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妈的账本,是个硬皮本。
蓝皮,边角磨白了,拿红皮筋一圈一圈缠着。放在电视柜第二个抽屉,压在她的社保卡底下。
我从初中就知道那个本子。她每回上完夜班回来,洗完手,坐在小方凳上写。写的时候腰挺得很直,像小学生做作业。
写什么,我以前没看过。
腊月二十三那天我回家过年,她去买菜,本子摊在桌上晾着——她说怕潮。
我翻了两页。
一页一天。左边写日期,右边写一行字:
“12 月 3 号,进 19:40,出 7:20。”
“12 月 4 号,进 19:35,出 7:30。”
“12 月 5 号,进 19:38,出 7:25。”
字很难看。她自己的名字,云字那一横总是往上翘。
但每一页都写得一样认真。
我数了数十二月的页数。二十天。
我数了三遍。
我们那是兖州底下的镇子,镇上两家超市。我妈在“惠邻”上夜班,理货,一个月两千八。
夜班七点半到第二天七点半。十二个小时,中间一个小时吃饭,扣掉算十一个。
她干了六年。
我问过她为什么不上白班。她说白班要年轻的,收银台站得住,你妈这腿不行。
她腿确实不行。站一夜,第二天裤腿一脱,小腿上一圈红印,收银台底下那根横梁硌的。
我把本子摊平,一页一页往后翻。
十二月,二十天。一个月三十一天。
少十一天。
她拎着两袋菜进门,先跺脚,把鞋底的雪跺掉。
“妈,你十二月的账,怎么少十一天?”
她把菜放桌上,看了我一眼。
“年底忙,轮休。”
“一句话都不说?”
“店里开会说了。”她把一袋土豆拎进厨房,“你别管这个。”
我跟进去。
这句话我从小听到大。小时候是“你别管这个,写作业去”,初中是“你别管这个,你爸的事有我”,现在还是这句。
“妈,十一天,一千零二十六。”
她愣了一下。
“你算得倒快。”
“我学机电的,算这个快。”
她拧开水龙头洗土豆,水开得很大,溅到围裙上。围裙是超市发的那种蓝格子,前襟两块洗不掉的油印。
“签过字了。”她说。
“什么字?”
“自愿放弃。”她把水关小了点,“年底任务重,店里说谁愿意放弃年假,发个红包。我签了。”
“红包呢?”
“还没发。”
那天夜里我没睡着。
她手机里有几张照片,都拍糊了。一张是排班表贴墙上,红笔改过,涂改液盖了一层又一层。还有一张,她站在超市后门的台阶上,脚下一个塑料袋,袋里是她的工牌。
我把照片放大。工牌上那张脸是六年前的,头发还是黑的。
腊月二十四上午,我去了惠邻。
卷帘门刚拉起来一半。里面的人拖地,拖把拧不干,水从门口流出来,一会儿结了薄冰。
店长姓郭,四十来岁,头发抹得齐整,羽绒服拉链拉到下巴。
他看见我,笑了一下。
“小王儿子吧?上大学了?”
“郭店,我妈十二月那十一天,怎么回事?”
笑没掉,眼睛不动了。
“你妈签了字的。”
“字在哪儿?”
他从抽屉里拿出一叠纸,翻两下,抽出一张。
A4,“员工自愿放弃年末休假申请”,落款“王秀云”。
那三个字,横平竖直。
我看了三秒钟。
我妈写的云,那一横永远往上翘,翘得跟要飞走一样。这张纸上的“王秀云”,一笔是一笔,横是横,竖是竖,像有人拿尺子比着描的。
“这不是我妈写的。”
郭店长的笑掉了。
他把纸收回去,捋平,放回那叠纸中间,动作很慢。
“小伙子,”他说,“你妈干了六年。我给她留白班名额,你知道多少人抢?”
“我问的是这十一天。”
“这十一天不是钱的事。”他往门口瞥了一眼,声音压下去,“是规矩。”
门外有人推车进来,轮子在冰上打滑,响了一声。
我说:“那我问问别人家的规矩。”
走出去的时候,我听见他在后头把那张纸又抽出来看了一遍。
惠邻的夜班一共七个人。
理货四个,收银两个,保洁一个。
我蹲在超市对面的煎饼摊边上,等她们下班。早上七点半,卷帘门一开,一个接一个出来,都低着头,都往手上哈气。
我认得三个人。张秀兰,五十多,理货的头儿,一条腿有点儿拖。李桂英,收银,瘦得像根麻绳。还有个赵红梅,保洁,推着一辆小推车,车上放着自家的垃圾袋。
我先拦住张秀兰。
“秀兰姨,我妈那个自愿放弃,你签了没?”
她看了我两眼,把手套往上一提。
“签了。”
“你签的时候,上面写的是多少钱?”
她想了很久。
“没说钱。就说签了有红包。”
“红包多少?”
“……一百。”
我嗓子眼卡了一下。
十一天,按一天九十三算,一千零二十三。红包一百。
“秀兰姨,你自己的名字,你写得直吗?”
她把手套脱了,伸出右手给我看。手指头都是肿的,关节那儿硬疙瘩,天冷冻的。
“我小学三年级。”她说,“我这手,写字跟画圈一样。”
“那你签的字,直不直?”
她盯着我,忽然把手套又戴回去。
“小林,”她说,“你别问了。”
“为啥?”
“我明年还得在这儿干。”
那天下午我回了一趟家,把账本从抽屉里拿出来,翻到十二月,一页一页拍。
我妈在厨房剁馅,刀落在案板上,一下一下,很沉。
“妈,秀兰姨她们也签了。”
刀停了。
“你找她们了?”
“我找了一个。”
她把刀放下,走出来,手上还沾着面。
“林昭。”她很少叫我全名,“你给我坐下。”
我坐了。
她站着,围裙上的面在往下掉。
“这店我干了六年。你爸摔断手那年,是店里先给我垫的两千块。你高二交学费,我跟郭店说了一声,他提前给我支了三千。”
“妈,这是两笔账。”
“我知道是两笔账。”她说,“我就问你——你要闹,闹完了,我上哪儿干去?镇上一共两家超市。”
我没说话。
她转身回厨房,刀又响起来。
响了两声,停了。
“你爸明天回来。”她说。
我爸是腊月二十五早上到的,坐的夜班车,从潍坊回来。
他在那边一个钢构厂干活,一年回来两趟。右手少了半截食指,是十年前卷板机卷的。他从来不提。
进门先洗手,洗完手站在暖气片边上烤,烤了很久。
“你妈跟我说了。”他说。
我“嗯”了一声。
“你想怎么办?”
我以为他要劝我。
他没劝。他从包里掏出一个塑料袋,里头是他这半年攒的工资条,一张一张折得整整齐齐。
“咱们家今年的账,我记着呢。”他说,“你妈那十一天是一千零二十六。她一年的全勤奖是六百。她医保自己交的部分是二百四。”
他抬头看我。
“你把这几个数加起来,就知道她为啥不闹。”
“加起来也不到两千。”
“对。不到两千。”他把工资条收回袋里,“咱家现在缺的不是两千。”
“那缺什么?”
他想了半天,没答。把手伸到暖气片上,来回翻。
“缺个说法。”他说。
腊月二十六,我去了趟镇上的人社所。
一个窗口,玻璃上贴着几张纸,其中一张写着“劳动保障监察投诉受理”。
里头坐着个年轻女的,戴着口罩,正在给一个大爷解释什么。
轮到我,我把账本、照片、还有我从我妈手机里导出来的排班表,一样一样摊在台面上。
她看得挺仔细。翻到“自愿放弃”那张照片,停了一下。
“这个签名,你怀疑是代签?”
“是代签。我妈写字不是这个样子。”
“你有她平时写的字吗?”
“有。”我把账本推过去,“六年的。”
她抬头看了我一眼。
然后她说了一句让我愣住的话。
“你妈这个本子,比我这儿所有的材料都全。”
“那能立案吗?”
“能受理。”她把一张表推出来,“但是你得想清楚一件事。”
“什么?”
“受理了,就是正式程序。他们那边会知道是谁投诉的。”
我拿起笔。
笔是她递给我的那种,一头拴着绳子,绳子上有胶带。
我在申请人那一栏,写下我妈的名字。
写完,我发现我把“云”字那一横,也写翘了。
受理通知书是三天后下来的。
不是寄来的,是我自己跑去拿的。一张 A4,盖着红章,上面写着“已受理,将于十五个工作日内组织调查”。
我把它压在账本底下带回家。
我妈看了一眼,没说话,把纸推回到我这边。
“放你自己屋里。”她说。
当晚她照常去上班。
第二天她回来的时候,脸不对。不是生气,是那种受了什么、又说不出是什么的脸。
她坐在小方凳上脱鞋,脱了很久。
“调岗了。”她说。
“调哪儿?”
“冻库。”
惠邻的冻库在超市最里头,一间铁皮房子,温度零下十度,进出门要套棉大衣。里头放速冻水饺、冻鸡腿、冻丸子。
原来冻库是两个人轮着进,一人半小时。
我妈被调去,一个人,一整个夜班。
“谁调的?”
“郭店说是正常的。”她把裤腿往上撸了一截,露出小腿,“正常轮岗,谁都轮。”
“你签了没?”
“签什么?”
