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迁协议摆在桌上时,继母从胸口摸出一张折得发白的纸。
她把纸推到我面前,手指压着一角,像怕我抢走,又像怕我不看。
“你爸欠你的钱,今天该还了。”
大伯伸手来夺:“他一个小孩,哪来这么多钱借给他爸?这东西是假的!”
我先他一步拿起来。
纸上只有短短几行字:今借儿子周砚人民币捌万元整,用于偿还厂里欠款,待房屋拆迁或有钱时归还。
下面是我爸周建国的签名和红手印,日期是2008年9月。
那年我十六岁,我妈刚死,我爸刚把继母娶进门。
我记得那八万块。
那是我妈用命换来的赔偿金,我爸说替我存着,转头却拿去给继母的弟弟填了窟窿。
我恨了他十八年,连他临终那一面都没见。
如今老屋要拆了,大伯说房子是爷爷留下的,拆迁款他也有份;继母守着病床、守着破屋,自己连住处都没有,却偏要先把欠条交到我手里。
我问她:“你藏了这么多年,为什么现在才拿出来?”
她低着头,手指上的冻疮裂了口,血沾在那张协议上。
“因为你爸临走前说,要是他没还上,让我替他还。”
她停了停,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
“那笔钱不是给我弟弟的。他只是经手,欠账的是你爸。”
1
那天上午,我正在店里修一台老式缝纫机。
机器的针杆卡死了,客人站在旁边催,我把螺丝拆下来,才发现里面卷着一截红线。
手机响了三遍,我才腾出手接。
电话是街道负责拆迁协调的赵姐打来的,说老屋的补偿方案已经出来,让房屋登记人家属过去商量签约。
我说:“房子在我爸名下,你找他妻子。”
赵姐沉默了一会儿:“你爸走了快半年,你真一次都没回来过?”
我手里的螺丝掉在地上。
她大概听出我不知道,急忙说:“对不起,我以为你知道。去年冬天走的,肺病,后事是你继母办的。”
客人还在等,我弯腰摸那颗螺丝,摸了半天都没摸到。
我爸死了。
我竟然是从一个管拆迁的陌生人嘴里知道的。
客人问我还修不修,我说修,声音却发飘。
她叹口气,把机器留下,让我明天再给她答复。
我关了店门,站在街边给继母打电话。
那个号码是我十年前拉黑的,我翻了许久才从黑名单里翻出来。
电话响了很久,接通后,对面传来水流声。
“喂?”
她的声音比我记忆里哑。
我攥紧手机:“我爸死了,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水声停了。
她说:“打过,你没接。我给你发过消息,也托你大伯找过你。”
我点开手机,拉黑的人发来的消息不会显示。
大伯倒是在过年前给我打过电话,我嫌他一开口就借钱,直接挂了。
我问:“他没跟我说。”
“他说找不到你。”
我靠在卷帘门上,半天没出声。
街对面卖水果的摊主正用喇叭吆喝橘子甜,我听得烦,把手机从耳边拿开,又贴回去。
“葬在哪里?”
她报了墓园的名字和位置。
我想问他最后说了什么,话到嘴边,变成了:“拆迁的事,我下午过去。”
她应了一声,电话就断了。
我买了最近一班车,两个小时后回到老街。
街口的梧桐树砍了大半,墙上画着红圈,房门上贴着搬迁通知。
老屋门口停着一辆黑色轿车,大伯的儿子周伟靠着车抽烟,看见我就笑。
“稀客啊,你爸死的时候不回来,分钱倒挺积极。”
我把包往肩上一提:“你爸还活着,你现在回去孝顺来得及。”
他脸一沉,烟头往地上一扔。
院里传来大伯的声音:“谁啊?”
“是我。”
我推门进去。
院子比记忆里小,葡萄架塌了一半,水泥地被树根顶出一道缝。
继母林秀兰蹲在水池边洗拖把,听见声音,急忙在围裙上擦手。
她瘦得厉害,头发几乎全白了,右手腕上戴着我小时候见过的银镯子。
“回来了。”
她像是想接我的包,又把手收了回去。
我叫不出她的称呼,只问:“协议呢?”
大伯坐在堂屋正中间,茶杯搁在拆迁资料上。
“你还知道回来?这房子当初是你爷爷盖的,我跟你爸一人一半,你别以为户主写了他名字,就全是你的。”
我看着他:“房本呢?”
“你管我要什么房本?我是你长辈。”
“你要分钱,总得拿出能分的东西。”
周伟跟进来,把手机拍在桌上:“你少装蒜,我爸说有份就有份。”
林秀兰进屋,把一本旧房产证放到我面前。
证上登记的所有权人是我爸,取得方式写着继承,登记日期是2005年。
我记得爷爷去世时,大伯在外地做生意,回来后闹过一次,说不要老屋,换走了爷爷存折里的钱。
那时我小,只记得两人在院里吵,后来我爸拿着一张纸去办手续。
大伯一把按住房本:“这证是你爸骗来的。当年我只是让他先住,没说不要。”
林秀兰从柜子里拿出一个牛皮纸袋,抽出一张泛黄的协议。
上面有大伯和我爸的签名,写着大伯领取老人存款后放弃老屋继承份额。
周伟伸手去抢,我先拿手机拍了照。
“你拍什么?”他抬手挡镜头。
“拍证据。你想撕也行,撕完咱们去派出所说。”
大伯抓过协议看了看,脸色变了:“字是我的,那也是你爸哄我签的!”
“你可以去起诉。”我把房本和协议收进纸袋,交回林秀兰手里,“在那之前,别碰。”
她望了我一眼,手有点抖。
大伯拍桌子:“你护着她?她是你亲妈吗?”
“她不是,你也不是法官。”
我说完,周伟往前跨了一步,胳膊撞翻了茶杯。
热水淌到桌边,林秀兰赶紧去扶,周伟却抓住了她手里的纸袋。
我扣住他的手腕,用力往外掰。
他疼得骂了一声,松开手,我把纸袋从他手里抽出来。
“再动一下,咱们现在就报警。”
院门口有人停下看热闹,大伯拉了儿子一把,嘴上还不肯服软。
“行,你们等着。房子有我的份,谁签字都不好使!”
父子俩走了,门被摔得直响。
林秀兰弯腰擦水,擦了两遍,桌上还是湿的。
我说:“纸先收起来,别再让他们碰。”
她应了一声,却没有立刻走。
“协议还没拿给你看。”
她从柜子里另取出一份拆迁资料,摊在桌上。
老屋评估和补偿合计一百八十六万元,也可以选择安置房,再按方案结算差额。
我盯着数字,看了好一会儿。
我店里的租约年底到期,房东要涨租,我正为搬店和母亲留下的旧机器发愁。
这笔钱能让我把门面买下来,还能把拖了两年的设备换掉。
可房子毕竟是我爸的遗产,林秀兰在这里住了十八年,我不可能只凭自己姓周就把她赶出去。
我问:“你想怎么分?”
她没有看补偿数字,而是伸手解开外套的扣子。
从贴身的布袋里,她拿出了一张折得发白的纸。
2
欠条上的字,我认得。
我爸写字总把“国”字里的点拖得很长,像一把往外伸的钩子。
我曾经在学校的家长签字栏见过无数次,后来每次看见,都想把那页纸撕下来。
我没碰那张欠条。
“八万,十八年,你怎么现在才想起来?”
林秀兰说:“以前我提过,他说要自己还。他后来病得重,我找过你的地址,怕你不肯见我。”
“你们倒是默契,一个借,一个藏。”
她把欠条往我这边推:“你拿走。”
“拿走以后呢?叫我在拆迁款里先扣八万,再感谢你们有良心?”
她嘴唇动了动,没接话。
我最恨的就是她这副样子。
当年我堵在门口骂她,她也不还嘴,等我骂累了,转身给我热饭。
我把碗摔了,她蹲下去捡,碎瓷片割破手,她也只说一句,小心别踩着。
十六岁的我觉得她在装。
现在她还是这样,我胸口那团火一下子烧了起来。
“你弟弟呢?当年拿钱的人,怎么不出来还?”
林秀兰抬起头:“钱不是给我弟弟的。”
“我亲耳听见你们说的!”
2008年中秋前,我放学回来,听见屋里吵架。
我爸说,八万都给了你弟弟,你还想怎么样。
林秀兰哭着说,那是孩子的钱,不能这么算。
我推门进去,桌上摊着我妈留给我的存折,余额只剩几十块。
我问钱去哪儿了,我爸抬手就给了我一巴掌。
“长辈的事,小孩少管。”
我记得耳朵嗡嗡响,记得林秀兰来拉我,我用力甩开她,骂她一家都是贼。
那天晚上,我抱着书包跑去舅舅家,死活不肯回来。
后来舅舅供我读完技校,我出去打工、开店,几乎没再踏进这扇门。
逢年过节我爸给舅舅打电话,舅舅把手机递给我,我总说不接。
林秀兰听我说完,慢慢坐在凳子上。
“那天你听见的话是真的,钱也确实交到我弟弟手里。”
我冷笑:“这还不叫给他?”
“他拿钱去还厂里的账。他是经手的人,欠账的是你爸。”
我愣了一下。
她站起来,进里屋翻了很久,拿出一个旧铁盒。
盒子里装着收据、药单和几本账册,纸角受潮,粘在一起。
她抽出一张收据递给我。
上面盖着当年县机械厂的财务章,写明收到周建国交回的货款八万元,经手人林海。
日期就在欠条的次日。
我盯着那行字:“我爸为什么欠厂里钱?”
