档案室。
市局地下一层,档案室。
我牵着小满,走过一排排柜子。
“姑姑,这里好冷。”小满说。
“冷就对了。”我说,“这里存着死人的事。”
我们停在一个柜子前。
柜子上贴着标签:“98·07”。
我蹲下来,跟小满平视。
“小满,记住这个柜子。”
“记住了。”
“柜子里有一个袋子,袋子里有一颗牙。”
“牙?”
“对。”我说,“一颗人的牙。”
小满皱起鼻子:“好脏。”
“不脏。”我说,“那是证据。”
“姑姑死了,可是这颗牙还在。它会说话。”
“它说什么?”
“它说,杀我的人,姓顾。”
小满歪着头,想了一会儿。
“是给我糖的那个爷爷吗?”
“不是他。”我说,“是他儿子。”
我牵着她,继续往前走。
走到档案室尽头,有一扇门。
门上没有把手。
“小满,推开它。”
她伸手一推,门开了。
门后面是一间更衣室。
一排铁皮更衣柜,柜门上贴着名字。
我走到最里面那个柜子前。
“林晚”两个字,是我自己贴的,贴歪了。
柜门开着,里面是空的。
我死以后,队里来清过柜子,把我的东西装了两个纸箱,送到了我妈家。
那两箱东西现在堆在201的阳台上,我昨天晚上看过,全是保温杯、护手霜、几件换洗衣服。
没有书。
“姑姑,空的。”小满说。
“我知道。”我说,“我们要去别的地方找。”
梦境开始晃了。
小满在动,她的手在被子外面抓着什么。
我知道她要醒了。
我蹲下来,抓住她的肩膀。
“小满,你听我说。”
“姑姑的柜子里,最上面一层,有一本很厚的书。”
“蓝色的,很旧,书脊上写着‘法医病理学’。”
“那本书,现在不在柜子里了。”
“它在一个人家里。”
“那个人,姓周。”
小满眨着眼:“周叔叔?”
“对。”
“你明天看见他,你就跟他说四个字。”
“哪四个字?”
“书里有牙。”
小满醒了。
早上六点半,我妈在厨房炸油条,油烟从门缝里往屋里钻。
小满坐在床上,愣了五分钟。
然后她爬下床,从书包里翻出一张纸,一支铅笔。
她趴在桌上,画。
画了一个柜子,画了一颗牙,画了一本书。
书是蓝的,她只有一支蓝铅笔,涂得很用力,纸都破了。
最后,她在纸的角上,画了一个人。
那个人穿着白大褂,戴着眼镜,手里捏着一颗糖。
四
周砚是下午来的。
他穿了一件深灰的毛衣,胡子刮得很干净,眼睛底下有两片青。
他手里拎着两个纸箱。
“阿姨。”他站在门口,叫了一声。
我妈在厨房里,没应。
他站在门口,没敢进。
“阿姨,我把晚晚单位的东西送回来。”
“放着吧。”我妈的声音从厨房里出来,很平。
周砚把箱子放在门口,蹲下去,把箱子上的一条胶带按平。
他蹲在那儿,半天没起来。
我看见他的肩膀在抖。
我认识周砚八年。
我们是同一年进的市局,他在法医室,我在痕检。第一次出现场是一起碎尸案,在城西的垃圾中转站。那天下着大雨,我在泥里趴了三个小时,起来的时候眼前一黑,是他扶了我一把。
他的手很凉,常年摸解剖台的人都凉。
他说:“你手抖。”
我说:“我没抖。”
他说:“你抖了。回去喝点热的。”
后来我们就好了。
八年,我们没吵过架。他这个人太静,静得像一口井。我有时候嫌他闷,说“周砚你能不能有点情绪”,他就笑,说“我有啊,我在心里有”。
我们本来今年五月结婚。
酒店订了,请柬印了,我妈把压箱底的一对银镯子拿出来,说要给我当嫁妆。
请柬发出去的前一天,我死了。
“周叔叔!”
小满从里屋跑出来,手里攥着那张纸。
周砚站起来,勉强笑了一下:“小满。”
“周叔叔你看!”她把纸举到他面前。
周砚低头看。
他的表情没什么变化。
“画得真好。”他说,“这是柜子?”
“嗯!”小满用力点头,“这是档案室的柜子,姑姑带我去的!”
