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说我最多还有三个月的时候,我老婆正在机场接人。
我没告诉她我去了医院。
那天是十一月十七号,下了入冬以来第一场冷雨。我在市一院三楼走廊的长椅上坐了很久,手里捏着增强CT的报告单,纸边被汗浸得发软。走廊尽头有台自动贩卖机,一个穿病号服的老头在买热豆浆,投了三次硬币都没进去,骂了一句脏话。
我想笑。嘴角动了动,没笑出来。
李医生四十来岁,说话很稳。他把片子挂上灯箱,笔尖在上面点了点。
“食管中段,鳞癌。纵隔淋巴结有转移。”
“能手术吗?”
“做不了。”他停了一下,“位置太高,也太晚了。”
“还有多久?”
他抬头看我:“家属在吗?”
“没有家属。”我说,“你直接跟我说。”
他看了我一眼。那一眼里的东西,我后来才想明白,叫同情。
“积极治疗,乐观估计,三个月到半年。”
三个月。我在心里默念了一遍。九十天。
我女儿周小满五岁,明年九月上小学。
从医院出来,雨停了。门口那排桂花被打落了一地,让人踩成一层褐色的泥。我站在台阶上抽了半根烟,又掐了——三个月,还抽什么。
其实不该意外。
三个月前我开始觉得咽东西有哽噎感,像有块棉花卡在胸口,得喝口水冲下去。我以为是咽炎,含了三个月的西瓜霜。后来是胸骨后疼,夜里反酸,吃两口饭就得站起来走。体重掉了十六斤,裤腰松了一整圈。
我全当是加班。
我在这家公司待了八年,从一间租来的写字楼、三张桌子做起,做伺服、做视觉算法、做产线集成。我是高级工程师,技术中心的负责人。四年前公司拿到第一笔大融资,去年营收三个亿,四百多号人。
我老婆沈知意,是这家公司的总经理。
我们是大学同学。她走进教室的时候,所有人都抬头。我跟她说的第一句话是在图书馆,她要借《机械设计手册》第三册,只剩一本,我让给了她。
后来结婚。公司原来叫“知远科技”,她改成“知远智能”,说“远”是我,“知”是她。
八年前她父亲病危,融资断链,是我签了放弃百分之六期权的协议,换投资人一千万进来,把公司从悬崖边上拉了回来。
这些事她后来不提了。不提也正常,日子过久了,账就糊涂了。
回到家快九点。屋子是黑的。餐桌上有一盒速冻水饺,压着一张便利贴,她的字,很瘦很利落:
“自己热。”
我打开冰箱,里面塞满了她买的进口水果、无糖酸奶、一瓶没开封的气泡水。没有一样是我能咽下去的。
我把报告单折了四折,塞进书房那本《机械设计手册》第三册里。那本书很厚,八年了,我很少翻。
然后我坐在黑着的客厅里,把手机里“三亚”的搜索页面,从头翻到尾。
顾清和回国那天,公司群里发了照片。
机场到达口,沈知意站在最前面,米白色羊绒大衣,头发挽起来,笑得很亮。她旁边那个男人比她高半个头,深灰色大衣,笑起来眼睛是弯的。
群里年轻人开始刷:
“沈总亲自接机啊。”
“顾总好帅。”
“这就是传说中的……”
后面半句没打完,撤回了。
我知道那半句是什么。
顾清和。她的大学学长,剑桥的硕士,在伦敦做了六年并购。公司里私下管他叫“白月光”。
这个名字我听了八年。
八年前她喝多了,在我怀里哭过一次,说“清和要去英国了”。第二天早上她什么都不记得,只喊头疼。
我当时想,人总会有一个念念不忘的人。念念不忘,是因为不在身边。等回来了,就好了。
我错了。人回来了,才更念念不忘。