“调岗单。”
她想了想。
“他让我在一张纸上按了个手印。”
那一个星期,我妈的手起了冻疮。
不是一般的那种,是裂的。手背上横着一道一道口子,洗手的时候疼,往水里一放就抽气。
她买了一管药膏,三块五,挤出来是白的,抹上去亮晶晶。
我看到的时候,她已经抹完了,正拿纸擦手。
“疼不疼?”
“不疼。”
“妈。”
“我说了不疼。”她把药膏塞进抽屉,“一个班多给十五块,冻库补助。”
十五块。
我在心里算:一个夜班十五,一个月二十个夜班,三百。
正好够买那管药膏一百管。
腊月二十九,调解会。
地点在人社所二楼的一间小屋子,一张长桌,六把椅子,墙上挂着“劳动争议调解室”的塑料牌。
对面坐了两个人。一个是郭店长,穿了件新的夹克,头发还是那么整。另一个我不认识,女的,四十多,妆很浓,桌上一台笔记本,全程没抬头。
她自我介绍:区域人力,姓曹。
调解员是个五十来岁的男的,姓马,话不多。他先让我说。
我把账本摊开,一页一页翻过去,把十二月的二十天念了一遍。念到“少十一天”的时候,郭店长的手机在桌上震了一下,他没接。
然后我把那张“自愿放弃”的照片推过去。
“这个签名不是我母亲写的。她六年的账本都在这儿,可以比对笔迹。”
曹经理这才抬头。
“笔迹比对,”她说,“需要鉴定机构。费用谁出?”
“我们这边可以先出。”我说。
“可以。”她笑了一下,“那我们这边也提一份材料。”
她从文件夹里抽出一张纸,推过来。
《员工自愿加班及调休确认书》。
落款还是“王秀云”。日期是去年十一月。
“这是她入职时签的年度确认书。”曹经理说,“按照这份确认书,员工自愿放弃的休息日,可以在年度内调休,未调休的视为自愿放弃。”
“上面写的不是这个意思。”
“法律上就是这个意思。”
调解员老马插了一句:“这个确认书,原件有吗?”
“有。”曹经理说,“在总部档案室,可以调。”
老马点了点头,转向我:“小林,你这个账本……”
“六年,每天。”
“这个,”他斟酌了一下,“作为个人记录,证明力有限。法院一般要求有用人单位确认,或者有第三方佐证。”
“我妈的排班表、她的工牌、她的考勤——”
“考勤记录在用人单位手里。”曹经理说,“我们随时可以提供。”
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像在念一份早就写好的稿。
会开了四十分钟。
最后老马说:“双方意见都记录在案。我们继续调查,十五个工作日内出结论。”
我把账本收进包里,站起来。
郭店长也站起来。他走到我旁边,声音压得很低。
“小林,你妈那份合同,三月到期。”
我看着他。
“到期不续签,是正常的。”他说,“这个,你可别怪店里。”
他先走的。
我在那间屋子里站了一会儿。曹经理在收拾电脑,笔记本电脑合上的时候“咔”一声。
她抬头看我。
“你多大了?”
“十九。”
“十九。”她重复了一遍,把电脑抱起来,“我十九的时候,也在超市理货。”
她走了。
三月一号,我妈的合同到期。
二月二十七号,店里通知她“合同期满不再续签”。
她那天回来得很早,下午三点。
进门先把工牌摘下来,放进一个塑料袋,再把袋子放进柜子最里头。
然后她坐下了。
我以为她要哭。
她没哭。她坐在小方凳上,看着窗外,看了很久。
窗外是邻居家的太阳能热水器,冬天冻了,管子挂着冰。
“昭啊。”她说。
“嗯。”
“你妈这辈子,让人家一句话就打发了。”
她说完这句,站起来,去厨房做饭了。
那天晚上她做了四个菜。一个红烧肉,一个炒鸡蛋,一个白菜炖粉条,还拌了个黄瓜。
我爸说:“今天啥日子?”
她说:“没啥日子。想吃。”
我爸第二天去了趟超市。
他没进去。
他在马路对面站着,站了半个钟头。那天风大,他把领子立起来,一只手插兜里,另一只——少了半截食指的那只——揣在怀里。
我从家里追过去,站在他旁边。
“爸。”
“嗯。”
“回去吗?”
“回。”
他没动。
又站了一会儿,他忽然说:“你爷爷那会儿在生产队,记工分。队长拿笔一勾,你家就少两分。”
“那怎么办?”
“没办法。”他说,“那时候没办法。”
他把手从怀里拿出来,看了看。
“现在有。”
“有什么?”
“有你妈那个本子。”他说,“还有你。”
开学我回了临沂。
宿舍里六个人,晚上熄灯以后有人打电话,有人打呼。
我躺在床上,翻账本的照片。
翻到十二月那一页,我忽然发现一件事。
我妈每天写的时间,精确到分。
“进 19:40,出 7:20。”
一个超市理货的,怎么会记得这么准?
第二天我给她打电话。
“妈,你那个时间,怎么记得那么准?”
“看小票。”
“什么小票?”
“每天下班,我买一样东西。”她说,“买最便宜的。一根葱,两个鸡蛋,一包盐。”
“买了就为了留小票?”
“嗯。”她说,“小票上有时间。”
电话那头静了几秒。
“妈不是傻子。”她说。
我得说说六年前。
六年前,我爸还在县里的机械厂。那年夏天他值夜班,卷板机的护罩坏了,他伸手进去掏铁屑,机器一转。
右手食指,从第二个关节往上,没了。
厂里给了三万,说是"慰问金"。我爸签了字,签在他那只还缠着纱布的手上——他用左手签的。
那三万,交了手术费、住院费,还剩四千。
我妈那时候刚去惠邻,才三个月,试用期,一个月一千九。
住院第九天,医院催缴费。她去找郭店长——那时候郭店还是副店长——说能不能先支点工资。
郭店二话没说,从自己兜里掏出两千。
“先拿着。”他说,“不着急还。”
那两千块,我妈还了半年。每个月还三百,还到第五个月,郭店说剩下的算了。
我妈没算。她第六个月又去还了三百,硬塞进他抽屉。
“我不欠人情。”她回来说,“欠了人情,以后不好说话。”
我爸出院以后,干不了机械厂了。
他右手少一截,握不住扳手。在家里待了半年,天天坐在门槛上,看着对面的墙。
有一回我放学回来,看见他拿左手在墙上划。我凑近看,他划的是字——“林”。
划得很浅,墙皮都掉了。
那年冬天他去了潍坊,钢构厂,干的是不要求手指头全的活:扶料、递工具、看图纸。
他走的前一晚,我妈在灯下给他缝工作服,把袖口缝了两道。
他坐在旁边抽烟。
“秀云。”
“嗯。”
“以后家里的事,你做主。”
“你少说这种话。”
“我说真的。”他把烟按在烟灰缸里,“我这手,废了。以后你要是让人欺负了,我打不过人家。”
我妈没抬头。
“我不让人欺负。”
“你嘴笨。”
“我记账。”她说。
账本是从那年冬天开始记的。
第一页是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一号。
“12 月 1 号,进 19:40,出 7:20。今天学了贴价签。”
字歪歪扭扭,跟现在一样。
我问过她,为什么要记到分钟。
她说:“我怕人家说我记错了。”
“谁会说你记错?”
“不知道。”她说,“但总得有人说。”
那时候我不懂。
现在我懂了——她不是怕别人说她记错,她是怕自己记不清。
一个人在被"自愿放弃"了十一天之后,如果连自己上过几天班都说不清,那她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
六年前她第一次被扣钱,扣了六十。
理由:货架第三层的酸奶没按日期排,被总部巡查拍到。
那天她回家,坐在小方凳上,把本子翻开,在当天那行下面,另写了一行小字:
“扣 60。酸奶我排的,我记得我排了。”
就这一句。
她写完,把本子合上,去厨房做饭了。
后来那六十块,没要回来。她也没再提。
但那一行字,她留了六年。
我在法院念材料的时候念到这一句,法官抬头看了我一眼。
“这是账本上的原话?”
“原话。”
她低头记了一笔。
还有一件事,我是在整理账本的时候才发现的。
她的本子里,每隔一段时间,会有一页不是记时间的。
比如二〇二一年三月,一页上写着:
“今天郭店说,明年给我转白班。我信了。”
二〇二二年三月,一页上写着:
“白班给了小李。她二十六。我四十四。”
二〇二三年一月:
“冻库换新门。以后进去要登记。”
二〇二四年九月:
“招了个新人,十七岁。我教她排酸奶。”
这些页没有时间,没有进店出店,就像日记。
我看的时候,忽然明白了一件事:她一直在跟人说话。
只是那个人不在。她把话写在纸上,等他来读。
六年后,那个人是我。
小票我妈攒了一年。
不是攒在抽屉里,是攒在铁盒子里——那种装饼干的方铁盒,盖子上印着个穿红衣服的外国老头。
我回家翻出来的时候,一盒。倒出来,铺了一炕。
一张一张摊开看,日期、时间、金额都在最上头那行。
“2.5”“3.0”“1.8”。
最便宜的一根葱,八毛。
我拿账本对着一天一天核。
十二月三号:账本写“进 19:40,出 7:20”。小票打的时间是“07:22”。
十二月四号:账本“出 7:30”,小票“07:28”。
一天两天可能是巧的。
二十天全对上。
我坐在炕上,桌上铺满了小票,一张也不敢碰乱。我妈进屋看了一眼,站门口没进来。
“别弄乱了。”她说,“按日子的。”
“妈,你怎么不早说?”
