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周第一次进我家面馆时,外头正下着雨。
他把一把折叠伞靠在门边,伞骨断了一根,雨水顺着伞尖往下淌。他身上穿着件洗得发白的夹克,肩头湿了一片,进门后也没急着找座位,只站在门口看了看墙上的菜单。
“有清汤面吗?”他问。
“有。要什么浇头?”
“不要浇头,一碗素面。”
我妈在灶台后抬头看了他一眼。
我们店开在旧街拐角,地方不大,三张桌子,四张凳。招牌是我爸留下来的,红底白字,写着“阿芸面馆”。爸走了六年,妈的膝盖不好,店里大多数时候是我一个人忙。
那天是十月初,拆迁通知刚贴到街口。通知上写得清清楚楚,整条旧街都在改造范围里,具体搬离日期还没定。店里坐着的两个老客正聊这件事,声音不高不低。
“这回是真的,连路灯杆上都贴了。”
“我家房子早没了,租的。到时候跟着搬呗。”
老周听见了,往墙边挑了张空桌坐下。
我给他端去一碗面。面上只有一点葱花,汤清得见底。他吃得很慢,筷子落下去几乎没声音。吃完后,他把碗端到柜台边,放下一张十元钞票。
“多了。”我说。
“一碗多少钱?”
“九块。”
他等我找了一块钱,才把钱收进口袋。
那天以后,他每天都来。
不管天晴下雨,不管中午还是傍晚。他总在三点前后出现,点一碗素面,坐在靠窗的位置,吃完把碗送过来,付钱。多出来的一块不肯留,少一分也不会让我抹零。
起初我以为他是附近工地上的人。旧街边上有个拆了一半的仓库,偶尔有人在那里干活。后来我发现,他身上总是干干净净,衣服旧,鞋却擦得很亮。他从不提自己住哪儿,也没跟别人搭过话。
我妈说:“这人倒是有规矩。”
我说:“每天一碗素面,能有什么规矩?”
“不是每个吃饭的人,都记得把碗放回柜台。”
她说得对。老周吃完后,都会把碗端来,筷子并排放在碗沿上,碗底没有剩汤。他不是怕浪费的人,倒像是在认真做完一件事。
十一月,拆迁的事说得更具体了。
街道上来了几个人,拿着图纸挨家挨户登记。我们面馆是租的,房东姓梁,住在另一片新街区。他来店里看过一次,说合同到年底,拆迁怎么处理,他也不清楚。
“反正你们先别急着搬。”梁叔说,“有正式通知我再跟你们讲。”
我妈把围裙上的水擦干:“我们也不想急。可这里一拆,店没了,我们去哪儿?”
“周围还有铺子,找找看。”
梁叔说得轻巧。我知道附近租金比这里高了一倍,生意也未必做得起来。我妈的膝盖经不起重新装修,我手头存的钱只够维持几个月。
老周就在那天进了店。
他坐下后,听我和梁叔说了几句,照旧点了一碗素面。
梁叔看了他一眼,没再说话。
从那以后,街上开始有人猜老周的来头。
有人说他是拆迁办的人,天天来观察住户;有人说他以前在街上住过,回来看看;也有人说,他就是个喜欢吃素面、舍不得多花钱的孤老头。
我不喜欢别人议论他。
“人家吃碗面又没碍着谁。”我有一次对隔壁卖杂货的金婶说。
金婶把声音压下来:“我也没说他不好。我就是觉得奇怪,天天来,就只吃一碗素面。你说他图什么?”
我没回答。
老周把这句话听见了。
他照旧坐在窗边,拿起筷子,停了片刻,又继续吃。那碗面他吃得比平时慢,最后把汤也喝了。
他走时,忽然问我:“这店是你开的?”
“我和我妈开的。”
“房子呢?”