“那年厂子要改制,清账的时候发现一笔货款对不上。你爸是保管员,单子上有他的签名,厂里找他追。”
“钱是他拿的?”
“他说不是。”
“你信?”
林秀兰没有马上回答。
“我信他没把钱揣进自己口袋,可他在单子上签了字,没保管好东西,这笔账他认。”
我把收据翻到背面,空白处有我爸用铅笔写的两行字,字迹很淡。
“借砚砚的钱,先把账平了。房子不能卖,等厂里查明白再还。”
我手指停在那个小名上。
从我记事起,他只有哄我睡觉时叫过我砚砚。
我妈出事以后,他再没这么叫过。
“为什么不告诉我?”
“他怕你知道他被厂里查账,在学校抬不起头。”
我把收据拍回桌上:“他打我的时候,怎么不怕我抬不起头?”
林秀兰垂下眼睛。
“那一巴掌是他不对。他后来想找你说,你每次都不见,他又倔,觉得先还上钱才有脸去。”
“那你呢?你也觉得瞒着我好?”
她沉默了很久,才说:“我当时怕你走。我刚进门,你恨我,我想等你消了气,再慢慢说。”
“结果我走了,你们就一直不说了。”
“是。”
她承认得很轻,我却像一拳打在了棉花上。
我拿起欠条,纸被手心的汗浸得发软。
我原以为自己回来是为了分钱,现在钱还没到手,我先发现恨了十八年的事,可能从一开始就只看见了一半。
院门忽然被人推开。
周伟站在门口,举着手机:“你们刚才说的我都录下来了。周建国拿儿子的钱还厂里的窟窿,他还欠我爸钱,这房子就不能让你们私分!”
3
周伟把手机屏幕转向我们,录音界面上红线还在跳。
我没有去抢,只问:“你什么时候进来的?”
“门没关,我进我爷爷的院子还要打报告?”
“这院子现在登记在我爸名下。你爸要争,可以走程序,你偷录也行,记得从头放,别掐掉你们抢东西那段。”
他脸上的笑僵了一下,按灭屏幕。
林秀兰说:“你爸什么时候借钱给建国了?”
“你们以为我爸不记账?当年他拿存款给爷爷看病,周建国答应补他两万,一直没给。”
我问:“借条呢?”
“回头就拿来。还有,拆迁款没分清之前,你们谁也别想签字!”
他说完就走,脚步比进来时快。
我追到门口,只看见他钻进车里。
车窗放下来,他冲我扬了扬手机:“你爸挪用公款,你要脸就别往外说。”
车开走,轮胎碾过地上的树叶,把一片叶子压进泥里。
我站了片刻,才转身回屋。
林秀兰把欠条和收据重新装进铁盒,我按住盒盖。
“先别收,我拍照。”
她把手松开。
我把每张纸的正反面都拍下来,又请她把厂里清账的经过从头说一遍。
她知道的并不多。
我爸当年是机械厂仓库保管员,林海在厂里跑运输,厂里发现一批零件的货款没入账,提货单上有我爸的签名,财务找他核对。
我爸说货出过库,货款由销售员收,自己没经手钱。
可签字的提货单只剩复印件,销售员说钱已经交给仓库,双方各执一词。
厂里当时急着清账,要求相关经手人先补上缺口,等查清再处理。
“他为什么不报警?”我问。
“他去过,材料不够,人家让他先跟厂里核账。厂里也说要查,可后来厂子改制,管事的人换了,查着查着就没下文。”
“所以他就拿我妈的钱补?”
“他怕事情拖着,工作丢了,房子也保不住。你那时还要上学,他觉得先把账平了,再慢慢找。”
我听明白了。
他不是完全没想过我,只是比较过以后,觉得我的钱最好拿。
我说:“他签这张欠条,是写给我看的,还是写给他自己安心的?”
林秀兰没替他回答。
她把铁盒往我面前推:“里面的东西,你想看就带走。还有本账,你爸这些年一直记着。”
账本封面磨得发亮,第一页记着欠我八万,下面是每年存的钱和取出的钱。
2009年存入三千,2010年存入五千,2011年取出六千,备注是周建国住院。
后面还有几次存取,有一年只存了六百。
最后一笔停在去年春天,余额一万九千四百二十元。
“存折呢?”
“在我这儿。你爸住院时让我收着,钱没动。”
她从柜子夹层里取出存折,名字是我爸的,数字和账本最后一笔对得上。
我看着那点余额,心里没有痛快。
八万块当年够在县里买一套小房子,如今只剩一万多的存款,欠条也不过是一张被汗浸软的纸。
“他没还上。”我说。
“没有。”
“他后来找过厂里吗?”
“找过。早几年老厂拆了,档案移到区里,他去过几趟,回来就咳。再后来腿也不好,我劝他别跑了。”
她停了停,“有个姓陈的会计还在,你爸去世前找过他,回来把地址记在本子里。”
我翻到账本最后一页,果然有个地址和电话号码,旁边写着:陈会计,原始单据可能在。
我问:“你找过他吗?”
“去过一次,人不在。后来要照顾你爸,就没再去。”
我把地址拍下来。
林秀兰看着我:“你要去查?”
“我想知道我妈的钱到底填了谁的坑。”
她把嘴唇抿紧,片刻后说:“我陪你去。”
我本想拒绝,目光落在她手上的伤口,改口道:“先去包扎。”
她低头看了看,拿围裙擦了一下:“没事。”
“血沾到协议上了。你要是想让我看清数字,就别往上滴。”
她愣了愣,起身去找药箱。
药箱里只有半卷纱布和一瓶过期的碘伏,我下楼到巷口药店买了新的。
回来时,她正把桌子擦干,把欠条单独放在一个透明文件袋里。
我拆开纱布给她,她接过去,左手缠右手,缠了半天打不上结。
我看不下去,拿过来替她系。
她的手腕很细,银镯子滑到手背,碰得纱布发出轻微的沙沙声。
我系完就松手:“别沾水。”
她说好,接着问我晚上住不住。
我说不住,找个旅馆。
她点头,把我用过的茶杯拿去洗,洗到一半又想起手上的纱布,笨拙地把右手举起来。
我站在门边看了一会儿,还是过去拧开水龙头,接过她手里的杯子。
4
第二天一早,我按地址去了城西的老家属院。
陈会计住在五楼,没有电梯。
林秀兰跟在我后面,爬到三楼就开始喘,我让她在平台等,她扶着栏杆说:“我自己能走。”
门开后,一个戴老花镜的男人看了我们半天。
林秀兰报了我爸的名字,他才把门让开。
屋里堆满旧书,茶几上放着药盒。
陈会计听完来意,先说了一句:“建国不是去年没了吗?”
我说:“我是他儿子,想弄清那八万块的事。”
他取下眼镜,用衣角擦了擦。
“那账我有印象。厂里当时乱,销售、仓库、财务的单子对不起来。建国交了钱,但不代表查明是他拿的。”
“原始单据还在吗?”
“我退休前把财务凭证移交了,应该在接收档案的单位。你爸来问过,我让他按手续申请查阅,他说好。”
他起身从书柜里抽出一本旧通讯录,翻了几页,抄给我一个地址和电话。
“这地方搬过两次,先打电话问。你是家属,带上你爸的死亡证明、亲属关系证明和你的身份证,具体能查什么,人家说了算。”
我问:“当年销售员是谁?”
“叫马志成。提货单上有他的名字,人后来去了外地,我也不知道在哪儿。”
林秀兰握紧包带:“你记得那批货卖给谁了吗?”
陈会计皱眉想了很久:“好像是临江的一个修配厂,具体名字我不敢说。别只听我这老脑子,还是查凭证。”
我们道谢出来,林秀兰在楼道里停下,拿手帕擦额头。
我打了陈会计给的电话,对方说旧厂档案由区里的资产管理部门保管,家属可以先带材料来说明情况,涉及第三方的内容未必都能复制。
我约了后天。
下楼时,林秀兰忽然说:“你爸后来不是没想找你。”
我没吭声。
“你技校毕业那年,他去过你上班的地方,带了两只自己做的铁皮工具箱。到门口看见你跟师傅说话,他站了半天,最后把箱子放门卫那儿就走了。”
我停下脚步。
那年厂门口确实有人给我送过一个工具箱,门卫说是个中年男人留下的,没留名字。
我以为是舅舅托人送的,后来问舅舅,他说不知道,我就当是师傅给的。
那个箱子我用了十多年,提手断过一次,还是我自己铆上的。
“他为什么不进来?”
“他说你看见他会生气,不想让别人看笑话。”
我扶着楼梯扶手,想起自己当年抱着箱子回宿舍,在里面发现一把新扳手,高兴得半夜拆了又装。
我一直以为那是师傅赏识我。
原来那个人站在门外,连一声都不敢叫。
可他不敢叫,我就不难过了吗?
我说:“送个箱子,不能当他还了钱。”
“我知道。”
“也不能当那一巴掌没打过。”
“我也知道。”
她没有再说。
到楼下时,我手机响了,是舅舅。
“周伟给我打电话,说你回去跟那女人抢拆迁款。你缺钱怎么不跟我说?”