周砚的手停在半空。
“姑姑?”
“姑姑昨天晚上来找我了。”小满说,“她带我去了一个好冷好冷的地方,好多柜子。”
“她让我告诉你.......”
小满把纸翻过来,指着背面的四个字。
那四个字是她写的,一笔一划,写得很大。
“书、里、有、牙。”
屋里安静了很久。
我妈从厨房出来,手里还拿着锅铲。
“小满,别胡说。”
“我没胡说!”小满急了,“姑姑真的来了!她还摸我的头!她的手是凉的!”
我妈的眼圈一下子红了。
“这孩子。”她喃喃地说,“这孩子是想姑姑了。”
周砚站在那里,一直没有说话。
他把那张纸捏在手里,捏得很紧。
然后他蹲下来,跟小满平视。
“小满,”他说,“姑姑还跟你说什么了?”
小满想了想。
“姑姑说,杀她的人姓顾。”
我看见周砚的瞳孔缩了一下。
不是害怕。是那种一个人在黑暗里摸了很久,忽然摸到开关的反应。
“周砚。”我妈开口了,“你别听孩子的。她才六岁。”
“阿姨。”周砚站起来,“我知道。”
“你别去查。”我妈说,“晚晚已经没了。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跟她交代。”
周砚没说话。
他把那张纸折起来,放进毛衣内袋,贴着胸口。
“阿姨,我先走了。”
他走到门口,又停下来。
“阿姨,晚晚的尸检报告,是我做的。”
我妈抬起头。
“报告上写,颅底骨折,硬膜下血肿,符合高坠致伤。”周砚说,“可是有一处伤,我没写进去。”
“她后颈上有一块压痕,三指宽,横向的。”
“人往前摔,后颈上不会留下这种印子。”
“那是有人按住她的脖子,往前送的。”
我妈的手开始抖。
“你为什么不写?”
“因为我写了,就得立案。”周砚说,“立案就得走程序,程序一走,打我报告的人第一个知道。”
“我怕打草惊蛇。”
“我更怕的是........”他停了一下,“我怕我写进去,这案子会落到别人手里。”
“落不到我手里,我就没法替她查。”
他走了以后,我妈在沙发上坐了很久。
她手里还攥着那件补好的毛衣。
她把毛衣抱在怀里,像抱一个孩子。
“晚晚啊。”她说。
“妈不该让你一个人走夜路。”
我跟在周砚后面,下了楼。
他走到二单元门口,站住了。
楼道外面停着一辆车,黑色的,很干净,车头对着单元门。
车窗降下来。
“小周。”
顾晓东从车里探出头,笑得很和气。
“这么晚了还来看阿姨?”
周砚站在台阶上,没动。
“顾总。”
“哎,别叫顾总。”顾晓东摆手,“我跟你爸是老同事了,你叫我一声哥都行。”
他从车里拿出一个纸袋。
“我听说晚晚的事,心里不好受。”
“这点东西,你带给阿姨。里面有两盒阿胶,还有一点钱。”
“不多,你别嫌少。”
周砚看着那个纸袋,没接。
“顾总,你跟林晚很熟?”
“熟啊。”顾晓东笑,“去年局里不是捐了两台测序仪?就是我去办的。晚晚那时候还带我看过实验室。”
“她这个人,认真。”他摇摇头,“太认真了。”
“你说这人啊,太认真,容易出事。”
风从楼道里灌出来,吹得纸钱灰打了个旋。
周砚还是没接。
“顾总。”他说,“你父亲最近还好吗?”
顾晓东愣了一下。
“我爸?挺好的。退休了闲不住,天天往局里跑。”
“他前天还跟我说,晚晚这案子他放不下。”
“老一辈人,就是这样。”
顾晓东走了以后,周砚在楼下站了很久。
他掏出手机,翻出一个号码。
号码备注是“顾老师”。
他的拇指停在拨号键上,停了大概十秒。
然后他退出去,翻到另一个号码。
“林峤”。
五
我哥那天晚上在城西的一个货运场。
他开一辆解放J6,拉建材,一趟三百八。
周砚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他正蹲在车头前面吃泡面。
“喂?”
“林峤,我是周砚。”
“哦。”我哥把嘴里的面咽下去,“啥事?”
“你妹妹让你保管的那个信封,里面是什么?”
