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抬进大帅府那天,大门的门槛前头,摆着三样东西。
一个火盆,一副马鞍,一个蒲团。
大太太孟氏坐在正厅的太师椅上,手里捻着一串檀木珠子,眼皮都没抬。
“新人进门,跨火盆,去晦气。跨马鞍,保平安。”她身边的老妈子扯着嗓子喊,“跪蒲团,给大太太磕三个头,敬茶,才算是霍家的人。”
正厅两边,站满了人。
二姨太、三姨太、四姨太,一个挨一个地站着。副官、管家、丫鬟、老妈子,挤在廊子底下,都伸着脖子看。
霍大帅坐在大太太旁边,跷着二郎腿,端着一盏茶,笑眯眯的。
我穿着一身借来的红嫁衣,站在门口。
我叫程月白,十九岁,江州城程记钱庄账房先生的女儿。
一个月前,程记钱庄夜里走了水,烧了半条街,库房里的账本全烧没了。
第二天,大帅府的副官就上了门,说大帅在程记存了三万大洋,账本烧了,钱也没了,这笔账得有人还。
我爹跪在地上,说大帅府在程记存的是三千,不是三万。
副官拿出一张存单,上面白纸黑字,盖着程记的章,写着三万。
我爹看着那张存单,脸一下子就白了。
那张存单是假的。可是账本烧了,没有东西能证明它是假的。
三天以后,大帅府来了一顶轿子。
“程掌柜还不上钱,就拿闺女抵。”副官说,“大帅说了,程家闺女,算三万大洋。”
我就这么来了。
我提起裙子,跨过了火盆。
跨过了马鞍。
走到那个蒲团跟前,我站住了。
满厅的人都看着我。
“跪啊。”老妈子催我。
我没跪。
我转过身,冲着太师椅上的大太太,福了一福。
“大太太,月白有句话,想先问清楚。”
大太太捻珠子的手停了一下,抬起眼皮看我。
“说。”
“我进这个门,是来抵债的。大帅府的文书上写着,程氏一名,抵三万大洋。”我说,“月白在钱庄长大,打小就会算账。江州城里,买一个丫头,市价是三十块大洋。”
“三万大洋,是一千个丫头的价钱。”
“月白一个人,顶一千个人。大太太是要一千个人,给您磕头吗?”
正厅里,静得一根针掉下来都听得见。
廊子底下,有个小丫鬟没憋住,噗地笑了一声,又赶紧捂住了嘴。
大太太的脸,沉了下去。
霍大帅却一拍大腿,哈哈大笑起来。
“好!好一个一千个人!”他笑得茶都洒了,“老子活了五十年,头一回见着这么会算账的丫头!行了行了,不跪就不跪,抬进去,抬进去!”
大太太看了我很久。
然后,她把手里那串珠子往桌上一放。
“抬进去。”她说。
二
我住的院子,在大帅府的最西头,叫晚香院。
院子不大,冷冷清清的,墙角种着一棵老桂花树,桂花都谢了。
那天晚上,大帅喝多了,在三姨太那里歇下了。
我坐在床边上,穿着那身红嫁衣,一直没脱。
我袖子里,藏着一把剪刀。
快三更的时候,院门响了一声。
我攥紧了那把剪刀。
门开了。进来的,不是大帅。
是大太太。
她一个人来的,没带丫鬟,手里提着一盏灯笼,胳膊底下夹着一个蓝布包袱。
她把灯笼挂在门边上,把门关上,走到桌子边上,把那个包袱放下,打开。
里面是一本账。
很厚,牛皮纸的封面,边角都烧焦了,黑乎乎的一片。
“认得吗?”她问。
我盯着那本账,嘴唇都在抖。
我认得。
那是我爹的账本。封皮上,有我爹用毛笔写的两个字:“暗册”。
程记钱庄的账,分明账和暗账。明账是给客人看的,暗账是我爹自己记的,用的是我们程家祖传的记法,苏州码子里头夹着暗记,外人拿到了,也只能看见一堆乱码。
全江州城,看得懂这本账的,只有两个人。
我爹,和我。
“这本账……不是烧了吗?”
“没烧干净。”大太太说,“走水那天夜里,你爹从库房里抢出来的,揣在怀里,背上烧了一大片。第二天,他托人把它送到了我手里。”
“送到你手里?”
