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盘,甲面。榆树,一九九二年九月二十一。起头零秒。
(录音)
开头是一段空白,磁头擦过带子的细响,沙沙的,过了七八秒。然后鼓响了。
不是大鼓。单面的那种,小,声音闷,一下一下,像敲在它自己的肚子里。敲的人不急。四下,停一停,再四下。节奏稳得有点怪,不像随手敲,像在等谁跟上。
一个男人跟着敲。
他敲得不对。拍子落在鼓点后头,慢了半拍。敲三下,停了。
鼓点没停。
他又跟。这回抢在前头,快了。两下,错了。
有个女人笑了一声。
笑声很轻,像没忍住,从鼻子里出来的。笑完就没了,再没有第二声。那半声笑悬在录音里,比鼓点还清楚。
男人说:“错了。”
就两个字。语调平,不带恼,也不带笑。然后是长长的沉默。
空白,两分零几秒。
鼓点还在。他没再跟。
沉默快到底的时候,他说了一个数:“三十四。”
就这个数。再没别的。录音到这儿断了,咔哒一声,是按停的声音。
(录音完)
我按规矩查铁盒。十一盘磁带,按标签排,白底红蓝条,钢笔手写的字。越往后越潦草。榆树,第四盘,标签日期一九九二年九月二十一。
我把它抽出来,放进包里。
去哪儿,带哪盘。这是规矩,从第一单立下的。我不当场听,也不评论。听到了就听到了,记在本子上,跟案子分开搁。父亲在磁带里念数字,念地名,从不说他在查什么。这盘也一样,只有鼓点,和一个敲错的男人。
电话是六月里打来的,那天下午。我正把一摞旧账本往柜子上码。
一个女人的声音,东北口音,字咬得利索,每个字都落得实,不拖泥带水。
“你是写家史那个?”
“我是陈默。替人写回忆录,写家史。”
“我姓高,高秀莲。吉林榆树的。我想写我妈。”
我问了几句常规的。写谁,多少字,给谁看,什么时限。
“写我妈。高王氏。去年走的。”她说,“写完我自己留着,不给人看。”
“高王氏是?”
“我妈嫁过来以后的叫法。她本姓王。”高秀莲说,“我们那儿嫁了人,就随男人姓,高王氏,高家的王家的。”
“她的事,您知道多少?”
“我知道的够多了。”她说,“电话里说不清。你来一趟。”
我说路费得算进去,远的活我都这么办。她说应该的,没还价。
“你什么时候能来?”她问。
“这几天订票。”
“那你越快越好。”她说,“我怕我记不全了。有些事,再过几年,问谁去。”
她的声音一直很稳,说这句话的时候,慢了半拍。
我问她为什么找我。网上写家史的多了,怎么找到我这儿。
她停了一下。
“我想知道她信不信。”
“信什么?”
“她说的那些话。”她说,“她这辈子给人看事,说的那些。我想知道,她自己信不信。”
我把手里的账本放下了。
这活跟往常的不一样。别人写家史,写生平,写功劳,写好话。头一回有人开口要写“信不信”。
“还有一样。”她说,“她走之前,让我还一样东西。”
“还什么?”
“不知道。”她说,“她没说清。她说等有人来问,就还。去年没人来。今年你来了。”
我说我先看看行程,回头给她回话。
报价八千,先付四千,交稿付尾款。这个数我报得犹豫——这类小活我平时不接。接,是因为她那句“她自己信不信”,还有那个“还”。
第二天我查了日历,订了去长春的票,再转车到榆树。长春到榆树,还得坐三个钟头的大巴。我把这些写进行程单,连转车的时间一起标上。
临走我把第四盘从包里拿出来,看了一眼。塑料壳有点发黄,标签边缘翘起来,底下压着另一层旧标签,露出一角,字迹看不清了。
我又把它放回去。
标签上写着榆树。
我还没去过榆树。
1 铺子
汽车站出来,我直接去了十字街。
榆树是个小县城。街不宽,两边的门市挨着,卖农资的、卖种子的、打铁的。三轮车在路中间穿,喇叭按得急。我拎着包,按高秀莲说的往北走。走了一段,路面从柏油变成水泥,又变回柏油。路边一家食杂店,门口摆着两箱矿泉水,冰柜嗡嗡地响。
裁缝店在路北,门脸不大,玻璃上贴着“裁剪”“缝补”四个红字,字边卷了皮。门口挂着两条做完的裤子,风一吹,裤腿来回摆。玻璃里头映着街,来往的人踩着自己的影子过去。
我推门进去。缝纫机在响。
一个女人坐在机器前,脚踩着踏板,头也不抬。她把一块蓝布送进压脚底下,线走得笔直。她的手指捏着布边,指节上有一层薄茧。
“高秀莲?”
她抬起头,看了我一眼。“你就是陈默。”
她四十多岁,头发在脑后别着,袖子卷到肘上,手上沾着粉线。她把机器停了,站起来,在围裙上擦手。擦了两下,又擦了两下。
屋里三面是布料,堆到房梁。红的、蓝的、带花的,卷成一捆一捆。靠墙一台锁边机,上面盖着塑料布,布上落了灰。镜子边上别着一排针,针尖朝上,插在一个线轴上。墙上贴着一张价目表,纸发黄了,裁一条裤腿八块,锁边两块。案板上放着一把裁缝剪,剪口磨得发亮。
“坐。”她指了指一个塑料凳。
我把包放下,坐了。
“你说的写你妈,是怎么回事?”
她没急着答。她走到门边,把那两条裤子收进来,抖了抖,叠两下,搭在臂弯上,又回来坐下。她把裤子放在膝盖上,用手掌抹平。
“我妈叫高王氏。”她说,“二〇二五年三月走的。肝癌,查出来到走,四个月。”
“她走之前,神志还清楚?”
“清楚。最后那几天,还能说话。就是人瘦得脱了形,说话都得歇着。”
“她在医院走的?”
“在家。”高秀莲说,“她不肯住院,说死也得死在家里。最后那几天,我请了假,守着她。”
“你们母女俩,那几天说什么了?”
“说了很多。”她说,“说小时候,说我姐,说我爸。说她这辈子。”
她停了停。
“她跟我说,让我还一样东西。”
“还什么?”
“她没说。”高秀莲说,“我问还什么,她说你到时候就知道。我问什么时候,她说等她走了,有人来问,就还。”
“有人来问?”
“嗯。她说会有人来问她的事。”
她看着我。
“去年没人来。今年你来电话了。”
屋里安静了一会儿。缝纫机的轮子还在慢慢转,被她刚才脚一带,没刹住,嗡嗡地转了几圈才停。
“她这辈子,”高秀莲说,“给人看事。”
“看事?”
“出马。我们这儿叫出马。”她说,“谁家有个头疼脑热,心里过不去的坎,来找她。她看看,说几句。”
“来的人多吗?”
“多。”高秀莲说,“早些年,一宿来好几拨。我小时候,家里那盏灯常常亮到天亮。我爸烦,说家里跟客栈似的。我妈不恼,谁来都起身。”
“她怎么看?”
“我没见几回。”她说,“她不让人进屋看。都是来的人自己进去,她在里头跟人说。”
“她收钱吗?”
“看人。”高秀莲说,“有的收,有的不收。”
她没答完,起身,走到里屋,从柜顶上抱下一个东西,用旧报纸包着,放在缝纫机上。
报纸很脆,边上都黄了,一掀就掉渣。
“你自己看。”
她把报纸掀开。
露出那面鼓。
2 翻鼓
那面鼓不大,比脸盆大一圈。鼓面是羊皮的,黄褐色,中间有一块深色的印子,像常年被手按的地方,按出一块油光。鼓框是木头的,红漆磨得只剩边角还有一点,露出底下的木纹。鼓边拴着一段红布条,褪成了粉白,打了结,结上落着灰。
我把鼓托在手里,翻来覆去看。羊皮绷得紧,指头敲上去,咚的一声,闷,不脆。鼓框的木头硬,指甲掐上去掐不动。靠鼓沿的地方,皮子上有一圈颜色浅的印,是常年被手蹭出来的。这鼓被人用了很多年,用到哪儿都是手印。
高秀莲把它翻过来。
鼓背朝上,能看见框内侧。她用手指点了点。
“这儿。”
我凑过去。框内侧刻着两个字。刻得很浅,笔画歪,像是拿刀尖一点一点划出来的,划的时候手不太稳。
名分。
我把鼓侧过来,对着门口的光。那两个字刻得不深,“名”字的口,最后一横拖出去一截;“分”字的刀,那一撇短了半截。刻完大概还用指头蹭过,字口是圆的,不扎手。刻这两个字的人,手上的力气不大,眼神也不大好。
“这两个字,我小时候就有。”她说,“我问我妈,她说不认得。”
“她自己刻的?”
“我不知道。”高秀莲说,“鼓是她的。她用了一辈子。”
我把鼓接过来,掂了掂。比看着轻。框上有几道裂,用铁丝箍着,铁丝锈成了暗红色。鼓面上那块深色的印子,从背面摸过去,皮子薄了一层。
“她什么时候开始的?”
“我妈十九岁那年。”高秀莲说,“一九七一年。发了一场大病,高热,烧了好几天。”
“烧到什么程度?”
“说胡话,认不得人。”高秀莲说,“我姐那时候才十岁,吓得不敢进屋。我爸在外头矿上,赶回来的时候,人已经烧了一天一夜了。”
“请医生了?”
“赤脚医生来打了一针,屁股上。打了针,烧还是不退。”她想了想,“后来我妈自己说,不治了,抬回家。”
“烧坏了?”
“差不多。烧得糊涂,说胡话。医院说治不了,让抬回来。”
她在塑料凳上坐下,两只手绞着围裙带。
“抬回来第三天,她醒了。醒了就不一样了。”
“怎么不一样?”
“她说她被仙家抓了。”
我没接话。裁缝店外头,三轮车突突地开过去。
“她说,她烧的那几天,魂被抓去了。仙家跟她谈了话,让她回来给人看事。”高秀莲说,“她说她本来不想去,仙家不放她。”
“醒来头一天,她做什么了?”
“坐起来,要水喝。喝完水,她说了一句,饿。”高秀莲说,“我姐给她熬了粥,她吃了半碗。吃完,躺下了。第二天,她自己下的地,扶着墙,走到院里,站了一会儿。回来就跟没事人一样,做饭,喂鸡。”
“你信吗?”
“我那时候小。”她说,“我姐信。我不信。”
她把鼓又翻回正面,用袖子擦了擦鼓面上的印子,擦得很轻,像怕擦坏了。
“从那以后,村里人就来找她。谁家有事,半夜也来敲门。她看一回,说几句,人家就走了。”
“头一个来的是谁,还记得吗?”
“记不清了。”高秀莲说,“大概是村东的婶子,孩子发烧。我妈看了,说去卫生所打针。那婶子说,我不是来看病的,我是来让你看看。我妈说,我看不了。那婶子不走,坐在炕沿上磨。磨到最后,我妈叹口气,说,你把孩子放下,先去打针,回来再说。”
“后来呢?”
“后来孩子打完针,烧退了。那婶子到处说,高家媳妇看得准。”高秀莲说,“就这么,一个传一个,来的人越来越多。”
“她说什么?”
“什么都说过。”高秀莲说,“有时候准,有时候不准。”
“你能想起哪一句?”
她想了想。
“有一年,我们村一个媳妇,男人跑了,撇下个吃奶的孩子,她天天哭。我妈跟她说,你别哭了,他不会回来了,你把孩子带大要紧。”高秀莲说,“那媳妇当时骂我妈,说她咒人。过了两年,那男人真没回来,那媳妇倒想通了。”
“这叫准?”
“不知道。”高秀莲说,“反正她这么说。”
她低下头。
“有两个字,我一直没明白。”
“哪两个?”
“名分。”她说,“她刻在鼓上,临走前又念了一遍。”
我把鼓放回报纸上。
她到死都记着这两个字。
3 看事
“我见过一回。”高秀莲说。
那是零几年,她十几岁。一个女人来找她妈,邻村的,嫁过来没几年。那天刚下过雨,那女人裤脚全是泥。
“那女的进屋就哭。”高秀莲说,“我妈让她坐,给她倒了碗水。”
我脑子里补出那个场面。土屋,一盏灯,炕沿上坐着一个哭得发抖的年轻女人,桌上一碗白开水冒着热气。
母亲坐在炕沿上,没打鼓,也没唱。她看着那女人,问了几句家常。
“她问,你男人最近是不是常回来晚。那女人点头。她又问,是不是为钱的事。那女人又点头。”
“然后呢?”