“说了有用吗?”
“有用。”
“那你早干什么去了。”她说,“我又不认识字多。”
我把小票按月份装进七个信封,每个信封写上月份和天数。
一共三百二十七张。
不是每天都有。有时候她赶着走,忘了买;有时候买的东西不打小票,收银员嫌麻烦。
三百二十七张,能对上账本的日子,两百九十一天。
我把这两百九十一天的时长加了一遍。
每天平均比合同多一小时四十分钟。
六年。
我不算了。算到一半手抖。
正月里我去了一趟超市,想调监控。
郭店长这回没笑。他站在收银台边上,手里拿着一沓单据。
“监控保存三十天。”他说。
“那十二月的呢?”
“早覆盖了。”
“你们不是有后台的考勤系统?”
“考勤系统。”他重复了一遍这个词,像在尝它,“你知道我们这套系统多少钱?”
“不知道。”
“十二万。”他说,“总部装的。你要看,得总部批。”
“那怎么批?”
“走流程。”他把单据往台面上一磕,“走流程。”
我知道走不通。
一个人去跟一家连锁超市要它自己的数据,就像跟人要他自己写错的作业本。
三月中,家里吵了一架。
不是我想吵,是我爸。
他那天喝了两口酒。他平时不喝,一喝脸就红。
“撤了吧。”他说。
“不撤。”
“你妈现在没工作,你上学要钱,我这边工地上,一天二百二,一个月能干二十天。”
“所以呢?”
“所以我问你,你这么闹,能闹出多少钱来?”
我算给他听:十一天工资一千零二十六,六年加班费按最低算,一万八,加经济补偿,两万出头。
他听完,把碗放下。
“两万。”他说,“你现在为两万,把镇上两条路都堵死了。你妈以后上哪儿找活?”
“爸,这不是两万的事。”
“那是啥事?”
“是个说法。”
我把他说过的话还给他。
他愣在那儿,脸红得更厉害,最后站起来,把碗里的酒一口喝了,进屋睡了。
第二天早上他照常起来烧水,跟没事人一样。
但他没再提撤诉。
最难的那阵是三月下旬。
村里开始有话说。
头一句是从小卖部门口传出来的:林昭他妈那个超市,对他家不薄,他爸摔断手人家垫过两千,他上学人家支过三千。
第二句是:这孩子念了几年书,回来告自己妈上班的地方。
第三句最狠:人家超市都没说啥,是他妈自己签的字。他不认他妈的字。
这话传到我妈耳朵里的时候,她正在院子里晾被子。
那天天很好,绳子绷得直,被单搭上去,风一吹就鼓起来。
传话的是隔壁的婶子,说完还补了一句:“秀云,你劝劝孩子。”
我妈把被单抻平,抻了两下。
“劝什么。”她说,“我又不认识字。”
婶子走了。
我妈站在被单底下,被单挡住了她大半个身子,只露出两条腿。
过了很久,她说了一句。
“昭啊,妈这几天不敢出门。”
那天夜里,张秀兰来了。
她敲门敲得很轻。进门先往院里看了一眼,才侧身进来。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袋口卷着,看不清里头是什么。
“小林在家吗?”
我妈把她让进堂屋,倒了杯水。她没喝。
把塑料袋放在桌上,推过来。
“我也有个本子。”
我打开。
也是硬皮本,红色,比我家那个新一点。
里头写的跟我们家一样:日期,进店时间,出店时间。
她的字比我们家那个还难看,好多字都是画的,时间干脆只写数字,“19:40—7:20”。
“我记了四年。”她说,“我不识几个字,但数我记得住。”
“为什么记?”
“我男人瘫了七年。”她低头看着自己的手,“我每天上班前给他翻一次身,下班回来翻一次。我得算着,我一天不在家几个小时。”
她说这话的时候很平静。我在旁边把本子一页一页翻,翻到去年十二月,页数是满的。
三十一天。
“秀兰姨,你十二月的,一天没少?”
“少了。”她说,“少了十四天。”
“那你账上写的是?”
“我写的是我该上的。”她抬起头,“我写我该上几天。他们扣了几天,我心里有数。”
她又从衣服内兜里掏出一张纸。
不是纸,是一张照片,用手机打印出来的,颜色偏绿。
“这是啥?”
“红包发放表。”她说,“腊月二十九发的。我去领的时候,看见他们桌上摊着,我就拍了一张。我不认识字,但我认得我自己的名字。”
我把照片凑近看。
一张表,十几行,一行一个名字,最后一列是金额。
王秀云,一百。
张秀兰,一百。
李桂英,一百。
最上头一行,字比别人大,写着“马年春节加班补贴发放表(自愿放弃年休)”。
我心口跳了一下。
“秀兰姨,”我说,“这张照片,你什么时候拍的?”
“腊月二十九,上午九点多。”
“他们看见了吗?”
“没。”她说,“我拍了就跑,跑到门口腿都是软的。”
她握住杯子,杯里的水已经不冒气了。
“小林,我不图那点钱。”她说,“我图的是——我不能白记四年。”
第二天我去找了李桂英。
李桂英住镇东头,一个人,屋里冷得像冰窖。她给我倒了杯热水,水里飘着几粒灰。
我把话说明白:她签的那个字,那天是怎么签的。
她想了很久,忽然说:“有个人看见了。”
“谁?”
“收银的孙小燕。”她说,“那天她值班,我进去的时候,她在门口站着。”
“她能证明什么?”
李桂英抬起眼看我。
“她说,我进去之前,那张纸就在桌上,上头已经有字了。”
我手指头凉了一下。
“你确定她说的是这个?”
“她跟我说的。她说,‘桂英姐,你那名字早就写好了,你进去就按了个手印。’”
屋里很静。
外头有鸡叫,隔着一堵墙。
我把水杯放下。
“桂英姨,”我说,“你愿意去说一遍吗?当着调解员的面。”
她低下头,用手搓那条已经起球的裤腿。
搓了很久。
“我儿子在县里上班。”她说。
“我知道。”
“他媳妇刚生了孩子。”
“我知道。”
“我这个岁数,出去也没人要了。”
她抬头。
“但我儿子小时候问过我一句话。”她说,“他说,妈,你为什么老低着头走路。”
她把手放平在膝盖上。
“我说,‘我愿意去。’”
四月三号,我去了县里的法律援助中心。
在老法院旁边一栋楼的三层,走廊很暗,尽头一间屋子,门上贴着“农民工讨薪绿色通道”。
里头两张桌子,坐着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姓周,戴眼镜,衬衫袖口卷到手肘。
他先看账本,一张一张看。看到小票的时候,停下。
“这是你妈自己攒的?”
“一年,三百二十七张。”
他把小票摊在桌上,对着账本念了两天,抬头。
“你妈比你懂证据。”
“她只是怕。”
“怕的人才会记账。”他说。
他让我把事情从头说了一遍,中间不打断。
说完,他在纸上写了几行字,推给我看。
“三件事,你要分清楚。”
“第一,那十一天,是工资还是年假?”
“工资。”
“对。年假是国家给的,不能自愿放弃;你说的‘自愿放弃年假换红包’,本身就是无效条款。所以就算那字真是你妈签的,也不成立。”
我愣了一下。
“那我们还争笔迹干什么?”
“争的不是这十一天。”他把笔放下,“争的是——他们有一套伪造签名的习惯。”
“习惯?”
“三张纸,三个人的名字,如果都是一个人写的,那就不是疏忽,是制度。”他看着我,“疏忽只能赔钱,制度能让他们改。”
“改不改,跟我有什么关系?”
“跟你没关系。”他说,“跟后面还有人要进那个冻库有关系。”
他给我列了个单子。
一,三份《自愿放弃》,全部要复印件。
二,张秀兰、李桂英的书面证言,各自手写,按手印。
三,孙小燕的证言——她如果不敢签,就录音。
四,我妈的六年小票、账本,全部按时间排序、编号、拍照存档。
五,申请笔迹鉴定。
“鉴定费多少?”
“三千左右。”他说,“看你找哪家。”
三千。
我兜里有一千二,是过年攒的。
“能不能不鉴定?”
“能。”他说,“不鉴定,你就只能打那十一天,一千零二十六块。打完,人家连一箱奶都不会送你。”
“鉴定了呢?”
“鉴定了,你有机会把这件事从‘一个人的十一天’,变成‘一群人的六年’。”
他把纸推过来。
“但我要跟你说清楚。”他说,“走到这一步,时间是一年起步。你妈可能一年都找不到活干。你自己也会被叫去问话,学校那边可能会有人找你。”
“那你还让我做?”
“我不让你做。”他说,“我只是告诉你,这世上有些案子,赢的那个人不一定是过得最好的那个。”
鉴定费是我自己挣的。
四月,我周末去县城物流园装卸。晚上八点到早上六点,一晚上一百八,管一顿夜宵——两个馒头一份咸菜。
第一次干完,早上回学校,走两步腿就打晃。宿舍楼下有一排台阶,我坐在那儿坐了半天,才有力气上去。
干到第十七个晚上,凑够三千。
我没跟我妈说。她问过我两次怎么瘦了,我说学校食堂难吃。
钱交上去那天,周律师看了我一眼。
“你干了几晚上?”
