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鸣把摩托车熄了火,推着走了最后两百米。凌晨两点四十,临港码头东区像一块被海水泡烂的旧抹布,咸腥味里裹着铁锈和柴油,路灯每隔三根才亮一根,亮的那几根也像是快断气的萤火虫。他把车锁在废弃的岗亭后面,从背包侧袋摸出沈渔给他画的路线图,借着手机屏幕的光又看了一遍。图很潦草,箭头从铁门豁口进去,绕过三号泊位堆场,钻过一片报废集装箱,尽头画了个叉,旁边写着“旧货仓C区,后墙有狗洞”。沈渔的字歪歪扭扭,像被风吹倒的芦苇,但每个标注都精确到步数。陆鸣数着步子往里走,沥青地面裂着缝,野草从缝里蹿出来刮他的裤腿。他闻到一种特殊的气味,旧纸板泡了水,混着铜铁锈蚀的酸涩,还有一丝若有若无的霉味,像把一摞报纸塞进床底下放三年再翻出来。这就是旧货仓的味道。他站在C区后墙外,果然看见墙根底下豁开一个半米高的洞,铁皮边缘卷着刃口,旁边扔着几块碎砖。他蹲下来先把手电伸进去扫了一圈,光柱里灰尘乱飞,地上堆着成捆的旧铜线、拆散的电机壳、压扁的易拉罐块,深处靠墙码着几排木托盘,托盘上摞着看不出原貌的货包,用发黑的编织布裹着。他侧身钻进去,肩膀蹭了一下铁皮,疼得直咧嘴。
“陆记者迟到了七分钟。”声音从托盘后面飘出来,轻得像猫踩瓦。沈渔从阴影里现了身,黑外套黑裤子,头发塞在鸭舌帽里,只露出一截白净的下巴。她手里攥着个小号螺丝刀,正蹲在地上撬一个铁皮箱的锁扣。陆鸣走过去蹲她旁边:“路上遇到巡夜的,绕了一圈。你确定东西在这儿?”沈渔没抬头:“我盯了半个月,每周二凌晨有辆厢式货车从矿区方向开过来,卸货从来不进仓库正门,直接从后墙这个洞往里塞。司机跟仓管交接的时候我偷听过一耳朵,说什么‘老矿那批货到了,照旧单放’。”她手腕一拧,锁扣弹开,铁皮箱盖掀起来,一股陈年灰尘扑了两人一脸。陆鸣打开手电往里照,箱子里塞着十几个牛皮纸袋,每个袋口都用麻绳扎紧,袋面用记号笔写着名字和日期。他随手拿起一个,袋子上写着“周大柱2014.3.17”,下面还有一行小字:“遗物,家属未领”。沈渔凑过来看了一眼,呼吸明显重了:“周大柱……这个名字我在矿上旧档案里见过。”陆鸣解开麻绳,袋子里倒出一只黄铜打火机、半包皱巴巴的红梅烟、一张折了三折的全家福。照片上男人搂着个五六岁的男孩,背景是矿山活动板房,男人笑得眼睛眯成缝。照片背面用圆珠笔写着一行字:“等爹攒够钱就回家盖房”。
陆鸣盯着那行字看了五秒钟。十年前青山矿难,官方通报死亡九人,失踪三人,最后按十二人结案赔偿。他当时还在都市报实习,跟着跑过两天现场,记得最清楚的是矿上保卫科的人拿防暴叉把家属拦在警戒线外,一个老太太抱着矿帽坐在地上哭,帽子上的矿灯还亮着。那篇报道最后只发了通稿,主编说“别挖了,上头有招呼”。但他一直记得那个数字,十二。现在沈渔手里翻着的袋子上,光她翻开的就有七八个名字,还不算陆鸣手里的周大柱。他快速清点了一遍,牛皮纸袋总共二十三个,每个都有名字和日期,日期集中在2014年3月到5月之间,也就是矿难发生后的两个月内。沈渔把袋子一个个摊在地上,手电光扫过去,她忽然停住:“陆鸣,你看这个。”她手里那张纸是从某个袋子里抽出来的,A4纸打印,表格格式,抬头写着“青山矿业3·17事故善后处理内部核算表”,底下分了三列:姓名、法定赔偿、实付金额。周大柱那行写着法定赔偿六十二万,实付八万。再往下看,二十三个人全部如此,实付金额从五万到十二万不等,最少的那个只给了三万二。表格最底下有一行手写批注,字迹潦草:“余款转公司安全基金,由张总统一调度。家属已签保密协议,不得外传。”陆鸣掏出手机拍了两张,又觉得不保险,把表格叠好塞进内兜。“张总”是谁?青山矿业当年法人叫张德贵,矿难后两个月就注销了公司,人据说去了外省。但陆鸣上个月在工商系统里查过,张德贵去年在临港注册了一家“顺达旧货回收有限公司”,经营范围写着“废旧金属、二手设备回收”,注册地址就是这片码头旧货仓C区。