“然后我妈说,这话你该跟你男人当面说,别跟我说。”
高秀莲学她妈的口气,慢下来,一个字一个字往外吐。
“那女人说,我说了,他不听。我妈说,你没说清楚。你把话摊开说,别绕弯子。你闷在心里哭,他不知道。”
“她怎么知道是钱的事?”
“不知道。”高秀莲说,“那女人一进门,袖子湿的,眼睛肿着,手一直攥着衣角。新鞋,鞋面却蹭了泥,是急着赶路过来的。我妈看出来了。”
“就这些?”
“就这些。”她说,“坐了半个钟头,那女人走了。走的时候不哭了。”
我想了想。
“还有一回。”高秀莲说,“一个老头来,说他胸口疼,问我妈是不是冲着什么了。”
“她怎么说?”
“她说,你去县医院拍个片子,别在这儿耗。”
“这就完了?”
“完了。”高秀莲说,“那老头不肯去,说花钱。我妈说,你攒那点钱,是留着买棺材的吗?那老头脸红了,第二天去了。后来真查出是心脏,住了院。他逢人就说,高仙家看出来了。”
她用了“仙家”这个词,口气平,不像信,也不像不信。
“她给人看事的时候,点香吗?”我问。
“不点。”高秀莲说,“屋里就一盏灯。她在炕沿上坐着,来人在板凳上,或者也上炕。她不问你哪里不舒服,先问你家里几口人,男人做什么,孩子多大了。唠着唠着,就说正事。”
“这跟看事不一样。”
“是不一样。”她说,“可来的人就认这个。他们要的也不是仙家的话,是有个人听他们说话。”
“她收钱吗?”我问。
“看人。”高秀莲说,“有的收,有的不收。孤寡的、残疾的,她不收,还倒贴碗饭。家里宽裕的,给点就给点,她也不推。她从不张口要。”
“给多少,她计较吗?”
“不计较。”高秀莲说,“有一回,一个人拿了五十块钱来谢她。那时候五十块是大钱。我妈把钱推回去,说,太多了,你留着给孩子买衣裳。那人非要给,我妈就说,那你下回带两斤苹果来。后来那人每回来,真就带两斤苹果。”
她说到这儿,笑了一下。
“我妈爱吃苹果。”她说,“那时候金贵,舍不得买。人家送来的,她也不自己吃,切成块,分给来问事的孩子们。”
“她看事之前,有什么讲究吗?”
“没什么讲究。”高秀莲说,“来人了,她烧壶水,扫扫地,坐下就聊。别人跳大神要敲鼓、要唱、要请神,她不。她那面鼓,是自己留着的,不给人看。”
“那鼓做什么用?”
“不知道。”高秀莲说,“我就见过她偶尔敲几下。过年,或者我爸忌日。敲几下,不唱。”
我看着缝纫机上那面鼓。
“她给人看事,就这样?”
“就这样。”高秀莲说,“有时候问两句,有时候坐半天。她从不说神神道道的话。她说的都是——你把话摊开说,你该去医院,你别跟你婆婆置气这一类。”
“来的人,信吗?”
“有的信,有的不信。”她说,“信的走了就不哭了。不信的,扭头就走,出门就说她装。”
她把鼓上的报纸重新盖好,边角压平。
“有人说她灵。也有人说她装的。”高秀莲说,“我那时候小,我只知道,来的人走的时候,比来的时候松快些。”
她停了一下。
“她给的从来不是神仙的话。”
4 两种人
第二天,高秀莲带我去了趟村里。村子叫前洼子,离县城十二里。车到村口就停了,路是土路,前一天下过雨,车辙里积着水。
我在村口下车,鞋底踩在泥上,发出噗噗的声。村口的墙上刷着标语,红漆褪成了粉,只剩几个大字,看不全。墙根堆着玉米秸秆,一堆一堆,码得整齐。几只鸡在泥里刨食。
村部是一排旧砖房,门上的漆掉光了。院里停着一辆拖拉机,车斗里装半车化肥。墙上贴着一张红榜,是新贴的,写着谁家低保、谁家危房改造,名字一列一列。高秀莲指着红榜看了一眼,没说话。
“你妈在村里,属哪一类?”我问她。
“哪一类都不属。”她说,“她自己单过。男人残疾,孩子上学,穷是穷,可她没跟村里要过一分钱。人家说她有本事,她也不承认。”
我们在村部边上站了会儿。高秀莲认识不少人,一路有人打招呼。
“这是写我妈那个。”她跟人说。
人们点头,目光落在我身上,打量一遍,又移开。农村里来个外人,总是这样。
一个老太太凑过来,姓王,七十上下,手里拎着一把青菜。
“高家那位婶子啊,”王老太太说,“好人。我孙子五岁那年走丢,全队找了一宿,找不着。去找她,她坐在炕上,问了我三句话,说明天早上去趟后山。第二天真在后山草垛里找着了,孩子睡着了。”
“她怎么知道在后山?”
“我不知道。”王老太太说,“她就是知道。那时候我不信,后来我信了。”
“她问你哪三句话?”
“记不全了。”王老太太想了想,“好像是问,孩子丢之前在家做什么,平时爱去哪儿玩,家里谁看着。就这几句。我说完,她就说去后山。”
她说着,把青菜换到另一只手里。菜叶上还带着水珠。
旁边一个老头插话,姓李,姓李的把烟袋锅在鞋底磕了磕。
“知道个屁。”
气氛僵了一下。
“她那是瞎猫碰死耗子。”老李说,“我家那口子,前年胸口疼,找她看,她说没事,是气不顺,给开了两副草药。拖了三个月,去医院一查,肺癌晚期。”
他说完,把烟袋别回腰上。
“我说句难听的,就是她耽误的。”
王老太太想反驳,张了张嘴,没说出话。
“你找她看的时候,她让你去医院了吗?”我问老李。
“没有。”老李说,“她要是让我去,我早就去了。她说没事,我当真了。”
“你怪她?”
“我怪谁?”老李说,“她又没收我钱。我自己信她,怪得着谁?”他说完,蹲下去,看着地上,不说话了。
我记下这两笔。
往回走的时候,碰到一个中年妇女,在井台边洗衣服。高秀莲跟她打招呼,叫她刘姐。
“你妈的事,我听过两说。”刘姐说,“有人捧,有人踩。”
“你怎么看?”我问。
她把衣服在搓板上揉了两下。
“我以前也不信。”她说,“九八年发大水,我男人在外头打工,家里就我和孩子。那阵子我天天哭,觉都睡不着。去找她,她没说别的,就跟我唠了半宿嗑,问我男人多久回一次信。”
“然后呢?”
“然后她说,你男人没撂下你,是信没到家。”刘姐说,“隔了两天,信真来了。你说这是她看出来的,还是她猜的?我也说不清。”
她拧干衣服,搭在绳上。
“我就认一条。”她说,“那晚上我跟她唠完,我能睡着觉了。冲这个,我记她一辈子。”
“她那天晚上,就陪你说话?”
“就说话。”刘姐说,“中间她给我倒了三回水。我哭,她就递手绢,也不劝。等我自己哭够了,她才说那句话。”
我想了想,又问:“你信她能看事吗?”
“信一半,不信一半。”刘姐说,“你要问我她是不是仙家,我说不清。你要问她是不是好人,我说,她是。”
她在围裙上擦了擦手,端起盆,往家走。
回到县城,我在本子上写:关于高王氏,前洼子村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评价。一种说她准、救过人;一种说她装、耽误了病。
两个说法,都有名有姓,有鼻子有眼。
同一件事,村里有两套说法。
5 找师父
要弄清母亲从哪儿学的这一套,得找她当年的人。
我问高秀莲,她妈有没有师父。
“有。”她说,“我小时候听她提过一个,叫于桂珍。她管那人叫师姐。”
“这人还在吗?”
“不知道。好多年没来往了。”
“为什么不来往了?”
“不知道。”高秀莲说,“我只记得有一年,于桂珍来过一回,我妈关着门跟她说话,说了半天。走的时候,我妈送到门口,两人没再说什么。从那以后,就再没来过。”
我在县城打听了一圈。
裁缝店隔壁卖豆腐的老头说,于桂珍是前洼子的人,早年间跟高王氏一块儿“跳神”。“跳神”两个字他说得很随意,像说赶集。
“那两个人,那时候是一伙的。”他说,“后来散了。”
“为什么散?”
“不知道。反正有一年,就不到一块儿去了。”他把刀在案板上顿了顿,“那时候兴这个。谁家有事,请去跳一跳,唱一唱,闹得半宿。后来就不兴了,说是迷信,抓。她们那伙人,就散了。”
“她们那一伙,还有谁?”
“记不清了。”老头说,“三十多年了。那时候我还年轻,看个热闹。”
我去前洼子找。王老太太说,于桂珍不是前洼子的,是嫁过来的,娘家在腰堡。她男人在煤矿,年前没的。
“她现在跟她儿子过。”王老太太说,“儿子在榆树街里开修车铺。”
“她闺女呢?”
“没闺女。就一个儿子。”王老太太说,“于桂珍这个人,命硬。男人没了,她也不哭,一个人过。”
我去了修车铺。铺子在街边,门口堆着旧轮胎,地上一摊黑油。修车铺的年轻人正趴在地上补胎,听我说明来意,直起腰,用沾满油的手指了指里屋。
“我妈在老家,腰堡那边,平时不大出门。”他说,“你找她干啥?”
“问点旧事。”
“她耳朵背。”年轻人说,“你说话得大声。”
“她多大年纪?”
“八十二了。”年轻人说,“耳朵背,眼睛还行。”
“她身子怎么样?”
“还行。”年轻人说,“就是腿脚不利索,走路得拄棍。平时在家择菜、喂鸡,别的干不动。我劝她搬到城里跟我过,她不肯,说她那些东西都在老家。”
“什么东西?”
“说不清。”年轻人说,“就是些旧物件。她守着那些东西过日子。”
我要了地址。年轻人找了张烟盒,撕开,在背面写了地址,字歪歪扭扭。他写完,想了想,又补了一句:“你要是问她旧事,别问急了。她上了年纪,想半天才说一句。你等着就行。”
我谢了他,把烟盒收好。
去腰堡那天,正赶上村里修路,车停在村外,我走了二里地。腰堡比前洼子小,房子矮,多数是土房,院墙是玉米秆编的。路边有个老头在铡草,铡刀一起一落,声音很脆。我问路,他停下手里活,指了指村东头。
我问了三个人,才找到于桂珍的家。
院门虚掩着。我推开门,院里种着几垄豆角,架子上垂着豆角,嫩的。墙角一棵向日葵,朝着日头。窗台上摆着几个酱菜坛子,盖子盖得严实。
“有人吗?”
没人应。
我站在院里,喊了一声。
屋里传出一个声音,很慢:“谁呀。”
“我找于桂珍,问点事情。”
“我就是。”
声音从东屋传出来。我走过去,推开门。
一个老太太坐在炕上,手里择着豆角。她穿一件蓝布褂子,头发全白了,梳得整齐,在脑后挽了个髻。她抬起头看我,眼睛不浑。
“你找我有啥事?”
我说我想问问高王氏的事。
她手里的豆角停了一下。
“高王氏。”她说,“她走了?”
“去年走的。”
老太太把豆角放下,看着我,看了好一会儿。
“你是谁?”
“我替她女儿写个东西。”我说,“写她这一辈子。”
她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
“她这一辈子,”于桂珍说,“有的写。”
她往炕里挪了挪,给我让出一块地方。
“坐下说。”
一个老太太说,她认识我母亲。
6 于桂珍
我坐在炕沿上。炕是温的,灶里的火还没熄。于桂珍把豆角放在簸箕里,两只手在裤子上蹭了蹭。
“你妈叫高王氏。”她说,“嫁过来之前,姓王。娘家在北边,巴拉镇那疙瘩。”
我记下她说的每一句。
“她十九岁那年病了一场,你知道吧?”我问。
“知道。烧了七天七夜。”于桂珍说,“那时候医疗条件差,赤脚医生来看过,说是肺炎,打了针,不退。人烧得迷糊,说胡话。”
“她说了什么胡话?”