“租的。”
他点了点头,没再问。
我当时没把这句话放在心上。旧街里的人,谁家房子是自己的、谁家是租的,几乎都能说出个大概。老周这么问,大概也是听见了拆迁的事。
十二月,通知贴到了每一家门口。
拆迁区域画得更明确,旧街这一排都在范围内。住户需要在规定期限里配合评估、核对信息,后续手续会逐户通知。街口的小广播每天播两次,提醒大家带好证件,按登记时间去临时服务点。
我们这间面馆是承租户。梁叔拿着租赁合同跑了两趟,回来时说,房子的手续要由产权人自己确认,租户这边能拿到什么,还得看后续安排。
“他说会给我们留搬迁时间。”梁叔说,“补偿什么的,得按规定走,我没法替你们答应。”
我妈没说话,手指捏着围裙边。
她不愿意离开这里。
我爸开这间店时,店里只有一张桌子。后来生意好了,才添了另外两张。爸走之后,妈本来想把店关掉,是我不肯。我们熬过了最难的那几年,熟客一个个回来,门口的墙漆掉了又补,灶台换了两次。每一处都不像什么值钱的东西,却是我们母女两个人的日子。
我不敢说一定能把店留下来,也不敢劝妈立刻放下。
那段时间,老周依然每天来。
他每次都要一碗素面。他不看拆迁公告,也不跟其他人聊搬迁的事。倒是有一次,他吃到一半,问我:“面里是不是换了面粉?”
我愣了一下:“没有吧。怎么了?”
“比前几天硬一点。”
“最近供应的面条换了批次,我正想问店家。”
老周把筷子放下:“那你再问问。面还是这家的面,口感变了,吃的人能吃出来。”
他说得认真,我心里那点烦躁忽然松了些。
“你每天来吃,真吃得出差别?”
“吃得出。”
“那你以前常来?”
他没有立即回答,只把碗里的面挑起来,吹了吹。
“以前来过。”
“什么时候?”
“很久以前。”
他不肯往下说。
我妈把新面粉的事记了下来。隔天换回原来的面条,老周吃完后说:“对了。”
那是他第一次对我露出一点笑意。
我也笑了。
“你这人,挑起面来倒挺不客气。”
“面馆卖面,客人挑面,不算不客气。”
他说完,端着碗走了。
从那天起,我会在他来之前留意面条煮的时间。每次他吃完,我都问一句:“今天怎么样?”
他有时点头,有时说汤淡了,有时说葱放多了。我妈听了不高兴,嫌他像个专门来找毛病的,可只要他这么说,我们就会试着改一改。
他还是每天只买一碗面。
一月份,旧街开始做入户核对。
登记人员分批来,先问住户家庭情况,再看屋里摆设和居住痕迹。我们面馆不在居住登记里,梁叔得自己配合。我妈担心搬走后没地方做生意,我去问过附近几间空铺,租金都超过我们能承受的范围。
有一家位置不错,可要交半年的租金。我手里有钱,真交了,剩下的钱就不够付工钱、进货和我妈的药费。
我跟妈商量:“不然等房东那边消息,再决定?”
她说:“等到最后,铺子也没了。”
“现在租下来,也不是长久办法。”
“那你想怎么办?”
我答不上来。
那几天我脾气不好。老周进来时,我把面放在桌上,汤洒了一点。我连忙拿抹布去擦,他已经把碗往里挪了挪。
“你最近心里有事。”他说。
“拆迁的事,谁没事?”
“你们不是产权人,能做的事不多。”
“所以你也觉得我们没办法?”
“我没这么说。”
“你不住这里,当然说得轻松。”
老周没反驳。他吃完面,照常付钱,照常把碗送到柜台边。那天他离开时,我才意识到自己说话过了头。
我追到门口:“刚才我不是……”
“我知道。”他说。
他撑开那把旧伞,雨水打在伞面上,发出一阵密密的响声。
“你们先把该准备的东西准备好。”他说,“别因为着急,替别人做决定。”
他说完走进雨里。
那句话让我不舒服。我不知道他在暗示什么,也不知道他凭什么这么说。可当天晚上,我把租赁合同、进货账本和店里的照片都整理了一遍,至少想清楚,真要搬的话,我们得带走什么。
二月,街上开始有人签确认单。
有人拿到了搬迁安排,有人还在等复核。梁叔来得比以前勤,几次坐在店里跟我妈谈,说如果房子确认属于他,后续怎么处理就由他配合;如果资料不齐,也不想耽误大家。
我妈问他:“这间店以后怎么办?”
“我也在等通知。”梁叔说,“咱们当初的合同写得清楚,租期到年底。别的事,咱们各自按规定来。”
这话听起来没错,可我妈脸色还是沉了。
那天老周照常来了。
他坐在靠窗的位置,没问我面条软硬,也没问拆迁进度,只把一碗面吃得干干净净。起身时,他看向我妈。
“您在这里做了多少年?”
