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是下午两点开的。
码头的喇叭在叫:“东极的,最后一个,上船了!”
我抱着孩子,站在跳板边上,回头看。
沈国栋站在岸上,手里提着一个塑料袋,袋里是我的身份证、孩子的出生证明、两罐奶粉。
他走过来,把袋子塞进我怀里。
“昭昭。”他说,“你先带孩子上岛,避一避。”
“避几天?”
“三天。”他说,“我这边把债处理完,我就来接你。”
孩子在我怀里动了动,月牙大的手指头抓着我领口。
“三天。”我又问了一遍,“你说的。”
“三天。”他说。
然后他把行李箱推到跳板上,转身走了。
我站在跳板上,看着他的背影。
他穿一件深灰的夹克,走路的时候,右肩比左肩低一点。
那是他这些年扛货扛出来的毛病。
他走到码头出口,停了一下。
我以为他要回头。
他没有。
跳板在脚下晃。
船上的人催我:“上不上啊?开了!”
我抱着孩子,提着箱子,上了船。
那年,我二十七岁。
孩子四十天。
01
2021年3月12号,沈国栋的水产公司被查封。
账上没钱,仓里没货,工人围在厂门口要工资。
那天早上,来的有法院的、有税务的、有债主。
我在厨房里煮粥,听见楼下有人喊“沈国栋”。
我抱着孩子下楼,门口已经站了二十多个人。
“沈国栋呢?”
“出差了。”
“出什么差!他跑了!”
有人踢了一脚卷帘门,门里的铁皮“咣”地响了半天。
我站在楼梯口,抱着孩子,往后缩了缩。
那天,我从早上八点站到下午一点。
有人把烟头丢在我脚边,有人拿手机拍我,有人问我:“你男人欠我八万六,你知道不知道?”
我说不知道。
他们说:“你不知道?你天天吃香的喝辣的,你不知道?”
我没吃香的喝辣的。
我身上这件棉袄,是前年买的,袖口磨破了,我用同色的线补过。
可是没人看你的袖口。
他们只看你家的楼。
有个胖子拿着一张单子,拍在楼梯扶手上。
“这是他的欠条,二十六万。”
“你签个字。”
“我签什么字?”
“夫妻共同债务,你男人还不上,你还。”
“我没有钱。”
“没钱?”他上下打量我,“你住这楼,开这车,你跟我说没钱?”
“这楼不是我买的。”
“那谁买的?”
“他。”
“那不就是你的?”他把单子往前推了一寸,“签。”
我抱着孩子,往后退。
孩子的头撞在我肩膀上,“哇”地哭了。
有人“啧”了一声。
“哭什么哭,一家子骗钱的东西。”
那天中午,邻居王婶过来,把孩子抱走了。
“孩子我抱一会儿,你别让他们拿孩子说事。”
我一个人站在楼梯口。
二十多个人围着我,像围一堵墙。
我那时候才知道,什么叫“百口莫辩”。
你没有做错任何事。
可你站在那儿,你就是错的那个人。
那天晚上,沈国栋回来了。
他一身灰,脖子上有一道划痕。
“出什么事了?”我问。
“没事。”他说,“资金链断了,过两天就好。”
“过两天就好了?”我说,“工人在门口蹲了一天。”
“我知道。”
“那我们怎么办?”
“你先带孩子出去住几天。”他说,“我这边太乱。”
“去哪儿?”
他想了一会儿。
“去东极岛。”他说,“我姑妈那边有间房子,空着。”
“我不去。”我说,“我在这儿陪你。”
“你在这儿能陪我干什么?”他说,“人家砸门,你抱着孩子站在那儿?”
我没了话。
我又问他:“姑妈知道吗?”
“知道。”他说。
他说话的时候,没有看我。
那天夜里,孩子在哭,他在阳台上抽烟。
我坐在黑房子里,摸到柜子上的铁盒子。
盒子里,是我妈留给我的东西。
一把银的鱼刀,一副镯子,一张纱厂的股金票。
我把盒子抱在怀里,抱了一夜。
02
第二天,他买了两张船票。
“两张?”
“我送你上去。”他说。
“你不是说,三天就来接我?”
“我送你上去。”他说,“顺便看看姑妈。”
船是下午两点开。
从码头到东极岛,四个小时。
那天风大,船晃得厉害。
孩子吐了两次奶,我抱着他在甲板上站了很久。
海是灰的,天也是灰的。
沈国栋站在我旁边,手插在兜里,一句话没说。
我跟他说话,他就“嗯”一声。
船过了一个岛又一个岛,岛上的房子是白色的,一丛一丛的树。
我第一次坐这么久的船。
我问他:“这岛上,有没有医院?”