“你之前说矿上有个老会计愿意开口?”陆鸣一边把纸袋往包里塞一边问。沈渔摇头:“我找到他的时候他已经不接电话了。不过我拿到了他藏起来的一本流水账,上面记着矿难后三个月内,张德贵从公司账上提走了四百多万现金,用途写着‘善后协调费’。”她顿了一下:“协调费。你懂这什么意思吧?买通家属、压住媒体、打点关系,全走这个科目。”陆鸣把最后一个纸袋塞进背包,拉链拉上:“东西够了。但光有赔偿表不够,得找到愿意作证的家属,还得证明张德贵现在还在经营跟矿上有关的事。”他话音刚落,仓库外面传来车轮碾碎石的声音,紧接着是刹车放气声,一辆柴油货车的引擎突突突地响着,尾气管喷出的白烟从铁皮缝里钻进来。沈渔一把按住陆鸣的肩膀把他按蹲下:“周二凌晨,他们来补货了。”两人缩回托盘后面。铁皮洞外传来脚步声,至少两个人,一个穿胶鞋的踩得碎石咯吱响,另一个皮鞋跟敲着水泥地,边走边打电话:“张总,C区那批老货还放原处?……行,我明天叫车拉走,废品站老刘出价还行……对,就那批带铁皮的箱子,沉得很,也不知道装的啥。”胶鞋男嘟囔了一句:“刘哥,这几个箱子死沉,上回我撬开一个,里面全是破纸烂本子,还有个打火机,铜的,我拿出去卖了二十。”皮鞋男压低声音骂他:“你他妈手贱!张总交代过那几箱东西不许动,你撬哪个了?”胶鞋男嘿嘿笑:“就最边上那个,锁都锈死了,我以为没人要。”皮鞋男骂了句脏话,接着打电话:“张总,小六子把边上一个箱子撬了,里头好像少东西……行行行我知道了,我这就收拾,明天一早全拉走,一件不留。”陆鸣和沈渔对视一眼。明天一早全拉走,这些遗物和赔偿表就会被当废品处理掉,证据链直接断。沈渔摸出手机想拍外面的人,陆鸣按住她的手,指了指头顶。托盘上方码着一摞旧纸箱,最上面那箱歪歪斜斜,只要有人碰一下托盘就会砸下来。他无声地比了个口型:“等。”外面两人又翻腾了一会儿,把几个铁皮箱拖到门口,胶鞋男抱怨太重,皮鞋男说“分两趟搬”,两人一前一后出去了。柴油车引擎声加大,估计在调头。沈渔立刻拉着陆鸣从托盘后面钻出来,贴着墙根往仓库深处摸。陆鸣低声问:“还有别的出口?”沈渔:“有,但得穿过整排货架,绕到A区装卸口,那边有道卷帘门常年不锁。”两人在货架间快速移动,手电不敢开,全靠沈渔记路。经过一排铁架子时陆鸣脚底踢到个东西,咣当一声滚出去老远。外面立刻传来皮鞋男的声音:“什么动静?”胶鞋男:“野猫吧?这破仓库耗子比猫大。”皮鞋男:“进去看看,别是有人。”手电光从铁皮洞扫进来,光柱在货架间晃。沈渔一把将陆鸣拽到一摞旧轮胎后面蹲下,轮胎橡胶味呛鼻,她贴着他耳朵说:“A区左转第三个通道,跑。”陆鸣点头。皮鞋男已经钻进来了,手电乱扫,嘴里骂骂咧咧。沈渔从地上摸了个螺帽,朝反方向扔出去,螺帽撞在铁架上叮当响。皮鞋男立刻转身往那边走:“谁在那儿?”沈渔推了陆鸣一把。两人猫着腰从轮胎后面窜出去,左转,第三个通道,脚下踩的全是碎灯泡和烂纸板,咯吱咯吱响。皮鞋男反应过来:“操,有人!”手电光追过来,陆鸣感觉后背被照得发烫,他一把拽住沈渔的手腕拼命跑,通道尽头透进来一点路灯光,卷帘门拉了三分之二,底下留了一截缝。沈渔先滑出去,陆鸣把背包从缝里塞出去,自己趴地上往外蹭,肩膀卡了一下,他用力一耸,连滚带爬摔到外面水泥地上。皮鞋男追到卷帘门边没敢钻出来,隔着门喊:“你们哪儿的?我报警了啊!”陆鸣爬起来拉着沈渔就跑,绕过两个集装箱,从码头东区侧门钻出去,一头扎进滨海路绿化带的冬青丛里。两人趴在地上喘了半分钟,沈渔先笑出声:“他说报警。”陆鸣也笑,笑完摸了摸内兜,表格还在。他掏出手机看时间,凌晨三点五十二。从进仓库到跑出来,前后不到一个小时,但后背汗湿得能拧出水。
“现在怎么办?”沈渔把帽子摘了,头发散下来贴在汗津津的脸上。陆鸣把背包拉链拉开,借着路灯又清点了一遍,二十三个袋子一个没少。“明天他们拉去废品站就完了。得赶在六点前找到能接这批东西的地方,还得找个人多的地方把消息放出去,让他们不敢随便动。”沈渔想了想:“我认识码头派出所一个片警,姓赵,人还算正,但这事牵扯太大,他未必敢接。”陆鸣摇头:“别找警察。张德贵敢在码头存这些东西,说明本地关系网他不怕。直接捅媒体,我联系省报的师兄,他做深度调查,只要东西能拍下来传到云盘,他们就删不干净了。”他看了看四周:“但得先找个安全地方把东西拍完,再想怎么把照片发出去。”沈渔说:“去我那儿。我租的房子在港区老公寓,六楼没电梯,但房东是聋哑人,从不串门。”两人拦了辆夜班出租车回沈渔住处。房子确实小,一室一厅,客厅堆满她从各处搜集来的旧档案和剪报。沈渔把餐桌清出来,陆鸣把二十三个牛皮纸袋全部拆开,依次拍照。除了赔偿表和遗物,还有几份手写的家属领款收据,上面按着红手印,旁边注明“自愿放弃追诉”。陆鸣越拍越心凉,这些收据意味着家属当年确实拿了钱,签了字,从法律上很难翻案。但其中一张收据背面有人用铅笔写了一行小字:“娘病了,等钱用。对不起老大。”老大的名字被涂掉了,但日期是2014年4月2日。陆鸣翻到对应袋子,周大柱,家属签名是“周刘氏”,应该是他母亲。铅笔字迹潦草,像是匆忙写下的。他把这张收据单独拍了几张特写。