“二十多年。”我妈说。
“舍不得吧。”
“舍不得有什么用。”
老周沉默了一下:“有些事,得等核对清楚再说。”
我妈看着他:“你知道什么?”
他把手放回口袋,没有回答。
我正要追问,他已经出了门。
我心里生出一种说不清的疑惑。
那晚,我问我妈:“你认识老周吗?”
她把账本合上:“不认识。”
“可他说得像知道我们家的事。”
“也可能是以前来过。”
“他说以前来过,我问他什么时候,他不讲。”
我妈没接话。过了一会儿,她才说:“这街上的人,谁没有些不愿意说的旧事。你别追着问。”
可我没法不想。
老周每天来,每天只买一碗面。这件事已经持续了四个多月。他不曾多点一样东西,不曾拖欠过一分钱,也不曾在店里坐到打烊。他像是把每天这碗面当成一个约定,到了点就来,吃完就走。
三月初,临时服务点开始办理现场确认。
梁叔在上午去的,回来后说自己的资料还要补一项。他一边翻文件,一边跟我说:“这事麻烦得很。老房子年头久,档案不全,登记的人要对着原始资料核。咱们也只能等。”
那天下午,老周没有来。
我头一次发现,自己会留意他来没来。
店门开着,窗边那张桌子空着。三点过去了,三点半也过去了。我把面煮好又倒掉,怕他来晚了,面放久了不好吃。
可他没出现。
第二天,他也没来。
第三天,拆迁工作组贴出通知,要求相关产权人携带原始权属资料,按批次到现场核验。有人说现场会有统一的房屋信息清单,让大家带齐证件,别在窗口临时找东西。
我妈一边收碗,一边问:“老周是不是搬走了?”
“我不知道。”
“他这几天没来。”
“可能有事。”
我嘴上这么说,心里却有些空。那张窗边的桌子像少了件摆设,整间店都显得不大对劲。
第四天,梁叔又来了。他拿到一张补充通知,说自己那套房子还得核验一次。我们店的事依旧没定下来。
“明天就是我这批。”他说,“核完再看吧。”
我妈不想再问,只说:“你去吧,别漏东西。”
梁叔走后,我坐在柜台边算账。店里空了几分钟,门帘忽然被掀开。
老周进来了。
他还是那件洗得发白的夹克,手里没拿伞,头发上沾了几颗雨珠。他看上去比前几天更疲惫,脚步慢了一些。
我先松了口气,随即又觉得自己不该这么明显。
“这几天去哪儿了?”我问。
“办点事。”
“面还是素面?”
“嗯,一碗。”
我煮了面,端到他面前。
他先喝了口汤,停了停:“今天的汤好。”
“你几天没来,回来第一句就点评。”
“实话。”
我没忍住笑了一下。
他吃完后,没有像往常那样立刻起身。他把筷子平放在碗沿上,望着窗外那张拆迁公告。
“明天你们去现场吗?”他问。
“我妈和梁叔去。我陪着。”
“带上能带的旧资料。”
“我们是租户,手里只有合同和营业执照。”
“都带上。”
“你为什么这么关心这间店?”
老周抬眼看我。那双眼睛里有疲倦,也有一种像是话已经到了嘴边,却又压回去的迟疑。
“明天你就知道了。”
我把找零放到他手边:“你每次都把话说一半。”
“说全了,事情就不是那件事了。”
“这算什么回答?”