我站了起来,手里的剪刀,对准了她。
“我爹为什么要把它送到你手里?你到底是什么人?”
大太太看着我手里的剪刀,一点都不慌。
“坐下。”她说。
我没坐。
“程月白,”她看着我,“你知道,大帅为什么非要抢你吗?”
“因为我爹还不上钱。”
“不是。”大太太说,“因为我跟他说,程掌柜有个闺女,长得俊,会算账。”
我愣住了。
过了好一会儿,我才明白她在说什么。
我的手抖得厉害,剪刀尖在她面前晃。
“是你……是你让他抢我的?”
“是我。”
“为什么?”
“因为我不让他抢你,他就会让你爹,失足落进江里。”
大太太的声音很平,一个字一个字的。
“那场火,是大帅让人放的。你爹管着的那本暗账里,记着大帅这两年从程记钱庄过手的每一笔钱。账烧了,还剩一个人记得那些数。”
“你爹,就是那个人。”
“我跟大帅说,程家的闺女,抢回来做个姨太太,程掌柜的命攥在咱们手里,他就是想说什么,也不敢说。比弄死他省事。”
“大帅听了我的。”
我手里的剪刀,掉在了地上。
我腿一软,坐回了床边上。
“所以,”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在发抖,“我进这个门,我爹才能活?”
“对。”
“那这本账……”
大太太把那本烧焦了的暗账,推到了我面前。
“我需要一个,能看懂它的人。”
三
那天夜里,大太太跟我说了很多话。
她是北乡人,十六岁嫁给霍长庚。那时候,他还是一个扛枪的大头兵,她跟着他,从北乡打到江州,打了二十多年,他成了大帅,她成了大太太。
去年夏天,北乡遭了大旱,颗粒无收。
省里拨了二十万大洋的赈灾款,交给江州的霍大帅,让他买粮,运到北乡去。
北乡人等了一个冬天。
运到北乡的粮食,只够三万大洋的。
那年冬天,北乡饿死了很多人。
大太太的娘,就是其中一个。
“我娘饿死的时候,手里攥着半块观音土。”大太太说,“我回去奔丧,我们村头那棵老榆树,树皮都让人扒光了。”
“我回来问他,那二十万大洋,买粮买到哪儿去了。”
“他跟我说,粮价涨了,路上被土匪劫了,北乡人太多,分不过来。”
大太太看着桌上那盏油灯。
“我跟了他二十多年,他什么时候说的是真话,什么时候说的是假话,我听得出来。”
她把那本暗账翻开,指着上面一行一行的码子。
“我知道,钱从程记钱庄过了手。可是这些码子,我一个字都看不懂。”
“程月白,你帮我看看。”
“那二十万大洋,到底去了哪儿。”
我看着那本账,看着那一行一行熟悉的码子,看着我爹的字。
我想起我爹背上烧的那一大片。
我想起他被副官逼着跪在地上的样子。
我想起轿子抬走那天,他追在轿子后头跑,跑了两条街,摔倒了,爬起来,又接着跑。
我把那本账,拉到了自己面前。
“大太太,”我说,“我帮你看。”
“可是我有一个条件。”
“说。”
“这件事办完了,我要出这个门。”我说,“不是被休,不是被卖,不是被送人。是我自己,走出去。”
大太太看了我很久。
“好。”她说,“到时候,我亲自送你出门。”
四
第二天,我病了。
是二姨太给我治的病。
二姨太姓柳,三十出头,娘家是开药铺的,进府以前,跟着她爹学过几年医。大帅府上上下下,谁有个头疼脑热,都找她。
她给我端来一碗药,黑乎乎的,苦得我直皱眉头。
“喝了。”她说,“喝了以后,身上会起一层红疹子,痒得很,你忍着,别挠。不伤身子,过个把月自己就退了。”
“这是……”
“大帅最怕过人的病。”二姨太说,“你身上有疹子,他一个月都不会进你的院子。”
她看着我把药喝完,接过碗,起身要走,走到门口,又回过头。
“我刚进府那年,也喝过这碗药。”她说,“喝了整整三个月。”
当天下午,我身上就起了疹子,从脖子一直起到后背,一片一片的,红得吓人。
大帅来晚香院看了一眼,站在门口,没进来。
“这是什么病?”