“十七。”
他“哦”了一声,把收据给我。
“留着。”他说,“以后有人问你图什么,你就给他看这个。”
五月,鉴定意见出来了。
一张 A4,术语很多,最后一段我念了三遍:
“……送检三份检材落款处‘王秀云’‘张秀兰’‘李桂英’字迹,书写习惯、运笔节奏、笔画搭配关系高度一致,符合同一人书写特征;与样本‘王秀云’本人字迹比对,在起笔角度、收笔方向、字形结构上存在明显差异,非同一人书写。”
我把这张纸拍了照,发给我妈。
她不会看微信长图,我打电话念给她听。
念到最后那句,我停了停。
电话那头没声。
“妈?”
“……我听着呢。”
“妈,这不是你签的。”
“我知道不是我签的。”她说,“我就是没想到,他们连秀兰和桂英的也一起写了。”
她声音很平。
“一个人,写三个人的名字。”她说,“他写的时候,手不抖吗?”
仲裁申请是我去递的。
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一楼大厅,取号机吐出一张纸条:A017。
等了四十分钟。
窗口里的姑娘一页一页看材料,看到鉴定意见的时候,抬头看了我一眼,又低头看。
“申请人:王秀云。被申请人:惠邻商贸有限公司。”
“对。”
“请求事项: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一千零二十六元;支付延时加班工资一万八千四百二十元;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八千四百元。”
“对。”
她敲了很久键盘。
“受理了。”她说,“开庭时间另行通知。”
我拿着受理通知书往外走,走到台阶上,忽然想起来一件事。
我没写“赔礼道歉”。
周律师说过,仲裁一般不支持道歉。道歉是法院的事,是舆论的事,是私下的事。
但我在心里加了一条。
六月,超市那边动了。
不是找我,是找我妈。
那天下午一辆黑色轿车停在我家门口,下来两个人。一个是郭店长,另一个不认识,四十来岁,穿短袖衬衫,手里拎着两箱奶。
我妈在院里择韭菜,看见他们,手里的韭菜没放下。
“秀云,”郭店长笑得比过年还热,“天热了,来看看你。”
“有事说事。”
“是这样。”他把奶放在门槛外头,“店里研究了,你这事儿,咱们私下解决。五千块,一次性,你签个字,咱们两清。”
我妈择韭菜的手停了。
“五千?”
“五千。”他把一个信封从裤兜里掏出来,捏在手里,“现金。”
我妈看了那个信封一会儿。
“我那十一天,是一千零二十六。”
“不止不止。”郭店长说,“这五千里头,还有你的情分。”
“情分。”我妈重复了一遍。
她把韭菜放下,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土。
“郭店,”她说,“我在你店里干了六年。你算算,六年的情分值多少钱?”
郭店长脸上的笑挂在那儿。
“秀云,你别听孩子瞎闹。”
“我没听孩子。”我妈说,“我听我自己。”
她指了指门槛外头那两箱奶。
“奶拿回去。给冻库里那孩子喝。”
那两个人走的时候,车停在巷口倒了好几把才倒出去。
我妈一直站在门口,看着那车走远。
然后她回院里,蹲下,接着择韭菜。
择了两根,手停了。
“昭啊。”她说。
“嗯。”
“刚才那五千,我手心出汗了。”
六月中旬,我接到一个电话。
号码是市里的座机,我以为是快递。
“是林昭吗?”一个男声,很客气,“我是惠邻总部法务部的。”
我在宿舍楼道里站着,一手扶着栏杆。
“有事吗?”
“是这样。”他说,“我们看了一下你的材料,做得挺规范。”
“谢谢。”
“但我要提醒你一件事。”他顿了一下,“你今年十九岁,二〇二八年毕业。这中间还有四年。”
“所以呢?”
“所以我建议你考虑清楚。”他说,“一个学生,卷进一场官司,会留记录。以后考公、进国企、政审,人家会问你为什么打官司。”
“因为有人替我妈签字。”
电话那头笑了一下。
“小林,你这话说得,跟写文章似的。”他说,“现实里没有这么黑白分明。”
“那现实里是啥样的?”
“现实里,”他说,“是两万块钱和一封道歉信,跟你四年的前途,你选哪个。”
我握着手机,手心出汗。
“我选我妈。”
“你妈五十了。”他说,“她还能干几年?”
我把电话挂了。
挂了以后,我在楼道里站了很久。走廊尽头的窗户开着,风把楼道里的灰吹起来,一层一层地飘。
我又给他打回去了。
“喂。”他接得很快,好像一直在等。
“我刚才不该挂电话。”我说。
“没关系。”
“我想说的是,”我说,“你们那个‘年休清零率’,百分之九十。这个数字,我也会写进材料里。”
他沉默了三秒。
“小林。”他说,“你会后悔的。”
“那也得打完才知道。”
第二天我去了趟超市,想找孙小燕。
她不在收银台。
我在门口等了半个钟头,看见她从侧门出来,低着头,走得很快。
我追上去。
“孙小燕。”
她抬头,看见是我,脚步慢了一点。
“你别跟着我。”她说。
“你怎么了?”
“主管今天找我谈话了。”她声音很小,“他说,我要是再乱说话,就把我调去冻库。”
“你说了什么?”
“我什么都没说。”她抬头看我,眼睛红了,“我在朋友圈发了一句‘好人有好报’,他截图给我看。”
我站在那儿,一句话说不出来。
她把手里的塑料袋换了个手。
“林昭,”她说,“我那天在庭上说的那些,我不后悔。”
“嗯。”
“但我不能再说了。”
她走了。走了十几步,回头。
“你替我记住。”她说,“我说过。”
那天晚上回家,我把这事跟我妈说了。
我以为她会说“算了吧”。
她坐在缝纫机前面,脚搭在踏板上,没踩。
“昭啊。”
“嗯。”
“那个小姑娘,二十几?”
“二十五。”
“二十五。”她重复了一遍,“跟我头一回上夜班的岁数一样。”
她伸手把缝纫机上的布拿下来,叠好,放在一边。
“妈前几天一直想劝你别打了。”她说,“妈怕。”
“我知道。”
“妈怕的不是没钱。”她说,“妈怕的是你以后日子不好过。”
她抬起头。
“但妈今天想明白了。”
“想明白啥?”
“你要是现在撤了,”她说,“你以后遇上别的事,也会撤。”
“妈——”
“妈不认识几个字。”她把叠好的布拍了拍,“但妈知道一件事——人这一辈子,能硬气的时候不多。”
她把布放下。
“打。”
七月开庭前一天,我妈做了一件事。
她把账本从抽屉里拿出来,翻到最后一页,在空白处写了一行字。
写完,她把本子合上,用红皮筋缠好。
“写的啥?”我问。
“写的‘明天上法院’。”
“写这个干啥?”
“留给以后看。”她说,“等我老了,我翻到这个本子,我得知道,我有一天上过法院。”
她顿了顿。
“不是被告。”
“是原告。”
开庭是七月十一号,上午九点。
仲裁院三楼,一间不大的屋子,正中一张长桌,仲裁员坐上头,两边各一排椅子。
我妈穿了件新的短袖,浅蓝的,前一天在集上买的,三十五。她把头发在后面扎了个揪,扎得很紧。
进门前她拉了我一下。
“等会儿我说话,你别抢。”
“我不抢。”
“我要是说错了呢?”
“说错就说错。”
她点点头,进去了。
对面坐着三个人:郭店长,曹经理,还有一个穿西装的年轻男的,是公司的代理律师。
仲裁员姓刘,五十多岁,先念了一遍程序,念得很慢。
念完,他抬头。
“申请人陈述请求。”
我站起来,念周律师给我写的那页纸。念到一万八千四百二十的时候,我听见对面有人翻纸。
念完,仲裁员看向对面。
“被申请人答辩。”
那个年轻律师站起来,声音很稳。
“第一,申请人主张的延时加班,缺乏事实依据。超市实行综合工时制,已经过劳动部门审批。”
“第二,申请人提交的所谓‘账本’‘小票’,均为其单方制作、单方保存,不具备证明力。”
“第三,关于鉴定意见,我方认为送检程序存在瑕疵……”
“等一下。”仲裁员打断他,“鉴定机构是双方共同选定的,程序有没有瑕疵,你拿出依据来。”
律师翻了两页。
“这一条我方暂不主张。”
我听见我妈在旁边轻轻呼了一口气。
第一个证人是张秀兰。
她进来的时候,一条腿拖得更明显了,可能是紧张。
仲裁员问她姓名年龄,她答得很快。问到“是否在惠邻工作”,她停了一下。
“干了十一年。”
“请陈述你了解的情况。”
她把手放在桌上,两只手,肿的。
“去年腊月,郭店叫我去办公室。”她说,“他说年假作废,签个字,发红包。”
“你签了吗?”
“我按了手印。”
“签字呢?”
“签字早就有了。”她说,“我进去的时候,纸上已经有我的名字了。”
屋子里静了一下。
“你怎么知道是你的名字?”