“算我现在只能这么答。”
他起身,把碗端到柜台边。然后从钱包里拿出九块钱,放在台面上。
我说:“你这碗面我请你。”
“不能请。”
“就当你几天没来,补一碗。”
“面是你煮的,钱该付。”
我看着那九块钱,没再推回去。
老周出门时,在门口停了一下。
“明天现场人多,别着急,先听完再说。”
门帘落回去,我拿起那碗筷子,碗底仍然干干净净。
第二天一早,我和我妈去了临时服务点。
那里设在旧街外的一间空仓库里,几张桌子沿墙摆着,工作人员按编号叫人。门口排了不少队,大家手里都拿着文件袋,有人一边等一边翻资料,有人不停地问下一批什么时候到。
梁叔已经到了。他手上拿着租赁合同和补充通知,眉头皱着,像是担心自己又少带了什么。
我妈把证件袋握得很紧。
“别担心。”我说。
“我没担心。”她嘴上这么说,手指却把袋口捏得发皱。
核验开始后,梁叔先进去。我和我妈在外面等。
有人从里头出来,说自己的资料对不上,得回去再找旧文件。也有人说核完了,要等结果。人群里声音杂乱,广播隔一会儿就报一次编号。
我低头看手机,离我们这批还有十几个人。
就在这时,老周出现在门口。
他没有排队,径直走到核验处旁边的工作人员那里,从夹克内袋取出一个旧文件袋。工作人员接过袋子,核对了封面上的名字,起身叫来另一位负责登记的人。
我妈顺着我的视线看过去,脸色变了。
“他怎么来了?”
“他说今天会来。”
“他也要核验?”
我没回答。
老周把文件袋放到桌上,工作人员问了他几句话。他答得很慢,每个问题都听清楚了才开口。等到工作人员翻开里面的资料,他把一张证件从内页里抽出来,递了过去。
那是一张产权证。
现场的嘈杂声没有一下子消失,可我耳朵里像是忽然空了。工作人员低头看证件,又抬头看老周,重新核对了几项信息。
老周站在桌边,背挺得很直。
我妈手里的证件袋滑了一下,掉在地上。我弯腰去捡,她却没动,只盯着老周手里那本证。
“那是……”她声音很轻,后半句话断在喉咙里。
我也认出了产权证上的位置。
那不是街口的房子,也不是隔壁杂货铺。
是我们面馆所在的那一间。
我看着老周,想起他第一次进店时问的那句:有清汤面吗?想起他问这店是我开的,房子呢。想起他说,有些事得等核对清楚再说。
可我还是不明白。
他怎么会是这间房子的产权人?为什么这些年没有出现?为什么他每天来店里,只买一碗面,却从不提这张证?
我走到他面前。
“你是房东?”
他把产权证放回文件袋里,没有躲开我的眼睛。
“是。”
“你一直知道这间店是我家的?”
“知道。”
“那你为什么不早说?”
旁边有人转过头来。核验员把资料暂时放下,没有打断我们。
老周的手握着文件袋,指节有些发白。
“我不想让你们因为我是产权人,才对我客气。”
“所以你每天来吃面,什么也不说?”
“我只是想知道,你们还在不在这里。”
这句话让我一下子接不上。
我妈终于开口:“你以前认识我丈夫?”
老周点了点头。
“认识。”
“他从来没跟我提过你。”
“他不想提。”
“你们之间到底有什么事?”
老周没有立刻回答。他看了看我妈,又看向我。那一刻,我以为他会把所有事都说出来,可他只说:“等核验结束,我再讲。”
我心里的怒气一下子上来了。
“你连现在都不肯说?”
“不是不肯说。”他顿了顿,“我得先把该办的事办完。”
“这张产权证是真的?”
“是真的。”
“房子一直是你的?”
“是。”
“那你为什么让我们租了这么多年?”
“你们跟梁叔签的合同,我不干涉。梁叔按约收租,我也没有要求他多收。”
我听见“租”这个字,忽然感到一种难堪,像是这些年我们在别人房子里辛苦守着,连自己留恋的资格都成了笑话。
我妈抓住了我的手腕。
老周看见了,马上说:“我不是来赶你们走的。”
“那你来干什么?”我问。
他看着那张产权证,声音低了下来:“来把身份说清楚。拆迁核验要产权人到场,我不能再躲着。”
“你刚才说,怕我们因为你是产权人,对你客气。现在手续办完了,你可以说了。”
他没有回避。
“我和你爸以前是朋友。”
“什么朋友?”
“年轻时一起做过事,也一起吃过很多次面。”
“后来呢?”
“后来闹翻了。”
我妈松开我的手腕,脸色比刚才更白。
“他没跟我说过。”
“他不想让你夹在中间。”
“所以你就躲了这么多年?”
“我没躲。”
“你每天来店里,只买一碗面,也叫没躲?”