“出疹子,过人的。”二姨太在旁边说,“大帅千万别靠近,等好了再说。”
大帅骂了一声晦气,扭头就走了。
那天晚上,我点着油灯,开始看那本暗账。
我爹的记法,我从七岁就开始学。他说,程家的女儿,可以不会绣花,不能不会看账。
可是这本暗账里,有一些暗记,我也没见过。
我看了三天三夜,才把第一页看明白。
第一页记的是,去年八月,大帅府从程记钱庄,提走了现洋十七万。
用的名字,是“霍荣记”。
提走以后,换成了金条,四百二十根,一根不少,经程记钱庄的手,托人走水路,运去了上海。
存进了一家洋行。
我坐在油灯底下,看着那一行码子,浑身发冷。
十七万大洋。
北乡那年冬天,饿死的人。
大太太的娘,手里攥着的那半块观音土。
五
我在大帅府里,住了半个月。
这半个月,我慢慢地发现,这府里的女人,都不太对劲。
三姨太白玉卿,是唱戏出身,大帅最宠她。她看我最不顺眼,每回在园子里碰见我,都要阴阳怪气地说几句。
“哟,五妹妹的疹子还没好呢?这病可真会挑时候。”
“五妹妹会算账,怎么算不出来,大帅一个月都不去你院子里了?”
有一回,当着满园子丫鬟的面,她把一碗茶泼在了我的裙子上。
我站在那里,看着裙子上的茶渍,没说话。
那天夜里,大太太来晚香院看账的时候,我跟她说了三姨太泼茶的事。
大太太笑了一下。
“她泼你,是给大帅看的。”她说,“大帅疑心重。府里的女人要是突然都好起来了,他就该起疑了。”
“三姨太……也是你的人?”
“这府里的女人,都不是我的人。”大太太说,“她们都是自己的人。”
“玉卿十四岁就被大帅从戏班子里抢了来。她师兄去府门口要人,被打断了一条腿,扔出了江州城。”
“二姨太的爹,是被大帅的兵砸了药铺,气死的。”
“小蝶……”
她说到四姨太,停了一下。
四姨太林小蝶,十七岁,是这府里最小的一个。她原来在江州女子中学念书,念到二年级,被大帅在街上看见了。
她进府半年了,每天都在哭,见人就哭,吃饭也哭,睡觉也哭。
“小蝶有个定了亲的同学,”大太太说,“是个教书先生的儿子。大帅派人去他家,跟他爹说,要么退亲,要么让你儿子去当兵,上前线。”
“他退了亲。”
大太太说完,沉默了很久。
“我们这几个人,凑在一块儿,凑了一年多了。”她说,“玉卿在大帅身边,探他的口风。二姨太管着全府的药,谁什么时候病了,谁什么时候不能见人,她说了算。我管着全府的账,管着门房,管着谁能出府,谁能进府。”
“我们缺的,就是一个能看懂这本账的人。”
“现在,有了。”
我看着油灯底下的那本暗账。
“大太太,光有这本账,不够。”我说。
“为什么?”
“这是我爹的暗账。我能看懂,别人看不懂。就算我把它一个字一个字地翻译出来,拿到省里去,大帅也可以说,是程家人恨他,编出来的。”
“要定他的罪,得有他自己的东西。”
“上海那家洋行,存金条的时候,一定开了存单。”
“那几张存单,大帅不会放在别处。”
大太太看着我,过了很久,慢慢地点了点头。
“他书房里,有一个铁皮匣子。”她说,“钥匙,他挂在自己的裤腰带上,睡觉都不摘。”
“这个,”她说,“得让玉卿想办法。”
六
机会是半个月以后来的。
大帅的五十大寿,定在十月初八。省里派了一位查赈专员,姓段,说是顺道来给大帅贺寿,实际上,是来查北乡那笔赈灾款的。
北乡饿死了人,事情闹到了省城的报纸上,省里不得不派人下来看看。
大帅一点都不慌。
寿宴前七天的晚上,他在三姨太的院子里喝酒,喝到半夜,跟三姨太吹牛。
“姓段的那小子,老子早就喂饱了。”他说,“二十根小黄鱼,够他在省城买两座宅子。他下来,就是走个过场。”
“账本一把火烧干净了,程掌柜的闺女在老子手里攥着,谁能查出个屁来?”