“说她看见黄家的人了,说人家要她去。”于桂珍说,“烧得厉害的时候,她整个人不一样,眼神都直了。我们几个守着她,都害怕。”
“黄家的人,是什么?”
“就是黄鼠狼。”于桂珍说,“老辈都这么说。她烧糊涂那几天,眼睛盯着房梁,说那边站着个人,穿黄衣裳,要她跟他走。我们几个听得汗毛都竖起来了。”
“后来呢?”
“后来烧退了,人清醒了。清醒了以后,她说她被仙家抓去了一趟。”
她说这话的时候,口气很平,像在说一件几十年前别人家的事。
“你信吗?”我问。
“我那时候信。”她说,“我们那儿的人,都信。谁家没个难处?病了,穷了,男人跑了,孩子丢了,找谁去?找她。”
“她给人看事,是有师父带的吧?”
“是我带的。”于桂珍说,“我比她大七岁。我教她怎么伺候香火,怎么跟来的人说话。她聪明,学得快。”
“怎么个带法?”
“那时候兴这个。我教她摆香案,教她几句现成的话,来人了,该怎么问,该怎么答。”于桂珍说,“可她学了一半,就不学了。她说,她不想照着本子说。我问她想咋说,她说,来人咋问,她就咋答。”
“你没恼?”
“恼过。”于桂珍说,“我说她,你这样不合规矩。她说,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我拿她没办法。后来我想,也行,她那套笨法子,反倒没人挑出毛病。那些照本子说的,十句里有九句空话,来人一听就假。”
“她这一套,跟谁学的?”
“谁也没教。”于桂珍说,“她那场病醒了以后,就自己会了。我教的,是些架子。真正管用的那些,是她自己琢磨出来的。”
“她跟你不一样在哪儿?”
于桂珍想了想。
“我心不软。来的人哭,我该说啥说啥,说完让人走。”她说,“她不行。她见不得人哭。有一回,一个媳妇抱着孩子来,说男人要离婚。那媳妇哭,她也跟着掉眼泪。”
“然后呢?”
“然后她跟人家唠了两个钟头,把那媳妇劝回去了。”于桂珍说,“我说她,你这是看事吗?她说,我不知道,我就是不忍心。”
“那媳妇,后来离了吗?”
“没离。”于桂珍说,“过了半年,那媳妇还来谢她,说男人好了。我妈——不是,高王氏,她说,不是我好,是你自己撑住了。她就这点本事,把话往明白里说,让人自己撑住。”
我沉默了一会儿。
“那面鼓。”我说,“她用了一辈子。鼓框上刻着两个字,名分。”
于桂珍看着我。
“那两个字,是她自己刻的。”她说,“刻的时候我看见了。”
“什么时候刻的?”
“病好那年。”她说,“她拿刀,在鼓框内侧,一点一点划。划了三天。我问她刻的啥,她不说。”
“三天?”
“三天。”于桂珍说,“头一天划了两个道道,手指头划破了,缠上布,第二天接着划。我看着都疼。她说,不急,慢慢来。”
“现在能说了吗?”
于桂珍摇了摇头。
“她到死都没跟我说。”她说,“她就是那脾气,想不通的事,自己闷着,闷一辈子。”
日头偏西,从窗户照进来,落在她花白的头发上。她把簸箕里的豆角又择起来,一颗一颗,放进盆里。择得很慢。
“你们这些写东西的,”她忽然说,“都爱问她信不信。”
“你没答。”
“我答不了。”她说,“我只知道,她给人看了一辈子事,最后走的那年,跟我说了一句话。”
“什么话?”
“她说,姐,我这辈子,没跟人说过一句假话。”
于桂珍低下头,择着豆角。
“你说,这是信,还是不信?”
那两个字,她是看着刻的。
7 讨封
于桂珍懂这些老辈的事。我问她,讨封到底是啥意思。
她把簸箕端到一边,直起腰,慢慢说。
“你听过黄皮子讨封没有?”她问。
“听过一点。”
“说的就是那个。”她说,“老辈讲,黄鼠狼修炼到年头,要讨个人封它一句。它站在道边,问路人,你看我像人不像人。路人说像,它就得了道;说不像,它就白了修。”
“这是传说。”
“传说归传说。”于桂珍说,“可这话里头,有个理。”
“什么理?”
她把豆角择完,直起腰。
“仙家也好,什么也好,它要被认。”于桂珍说,“你不认,它就不是。你认了,它就是。讨封讨的就是这个——一个名分。”
“那黄鼠狼,真能站道边问人话?”
“老辈都这么说。”于桂珍说,“我们小时候,大人不让晚上出门,说黄皮子出来讨封,你要是随口答一句,它就缠上你。答好了,它谢你;答坏了,它记恨你。我们几个孩子,天一黑就不敢出院。”
“你见过吗?”
“没见过。”她说,“听说的。谁家鸡丢了,谁家孩子夜里发烧,都说是黄皮子。那时候我不懂,现在想想,黄鼠狼偷鸡是真有的,孩子发烧也是真有的,凑一块儿,就成了黄皮子。”
我想起鼓框上那两个字。
“所以她刻名分。”
“我不敢说。”她说,“她没跟我讲过。但我琢磨着,是一个理。她这一辈子给人看事,图的也不是钱。图的就是有人认她。”
“认她什么?”
“认她是那么个人。”于桂珍说,“认她说的话,有点用。”
“她救人那回呢?”我问,“那个抱着孩子的媳妇。”
“那回啊。”于桂珍说,“那媳妇哭着来,说男人不要她了。高王氏看了,跟她说了一句话。”
“什么话?”
“她说,你男人不要你,你还得要孩子。你自己先把日子过起来,他回不回来,是另外一回事。”于桂珍说,“那媳妇听了,不哭了。你说这是仙家的话?我看就是个大实话。可那媳妇就认这个。她回去以后,真把日子过起来了。”
“后来呢?”
“后来那男人,听说回来了。”于桂珍说,“回来不回来,是高王氏说对了?还是那媳妇自己撑起来了?我说不清。”
“她给人看事,用的是这个法子?”我问,“说大白话?”
“说大白话。”于桂珍说,“她要是说仙家的道行、前世的因果,那些人听不懂,也不信。她就说你男人回来晚,你去看看孩子,你别跟婆婆置气。都是眼前的事。可来的人听了,觉得说到心坎上,就说她准。”
“她真没有过那些神神道道的话?”
“有过。”于桂珍说,“刚病好那两年,她说过几句。说她看见什么了,谁家要出事。后来就不说了。”
“为什么不说?”
“说错了。”于桂珍说,“有一回,她说村西一户人家要出事,结果没事。那家人找上门来,说她咒人。她从那以后,就不说这些了。她说,看不准的,别乱说。”
我从于桂珍家出来,天已经擦黑。腰堡的村子静,家家户户的烟囱冒着烟。我沿着土路往村外走。路两边是菜地,菜叶子被夜露打湿,看不清。远处有狗在叫。
我想明白一件事。讨封这个词,讲的不是神仙,是人。
一个人要把自己活成一个“仙家”,得有人给他一个名分。高王氏十九岁病了一场,醒来告诉所有人她被仙家抓了。这话要是没人认,她就是个烧糊涂了的可怜人。
可村里人认了。他们来敲门,叫她仙家,听她说话,照她说的去做。
一年一年,她就真成了。
我想起高秀莲说过的一句话。她说,她妈在家里说话不算数,丈夫说了算,婆婆说了算。可一出门,来求她的人叫她仙家,她一开口,满屋子人静下来听。
讨封讨的,就是这个。在家里讨不到的名分,在那些来求她的人身上讨到了。
我回到县城,把这段写进本子。写到一半,笔停了。
讨封,讨的是个名分。
8 年份
有件事对不上。高王氏“讨封”那年,三种说法,三个年份。
高秀莲说,她妈是十九岁那年病的,一九七一年。这话高秀莲听她妈说的。
于桂珍说,是高王氏嫁过来第二年,一九七〇年。她记得清楚,那年她二十四,刚嫁到腰堡。
前洼子的王老太太说,得再晚些,一九七四年,她刚记事儿,记得高家婶子那场病闹得全村都知道。
我拿这三个年份去问高秀莲。
“我妈说是七一年。”她说,“错不了。”
“于桂珍说是七〇年。”
“她记岔了吧。”高秀莲说,“我妈自己的事,还能记错?”
“王老太太说是七四年。”
“她那时候还是个孩子。”高秀莲说,“孩子哪记得清年份。”
我又去前洼子找王老太太核实。她正在院里喂鸡,手上端着一把玉米碴子。
“七四年。”她很肯定,“那年发大水,我记得真真的。我男人那年淹死的。”
“大水是哪一年?”
“七四年。”她说,“水都漫到炕沿了。我抱着孩子站在炕上,怕得要死。”
她说得很肯定,可我记得县志里,前洼子那一带发大水,是七一年还是七四年,也有说六几年的。
我回来查了查。前洼子发大水,老人说的,是一九七四年还是七一年,说法不一。王老太太丈夫的死,也有人说是六几年。
我去县档案室想翻翻旧账。管档案的人说,七十年代的乡一级档案,很多在“文革”里烧了,剩下的,也就些户口底册,一场水一场旱,未必记。我翻了半天,只找到一份一九七二年的救济粮发放表,上头有前洼子的名字,没有大水的记载。
年份这东西,越是穷地方,越没人当回事。那年头,度量的是收成,是工分,是救济粮,不是公元几年。问老人哪一年,他们说的是“发大水那年”“饿肚子那年”“你爸下矿那年”。得拿这些事去对,才对得出个大概。可对出来的,还是个大概。
我又去问于桂珍。
“你嫁到腰堡,是哪一年?”
“七〇年。”她说,“那年我二十四。”
“高王氏病,是第二年?”
“是第二年。”她说,“我记得她来找我,穿一身白,人是浮肿的。那年冬天特别冷。”
“会不会是七一年?”
她想了很久,摇头。
“记不清了。”她说,“反正就是那两年。七〇,七一,差一年。你们写东西的,要那么准干啥?”
我把三个年份并排写在纸上。
一九七〇,一九七一,一九七四。
差的不是一两天,是三四年。
按生日算,高王氏一九五二年生。十九岁是一九七一年。这么看,高秀莲说的对。可于桂珍说她二十四岁那年嫁到腰堡,第二年高王氏病,那是七一年才对——她把年份记成了七〇。
年份记错,常有的事。人会记错,尤其是几十年前的事。
王老太太的七四年,更靠不住。她说她刚记事儿,一个孩子,能把哪年发大水记到这个份上,已经不容易。也许是七一年那场水,她记成了七四。
三个年份摆在一起,我想起于桂珍说的话。她说,你们写东西的,要那么准干啥?
这话我琢磨了一路。对她来说,七〇还是七一,是一样的。那年她二十四,刚嫁过来,高王氏穿一身白来找她,人是浮肿的。这些她记得。至于挂在日历上的那个数字,记不记,无所谓。
可对我就不一样。我这行,靠的就是年份。一个编号,一个日期,是整件事的钉子。钉子钉歪了,全篇都歪。
高秀莲却好像不那么在意。我几次拿年份去问她,她都说,我妈说是七一年,就七一年。
可高秀莲说,她妈临终前,把“名分”这两个字又念了一遍,还说了句“那一年”。
“她说哪一年了吗?”我问。
“没有。”高秀莲说,“她就说那一年,仙家找她谈话。她没说年份。”
“她当时神志清楚吗?”
“清楚。”高秀莲说,“就是说话费劲,一句一句往外喘。可她脑子明白,认得我,认得我姐,还问我外孙女考得怎么样。”
一九七一,一九七〇,一九七四。
三个年份,我一个也定不下来。
9 鼓面
那面鼓的鼓面,换过三次。高秀莲说得很清楚。
“头一张是我妈自己蒙的。”她说,“羊皮,她自己鞣的。用了得有二十来年。”
“怎么鞣的?”
“我不知道。”高秀莲说,“我妈自己会这些。那时候穷,买不起现成的。她不知道从哪儿弄来一张羊皮,泡了,刮了,绷上去,拿钉子一圈钉上。我小时候看她钉过,锤子敲得叮当响。”
“第二张呢?”