我看了林秀兰一眼,走远几步:“不是他说的那样。”
舅舅听完欠条的事,声音一下高了:“他们现在拿张纸出来,你就信?你妈的钱是赔偿金,我亲手交给你爸的!他说给你存着,转头就拿走,害你差点连学都上不成!”
我说:“我没说信,我在查。”
“查什么查?他要真觉得对不起你,当年就不该娶那个女人!”
“舅,她没有拿钱给自己弟弟。”
“你亲眼看见了?”
我答不上来。
舅舅气得咳嗽,过了一会儿才说:“你妈走的时候,拉着我的手让我看着你。我就怕你心软,又被他们骗。”
我握紧手机:“我知道。等查清楚,我跟你说。”
挂断后,我回头,看见林秀兰站在树下,没有往这边看。
她从包里拿出一个塑料袋,里面是两个馒头和一小包咸菜。
“早上蒸的,怕你饿。”
我早上只喝了一杯豆浆,肚子确实空着。
她递过来时,我接了一个,掰开,热气已经散了。
馒头有点硬,我咬了一口,嚼得很慢。
5
去档案室之前,我先去了墓园。
花是在门口买的,白菊,一把二十块。
我走到墓碑前,看见照片上的人比我记忆里老了许多。
他穿着一件深色外套,头发梳得整齐,嘴角像是想笑,又没笑出来。
碑前放着一只褪色的铁皮小车,车轮是瓶盖做的。
那是他以前拿边角料给我做的玩具,我小时候把车轮踩坏过一个,他又给我换上。
我蹲下来,摸了摸小车的顶棚。
铁皮锈了,边缘磨得很平。
林秀兰站在几步外,说是去年清东西时找到的,怕放家里又丢,就带了过来。
我把花放下,站在碑前,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曾经想过很多次见到他以后要问什么。
为什么动我的钱,为什么打我,为什么不来舅舅家接我。
可他现在躺在下面,所有问题都只能由别人回答。
我说:“你欠我的八万,我会拿回来。”
风把花纸吹得响了一下。
“你要是真没拿厂里的钱,我也会查。但我不是为了给你洗清,是为了我妈的钱。”
林秀兰没劝我,也没替他求情。
我转身时,看见她把手伸进包里,拿出一块干净的布,弯腰擦碑上的灰。
她擦得很仔细,连照片边缘都擦了两遍。
我走了几步,又回来,从她手里拿过布,擦了碑顶。
她抬头看我,眼睛发红。
“我够不着上面。”
“我看见了。”
回去路上,赵姐打来电话,说大伯已经到街道登记争议,要求暂缓签订补偿协议。
“他提交了什么?”我问。
“说有家庭债务和房屋归属争议,材料还没交齐。你们如果能协商,先协商;协商不了,可以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我们不能替你们认定继承份额。”
我问她签约期限。
“方案上写了六十天内签约的奖励,过期奖励可能没有,具体按公告。你们别只盯着这个,先把事情弄清楚。”
电话挂断,我把情况告诉林秀兰。
她说:“奖励有十二万。你大伯知道这点,才急着闹。”
“你想给他多少,让他撤?”
“我不想给。他当年拿走老人存款,签过字,这些年你爸生病,他一次没来。”
她说这话时眼睛盯着窗外,语气比刚才在墓园硬。
我有点意外。
“他毕竟是你丈夫的哥哥。”
“是哥哥,也不能凭这个把房子拿走。”
她转过头,“你要是想快点拿钱,愿意给他,我也拦不住你。但我这份不出。”
我看着她,突然想起她刚进门时,也是这样站在院里,跟卖煤球的商贩一块一块数缺斤少两的煤。
那时我以为她小气,故意拖着不给钱。
现在我才想起,数完以后她把缺的煤要了回来,转身又给我煨了一整晚的汤。
我说:“不用给。先看他拿什么证据。”
她松了一口气,又很快说:“房子和钱,你的份我不会赖。具体怎么分,咱们找明白的人算。”
我问:“你呢?你以后住哪儿?”
“租房。离菜市场近一点就行。”
“你有多少钱?”
她没答。
我想起账本上那些住院支出,便没再问。
公交车到站,她下车前把包紧紧抱在胸前,回头说:“明天材料我去开,你别耽误店里的活。”
我说:“我跟你去。”
她看了我一眼,没再劝。
当天晚上,周伟把一段录音发到了家族群。
录音从林秀兰说“厂里发现一批零件的货款没入账”开始,到“他在单子上签了字”结束。
后面的解释被剪掉了。
群里很快有人问,周建国是不是偷了厂里的钱。
还有人说,怪不得周砚这么多年不认爹,原来根子在这儿。
我看着不断跳出来的消息,手指悬在屏幕上。
我想退群,又想起墓碑上那张没笑出来的脸。
我可以恨他,但不能让别人拿一段剪过的录音替他定罪。
我给周伟打电话,让他把完整录音发出来。
他笑:“你不是说我想录就录?怎么,现在知道丢人了?”
“你把后半段删了。”
“我只发我听清的。你要觉得不对,就拿证据。”
电话被挂断。
我在群里发了一句:录音不完整,旧账正在查,请不要传未经证实的话。
大伯马上回了一个冷笑的表情。
我把手机放下,重新打开拍下来的收据,放大那个红章。
明天,先把材料准备齐。
6
档案室在一栋灰色办公楼的三层。
工作人员核对了材料,问我查阅的目的,我把收据和欠条的照片给她看。
她说要先检索,涉及他人的资料只能按规定处理,让我留下联系方式。
三天后,她通知我们过去。
我和林秀兰坐在阅览桌前,看工作人员把几卷装订好的凭证放下。
纸张发黄,有的边缘已经脆了,翻页要用垫纸托着。
那笔八万元的收据底联在,凭证后附着一份清账说明,写着货款去向待核,周建国先行垫付,查明后另行处理。
我盯着“垫付”两个字,拍下工作人员允许拍摄的页面。
再往前翻,是当年的销售出库记录和提货单复印件。
复印件上有我爸的签名,提货人栏是马志成,客户名称为临江兴达修配厂。
还有一张对账表,记录这批货已由客户付清,收款人为马志成,日期比出库晚了五天。
我问:“这张表为什么没解决问题?”
工作人员说:“我只能提供档案内容,不能替当年的经办人解释。你可以继续查后面的材料。”
后面有一份内部谈话记录。
马志成承认向客户收了款,但说已交给周建国,周建国否认。
谈话记录上没有转交货款的签收凭证。
我翻完,后背已经出了汗。
这些纸证明客户付过钱,也证明厂里当年没有查明钱去了哪里,却不能直接证明我爸无责。
林秀兰伸手指向一页边缘:“这里还有字。”
那是一张移交清单,末尾用笔补了一句:销售现金交接簿由销售科保管,待补。
我问工作人员有没有那本交接簿。
她查了目录,摇头:“这批档案里没有。销售科的部分资料当年单独移交,去向需要再查。”
我们登记了查阅结果,出门后,我站在走廊尽头打电话给陈会计。
他听了,说销售科科长当年叫顾明山,退休后住在东湖附近,具体地址他得翻一翻。
“你爸也找过他,没找到人。你别把希望全押上,那时候账乱,谁都不愿意再沾。”
我谢过他,刚挂电话,就接到周伟发来的视频。
画面里,几个人正在老屋院子里搬东西,葡萄架旁的旧木箱被抬到门外。
周伟配了一句话:先替你们清理垃圾,不谢。
林秀兰看了一眼,脸色变了:“那箱里有你爸的工具和账。”
我们赶回去时,木箱已经被扔在巷口,盖子摔裂,里面的零件撒了一地。
周伟站在院里指挥人搬桌子,看见我们回来,还理直气壮。
“拆迁迟早要清,我先帮忙。房子我爸有份,我进来看看不过分吧?”
林秀兰冲过去抱住木箱,手上的纱布蹭开了,露出红色的伤口。
我拦在门口:“放下东西,出去。”
周伟指着身后的两个人:“他们是我找来搬家的,一人一天三百,你们不付钱也行,让我爸进去量量屋。”
我拿出手机拨了报警电话。
他脸色一变:“一家人的事,你报警?”
“你刚才搬东西的时候,怎么没想起是一家人?”
民警到了以后,听我们说明情况,查看房本和现场,让周伟等人先退出院子,房屋争议另循途径处理。
周伟不服,嚷着木箱里的东西本来就是垃圾。
我让他把掉在地上的零件捡起来。
他不肯。
民警看了看散落的东西,问他是不是搬出来时弄散的,他磨蹭半天,弯腰捡起一把生锈的钳子。
林秀兰却说:“放下,我自己捡。”
她蹲在地上,捡起一颗颗螺帽,装回一个铁盒。
我也蹲下去。
木箱最底下压着一只布包,里面是几张折叠的图纸和一个小信封。
信封上写着我的名字,字迹已经褪色。
我没有当场拆,先把东西搬回屋,换了一把门锁。
周伟在巷口看着,临走前冲我喊:“你能锁门,还能锁住拆迁办?等我爸把材料交上去,你就知道了!”