老周垂下眼睛,没反驳。
人群仍然在叫号,工作人员提醒下一位准备材料。可我妈没动,梁叔也从核验处出来了,站在不远处看着我们。
我忽然明白,标题里那句“直到拆迁那天”,不是说他等着某个戏剧性的时刻来揭开身份,而是他一直没找到一个能把这件事说清楚的时机。如今产权证摆在桌上,他不能再把自己当成一个普通食客。
可这并不代表我们就该接受他的解释。
我盯着他:“你既然是产权人,为什么不跟我们说?”
“因为这房子不是我买的。”
“那是谁的?”
“我和你爸当年一起买下来的。”
我妈眼睛一动。
老周从文件袋里拿出另一份旧材料,递给工作人员核验。他没有递给我们,也没有试图用这份资料把什么事压过去。
“当年我们一起攒钱,买下这间铺子。登记时只写了我的名字。后来你爸有了别的打算,他把自己那部分退出去,房子归我。我付了他该拿的那份钱。他收了,签了字。我们各自有各自的账。”
我妈的脸色慢慢变了。
“他从没跟我说过这件事。”
“我知道。”
“你知道他为什么不说吗?”
“他说怕你觉得他把旧日子都拿来算钱。”
“他还说了什么?”
老周停了停。
“他说,你不喜欢欠人情。他不想让这间房子变成你每天都要记着的债。”
我妈扭过脸,眼角泛红,却没有哭出声。
我站在她身边,心里那阵怒气没有消失,只是找不到该落在哪个地方。
“所以你每天来吃面,是想看我们过得怎么样?”
“最初是。”
“后来呢?”
“后来我是真想吃你们家的面。”
“你以前吃过我爸煮的?”
“吃过很多年。他煮的面比你妈煮得咸一点。”
我妈猛地看向他:“他做面的时候,放盐从来没差过。”
老周点点头:“我记错了。”
这句话没有解释,也没有争辩。听起来反而更像认错。
工作人员叫到下一批人,梁叔走过来问我妈要不要先办自己的手续。我妈摇了摇头,抬手擦了下眼睛。
“先把事办完。”她说。
老周把产权证交给工作人员,按要求填写信息。核验的人问了他几项产权情况,又核对了证件编号。每一项都清楚无误。
那张证确实属于他。
没有突然出现第二个房主,没有隐藏的协议,也没有谁把产权证交给他代办。工作人员把资料归档后,让他签字确认。
他签完,拿回证件,转身把文件袋扣好。
我以为他会借着这个机会说些什么,比如他能帮我们争取什么,或者让我们继续做店。他没有。
“面馆的事,你们按自己的想法决定。”他说,“我不会拿这件事逼你们。”
我反问:“产权证在你手里,你还说不会逼我们?”
“我知道我说这句话没用。”他看着我,“你们不信,是应该的。”
这回答让我没法立刻继续发火。
他没有把一切说成好意,也没有要求我们因为他曾经认识我爸,就马上原谅他。
我们从核验点出来时,天阴得很低。梁叔说自己那边已经办完了,得等后续通知。他看了看老周,没多问,只跟我妈打了声招呼就先走了。
我妈站在门口没有动。
我扶她去旁边的长椅坐下。老周站在不远处,离得不近不远,像是等我们开口,又像是随时准备离开。
过了几分钟,我妈问:“你每天来吃面,有多久了?”
“从拆迁通知贴出来那天前后。”
“为什么是那时候?”
“我本来想等你们知道产权人是谁,再告诉你们这件事。拆迁一来,我不能一直装成普通客人。”
“你是怕我们找你要什么?”
“不是。”
“那你怕什么?”
老周没说话。
我妈抬起头:“老周,你今天把证拿出来,是把事情说清楚了。可你把话说清楚,不等于我们就当什么都没发生。”
“我知道。”
“我丈夫走了六年,你这时候出现,是觉得他不在了,什么都可以说了?”
“不是。”
“那你觉得我该怎么想?”
老周把手垂在身侧。他看起来不像一个带着产权证来解决一切的人,倒像一个不知道该往哪儿站的老人。
“你不用急着怎么想。”他说,“我只是把该交代的交代清楚。之后你们想不想见我,都由你们。”
我妈低下头,捏着自己的手指。
我想起老周这几个月每天坐在窗边吃面,想起他挑面条、喝汤、付九块钱的样子。那些日常没有因为产权证而消失,反而多了一个我们不知道的重量。
可我也无法把他的隐瞒当作体贴。
“你在这儿吃了这么多天面,”我说,“就没有一天想过,哪怕有一天,直接告诉我们?”