电话那头静了几秒。
“我弄丢了。”
“我知道你弄丢了。”周砚说,“我问你里面是什么。”
“我……我没看。”
“你没看?”
“她给我封好了,用胶带缠了三圈,让我别拆。”我哥的声音低下去,“她说她要是有事,就交给你。”
“我当时还骂她,说你神经病啊,你能有啥事。”
“她说,哥,你就当我神经病。”
我蹲在我哥旁边。
他瘦了很多,颧骨都出来了。
泡面的热气往他脸上扑,他眼睛红着,不知道是熏的还是哭的。
“林峤。”周砚在电话里说,“这东西很重要。可能是她的命。”
“我知道。”我哥说,“我这几天把车翻了三遍,把家翻了三遍。”
“我把货场也翻了。”
“我他妈连垃圾站都去了。”
他忽然吼起来:“我妹妹死了!我连她给我的一样东西都看不住!”
吼完,他把手机从耳边拿开,低下头,肩膀一抽一抽的。
我伸手,想拍拍他的背。
手穿过去了。
我哥这个人,从小跟我打架。
他比我大十三岁。我出生那年他上初中,我妈在纺织厂三班倒,是他给我冲的奶粉。他自己说,他冲奶粉的手艺比厂里食堂的大师傅都好。
后来他学坏了。赌,欠钱,离婚,一年回家三次。
我恨过他。
我死前那个月,他来找我借钱,我没给。
我说:“哥,你四十了。”
他说:“我知道我四十了。”
我说:“你要到什么时候?”
他没说话,蹲在我家门口抽了半包烟,走了。
那天晚上我给他转了两万。
备注写的是:最后一次。
“林峤。”周砚说,“你再想想,你把信封放哪儿了?”
“我……”
我哥忽然抬起头。
“我想起来了。”
“我那天从她家出来,喝了点酒。”
“我把信封夹在我车里那本行车记录本里了。”
“后来我拉了一趟活儿,去城南钢材市场,卸货的时候,车门开着,我睡了一觉。”
“醒过来,记录本还在,信封没了。”
“我以为是风吹跑了。”
周砚沉默了一会儿。
“你在城南钢材市场睡的那一觉,几点?”
“下午三点多吧。”
“有人看见你睡着吗?”
“有啊。”我哥说,“市场看门的老刘。他还给我盖了件军大衣。”
“还有……”
“还有谁?”
“还有一个人。”我哥说,“我醒的时候,看见一辆黑车停在边上。车窗开着,里面坐着个人,戴眼镜,头发白的。”
“他看我醒了,还冲我笑了笑。”
“我以为是问路的。”
周砚那边没声音了。
过了很久,他说:“林峤,你听我说。”
“今天晚上,你把车开到城北,找个停车场,睡在车里。”
“不要回家,不要去你妈那儿,不要接陌生电话。”
“为什么?”
“因为有人不想让你找到那个信封。”
“那个人,可能已经知道你在找了。”
六
苏晴是第二天中午来的。
她开一家甜品店,在建设路,叫“晴天”。我以前常去,坐靠窗第二个位子,点一杯冰美式,不加糖。
她比我大两岁,个子高,说话嗓门大,笑起来整条街都听得见。
我死以后,她来过家里三次,每次都被我妈挡在门外。
这次她没敲门。
她在楼下等周砚。
“周砚。”
周砚刚从单元门出来,她拦在他面前。
“你告诉我,你是不是在查。”
“苏晴,你回去吧。”
“我不回。”她把手插在羽绒服口袋里,下巴抬着,“我知道你怪我。”
“我不怪你。”
“你怪我。”苏晴说,“林晚死那天晚上,我给她打了六个电话,她一个都没接。我要是再多打一个,说不定她就下楼了。”
“这不怪你。”
“我也不想怪我自己。”苏晴的声音忽然抖了一下,“可是我这几天睡不着。我一闭眼就看见她。”
她吸了口气。
“周砚,我有件事没跟警察说。”
周砚抬起头。
“那天晚上,我在三号楼。”
“我去找她。”苏晴说,“我知道她在她妈那儿。”
“我为什么去找她?因为我疯了。”
“我喜欢你,周砚。我喜欢你八年了。”
“她是我朋友,我知道我不该。可是我控制不住。”
“我那天在车里坐了三个小时,我想跟她说清楚。我想说,你要是对周砚不好,你就让给我。”
“我他妈就是个傻逼。”她笑了一下,眼泪掉下来,“我坐那儿想这些,她已经在楼上了,已经死了。”
“你看见什么了?”周砚问。
“九点五十左右,有个人从二单元出来。”
“男的女的?”