我没理他,把新钥匙交给林秀兰。
“以后他们再来,别开门。”
她攥着钥匙,点了点头。
晚上我打开信封,里面只有一张纸。
我爸写:砚砚,你的箱子提手要是松了,别拿铁丝绑,到街口老沈那里打两个铆钉,算我的账。
没有日期,也没有其他话。
我看着那一行字,想起自己在工棚里用铁丝绑提手时,铁丝扎破了手,血滴在工具上。
他大概不知道,我后来学会了自己打铆钉。
我把纸重新折好,放回信封。
第二天,我把店里的活往后推了两天,给客人逐个打电话解释。
有个老客户不耐烦,说我再拖就找别人修。
我道歉,把预收的钱退了回去。
挂断电话,我看着转账记录,有些肉疼。
但既然已经翻出了第一张纸,我不想只查到一半。
7
陈会计第二天把顾明山的地址发了过来。
我去之前先打了电话,对方听说我是周建国的儿子,立即说不认识,随后挂断。
我又打,他不接。
林秀兰说:“他当年见了你爸也躲,我们过去,他未必开门。”
我把档案照片整理好,连同自己的号码打印出来,装进信封。
“不开门就留给他。他想躲,总得先看见我们找的是什么。”
东湖边的小区很旧,门卫打电话上楼问过,才让我们进去。
我们敲了几次门,里面传来电视声,却没人应。
我把信封塞进门缝,写明希望核实销售现金交接簿的去向,不要求他凭记忆替谁作证。
回程路上,林秀兰问:“他要是把东西扔了怎么办?”
“那就再找别的。”
“还有什么能找?”
“客户。对账表上有修配厂的名字,厂子没了,也许人还在。”
我以前修设备,经常为找一颗停产的齿轮打几十个电话。
东西不一定找得到,但先把能问的人问一遍,总比站在原地骂机器坏了强。
我回到旅馆,查兴达修配厂,网上只有一条早年注销的信息。
我按公开信息找到了原来登记的地址,又打电话给临江当地一个修理同行,托他帮忙问老街坊。
对方说要些时间。
与此同时,大伯送来了他所谓的借条复印件。
纸上写着我爸借他两万元用于老人住院,签名看着像我爸的,日期是2004年。
我拿给林秀兰看,她说那时她还没进门,不知道真假。
我也不记得爷爷住院时的钱是谁出的。
我不能因为大伯抢房子,就认定每一笔账都是假的。
我给大伯打电话:“原件在哪儿?”
他在电话那头说:“想看就带着钱来。”
“如果是真的债务,拿出原件和当年的付款记录,我们可以核实。”
“你少跟我讲那些,我是你大伯,还能骗你两万?”
“房子的事你已经骗过了。”
他骂了一句,挂了电话。
当天晚上,我请赵姐帮忙约双方坐下来谈。
赵姐找了社区调解员,约在第二天下午。
见面时,大伯把借条原件带来了,却不让我拍照。
调解员看过,问他有没有还款记录或当年的其他凭证。
大伯说:“亲兄弟借钱,哪有那么多手续?”
我拿出爷爷去世后双方签的协议。
协议里写明双方就老人存款及老屋分配达成一致,并注明老人丧葬、医疗等费用已结清。
大伯瞪着那句话,半天才说:“我没留神。”
调解员问:“你当年签字时,有没有提出这两万元没结?”
“没有不等于他还了!”
“那你可以保留主张,通过适当途径提供证据。房屋产权的争议也是一样。”
周伟坐不住了:“你们都帮着他们?签约奖励过了就没了,损失谁出?”
赵姐说:“奖励条件是公告里的,你们清楚。街道不会因为谁嗓门大,就替谁决定家庭财产。”
大伯看向我:“你给我三十万,我马上不闹。”
我说:“房子你签字放弃过。两万借条如果能核实,我们按实际情况处理。三十万没有。”
“二十万!”
“没有。”
他一巴掌拍在桌上:“你跟你爸一个德行,宁可让钱烂在地里也不给亲兄弟!”
我忍不住笑了:“你刚才说他欠你钱,现在又说他一分钱不给兄弟。你挑一个说。”
周伟站起来,椅子向后倒,砸得地面一响。
调解员立即让他坐下。
大伯脸涨得通红,把借条塞回包里:“那就法庭见。”
他们走后,赵姐叹了口气:“你们要做好时间拖长的准备。”
林秀兰点头,脸上却有疲色。
回去的路上,她问我:“店里真不忙?”
“忙。”
“那你回去吧,这边我盯着。”
我想起周伟搬箱子时她蹲在地上的样子,说:“我再待几天。”
她没有说谢谢,只在菜摊前买了一条鱼。
我问她买这么大一条干什么。
“你小时候爱吃鱼肚子,刺少。”
我说:“我现在会挑刺了。”
她拎着鱼走在前面:“会挑也能吃肚子。”
8
鱼上桌时,大伯又来了。
这次他没带周伟,一个人站在门口,手里拎着一袋橘子。
林秀兰没让他进院,隔着新装的铁门问他有什么事。
他往里看了看:“我找砚子说两句。”
我走出去,关上门。
他把橘子往我手里塞,我没接。
“都是自家人,你何必把事做绝?”
“你想说什么?”
“你爸那些年对你不好,可我对你怎么样?你小时候过年,我给过你压岁钱。”
“给过,五十块。后来你来找我借两万,我借了,你三年没还,还是舅舅上门要回来的。”
他脸上挂不住:“我那不是周转不开吗?”
“现在我也周转不开,三十万拿不出来。”
他看了看左右,把声音压低:“那女人有事瞒你。”
“什么事?”
“你爸病着的时候,房子差点让她拿去抵债。我亲眼看见她带人来看房。”
我心里一沉,面上没动:“谁来看的?”
“她弟弟和一个中介。你问她敢不敢认。”
他见我不说话,终于把橘子搁在门槛上,转身走了。
我回屋时,林秀兰正在盛汤。
我直接问她是不是带人来看过房。
她手一顿,勺子碰到碗沿。
“来过。”
“为什么?”
“想卖。”
鱼汤的热气往上冒,我却觉得手指凉了。
“我爸病着,你想卖他的房子?”
“他同意的。”
她把勺子放下,进屋拿出一叠医院的缴费单。
去年他病情加重,需要住院和后续治疗,家里存款不够,林海帮忙找了中介来估价。
“后来为什么没卖?”
“中介说房屋已经在征收前期摸底范围内,能不能交易要去核实。你爸不愿意再折腾,说先借钱治。”
“向谁借的?”
“林海,还有我以前干活的雇主。加起来四万多,后来卖了我的首饰和一辆三轮车,还了一部分。”
我看着缴费单上密密麻麻的数字:“还欠多少?”
“一万八。”
“借条呢?”
她拿出来给我看,借款人是她,借钱时间和医院缴费时间大致对得上。
我问:“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借的,我会还。”
“你刚才还说拆迁后租房。你拿什么还?”
“我有手有脚,可以继续做饭、打扫。拆迁款分到我手里,也能先还一部分。”
她说得平静,手却把围裙抓皱了。
我心里有火。
她瞒着我,我一问才说,这一点和我爸一模一样。
可我也知道,昨天下午她刚说了按份分,我一句都没问过他最后看病的钱从哪儿来。
我把借条拍下来,说:“先把债务列清楚。该从遗产里处理的,别全压在你身上。”
“你不用替我还。”
“我不是替你。我爸治病的钱,我作为儿子不能装没看见。”
她张了张嘴,眼泪突然掉下来,落在借条上。
她赶忙用手抹,越抹越湿。
“这纸不能湿。”我抽出纸巾递过去。
她接过纸巾,先擦借条,再擦脸。
鱼汤凉了,我们重新热了一遍。
吃到一半,我接到临江同行的电话。
他找到了兴达修配厂原来的出纳,对方姓方,现在帮女儿看店,愿意见我一面。
我放下筷子,准备订第二天的车票。
林秀兰说她也去,我看她眼睛底下青了一片,让她留在家里休息。
她摇头:“当年是我弟弟把钱送过去的,人家问起,我能说清楚。”
我没有再拦。
9
方阿姨开的杂货店挨着菜市场,门口挂着一串塑料拖鞋。
她听我们说完,先把店门口的凳子搬进来,让我们坐。
“兴达早就没了。我记得那次买零件,八万块不是小数,我跟老板一起去银行取的现金。”
她翻出手机,给当年的老板打电话。
电话接通后,她把情况说明,开了免提。
对方记得付过款,但时间太久,说不清交给谁,只记得拿到过盖章的收款凭证。
我问凭证还在不在。
“厂子注销时账本交给代理记账的了,我回去翻翻联系方式,不能保证有。”
我留下号码。
方阿姨看着我们,忽然说:“我记得马志成来拿过两次钱。”
我心里一跳:“两次?”
“第一次是订金,第二次是尾款。他拿走尾款那天,老板还让我数了两遍。至于他后来交给谁,我就不知道了。”
她愿意把自己记得的写下来,但提醒我们,年头久了,数额和日期最好以凭证为准。
我请她按自己确定的部分写,没把握的就写不确定。
她写完签了名,又把原厂老板的联系方式抄给我。
回去的车上,我盯着窗外的田地,想象当年那叠钞票从银行出来,经过客户、销售员,最后消失在两个人互相否认的叙述之间。
我爸不是没有机会跟我解释。
就算没查清,他也可以告诉我,他用了钱,写了欠条,正在找。
他偏偏选了最省事、也最伤人的办法:打我,让我闭嘴。
我说:“我还是恨他。”
林秀兰坐在旁边,手里捧着保温杯。
“恨吧。”
我转头看她。
她盯着杯盖:“你有资格恨。我也恨过他。”
“你恨他什么?”