“有卫生所。”
“有没有超市?”
“有一个小店。”
“有没有学校?”
他停了一下。
“昭昭。”他说,“你就是去住几天。”
我点点头。
船靠岸的时候,天快黑了。
岛上的码头很小,水泥台阶被海水泡得发黑。
一个老头开着一辆三轮车来接我们。
“国栋的媳妇?”
“是。”
“我姓周。”他说,“你叫我老周就行。”
老周家的房子在半山腰,石头砌的,门口晒着一排鱼干。
他把钥匙给我:“姑妈走的时候说了,房子空着,你们住。”
“姑妈人呢?”
“去年走的。”
我愣了一下。
沈国栋在旁边说:“我姑妈,去年冬天没的。”
“你没跟我说。”
“说了又能怎么样。”
那天晚上,他吃了半碗饭。
吃完饭,他说:“我出去走走。”
他走了一个多小时。
回来的时候,身上有海腥味,还有烟味。
他站在门口的台阶上,抽了半根烟,把烟掐了,拨了个电话。
他压着嗓子说话,可这房子是石头房子,回声大。
我听见他说:“……孟总,知道了。”
“这边,办妥了。”
“三天。”
我的心跳了一下。
“什么三天?”我推门出去,问他。
他转过身,手机已经挂了。
“什么三天?”
“我跟我妈打电话。”他说,“她问我什么时候回去处理事。”
“你刚才说,办妥了。”
“我说的是,我明天上船回去。”他说,“把这边的事办完。”
我看着他。
他看着我。
“昭昭。”他说,“你别多心。”
我那一夜没合眼。
我把箱子打开,又合上。
我把孩子的衣服叠了三遍。
我把那张船票夹在身份证里,翻来覆去地看。
票面上,出发的时间是下午两点。
票面底下,印着一行小字:
“单程有效。”
不是往返。
我那时候什么都不懂。
我只知道,“三天”这两个字,他说的时候,眼睛没有看我。
03
第二天早上,他走了。
我抱着孩子,站在半山腰,看着那艘船开出港口。
船小,越走越小,最后成一个黑点。
他走的那天下午,我给他发消息:
“到了吗?”
“到了。”
“那边怎么样?”
“在弄。”
“三天能好吗?”
“快了。”
第三天,我发:“船什么时候?”
已读。
不回。
第五天,我打电话。
“您拨打的用户,正在通话中。”
打了十一次,都是这一句。
我把手机放下,坐在门槛上。
孩子在我怀里睡着了,呼吸一下一下,打在脖子上。
那几天,我每天都在数。
数他走了几天。
数船一天几班。
数我包里的钱。
我来的时候,身上带了两千三百块。
买菜,买米,买奶粉。
到第十天,还剩一千九百多。
那天中午,我把孩子的尿布晾在门口的绳子上,站在门口看海。
海还是那片海。
码头一天两班船。
早上一班,下午一班。
我每天早上把孩子背在背上,走到码头,站在水泥台阶上,看船靠岸。
下船的人,一个一个从我面前走过去。
有挑担子的,有抱孩子的,有拎着塑料袋的。
没有一个是他。
我看了七天。
第七天,开三轮车的老周问我:“等谁?”
“等孩子他爸。”
“他说什么时候来?”
“他说,三天。”
老周没有说话。
他把三轮车熄了火,蹲在地上,抽了一口烟。
“闺女。”他说,“我跟你姑妈是三十年的邻居。”
“这岛上的船,一天两班,从没晚过点。”
“可人,不一定来。”
我又等了三天。
第十天,我把那本记船班的纸,撕了。
我忽然想起来一件事。
走的那天早上,他把我手机拿去,说要帮我装个东西。
他装完,还给我。
手机屏幕亮着,微信置顶的那个对话框,头像还是他。
只是从那以后,我发过去的每一条消息,都没有回音。
04
在岛上住到第十天,我才知道一件事。
那天我去码头上买米,碰见一个开小卖部的女人。
“你是国栋媳妇?”
“是。”
“你自己的事,你知道不知道?”
“什么事?”