拍到第十五袋时,沈渔忽然“咦”了一声。她从袋子里倒出个透明自封袋,里面装着一截折断的矿灯灯绳,绳子上系着个塑料工牌,工牌照片模糊了,但名字还能辨认:“陈广福”。沈渔盯着这个名字看了半天:“陈广福……我查矿难名单的时候见过,他是失踪三人之一,官方认定‘下落不明,推定死亡’。但你看这个。”她翻出手机里存的一张旧新闻截图,2015年本地晚报豆腐块报道配了张图,说矿难失踪者陈广福的妻子在菜市场摆摊供孩子上学,记者去采访,女人说“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矿上就给三万块打发”。报道最后一句是“记者多次联系青山矿业负责人张德贵,未获回应”。沈渔把手机和工牌并排放桌上:“陈广福的遗物在张德贵的旧货仓里,说明矿难当天他确实下井了。那为什么推定死亡而不是直接认定?因为失踪和死亡赔偿标准不一样,失踪按最低档给,死亡按法定赔。”陆鸣接上:“然后张德贵把差价吞了。”他翻出赔偿表,找到陈广福那行,实付金额三万二,是全表最低的。但表格上法定赔偿一栏写着五十八万。中间差了五十五万。
“不对。”陆鸣忽然皱起眉头,又把所有袋子重新翻了一遍,“少了一个人。”沈渔问:“谁?”陆鸣指着赔偿表上的序号:“一到二十三号,但周大柱是七号,陈广福是十九号。六号是谁?”他找出一张被揉成团的纸,展开一看,上面写着“刘建设2014.3.18”,法定赔偿六十万,实付八万。但袋子里只有一张收据,没有遗物。收据背面用圆珠笔潦草地写着:“刘建设没死,跑了。张总说他敢回来就弄死他。”陆鸣和沈渔同时愣住。沈渔先反应过来:“刘建设……我在矿难名单上没见过这个名字。”陆鸣立刻打开手机搜索,翻了七八页才在一条本地论坛2014年的旧帖子底下找到一行回复:“青山矿难那个刘建设,听说根本没死,当天没下井,后来矿上说他死了,他老婆领了八万块,人就没影了。”发帖时间2014年6月。也就是说,张德贵把没死的人报成死亡,领了赔偿款,还拿八万块堵了家属的嘴。而刘建设本人要么被控制了,要么真的跑了,总之再没出现过。
“这案子比我想的大。”陆鸣把照片传上加密云盘,又备份了一份到沈渔的旧笔记本电脑里。“明天一早我联系师兄,稿子先发出去,配图用赔偿表和收据。你这边能不能再找找那个老会计?刘建设如果活着,他可能知道下落。”沈渔点头:“老会计姓方,叫方德顺,以前在矿上管了二十年账。我上回找他的时候他把我轰出来了,但我留了张纸条,写着‘矿难家属的遗物在码头旧货仓’。他要是还有良心,应该会再联系我。”陆鸣看看窗外天边泛白,已经快五点了:“你今天别回码头,张德贵的人没抓到我们,肯定会清仓转移。你去找方德顺,我去堵师兄的门。稿子必须今天上午发。”上午九点,陆鸣在省报大厦地下车库截住了师兄老贺。老贺听完来龙去脉,抽了半包烟,最后把烟头一掐:“你东西全吗?照片、表格、收据,能互相印证吗?”陆鸣把手机递过去:“二十三个袋子全拍了,赔偿表和收据对得上。还有那个跑掉的刘建设,我让沈渔在查。”老贺翻了十分钟照片,抬头说:“这事得走网络版先发,纸媒这边我压不住,但网稿我签字就能上。你确定张德贵现在还在经营?如果公司注销了,我们只能打历史问题,掀不起浪。”陆鸣说:“他公司去年刚注册,就在那个旧货仓,我蹲过点,每周都有货车进出。而且那些遗物是他自己存的,不是别人栽赃。”老贺把烟盒捏扁:“行。稿子我中午出,下午两点前上网。你这边继续找证人,最好能拿到刘建设本人的录音或者视频,那就铁了。”下午一点四十,省报网络版发了稿,标题叫《码头旧货仓里的矿难遗物:一份被篡改的赔偿名单》。配图打了马赛克,但赔偿表的格式、收据上的红手印、工牌上的名字都清晰可辨。文章末尾留了记者邮箱,呼吁知情者联系。陆鸣守在电脑前刷评论,前二十分钟留言寥寥,他有点焦躁。沈渔的电话先打进来了,声音发颤:“方德顺联系我了。他说刘建设没跑远,就在临港下面一个镇上开三轮车拉货,改名叫刘军。方德顺当年帮他改的身份证信息,因为刘建设手里有张德贵让他‘假死’的录音。”陆鸣差点把鼠标捏碎:“地址有吗?”沈渔报了个镇名和三轮车常停的菜市场位置:“方德顺说刘建设现在最怕的就是张德贵找他,你要是去采访,千万别说自己记者,就说你是方德顺的侄子,来问当年矿上的事。”陆鸣挂了电话抓起背包往外跑。路过老贺工位时喊了一声:“师兄帮我盯评论,有人骂就骂,别删,越吵越热。”老贺头也不抬:“你赶紧滚去找人。”下午三点半,陆鸣在临港镇西菜市场后巷找到了刘建设。五十来岁的男人蹲在三轮车旁边吃盒饭,穿件洗得发白的迷彩服,右腿有点瘸,见陆鸣走过来立刻警觉地站起来。