“恨他什么都自己扛,又不肯把话说清楚。你走了以后,他晚上坐在门口抽烟,一包接一包,我让他去找你,他说等把钱还上。我骂他,再等孩子就长大了。”
“他怎么说?”
“他说长大了也好,长大了不会让人欺负。”
她笑了一下,笑意很苦。
“我当时拿扫帚打了他。他没躲,第二天还是照常上班,晚上回来继续记账。”
我靠在椅背上,车窗映出我的脸。
我长大了,会挣钱,会修机器,也会在人家抢东西时报警。
可当年被打的那个十六岁男孩,还是站在老屋门口,等着有人追出来。
我没告诉她,我在舅舅家住的第一个月,每天放学都绕到巷口看。
我爸没来,我就骂自己傻。
后来我才听舅舅说,他来过一次,舅舅拿扫帚把他赶走了。
我也怪过舅舅,可那时我自己说过不想见,我不能把所有人的选择都算成别人替我做的。
手机振动,是一个陌生号码。
我接起,对面的人说:“我是顾明山。你留的信我看了,明天上午过来一趟。”
他声音很低:“别带太多人。”
10
顾明山开门时,先往楼道两头看了一眼。
他比陈会计高,背却弓得厉害,带我们进屋后,把门反锁。
桌上放着一个塑料文件袋,里面是一张复印纸。
“原本我没留下,只有当年给厂里核账时复印的一页。”
纸上是销售现金交接簿的一页,左边写着日期和收款项目,右边有经手人签字。
其中一行记着兴达尾款八万元,收款人马志成,交接栏却不是我爸的名字,而是另一个人:刘国富。
顾明山说:“刘国富当年是厂里负责销售的副厂长。钱是他让马志成交给他的,说要先支付一笔急款,过几天补回账上。”
我问:“为什么当年不说?”
他捏住文件袋边缘:“我说了,没用。他说是借用,厂里后来资金紧张,那笔钱补不上。查到仓库,刘国富让我先别声张,说会处理。”
“所以你看着我爸把我的钱拿去填?”
“我不知道他拿的是你的钱。”
“你知道他交了八万。”
顾明山低下头。
“知道。那时候我儿子刚参加工作,刘国富管着他转正。我怕得罪人,也怕自己保管账本不规范担责任。”
我站起来,椅子在地上拖出刺耳的一声。
“你怕,你们一个个都怕,就让我爸背着?”
林秀兰拉住我的袖子。
顾明山脸色发白,还是说:“我对不住他。可这张纸也不能单独证明刘国富最后怎么处理的钱,你们可以去找原始账簿,也可以问他本人。”
我盯着他:“原始账簿在哪里?”
“我离开销售科时交给了接手的人,清单上有记录。后来那批东西搬去旧办公楼的仓库,再后来我不知道。”
他从抽屉里拿出另一张交接清单复印件,上面列了几本账簿和接收人的签名。
接收人是马志成。
我问:“马志成在哪儿?”
“我只知道他前几年回过县里,开过一家汽配店,具体地址忘了。”
我拍下资料,请他把知道的经过写下来。
他迟迟不动笔。
林秀兰说:“老顾,建国已经没了。你不用跟死人赔礼,你把知道的写下来,让孩子自己去查。”
顾明山抬头看她,眼圈红了。
“他去找过我。我那天听见他敲门,没敢开。”
林秀兰攥紧包,指关节发白。
“他在楼下等了你一下午,回家发烧。我以为你真不在。”
顾明山拿起笔,写了很久,中间划掉好几处。
他写明自己看见的交款、听到的安排,以及不能确定的部分,最后签了名。
出门后,林秀兰站在楼道里,突然扶住墙。
我赶紧拉住她:“哪里不舒服?”
她摇头,却一直没直起身。
“我那时要是再多问一句……”
“你问了,他也不一定说。”
“可建国就那么去了。”
她说完捂住嘴,眼泪从指缝里漏出来。
我不太会安慰人,只能让她靠着墙坐下,拧开保温杯递给她。
她喝了一口,抬头说:“你爸那年过年给你准备了一双鞋,放到第二年都没送出去。后来鞋小了,他不肯扔,放在柜子顶上。”
我喉咙一紧。
“你为什么不送?”
“我去过你舅家。你舅说你不要,也不让我进门。”
我记得那双鞋。
舅舅曾问我要不要见她,我说不见,还说她拿什么来都扔出去。
我当时确实那么想。
现在想起来,我没法责怪当年的自己,也没法让那双鞋穿回脚上。
我等林秀兰缓过来,扶她下楼。
到楼下,她把手从我胳膊上松开,自己走了几步,又回头问:“接下来找马志成?”
“找。”
“他要是不承认呢?”
“那就拿着这些去问接收档案的部门,也找懂法律的人看看。不能靠他一句话就算完。”
我把文件袋夹紧,挡住楼外吹来的风。
11
我回到店里处理积压的活,林秀兰留在县里找马志成。
她通过以前的邻居问到,马志成的汽配店已经转给别人,人搬去了省城,偶尔回来探亲。
我把顾明山的材料拍给一个做法律工作的老客户看。
他看完提醒我,复印件和证人陈述可以提供调查线索,不能直接当成全部事实;这件事年代久,能否追讨、向谁追讨,都要看原始材料和具体情况,最好带齐资料当面咨询。
“还有,”他说,“你爸那张欠条和他的遗产怎么处理,也要一起看。别因为急着签拆迁协议,把债务和分配写糊涂了。”
我约了周末见他介绍的律师。
当天下午,一个自称马志成的人给我打电话。
“听说你到处找我?”
他的声音很硬。
“你认识周建国吗?”我问。
“认识。厂里那笔账都多少年了,他不是交过钱了吗?”
“交过,不代表钱是他拿的。”
“我当年把钱交给他了,厂里查过,你现在翻出来有什么用?”
我没有立刻提顾明山和交接簿。
“客户说尾款是交给你的。你交给我爸,有没有签收?”
“这么多年,谁还留那东西。”
“那你有没有把销售科账簿带走?”
电话那头静了几秒。
“什么账簿?我不知道。”
他说完便挂了。
我回拨过去,对方已经关机。
晚上林秀兰给我发消息,说周伟又去了老屋,这回带了一个拍视频的人,在门口说她霸占老人遗产。
她没有开门,按我教的办法录了视频,给社区打电话。
社区工作人员赶到后,对方走了,但视频已经传到本地一个群里。
我点开看,周伟站在镜头前,指着紧闭的院门,说继母和侄子合伙侵吞房产,他父亲连门都进不去。
镜头没有拍到那份放弃继承的协议。
评论里有人骂林秀兰,也有人骂我不孝。
我胸口发闷,想马上把所有材料发出去。
老客户听完却拦住我:“先别把别人的身份证明、医疗单据都扔网上。你要回应,可以只说争议和处理进展,证据给该看的人。”
我冷静下来,把证明房屋登记和当年协议存在的内容遮去个人信息,发到家族群。
“房屋登记及当年分配协议均有资料,债务正在核实。请不要传播剪辑后的猜测。继续侵犯隐私或恶意造谣,我会保留记录。”
发完,我把视频和评论截图保存,又让林秀兰别独自应付,遇事找社区。
她给我发来一个“好”,过了十分钟,又发一条:你店门口的雨棚记得收,天气预报说有大风。
我抬头,果然看见棚布被风吹得鼓起来。
我出去收棚,邻店老板帮我扶了一把,问我家里事怎么样。
我说还在查。
他没再追问,递给我一根绑绳:“系紧点,夜里风大。”
我把绳子绕过铁杆打结,想起老屋里那张欠条。
纸上写了八万,没有写利息,也没写这些年我妈的钱本可以给我带来什么。
我仍然想把钱拿回来,但我不想让林秀兰为了还我,把自己剩下的日子赔进去。
这个念头刚冒出来,我就有些烦躁。
我还没弄清楚她这些年究竟付出了多少,凭什么又开始替她作决定?
周末见到律师,再把账摊开说。
12
律师姓许,办公室里摆着几盆快要晒蔫的绿萝。
我带去房本、欠条、账本、收据和医院缴费单,林秀兰也来了。
许律师逐一看过,说具体权利和债务需要结合原件、继承情况及证据判断。
“欠条是你父亲写给你的,能作为主张债权的材料之一。遗产范围和继承人也要先弄清楚。你们如果都认可这笔债务,可以在遗产分配协议里明确怎么处理,但不要把房屋补偿款简单当成你父亲一个人的个人财产。”
他又问房屋取得时间、婚姻登记时间、老人是否还有其他子女,以及我爸有没有留下遗嘱。
我们把知道的情况一一说清。
老屋在我爸与林秀兰结婚前登记,爷爷奶奶都已去世,我是我爸唯一的孩子。
目前没有发现遗嘱。
许律师说:“按照你们提供的情况,房屋本身的权属、婚后修缮投入及补偿方案,都需要具体核实。你们可以先协商,涉及产权或拆迁手续时按要求补齐材料。有争议就不要签超出自己真实意思的文件。”
林秀兰问:“他欠孩子的钱,能先还吗?”