“男的。老头。一米七几,瘦,穿深色外套,拎着一个塑料袋。”
“他走得很快,但是很奇怪.......”
“怎么奇怪?”
“他走到路灯底下,停了一下。”苏晴说,“他把塑料袋举起来,看了看。”
“然后他笑了。”
“我在车里看得清清楚楚。他对着一个塑料袋笑。”
“我当时还以为是个捡破烂的。”
周砚站在原地,脸白得像纸。
“苏晴。”他说,“你能不能去局里,把这段话说一遍?”
“能。”苏晴说,“我今天来就是为了这个。”
她转身走了两步,又回头。
“周砚。”
“嗯?”
“林晚要是还在,她一定会查到底。”
“她那个人,最恨别人糊弄她。”
苏晴走了以后,我在楼下站了很久。
我想起一件事。
昨天晚上,小满在梦里跟我说,老顾给过她糖。
我当时只想到“他在试探”。
我没往深处想。
现在我想到了。
一个杀了人的人,最怕的不是警察,是小孩。
因为小孩的嘴,堵不住。
下午四点,幼儿园放学。
棉纺三厂家属院隔壁就是厂办幼儿园,红砖墙,铁栅栏门,门里有一棵老槐树。
小满在大三班。
我赶到的时候,孩子们正排着队往外走。
小满背着那个兔子书包,走在队伍最后,一只手揪着前面男孩的书包带子。
队伍走到门口,孩子们一哄而散。
小满站在门口,左右看了看。
然后她笑了。
“顾爷爷!”
老顾站在栅栏门外,穿着那件深灰外套,手里拎着一个纸袋。
“小满。”
“你怎么来了?”
“爷爷来接你。”他说,“你奶奶今天不舒服,让爷爷来接你回家。”
我在旁边站着,浑身的血都凉了。
我妈今天早上还去卖了早点。
她八点半收摊,十点给我上了炷香,一点半在阳台上晒被子。
她哪儿都没去。
“奶奶不舒服?”小满皱起眉,“那我得回去看她。”
“先不急。”老顾说,“爷爷带你去买糖。”
“真的?”
“真的。”他把纸袋举起来,“你看,爷爷给你买了新书包。你那个太旧了。”
“我不要新书包。”小满说,“这是姑姑给我买的。”
老顾的手停在半空。
他低头看了看那只兔子书包。
兔子的一只耳朵垂着,线开了。
“姑姑买的啊。”他说。
“嗯!”
“姑姑对你真好。”
“姑姑最好了。”
老顾笑了一下。
那个笑我在302见过。
“走吧。”他说,“爷爷带你去公园。”
我跟在他们后面。
我不能拦。
我试过,我站在老顾面前,用尽全身的力气去推他。
我的手穿过去了。
我试过让路边的电动车报警器响。
响了。
老顾回头看了一眼,继续走。
我试过让他的手机屏幕闪。
他掏出来看了看,塞回口袋。
公园在小区西边,过两条马路。
老顾牵着小满的手,走得很慢。
“小满啊。”
“嗯?”
“姑姑最近有没有来找你?”
小满抬起头。
她看了我一眼。
我拼命摇头。
“没有。”小满说,“姑姑死了。”
“死了就不能来了吗?”
“奶奶说,死了就上天上去了。”
“那你觉得呢?”
小满低下头,踢了一脚路上的小石子。
“我觉得姑姑还在。”
老顾停住了。
“在哪儿?”
“在……”小满又看了我一眼。
我站在她三步远的地方,把手指放在嘴唇上。
她看懂了我的手势。
“在照片里。”她说。
老顾看着她,看了很久。
然后他笑了。
“小满真聪明。”
公园里没什么人。
老顾带小满在长椅上坐下,从纸袋里掏出一瓶东西。
褐色的瓶子,上面贴着标签,写着“小儿止咳糖浆”。
“来,喝一口。”
“我不咳嗽。”
“预防。”老顾说,“这几天降温。”
我站在他们面前,急得快疯了。
我知道那瓶东西是什么。
我们队里做过一起案子,一个后妈给孩子喂止咳糖浆,喂了半瓶,孩子睡了三天。
那玩意儿里有可待因。
小孩喝多了,会呼吸抑制。
小满接过瓶子,拧开盖子。
她闻了闻。
“好苦。”
“苦才管用。”
小满把瓶口凑到嘴边。
我冲过去,伸手去挡。
我的手穿过了瓶子。
就在这时候,小满把瓶子放下了。
“顾爷爷。”
“嗯?”