“想过。”
“为什么没说?”
“我怕你们把我赶出去。”
“那你宁愿每天来,看着我们为了拆迁着急?”
“我也怕。”
“怕什么?”
“怕我开口以后,你们不再把我当成一个来吃面的人。”
他说得很平静,可我听出了他的难堪。
我没有因此心软。
“你不说,我们也不是把你当朋友。你一直只是个客人。”
“我知道。”
“现在你拿出产权证,也不能立刻变成我爸的朋友。”
“我明白。”
“你要是还想来吃面,就得接受我们暂时不会把你当成家里人。”
“我接受。”
我说完,才发现自己的手心全是汗。
那不是赶人,也不是原谅。只是把界线先摆在那里。
老周点了点头,没有再说什么。
我们回到店里时,已经过了午饭时间。妈把围裙挂回墙上,去后厨洗手。我坐在柜台边,望着那张靠窗的桌子。
“你信他说的事吗?”我问。
我妈擦着手:“有些信,有些不信。”
“比如?”
“产权证是真的,我信。你爸和他以前有交情,我也信。他们为什么闹翻,他为什么不告诉我,我得自己想一想。”
“你不生气?”
“生气。”
她把干净的碗放进柜子。
“可生气也不能替我决定要不要原谅。”
那天晚上,老周没有来。
第二天也没有。
我没再像以前那样等他。可每到三点,我还是会看一眼门口。那一眼不是期待,更像是在确认自己没有把一件事想得太轻。
第三天,他来了。
他站在门口,先看了看我妈,再看我。
“还能点一碗面吗?”
我妈没说话。
我说:“能。你要什么?”
“素面。”
“还是清汤?”
“还是清汤。”
我煮了面,端给他。他坐回靠窗的位置,低头吃了一口。
我没有问今天汤怎么样。
他也没有评价。
吃完,他端碗到柜台边,拿出九块钱。他没再多付一分,也没问我们是不是不欢迎他。
我把钱收下。
他在门口停了一下:“后面的拆迁手续,通知下来,我会把该说的说清楚。”
“你可以说,但决定怎么做的是我们。”
“是。”
他走了。
这一次我没有追出去。
接下来的日子里,拆迁通知、核验回执和搬迁安排一件件下来。产权人要确认房屋资料,承租人也要配合清点经营物品。老周没有替我们作决定,也没有绕过我们去跟梁叔谈。
房子属于他,这是事实。
我们租了多年,也同样是事实。
店里的桌椅、灶台和招牌,是我们这些年一点点添置的。该带走的我们自己清点,该处理的我们自己处理。搬迁安排确定后,我去附近看了两间铺面,最后选了一间不大的门面,租金比旧街高,但离原来的街区不算远。
我妈看着新铺子的门宽,说:“能放三张桌子。”
“放两张也行,留地方给你走动。”
“你又替我决定。”
“我问你。你觉得呢?”
她想了想:“先放两张。生意稳了再说。”
那间新铺子不大,门外有一截窄窄的走廊。光线没有旧店好,灶台也得重新砌。我们没打算把旧店的东西全带过去,只留下了招牌、两张木桌和父亲用过的那口汤锅。
老周还是每天来,只买一碗素面。
从产权证被他拿出来的那天以后,他没有再坐在最里面,也没有刻意装作陌生。他来时先问我妈好不好,走时把碗端到柜台边。有时候他说一句旧街的事,有时候什么也不说。
我妈很少回应他。
有一次,老周吃完面,我妈终于问:“你那天说,你和我丈夫一起买过这间铺子。后来又把那部分钱还给他?”
“是。”
“你们为什么闹翻?”
老周把筷子放下。
“为了一件不算大的事。那时候我们都觉得对方应该懂自己,谁也不肯先低头。后来各自忙起来,就没有再说。”
“你们认识那么多年,就因为一件不大的事断了联系?”
“不是那件事有多大,是我们都觉得,先开口的人就输了。”
我妈看着他:“你现在还这么想吗?”