“如果债务成立,清偿与遗产分配是两件事。你们可以在核实遗产和债务后约定处理方式,也要考虑其他真实债务。具体金额及是否有利息,双方可以协商,协商不成再依法主张。”
我问起追查厂里旧账。
许律师翻了翻复印件:“先把证据固定,查清原始账簿去向和当年款项处理,再判断有没有可行的请求。年代久,不宜向你们保证一定能追回。”
林秀兰显得有些失望。
我倒没有太意外。
修机器也一样,知道哪里可能坏了,不等于零件还找得到。
走出办公室,林秀兰拿出一个本子:“我算过。先还你八万,再还看病欠的钱,剩下按继承分。屋顶和后面那间厨房是婚后修的,花了多少我有记录,你看着办。”
我接过本子,上面夹着几张建材收据,日期、数量都记得清楚。
“你想要什么?”我问。
“我想要够住的地方,再留点养老的钱。不是一分钱都不要。”
她抬眼看我,“我知道你一直觉得我进门是图房子。我那时候确实图有个家。你爸说你不容易,让我别急着让你改口,我答应了。后来我也生气过,觉得自己干什么你都看不上。”
“所以你让我爸拿钱?”
“没有。我骂过他,他说自己有数,我拦不住。欠条是我逼他写的,写完我说交给你,他不肯,怕你看见又跑。”
“你就听他的?”
“是。我怕你跑,也怕刚成的家散了。我选了先护着这个家,没护住你的钱。”
她说完,把本子从我手里拿回去,抱在胸前。
我站在办公楼门口,许久才说:“你说得对。你那时候没护住。”
她脸色白了一下,却点头:“我知道。”
“但你今天把欠条拿出来了。”
“今天拿出来,晚了。”
“晚了也是拿出来了。”
我没有伸手去接那个本子。
有些账可以算,有些话说出来,也不会马上变轻。
我爸借钱,她知情、隐瞒,后来照顾他、留下证据,这些事都是真的。
我不能因为她现在可怜,就把前面的事抹掉,也不能因为我恨她,就当后面的事没发生。
我说:“我们先把各项数字核实,再谈怎么签。”
她点头,把本子打开,问我哪天有空一起去银行查存款。
13
第二天,老厂资产管理部门打电话,让我带着新发现的线索过去。
工作人员说,他们查到销售科一批账册曾移交给改制后的接收单位,后来入库存档,能否找到还要核对。
我和林秀兰赶过去,填写申请,说明与旧账的关系。
这次查找花了十多天。
期间我回店里干活,每晚接林秀兰的电话。
她会告诉我院里的葡萄藤剪了多少,墙上的搬迁通知有没有更新,偶尔也说起找人的进展。
我开始不再把她的来电当成催债电话。
有一次她问我吃没吃饭,我正忙着给一台工业缝纫机换皮带,随口说吃了。
十分钟后,邻店老板端来一盒饺子,说有人给他转了钱,让他帮忙买。
我打过去:“你不用管我吃什么。”
她说:“你舅舅告诉我的。他说你忙起来不吃饭,让我别提是他说的。”
我愣住:“你什么时候找的他?”
“前天去还钱。”
“还什么钱?”
“当年你读技校,你爸托他转过一笔钱,他没收。你爸后来又给,他说要收也是收给你,不能当作你爸尽了责任。我这次把存折里的钱拿了一万给他,让他记在你账上。”
我一下站起来:“你动了那笔存款?”
“我跟你说了,欠你的。”
“可是你还欠别人一万八,拆迁还没定!”
她安静了一会儿:“钱在我手里一天,我就担心哪天又拿去填别的。我想先让你拿到。”
我给舅舅打电话。
舅舅承认收了钱,说本来想等我回来再给我。
“她在门口站了一个多小时。我说你不缺这一万,她说缺不缺是你的事,还不还是她的事。”
我问他:“你以前为什么没告诉我,我爸拿过学费来?”
“你那时恨他,我怕你收了钱又觉得欠他的。再说,他拿来就走,连你愿不愿意见都不问,我不想替他说好话。”
“可你替我决定了。”
电话那头沉默下来。
我听见锅铲碰锅的声音,知道他正在做饭。
“你说得对。”舅舅终于开口,“那时候你才那么大,我怕你再伤一次。后来你长大了,我也没改过来。”
我握着手机,喉咙发紧。
舅舅省吃俭用供我上学,给我买第一套工具,生病时背我去医院。
他替我挡过风,也确实挡掉了一些我本来有权知道的事。
这两件事可以同时是真的。
我说:“舅,谢谢你养我。以后我的事,你先跟我说。”
“好。”
他停了停,“那一万我给你转过去,你别再转给她。她当着我的面说了,那是还你的。”
转账提示响起时,我坐在店里的小凳子上,看了很久。
我爸欠了十八年的钱,终于还了一部分。
金额并不大,却让我第一次觉得那张欠条不是用来安慰死者的。
我给林秀兰发消息:收到一万,记账。
她回了一个好,后面跟着一句:剩下的慢慢还。
我想了想,回复:医院借款的凭证也留好,一起算。
这次她没有推辞。
14
档案找到的那天,下了很大的雨。
我赶到时,工作人员已经把可供查阅的账册整理出来。
其中一本封面写着销售现金交接,日期覆盖了2008年。
原始记录与顾明山的复印件一致,八万元交接栏签的是刘国富。
后面还有一张补记的借款单,写着刘国富因厂内采购需要暂借八万元,签名和日期都在。
账册里没有找到这笔款项归还的记录。
工作人员提醒我们,这只是目前找到的材料,不能据此断定全部资金去向。
我明白,可手还是忍不住发抖。
至少我爸说他没有收那笔钱,不再只是一句没有人信的话。
我把允许复制的材料办好手续,走出办公楼时,雨从台阶上流下来。
林秀兰打着伞站在下面,鞋已经湿透了。
我把文件袋递给她看。
她读得慢,逐字看完,嘴唇颤了几下。
“找到了。”
“找到了。”
她蹲在台阶上,把脸埋进手里。
雨打在伞面上,声音很密。
我蹲在她旁边,替她扶住伞。
她说:“他要是早看到就好了。”
“嗯。”
“他每次从外面回来,都说再等等。我以为他是嘴硬,后来都不敢问。”
她哭得肩膀发抖,我想说点什么,却发现自己也看不清台阶。
我不是为了给他洗清才查的。
这是我对着墓碑说过的话。
可当那本账翻出来,我还是想跑去告诉他:你说的那部分,我找到了。
他听不见了。
我把伞往她那边偏,雨水顺着我的袖口往里流。
过了很久,她抬起头,接过伞,问:“接下来怎么办?”
“去问厂里现在负责的人,也找刘国富。钱能不能追回是一回事,至少让他们知道账在哪儿。”
我们把材料提交给接收单位,请求核查当年的垫付款和相关账目。
对方出具了收件回执,说会按程序调查,结果需要时间。
我没有只等答复,还托许律师协助梳理可行的途径。
几天后,刘国富的家人给我打来电话,说老人身体不好,不愿见面。
我说明来意,对方最初说不知道这笔事,后来同意转交材料。
又过了一周,一个自称刘国富儿子的人约我见面。
他带来一份父亲口述的说明,说当年借款用于厂里采购周转,后来由其他款项冲抵,具体凭证需要单位核查。
我问:“如果已经冲抵,为什么我爸还要垫八万?”
他答不上来,只说父亲记忆不好。
我没有逼他替父亲承认,只请他提供所说的冲抵凭证或线索。
他答应回去问。
离开时,他叫住我:“我爸说,他记得周建国这个人。以前觉得事情总会查清,没想到拖到现在。”
我看着他:“我爸也以为总会查清。”
“我很抱歉。”
“抱歉我听见了。材料还得找。”
他点头,没有争辩。
我回到老屋,把收件回执放在欠条旁边。
林秀兰端来一碗面,问我晚饭够不够吃。
我说够,又把那张纸往里推了推,免得汤溅上。
她坐在对面,给自己也盛了一碗。
我们吃得很慢,谁都没有再提我爸。
但桌上多出来的那张回执,让这顿饭终于不像一场无声的守灵。
15
签约期限只剩十几天时,周伟找到了我的店。
他进门时,我正在给客人试机,针脚刚走到布边。
他把一张照片拍在操作台上:“你看看,这是不是你爸?”
照片里,我爸站在老屋门口,旁边是一个我不认识的男人,两人之间放着一张小桌子。
桌上摊着纸,照片拍得远,看不清内容。
“这是我爸当年给他钱,他给我爸写收条。”周伟说,“原件丢了,照片还在。”
我问:“什么时候拍的?”
“2004年。你爸借的那两万,必须还。”
我把照片放大,边角有冲印日期,确实是2004年。
可照片只能看见两个人坐在桌边,不能证明桌上的是什么纸,也不能证明钱有没有还。
我请客人稍等,带周伟到门外说。
“你父亲手里的借条,我们看过。后来签的分配协议写着相关费用结清。如果你认为还有钱没结,可以把资料交给律师或法院。”
“你明知道走程序要多久。”
“那是你要主张债务该走的路。”
周伟压低声音:“给十万,我爸马上撤。奖励十二万,你们还能多拿两万。”
我看着他:“你之前要三十万,现在十万,是替借条还价,还是替拆迁奖励还价?”
他脸皮抽了一下。
“你别把话说难听。你爸当年借钱,他认过。”
“如果他真借了没还,我不会赖。你拿得出证据,两万是两万。但你们用十万换不闹,我不买。”
周伟冷笑:“你不怕奖励没了?”