三天后顾清和成了公司的融资顾问,主导B轮。沈知意在会上介绍他,说这是请来的资本专家,大家多配合。他站起来,很客气地鞠了半个躬,说“叫我清和就行”。
散会的时候,我在电梯里遇到他。
他伸出手:“周工,久仰。技术这块全靠你。”
他的手很暖,很干净,指甲修得整齐。我的手心全是汗。
“客气。”我说。
“知意常提你。”他笑,“她说没有你,就没有知远。”
他说“知意”两个字的时候,语气很自然,像是叫了很多年。
我点点头。电梯到十二楼,我出来了。
后来我才知道,沈知意给他安排了公寓,就在公司对面那栋楼,十四层。
我的工位在十二楼,靠窗。
晚上加班,我一抬头就能看见十四层那扇亮着的窗。有时候是十点,有时候是十二点。
有一天我待到凌晨一点。那扇窗还亮着。我看见一个人影走过去,又走回来,是她的侧影,穿着家居服,手里端着什么。
我看了很久,然后低头继续改我的图纸。
四年前我还能一口气改到天亮。现在改到十二点,胸口就烧得像揣了块炭。
那阵子她的时间被切成了很多份,最大的一份给了十四层。
顾清和胃不好,她记着,他加班到十点她让司机送汤过去。他要看展,她推了周三的会。他房子的事、银行卡的事、连他母亲从老家寄来的药,都是她在跑。
我妈打电话来问“知意最近好不好”,我说“她忙”。我妈说“忙点好,忙点好”。
回家的路上我去便利店买了一台破壁机。
我开始把米饭、青菜、鸡蛋打成糊。第一次打得太稠,咽下去的时候卡在胸口,我扶着厨房台面站了二十分钟,冷汗把衬衫浸透。
后来我学会了:多加水,分小口,一口一口含着往下送。
破壁机藏在厨房最里面的柜子里,用完擦干净,塞回原位。
有天她回家早,看见我在喝一碗灰绿色的东西。
“你喝的什么?”
“蔬菜汁。”我说,“减脂。”
她“哦”了一声,把包放下:“你最近是不是瘦了?”
“在减。”
“减什么减,”她皱眉,“你这脸上都没肉了。周末我叫阿姨多炖点排骨。”
我说好。
周末阿姨炖了排骨。小满啃得很香,嘴角油亮,举着一块往我嘴边送:“爸爸你吃。”
“爸爸牙疼。”
“那吃这个。”她把肉撕成一丝一丝的,“这样不疼。”
我接过那一丝肉,放进嘴里,嚼了很久,咽不下去,最后端着碗去了厨房,吐进了垃圾桶。
回来的时候小满问:“好吃吗?”
“好吃。”我说,“小满撕得最好。”
那天夜里我在卫生间吐了。吐完抬头看镜子,一张脸黄得发灰,颧骨突出来,眼窝陷下去。
镜子里那个人看着像四十岁。我今年才三十五。
客厅里她在打电话,声音很轻。
“我知道。你别急。明天我早点过去。”
我请了年假。人力资源问我几天,我说十天。
我订了三亚亚龙湾的酒店,两间房,一间大床给她们母女,一间标间给我。订了往返机票,三张。又加了一份亲子套餐,包含出海和一顿海鲜自助。
我把订单打印出来,夹在一个文件夹里。
那天她回来得晚。我在客厅等她,等她洗完澡坐到沙发上,把文件夹递过去。
“下个月十六号,我们去趟三亚吧。机票酒店都订好了,你什么都不用管。”
她翻了两页,笑了:“你怎么想起来的?”
“小满一直说想看海。”
“十六号不行。”她把文件夹合上,“十六号清和的融资方案上会。”
“那改。”
我改了日期,改到二十三号。
三天后她说:“二十三号我在深圳。”
我又改,改到二十九号。
那天晚上她进门,脸色不好。我说:“二十九号……”
“周砚。”她打断我,“你能不能不要这么幼稚?”