三姨太给他倒酒,笑着说:“大帅英明。”
第二天一早,大帅在三姨太院子里洗澡。
大帅府的规矩,大帅洗澡,只让三姨太伺候。他那条挂着钥匙的裤腰带,就搭在屏风上。
三姨太的丫鬟,提着一桶热水,从后门出来,拐了两个弯,到了书房的后窗底下。
我在书房里,等了快半个时辰。
窗户纸上,轻轻敲了三下。
我推开窗,丫鬟从水桶底下摸出一把湿漉漉的铜钥匙,塞到我手里,一个字都没说,提着桶走了。
我打开了那个铁皮匣子。
匣子里有几根金条,有一沓地契,最底下,压着一个油纸包。
我打开油纸包。
是三张存单。上海汇通洋行的,英文和中文对照着印,户名是“霍荣记”,存的是黄金,四百二十根,分三次存进去的。
每一张存单的右下角,都盖着洋行的钢印,和大帅的私章。
我手抖得厉害,可是不敢停。
我拿出随身带着的小本子,把三张存单上的户名、编号、日期、数目、经手人的名字,一个字一个字地抄下来,又对了一遍,再对了一遍。
然后把存单原样包好,放回去,锁上匣子。
前后一炷香的工夫。
我把钥匙从后窗递出去的时候,丫鬟已经在底下等着了。
她接过钥匙,转身就跑。
一刻钟以后,大帅洗完澡出来,系上裤腰带,钥匙还在原来的地方。
存单上的英文,我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照着描下来,描得歪歪扭扭的。
那天晚上,我拿着那个小本子,去了小蝶的院子。
小蝶正坐在窗户底下发呆,眼睛还是肿的。看见我进来,她慌忙用袖子擦了擦脸。
“五姐姐。”
“小蝶,”我把本子摊在她面前,“你在女中念过洋文,你帮我看看,这几行写的是什么。”
小蝶低头看了一眼,愣住了。
她把本子拿起来,凑到灯底下,一行一行地看。
看着看着,她的手就不抖了。
“这是汇通洋行的存单。”她说,“这一行,是说存的是金条,一百四十根。这一行,是存入的日期,一九二九年九月十二日。这一行……”
她指着最底下的一行小字。
“这一行是说,凭存单和印鉴,可以在洋行的任何一家分行提取。”
她抬起头,看着我。
“五姐姐,这是大帅的东西?”
我点点头。
小蝶看着那个本子,看了很久。
然后,她从抽屉里拿出一支笔,一张纸,把那三张存单上的英文,一个字一个字地,用中文翻译了出来,写得工工整整,一笔都没有错。
写完了,她把笔放下,看着我。
“五姐姐,”她说,“下回再有用得着我的地方,你叫我。”
她的眼睛还是肿的。
可是那天晚上,她一滴眼泪都没掉。
那天晚上,我把抄好的东西,连着小蝶的译文,一起交给了大太太。
大太太看了很久,把它和我这些天翻译出来的账,叠在一起,用油纸包好,又用一块蓝布裹了三层。
“玉卿有个师兄,”她说,“就是当年被打断腿,扔出江州城的那个。他现在在省城一家报馆里,当排字工。”
“明天一早,二姨太出城去采药。”
“这个包袱,在她的药篓子底下。”
七
我没想到,出事出得这么快。
二姨太出城的第二天夜里,大帅带着人,闯进了晚香院。
我正坐在油灯底下,面前摊着那本烧焦了的暗账。
门被一脚踹开。
大帅站在门口,身后跟着副官,跟着四五个拿枪的兵。
“好啊。”他看着桌上的账本,脸都气紫了,“老子说怎么一个月都好不了的疹子,原来是在这儿给老子算账!”
副官走上来,一把把账本抢了过去,递给大帅。
“大帅,前天早上,有人看见书房的后窗开着。”
大帅翻着那本账,翻了两页,一个字都看不懂,抬手就把它摔在了我脸上。
“你算的什么?说!”
我跪在了地上。
“大帅饶命!”我哭着说,“是我爹……我爹让我进府以后,想办法把账算出来。他说大帅在程记存的明明是三千,不是三万,只要把账算出来,就能跟大帅对上……”
“我就是想……想给我爹讨个公道……”
大帅愣了一下。
他低头,又看了看那本账。
我跪在地上,眼泪鼻涕糊了一脸,一边哭一边说:“大帅您看,第三页,那一行,就是您存的三千大洋……我爹没有骗您……”
大帅盯着我看了很久。
然后,他笑了。
“三千?”他说,“你爹的账,在老子这儿,老子说是三万,就是三万。”
他冲门外喊了一声:“拿火盆来!”