“我认识我的名字。”张秀兰说,“我虽然不识几个字,我认识我自己的。”
对面律师举手。
“证人是否有可能记错?毕竟当时……”
“我记得。”张秀兰打断他,“因为我看的时候,心里还高兴了一下——我想,人家连名字都替我写好了,多省事。”
她说完,自己笑了一声。
那声笑很短,屋里没人跟着笑。
第二个证人是孙小燕,收银的,二十五岁。
她进来的时候手一直在抖,捏着一张纸,纸都捏皱了。
“我,我说完就走。”她开口先说了这句。
仲裁员点头。
“腊月二十三那天,我在门口值班。”她说,“我看见桂英姐进去,进去之前我瞄了一眼桌上那张纸。”
“纸上有什么?”
“有字。”她说,“有好几个名字。我当时还想,怎么都写好了。”
“你确定是‘好几个名字’?”
“确定。”她说,“最上头那个我认得,是秀云姨的,因为她名字里有个云,云字写得特别大。”
对面律师站起来。
“证人与被申请人是否存在劳动争议?”
“没有。”
“是否曾被被申请人处罚?”
“……罚过。”她声音低下去,“迟到罚五十。”
“那么证人的证言,是否可能带有情绪?”
孙小燕抬起头。
“我迟到罚五十,我认。”她说,“但他们替人签字,我不认。”
最难受的是问郭店长。
仲裁员问他:“这三份《自愿放弃申请》,是谁填写的?”
“人事。”
“人事是谁?”
“总部人事。”
“具体姓名?”
“……我不清楚。”
“那你为什么会拿到这些纸?”
“总部发下来,我负责让员工签。”
“是否由员工本人签署?”
“是。”
我把鉴定意见推过去。
“郭店,鉴定结论说,这三份上的名字是同一个人写的,而且不是她们本人。”
他没看那张纸。
“我不懂这个。”他说,“我就是个店长。”
“那这三张纸,是谁拿笔写的?”
他沉默了大概五秒。
“我记不清了。”
仲裁员敲了一下桌子。
“被申请人代理人,这个问题请你们庭后书面说明。”
裁决书是八月二十号下来的。
那天我去取,一路上太阳很大,蝉在树上叫。
我一页一页看。
“一、被申请人于本裁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申请人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一千零二十六元。”
“二、支付申请人延时加班工资一万六千八百元。”
“三、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四千二百元。”
“四、驳回申请人其他仲裁请求。”
合计两万二千零二十六。
我在仲裁院门口的台阶上坐了很久。
不是高兴,是有点像被人抽走了什么。六个多月,两万二,一天一百二。
我给我妈打电话。
“妈,下来了。”
“多少?”
“两万二。”
电话那头静了几秒。
“昭啊。”她说。
“嗯。”
“妈这辈子,头一回让一张纸替妈说话。”
我以为完了。
没完。
九月初,法院寄来一份应诉通知书。
惠邻商贸不服仲裁裁决,向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送件的人是我爸。他把信封放在桌上,没拆。
“这是啥?”
“他们告我们了。”
我爸看着那个信封,看了很久。
“他们还敢告?”
“不服就可以告。”我说,“法律给的。”
他把信封拿起来,翻过来看背面,像背面能写字。
“那咱们还得再打一遍?”
“再打一遍。”
他把信封放下,去院里抽烟。他戒烟很多年了,那天又抽上了。
烟抽到一半,他回头说了一句。
“昭啊,咱家是不是惹上事了。”
那一阵是最难的。
我妈找不到活。镇上两家超市,一家是她告的,另一家老板跟她打过招呼——“秀云啊,你这事儿闹得,我们也不敢用。”
她去县城问过,人家要 45 岁以下。
她那年四十七。
有一回她跟我说:“妈去给你爸工地上做饭行不行?”
“那得住在工地。”
“住工地就住工地。”
我没让。
她身体不行,冻库那一个月落下的病根,一到阴天手指头就发僵。
十月,我爸在工地摔了一跤。
不重,从一米多高的架子上滑下来,屁股着地,尾椎骨裂了一条缝。
工头给了两千块,说先回家养着。
他回来那天,我正好周末在家。
他趴着睡,不能坐。吃饭的时候,他端着碗,人趴在炕上,一口一口往嘴里扒。
我坐在旁边。
他忽然说:“昭,撤了吧。”
这回我没反驳。
他抬起头。
“不是让你认输。”他说,“我是说,咱缓一缓。等爸好了,咱再打。”
我看着他趴在那儿,碗放在枕头上,饭粒掉了一枕头。
“爸,”我说,“法院的庭,十月二十六号。”
他把碗放下。
“那就打。”他说,“打完了,你回来给爸把饭粒捡了。”
我把三百二十七张小票录进了电脑。
宿舍十一点熄灯,我搬着笔记本去水房,那儿有一盏灯,一直亮到天亮。
录到第一百多张的时候,室友老四起来上厕所,看见我蹲在水房地上。
“你干啥呢?”
“录小票。”
他蹲下来看了一眼屏幕。
“这啥?”
“我妈攒的。”
“攒这个干啥?”
“留着当证据。”
他看了我两秒。
“你妈真狠。”他说。
他回去拿了件外套出来,坐在我旁边。
“念吧,我录。”
那天晚上我们录到三点。他念,我核对。念到“1.8 毛”“0.8 毛”的时候,他停了一下。
“你妈每天就买这个?”
“她说不买不行。”
“为什么不行?”
“买了才有小票。”我说,“小票上才有时间。”
老四没说话,低着头一张一张念。
念到后来,他声音有点哑。
“林昭。”
“嗯。”
“我妈也上夜班。”
表做出来以后,是两张。
第一张是每个月的总加班时长。横轴月份,纵轴小时。
六年,七十二个月。
前三年在二十到三十小时之间来回;从二〇二二年开始往上走,越往后越高。
去年十二月那一格,最高。
我拿尺子量了一下,那一格比二〇一九年任何一格都高出将近一倍。
第二张是每天的进店出店时间,打成散点。每一个点是一张小票的时刻。
点密密麻麻,绝大部分落在早上七点二十到七点半之间。
中间有两个点,落在九点多。
那两个点是十二月八号和十二月十一号。账本上写着“加班盘点”。
我把两张图打印出来,A3,花了十二块。打印店老板问我要不要过塑,我说要。
过塑一共二十四块。
周律师看完两张图,在椅子上坐了半分钟没说话。
然后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个放大镜——真的,一个旧放大镜,把图上一个点一个点地看。
“这个点,”他指着十二月八号那个九点多的,“你们有对应的东西吗?”
“账本上有。”
“账本在对方眼里不算证据。”
“那还有什么算?”
“有没有那天你妈跟人聊天的记录?”
我想了想。
“她不会用微信。”
“打电话呢?”
“她手机有通话记录。”
“打完就删了?”他问。
我把手机拿过来,给她打了个电话,让她翻通话记录。
十分钟后她发来一张照片。
十二月八号早上九点四十,有一通电话,是打给张秀兰的,通话 1 分 12 秒。
“这就是证据。”周律师说,“时间、号码、时长,都是第三方记录的。”
“一通电话能证明什么?”
“能证明那天你妈九点四十还醒着、还在超市里、还在跟人说话。”他把放大镜放下,“一个人如果不是在加班,为什么早上九点四十还在超市?”
他又问我:“这批员工,一共多少人被扣过?”
“我知道的三个。”
“不知道的呢?”
“不知道。”
“去问。”他说,“你们这个案子,一个人打,是劳动争议。二十个人打,是社会事件。”
“社会事件有什么用?”
“有用。”他把笔敲在桌上,“一个人,公司有的是时间跟你耗。二十个人,公司要考虑舆情、要考虑总部考核、要考虑别的门店会不会跟着闹。”
“那些人敢吗?”
“不敢。”他说,“所以你得先给他们看到赢的可能。”
他给我出了个主意。
“把你那些图,复印二十份。”
“发给谁?”
“发给还在店里干的人。”
“那不就是我的名字贴在纸上了?”
“对。”他说,“这就是代价。”
我印了二十份。
晚上送到张秀兰家,让她转交。她拿着那叠纸,翻了翻。
“这上面写的啥?”
“上面是你这四年的加班时长。”
她翻到第三页,手指停在某一行。
“这个‘二百一十七’是啥?”
“你去年加了二百一十七个小时。”
她盯着那个数字,看了很久。
“二百一十七。”她念了一遍,“按一小时十一块算,是多少?”
“两千三百多。”
她把纸抱在怀里,抱得挺紧。
“我不识几个字。”她说,“但这张纸,我看懂了。”
三天后,有两个人来找我。
一个是李桂英,一个是原来在生鲜区杀鱼的男的,姓孙,四十来岁,我们都叫他孙师傅。
“我干了八年。”孙师傅说,“去年被扣了十九天。”
“为什么扣?”
“说我损耗超标。”
“超多少?”
“不知道。”他挠头,“他们说超标就超标,也没给数。”
“那你怎么算的十九天?”
“我自己算的。”他说,“我每天五点四十到,先杀鱼,六点半才打卡。这五十分钟,八年了,一天没给过钱。”
我拿笔记下来。
“还有别人吗?”
“有。”他说,“生鲜区、熟食区,早来的都不打卡。打了就算早到,早到算旷工。”
“打完卡才算上班?”
“对。”
“那你提前来,是为了什么?”