“你先喝一口。”
老顾愣了一下。
“什么?”
“我奶奶说,别人给你的东西,要先让他自己喝一口。”小满说,“万一有毒呢。”
公园里静了几秒。
风把槐树叶子吹得沙沙响。
老顾看着小满,小满看着他。
她的眼睛很黑,很亮,一点都不躲。
老顾把瓶子拿过去,拧上盖子,放回纸袋里。
“小满说得对。”他说,“是爷爷不对。”
“这个药过期了,不喝了。”
“爷爷给你买冰棍去。”
他站起来,往小卖部走。
走了三步,他回过头。
“小满。”
“嗯?”
“你姑姑,真的没来找过你?”
小满坐在长椅上,两条腿晃着。
“没有。”她说。
“那你怎么知道要先让别人喝一口?”
“我奶奶说的。”
“你奶奶什么时候说的?”
“昨天晚上。”
老顾站在那儿,太阳从他背后照过来,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
“你奶奶昨天晚上,一直在家里。”
“嗯。”
“她跟你说的?”
“嗯。”
“什么时候?”
小满想了想。
“我睡觉的时候。”
我看见老顾的手,慢慢地攥成了拳头。
他明白了。
他明白这孩子不是“眼睛干净”。
他明白这孩子是“被托付”了。
“小满。”他的声音很轻,“姑姑跟你说什么了?”
小满抬起头。
她看着我。
我站在老顾身后,对着她,一个字一个字地做口型。
她看了一会儿,转回头。
“姑姑说,让我别告诉你。”
老顾笑了。
这一次,他笑出了声。
“好孩子。”他说,“真是个好孩子。”
他往小卖部走了。
我跟着他走了两步,又回头看了一眼小满。
她坐在长椅上,抱着那个兔子书包,一动不动。
然后她低下头,很小声地说了一句:
“姑姑,我害怕。”
我说不出话。
我只能站在她面前,把手放在她头顶上。
我的手穿过去了。
周砚是四点五十到的。
他跑得很急,毛衣都汗湿了。
他冲进公园,一眼看见长椅上的小满,整个人松了一下。
“小满!”
小满抬起头,眼睛一下子红了。
“周叔叔!”
她扑进他怀里。
周砚看着她,抬头看见老顾。
老顾从小卖部那边走过来,手里拿着两根冰棍。
“小周。”
“顾老师。”
“我来接孩子买点东西。”老顾说,“你怎么来了?”
“幼儿园老师说,孩子被一个老人接走了。”周砚说,“我就过来看看。”
“哦。”老顾把冰棍递给小满,“那正好,你带她回去吧。”
“她奶奶在家等着呢。”
周砚没接冰棍。
他看着老顾的纸袋。
“顾老师,那是什么?”
“什么?”
“纸袋里。”
老顾低头看了一眼。
“止咳糖浆。”他说,“孩子这两天有点咳。”
“给我看看。”
空气僵了三秒。
老顾把纸袋递过去。
周砚接过来,掏出那个褐色的瓶子。
他拧开盖子,闻了一下。
然后他看着老顾。
“顾老师,这是复方磷酸可待因糖浆。”
“处方药。”
“十二岁以下儿童禁用。”
老顾站在那儿,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
“药店的人说能喝。”
“哪个药店?”