那个火盆,就是我进门那天,摆在门槛前头的那一个。
兵端着火盆进来,放在了院子当中。
大帅当着我的面,把那本账一页一页地撕下来,扔进了火盆里。
纸烧起来,一卷一卷的,黑灰飘了满院子。
我跪在地上,看着那些纸一页一页地烧成灰,哭得喘不上气来。
大帅烧完了,拍了拍手上的灰,蹲下来,捏着我的下巴。
“程月白,你给老子听好了。”他说,“初八老子过寿,那天晚上,你就给老子圆房。疹子好没好,老子都不管了。”
“你要是再敢动什么歪心思,老子就把你爹,扔进江里喂鱼。”
他站起来,带着人走了。
院子里,只剩下那个火盆,还冒着一点烟。
我从地上爬起来,走到火盆跟前,蹲下来,看着那一堆灰。
过了很久,院门口,有人轻轻咳了一声。
是三姨太。
她站在门口,靠着门框,脸上没有一点平时那种阴阳怪气的样子。
“烧干净了?”她问。
“烧干净了。”
“哭得挺像。”
“三姐姐教得好。”
她走过来,在火盆边上蹲下,用手指头捏起一点纸灰,捻了捻。
“副官昨天夜里,在我院子里跟大帅说,前天早上看见书房后窗开着。”她说,“我当时就让丫鬟去给大太太报了信。”
“幸亏你手快。”
那天夜里烧掉的那本,是我进府第二个礼拜就开始仿的。大太太说,真的那本早晚要送出去,府里得留一本,等着让他找到。
纸是大太太从库房里找的旧账纸,用火燎过边,用茶水染过色。码子是我一个一个写的,前面几页照抄,后面的数,全改了。
里面最要紧的那一行,写着:大帅府存程记,现洋三千。
真的那本,昨天一早,已经缝在二姨太的药篓子底下,出了城。
现在,应该已经到了省城了。
三姨太站起来,拍了拍裙子上的灰。
“他烧了这个,就放心了。”她说,“他放心了,初八那天,就什么都不会防了。”
她走到院门口,又回过头来,冲我笑了一下。
那是我进府以来,第一次看见她笑。
“五妹妹,”她说,“初八那天晚上,你那个房,是圆不成的。”
八
十月初八,大帅府张灯结彩。
正厅里摆了三十桌,江州城里有头有脸的人,都来了。商会的会长,警察局的局长,几家报馆的主笔,还有省里来的那位段专员。
段专员四十来岁,戴着金丝眼镜,坐在大帅旁边的上首,跟大帅推杯换盏,有说有笑。
我身上的疹子还没退干净,大帅让我在脖子上围了一条丝巾,坐在他身后的小凳子上,跟个丫鬟一样,给他剥花生。
酒过三巡,大太太站了起来。
“各位,”她端着一杯酒,“今天是大帅的五十大寿。我跟了他三十四年,没什么好送的。”
“我备了一份寿礼,想当着各位的面,念给大帅听。”
大帅喝得满脸通红,挥挥手:“念!念!”
大太太转过头,看着我。
“月白,你来念。”
我站了起来。
我从袖子里,拿出一张红纸。
正厅里三十桌的客人,都看着我。
我展开那张红纸,念了第一行。
“民国十八年七月,省府拨北乡赈灾款,二十万大洋,交江州霍长庚,购粮赈济。”
大帅脸上的笑,僵住了。
我接着念。
“当年八月,霍长庚以霍荣记之名,自程记钱庄提现洋十七万,兑换黄金四百二十根,经水路运至上海,存入汇通洋行。存单三张,编号如下……”
我把三张存单的编号、日期、数目,一个字一个字地念了出来。
“运抵北乡之赈粮,折价三万大洋。当年冬,北乡饿死者,据乡公所报,计四百一十七人。”
“此四百一十七人中,有霍长庚发妻孟氏之母,孟门王氏,终年六十二岁。”
我念完了。
正厅里,死一样地静。
大帅一下子站了起来,桌子都被他带翻了,酒菜洒了一地。
“胡说八道!”他吼道,“来人!给老子把这个疯女人拖下去!”