“不提前来,六点半开门,鱼没杀完,客人来了骂谁?”
他说话的时候,手一直搓。那双手泡了八年水,指头都是白的,关节粗大。
“小林,”他说,“我闺女今年高考。”
“嗯。”
“我不想让她知道我告人。”
“那不写你名字。”
“能不写?”
“能。”我说,“你按个手印就行,别的我来。”
他把手抬起来看了看。
“我这手印,能算数吗?”
“能。”
十月八号,周律师向法院递交了补充材料:申请调取惠邻的《不定时工作制/综合计算工时制审批批复》。
法院去函,县人社局回了。
批复是两个文件,一份 2019 年,一份 2021 年。
2019 年那份,批复的岗位是“理货员、收银员”,实行综合计算工时制,期限三年。
2021 年那份,批复的岗位只有“季节性临时用工”,期限一年,到 2022 年 12 月 31 日。
也就是说——从 2023 年起,惠邻两个门店的所有岗位,都没有有效的综合工时批复。
周律师把两份文件并排放在桌上,用那个放大镜看了一遍日期。
“这就是他们不敢让你调后台数据的原因。”他说。
“为什么?”
“因为一旦调了,就会发现他们连工时制度都不合法。”他把文件推给我,“不合法,就不存在什么‘综合工时内调休’,也就不存在‘自愿放弃’。”
“那仲裁为啥没查这个?”
“仲裁只审你提的请求。”他说,“现在到法院了,法院可以审全案。”
他把手放在那两张图上。
“小林,我干这行十一年。”他说,“这种案子,十件里有八件,输在当事人撑不住。”
“我撑得住。”
“我知道。”他说,“我看你那双手就知道。”
我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
装卸干了十七个晚上,虎口起了茧,指甲缝里一直有黑的,洗不掉。
十月二十六号,县人民法院第三审判庭。
我妈那天穿了同一件浅蓝短袖,外面套了件外套。她在走廊里走来走去,走到第三趟,我拉住她。
“妈,坐下。”
“我坐不住。”
“坐不住也得坐。等会儿进去,你一句话不用说。”
“那我去干啥?”
“你去让他们看看,你是个活人。”
庭审比仲裁正规得多。法官是个四十来岁的女的,说话很慢,一句一句问。
惠邻这回换了律师,市里来的,头发梳得很亮,桌上摊着一摞材料。
他一上来就换了个打法。
“审判长,我方对仲裁阶段的核心证据有异议。”他推了推眼镜,“申请人提交的所谓‘六年账本’‘三百余张小票’,均形成于争议发生之后,存在事后制作的可能。”
“我方请求对该证据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
我站起来。
“审判长,我有异议。”
法官看我。
“说。”
“如果他们要鉴定形成时间,我方同意。”我说,“但同时请法院调取惠邻的考勤系统后台数据。数据在总部,随时可以调。”
“这与本案关联?”
“关联很大。”我说,“如果考勤数据和我妈的账本对得上,那就不是事后制作,是两份独立记录互相印证。”
对方律师停了半秒。
“审判长,调取后台数据涉及公司商业秘密……”
“考勤记录不属于商业秘密。”法官说,“法庭会依法调取。”
她记了一笔,抬头。
“被告方,你们提交一份说明,写明数据存放位置和调取方式。七个工作日内。”
对方律师点了下头,脸没变,但拿笔的手在纸上停了一下。
第二个回合,是那张红包表。
我把照片打印出来,A4,颜色偏绿,字有点糊。
“审判长,这是去年腊月二十九,惠邻发放‘春节加班补贴’的现场照片,表头写着‘马年春节加班补贴发放表(自愿放弃年休)’。”
“来源?”
“员工在现场拍摄。”
“被申请人质证。”
市里来的律师看了一眼。
“照片模糊,无法确认来源,也无法确认其真实性。”
“那么请被申请人提供该表的原件。”我说,“这张表是公司制作的,公司自己有一份。”
他没说话。
法官抬头。
“被申请人,这张表是否存在?”
“……需要核实。”
“庭后三个工作日内书面答复。如果存在而拒不提供,本院将作出对其不利的认定。”
我听见旁听席上有人挪了一下椅子。
最要命的是第三回合。
法官问郭店长——他这回是作为第三人到庭的,坐在最边上。
“郭德海,这三份《自愿放弃申请》上的签名,是谁写的?”
他站起来,手里捏着一张纸。
“我……”
“请如实回答。”
他低下头,看着手里那张纸。
那张纸我认得,是仲裁时的笔录复印件,他大概一直在看。
“是我写的。”他说。
屋里一下子静了。
“三份都是你写的?”
“都是。”
“为什么?”
他抬起头,脸有点红。
“因为她们不会写。”他说,“秀兰小学三年级,桂英连自己名字都写不利索。总部要求一人一份,当天必须交。”
“所以你就代签了?”
“我代签完,让她们按手印。”他说,“我以为按了手印就算数。”
“你知不知道这是伪造签名?”
他没答。
法官又问了一遍。
“知道。”他说,声音很小,“后来知道了。”
曹经理是最后一个被问的。
她还是那副样子,妆很浓,说话很平。
法官问她:“区域对门店的考核,是否包含‘年休清零率’?”
“包含。”
“指标是多少?”
“百分之九十以上。”
“完不成会怎样?”
“影响门店评级,评级影响奖金。”
“所以门店有动力让员工‘自愿放弃’年休?”
“我们不鼓励这种做法。”
“但你们考核它。”
她停了一下。
“考核和做法是两回事。”
法官把笔放下。
“曹女士,我问的是事实,不是评价。”她说,“你们的考核指标,客观上是不是让门店必须让员工放弃年休?”
曹经理看着桌面。
“是。”她说。
那一个字说出来,屋里所有人都动了一下。
我妈坐在我旁边,手放在膝盖上,一直没动。这时候她把两只手慢慢握在一起,握得很紧。
判决是十一月十九号下来的。
我到现在还记得那天下午的光。冬天,太阳低,从法院走廊的窗户照进来,一条一条铺在地上。
判决书念了二十多分钟。
“……被告惠邻商贸有限公司主张原告账本系事后制作,未提供相反证据,本院不予采信。”
“……经本院调取,被告考勤系统后台数据与原告提交的账本、购物小票所载时间高度吻合,可相互印证。”
“……被告区域管理人员在庭审中确认,公司考核体系中存在‘年休清零率’指标,该指标客观上促使门店要求员工放弃法定年休假。”
“……被告门店负责人当庭承认代员工签署《自愿放弃申请》,该行为构成伪造,相关文件无效。”
“……判决如下:”
“一、驳回原告惠邻商贸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二、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王秀云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一千零二十六元、延时加班工资一万九千八百元、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四千二百元,合计二万五千零二十六元。”
“三、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王秀云出具书面致歉说明,并在其经营场所公示七日。”
我念到第三条的时候,停了一下。
我妈问:“咋了?”
“妈,他们要给你道歉。”
“道歉有啥用。”
“贴在店门口,贴七天。”
她没说话。
过了会儿,她低声说:“那村里人都能看见?”
“都能看见。”
她把头转过去,看着窗外。
窗外的树是光秃秃的。
十一月二十六号,钱到账了。
两万五千零二十六。
我妈拿着手机看余额,看了很久,把手机递给我。
“你数数,是不是多了个零。”
“没多。”
“那怎么这么长一串。”
“妈,两万五。”
她把手机拿回去,又看了一遍。
然后她做了一件我没料到的事。
她从里面转了一千零二十六给我。
“这是十一天。”她说,“你拿着。”
“给我干啥?”
“你从腊月跑到十一月。”她说,“这十一天,是你的。”
十二月三号,惠邻门口贴了一张纸。
A4,白底黑字,贴在进门右手边的玻璃上,用透明胶粘的,四个角都粘了。
《致歉说明》。
写得很干:“我公司因管理不当,在与员工王秀云女士的劳动争议中,存在代签文件、未足额支付加班工资等情形,给王秀云女士造成困扰,特此致歉。”
底下盖着公司章。
我去看过一次。那天正好赶集,门口人来人往,有人停下来看,看完扭头看一眼店里。
张秀兰也在看。她看完,回头看见我。
“小林。”
“秀兰姨。”
“我那个本子。”她说,“你替我还留着。”
“留着呢。”
“等我死了,你烧给我。”
“……秀兰姨。”
“我说真的。”她笑了一下,笑得眼睛都是褶子,“我这辈子就记了个本子,别的啥也没留下。”
十二月五号,惠邻内部通报下来了。
是李桂英打电话告诉我的。她说她回去拿东西,看见公告栏上贴着。
郭德海,免去店长职务,调离。
曹姓区域人力经理,调离原岗位。
通报最后一段写着:“各门店立即开展用工自查,严禁代签、代按手印等行为,年休清零率指标即日起取消。”
我听完,坐在宿舍床上,很久没说话。
室友问我怎么了。
我说没事。
那天晚上我给我妈打电话。
“妈,郭店被撤了。”
“……撤了?”
“撤了。那个姓曹的也调走了。年休清零那个指标取消了。”
电话那头静了很久。
我以为信号断了。
“妈?”
“我在。”她说。
“你听见了吗?”
“听见了。”她说,“昭啊,我现在在院里。”
“干啥?”