“路口那家。”
“那家药店上个月就关了。”周砚说,“顾老师,您在这儿住了三十年。”
老顾不说话了。
槐树叶子在他头顶上响。
过了很久,他伸手,把瓶子从周砚手里拿回来。
“小周。”他说,“你今年三十四了吧。”
“是。”
“我三十四那年,刚调到市局。”老顾说,“我师父跟我说过一句话。”
“他说,干我们这行的,一辈子要守住两样东西。”
“一个是手,一个是嘴。”
“手不能抖,嘴不能松。”
他把瓶子放回纸袋,转身走了。
走了几步,他停下来。
“小周,你师父我,这辈子就松过一次嘴。”
“松了一次,就再也守不住了。”
七
周砚的家在城南,一个老小区,六楼,没电梯。
他搬回来那两箱东西,堆在客厅角落,一直没拆。
那天晚上,他把箱子拆了。
第一个箱子:保温杯,三个;护手霜,一支半;一双拖鞋;一盒胃药;一个充电宝。
第二个箱子:两件外套;一个笔记本;一沓没写完的现场笔录;还有七本书。
七本书,全是专业书。
《痕迹检验学》《法医物证学》《微量物证分析》……
最下面那本,是蓝色的。
书脊上印着五个字:法医病理学。
周砚把书抽出来,放在桌上。
书很旧,边角磨白了,里面夹着很多纸条。
他一页一页地翻。
翻到第三百二十七页的时候,他的手停住了。
那一页讲的是牙齿的个体识别。
页码之间夹着一张照片。
照片是用手机打印的,像素不高,但能看清:
一只白色的物证袋,袋口封着,贴着一张标签。
标签上写着:98·07-7,赵小梅,右下第一磨牙。
袋子里那颗牙,牙合面上有一块灰白色的充填物。
银汞。
照片背面有一行字,是我的笔迹:
“2015年卷宗记录为银汞。2026年10月9日实见为树脂。已拍照存档,原件送省厅比对。”
周砚拿着那张照片,坐了很久。
然后他打开自己的电脑,登录了一个他很少用的系统。
全国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数据库,卫生系统内部可以申请查询。
他查了一个名字。
顾长明,男,1968年生。
记录跳出来。
2006年4月17日,市口腔医院,拔牙。
牙位:右下第一磨牙。
修复方式:活动义齿。
一个法医,在换掉证物袋里那颗牙的同一年,拔掉了自己嘴里同一位置的牙。
周砚把椅子往后一推,站了起来。
他在客厅里走了三圈。
然后他拿起手机,拨了一个号码。
“喂,是省厅物证中心吗?我是市局法医周砚。我要申请一份旧案物证的复核,编号98·07。”
“对,2001年的案子。”
“另外,我需要调取一名嫌疑人的牙科病历。”
“姓名,顾晓东。”
八
追悼会定在十一月一号,殡仪馆三号厅。
我妈坚持要办。
她说:“我闺女不能就这么烧了。她得有人送。”
厅不大,摆了四十把椅子。
来了三十七个人。
队里来了十几个,站在后排,没穿警服,都穿了黑衣服。
我外婆家的几个亲戚来了,坐在左边。
我哥站在门口,穿了一身新买的黑西装,袖口的标签还没拆。
小满穿着那件鹅黄色的毛衣,外面套了一件黑外套,头发扎成两个小辫。
她手里攥着那只兔子书包的带子。
我站在厅的最后面,靠着墙。
我从来不知道,人死了以后还能参加自己的追悼会。
哀乐响起来的时候,我看见我妈的肩膀塌下去了一块。
她坐在第一排,手里抱着那件灰色毛衣。
周砚站在她旁边,手放在她椅背上。
老顾是九点二十到的。
他穿了一件黑色的中山装,头发梳得很整齐,手里拎着一个花圈。
花圈上的挽联是他自己写的:
“沉痛悼念林晚同志”
“师顾长明敬挽”
他把花圈放在遗像旁边,退后两步,鞠了三个躬。
鞠得很慢,很标准。
鞠完,他直起腰,看着我的遗像。
“晚晚。”他说,“师父送你最后一程。”
我盯着他的嘴。
他说话的时候,有一点点含混。
我以前就发现了,但没在意。我以为是他年纪大了。
现在我知道了。
他嘴里有一颗牙是假的。
那颗假牙,是用赵小梅的牙磨出来的。
顾晓东是九点半到的。
他穿一身黑西装,打着黑领带,身后跟着一个年轻人,提着两个花篮。
他一进门就握住我妈的手。
“阿姨,节哀。”
我妈把手抽回来。
“你是?”