“八几年换的。那时候家里没钱,我爸下矿,摔了腿,在家躺了一年。”
她把鼓从报纸里拿出来,指着鼓面边缘。
“你看这儿,钉眼的孔,一排压着一排。换一次鼓面,钉一圈眼。三圈。”
我数了数,果然是三圈钉眼,错开着,像年轮。外头一圈最旧,孔大,边缘发黑;中间一圈稍新;里头一圈最新,孔小,钉子还亮着。三圈钉眼,记着三次换面。
“换鼓面要钱。”高秀莲说,“我妈那时候给人看事,攒了点。拿那钱换的。”
“她自己舍得换?”
“她舍不得。”高秀莲说,“那钱本来是给我爸抓药的。我爸说,先紧着鼓。她听了。”
“你爸让换?”
“我爸说,你那鼓都打成什么样了,皮子都松了,敲着没声了。”高秀莲说,“我妈不吭声。过了几天,她自己拿着钱去了镇上。回来的时候,抱着新蒙的鼓面,一句话没说。”
我看着那张鼓面。皮子发黄,中间一块深色的印子。
“头一张鼓面,用了二十来年,怎么不换?”
“换不起。”高秀莲说,“我妈舍不得那钱。再说了,鼓面这东西,用顺手了,就不想换。她说,这张皮子认她的手,换了,敲着不是那个味儿。”
“鼓面也认人?”
“她这么说。”高秀莲说,“我小时候不信,现在有点信。我爸走后,那鼓在她手里敲了几年,皮子上那块印子,越来越深。那是她一个手掌,一下一下按出来的。”
“第三张呢?”
高秀莲沉默了一下。
“九二年。”她说,“那张用到九二年。”
我心里动了一下。第四盘磁带的标签,一九九二年九月二十一。
“九二年怎么了?”
“那年我爸走了。”高秀莲说,“肺上的病,走的那年秋天。我妈把鼓拿到镇上,重新蒙了一张面。”
“为什么?”
“她说,鼓不能跟着人一起旧。”高秀莲说,“人走了,日子还得过。鼓面换了,接着敲。”
“换一面鼓,多少钱?”
“那时候二三十块吧。”高秀莲说,“我妈给人看事,人家给的零钱,她都攒着,攒了一铁丝罐。换鼓面那天,她把罐子倒出来,数了半天,正好够。”
我想起磁带里那段鼓点。一九九二年九月,父亲跟着敲,敲错了两次,有个女人笑了一声。
我不知道那是不是这面鼓。也不知道笑的是谁。
“换鼓面那天,”我问,“有人在家吗?”
“不知道。”高秀莲说,“我那时候在县城上学,住校。我妈一个人在家。”
“她走那年,你还记得什么?”
“记得她把鼓抱回来,放在炕上,坐在旁边看了一下午。”高秀莲说,“我放学回来,她还在看。我问她看啥,她说,看看还响不响。她敲了两下,响了。她说,还行。”
“就说了这两个字?”
“还行。”高秀莲说,“我爸走,她没哭;鼓面换好,她说还行。我那时候小,觉得她心硬。现在我才明白,她是把什么都咽下去了。人走了,鼓还在,日子还得往下过。她不说,是怕我们跟着难受。”
“她敲鼓的时候,什么模样?”
“坐在炕沿上,把鼓搁在膝盖上,一只手按着,一只手敲。”高秀莲说,“不打鼓点,就一下一下,慢慢的。敲完了,坐着发会儿呆。我爸在的时候,她敲,我爸有时候跟着敲两下,敲不到一块儿去,她就笑。”
她把鼓翻过来,又翻过去。
“她这一辈子,要强。”高秀莲说,“我爸走的那年,她没掉一滴泪。就把这鼓面换了。”
三次换面,三次都有缘由。
10 信不信
写家史写到最后,总要问一句:她信不信自己说的那些话。
我问高秀莲。
“你说,你妈信吗?”
“我不知道。”她说,“这正是我想知道的。”
“她给人看事的时候,是什么样?”
“认真。”高秀莲说,“她不像那些人,又唱又跳,装神弄鬼。她就坐在那儿,跟人说话。可她说的话,特别认真。”
“举个例子。”
“有一回,一个媳妇来,说她男人打她。我妈听完,说了一句话。”
“什么话?”
“她说,你先别想着离,你先想想,你离了,孩子归谁。”高秀莲说,“那媳妇当场就哭了。我妈递给她手绢,说,哭完了,回去跟你男人把话说清楚。”
“那媳妇,听了吗?”
“听了。”高秀莲说,“过了些日子,她来谢我妈,说跟男人谈了,男人改了。我妈说,不是我准,是你自己拿的主意。”
“她每回都这么说?”
“差不多。”高秀莲说,“人家谢她,她说不是我的功劳;人家说她准,她说我就是个传话的。听多了,来的人反而更信。他们说,你看,她还不居功。”
“她真不居功?”
“我不知道。”高秀莲说,“也许是真不居功,也许是不敢居功。她一个出马弟子,要是说自己能看事、有本事,那叫妖言惑众。她说自己是传话的,把功劳推给仙家,推给来人自己,谁也挑不出错。”
“这是看事吗?”
“我那时候觉得不是。”高秀莲说,“现在我不敢说。”
我想了想。
“你妈病那场,高热,意识不清。”我说,“人发高烧烧糊涂了,会说些胡话。她醒来以后说自己被仙家抓了——会不会是烧糊涂那阵子,脑子里留下的印象?”
高秀莲看着我。
“你想说她病坏了脑子。”
“我是说,可能有医学上的解释。”
“那她后来那几十年呢?”高秀莲说,“烧糊涂,能糊涂一辈子?她给人看了几十年事,说的那些话,一句比一句明白。你见过烧坏脑子的人,能这么明白?”
我没话答。
“我不是要替她辩解。”她说,“她是不是装神弄鬼,我不护着。可你要说她骗人,我不认。”
“我没说她骗人。”
“那你问她信不信。”高秀莲说,“她要是不信,她能看一辈子?她要是不信,最后那几天,她还念叨那两个字?”
她站起来,走到里屋,把那个包鼓的报纸又看了一眼。
“我想知道的是,”她说,“她是那场病糊涂的时候真信了;还是后来清醒了,装了一辈子。”
“这两种,有区别吗?”
“有。”高秀莲说,“要是前者,她就是可怜人,病坏了,一辈子没清醒。要是后者——”
她没说下去。
“要是后者呢?”我问。
“要是后者,”高秀莲说,“那她就是个骗子。可她骗了一辈子,一分钱没攒下,临死还让我还人情。天底下有这样的骗子吗?”
她说完,自己愣了一下,像是被这句话说动了。
“我不知道。”她说,“我就是想不明白。所以才找你写。”
“写了,就能想明白?”
“能不能,我都得写。”高秀莲说,“我姐说我瞎折腾。她说,妈都死两年了,写这些有啥用。我说,有用没用,是我自己的事。”
她把桌上的线头拢了拢,绕成一个小团。
“我妈这辈子,没留下什么。房子是租的,衣裳就几件,连张像样的照片都没有。”高秀莲说,“她要是走了,什么都没了。我就想,好歹留下点字。让人知道,有这么个人,这么活过一辈子。”
“你想让人知道什么?”
“不知道。”她说,“写完了,我自己看。”
我想把话往明白里说,又找不到词。她母亲这个人,我见了几天,听的全是转述。我没见过她本人。我写下的一切,都是从别人嘴里来的。
那天夜里,我住在县城的小旅馆。房间在三层,窗户对着街,一宿有车过。我把笔记本摊开,接着写。
我写:高秀莲想知道,母亲信不信自己说的话。这是全案的题眼。
写到深夜,我出去买了瓶水。回来的时候,走廊的灯灭了一半。我摸黑找到房间,开门,开灯。
本子还摊在桌上,跟我走的时候一样。
写完,我合上本子。
第二天早上翻开的时候,我看见那页上,多了一行字。
不是我的字。
11 百万
手机响的时候,我又在裁缝店。
第二天我过来补问几句。高秀莲在锁一件裤脚,机器嗡嗡响,压脚把布边吃得笔直。我坐在塑料凳上,把本子摊在膝盖上,等她把这活做完。她的脚踩着踏板,一上一下,节奏稳。
消息是林见夏发的。
“破百万了。”
我回了个“恭喜”。
《夜里别讲》是她的播客。她讲各地流传的怪事,一期一个地方,不讲结论,只讲故事。第四期讲湘西赶尸,那期让她起了量。她做节目要素材,要人核对旧材料里的年份、地名、人名,找过我几回。
我给她提供过几份查证过的旧材料,她按次付费,每次转一笔,不多,准时。我们没见过面,也没打过电话,只在消息里说事情。她发来问题,我回查证结果,她转账,结束。下回再找,再转。清清楚楚。
认识的过程也很简单。去年冬天,她在一个旧论坛上找到我写的一篇东西,讲北新桥一口井的传闻怎么一层层加料。她留言问能不能转载,我同意了。后来她就常来问。
过了一会儿,她又发来一条。
“有件事想请你看下。听众留言,说我们这儿也有这个。”
她发了张截图。留言很长,一个网名,讲他们村里有个老太太,能给人看事。谁家丢了东西、病了、心里有事,去找她,她坐在炕上,问几句家常,就说几句实话。留言末尾说:“跟您节目里讲的一个样,我们那儿也有这个。”
我看了两遍。
“你想让我看什么?”我问。
“这留言有没有用。”她说,“能不能做成一期。听众自己讲的事,能不能当素材。”
我说:“你要做就做。素材真假,你分得清吗?”
“分不清。”她回得很快,“分不清才找你。”
我说:“这条留言,你自己信几分?”
她过了好一会儿才回:“我信它真发生过。至于是不是他们说的那样,我不知道。”
她转了一笔钱过来,是上回核对劳务的尾款,八百。备注写着“湘西那期”。钱到账的提示跳出来,很轻的一声。紧接着又是一笔,五十,备注“这回咨询”。
我跟她之间,最亲密的动作就是这个。转账。数目清楚,来去明白,不欠人情,也不欠别的。我们把每一笔都算得这么清,好像只有算清了,这关系才能一直维持下去。
高秀莲把裤脚锁完了,剪断线头,把裤子抖开看了看。
“你还问什么?”她问。
“问几句你妈晚年的事。”我说,“不急。”
我把那张截图翻来覆去看。
留言里的老太太,坐在炕上,问几句家常,说几句实话。跟高秀莲的母亲——高王氏——像,也不像。像的是那个骨架:一个能说几句的人,一堆来听的人。不像的是细节。每个地方都有那么一个人,每个地方的人都觉得“我们这儿也有”。
我忽然想到一个问题:这条留言,是在节目播出之后出现的。
节目讲了一个地方的事。播出去,一百万人听了。然后各地的人开始说:“我们那儿也有这个。”
是他们那儿本来就有,还是听了节目,才想起来的?或者,才看出来的?一个东西,没人说它的时候,它可能就在那儿,谁也不觉得稀奇。等有人讲出来,它一下子就有了名字,成了“这个”。
我说不清。我把截图存下来,归进那一堆“暂时不动”的文件里。
晚上我回旅馆,打开播客听了一期。是讲赶尸那期。林见夏的声音很稳,讲得慢,留了很多空白让听的人自己填。她在节目里说:“我只是一个记录的人,我只讲我听到的。”我听到一半关了。
她的节目做得好。好在她不讲结论,只讲故事。听的人自己往里填自己的事。
一百万个人,往同一个故事里,填各自的心事。填进去的是什么,节目不管,节目只要他们填。
我后来又翻了几条听众留言。有说家里也有个能看事的老太太的,有说小时候被大人领着去看过“惊吓”的,还有一条,讲他们村有个人,常年给一栋没人住的空楼送水,天天送,风雨无阻。留言的人说,不知道为什么,问老人,老人也说不清。
我把这条也存了下来。一栋空楼,一个人天天送水。这跟高秀莲的母亲、跟榆树的鼓,是一路的东西吗?我不知道。我只是发现,自打林见夏的节目过了百万,这样的留言就一条接一条地冒出来。
它们以前在哪儿?我想,它们一直在。散在各家的饭桌上,散在村口的闲话里,谁也不觉得珍贵。是节目给了它们一个出口,让它们从各自的角落里,跑到同一个地方,挤在一起。挤在一起,就显得多,就显得真。
林见夏大概不知道她做了什么。她只是讲故事。可一百万人听完,各回各家,看自己的家人、自己的村子、自己家柜子上那只倒扣的碗,眼光就不一样了。
我干这一行十二年,见过太多这样的事。一个东西,说它是旧的,没人理;说它“有讲究”,立刻就有人供起来。话一传开,人就跟变了个人似的。
我把手机扣在桌上。
那条留言,是被节目唤出来的,还是被节目造出来的。
12 照片
照片是第二天发来的。
还是那个听众。林见夏把截图转给我,问:“这张照片有问题吗?”