“怕。可我今天给了你,明天你拿什么再来要?我店里有客人,你说完就走。”
他抬头看了一眼店牌:“你这店租的吧?我知道房东是谁。”
我心里一紧,脸上没露出来。
“你想做什么?”
“没什么,随便问问。”
他走后,我给房东打电话。
房东说周伟确实找过他,问这间门面卖不卖,还说愿意出高价租。
“你租约到年底,我不会提前赶人。”房东说,“不过明年怎么租,要重新谈。”
我挂了电话,盯着门口那块被太阳晒褪色的招牌。
店是我一点点攒起来的,老客户都认这个地方。
周伟这一手比在群里骂人管用,他知道我最需要钱,也知道我怕搬走以后客人找不到。
我当晚给许律师打电话,咨询如何应对拆迁争议和对方在网上传播的视频。
律师说,保存原始记录,必要时向平台投诉;对于房屋争议,街道会按实际材料处理,不能保证赶在奖励期限内解决。
我又联系赵姐,问有没有可能先完成无争议部分的核实。
赵姐说,产权及继承材料齐备后可以提交审核,大伯如果坚持主张,需要出示相应依据;但具体签约和补偿发放仍需按程序处理。
“你们先把自己该交的材料交齐,不要因为他叫得响就什么都不办。”
我第二天回县里,和林秀兰一起整理材料。
她把房屋修缮账本、借款凭证和我爸的证件分成几袋,每一袋贴了纸条。
我发现其中一张纸条写着“砚子的”,里面是我的出生证明复印件和学校奖状。
奖状边角已经卷了,有一张是小学时的手工比赛,我做了辆木头车。
“你留这个干什么?”
林秀兰说:“你爸收着的。你走以后他把你屋里的东西都装起来,不让扔。”
我翻到最后,看到一张技校录取通知书的复印件。
那年我故意没告诉他录取结果,不知道他从哪里弄来的。
“你舅舅给的。”她说,“你爸问了好几次,你舅舅烦了,复印一份扔给他,说看完别再来。”
我把纸放回袋子,没问他看见时是什么样子。
我已经错过了那个场面,别人说得再清楚,也不能替我站回去。
我只把袋子收进自己的包里。
16
材料交上去之后,街道组织了一次现场核对。
大伯和周伟也来了,还带着借条原件和那张照片。
工作人员逐项核验登记资料、当年的分配协议以及双方提出的争议,说明债务问题可以由当事人协商或通过其他途径解决,不能仅凭一方口头主张就确定房屋份额。
大伯指着我:“他亲口承认借条是他爸签的!”
我说:“我说签名看着像,没有承认债务至今未还。我也提出过核实,你拒绝提供其他材料。”
他转向工作人员:“借条都在这儿,你们还要什么材料?”
工作人员把当年的分配协议递给他,指着费用结清的条款:“这份协议上有你的签名。你如果认为还有未结款项,可以依法主张,但这里不能替你认定。”
周伟抢过话:“你们就想拖过奖励期限,让我们损失!”
赵姐说:“签约条件和期限都在公告里。我们今天核对,是为了让有权签约的人按规定办理,不是谁来闹就把钱给谁。”
周伟脸色难看,拿出手机又要拍。
我没有挡镜头,而是对着手机说:“你要拍,就从头拍。你爸当年签字放弃老屋,你现在拿借条要三十万,又降到十万,这些也一起放。”
“我什么时候说十万?”
“昨天在我店门口。店里有监控,声音也录到了。”
他手一抖,把手机放下。
大伯猛地扭头:“你跟他要十万?不是说至少二十万?”
周伟急了:“爸,我那是试他!”
“试什么?你是不是想自己拿一份?”
两人在走廊里吵起来。
我没有看热闹的兴致,跟工作人员确认接下来需要的手续。
有一份证明还要补,林秀兰当天就去办。
回来的路上,她走得很慢。
我问她是不是累了,她说鞋里进了砂子。
我蹲下去,帮她把鞋里的砂子倒出来。
她有些不自在:“我自己来。”
“你手上还缠着纱布。”
“早好了。”
“那也坐着。”
她扶着墙,看我把鞋底拍干净。
我把鞋递回去,才发现鞋跟已经磨斜,边缘开了胶。
“你怎么不换一双?”
“还能穿。”
“你不是说拆迁后要给自己留养老钱?一双鞋还舍不得买?”
她把鞋穿好,站起来走了两步:“留钱跟买鞋有什么关系?”
我被她堵得没话说。
路过鞋店时,我拉她进去,她看了一圈价格,转身要走。
我按住门:“就买双合脚的。算我借你的,回头从欠款里扣。”
她瞪我:“哪有人这样算账?”
“跟我爸学的。”
她愣住,随即笑了。
那是我回来后第一次看见她笑得这么明显,眼角的皱纹全挤在一起。
最后她选了一双最普通的布鞋,坚持自己付了一半。
从店里出来,她把旧鞋装进袋子,没舍得扔。
“家里还有活,穿旧的干。”
我没再劝,只让她把新鞋穿在脚上。
17
签约前一天,大伯终于拿来了当年的一份银行取款记录。
记录显示,爷爷住院期间,他确实取过两万元。
我不能因此断定他把这笔钱借给了我爸,但借条、时间和取款记录放在一起,足够让我认真核对。
我请他到社区,把东西交给许律师看。
律师说,仅凭目前材料仍有争议,特别是后来签过费用结清协议,双方可以继续补充证据,也可以在自愿基础上协商。
我问大伯:“爷爷住院,除了你出的两万,我爸出过多少?”
他说记不清。
“分配协议说费用结清,你当时为什么签?”
“你爸说房子归他,存款归我。我当时急着回去做生意,没细看。”
“那两万有没有从存款里算回去?”
他不说话。
我把当年的存款金额和协议给他看:“爷爷存折里有四万六,你拿走了。如果这里面已经包括你垫的医药费,你再拿借条要一遍,就是重复。”
他盯着数字,额头冒汗。
过了好一会儿,他说:“我也记不清是不是从里头扣了。”
周伟急道:“爸,你怎么能这么说?”
“你闭嘴!”大伯突然吼了一声。
屋里安静下来。
他声音低了:“当年建国说过,医药费先从存款里补给我,剩下的我也拿走,房子归他。那时候老屋不值钱,我觉得自己占了便宜。”
我看着他。
他躲开我的目光,又说:“后来房价涨了,我心里不平。现在一拆就是一百多万,我想要一点,有错吗?”
我说:“你可以觉得不平,可以后悔。当年你拿走的钱,也没见你分我爸一半。现在你想多拿,就得问我们愿不愿意。”
他嘴唇动了动:“我毕竟是你大伯。”
“你要是来吃顿饭,叫我一声侄子,我不会把你往外赶。你来抢房本、搬东西、剪录音,那就按你做的事算。”
周伟站起来:“爸,别跟他废话,咱们走法律程序。”
大伯却没动。
他把借条拿起来,盯着看了许久。
“这张纸我留着,是因为那时候他答应过还我。我真忘了,后来存款里已经算过。”
我不知道他是刚想起来,还是此刻才肯承认。
我只说:“你要继续主张,可以。我们会把这些材料一起提交。”
大伯把借条折起来,塞进包里。
“房子的事,我不争了。”
周伟大叫:“爸!”
“你替我去打官司?你上个月借我的钱还没还!”
周伟脸色一变,抓起外套往外走。
大伯追出去两步,回来时把一份撤回争议的书面说明签了。
赵姐核对后收下,提醒他如有其他主张仍可依法处理。
他签完没立刻走,看着我问:“你爸最后真找到证据了?”
“他没找到,是后来我们找到的。”
“他以前跟我说过厂里的事,我说让他认了算了,别把名声闹坏。”
大伯摸了摸自己的脸,“他当时骂我,说我只会算眼前账。”
“你听进去了吗?”
“没有。”
他低头看着鞋尖,“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我没有替我爸原谅他。
他往门口走,走到一半又停下:“墓在哪儿?我过两天去看看。”
我把地址写给他。
他接过去,小心折好,放进上衣口袋。
那天晚上,周伟把之前的视频删了,但没有公开道歉。
家族群里有人问结果,他只说家里的事已经协商。
我没有逼他在群里认错,把核实后的情况简短说明,告诉亲戚不要再传播未经证实的旧账。
有人回复知道了,也有人一句话没说。
我明白,一条消息不能把传出去的话全部收回来。
但至少从今天起,谁再拿那段录音说我爸偷钱,我能拿出完整材料反驳。
18
签约当天,我和林秀兰带齐材料去了街道。
补偿方案经过核对,房屋及附属物补偿加上符合条件的奖励,合计一百八十六万元。
我们选择货币补偿,具体发放按协议约定和手续办理。
在签字之前,我把另一份我们商量好的书面协议放在桌上。
协议先列出已核实的遗产范围和债务,再写清分配方式。
我爸留下的存款一万九千四百二十元,其中一万元林秀兰已经转给舅舅,再由舅舅转给我,作为欠款的部分清偿。
剩余的七万元,由遗产中支付给我。
治疗期间林秀兰为他借的一万八千元,有借条和缴费资料,经双方核实后也从遗产中支付。
婚后修缮的投入,结合收据和双方意见作了补偿约定。
其余部分,我们在咨询后按协商确定的比例分配。
具体算下来,扣除前述欠款、借款和修缮补偿,再计入双方各自应得的部分,我从补偿款中拿到九十六万,林秀兰拿到九十万,存折上剩余的九千四百二十元归她。
此前转给我的一万元另行计入已清偿的欠款。
我把数字又算了一遍。
“你确定?”