她看了看我,把话咽回去了一半。
“没什么。”她说,“你上去吧,风大。”
我抱着米袋,站在码头上。
海风吹过来,一股咸腥。
我打开手机,翻到家族群。
群名是“沈家一家亲”。
我往上翻。
翻到一张照片。
照片里,沈国栋穿一身西装,身边站着一个女人。
女的穿白裙子,手里捧着一束花。
照片底下,一排字:
“恭喜老弟,新婚快乐!”
日期是三天前。
我拿着手机的手,一直没动。
孩子在屋里哭,我听见了,可我一步都走不动。
我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
照片的背景,是县城金鼎酒店的门口。
门口贴着红色的喜字,喜字下面,摆着一排花篮。
花篮上写着“百年好合”。
我往上一张翻。
再往上,是一个视频。
视频里,一桌一桌的人站起来,举着杯子。
“新婚快乐!”
“早生贵子!”
“郎才女貌!”
有人在视频底下发了三个字:“好福气。”
我关掉了手机。
屏幕黑下去,我看见了自己的脸。
头发三天没洗,脸是白的,眼睛底下两团青。
我把自己看成了一个陌生人。
我又把手机打开。
我把那个视频,从头到尾看了七遍。
第一遍,我看脸。
第二遍,我数桌。
二十八桌。
第三遍,我看背景里挂的红喜字。
第四遍,我看他敬酒的时候,身边那个女人。
第五遍,我看酒店门口那排花篮。
第六遍,我把声音关掉,只看他笑。
第七遍,我截了图。
我把图存进一个文件夹。
文件夹的名字,我想了很久,最后打了两个字:证据。
打完字,我没有哭。
我把手机扣在桌上,站起来,去给孩子冲奶粉。
水是凉的,我忘了烧。
我重新烧水,等水开的时候,我靠在灶台边上。
灶台是石头砌的,凉的。
我摸着那块石头,忽然笑了一下。
我笑我自己。
我嫁给他九年。
九年里,我陪着他从一个小摊,做到一个厂子。
我以为我是他媳妇。
原来我是他账上的一笔支出。
一笔随时可以划掉的支出。
05
我给婆婆打电话。
响了两声,她接了。
“喂。”
“妈。”
“你别叫我妈。”她说。
“沈国栋是不是结婚了?”
电话那头静了一下。
“结了。”她说,“怎么了?”
“他跟我说,三天来接我。”
“三天?”她笑了一声,“你还真信?”
“我抱着孩子在他的船上。”
“那你就抱着。”她说,“昭昭,我跟你说句实话。”
“我们沈家,是对不起你。”
“可你也得体谅我们。国栋这摊子,欠了三百多万。”
“孟家愿意出这个钱,条件是国栋娶他们闺女。”
“你说,换了你,你怎么选?”
我握着手机,手在抖。
“那我呢?”我说,“我的孩子呢?”
“孩子是沈家的。”她说,“你要是想带,就先带着。你要是不想带,就送回来。”
“什么叫送回来?”
“就是送回来。”她说,“我们家养得起。”
“妈。”我说,“我嫁进沈家九年。”
“你住院那一个月,是谁在医院陪你?”
“你脚上的那双棉鞋,是谁给你做的?”
“我。”
“你还记得吗?”
电话那头没有声音。
“昭昭。”她说,“你这个人,就是太认死理。”
“女人这辈子,认死理是要吃亏的。”
“你听我一句劝,孩子你带三个月,等风声过了,你把孩子送回来,我给你十万块,你自己去过日子。”
“你还年轻。”
我把电话挂了。
挂了以后,我又拨了一个号。
那是我小姨的号。
小姨在纺织厂退休了,一个月两千三,她男人前年中风,躺在床上。
电话响了四声,她接了。
“昭昭?”
“小姨。”
“你在哪儿呢?你妈托梦给我了,说你出事了。”
我愣了一下。
我妈走了十年,小姨每年清明都去坟上说话。
“我没事。”我说,“我在岛上。”
“什么岛?”
“东极。”
“你去那儿干什么?”
“我男人说,避避风头。”
电话那头静了一下。
“国栋呢?”
“他……跟我婆婆在一起。”
“他把你一个人扔岛上了?”
“他说三天来接我。”
小姨又静了一下。
“昭昭。”她说,“你听小姨说。”
“男人在外头,有男人的难处。”
“他现在是难的时候,你别跟他一般见识。”
“你在岛上待着,孩子带着,等他把事办完了,会来接你的。”
“小姨。”我说,“他结婚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长时间。
“跟谁?”