照片拍得糊,光线暗,像是在屋里开的闪光灯。画面里是一张旧柜子,柜面上落着灰。柜子边上,摆着一只碗。
碗是倒扣着的。粗瓷的,碗底朝上,釉掉了几块,露出底下的胎,发黑。碗口扣在柜面上,压出一圈印子。
“就一只碗。”我回她。
“你也看到了。”她说,“倒扣的。”
我没接这句。
我把照片存下来,放大,又放大。粗瓷碗,倒扣。这只碗我见过。
何家客厅,四角,各摆一只倒扣的粗瓷碗。那是北新桥那单案子里的东西。何淑云说,那是老辈传下的规矩,压在四角,为的是“镇着”。我当时没细问,记在本子上,画了图。
我记得那四只碗的样子。粗瓷,釉不到底,碗沿有一道豁口的是其中一只。何淑云说,这碗是她婆婆传下来的,搬了三次家,别的都能扔,这四只不能扔。我当时问为什么,她说不知道,老辈这么传,就这么摆着。
眼前这只碗,跟那四只,是一个样子。釉色、胎底、扣法,都对得上。
“这照片哪来的?”我问。
“听众拍的。”林见夏说,“她说她家里有这么一只碗,一直倒扣着,不知道为什么。听了我讲北新桥那期,特地拍来给我看。”
“北新桥那期是什么时候播的?”
“上个月。”
我把两件事摆在一起。上个月,节目讲了北新桥的四只倒扣的碗。这个月,一个听众发来一张照片,照片里有一只倒扣的碗。
我没有把这两件事连起来的习惯。我记录的规矩是:能解释的都解释掉,解释不了的,记下来,不解释。这两件事能解释——节目播了,听众对号入座,翻出家里的碗拍来。就这么简单。
可我心里有个东西搁不下。
我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半个钟头。背景里,除了那只倒扣的碗,还有一台老式收音机,木壳,罩着一块碎花布。布叠得很齐,四个角掖进去。我把这个细节也记下来。一个人把布掖得这么齐,是个仔细人。仔细人养成的习惯,不会轻易改。她把碗倒扣着摆在那儿,一定有缘故,只是年月久了,缘故丢了,动作留下来了。
人就是这样。先有个说法,照着做;做久了,说法忘了,动作还在。我记下来:动作比意义活得久。
我问自己:在节目播出之前,这个听众知道她家那只碗是“有讲究”的吗?也许知道,也许不知道。但她把它拍下来发给一个讲怪事的播客,这件事本身,是节目之后才发生的。
一个东西被讲出来,就有人认领。认领的人越多,它就越像那么回事。
我想起高秀莲的母亲。高王氏一辈子给人看事,来的人信她,把心窝子的话说出来。那些话在村里本来是散的,东一件西一件。经她一听一说,就聚成了“事”。她没造什么事,她只是让那些散着的话,有了个听的人。
播客做的是同一件事。林见夏把散在各地的事,讲给一百万人听。听的人各自认领。
“这张照片,”我问林见夏,“你打算用吗?”
“还在想。”她说,“你要是觉得有问题,我就不做。”
我说:“你做你的。我只管记录。”
我说了实话。我管不了她,也不想管。她的节目是她的,我的本子是我的。我们之间隔着一条清楚的线:她讲故事,一百万人听;我记东西,只记给自己看。
她转了一笔钱过来。三百。备注“照片咨询”。
我收下了。收下钱,这件事就结了。
那天夜里,我把北新桥那单的本子翻出来。四只碗的图,画在第三页。我又把照片调出来,并排放着看。
一只,四只。倒扣的粗瓷碗。
我说不清它们之间有没有关系。我只知道,从今晚起,这只碗不再是一只普通的碗了。它成了一张照片,发给了一个有一百万听众的节目。
讲述会放大东西。一个听众的一只碗,放大给一百万人看。一百万人里,也许有第二个、第三个听众,翻出自家的碗。
我把照片又放大了一倍,看那只碗的边。碗口有一道豁,米粒大。我记得何家那四只碗里,也有一只带豁。我没把这件事写进稿子。高秀莲的案子里,用不上这只碗;我的本子里,它另有用处。
我把这只碗记进了“存疑”那一页。存疑页上已经攒了好几样东西:北新桥的四只碗,汾阳窗台四厘米的印子,还有这一只。它们彼此不挨着,可都跟“倒扣”这个动作有关。为什么要倒扣?我问过高秀莲,她说过一句:扣着,是压住。压住什么,她说不上来。
我不解释。我只记录:榆树听众照片里的粗瓷碗,倒扣,边有一道豁。
我又看了一遍林见夏那条留言。留言的人说,碗是她奶奶留下的。奶奶临终前说了一句“碗别翻过来”,再没多的。她照做了几十年。直到听了节目,她才把碗拍下来——她想问的,其实不是碗,是那句没头没尾的嘱咐。
我懂这种毛病。人走了,话留下,话没了上下文,就成了谜。子孙照着做,做一辈子,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把本子合上。
照片会一直传下去。
13 还人情
稿子写到一半,卡住了。
卡在高秀莲最后那句话上。她母亲临终前说,让她“还一样东西”。还什么,一直是空的。鼓?名分?人情?我写不下去。
我又去了一趟裁缝店。
那天下午没什么客人。高秀莲在熨一件衬衣,熨斗在布上来回推,蒸汽往上冒。她把熨斗立起来,等我说话。
“你妈临终那句‘还’,”我说,“你再想想,她当时是什么语气?”
“什么语气?”
“是命令,是请求,还是交代后事?”
她想了很久。熨斗搁在架子上,凉下来。
“她那句话,说得很轻。”高秀莲说,“不像交代,倒像是……嘱咐。”
“嘱咐你还东西?”
“嘱咐我别忘了。”
她走到里屋,把那面鼓又抱出来,放在案板上。鼓面朝上,那块深色的印子在灯下发亮。
“我妈这一辈子,”她说,“给人看事,很少收钱。你问过我,我说看人。其实她收的那点钱,都花在别人身上了。谁家孩子病了,她拿钱给人家抓药。谁家办不起丧事,她偷偷塞钱。”
“她自己穷?”
“穷。”高秀莲说,“我爸下矿摔断腿那几年,家里揭不开锅。她也没多收过谁的钱。”
“那靠什么过?”
“靠她给人看事,人家送点米,送点面。”高秀莲说,“还有我姐,早早就不念了,去镇上打工,钱寄回家。我妈舍不得花,都攒着。攒的钱,一半给医院,一半给别人。”
她说到这儿,停了停。
“我有时候恨她。”高秀莲说,“家里那么难,她还贴补别人。我姐上大学的机会,就是这么没的。可我不敢说,说了,她就说那句话——人情得还。”
她伸手,摸了摸鼓面。
“我小时候问她,你这么帮人图啥。”高秀莲说,“她说,图个人情。”
“人情?”
“她说,人这辈子,欠的都是人情。你帮人一回,人家记你一回。你欠人一回,也得还。她给人看了一辈子事,收了一辈子人情。”高秀莲说,“她说,这些都得还。”
我盯着那面鼓。
“所以她临终那句‘还’——”
“不是说还东西。”高秀莲看着我,一字一句地说,“是说还人情。”
屋里静下来。外头十字街的车声传进来,隔着玻璃,闷闷的。
“她这辈子,”高秀莲又说,“最看重两样东西。一个是那面鼓,一个是人情。鼓是她跟那边的念想,人情是她跟这边的账。”
“她跟你说过仙家的事吗?”我问。
“说过几回。”高秀莲说,“她说仙家也不好过,也得讨封,也得有名分。她说,人和仙,其实一样,都怕没人认。”
我把这句记下来。我想于桂珍说的话——高王氏见不得人哭。一个怕没人认的人,最懂没人认的滋味。她给人看事,或许也是在给自己讨一个名分。
“她觉得自己欠了人情。”我说,“欠谁的?”
“欠所有来找过她的人。”高秀莲说,“她说,人家信她,把心窝子的话跟她说了。这份信,她得还。”
“怎么还?”
“她没说。”高秀莲说,“她就说,会有人来问。有人问,就还。”
我明白了她母亲的意思。所谓“还”,不是把一件东西交出去。是把那些年被托付的话、被信任的那份分量,接着传下去。有人来问,就把母亲这一辈子怎么过来的,说给问的人听。
这就是“还”。
我看着那面鼓,忽然懂了高秀莲为什么要写这篇东西。
她不是要替母亲辩解,也不是要抹黑。她只是想弄清楚,母亲那辈子,到底是怎么想的。现在她知道了一半:母亲相信自己说的每一句话,也相信自己欠着每一个人。
“那人情,怎么还呢?”我问她。
“我不知道。”高秀莲说,“我妈没说。可我想,我把她的故事写下来,让来问的人看见她这一辈子是怎么过的,这算不算还?”
我没答。这是她的事,不是我的。
“我妈救过人,也耽误过人。”她说,“准的时候,人说她仙;不准的时候,人说她骗。这些话,我都写进去了。我把好的坏的都摆出来,让别人自己看。这也许就是还。”
她把鼓面又擦了一遍。
“你写的时候,”她说,“别替她藏。她什么样,就写什么样。”
我说我正是这么写的。
“我姐不这么想。”高秀莲忽然说,“我姐说,妈一辈子窝囊,给人看事也没落下什么,最后就剩个虚名。她说写什么写,烧了算了。”
“你怎么说?”