两个兵冲了上来。
“慢着。”
说话的,是段专员。
他慢慢地站起来,扶了扶眼镜,看了看我,又看了看大帅。
“霍大帅,”他说,“这件事,事关赈灾款项,段某既然在场,总要问一问。”
大帅瞪着他。
段专员转过身,看着我,脸上带着一点笑。
“这位姑娘,你说的这些,可有凭据?”
“账本在哪里?存单在哪里?”
我看着他。
他的笑,跟大帅那天蹲在我面前、捏着我下巴时候的笑,是一个样子的。
我知道,他收了那二十根小黄鱼。
他问我要凭据,是因为他以为,账本已经烧了,存单还锁在大帅的铁皮匣子里。
只要我拿不出来,他就可以说,一个女人的疯话,不足为信。
“段专员,”我说,“账本,不在我这儿。”
段专员笑了,转过头看着满厅的客人:“诸位也听见了,这位姑娘……”
他的话没说完。
正厅外面,大门口,传来了一阵喧哗。
一个报童挤开了门房,冲进了院子,扯着嗓子大喊:
“号外!号外!省城《新民报》号外!江州霍大帅侵吞北乡赈灾款十七万!金条四百二十根存上海洋行!省主席下令彻查!”
他手里举着一大沓报纸,一边喊,一边往院子里撒。
报纸飞得满院子都是。
坐在门口那几桌的报馆主笔,第一个冲出去,捡起一张,看了两眼,脸色都变了。
九
报童后面,跟着一队穿灰色军装的兵。
不是大帅府的兵,是省里的兵。
领头的是一个年轻的营长,进了正厅,冲段专员敬了个礼,递上了一封电报。
“段专员,省主席急电。”
段专员接过电报,看了一眼,手就抖了。
我后来才知道,那封电报上写着:
“据报,霍长庚侵吞北乡赈款,证据确凿。已电询上海汇通洋行,存单编号核对无误。着即扣押霍长庚,查封其府邸账目,不得有误。”
二姨太的药篓子,是十月初四到的省城。
玉卿那个被打断了腿的师兄,拄着一根拐杖,在省府门口等了一整天,把那个蓝布包袱,亲手交给了省主席的夫人。
省主席的夫人,娘家也在北乡。
她和大太太,是一个村子里长大的。小时候,一起在村头那棵老榆树底下,跳过房子。
那棵老榆树,去年冬天,树皮被扒光了。
省主席看了那本账,看了那份抄下来的存单,当天就给上海汇通洋行发了电报。
洋行回电,四百二十根黄金,户名霍荣记,存单编号,一个不差。
省里的兵,第二天就出发了。
段专员拿着那封电报,站在那里,脸白得跟纸一样。
他转过身,看着大帅,张了几回嘴,最后只说出一句:“霍大帅,得罪了。”
大帅站在一地的酒菜中间,看着那封电报,看着那个报童,看着院子里那些灰军装。
然后,他看着大太太。
“孟秀芝,”他说,声音发哑,“是你。”
大太太站在那里,看着他。
“霍长庚,”她说,“我跟了你三十四年。从北乡到江州,你当大头兵的时候,我给你缝过鞋,你当上大帅的时候,我给你管过家。”
“我娘饿死那年冬天,我回北乡奔丧,你说你忙,没跟我回去。”
“我替你,给她磕了三个头。”
“今天,我把那三个头,要回来。”
十
大帅被押走了。
省里的兵查封了大帅府,从书房那个铁皮匣子里,搜出了三张存单的原件。
段专员也被押走了,他那二十根小黄鱼,还在他随身带的箱子里,一根都没来得及花。
那天夜里,大帅府里的女人,都没睡。
我们五个人,坐在大太太的院子里,围着一张小方桌。
二姨太从省城赶回来,鞋上全是泥。三姨太卸了妆,脸上干干净净的,比平时还好看。四姨太小蝶,坐在大太太身边,抱着她的胳膊,没哭。
那是我进府以来,第一次见小蝶没哭。
“民国的法律,”大太太说,“姨太太不算正妻,不用离婚,想走就能走。”
“我是正妻,得去法院,打离婚官司。”
“明天开始,你们都可以走了。”
谁都没说话。
过了很久,三姨太开口了:“走去哪儿?”
是啊,走去哪儿。
二姨太的药铺,早就被砸了。三姨太的戏班子,早就散了。小蝶退了学,家里人收了大帅的聘礼,回去了,也抬不起头来。
我爹的钱庄,烧了半条街。
我们五个人,坐在那张小方桌边上,一个看着一个。
“大太太,”我开口,“大帅这些年,给你们每个人,都送过首饰吧?”