“跟一个姓孟的。”
“那……”她的声音低下去,“那你也别闹。”
“你闹,人家只会说你泼妇。”
“你忍一忍。”
“你忍一忍,你就是对的。”
“忍一忍,你就占理。”
我握着手机,手心里全是汗。
“小姨。”我说,“我忍到什么时候?”
“忍到……”她说不上来了。
“忍到孩子长大。”她说,“忍到孩子大了,他就知道,还是他妈疼他。”
我把电话挂了。
那天晚上,我坐在门槛上,想小姨的话。
我想了一夜。
天亮的时候,我想明白了一件事。
小姨这一辈子,也在忍。
她忍了一辈子,忍出一个中风的男人,忍出一个月两千三的工资,忍出一个“你不是泼妇”。
我不能再忍了。
我要是再忍下去,我儿子长大了,会以为他妈这辈子就是个忍字。
我不干。
孩子睡一会儿,醒一会儿,醒了就找奶吃。
我一边喂他,一边想。
我想,我要怎么活下去。
我想,我要怎么带着他,活下去。
我想,我要让他长大以后知道,他妈不是被丢下的人。
他妈是自己走回去的人。
06
岛上冬天很冷,风从海面上刮过来,把窗缝吹得“呜呜”响。
孩子第七个月的时候,发了一次高烧。
那天夜里十一点,烧到三十九度八。
岛上没有医院,只有一间卫生所,晚上没人。
我抱着孩子,敲老周的门。
老周披着棉袄出来,看了一眼孩子,说:“上船。”
“什么船?”
“我的船。”
他把一条小渔船推下水,发动了马达。
那台马达是柴油的,“突突突”地响,响一声,停一下。
我坐在船头,把孩子裹在棉袄里,捂在胸口。
海上没有灯,只有远处一两盏渔火。
风把我的头发吹得糊在脸上,咸的。
老周回头喊:“坐稳了!前面有浪!”
船头“咚”地扎进一个浪里,溅起来的水,凉得像刀。
我低头,看孩子。
他闭着眼睛,嘴唇干的。
我用手背去试他的额头。
烫的。
海上有雾,雾贴在脸上,湿的。
我把孩子抱紧,孩子在我怀里哼了一声。
“妈在这儿。”我说。
到了镇上的卫生院,值班的是个年轻医生。
他给孩子量了体温,说:“送来得算及时。”
“再晚两个小时,就不好说了。”
我在走廊里坐着,等到天亮。
走廊的灯是白的,一排一排,照得人眼睛疼。
凌晨四点,有个护士出来,跟我说:“退了。”
“多少?”
“三十七度二。”
我站起来,腿是软的,扶着墙走了两步。
天亮的时候,我进病房,孩子睁着眼睛看我。
他不会说话,就“啊啊”地叫。
我把他抱起来,眼泪掉在他脸上。
他伸手来抓我的眼泪。
回岛上的船,是老周划回去的。
那天早上没有风,海面平得像一块铁板。
太阳出来,照在海上,一片一片地亮。
老周摇着橹,说:“闺女,你知道这岛上,为什么人都活得下去吗?”
“为什么?”
“因为海不等人。”他说,“你要是哭,潮就退了。”
“潮退了,你就捞不着了。”
我抱着孩子,看着海。
“老周。”
“嗯。”
“这岛上的孩子,都是这么长大的?”
“都是。”他说,“发烧了自己扛,扛不过去才去医院。”
“我们这儿有一句话。”
“什么话?”
“孩子是海养的。”
“海养的,命硬。”
我把孩子往怀里紧了紧。
孩子睡着,脸贴在我胸口。
那天之后,我在床头放了一个本子。
我记下每一次发烧,每一次退烧。
我记下时间,记下温度,记下吃了什么药。
本子第一页,写着:
“十月十七号,夜,三十九度八。”
“船上,四十分钟。”
“活下来了。”
07
第二年开春,我开始干活。
先是帮老周晒虾皮。
岛上的虾皮,是要晒的。
天不亮,渔船回来,一筐一筐的虾倒在晒场上。
我们拿竹耙子摊开,一层一层,薄薄地摊。
太阳一出来,晒场上的虾皮就开始泛红。
那味道很冲,腥里带点甜。
我一边摊,一边要看着孩子。
孩子放在晒场边的竹筐里,筐里垫着一件旧棉袄。
他坐在里头,抓着一只虾,往嘴里塞。
“不能吃!”