她把包扔在沙发上,“B轮这几个月是最关键的时候,你知不知道?一个融资方案两百多页,我连睡觉都在看。你倒好,天天琢磨去三亚。”
我站着,没有动。
“我不是催你。”我说。
“那你什么意思?”她看着我,“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意见?有意见你直说,别拿旅游这种事绕。”
我张了张嘴。胸口那块东西又在往上顶,我把话咽了回去。
“没有意见。”我说,“你忙你的。”
那天夜里我把三张机票退了两张。退票手续费扣了七百多,我盯着那笔钱看了很久,觉得有点可惜。
剩下的两张,一张是我的,一张是小满的。
公司年底庆功宴,订在江边的酒店。四百多人,领导讲话,抽奖,敬酒。
我坐在技术中心那一桌,喝了半杯温水。老赵在旁边啃蟹腿,说:“周工你咋不喝?”
“胃不好。”
“你这胃不好三月了。”
中间我起身去了洗手间。走到走廊拐角,胸口一阵撕扯似的咳,我用手捂着嘴,掌心一片热的、腥的。
洗手间的镜子里,我吐出来的那口血在水池里散开,像一朵很淡的红花。
我冲掉,漱口,把袖口沾的血点用湿纸巾擦干净,又扯了张纸巾把嘴角反复擦,直到看不出颜色。
出来的时候,宴会厅里在放音乐。我隔着人群看见沈知意。
她坐在主桌,顾清和在她旁边。她正低着头,给顾清和剥一只虾。剥得很仔细,把虾线挑出来,放在他面前的骨碟里。
她笑了一下,很轻。
那个笑我很多年没见过了。不是对下属的,不是对客户的,是大学时候她在图书馆门口等我、看见我就露出来的那种笑。
我站在门口,站了很久,直到服务员问我:“先生,需要帮忙吗?”
“不用。”我说,“我找人。”
从那天起我开始列清单。
我不太会告别。我是工程师,我习惯把一件事拆成可执行的步骤。
第一项,技术交接。四十七个文档,每一个都写了背景、接口、坑在哪里、谁接手最合适。我把老赵叫到会议室,讲了六个小时。他后来问我:“周工,你是不是要跳槽?”
“没有。”我说,“就是想把东西理清楚。”
第二项,期权和股份。我找律师,把我名下剩下的百分之三做了信托安排,受益人写了小满。律师费我自己付的。
第三项,房贷。还有十一年。我算了一下,按月供留一笔钱在共同账户里,够还三年。
第四项,保险。三年前买过一份重疾,保额八十万。我翻出保单,拍照存进云盘,给律师发了一份。
第五项,我爸妈。我老家在临川,我妈六十八,我爸七十二,两个人守着一栋老房子。我给他们打了两万块钱,说公司发了年终奖。我妈在电话那头高兴得不行:“你别老给我们打钱,你自己留着。知意对你好不好?”
“好。”我说,“挺好的。”
第六项,小满。
这项最难。
我买了一个小摄像机。晚上等她睡了,在书房关上门,对着镜头说话。
“小满,六岁生日快乐。爸爸跟你说,小学第一天不要怕,走进去,找到自己的座位,把书包挂在椅背上,就像爸爸教你的那样。”
“小满,七岁生日快乐。这一年你会换牙,门牙掉了会有点丑。但是没关系,你笑起来还是最好看的。”
“小满,八岁生日快乐。爸爸希望你交到几个好朋友,就是那种能一起走很远的朋友。”
录到第三条,我把摄像机关了。
我坐在椅子上,很久。
然后我把它打开,重新录,一直录到十八岁。一共十三个。每一个开头都是一句“小满,生日快乐”。
录完我把存储卡取出来,装进一个信封,写上“给小满”,压在抽屉最底下。
那段时间公司B轮尽调,我天天泡在机房。有一天下午我站起来接电话,眼前一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醒来是在医院。老赵坐床边削苹果。
“低血糖。”他说,“医生说你贫血,营养不良,还问我你是不是有什么病。”
“累的。”
“周工,”他把苹果递过来,“你去查查吧。”
我接过苹果,没吃。
那天我给沈知意打了三个电话,都没人接。半小时后她回了微信,四个字:
“在开会,什么事。”
我看着那四个字看了很久,回了一个“没事”。
然后我一个人去了放疗科。
第一次放疗二十五分钟。我一个人躺在机器下面,听见机器转的声音,天花板上的灯一圈一圈。医生说“别动”,我就一动不动。
放疗做到第十次,咽东西像吞玻璃。我开始只喝营养粉,一天三袋,草莓味的,喝到后来闻到那个味道就想吐。
体重掉到一百零二斤。
我写了一份离婚协议,打印了两份,签好名字,放在她行李箱的夹层。她那天要去上海出差,三天。
第三天晚上她回来,行李箱还没打开,先把协议摔在茶几上。
“周砚,你发什么疯?”