“我把那个本子拿出来看了看。”她说,“我在想,我要是六年前就记这个,是不是早就不用受这些了。”
“妈,六年前你已经开始记了。”
“……对。”她说,“我记了六年,才有人看。”
十二月中,她要回超市上班。
不是惠邻。是镇东头那家,老板找人来问的。
“秀云,你来吧。白班,收银,一个月三千一。”
我妈去了一天,回来说不干了。
“为啥?”
“站不动。”她说,“白班八个小时,一站到底,我这腿。”
“那你干啥?”
“我在家做点活。”她说,“给人家缝被罩,一件八块。一天能缝十件。”
“八十块。”
“八十块。”她笑,“不用看人脸色。”
她把缝纫机从里屋搬出来,摆在窗户底下。那台缝纫机是我姥姥的,蝴蝶牌,踩起来“哒哒哒”。
她踩了六年超市的地,现在开始踩缝纫机。
同样是十二个小时,同样是晚上。
她说:“这个好,这个我能坐着。”
判决下来第三天,孙师傅来了。
他站在我家院门口,没进来,手里拎着两条鱼。
“小林在家吗?”
“在。”我出去。
他把鱼往我手里塞。
“拿着,今天早上刚到的。”
“孙师傅——”
“拿着。”他说,“我不白给。”
我接过来。
他站在那儿,两只手在裤子上擦了擦。
“判决书我看了。”他说。
“嗯。”
“上面写着,赔两万五。”
“对。”
“我那十九天,能赔多少?”
我看着他。
“你算过吗?”
“算了。”他说,“一天二百一,十九天,三千九。”
“不止。”我说,“你早到那五十分钟,八年,一天没算钱。”
他愣住了。
“那个也能算?”
“能。”我说,“你每天早上五点多到,六点半打卡。这五十分钟,属于‘用人单位安排的工作时间’,得算。”
“谁会信我?”
“有人信。”我说,“我给我妈做的那个表,你也能做。”
那天下午,我去了他家。
一间平房,堂屋摆着一张方桌,桌上放着一摞用皮筋捆着的收银纸。
“这是啥?”
“我记的。”他说,“我每天早上来,就在纸上写个时间。”
我拿起来翻。
纸是从收银机上撕下来的那种,背面用圆珠笔写着:“5:42”“5:38”“5:45”……
写了八年。
“你为啥记这个?”
他笑了一下,有点不好意思。
“我老婆说我有病。”他说,“她说你记这个干啥,人家又不给你钱。”
“那你还记?”
“我记着心里踏实。”他说,“哪天我要是不干了,我得知道自己干了多少。”
我抬头看他。
他五十岁上下,头发白了一半,脸上有冻出来的红。
“孙师傅,”我说,“你比我妈记得还早。”
我们一共五个人。
孙师傅、张秀兰、李桂英、熟食区的一个大姐、还有一个在生鲜区干了十一年的男的。
五个人,五本账,五种记法:
张秀兰记在本子上;孙师傅记在收银纸背面;李桂英记在挂历上(每天用圆珠笔画个圈,加班那天画个叉);熟食区大姐不会写字,她记的是每天回家时路灯亮没亮;生鲜区那个男的最绝——他记的是每天杀多少斤鱼。
“这有啥用?”我问他。
“账上有。”他说,“他们收鱼有单子,我杀多少,单子上有。”
“你能对上?”
“能。”他说,“我记日期。”
我把五个人的材料做成一份,一共四十一页。
对面律师看到的时候,翻了两页,抬头看了我一眼。
“这是你做的?”
“我做的。”
“你学什么的?”
“机电。”
他笑了一下,把材料合上。
“那我们谈吧。”
那次没开庭。
惠邻派了个副总来,姓陈,四十来岁,穿一件深灰色大衣。
他进来先跟每个人握手,一个一个握,握到熟食区大姐的时候,她说:“我手上有油。”
“没事。”他说。
坐下来以后,他没看材料。
“我先说一句。”他说,“这件事,是我们错了。”
屋里静了一下。
“郭德海的事,总部已经处理了。”他说,“制度上的问题,我们也在改。但今天不谈这个,今天谈人。”
他打开一个本子。
“五个人,一共十三万七。我按你们提供的材料算的,多算了三千,算利息。”
孙师傅的手在桌子下面攥着。
“另外,”陈副总说,“每个人一份书面致歉,盖公章,寄到家里。”
“寄到家里干啥?”孙师傅问。
“让人知道,我们认了。”
孙师傅低下头,我看见他肩膀动了一下。
签完字那天,孙师傅请我吃饭。
镇上一家炒鸡店,一只鸡,两瓶啤酒。
他把一个塑料袋放在桌上,推给我。
“拿着。”
我打开看,里面是钱,一沓。
“多少?”
“三千。”他说,“我算过了,我那十九天加早到,赔了一万九。这一万九,有一半是你的。”
“孙师傅,这钱我不能要。”
“为啥不能?”
“我就是做了个表。”
“你做表,我挣钱。”他把袋子往我这边推,“我闺女今年上大学,学费六千八。我原来打算借。”
他给自己倒了杯酒。
“我杀了八年鱼。”他说,“我在那个店里,人家喊我‘杀鱼的老孙’。我名字叫孙建国,八年了,没人叫过。”
他端起杯子。
“小林,我这辈子头一回,人家给我道歉,还是盖着章的。”
他把酒喝了。
“这钱你要是不拿,我心里过不去。”
我把袋子收下了。
后来那三千,我拿两千给我妈买了台新的缝纫机——她原来那台是我姥姥的,踩起来“咯噔咯噔”响。
剩下一千,我塞回孙师傅家信封里,写了一张纸条:
“给妹妹买台电脑。别说是我给的。”
事情到这里,本来该完了。
但没完。
十一月下旬,惠邻在整个临沂区域的十七家门店,统一改了排班系统:进店刷脸,出店刷脸,中间的时间自动算工时。
区域人力发了个通知,里面有一句话,我妈念给我听的时候,念了三遍:
“各门店不得以任何形式要求员工签署放弃加班费、放弃年休的确认书;已签署的,一律作废。”
我妈念完,把手机放下。
“作废。”她说,“我那个‘自愿放弃’,作废了。”
“嗯。”
“那我是不是白打了一年?”
“不是。”我说,“你要是不打,它不会作废。”
她想了很久。
“昭啊。”
“嗯。”
“你说,这十七家店,有多少人?”
“一千多吧。”
“一千多人。”她说,“他们都作废了。”
她坐在缝纫机前,没踩踏板。
“我一个理货的。”她说,“我改了一千多个人的事。”
她说完这句,忽然笑了一下。
那是我这一年里,第一次看见她那样笑。
腊月,我回家过年。
村口有人跟我打招呼,是以前没跟我说过话的那种。
“林昭回来啦。”
“回来了。”
“你妈那事,办得漂亮。”
我点头,没多说。
回到家,我妈在厨房包饺子。她手上有冻疮落下的疤,包饺子的时候一捏一捏,褶子捏得比以前齐。
“妈。”
“干啥。”
“村里人都夸你。”
“夸我啥?”
“夸你厉害。”
她把一个饺子放下。
“我不厉害。”她说,“我就是记了六年。”
“记六年也厉害。”
“那不叫厉害。”她说,“那叫没别的办法。”
她低头继续包。
“昭啊,你以后要是遇上事,”她说,“先别想着厉害。”
“那想啥?”
“先想着,把纸留住。”
年三十那天,我回家。
镇上比往年热闹,小卖部门口支了个摊,卖鞭炮和春联。我骑车过去,停下买了两副对联。
老板娘一边卷对联一边跟我搭话。
“林昭回来啦。”
“回来了。”
“你妈那事儿,办得漂亮。”她把对联塞进袋子,“我们都说,秀云有个好儿子。”
我笑了一下,没接话。
去年腊月,也是这个摊子。那时候她跟我说的是——“你妈那个超市对他家不薄”。
我把钱付了,骑车回家。
风灌进领子里,我忽然想明白一件事:这些人没变。他们一直是那样——谁赢了,他们就说谁对。
变的不是他们,是我妈手里那张纸。
年夜饭,四个菜,跟去年一样。
我爸的伤养好了,能坐了,坐的时候还垫个软垫。
他倒了一杯酒,先举起来,对着我妈。
“秀云。”
“干啥。”
“我敬你。”
我妈把筷子放下。
“敬我啥?”
“敬你记了六年。”他说。
我妈看着他,看了两秒,把杯子端起来。
两个人碰了一下。
那声很轻,我也听见了。
初一上午,张秀兰来拜年。
她穿了件新的红棉袄,一看就是新买的,肩膀那儿还有折痕。
进门坐下,她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摊在桌上。
是银行卡的取款凭条。
“取出来了。”
我看了眼金额:一万三千。
“十四天,一万三?”
“不止十四天。”她说,“周律师帮我算的,我这四年,加班都算上了。”
“那挺好。”
“我给我男人买了个气垫床。”她说,“防褥疮的那种,两千八。”
“剩下的呢?”
“存着。”她把凭条叠好收起来,“我孙子明年上初中,我给他攒学费。”
她坐了一会儿,忽然问我:“小林,你那个本子还留着吗?”
“留着。”
“我那个呢?”