陆鸣按沈渔教的话说:“方德顺叔让我来找你,问刘建设的事。”男人脸色变了变,盒饭往车斗里一扔:“我不认识什么刘建设。”陆鸣掏出手机翻出周大柱全家福的照片递过去:“周大柱你认识吧?你俩当年一个班组的。他儿子今年十五了,上回月考写了篇作文叫《我的爸爸》,说他爸在矿上干活,后来就没了。老师给了零分,说内容不真实。”刘建设盯着照片看了很久,嘴唇哆嗦了两下,蹲回去把盒饭盖子掀开又盖上,反复三次。最后他闷声说:“你跟我来。”他带陆鸣拐进一条窄巷,推开一扇院门,里面堆满废铁和旧轮胎,最里面搭了个石棉瓦棚子,棚子里有张破桌子,桌上供着个牌位,写着“青山矿难兄弟之位”。刘建设点了三炷香插进香炉,转头说:“2014年3月17号凌晨,我本来要下井,头天晚上拉肚子起不来,跟班长请了假。结果早上六点井口塌了,我跑过去看,张德贵的保卫科已经围上了,不让人靠近。后来他把我叫到办公室,给我两条路:要么拿八万块滚蛋,对外说自己死了;要么他直接把我报成失踪,回头找道上的人收拾我。我怂了,拿了钱,老婆孩子都不敢告诉,躲到这边来开三轮。”他从桌底抽屉里摸出个旧录音笔:“我跟张德贵谈的时候偷偷录了音,他亲口说的‘这八万你拿着,从今天起你刘建设就是死人,敢露头试试’。我一直留着,想着哪天能给我儿子一个交代。”陆鸣接过录音笔,按了播放键,张德贵的声音从里面传出来,沙哑、不耐烦,跟他在工商登记预留电话里听到的一模一样。陆鸣把录音文件导到手机上,又让刘建设对着镜头把当年的事说了一遍,全程录像。刘建设对着镜头说最后一句话时哭了:“我对不起周大柱他们,我要是那天下了井,跟他们一块儿死了,我老婆孩子还能多拿几十万。我跑了,我老婆到现在还恨我。”陆鸣没劝他,把视频传上云盘,给老贺发了条消息:“录音加视频,今晚能上吗?”老贺回了一个字:“能。”晚上七点,省报网络版更新了第二篇稿子,标题是《矿难“死者”现身:我没死,张总给了八万封口费》。视频打了马赛克,声音也做了变调,但刘建设出示的旧工牌和录音笔里张德贵的声音成了铁证。稿子发出去不到一小时,评论区涌进来几千条,有人贴出张德贵现在公司的工商信息,有人翻出当年矿难的旧新闻逐条对比,还有自称是家属的人留言说“我爸的名字也在那张赔偿表上,原来上面写的实付金额跟我家拿的根本对不上”。陆鸣盯着屏幕心跳加速,沈渔又打来电话:“方德顺说张德贵刚才给他打电话了,问‘是不是你把事情捅出去的’,方德顺没承认,但张德贵说‘明天我去找你当面聊’。方德顺怕了,说想跑。”陆鸣立刻说:“你让他别跑,跑就说不清了。我现在联系老贺,看能不能让警方介入。你先把方德顺接到你那儿住一晚,两个人别分开。”沈渔说好。
晚上九点,临港区公安分局官微在省报稿子底下发了条评论:“我局已关注到相关报道,正组织力量核查,请知情者拨打值班电话提供线索。”陆鸣截了图发给老贺,老贺打电话过来:“警方的口子开了,但动作快不快不好说。张德贵这种老油条,今晚很可能销毁证据或者跑路。你手里那个刘建设的视频,能不能让警方今晚就做笔录?”陆鸣说:“刘建设现在跟我在一起,他愿意去派出所。”老贺说:“那你现在就去,我联系分局宣传科的人打个招呼,让他们值班室接一下。”陆鸣转头看刘建设,男人蹲在地上抽完最后一口烟,把烟屁股踩灭:“去就去,我跑了十年了,跑够了。”晚上十一点,刘建设在临港分局做完了笔录,签字按手印。接待的民警说录音笔和视频要送技术部门鉴定,但可以先受理案件。陆鸣从分局出来时手机响了,沈渔声音急促:“方德顺收到条短信,张德贵发的,说‘老方,明天早上八点码头C区见,把东西带全,咱们一笔勾销,不然你孙子放学路上小心点’。”陆鸣血往头上涌:“你让方德顺别回短信。我现在联系老贺,让他把这条威胁短信也发出去,再@本地公安。”沈渔说:“方德顺吓得手抖,他说张德贵以前在矿上就干过这种事,有个家属闹得凶,后来孩子在学校被人堵了。”陆鸣深吸一口气:“你跟方德顺说,警方已经受理刘建设的案子了,他要是现在站出来作证,就是污点证人,法律上能从宽。他手里那本流水账就是最好的证据。”沈渔沉默了几秒:“我跟他说。”第二天早上七点半,省报网络版发了第三篇稿子,标题是《矿难封口案证人收到死亡威胁:警方已介入》。稿子里附了威胁短信截图,打了马赛克但能看出“你孙子放学路上小心点”几个字。老贺在稿子末尾写了句“本报将持续关注”。稿子发出去十五分钟,临港分局官微发了条正式通报:“我局已对张德贵涉嫌诈骗、威胁他人人身安全立案侦查,目前正在全力追捕。”陆鸣在沈渔住处刷到通报时,沈渔正给方德顺倒茶。老头七十多了,头发全白,手抖得茶杯端不稳,但嘴上硬:“我作证。那本流水账我留了十年,每年晒一回防潮,就等着有人来问。”他掏出一个用塑料袋裹了三层的硬皮本,翻开第一页就是张德贵签字批的“善后协调费支出明细”,一笔一笔记得清清楚楚。