“你签字就行。”我说,“房子归你,车归你,股份我也不要了。小满跟你。”
她盯着我,眼睛慢慢红了。不是难过的那种红,是气的。
“你凭什么?”她说,“公司正在B轮,你这个时候提离婚,你想干什么?你想拿这个威胁我?你想要多少?”
“我一分不要。”
“你是不是觉得我欠你?”她声音高起来,“八年前那次是你自己签的,没人逼你!你现在拿这个来跟我算账?”
我看着她。
我本来想说:知意,我快死了。
我本来想说:我只要三个月,你能不能分我三天。
但我什么都没说。
我说:“我没有算账。”
第二天我搬走了。
老城区一栋很旧的居民楼,六楼,两室一厅。窗户朝东,楼下是一排法国梧桐,秋天叶子黄了,风一过就哗啦啦往下掉。
房租一个月一千八。我把我的书搬过来,还有那本《机械设计手册》。第三册,我留在了原来的书房。
她是在一个星期之后才发现我不见了的。
那天她回家,去衣帽间拿衣服,看见我那半边的衣柜空了。衬衫、外套、那件她给我买的灰色羊绒衫,全没了。
她说她当时站在衣柜前愣了有五分钟。
然后她开始翻。翻我的书房,翻我的抽屉,翻我平时根本不让她碰的那些图纸。
她后来说,她其实不知道自己在找什么。
最后她翻到了《机械设计手册》第三册。
书页里夹着一张对折了四折的纸。
她展开的时候手是抖的。她说她先看到“食管中段鳞癌”五个字,然后看到“纵隔淋巴结转移”,然后看到最下面那行打印的随访建议。
她坐在地板上,坐了不知道多久。
第二天上午十点,她出现在放疗科门口。
那天我刚做完治疗,坐在走廊的长椅上,左手背上贴着棉球,旁边放着一袋营养粉和一瓶水。
我抬头,看见她站在走廊那头。
她穿着一件没换下来的黑色大衣,头发乱着,眼睛肿得像两颗桃子,手里捏着那张报告单。
走廊里人来人往,护士推着车过去,轮子在地砖上响。
她走过来,在我面前站住。
“周砚。”
“嗯。”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她把报告单举到我面前,纸在抖。
我看着她,看了很久。
“我告诉过你。”我说。
她愣住。
“上个月十二号,夜里一点。”我说,“你在客厅看方案,我坐在你旁边。我说,知意,我最近不太舒服,咽东西总觉得卡,我想去做个检查,你能陪我去吗。”
她的嘴唇动了动。
“你说,‘下周吧,这周清和的项目要交’。”
她整个人像被人抽了一巴掌,往后退了半步。
“我……”
“我记得很清楚。”我说,“你那天穿着那件白色的家居服,头发扎起来,电脑屏幕照在你脸上。你说完那句,还补了一句,‘你要是实在难受就自己去,别耽误’。”
走廊里有人经过,看了我们一眼。
她眼泪掉下来,一串一串,砸在报告单上。
“你别在这儿哭。”我说,“别人看着像什么。”
“周砚……”
“回去吧。”我站起来,把营养粉塞进包里,“下午我还有一次治疗。”
她跟着我走,一路走一路哭,跟到电梯口。
电梯门开的时候,她拉住我的袖子。
“你跟我回家。”
“我租了房子。”
“退了。”
“退不了,押一付三。”
她哭得更厉害了,肩膀一抖一抖的。我抬手,想拍拍她的背,手抬到一半又放下了。
电梯来了,我进去。
门关上的时候,我看见她站在外面,手还悬在半空。
三天后,她回公司查了B轮的账。
顾清和推荐的那家FA,服务费比市场价高了百分之四十,其中有一笔“顾问咨询费”,打给了一家在香港注册的空壳公司。她让人顺着查,查到顾清和个人名下有一张卡,收过一笔两百万的转账。
她还查到另一件事。
我那次体检,是他介绍的私立体检中心。报告出来的那天,他比我早拿到。他给沈知意发过一条微信:“周工的报告有点问题,你让他去复查一下。”
沈知意当时回了一句:“他身体好得很,一年不感冒。”
那条微信,她翻聊天记录的时候才看见。
她当天下午把顾清和叫到办公室。
他进门的时候还笑着:“知意,B轮的TS下周一……”
“你早就知道。”
他脸上的笑停住了。
“周砚的体检报告,你发过我。”她把手机屏幕推过去,“你为什么不打电话?为什么不追着我讲?”