“也留着。”
她点点头。
“我昨天翻了一下。”她说,“翻到最后,看见我写的字。”
“写的啥?”
“我写的‘12 月 31 号,进 19:40,出 7:20’。”她说,“我一个字一个字看,看完了才发现——我不认识几个字,我把这四年都写下来了。”
她笑了一声。
“我这辈子没干成啥事。”她说,“就这个本子,是我自己写的。”
初五,李桂英的儿子来了。
开一辆白色小车,停在村口,人进来的时候手里提着两箱东西。
他三十来岁,在县里一个厂子上班,进门先给我妈鞠躬。
“姨,我妈那事儿,多亏您家。”
“别这么说。”我妈把他扶起来。
“我妈给我打电话,哭了一晚上。”他说,“她说她这辈子没跟人红过脸。”
他坐下来,搓着手。
“我在县里,同事都知道这事了。”他说,“他们说,你妈厉害。”
“你妈也厉害。”我妈说,“她站出来说话了。”
“她站的时候腿都抖。”
“抖也站了。”
那小伙子低下头,眼睛红了。
他走的时候,我妈给他装了一袋花生。
孙小燕被辞了。
正月十五以后,超市通知她“岗位调整”,把她从收银调到理货,工资降六百。
她干了三天,自己辞的。
后来她在县城一家奶茶店上班,一个月三千二,站八个小时,她说比超市强。
我在微信上问过她怕不怕。
她回了三个字:怕什么。
过了会儿又补一句:我那天说完,晚上睡得特别香。
三月,惠邻来了新店长,姓吕。
他上任第一件事,是把超市后门那个冻库的门换了,加了个进出登记本。
第二件事,是把三个老员工请回去:张秀兰、李桂英,还有我妈。
张秀兰回去了。她说在家待着心里空。
李桂英没回去。她说她儿子不让。
我妈也没回去。
吕店长亲自上门请的,坐在我家堂屋里,说了半个钟头。
“秀云姐,白班,收银,三千二,双休。”
我妈给他倒了杯水。
“吕店,我不去。”
“为啥?待遇您说,能谈。”
“我不是跟钱过不去。”我妈说,“我就是不想再进那个门。”
吕店长沉默了一会儿。
“我理解。”他站起来,“秀云姐,有句话我得说——您那个本子,现在全公司都在传。总部的培训材料里都有。”
“传就传吧。”
“对我们来说,这不是坏事。”他说,“要不是您那个本子,我们还不知道门店能乱成什么样。”
他走了以后,我妈坐在缝纫机前面,脚踩着踏板,空转了很久。
“昭啊。”
“嗯。”
“他说全公司都在传我那个本子。”
“嗯。”
“我一个不认识几个字的人。”她说,“我写的东西,全公司都在看。”
她把线穿好,压脚放下来。
“你妈这辈子,值了。”
四月,我回学校。
辅导员找我谈了一次话。
“林昭,你那个事儿,学校知道了。”他给我倒了杯水,“有老师提议,让你在学校做个分享。”
“分享什么?”
“维权经历。”
“我不去。”
“为啥?”
“因为我没什么可分享的。”我说,“我妈记了六年账,攒了一年小票,跑了十一个月。这不是方法,这是没办法。”
辅导员愣了一下。
“那你觉得,该分享什么?”
“分享一句话就行。”我说,“上班第一天,就开始记。”
五月,我回家。
我妈在院里晒被子。缝纫机搬到屋檐下,太阳照着,她一边踩一边哼歌。
我把账本从抽屉里拿出来,翻开。
前面六年,密密麻麻,一天一行。
翻到最后,多了一页新的。
日期是四月十七号。
上面写着一行字:
“4 月 17 号,昭回来。中午吃的饺子,韭菜鸡蛋。他瘦了。”
字还是那么难看。云字那一横,往上翘着。
我拿着本子站在院里,站了很久。
我妈在屋檐下踩缝纫机,“哒哒哒”。
“妈。”
“干啥。”
“你这本子,还记吗?”
“记。”她说,“不记超市了,记家里。”
“记家里干啥?”
“家里也得有人记。”她把头抬起来,“你爸哪天腰疼,你哪天回来,我都记着。等你以后有了孩子,我把本子给他。”
“给他干啥?”
“让他知道他奶奶不傻。”
她低下头,继续踩。
阳光从屋檐上落下来,落在她手背上。
那双手,冻疮好了,留了一层浅浅的疤。
我忽然想起来,去年腊月二十三,我翻开这个本子的第一页,看见她写的“进 19:40,出 7:20”。
那时候我以为,那是一个超市理货员记的考勤。
现在我知道了。
那是一个人,用六年时间,一笔一笔地,证明自己存在过。
第二年三月,我接到一个陌生电话。
号码是河南的。
“喂,是林昭吗?”
“我是。”
“我在网上看到你们那个判决书。”对方说,“我姓王,在周口一个超市干,干了十一年。”
“嗯。”
“我们这也是,让我们签‘自愿放弃’。”他说,“签了三次了。”
“你们有记录吗?”
电话那头静了一下。
“记录?”
“每天的进店出店时间,有没有东西能对上?”
“没有。”他说,“我们进店不打卡,店长拿本子点名。”
“那本子在哪?”
“店长手里。”
“店长跟你们一条心吗?”
他又静了一下。
“有一个辞职了。”他说,“去年走的,走的时候跟我说,那本子他抄了一份。”
“你去找他。”
“找了。”他说,“他给我了。”
“那就行。”我说,“从今天开始,你自己也记。”
“记啥?”
“几点进,几点出。”我说,“手机备忘录就行,一天一条,别断。”
“记多久?”
“记到你不干那天。”
他沉默了很久。
“我们这儿没人这么干过。”
“那就你第一个。”
挂了电话,我给我妈打了个电话。
“妈。”
“干啥。”
“有人给我打电话,河南的,说想学你记账。”
她在电话那头“哦”了一声。
过了两秒。
“他识字吗?”
“识字。”
“那就行。”她说,“识字就记得了。”
“妈。”
“嗯?”
“你现在成榜样了。”
“啥叫榜样?”
“就是别人学你。”
她笑了一声。
“我一个理货的,学我干啥。”
“学你记本子。”
她不说话了。
过了一会儿,她说:
“昭啊,你回来的时候,帮我买二十个本子。”
“二十个干啥?”
“村里有几个跟我一样的。”她说,“超市的、饭店的、给人看孩子的。她们说也想记,但不知道咋记。”
“你教她们?”
“我教。”她说,“我不识几个字,我教她们画。”
“画?”
“几点进,画个圈。几点出,画个叉。”她说,“再写上日子,谁都看得懂。”
那年清明,我回家。
我妈坐在院里,面前一张小桌,桌上摊着二十个本子。
对面坐着六七个妇女,四五十岁,手上都是干粗活的印子。
“我先说一句。”我妈说,“记这个,不能让你多挣钱。”
几个妇女互相看了看。
“那记它干啥?”有一个问。
“记它,是为了哪天你要拿回你该拿的。”
我妈拿起一个本子。
“第一页,写你名字。”她说,“字丑没事,写清楚就行。”
“第二页,写你进的几点,出的几点。”
“画圈也行,画叉也行,写数也行。”
“一天一行,别断。”
“断了咋办?”
“断了就断了。”我妈说,“断了也比没有强。”
她把本子发下去。
“还有一条。”她说,“别跟人说你在记。”
“为啥?”
“说了,人家就防着你了。”
底下有人点头。
“我记了六年。”我妈说,“六年里,我没跟一个人说过。”
她顿了一下。
“你们谁要是被人发现了——”
“咋办?”
“就说是记花销。”她说,“买菜花了多少,记那个。”
几个妇女笑起来。
院子里有太阳,晒在被子上,一股皂角味。
我妈把最后一个本子递出去,回过头。
“昭,你看。”
“看啥。”
“我以前一个人记。”她说,“现在有七个了。”
后记,一句话。
那年冬天,我在县法院门口跟她说过一句话,她一直记着。
我说:“妈,你那个本子,比律师有用。”
她当时没听懂,问:“本子还能打官司?”
我说:“本子不能打官司。”
“那啥能?”
“本子后面那个人能。”
那年冬天,我在县法院门口跟她说过一句话,她一直记着。
我说:“妈,你那个本子,比律师有用。”
她当时没听懂,问:“本子还能打官司?”
我说:“本子不能打官司。”
“那啥能?”
“本子后面那个人能。”
她回去把这句话写在了本子最后一页。
写完,她在下面又添了一行:
“我儿子说的。”
我在手机备忘录里,也开了一页。
第一行写的是今天的日期。
第二行写的是:进 19:40,出 7:20。
我没有夜班。我就是想让她知道,这页我也记上了。
去年腊月二十三,我翻到本子最后一页,看见那行“进 19:40,出 7:20”,心里想的是:我妈真能忍。
现在我想的是另一件事。
她那六年,每天晚上十点多从超市出来,要穿过一段没路灯的巷子。巷子里四家铺子:一家卖卤味,一家修电动车,一家奇牌室,还有一家门总关着。
她一个人走了六年。
这六年,她一共写了两千一百多行字。
我数过。
一行一行数下来才发现,她写的不是考勤。
是“我还在”。
本子还在电视柜第二个抽屉里,红皮筋缠着,压在她的社保卡底下。
我留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