林秀兰说:“确定。许律师也看过了,账上没有少你。”
“你可以多留一点。你这些年照顾他,没少花钱。”
“照顾他是我自己的选择。该算的医疗支出已经算了,我不能把每顿饭都折成钱。”
她拿起笔,手在纸上停了一下。
“你不要因为觉得我可怜,才让我多拿。我有自己的份。”
我说:“好。”
她签下名字,字写得不大,却很稳。
轮到我签时,我看见欠条被放在透明袋里,夹在协议后面。
我把自己的名字写上去,又在已收款项旁边注明日期。
剩余欠款以约定的补偿款到账后支付,全部收到后再办理结清。
赵姐接过材料,逐一核对。
笔尖划过纸面时,我想起十六岁那年问钱去哪儿了,我爸抬手打了我。
今天没有人再说小孩少管。
这张桌上,每一笔钱去了哪里,我都能问,也有人回答。
签完字,林秀兰长长出了口气。
我们走出街道办,太阳正好照在台阶上。
她拿手遮了遮眼睛,问我:“你的店怎么办?”
“先跟房东谈。能买就买,价格不合适就搬。”
“搬了客人找不到。”
“我会提前通知,门口留新地址。机器拆装也要钱,不过现在有底了。”
她点点头,又问:“你舅舅身体怎么样?”
“腰不好,前阵子还不肯去看。”
“等钱到账,带他去查查。”
我看她:“你也去。”
“我没病。”
“那双鞋你都说还能穿。”
她没再争,只说:“到时候看。”
补偿款不是签完字就立刻到账。
我们等了将近一个月,期间按要求补充了账户资料,又核对了发放明细。
钱到账那天,我收到银行短信,数了两遍后面的零。
林秀兰给我打电话,说已经按协议把剩下的七万元转到我账户。
我核对到账,给她写了收款确认,并在欠条复印件上注明债务已经清偿。
原件我没有撕。
她问我为什么留着,我说:“这是我爸写给我的东西,除了欠条,还有他的字。”
电话那头安静了一会儿。
“那你收好。”
“你那边的一万八还了吗?”
“刚转给他们。林海不要利息,我还是按约定多给了一点。他骂我见外,最后收了。”
“你自己留的呢?”
“看中一套小房子,在菜市场后面,二楼,窗户朝南。还没决定买。”
“我明天有空,陪你看看。”
她说不用,停了一下,又说:“你要是有空,就来。”
钱到账后,我带林秀兰去看望舅舅。
路上她买了两斤排骨,提到楼下又问我:“你舅会不会不让我进门?”
“会的话,你就把排骨给我,我进去。”
她瞪了我一眼,还是跟着上楼。
舅舅开门时手里拿着锅铲,看见她,表情僵了一下。
我说:“她来看看你,排骨也买了。”
“排骨留下,人进来。”
这话说得不客气,他却侧身让出路,又从鞋柜里找出一双拖鞋。
林秀兰换鞋时,舅舅盯着她手上的旧疤,问:“还疼吗?”
“早不疼了。”
“那天在院里摔碗,你手割的?”
我怔住。
原来舅舅知道那件事。
他说:“你跑来我家那天,她追到巷口,手上裹着布。我没让她进去,骂她把你照顾成这样。”
林秀兰低下头:“骂得对。”
“我后来也没少骂你。”舅舅把锅铲放下,“他是我妹妹的孩子,我不能看他受委屈。”
“我知道。”
两人坐在桌子两头,都没有再说话。
我把排骨拿进厨房,舅舅跟进来,接过菜刀。
“你出去坐着。”
“我来剁。”
“你会修机器,剁排骨也比我强?”
我只好退到水池边洗菜。
舅舅剁了几下,忽然低声说:“上回她把钱给我的时候,我看她手抖。你以后跟她算账归算账,别让她一个人扛着。”
“你不是一直不喜欢她?”
“不喜欢也能看见她干了什么。”
锅里的水开了,我把洗好的菜递过去。
那天饭桌上,他们还是没有叫对方的名字。
但舅舅把排骨夹进林秀兰碗里,她说了声谢谢,舅舅也没有再把碗端走。
吃完饭,舅舅拿出医院的检查单,让我陪他去复诊。
他以前总说腰疼是老毛病,忍一忍就过去,现在终于肯把单子交到我手里。
林秀兰看了看日期,说那天自己也要去医院,可以顺路。
舅舅嘴上说不用人陪,转头却问她挂的哪个科。
我把两个日期记进手机,约好早上先去接他。
出门时,林秀兰悄悄问我:“他是不是还怪我?”
“怪。你当年没拦住我爸,后来也没告诉我实话,他当然怪。”
她点了点头,低头穿鞋。
我把门扶住,又说:“他今天让你进门了。下次来之前,你自己打电话给他。”
“他要是不接呢?”
“你再打给我,我帮你问。”
她把鞋带系紧,直起身时,脸上带了一点笑。
19
新房的窗户确实朝南。
屋子不大,两室一厅,厨房只能容下两个人并肩站着。
林秀兰看中它离菜市场近,又担心楼下早餐铺早上太吵。
我陪她站在窗边听了一会儿,老板娘正在收摊,铁勺碰锅的声音清清楚楚。
“你平时几点起?”我问。
“五点半。”
“人家五点开门,你比人家晚半小时。”
“那周末我想睡懒觉呢?”
“你还有睡懒觉的时候?”
她抬手拍了我一下,没舍得用力。
我们又去看了两处,最后她还是选了这套。
价格、产权和交易手续,她请了熟悉的中介和律师分别核验,确认清楚才签。
搬家那天,我和舅舅一起去帮忙。
舅舅一进门,见到林秀兰,脸就板起来。
林秀兰给他倒茶,他说不用,自己找了块抹布擦桌子。
两人谁也没提过去,擦桌子的水却换了三盆。
我在厨房装置物架,螺丝拧到一半,听见舅舅问:“他爸最后遭罪吗?”
林秀兰沉默片刻:“疼过,后来用药好一些。走之前还清醒,问我有没有联系上孩子。”
我手里的螺丝刀停住。
“你怎么说?”舅舅问。
“我说还没有。他说别催,让孩子过自己的日子。”
舅舅没再问。
我把螺丝拧紧,听见金属摩擦的声音,忽然很想冲出去问,她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可她告诉过我,她打过电话,发过消息,也托过大伯。
我把那些路全堵上了。
我恨我爸是真的,不想见他也是真的。
现在他死了,我才发现自己原本还留着一个模糊的念头:总有一天,他会拿着钱来找我,我们会把账吵清楚。
这个机会没有了。
晚上收工,我独自去了墓园。
我把欠条的复印件放在碑前,又想起纸会被雨淋湿,便重新收回包里。
“钱还清了。”
我蹲下去,把那辆铁皮小车扶正。
“你欠我的八万,我拿到了。你在厂里垫的钱,我还在追,能不能追回来,我不敢保证。”
我停了停,手指碰到冰凉的碑面。
“你打我那一巴掌,我也没忘。你当年要是跟我说实话,我不一定会把钱给你,但你至少该问我。”
风吹过树梢,落下一片叶子,盖住小车的一只轮子。
我把叶子拿开。
“还有,你做的工具箱,我用了很多年。提手坏了,我自己会修。”
我说到这里,突然觉得鼻子发酸。
“你要是再来一次,进门叫我一声,也许我会骂你。骂完以后,你再问问我。”
我知道他不会回答。
我坐了一会儿,直到墓园工作人员提醒快关门,才起身离开。
回到新房,舅舅已经走了。
林秀兰坐在客厅,面前摆着一只铁盒,正在把旧纸一张张放进文件袋。
“你爸的东西,想留的你拿走。”
我翻出那封写着我名字的信,又翻出那本存款账。
账本最后一页,我用笔补上:已还清。
下面写了日期。
林秀兰看着我写完,伸手把欠条原件放进另一个袋子,递给我。
“这个也给你。”
我接过来,放进工具箱里。
后来老厂接收单位完成了阶段核查,书面确认当年八万元由我爸垫付,相关账务仍需进一步清理。
许律师帮我递交了后续申请,能否追回款项还没有结果。
我没有把这件事当作已经办成,也没有再让林秀兰一个人守着消息。
我把店面的租约续了一年,和房东约好优先购买的条件,剩下的钱留作经营和给舅舅看病。
老屋拆除那天,我和林秀兰都去了。
院里的葡萄藤提前移了一株,根包在湿土里,放在她新家的阳台。
挖机伸出长臂时,她站得很直,手里拎着那双旧鞋。
我问她:“怎么还带着?”
“从柜子底下翻出来的,忘了扔。”
我伸手:“给我。”
她以为我要扔,往后一缩。
我说:“鞋跟开了胶,店里有工具,给你补上。”
她把鞋递过来,过了一会儿,轻声叫我:“砚子。”
“嗯?”
“中午去我那儿吃饭吧,鱼肚子留给你。”
我看着轰然倒下的旧墙,想起那年自己提着书包走出门,等了一路也没等到人追来。
现在有人站在我身边,等我回答。
“好。”我说,“我带舅舅一起。”
她愣了一下,笑着答应:“那我买两条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