“我说,你恨她,我不恨。”高秀莲说,“她欠了这个家,也欠了那些来求她的人。功过搁一块儿,才是我妈。少一样,都不是她。”
她把稿子往怀里拢了拢。
“你写完了,我姐要是看见,骂我,我认。”她说,“可我不能替她瞒着。瞒着,我妈这辈子就真只剩个虚名了。”
我看着这个女人。她五十岁不到,脸上已经有老人斑了。她替母亲争的,不是名声,是一个“真”字。
“她临终那句‘还’,不是说还东西,是说还人情。”
14 拆解·名
案子记到这儿,按规矩,该拆解了。
我的规矩是:把能查的查清楚,把查不到的写明查不到,剩下的,记下来,不解释。这一卷要拆的是几个词。出马、弟马、跳大神、讨封。这些词天天在榆树的地里被人说着,可真要问是什么意思,谁也说不明白。
先说“出马”。
这是东北的说法。指仙家附在一个活人身上,借这个人的嘴说话、看事。那个被附的人,叫“弟马”,也叫“香童”。我查到的资料里说,弟马多是些家里穷、身子弱、或经历过一场大病的人。高王氏十九岁那场高热,正对得上这个路数。
“跳大神”是两个人的活。一个唱,一个答,配着鼓点。唱的那个是大神,答的那个是二神。现在演出里、影视里能看到,表演性质居多。高秀莲说她母亲“不跳,也不唱”。她不是那种跳大神的,她是另一种——坐着说话的那一种。
最难的是“讨封”。
我在网上查,说法五花八门。流传最广的是黄鼠狼讨封:黄鼠狼修到年头,站在路边问路人,你看我像人不像人。路人说像,它就得了道;说不像,它就白修了。
我把这条记下来,标注:民间传说,各地版本不同,无文献可考。
可这个传说里,藏着一个理。讨封讨的是“名分”。一个东西要被承认,得有人开口认它。仙家要被人认,才算是仙家。
我查了地方志,查了民俗学的书。“讨封”这个词的确切出处,查不到。它不像一个正式的仪轨名称,更像一句老辈口耳相传的俗话。书上没有,只在老百姓嘴里活着。
我试着追“名分”这两个字。儒家的名分,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各安其位。民间的名分,是“你得有个说法”。一个寡妇改嫁,要个名分。一个孩子过继,要个名分。一个仙家要被人供着,也得有个名分。
高王氏在鼓框内侧刻“名分”,刻的是这个。
我查到一个说法,记在这里,存疑:东北地区早年间,出马弟子收徒,要给新弟子“安名分”。师父赐一个法号,写在红布上,弟子供着。有了这个名分,弟子就能开门看事。
这条我查不到旁证。只有一个论坛帖子提到,写帖的人说“听老人讲的”。我把它归进“查不到”那一栏。
查得到的是:所有的称呼、所有的说法,都指向同一件事——一个“名分”。弟马要名分,仙家要名分,看事的人要名分。名分不是神仙给的,是人认的。
村里人叫高王氏“仙家”,认了她一辈子。这个名分,是村里人给的。
我还想补一条。我查到一个说法,说弟马分两种。一种是被“抓”的,一场大病之后突然就能看事,自己也是稀里糊涂就成了;一种是“承”的,师父带出来,一代一代传。高王氏属于前一种——她那场高热之后,突然就说自己被仙家抓了。于桂珍说她教过高王氏,教的是怎么跟来的人说话,不是附体那套。
这说明什么?说明高王氏的“出马”,有一半是无师自通的。那场病给了她一个说法,剩下的,是她自己一点点摸出来的。没人给她一套完整的规矩,她自己造了一套。
我把这条也记进本子。标注:弟马分类,来自网络二手资料,未见权威出处,存疑。
我查到一个细节,值得记一笔。有些地方,新出马的弟马,头一回“开口”之前,师父会教他说一句固定的话,大意是“我不是神,我是替人传话的”。这句话各地版本不同,意思一样:先把自己的位置摆低,摆在“传话的”上。
我看着这句话想了很久。高王氏要是学过这一句,那她一辈子说的那些话,就都不是“她的”话,是“传”的话。传话的人不用对内容负责,她只是个通道。这跟她女儿说的“她没跟人说过一句假话”,对得上——传话的人,确实没编过一句。
可传谁的话?仙家的。仙家的话对不对,谁来判断?没人判断。因为那是“那边”的话,这边的人没法核。
我把这条存疑:出马弟子的“传话”定位,来自二手资料,未见权威记载。
还有一层,我得写清楚。讨封这个词,讲的是“被承认”。可承认这件事,是有方向的。谁承认谁?
黄皮子讨封,是仙家求人认。人一句“像”,仙家就成了。人被仙家附,是仙家认人——认下这个弟马。高王氏这一辈子,先是被仙家“认”了,成了弟马;再是被村里人“认”了,成了仙家。两头都认,她就立住了。
一个名分,两次承认。先把人认成仙家的嘴,再把仙家的嘴认成村里的仙。这两步一走,高王氏这个人,就没她自己什么事了。她成了大家共有的一个东西。
拆解到这儿,我这节的结论是这样:这几个词,出马、弟马、跳大神、讨封,没有一个有清爽的定义。它们在老百姓嘴里活着,意思跟着说话的人变。你问十个人,能问出十种说法。唯一稳定的,是那个内核——名分。
名分不是神仙给的,是人认的。
15 拆解·源
拆解的第二节,查源流。我想弄明白,东北的出马,是从哪儿来的。
我先查萨满。东北的萨满教,是通古斯系统,满族、锡伯族、鄂伦春族都有。萨满的核心是“通神”——萨满在仪式中进入一种状态,替人跟神鬼打交道。这一点,跟出马弟子“附体看事”,确实像。
我查到一条线索:清代宫廷里,有官方的萨满祭祀。故宫里还留着坤宁宫的萨满祭神场所。但那是宫廷的、满族的、有典章的祭祀,跟民间出马是两回事。我把这条记下来,标注:宫廷萨满,与民间出马不能直接等同。
明清以来的民间记载,我查了一些笔记和地方志。
有一类词反复出现:“巫”“师婆”“跳神”。地方志里常写某地“信巫”,某地的巫“为人祈禳治病”。这些记载很简略,往往只有一句,带着贬义。修志的人看不上这些,觉得是陋习。
有一条记载我记了下来:某地志写,当地有“神婆”,为人“看香问病”,病人“往求之,间有愈者”。意思是,去看的人里头,偶尔有治好的。这跟高秀莲说的“有时候准,有时候不准”,是一个意思。
我查不到的是:这些“巫”“师婆”,跟今天东北的出马弟子之间,有没有一条清楚的传承线。断口太多,对不上。
最查不到的是这一段:一九四九年以后,到改革开放。
这段时间,民间信仰被当作迷信,受到压制。出马、跳神这类活动,公开场合基本绝迹。我翻了地方志、查了资料,想找到这三十年里出马仙的记载。
查不到。
不是说完全没有。是公开的、可查的记录里,这一段是空白。零星的资料里偶尔提到“取缔巫婆神汉”,但都是运动式的记录,不是对这门行当本身的记载。
这就留下一个大问题:高王氏一九七一年那场病之后,成了一个出马弟子。她的那套东西,是从哪儿学来的?于桂珍说她教过她。于桂珍又是跟谁学的?再往上,断了。
我把这一栏写明:1949—1978,出马仙的传承,查不到公开记载。这是这一节最大的空白。
我把查到的东西排一排:
一,萨满教的“通神”,跟出马“附体”,形态相似,但一个是族群典章,一个是民间行当,不能直接划等号。
二,明清民间有“巫”“师婆”“看香”的记录,零碎,带贬义,跟今天的出马对不上线。
三,1949 到改革开放这一段,查不到。
三段里,两段模糊,一段空白。所谓“源流”,我能给出的,就是这些。
我不死心,又查了一轮。
我查“胡黄白柳灰”。这是东北出马仙供奉的五种动物——狐狸、黄鼠狼、刺猬、蛇、老鼠。我查到的资料说,这叫“五大仙”,是民间对五种动物的拟人化。这五样东西,在华北叫“五大仙家”,在有些地方叫“五大家”。
这倒是一条能对上的线。它说明东北的出马,跟华北的民间信仰,是一套底子——都是把动物当成像人一样能修、能报恩、能报复的存在。这套底子,全国都有,只是各地叫法不同。
我查到清朝有个说法,说某些大家族供奉“五大仙”,跟看家护院一样,是“家仙”。这个我记下来了,标注:来源不清,流传说法。
拆解这一节,我特意去了趟县城的图书馆。我想找一套地方民俗志,哪怕薄薄一册也好。
管理员是个年轻姑娘,帮我查了半天,说这类书早年间出版过一版,早借没了,也没再印。她给我找了几本泛黄的旧杂志,里面有一篇讲东北民俗的文章,提到“跳大神”,用了半页,配了张黑白照片。照片上两个人,一个坐着,一个站着,穿着戏服似的衣裳。我看不清脸。
我把那半页翻来覆去读。文章写于五十年代,字里行间带着那会儿的口气,管这叫“旧社会遗留的迷信”。它把跳大神当成一个“即将消灭”的东西来写。可七十年代的高王氏,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高王氏,一直到二〇二五年,这东西没消灭,活得好好儿的。
我还想试最后一条路。我查了县志,查了附近的几个县,想从地方文献里找一点这行当的影子。
找到的,都是零碎。某县县志里写,某地“有神婆,善言人祸福,乡人信之”,就一句,没有下文。另一本写,某年“禁巫,毁其具”。就这些。修志的人不肯多写,觉得不值当。
我忽然明白,为什么这段历史是空的。不是没发生过,是没人肯记。读书人看不上,当官的要禁,干这行的人自己不识字。一门行当,就这么在识字人的视野之外,活了几百年。它没有自己的文字,只有口耳相传。
口传的东西,传不过三代。高王氏从于桂珍那儿学来,于桂珍从她师父那儿学来,再往上,就断了。这不是谁的过错,是这种活法的必然。
那一段,我查不到。
16 拆解·异
拆解第三节,比较。我想知道,讨名分这件事,是不是东北独有。
我查了三个地方。东北的出马,华北的看香,南方的问米。
东北出马,附体,弟马替仙家说话。求的人问病、问事,弟马开口答。名分落在仙家身上——仙家借弟马的嘴,得一个“在人间说话”的名分。
华北看香,我查到的资料说,是看香火燃烧的形状、香灰的断法,来判断吉凶神意。求的人问事,看香的人盯着一炷香,看它怎么烧、怎么断。这里也有名分,只是名分落在“说法”上——一炷香烧出个形状,这个形状被认作一个答案。
南方问米,也叫牵亡,多在闽粤一带。我查到的说法是,问米婆请亡者附身,跟家里人对话。侨乡用得多,出海多年的人家里,靠问米跟“没了的人”说上话。名分落在亡者身上——亡者借问米婆的嘴,得一个“回来说话”的名分。
三个地方,三种形态。一个共同点:都有一个“中间人”。
出马的中间人是弟马,看香的是看香人,问米的是问米婆。中间人干的事,是把“那边”的话,翻成“这边”人能听懂的话。
我把这个共同点记下来:中间人的存在,是因为求话的人,自己说不出那句话,或者不敢说。他们需要一个“别人”的嘴,把话说出来。
高王氏的活,就是这张嘴。来的人心里有话,不敢跟男人说,不敢跟婆婆说,不敢一个人扛。她替他们说。“这话你该跟你男人当面说”——她把话递回去,让说话的人自己说。
名分这件事,落到最后,是一个“说话的名分”。谁有资格开口,谁的话算数。
拆解之前,我先把三样东西的“现场”记下来。
看香我在资料里见过描述。一炷香点着,看香的人不看病,看香。香烧到哪儿断了,灰往哪边倒,都是说法。问的人不说话,盯着那炷香。答案不在人嘴里,在香灰里。
问米不一样。我查到一段旧记载,说问米婆坐在米上,请亡人“下来”,附在她身上,跟家里人一问一答。哭声、笑声,都是那“下来的人”的。侨乡用这个,跟出海不归的人有关——活人需要一个告别。
出马又不同。仙家附在弟马身上,可弟马不哭不闹,坐着跟人讲道理。高秀莲说她母亲“不像那些人”,大概就是说,她不做那些吓人的样子。
三样东西,一个共同的地方:都得有个“附”上去的人。
我把这三种形态,画成一张表。中间人、名的落点、求的人想要什么,三栏,一行一个地方。
出马:中间人是弟马,名分落在仙家,求话的人想要一个“说法”。看香:中间人是看香人,名分落在香火的形状,求话的人想要一个“吉凶”。问米:中间人是问米婆,名分落在亡人,求话的人想要“再说一句话”。
画完我看着这张表。三种形态,求的东西不一样,可结构是一个:有人想说话,有人替他说,有个“名分”让这话算数。
我查三者之间的关系,查不到。
它们之间有没有传承?东北出马是不是从华北看香来的?问米和出马是不是同源?我查到的资料,各说各话,没有一条能把三者连起来的线。民俗的事,往往如此——隔着千山万水,长得却像。像,未必是亲戚。
我只能记下它们“像”,不能记下它们“源”。
三者的差别,在我眼里,是“谁在说话”的差别。
出马,是仙家在说。看香,是香火在说。问米,是亡人在说。
可在高王氏这儿,我总觉得,真正说话的,是来问事的那个活人。她只是听着,然后把自己的听闻,说回去。
我把一个细节记了下来。三种形态里,中间人都可以是女人。出马的弟马、看香的看香人、问米的问米婆,多是女性。为什么?