上午十点,警方在临港码头C区旧货仓现场查获还没来得及转移的铁皮箱十一个,起获牛皮纸袋九个,加上陆鸣交上去的二十三个袋子照片和实物,证据链基本闭合。张德贵本人当天中午在邻市高速服务区被截获,车上搜出两个行李箱,装着现金和护照。下午三点,临港分局官微发了张德贵被押解回临港的照片,配文“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陆鸣坐在沈渔家客厅地板上,背靠着沙发,看着手机屏幕上那张照片,忽然觉得累得手指头都抬不起来。沈渔递给他一罐啤酒:“喝吗?”陆鸣接过来拉开拉环灌了半罐,打了个嗝:“你那边老会计的流水账交给警方了?”沈渔点头:“方德顺做了笔录,本子原件被收走了,我拍了照。”她顿了顿:“周大柱的儿子看到新闻了,给我发私信,说他妈昨晚哭了一宿,今早跟他说‘你爸没白死’。”陆鸣没说话,把剩下半罐啤酒喝完,捏扁罐子扔进垃圾桶。窗外临港的晚霞烧得通红,远处码头吊机还在慢悠悠地转,跟没事人一样。
一个月后,临港区法院开庭审理张德贵诈骗、敲诈勒索一案。检方指控张德贵在2014年青山矿难善后处理中,通过虚报失踪人员、篡改赔偿标准、威胁利诱家属等手段,侵吞赔偿款及公司资金共计四百六十余万元。刘建设作为证人出庭,当庭播放了当年张德贵让他“假死”的录音。方德顺提交了完整的流水账。周大柱等十二名遇难者家属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要求返还被侵占的赔偿款。张德贵在最后陈述时说了句“我认罪”,但全程没看旁听席上的家属一眼。法院当庭宣判,张德贵犯诈骗罪、敲诈勒索罪,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二百万元,退赔各被害人经济损失。宣判后,周大柱的儿子在法院门口追上陆鸣,十五岁的男孩瘦高个,校服袖子短了一截,他从书包里掏出一张奖状递给陆鸣:“我新写的作文,《我的爸爸》,老师给了优。”陆鸣接过来看,作文最后一句写着:“我爸死在矿上那年我才五岁,但我现在知道他叫什么、长什么样、为什么下井。他不是失踪,他是遇难。这两个词不一样。”陆鸣把奖状还给男孩,拍了拍他肩膀,没说话。
沈渔后来把那二十三袋遗物按名单一一寄还给了家属。周大柱的母亲收到那个黄铜打火机时给沈渔打了个电话,老太太耳朵背,对着话筒喊:“姑娘,打火机还能打着火,我试了。”沈渔说那就留着吧。老太太又说:“照片上他爹笑得傻。”沈渔嗯了一声,把电话挂了。陆鸣把整件事写成了一篇长报道,发在省报深度版,标题叫《遗物》。老贺给他批了个整版,排版时把周大柱全家福放在最上面,照片里男人笑得眼睛眯成缝,背景板房上刷着“安全生产”四个红字,字迹模糊得快要看不清了。稿子见报那天陆鸣去码头东区转了一圈,旧货仓C区已经贴了封条,后墙那个狗洞被人用砖头堵上了。他站在铁门外抽了根烟,想起那天凌晨钻洞进去时肩膀蹭破皮的疼,忽然觉得那点疼实在算不了什么。沈渔发来消息问他在哪,他回:“码头,看封条。”沈渔说:“封条有什么好看的,回来帮我搬档案,方德顺又交给我两箱旧账本。”陆鸣把烟头扔地上踩灭,回了个“马上到”。走出码头侧门时他回头看了一眼,夕阳把吊机影子拉得老长,旧货仓那片铁皮屋顶反着光,像一块结了痂的疤。他掏出手机给沈渔发了条语音:“档案搬完咱俩吃火锅去,我请。”沈渔秒回:“你上次说请我吃烧烤,最后是我付的钱。”陆鸣嘿嘿笑了一声,骑着摩托车汇入晚高峰的车流里去了。
三个月后,陆鸣收到一封从邻省寄来的信。信封上的字歪歪扭扭,寄件人写着“赵秀兰”,地址是邻省青山县柳树沟村。他拆开信,里面掉出一张照片和两页信纸。照片是翻拍的,画面发黄,上面是二十几个矿工站在井口合影,背后横幅写着“青山矿业三号井安全生产一千天”。照片背面用圆珠笔写着一行小字:2008年6月,三号井全体,张德贵摄。陆鸣把照片翻回正面,一个一个辨认那些面孔,第二排最右边那个瘦高个儿,脸型跟周大柱的儿子一模一样。