“我是顾晓东,顾长明的儿子。”他说,“我爸跟林晚是同事,我来送送她。”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
“这是一点心意。”
我妈看着那个信封。
“我闺女不缺钱。”她说,“她缺一条命。”
顾晓东的手停在半空。
他脸上的笑僵了一下,又很快恢复。
“阿姨,您别难过。”
追悼会开始,主持人念悼词。
念到“林晚同志一生勤勉,恪尽职守”的时候,后排有个年轻警察哭了。
我知道他是谁。小陈,去年刚来的,跟着我做过三个月现场。他第一次出现场吐了,我给他递了瓶水,说“吐完接着干”。
他哭得很大声,一点都不遮掩。
悼词念完,是遗体告别。
我妈站起来,抱着那件毛衣,一步一步走到棺前。
棺盖是开着的。
我走过去,看了一眼。
棺材里躺着一个女人,脸很白,嘴唇上涂了口红,是我妈涂的,涂歪了。
她穿着一身警服,肩章擦得很亮。
她的眼睛闭着。
我站在那儿,看了很久。
我从来没想过,我死了是这个样子。
我妈把毛衣放进棺材里,盖在她身上。
“晚晚。”她说,“妈给你补好了。”
“你穿上,别冷。”
我哥是第二个走上去的。
他走得很慢,皮鞋在地板上蹭出声音。那双鞋是新买的,不合脚,后跟磨出了血。
他站在棺前,两只手垂着,不知道该往哪儿放。
“晚晚。”
他叫了一声,就没词了。
厅里静着,所有人都在等他往下说。
“我……”他咽了口唾沫,“我把你那两万块钱,还上了。”
“我没拿去赌。”
“我给你买了块碑。青石的,双面刻。正面刻你名字,背面我让人刻了一行字。”
“刻的是:‘我妹妹是警察’。”
他伸手,从夹克内袋里掏出一张纸。
纸是折的,折了很多次,边都软了。
“这是那天我从车上撕下来的一页。”
“行车记录本。你那个信封原来夹在这上头。”
“信封没了,这页还在。”
“上头有印子。”
他把纸展开,举起来给大家看。
纸是空白的。
对着光看,能看见几道浅浅的压痕。是写字的时候,笔尖透过信封留下来的。
“我一开始以为没用。”我哥说,“后来我想,晚晚是干这个的。”
“她要是留了个东西给我,那这东西一定有讲究。”
他把纸递过去,手停在半空。
“周砚。”他说,“我妹妹要是留了话,你替我听着。”
“她说什么,我照做。”
周砚从第一排走过来。
他接过那张纸,走到窗边,对着光。
看了大概十秒。
“是地址,还有一句话。”他说。
“什么话?”
周砚没有回答。
他把那张纸对着光,看了很久,然后折起来,放进内袋。
“她让我小心一个人。”
我站在他旁边,看见了那行压痕。
那行字很浅,像是写的时候手在抖。
“周砚:别信我师父。”
就在这时候,周砚动了。
他从第一排走出来,走到厅的中间。
“各位。”他说。
哀乐停了。
所有人都看着他。
“我是周砚,林晚的未婚夫,也是她的尸检法医。”
“今天在座的有她的家人,她的同事,还有两位客人。”
他把目光转向老顾。
“顾老师,顾总。”
老顾站在花圈旁边,微微点头。
“我有几句话想说。”
“林晚的死,不是意外。”
厅里一下子静了。
“她的后颈上有一块压痕,三指宽,横向的。这块伤在尸检报告里没有写,是我瞒下来的。”
“因为我要查。”
“这半个月,我查了三件事。”
“第一件,2015年‘棉纺三厂女工失踪案’的第7号物证,一颗牙,在2006年被换过。原来的牙上有咬痕,换上去的牙是树脂的。”
“换牙的人,必须有档案室的钥匙。”
“全支队,三把钥匙。”
“第二件,林晚死前拍的一张照片,存在她的一本专业书里。照片上是那颗被换掉的牙。”
“第三件..........”
他停下来,看着老顾。
“顾老师,2006年4月17日,你在市口腔医院拔了右下第一磨牙,做了活动义齿。”
“那一年,你正好换掉了证物袋里那颗牙。”
“那颗牙,也是右下第一磨牙。”
厅里有人倒吸了一口气。
老顾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他的脸上没有表情。
“顾老师。”周砚说,“你的义齿,能不能摘下来给大家看看?”
老顾没说话。
他旁边的顾晓东往前跨了一步。
“周砚,你什么意思?”