我查到的解释是:这些活,靠的是“被信”,不是“懂”。一个女人,一个在家里没有话语权的女人,一旦被认定为“能通那边”,她在村里的分量就变了。她说的话,没人敢不听。这跟她在家里是不是媳妇、是不是嫂子,是两回事。
这是另一层名分。她在“那边”的名分,补上了她在这边缺的名分。
高秀莲说过一件事,我记在这里。她母亲在家里,说话是不算数的。家里的事,丈夫说了算,婆婆说了算,后来连女儿都敢顶嘴。可一出门,来求她的人叫她仙家,她一开口,满屋子人静下来听。
“只有在别人来求她的时候,她才像个有分量的人。”高秀莲说,“你在家看她,就是个受气媳妇。你来看她看事,她就是另一个人。”
我想,这也许就是她这辈子看事的真正缘由。不是为了钱,也不全是为了帮人。是为了那几个小时里,有人认真听她说话。这个名分,她在家里挣不到,只能在那些来求她的人身上挣。
三个地方,求的是同一样东西:一个开口的名分。
17 拆解·人
拆解第四节,写人。这一节我最想写,也最难写。
我想弄明白的是:在榆树这样的地方,高王氏这样的出马弟子,到底替谁服务。
我查到一个背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农村的医疗资源匮乏。赤脚医生管小病,大病得进县城。可很多家庭没钱、没路费、没人陪,进不了城。病了,就在家扛。扛不过去,才想别的办法。
“别的办法”里,就有一条:找看事的人。
高秀莲给我讲过她母亲的一天。
早上起来,扫地,烧水。有人来,就坐下说话。来的人里,什么人都有。
有媳妇,男人跑了,孩子吃奶,哭得站不稳。有老头,胸口疼,舍不得去医院的钱。有老太太,儿子在外头打工,几年没信,怕出事。有残疾人,出门不便,托人捎话来问。有赤贫的,连看事的钱都掏不出,高王氏不收,还管一顿饭。
高秀莲说:“来的都是难人。”难人,就是过不去坎的人。
我把这些人分了分类。
第一类,是有病无钱的人。高王氏让他们去医院——这一步,她做了分诊的事。她没有医术,但她能分辨“这个得赶紧上医院”和“这个在家养养”。她那句“你去拍个片子”,比什么都不做强。
第二类,是有话无人说的人。媳妇的委屈,老人的牵挂,这些话在家里说不出口。高王氏给了他们一个说的场合。她听着,然后替他们把话理顺,递回去。
第三类,是心里过不去的人。失眠,害怕,觉得日子没奔头。高王氏陪他们说话,一坐半天。这算什么?我查了资料,有个词叫“心理支持”。在没有心理咨询的年代,在县城连个心理医生都没有的年代,高王氏这样的出马弟子,承担了这部分功能。
写到这里,我想说清楚一件事:我不认为高王氏是骗子。
她相信自己说的每一句话。她给的不是鬼神的答案,是实话——你该跟你男人当面说,你该去医院,你别跟婆婆置气。这些话对不对?大多是对的。
她的“看”,是什么?是长期的观察。她在这个村里住了一辈子,谁家的媳妇进门,谁家的男人跑了,谁家孩子病了,她都知道。来的人一进门,她看一眼气色,听两句措辞,就能猜个八九分。再加上她会问,会听,会把话往深里引。
这不是神通。这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熟人式体察。是倾听,是暗示,是熟悉。
我还想写一类人:女人。
来找我母亲的,十有八九是女人。在这个体系里,女人找到了一个位置。高王氏自己,一个没读过书的农村妇女,丈夫残疾,家境贫寒,却因为“能看事”,在村里有了一席之地。来求她的人,不论贫富,都得叫她一声仙家,都得听她说几句。
这是她这辈子唯一挣来的“名分”。
我查到一句话,是一个研究民间信仰的人写的。他说,在缺医少药的年代,巫医“填补了医疗与心理之间的空白”。我把这句话抄下来。
高王氏就是那个空白里的人。医院管身子,她管心里那点过不去的东西。这两样,那时候都没人管,她就都管了。她不收孤寡残疾的钱,不是因为大方,是因为她知道那些人比谁都难。
我还想写一句公道话。
村里骂她“装神弄鬼”的那部分人,也有他们的道理。老李家的媳妇,胸口疼找她看,她说没事,是气不顺,拖了三个月,查出肺癌晚期。这事是真的。信她的人说她准,不信的人说她耽误了病。两种说法,都有根。
我不能说谁对。我只能说:一个没有医术的人,被当成医生用,这是那个年代的错,不是她的错。她能做到那份上,已经做到了一个普通人能做的全部。
我还查到一点。那时候农村妇女,很多有“心因性”的毛病——睡不下,吃不下,胸口堵,说不出哪里疼。这些病,医院查不出器质问题,可人确实难受。高王氏陪她们说话,一坐半天,她们就能睡着了、吃下了。你说这是仙家治好的?不是。你说这是没治好?可人确实松快了。
这类毛病,现在有个说法,叫“躯体化”。情绪憋在心里,变成了身上的疼。高王氏不懂这个词,可她懂这些人。她知道来的人不是装的,是真难受。她能给的不是药,是一个说话的地方。
在那个年代,这地方比药稀缺。
我把这一节收一收。写人,我写了三类——有病无钱的,有话无人说的,心里过不去的。这三类人,医院管不了,家里人顾不上,村委会不闻不问。谁管?高王氏管。
她不是被派去的,是自己站到那个位置上的。为什么站上去?因为十九岁那场病,因为她“被仙家抓过”的说法,因为村里人需要一个能说话的人。这几样凑在一起,把她推了上去。她站上去,就再没下来。
一个社会,总有些缺口。缺口没人补,就会有人用别的方式补上。高王氏用出马弟子的身份,补上了那个缺口。这不体面,可有用。
她给的从来不是鬼神的话。她给的是——有人听你说话。
18 拆解·身
拆解第五节,写身。这一节要回答一个最难的问题:高王氏到底信不信。
我先从医学上查。
十九岁那场高热,意识模糊,说胡话。这在医学上叫“发热性谵妄”。高烧影响大脑,人会说些平时不说的话,看见些不存在东西。高王氏醒来后说“被仙家抓了”,很可能是那几天高热时留下的印象。烧退了,那个印象还在。
还有一种情况,叫颞叶癫痫。我查到资料说,颞叶异常放电,会让人产生强烈的“存在感”——觉得有个东西在那儿,觉得经历过某件事,觉得被注视。这种体验,当事人深信不疑,因为它太真实了。有人把它跟宗教体验、灵性体验联系起来研究。
我把这条记下来,标注:医学上对某些“通灵体验”的一种解释。
高王氏那场高热之后,会不会留下这样的东西?我不知道。我没有她的病历,没有任何检查记录。她从没做过脑电图。这条只能存疑。
第二类,是暗示和催眠。
我查到,人在特定的期待下,会不自觉地配合。来求她的人,事先就“信”她能看事。这种期待,会让人不自觉地提供信息——点头、叹气、抹眼泪。高王氏一句“是不是为钱的事”,对方一点头,她就顺着往下问。
这不是骗。这是暗示。问的人和答的人,都在一个“她在看事”的框架里,一起把话说下去。
还有安慰剂效应。我查到,病人相信一种治疗有效,症状真的会缓解。高王氏陪人说话、让人心里松快,这件事本身就有用。来的人不哭了,睡得着了,这效果是真的。至于它是从“仙家”来的,还是从“有人听你说话”来的,分不清。
第三类,是群体期待。
一个村子里,所有人都说高王氏看得准。这种说法传开,会形成一种氛围。谁家有事,第一反应就是去找她。去了以后,因为“都说她准”,你说的话会不自觉地往她那边靠。她说的每句话,都被人记住、传开。说准了的,传得神乎其神;说不准的,慢慢就没人提了。
时间一长,连她自己都信了。
写到这里,我得回答那个问题了:她信不信?
我的答案是:她信。
她不是装的。她真觉得自己能看见。那场高热给了她一个起点,村民的信给了她一个名分,几十年的实践给了她一套办法。她把这三样东西揉在一起,过了辈子。她从不怀疑自己,因为在她周围,没有人怀疑她。
她的“看”,拆开来看,是观察、倾听、暗示、熟悉村情,再加上一点医学上说得通的体验。这些加起来,就够了。够她看一辈子事,够她帮一群人,够她挣一个名分。
她信。这才是问题。
一个真信自己的人,和一个装信的人,哪个更让人说不清?我说不清。我只记下来:高王氏信她说的每一句话。高秀莲想知道她信不信——答案是信。可这个答案,没让高秀莲轻松。
要是她装的呢,倒好办了。坏就坏在她信。
拆解到这儿,我把医学这一节的话,拢一拢。
发热后意识改变——解释她十九岁那年那场病。颞叶异常放电——解释她那些“真切”的体验。暗示与催眠——解释她怎么从来人嘴里套出话。安慰剂效应——解释为什么来的人“好了”。群体期待——解释为什么全村都信她。
这五样,单拿出一样,都解释不了全部。凑在一起,够了。够解释一个农村妇女,怎么在没有神通的情况下,被人当了一辈子仙家。
我没有一样能证明。我没有她的病历,没有脑电图,没有当年的记录。我有的,只是她女儿的一句话:她信。
拆到最后我得承认:我这五节节节在拆,可拆完了,高王氏还是那个高王氏。
医学能解释她那场病,能解释她的体验,能解释来人为什么信她。可解释不了她这个人——为什么她见不得人哭,为什么她把看事挣的钱贴给别人,为什么临死还惦记着一个“还”字。
这些东西,不在医学里。在一个人的一辈子里面。我查不到,也不打算查了。
我还想多说一句关于“信”的话。高王氏信,来求她的人也信。两下里都信,这件事就结实了。一个人信,那叫错觉;一村子人信,那叫现实。我拆了半天,拆掉的是“仙家”,可拆不掉这村子几十年的日子——谁家孩子病了去找她,谁家媳妇哭了去找她,她坐在炕上,倒一碗水,听半天。
这些是真的。我拆不掉,也不该拆。我要是把它全拆成“错觉”,那才是真的不敬——不敬那些来求她的人,也不敬她。
高秀莲问我的那个问题——她信不信——我原来的答案是“她信”。现在我要把这个答案改一改。她信不信,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些来求她的人信。是他们的信,把她架成了仙家。她一个人信,疯子而已;一村子人信,她就活成了仙。
这不是一个人的病,是一群人的需要。医学解释不了一群人的日子。
我合上本子。窗外雨停了。这一卷拆到最后,拆掉的是神秘,剩下的是人。一个烧过一场大病、被人信了一辈子、到死都记着“名分”两个字的女人。
她信。这才是问题。
19 暗线
稿子写完,剩下两件事。头一件,是我自己的。
那天早上翻开笔记本,那行字还在。不是我的字。
我认我的字。我写字,横平竖直,笔画收得紧,写了三十多年,改不了。那行字不一样,笔画松,往右斜,收笔带钩。
我没写它。可它在那儿。
字写的是一件还没去办的事。我盯着看了很久。它写的不是什么玄乎的话,是一件具体的事,一件我这几天一直搁着、还没顾上去办的事。它把那件事写出来了,用别人的字。
我只记录,不解释。
我把那行字抄进另一页,注明:某日晨,发现笔记本上出现此行,非本人笔迹。抄完,我把原件那页折了个角。折角是我的习惯,凡是存疑的东西,我都折角。
这是这一卷第一样留白。我不打算弄清楚它。我早年的规矩就是这么定的:解释不了的,记下来,不解释。这行字,我记下来了。
我想过把那行字擦掉。真的想过。铅笔写的,能擦。
可我没擦。这行字,我不明白它怎么来的,也不明白它要干什么。要是一句吓唬我的话,我倒安心了——至少知道有人冲我来。可它偏偏是句正经话,是一件我确实该办、一直没办的事。它像谁替我记了件事,怕我忘了。
我查过这屋子里有没有别人来过。旅馆的房卡只有我一张,门没被撬过。前一天晚上我写完稿子,合上本子,放在床头。第二天早上翻开,它就在那儿。
我没再往下想。想下去没有底。我把它记下来,折了角,翻过去。
第二件事,是林见夏。
播客破百万之后,她做了一期新的。那期讲了“各地都有的那个老太太”,讲一个出马弟子的女儿,想把母亲这一辈子写下来。
我没听那期。是她发消息告诉我的。
“我做了新的一期。”她说,“讲你那个案子。”
“你征得谁同意了?”