信是赵秀兰托村里小学老师代写的。信里说她男人叫陈老栓,2008年也在三号井干活,后来调到四号井,2014年矿难那天他上的是白班,本来该下午四点升井,结果中午井底就出了事。陈老栓命大,塌方时他正好在运输巷检修皮带,没在采掘面,被气浪推出去几米远,脑袋磕在支架上缝了七针,但人活下来了。张德贵事后给每个活着的矿工发了三千块“安抚费”,让他们统一口径说当天四号井只有十二个人下井。陈老栓领了钱,但留了个心眼,把当时井下考勤表撕了一页藏起来。赵秀兰信里说,她男人去年查出尘肺病三期,躺在床上出不了门,天天看电视新闻,前阵子看到张德贵被判了,才让她翻出那页考勤表。她说那页纸上登记着“四号井2014年3月12日早班入井人员名单”,一共十九个名字,其中七个后来被报成“失踪”。信末赵秀兰写了一句:“陆记者,我男人说那七个里头有三个是他老乡,四川广元的,家里到现在还领着低保。他说他昧了良心十年,现在想补上,还来得及不?”陆鸣把信和照片装进档案袋,给沈渔打了个电话。沈渔听完沉默了好一会儿,说:“考勤表原件在信里?”陆鸣翻了翻信封,又抖出一张折成四折的纸片,边缘毛糙,明显是从本子上硬撕下来的,表格手写,蓝黑墨水已经洇了,但姓名、工种、入井时间、带班班长签字一栏一栏填得整整齐齐。带班班长签名处写着“张德贵”三个字,还摁了个红指印。沈渔说:“这比咱手头所有证据都硬。张德贵当庭认罪但咬死说四号井当天十二人,这页纸能把他那套‘没有隐瞒人数’的谎话直接掀翻。”她顿了一下:“你跟赵秀兰回个话,让她男人写个书面说明,按手印,再拍一段他本人拿着考勤表念说明的视频。我联系临港分局,看能不能补充侦查。”陆鸣当天下午就回了电话。赵秀兰说他家没网,视频得等村里年轻人周末回来帮忙拍,但书面说明可以让村小学老师帮忙打印。三天后陆鸣收到快递,里面是陈老栓按了手印的书面说明、一段用手机竖屏拍的视频,还有一张陈老栓躺在炕上的近照。照片里男人瘦得颧骨突出,冲着镜头举着那页考勤表,窗台上摆着一排药盒,有“汉防己甲素片”和“乙酰半胱氨酸泡腾片”,陆鸣认得,都是治尘肺的常用药。视频里陈老栓说话带着喘,但每个字都清楚:“我叫陈老栓,青山县柳树沟村人,2008年到2016年在青山矿业三号井、四号井干检修。2014年3月12号中午四号井塌方,我在运输巷,活着出来了。张德贵给我们每人三千块钱,让说当天四号井下井十二个人。实际是十九个。这页考勤表是我当天从井口记录本上撕下来的,藏了十年。我现在尘肺病三期,活不了几年了,我不想带着这事进棺材。”陆鸣把材料交到临港分局补充侦查。警方根据考勤表上的七个名字重新比对失踪人口档案,发现其中三人被张德贵以“自愿放弃赔偿”为由从善后名单上划掉,家属至今未收到分文赔偿款;另外四人被虚报为“遗体无法辨认”,按无名尸处理,家属拿的是最低档补偿金。张德贵在服刑期间被提审三次,第三次提审时他扛不住了,交代了那七个家庭的赔偿款去向——他用其中一部分在邻市买了套商铺,挂在他外甥名下。警方冻结商铺并启动追缴程序。临港区法院启动再审程序,对张德贵追加认定诈骗金额二百一十余万元,合并执行有期徒刑十八年,罚金增至三百万元。七个家庭陆续收到补发的赔偿款。陆鸣跟踪报道了再审全程,写了篇后续《被划掉的名字》,发在省报周末版。
赵秀兰收到补发的八万七千块那天给陆鸣打了个电话,说陈老栓非要请他去家里吃顿饭。陆鸣说最近忙,等天暖和了再说。赵秀兰说:“那你记着,老栓说他要给你表演个绝活——他能用矿灯电池点烟。”陆鸣笑了一声,说行,一定去。
真正让陆鸣没想到的是周大柱的儿子。男孩叫周小柱,十五岁,初三。张德贵第一次判决下来后他来找过陆鸣一次,问能不能帮他找个律师。陆鸣问他要干什么,他说要把当年在矿上管安全的那几个人也告了。陆鸣愣了一下,说那些人不一定够得上刑事责任。周小柱从书包里掏出个作业本,上面密密麻麻记着名字和职务:安全副矿长刘满仓、生产科长赵福来、安监站驻矿员孙德发。他说他问了村里其他矿工子弟,有个叫二勇的哥哥当年在四号井开绞车,跟他说塌方前三天就有人报过四号井顶板掉渣,刘满仓在调度会上说“先干着,过两天再说”。陆鸣问二勇人在哪,周小柱说二勇哥哥现在在省城送外卖,电话他记在本子上了。
陆鸣把这条线索报给老贺,老贺批了五千块经费让他跑一趟省城。二勇住在城东城中村,月租六百的隔断间,墙上贴着外卖单和排班表。他给陆鸣看了当年绞车房的交接班记录——那本记录本该在矿上存档,但二勇离职时偷偷揣走了。记录显示2014年3月9日、3月10日、3月11日连续三天夜班交接栏里都写着“四号井顶板异常,已汇报调度”。陆鸣拍了照,又让二勇写了份证人证言。他把这些材料连同陈老栓的考勤表一起整理成册,寄给了临港区检察院。检察院启动了对刘满仓等三人的渎职调查。半年后刘满仓和孙德发被以玩忽职守罪提起公诉,赵福来因证据不足未予起诉,但被矿上开除,退赔了当年收的三万块好处费。刘满仓判了三年缓刑四年,孙德发判了两年缓刑三年。