“现在知道输了也没什么。”
“那你为什么不早点回来?”
“我怕你们不愿意见我。”
“你这话说了好几次。”
“因为我没别的话能解释。”
妈没有继续追问。
老周隔天照常来。我看见他把那碗素面吃完,没有剩汤。
“今天面软硬正好。”他说。
“你以前也这么挑吗?”
“以前没人肯听我挑。”
“那你还真是挑对地方了。”
他笑了一下。
那年春末,正式搬迁通知下来。我们要在规定的日期前清空铺子。通知上没有写谁该感谢谁,也没有写谁欠谁什么。它只把一件事推到了眼前:旧街要拆,我们得搬走。
最后一天营业时,旧街比平常安静。
我妈在灶台边煮最后一锅汤,我把桌面擦干净,店里的熟客陆续来坐了一会儿。有人说会去新店看看,有人说以后不一定方便,但记得我们的味道。
老周是最后一个进来的。
他仍旧只点一碗素面。
我给他下了面,没有多放葱,也没有少放。他坐在窗边,望着门外贴着的拆迁封条。那把旧伞靠在门边,伞骨还是歪的。
“明天你还来吗?”我问。
“新店开了,我就去新店。”
“还是只吃一碗?”
“还是一碗。”
我把面放到他面前。
“老周,”我说,“你已经拿出产权证了,也把你和我爸的事说了。可我们之间还没到能称为朋友的时候。”
“我知道。”
“你不用每天来证明什么。”
“我不是来证明什么。”
“那你来干什么?”
他低头看着那碗面,过了很久才说:“想来吃一碗。”
我没再问。
他慢慢把面吃完,端碗到柜台边,付了钱。走到门口时,他回头看了看墙上的旧招牌。
“招牌带走吧。”他说。
“会带走。”
“好。”
他走后,我妈把灶火关了。
搬离旧店那天,老周没来。我们把桌椅一件件抬出去,招牌拆下来时,木头后面露出一条旧钉痕。那是我爸当年挂招牌时留下的,后来刷了很多次漆,痕迹一直没能盖住。
我妈伸手碰了一下那条钉痕。
“别丢。”她说。
“不会。”
我们搬到新店后,忙了半个月才把一切安排好。
新店开张那天,老周又来了。
他站在门外,先问能不能进。我妈看见他,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只说:“门开着。”
他进来,坐在靠窗的位子。
新店的窗子比旧店小,桌子也换成了新的。那面旧招牌挂在门口,红漆剥落了一块,但字还看得清。
老周照常点了一碗素面。
我端过去时,他看着碗里的葱花:“今天少一点。”
“记得你以前说过。”
“你记性不错。”
“你天天来,想忘也难。”
他没笑,只低头吃面。
我妈在旁边擦桌子,擦到老周那张桌子时,停了一下。老周抬头看她。
“有话就说。”他说。
我妈把抹布叠好,放在桌角。
“你以后来,不用再躲着,也不用把自己说成普通客人。”
“好。”
“但你跟我丈夫的事,我还没完全想明白。”
“我不催你。”
“你也别拿产权证说事。那本证是你的,不代表你就能替我们决定留下还是离开。”
“我不会。”
“我们搬走,是我们自己的决定。”
“我知道。”
我妈沉默了一会儿,补了一句:“新店的面,你要是觉得不好吃,可以直说。”
老周终于笑了。
“那我就不客气了。”
“你什么时候客气过?”
这句话说得轻,却让屋子里那点僵硬松开了。
我把他的碗收回来,发现碗底依旧干净。
从那以后,老周每天来店里,仍然只买一碗面。
他不再把产权证带在身上,也不再等着拆迁那天才说话。我们没有因为一张证就成了一家人,也没有因为他曾经隐瞒,就把所有旧事一笔勾销。
他是我父亲的旧友,是这间被拆掉的铺子的产权人,也是每天来我家面馆吃一碗素面的客人。
我妈还没说原谅他。
我也没有叫过他叔叔。
但他每天下午坐在靠窗的位置,先喝一口汤,再慢慢把面吃完。那碗面九块钱,钱数没有变,规矩也没有变。
唯一变了的是,我们终于知道,他为什么一直来。
也知道,他拿出产权证之后,我们仍然可以决定,怎样与他相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