他沉默了几秒,然后说:“我以为你会处理。”
“你以为?”
“知意,”他换了个语气,很温和,“这是你的家事。我一个外人,讲多了不合适。”
她看着他,忽然觉得这个人很陌生。
“你收的那两百万,是什么?”
他脸色变了:“你查我?”
“你在我公司挖了一年,挖了两百万,还瞒着我老公的命。”她说,“顾清和,你滚。”
他走了。走的时候还回头说了一句:“知意,你会后悔的。”
她说她当时只有一句话想说:我早就后悔了。
她把工作停了。
董事长不同意,她说:“我爸的股份,够我停半年。”
她搬到老城区来住,在离我三条街的地方租了房子。每天早上七点,她拎着保温桶站在我楼下。
第一次她敲门,我没开。
第二次我还是没开。
第三次她在门外说:“周砚,我熬了粥。医生说你能喝米汤。”
我隔着门说:“我喝营养粉。”
“营养粉是粉,粥是饭。”
“我咽不下饭。”
门外安静了一会儿。我听见她蹲下去的声音,还有很轻的抽泣。
后来她就不敲门了。她把保温桶放在门口,发一条微信:
“放门口了,你记得拿。”
我每次都等她走了才拿。米汤熬得很稠,上面浮着一层米油。有时候是藕粉,有时候是蒸蛋。
有一天我在桶底下发现一张便利贴,她的字:
“米汤要一小口一小口,含着,等它自己下去。别急。”
我拿着那张便利贴,站在门口站了很久。
那几天她不来敲门了,改成在楼下坐着。我从窗户往下看,看见她坐在花坛边上,抱着膝盖,坐到半夜。秋天夜里凉,她只穿一件薄外套。
第三天我下楼,把一件旧棉服扔给她。
“回去睡。”
她抬头看我,眼睛亮了一下:“你下来了。”
“我是怕你冻死在我楼下,算我的。”
她笑了,笑得眼泪都出来。
第十天,她一个人去了临川。
她没跟我说。是我妈打电话来,声音不对:“砚啊,知意昨天来了,坐在堂屋里一直哭。她是不是欺负你了?你们是不是要离婚?”
我说没有。
我妈说:“她把你小时候的照片全翻出来看,看一张哭一张。你爸给她煮了碗面,她一口没吃。走的时候把家里的米缸、药盒、煤气罐全看了一遍,还偷偷给你爸留了五千块钱。”
我拿着电话,站在窗前,看着楼下那排梧桐。
“妈,”我说,“她没欺负我。”
“那你怎么瘦成这样?”