“我隐去了姓名地名。”她说,“我只讲那个女儿想弄明白母亲信不信。”
我说:“你这不是隐去,是换个说法讲同一件事。”
她没回。
过了一会儿,她转了一笔钱过来。一千。备注“素材费”。
我看着那笔转账,明白了一件事。
她和我的关系,就是这笔钱。她讲出去,一百万人听。我把听到的记下来。她付钱,我收钱。钱一转,两清。这是我们能维持下去的唯一方式——谁也不欠谁。
我想过别的方式。有一回她深夜发消息,说节目被骂了,有人举报她搞封建迷信。她问我怎么办。我回了一段很长的话,教她怎么在节目里加一句“本节目纯属民间故事,不作史实”。发完我就后悔了。
第二天她转了一笔钱过来,五百。备注“咨询费”。
从那以后我就明白了。多说一句,就是多一笔账。她付钱,事情就结了;不付钱,就是我们越了界。我们都需要那条线。她需要一个“查证的人”给她背书,我需要一个“付钱的人”让我觉得自己还在正经干活。各取所需,谁也别往线那边多看一眼。
我数过她转给我的钱。从去年冬天到现在,一共七笔,三千六百块。每一笔都有备注,每一笔都对得上一次活。没有一笔是多给的,也没有一笔是少给的。她把关系算得这么干净,是因为她也怕——怕哪一笔算不清了,这关系就变了味。
我记这些,不是嫌她算计。我自己也一样。她转钱,我查证,天经地义。正因为干净,才能长久。人和人之间,有时候就得隔着一层钱,才安全。
她有一百万听众。那些听众开始往节目里填自己的事,发来照片,发来留言。一只倒扣的碗,一个能看事的老太太。这些东西,被讲出来,就活了,长出了自己的命。
我记的东西,锁在本子里,只有我自己看。
同样是“讲述”,她讲给一百万人,我讲给一个人。一百万人听完,制造出更多的“事”;一个人听完,什么也不会发生。
我不知道哪种更糟。
我想到高秀莲的母亲。她也是搭场子的人——她不给出答案,把话递回去,让来的人自己说。播客和高王氏,干的是同一件事:搭一个空场子,让别人把心事填进去。区别是,高王氏的场子在一间土屋里,一次一个人;林见夏的场子在一百万部手机里,一次一百万人。场子越大,填进去的东西越多,就越分不清哪句是原来的,哪句是填的。
这两样留白,我都不解释。我早年的规矩:能解释的都解释掉,解释不了的,记下来。这是记录的人该守的本分。记下来,它就在那儿;哪天有人能解释了,自然能解释。在那之前,我不动它。
我把那行不是我写的字,又看了一遍。它还在等我去办那件事。我没办。我把它留在那儿。
行里的字,我看一笔,认一笔。那一笔一画,像是有人握着我的手写的——起笔的位置、用力的习惯,都跟我不同,可写的内容,偏偏是我心里搁着的事。我越看越觉得,这不是外人写的。是我自己某个时候,趁我没留意,替自己记下的。
这个念头一冒出来,我就把它按下去了。我不解释。
它写的是:去玉门看看。
我没去。这本子上,写着一件我还没去办的事。
20 交付
交稿那天,下着小雨。
我坐车到县城,进了裁缝店。高秀莲在,正在给一件棉袄锁边。见我进来,她把机器停了。
“写完了?”
“写完了。”
我把打印好的稿子放在案板上。厚厚一沓,三万多字。她拿起来,翻了翻,翻到中间,又翻回前面。
“我能看吗?”
“当然。”我说,“这就是写给您的。”
她把稿子摊开,坐在凳子上,从头看。看到一半,她起身给我倒了杯水,又坐下接着看。店里很静,只有熨斗架子滴水的声音。
我看她读。她读得很慢,一行一行,有时候停下来,盯着某一段看很久。我不知道她看的是哪一段。
我盯着她的脸。她读到写母亲看事那几段的时候,嘴角动了一下,像要说什么,又咽回去了。读到于桂珍说“她没跟人说过一句假话”那句,她抬起头看了我一眼,眼神很复杂,又低下去接着看。
我写的时候没敢写太大的话。我没写“她伟大”,也没写“她是受害者”。我只写她说过什么、做过什么、别人怎么议论她。剩下的,让读的人自己想。高秀莲要的就是这个——她不要我替母亲下结论,她要自己看清楚。
过了快一个钟头,她抬起头。
“你把我妈写活了。”她说。
“我只是记。”
“你写的就是她。”高秀莲说,“她就是这么个人。你写的那句,她每回都把话摊开说——对,她就是这么说的。”
她合上稿子,用手掌压了压。
“我想请您吃饭。”她说。
我说不用。她说那怎么行,写了这么久。我说我真的赶车。她没勉强,从抽屉里拿出尾款,四千,用皮筋捆着,放在我面前。
“点点。”
我点了,收进包里。
“还有一样。”她说。
她走到里屋,把那面鼓抱出来,用那张旧报纸包好,递给我。
“这个,你拿着。”
我愣了一下。
“我妈说,等有人来问,就还。”高秀莲说,“你来问了。这就是要还的东西。”
“这鼓——”
“我留着没用。”她说,“我姐不要,我也用不上。你既然把它写进去了,你拿着。”
我想推辞。她不让。
“你拿着。”她说,“不然我妈那句话,就算白说了。”
我接过来。报纸包着的鼓,比我想的沉一点。
“稿子里的名字,”她在我收拾东西的时候说,“我用吗?”
“什么?”
“你写的那些人名。于桂珍,王老太太,老李。你要是同意,我想把这篇稿子,抄一份,搁我妈坟前。”
我说:“随你。”
“我不发表。”她说,“就烧给她看。”
我没说话。她把稿子重新叠好,抱在怀里,像抱着一样东西。
我起身告辞。她送我到门口。雨小了,街上的水汽往上冒。
“陈默。”她忽然叫我。
我回头。
“谢谢你。”她说,“我妈这一辈子,头一回有人这么认真地听。”
我说不用谢。我挎着包,一手拎着那面鼓,走进雨里。
我想过把那句话写进稿子里。就是她最后说的那句——临终那句“还”,不是说还东西,是说还人情。我写进去了,写在最后一节。那是整篇稿子的落点。
高秀莲看到那句的时候,眼眶红了。她没出声,用手背抹了一下,接着往下看。我没说话。有些东西,写下来就够了,不必当面再说一遍。
我把鼓推辞了半天,最后还是收了。走出裁缝店,回头看了一眼。高秀莲还站在门口,抱着那沓稿子。她没进屋,就那么站着,看我走远。
我想起第一次见她那天,她也是这么站在缝纫机边,问我要不要接这单。那时候她眼里有个问题,憋了很多年。现在稿子交了,那个问题还在不在?我想,还在。一个问题,不是一篇稿子能解决的。可把它写下来,摆在那儿,人就不用天天在心里翻来覆去地想了。这也许就是写东西的用处。
雨点打在报纸上,鼓被我护在怀里。报纸湿了一角,我把它往里掖了掖。
我做过十几单这样的活。交稿的时候,有的客户当场翻脸,说写的不是他们要的;有的客客气气,转完钱就再不联系。高秀莲是头一个,让我觉得这稿子是对的。她没夸,没谢,只是把稿子抱在怀里,像抱着一件终于有了着落的东西。
这单活,我写的不是高王氏,是高秀莲心里那个问了半辈子的问题。答案我给不了,我只帮她把问题理清楚了。理清楚,也许就是她要的东西。
这就是我这一单的交付。稿子给了,尾款收了,鼓也带走了。样样清楚。
走到车站,我把鼓放在膝盖上,掀开报纸看了一眼。
我想起于桂珍说过的话。她说那两个字,是高王氏病好那年刻的,刻了三天。一个十九岁的姑娘,发过一场大病,醒来就拿刀在鼓框上刻字,刻“名分”。她那时候,未必懂这两个字的分量。她只是模模糊糊觉得,自己得有个什么,才能把那场病、那些胡话、那些被抓去的日子,安顿下来。
刻了三天。手都磨破了吧。于桂珍没说,我也没问。
鼓框内侧,两个字,还在。
名分。
21 玉门
离开榆树那天,天晴了。
大巴出城,窗外的玉米地一片接一片。我把那面鼓放在脚边,用报纸包着。它跟着我从县城到省城,再往回走。我没打开过它。
车过松原的时候,我打开笔记本,写这一单的最后一笔。
编号。我给每单案子编号,格式是地名加年份加序号。北新桥那单是京西-1952-007。天津那单是津门-1991-003。汾阳那单是汾阳-2019-001。用案子里最早死人的年份,不用我查证的年份。
这一单,我写:榆树-1971-001。
一九七一,是高王氏那场病的年份。虽然另外还有两个说法,七〇,七四,可我用的还是七一。没有为什么,就觉得该用这一个。
写编号的时候,我想起三年前那单汾阳的案子。那一单,我用的是延生走的年份,不用我查证的年份。北新桥那单,用的是陈启明在登记表上签名的年份。每单案子,我都用案子里最早那个人所在的年份,不用我的。
这是我自己定的规矩,没什么道理。就是觉得,该用他们的年份,不该用我的。我只是一个记录的人,年份是他们的,故事是他们的,我借来用一用,最后得还回去。
写完编号,我翻到前面。那行不是我写的字,还在。去玉门看看。
我一直没去办。
我盯着那四个字。它是在我笔记本上出现的,用别人的笔迹,写着一件我没去办的事。我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出现的,也不知道是谁写的。我只知道,从看见它的那天起,我就一直记着,一直没去。
玉门。这个名字,我在别的地方见过。
我想起来了。是磁带。
第八盘,标签写着玉门,日期一九九二年六月十九。那盘磁带的内容,我听过一次——只有风声。风刮过什么东西,呼呼地响。父亲念了一串房号,念到十七的时候,重来。
玉门,房号,风。
还有那只碗。听众照片里的粗瓷碗,倒扣着。何家客厅四角的碗,倒扣着。我忽然把这些东西排到了一起——榆树的鼓,北新桥的碗,玉门的房号。
车到长春,我转车。候车厅里人很多,我找了个角落坐下。
我把十一盘磁带在心里过了一遍。按标签排,是乱的。可父亲录它们的年份,是一九九一年到一九九三年。那些地名——沅陵、北新桥、天津、汾阳、池州、玉门、榆树、雷山、泉州、涞源。
我拿起笔,在纸上写:玉门。
写完,我看着这两个字。
那行不是我写的字,写的是“去玉门看看”。我一直以为那是一件还没办的事。现在我不这么想了。
它是个提示。
我不知道谁在提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是玉门。我只知道,下一站,我该去那儿。
那是个空城。我听人说过,玉门老城区的人搬走以后,剩下大片空房子。风穿楼而过。有人在里头,天天给一栋空楼送水。
我不知道那个人是谁,也不知道那栋楼在哪一层。只听过一个说法:他每天拎着一缸水,走到那栋空楼前,把水放在门口。年年如此。没人知道为什么。
我想起那面鼓,还在包里。
高秀莲说那是我该拿的东西。可我一路带着它,总觉得沉。不是分量沉。是它背后那些话沉——一个女人一辈子的“看”,一村子人托付的心事,最后都压在鼓框那两个字上。
名分。
我替她写下来了。写下来,算不算替她还了那份人情?我不知道。我只知道,稿子交了,鼓带走了,这事在我这儿,也算有个名分了。
我又想起到榆树第一天,高秀莲站在缝纫机前跟我说的第一句话。她说:“我想知道她信不信。”当时我不懂这句话的分量。写了三万字,我懂了——她问的不是母亲,是她自己。一个女儿想知道,母亲那辈子说的那些话,有没有一句是真心。
现在她有答案了。我也跟着,把自己的一桩旧事,翻出来搁在了桌上。那行不是我写的字,那盘没有标签的磁带,还有这些散在各处的碗。它们跟我写的高王氏,是一路货——都在等人来问,等人来记。
父亲把它们留在磁带里,我把它写在本子上。高秀莲把母亲的鼓交给我。我们都在做同一件事:把一个东西,交给下一个愿意听的人。
我不知道下一个是谁。也许是玉门那个天天给空楼送水的人,也许是那个往播客里发照片的听众。也许谁也不是。可这不妨碍我继续走。我这一行,就是替人把说不出口的话,记下来,交出去。高秀莲的母亲干了半辈子,我也在干。
她得了个“仙家”的名分,我什么名分也没有。我只是个写东西的。可我写的东西会替我活下去——就像那面鼓,替高王氏活下去。
榆树这单,我记满了两个本子。一个写高王氏,一个写我自己。写一个别人的时候,我总忍不住往自己身上想。父亲那十一盘磁带,我一盘也没真正听完;那行不是我写的字,我也一直没去办。我替别人理清楚了问题,自己的,还乱着。
屏幕上的站名一个一个跳过去。下一个是玉门。
我合上本子。检票的广播响了。
下一站,玉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