周小柱判决那天特意请了半天假去旁听,回来给陆鸣发微信:“陆哥,我长大了也要学法律。”陆鸣回他:“先把中考考好。”第二年开春陆鸣真去了趟柳树沟。他开了五个小时车,进村时天擦黑,赵秀兰在村口小卖部门口等他。陈老栓靠在炕头被垛上,精神头还行,就是说话喘得厉害。他真给陆鸣表演了点烟——从枕头底下摸出个老式矿灯电池盒,用两根铜线搭在电池正负极上,把烟凑上去,铜线发红,烟着了。陈老栓嘿嘿笑:“以前在井下偷着抽烟都这么干,让安监逮着要罚五百。”陆鸣陪他抽了根烟,问他还记不记得当年井下的情况。陈老栓抽着烟眯着眼说:“咋不记得?张德贵那个人,贪归贪,胆子其实小。塌方那天他人在县城开会,电话打过来他先问‘死了几个’,第二句就问‘有没有外人知道’。他让刘满仓赶紧把井口封了,等他从县城赶回来才让报的警。中间差了两个多钟头,那两个钟头里刘满仓带人把调度室里的记录本全收走了,就我手里这一页是头天撕下来揣兜里的,他们没搜到。”陆鸣把这些话录了音,又问:“张德贵当年给活着的矿工发钱,是现金还是转账?”陈老栓说:“现金,他亲手发的,一人一个信封,信封上还写着名字,让签字摁手印,签完字他收回去。我那份签完他没来得及收,让我塞裤腰里带出来了。”他让赵秀兰从柜子里翻出个皱巴巴的牛皮纸信封,上面果然写着“陈老栓”三个字,信封口撕开了,里头是空的。陈老栓说:“这个算不算证据?”陆鸣说算。他把信封收进证物袋,第二天带回临港交给了警方。
张德贵第三次被提审是在监狱里。警方出示了陈老栓提供的信封和考勤表原件,张德贵沉默了半天,最后说了句“陈老栓那个老东西,当年我就觉得他不对劲”。他交代了另外两件事:一是2014年矿难后他安排人给三个“闹得凶”的家属打过恐吓电话,其中就有方德顺家,方德顺孙子被堵那次就是他授意的;二是当年虚报的“无名尸”里有两人其实有家属来认过,被他用每人五万块现金劝退了,那两家人后来搬走了,他也不知道去了哪。警方根据他交代的线索又找到一户,另一户至今下落不明。法院第三次再审追加认定张德贵敲诈勒索犯罪事实两起,合并执行有期徒刑二十年,罚金三百五十万元。张德贵当庭表示不上诉。宣判那天陆鸣在旁听席上看见了方德顺,老头坐在最后一排,听到“二十年”三个字时低头抹了把脸,然后拄着拐杖提前离了庭。陆鸣追出去,方德顺在法院台阶上站住了,说:“我不是替他难受。我是想,要是当年我早十年把那个本子交出去,是不是老陈他们就不用等这么久。”陆鸣说:“你交本子那年,张德贵还没落网,你交出去可能连人带本子一块儿消失。”方德顺想了想,拄着拐杖走了。
散场后两人去吃了顿火锅。陆鸣真请了,结账时沈渔没抢。吃完出门下小雨,陆鸣骑摩托带沈渔回住处,路过临港码头时他放慢车速,扭头看了一眼。旧货仓那片铁皮屋顶拆了,改成了临时停车场,停着一排冷链集装箱卡车。C区封条早撕了,墙根下野草蹿得老高。沈渔在后座戳他腰:“看什么呢,雨大了。”陆鸣拧了把油门,说:“没看什么,就是觉得那墙根底下以前有个狗洞。”沈渔说:“狗洞早堵了,你钻不进去了。”陆鸣笑了一声,摩托车拐上高架桥,雨刮器似的把往事甩在后头。
周小柱中考考上了市里的重点高中,报到那天给陆鸣发了张校门照片。陆鸣回了个大拇指,又转了五百块钱红包,备注“买书”。周小柱没收,回他:“陆哥,我暑假去二勇哥那儿送外卖,挣了一千多,够买书了。你那钱留着修摩托车吧。”陆鸣把手机递给沈渔看:“这小孩嘴跟你一样毒。”沈渔说:“他说的是实话。”陆鸣把红包撤回来,改发了个“加油”的表情包。周小柱秒回一个“拳头”表情。
年底陈老栓走了。赵秀兰打电话告诉陆鸣,说他走那天精神特别好,早上自己下地煮了碗挂面,中午靠在被垛上听收音机,听着听着就没声了。陆鸣请了假去柳树沟送了个花圈。村里人说陈老栓临死前把矿灯电池盒送给了隔壁上初中的孙子,跟那孩子说“这个能点烟,别让你妈知道”。陆鸣在灵堂里站了一会儿,出来时赵秀兰塞给他一兜子冻柿子,说自家树上结的,让他路上吃。陆鸣收了,开车回临港的路上吃了两个,甜得齁嗓子。