“……我生病了。”
电话那头安静了很久。
然后我妈说:“你回来。”
“等我好一点。”
“你回来。”我妈又说了一遍,声音发抖,“你爸腿不好,走不了那么远。你回来。”
我说好。
放疗到第三个月,我的食管狭窄得只剩一条缝。医生给我装了个支架。
装完那天夜里,她留下来陪床。
半夜我疼醒了,疼得抓床栏,指节都发白。她一下子坐起来,把手伸过来塞进我手里。
“掐我。”她说,“你掐我。”
我掐了。掐得很用力,指甲陷进她的手背。她一声没吭,另一只手去按铃。
第二天早上我看见她手背上有四个小月牙,破了皮。
“疼不疼?”我问。
“不疼。”她说,“你昨天夜里疼成那样,我一点忙都帮不上。”
三天后的那个晚上,我大出血,被老赵送进急诊。血从嘴里涌出来,我拿手接,接不住,滴滴答答落在裤子上。
急诊室的灯很白。我听见护士在喊“家属呢”,听见有人在跑。
后来我什么都不知道了。
醒来是在ICU。手上插着管子,鼻子里有根管,喉咙里像塞了一团火。
病房外面有个人趴在玻璃上,头发乱得像鸡窝,脸上全是泪痕。
是沈知意。
她看见我睁眼,隔着玻璃拼命地比划,嘴一张一合。我听不见,但我看懂了。
她说:“你别死。”
转到普通病房是第五天。她进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一沓纸,我认得,是那份离婚协议。
她当着我的面,把它撕成两半,又撕成四半,再撕成碎片,扔进垃圾桶。
“我不签。”她说。
我看着她。喉咙里插着管,说话很费劲。
“撕了没用。”我说,“我复印了。”
她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
“周砚,你到底要怎样?”
我没说话。我抬起手,指了指床头柜。
她打开,里面有一张纸,是我新写的,只有三行字。
第一行:对不起,那份协议是气话。
第二行:我没有要惩罚你。
第三行:我只是不想,剩下的日子里,还要等你有空。
她看完,蹲在床边,把头埋在我被子上,哭得整个人都在抖。
那是我第一次听见她那样哭。不是气的,不是委屈的,是那种后悔到骨头里的哭。
医生说,我的情况不太好,常规方案意义有限,问我要不要考虑参加一个新药的临床试验。
我说我参加。
签知情同意书那天,她握着笔问医生:“有多少希望?”
医生说:“不好说。有可能是百分之十,有可能是零。”
她手抖得写不成字。
我把手伸过去,握住她的手腕。
“写吧。”我说,“百分之十,也比零强。”
第一个周期,我发烧到三十九度八,吐了六天。第二个周期,白细胞掉到一点几,被隔离在层流床里。
她每天晚上隔着玻璃给我读小满的作业。读错字,我再用手在玻璃上写一遍。
第三个周期做完,我做了复查。
那天下午医生把片子挂上灯箱,我和沈知意站在后面。
医生看了很久,然后转过身,笑了一下。
“缩小了。”他说,“缩得很明显。”
沈知意“啊”了一声,然后捂住嘴,蹲在地上。
半年后的春天,我能吃下半碗粥了。
不是米汤,是粥。米粒煮得开花,软软的,一勺一勺。
沈知意学会了做饭。她在厨房里切菜,切得很慢,刀一下一下落在砧板上,声音很规律。
有一天她端着一碗汤出来,放在我面前,坐下,两只手绞在一起。
“周砚。”
“嗯。”
“我们复婚吧。”
我抬头看她,笑了。
“我们还没离婚。”
她愣了一下,然后脸红了,红到耳朵根。她低下头,小声说:“哦。”
那年七月,我们去了三亚。
机票三张。酒店两间。小满在海边跑得鞋子都掉了,捡了一兜贝壳,非要装进我的口袋。
晚饭是海鲜自助。她给我剥了一只虾,剥得很仔细,把虾线挑出来,放在我面前的碟子里。
“吃一口。”她说。
我看着那只虾,看了很久。
“爸爸你吃。”小满趴在我胳膊上,“你以前都不吃。”
我把那只虾放进嘴里,慢慢嚼。
咽下去了。
“好吃。”我说。
沈知意低下头,眼泪掉在碗里。她赶紧抬手擦,笑着说:“风太大了。”
我没说话,把她的手拉过来,放在桌子底下,握着。
窗外是海。太阳正在往下落,把海面烧成一片很红很红的光。
我想,还好。
还好我没在那年冬天,把话说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