“我没什么意思。”周砚说,“我就是想看看那颗牙。”
“你疯了。”顾晓东说,“我爸七十了,你当着这么多人——”
“顾总。”周砚打断他,“2001年3月,赵小梅的尸体在厂区后河滩被发现。她右下第一磨牙的牙合面上,有一处0.4厘米的咬痕。”
“上颌中切牙有缺口,下颌左侧第二前磨牙缺失。”
“顾总,你能不能张开嘴,让大家看看你的牙?”
顾晓东的脸,一瞬间就白了。
他下意识地闭紧了嘴。
后来的事,我记得不太清楚了。
我只记得厅里乱了一阵。
有人喊“叫法医”“叫督察”。
有人扶住我妈。
小陈从后排冲上来,把顾晓东拦住。
周砚走到老顾面前。
老顾还是站着,背挺得很直。
“顾老师。”周砚说,“你自己摘,还是我帮你?”
老顾看了他很久。
然后他笑了一下。
那个笑,跟他那天在302里的笑一模一样。平的,嘴角往上提了一点点,眼睛没动。
他抬起手,伸进嘴里。
手指在牙床上一抠。
“咔”的一声。
一副假牙,掉在他掌心里。
那是一副上颌的活动义齿,粉色的基托,上面排着六颗牙。
最里面那颗磨牙,颜色比其他几颗深一点,有点发黄。
牙合面上,有一小块地方,被磨平了。
老顾把假牙托在手里,举起来。
“就是它。”他说。
“我戴了二十年。”
“每天吃饭,说话,笑。”
“我儿子的罪,长在我嘴里。”
九
后来的事,是周砚讲给我听的。
我听不见,但我能“看”。
人死了以后,有些东西反而清楚了。
那副假牙被送去了省厅。
牙髓腔里提取到了牙髓细胞,DNA比对,和赵小梅的母亲对上了。
顾晓东被带走的那天,在他的办公室抽屉里,找到了一串钥匙。
一共十一把。
七把是棉纺三厂女工宿舍的。
老顾自首了。
他把这二十年做过的所有事,一件一件写下来,写了四十三页。
第十七页上,他写:
“2001年3月,我发现赵小梅的牙上有咬痕。我认得那个咬合,是我儿子的。”
“我没有报案。”
“我把那颗牙拔了下来,装在自己的假牙里。”
“我告诉自己,我这是把罪证收好了,我随时可以交出去。”
“可是我一直没交。”
“二十年,我每天用那颗牙吃饭。”
“我吃到硬的东西,会疼。”
“我疼的时候,就想起那个姑娘。”
案子结了以后,我还在三号楼待了三天。
我不知道为什么还不能走。
第三天晚上,我妈把阳台上的两个纸箱搬出来,一件一件翻。
翻到最底下,她摸出一样东西。
一个兔子书包。
新的,吊牌还在。
那是我死前一周买的,准备给小满当生日礼物。她生日是十一月五号。
我妈把书包翻过来,在夹层里摸到一张卡片。
卡片上是我写的字:
“小满,六岁生日快乐。”
“姑姑以后可能不能天天来看你了。”
“这个书包你背着,兔子会保护你。”
“你要好好长大。”
“长大以后,想当警察就当警察,不想当就不当。”
“姑姑都为你高兴。”
我妈拿着那张卡片,坐在阳台上,哭到半夜。
第四天早上,小满背着那个兔子书包去上学。
她走到楼下,回过头。
“姑姑。”她说,“你是不是要走了?”
我站在楼道口,点了点头。
“你走吧。”她说,“我会想你的。”
她想了想,又说:“姑姑,你到了那边,记得吃饭。”
“别老熬夜。”
那天早上,三号楼二单元的声控灯,亮了。
不是闪,是亮。
一直亮着。
我妈从楼上下来,抬头看了一眼。
“这灯。”她说,“坏了三年了。”
我走的时候,最后看了一眼那盏灯。
灯下面,水泥台阶上,那道白茬的划痕还在。
我用钥匙尖划的那一道。
我想,总得有人看见它。
总得有人知道,一个人是怎么从这九级台阶上,被人送下去的。
后来我听说,这案子被写进了市局的教材。
标题叫《98·07案再审:一起由物证替换引发的连锁命案》。
太长了。
我觉得应该叫:
《一颗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