转年开春,临港区法院对张德贵案作出第四次裁定——因为张德贵在服刑期间被发现漏罪,且漏罪涉及敲诈勒索数额巨大,检方再次追加起诉。这次是那户下落不明的家属找到了。那家人搬到了外省一个林场,男人在伐木队干活,女人在林场小学代课。他们看到陆鸣的书后主动联系了出版社,出版社转给了陆鸣。陆鸣帮他们对接了法律援助。张德贵第四次被判追加刑期两年,合并执行有期徒刑二十二年。那天陆鸣在法院门口碰见沈渔,沈渔说:“二十二年,他出来都七十多了。”陆鸣说:“方德顺说张德贵今年五十八,出来七十九,够本了。”沈渔说:“你信方德顺的算术?”陆鸣说:“他算账算了一辈子,错不了。”两人站在法院台阶上,太阳挺好。沈渔忽然说:“你欠我的烧烤什么时候请?”陆鸣愣了一下:“去年不是吃火锅抵了吗?”沈渔说:“火锅是火锅,烧烤是烧烤。”陆鸣说:“那今晚?码头东门新开了家串店,我请你吃烤板筋。”沈渔说:“行,但你得先把摩托车修好,我可不坐你那破车跑二十公里。”陆鸣说:“车早修了,上个月刚换的刹车片。”沈渔看了他一眼:“你去年还说先歇半年。”陆鸣说:“歇完了。”两人下了台阶,往停车场走。陆鸣掏出手机给老贺发了条消息:“贺老师,张德贵案彻底结了,我写个千字消息发你。”老贺秒回:“写什么消息?你欠我的稿子呢?说好的系列报道第四篇呢?”陆鸣把手机揣兜里,跟沈渔说:“今晚吃完烧烤我得回去赶稿,老贺催命呢。”沈渔说:“吃完烧烤你回你住处,我回我住处,你赶你的稿。”陆鸣说:“那摩托车后座空着也是空着,我送你。”沈渔没说话,打开副驾车门上了自己的车,发动引擎摇下车窗:“你骑你的摩托,我开我的车,串店门口见。”一脚油门蹿出去,尾灯在街角一闪就没了。陆鸣跨上摩托车,打火打了两下才着,嘟囔了一句“这破车真该换了”,拧着油门追了上去。
串店老板认识沈渔,说“沈记者好久没来”,给两人安排了个靠窗的卡座。陆鸣点了四十串板筋、二十串腰子、两盘毛豆。沈渔说:“你点这么多吃得完吗?”陆鸣说:“吃不完打包,明天当早饭。”吃到一半陆鸣手机响了,是个陌生号码,接起来是周小柱的班主任,说周小柱跟同学打架了,让家长来一趟。陆鸣说:“我不是他家长。”班主任说:“他紧急联系人填的你。”陆鸣噎了一下,挂了电话跟沈渔说了。沈渔把签子往盘子里一搁:“走,我开车。”两人赶到学校,周小柱在政教处门口蹲着,嘴角破了皮,校服袖子扯了个口子。班主任说对方拿他爸的事骂他,说“你爸死在矿上是活该,谁让他下井”。周小柱二话没说动了手。陆鸣蹲下来问他:“打赢了没?”周小柱抬头:“我把他鼻子打出血了。”陆鸣说:“行,没丢人。”班主任瞪了他一眼,沈渔赶紧打圆场:“老师,医药费我们出,孩子教育我们来。”出了政教处,陆鸣带周小柱去诊所处理伤口,路上跟他说:“下次有人骂你爸,你记他名字,回头我写篇稿子骂他全家。”周小柱说:“我妈说不能给你添麻烦。”陆鸣说:“你紧急联系人填的我,这麻烦你推不掉。”沈渔在旁边插嘴:“你俩一个敢填一个认账,挺配。”陆鸣瞪她一眼:“你哪边的?”沈渔说:“我开车的,没边。”把周小柱送回学校后沈渔开车往码头走。陆鸣靠在副驾座椅上翻手机,老贺发来第八条催稿消息,他回了句“今晚十二点前交”。沈渔说:“你今晚写不完我明天去你住处堵门。”陆鸣说:“不用堵,我写完发你一份,你帮我把把关。”沈渔说:“行,审稿费一顿烧烤。”陆鸣说:“刚才那顿不算?”沈渔说:“那是抵去年的。”陆鸣叹口气:“行吧,欠着。”沈渔把车停在码头东门串店门口,陆鸣下车骑摩托。临走沈渔摇下车窗说:“陆鸣,你那个书里写周大柱儿子作文那句——‘他不是失踪,他是遇难’,我每次看都鼻子酸。”陆鸣跨在摩托上说:“我写的时候也酸。但酸完了得干活啊,不然下一个周大柱还得酸。”沈渔摆摆手:“行了别抒情了,赶稿去。”车窗摇上去,车开走了。陆鸣拧着油门往住处赶,路上想起周大柱那张全家福,想起陈老栓的矿灯电池,想起方德顺那本晒了十年防潮的流水账,想起周小柱作文里那句“他不是失踪,他是遇难”。他把摩托车停在楼下,上楼开电脑,泡了杯浓茶,敲下第四篇系列报道的标题:《二十二年》。稿子写到半夜两点,老贺在线审完回了俩字:“可发。”陆鸣关了电脑倒头就睡,睡前给沈渔发了条微信:“稿子交了,审稿费先欠着。”沈渔凌晨五点回了个“嗯”,后面跟了个烤串表情。
一个月后陆鸣和沈渔真去吃了顿烧烤,就在码头东门那家串店。这次陆鸣提前把摩托车修好了,沈渔没开车,坐他后座去的。吃完出来陆鸣问她:“你以后还审我稿不?”沈渔说:“审,但审稿费涨了,一顿烧烤变两顿。”陆鸣说:“你抢钱啊。”沈渔说:“你写不写?”陆鸣跨上摩托,把头盔递给她:“写。两顿就两顿。”沈渔戴上头盔,手扶住他腰,陆鸣打火挂挡,摩托驶进临港的夜色里。身后码头吊机还在转,冷链卡车进进出出,旧货仓原址的停车场亮着一排白炽灯,照得跟白天似的。没谁再提那个钻狗洞的凌晨了,但陆鸣每次路过C区那个位置,都会下意识放慢车速。沈渔在后座问过一次“你看什么呢”,他说“看停车线画得直不直”。沈渔没再问,她心里清楚,那跟停车线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