“送过。”三姨太说,“金的银的,玉的翠的,我那儿有两大匣子。”
“我也有一些。”二姨太说。
小蝶小声说:“我……我有一对镯子,没戴过。”
大太太看着我:“月白,你想干什么?”
“我想开一家钱庄。”我说。
“不,不是钱庄。”
“是储蓄会。”
“只给女人存钱的储蓄会。”
“江州城里,女人存钱,得男人点头,得写男人的名字。女人自己挣的钱,自己攒的私房,没地方存,只能藏在枕头底下,藏在灶台缝里,男人一喝酒,一赌钱,就全没了。”
“我们开一家,女人自己来存,写自己的名字,自己来取,谁也不用问。”
“我会算账,我爹也会。二姐姐会看病,三姐姐会唱戏,认识的人多。小蝶念过书,会写字。”
我看着大太太。
“大太太,您管了三十四年的家。”
大太太看着我,看了很久很久。
然后,她笑了,眼角的皱纹一下子全堆了出来。
“月白,”她说,“我答应过你,要亲自送你出门。”
“看来,是送不成了。”
十一
江州女子储蓄会,是第二年开春开张的。
开在城南,离程记钱庄原来的铺面不远。是一栋两层的小楼,楼下是柜台,楼上是账房。
隔壁,是二姨太开的女医馆。
再过去两条街,是三姨太和她师兄重新拉起来的戏班子。
小蝶回了学校。她每个礼拜天都来储蓄会,坐在柜台后面帮忙,替不认字的女人填单子。
大太太是会长。她把那年冬天,大帅府抄出来的、归还北乡的赈灾款以外,判给她的那份家产,全都拿了出来,做了储蓄会的本钱。
开张前,三姨太在城里唱了三天戏。
不收钱,就在储蓄会门口的空地上搭了个台子,唱的是《锁麟囊》。
她唱到“我也曾,绮装衣锦”那一段,台底下站着的,一大半都是女人。洗衣裳的,摆摊的,纺纱的,给人家做奶妈的。
戏唱完了,小蝶站在台子边上,拿着一个铁皮喇叭,一字一句地喊:
“江州女子储蓄会,三月初一开张!女人存钱,写自己的名字!谁也拿不走!”
喊了三天,嗓子都哑了。
开张那天,我爹也来了。
他背上的伤疤还在,走路有点驼,可是精神很好。他站在储蓄会的门口,看着那块招牌,看了很久。
“月白,”他说,“咱们程家的账,记了三代,都是暗账。”
“到你这儿,总算能记一回明账了。”
开张以前,大太太让人做了一件事。
她让木匠,把储蓄会大门的门槛,锯掉了。
木匠说,太太,这不合规矩,哪有铺子不要门槛的。
大太太说:“女人进这个门,不用跨火盆,不用跨马鞍,不用跪蒲团。”
“连门槛,都不用跨。”
开张那天上午,来的第一个客人,是一个洗衣裳的妇人。
她三十来岁,北乡口音,手上全是冻疮,揣着一个布包,在门口站了很久,不敢进来。
我走出去,把她请了进来。
她把那个布包放在柜台上,一层一层地打开。
里面是一堆铜板,还有几张皱巴巴的毛票。
“我攒了三年。”她说,“我男人去年冬天,在北乡饿死了。我带着孩子出来,给人洗衣裳。”
“这些钱,我想给孩子攒着,念书用。”
“能存吗?”
“能。”我说。
我把那些铜板和毛票,一个一个地数清楚,一共是十一块大洋零四角。
我翻开储蓄会的第一本账簿。
那是我亲手订的,牛皮纸的封面,上面写着两个字:“明册”。
我拿起笔,在第一页的第一行,写了下来。
没有用苏州码子,没有用暗记。
用的是一笔一画的汉字,谁来看,都看得懂。
“民国二十年三月初一,北乡周氏,存银十一元四角。”
我把账簿转过来,推到她面前,指给她看。
“这是你的钱。”我说,“写在这儿了。谁都拿不走。”
她低着头,盯着那一行字,看了很久。
她不识字。
可是她伸出那双满是冻疮的手,在那一行字上,轻轻地,摸了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