他咯咯地笑,虾从嘴里掉出来。
老周在旁边看着,说:“你这孩子,天生干这行的。”
“什么行?”
“不怕腥。”他说。
我干一天,老周给我八十。
八十块,我在岛上够买三天的菜。
我拿第一个月的工钱,给孩子买了一件小棉袄。
剩下的钱,我一分没动,夹在那本本子里。
晒虾皮是要看天的。
老周教我,早上看东边的云。
云要是散的,就摊。
云要是压着,就收。
“虾皮见了雨,就白晒。”他说,“白晒一趟,一天就没了。”
我第一次收慢了,一场雨下来,场上的虾皮全泡了。
我蹲在雨里,一片一片地捡。
雨水顺着头发往下淌,滴在虾皮上,又咸又凉。
老周过来,把他的雨衣披在我身上。
“捡什么捡。”他说,“明天再晒。”
“这是钱。”我说。
“钱能再挣。”他说,“人淋坏了,就挣不动了。”
那天晚上,我发烧了。
三十九度。
我躺在床上,孩子在我旁边,抓着我的手指。
我一边发抖,一边想,我要活着。
我不能死在岛上。
我要是死在岛上,我儿子这辈子,就没人给他说一句实话。
那年夏天,我学会了拍视频。
是岛上一个开民宿的小姑娘教的。
她说:“姐,你天天晒这些东西,你拍下来发网上,能卖。”
“能卖多少?”
“看你会不会拍。”
我拿一部旧手机,蹲在晒场上拍。
拍虾皮摊开的样子,拍风吹过晒场的动静,拍老周收网的手。
手上全是老茧,指头缝里嵌着黑。
第一条视频,十几个人看。
第二条,二十几个。
第十条,有个开小饭馆的老板加我微信,说:“你这虾皮,给我来二十斤。”
我把二十斤虾皮装在两个纸箱里,用胶带缠了三圈。
去码头寄的时候,船老大问我:“寄啥?”
“虾皮。”
“值多少钱?”
“卖了两百六。”
他笑了一下:“这也能卖钱?”
我说:“能。”
08
第二年冬天,我注册了一个小店。
名字叫“昭屿”。
“昭”是我的名字,“屿”是这座岛。
店是我一个人做的。
进货、晒货、打包、发货,全是我。
孩子在我脚边玩,玩累了就睡在纸箱里。
我一边贴快递单,一边哼歌给他听。
贴到第十张,他睡着了。
我把单子贴完,把他抱到床上。
岛上的人开始叫我“昭老板”。
其实我那时候,一个月才挣三千多。
但那三千多,是我自己挣的。
我拿攒了三个月的钱,给我妈上了一炷香。
香是岛上买的,五块钱一把。
我把香插在海边的石缝里,对着海说:
“妈。你闺女没死。”
“你闺女在挣钱。”
第一天开直播,我坐在晒场上,把手机支在水缸上。
店里三个人看。
一个是平台机器人,一个是路过的,还有一个,是我自己。
我对着镜头说:“大家好,我是昭屿。”
没有人回答。
我把镜头转过去,照着晒场。
“这是虾皮。”我说,“刚晒的。”
“你们看这个颜色。”
我又说了十分钟。
最后我自己把直播关了。
关完,我坐在晒场上,笑了一下。
笑完,我接着贴快递单。
第四天,有个夜班司机下了单。
“你这虾皮怎么卖?”
“三十五一斤。”
“来两斤。”
我把两斤虾皮装好,用胶带缠了三圈。
写地址的时候,我手抖了一下。
那是我四天里,唯一的一单。
我在本子上写:
“十二月二十号,第一单,两斤,七十块。”
“买家:夜班司机。”
“地址:县城东街。”
写完,我把本子合上,坐了很长时间。
我把这七十块钱,单独放在一个小铁盒里。
我没有花。
三年以后,这笔钱还在我柜子里。
第三年春天,我的店一个月能出两千多单。
有一次,镇上的一个干部来岛上搞调查,跟我说:
“你这个,做得不错,我们可以给你报个品牌。”
“什么品牌?”
“地理标志。”他说,“你这海货,是东极的。”
“那得多少钱?”
“不要钱。”他说,“就是要把手续办齐。”
我把手续办了。
办完的那天,我站在码头上,看着海。
海是蓝的,蓝得发亮。
太阳照下来,海面上一层一层的碎金。
我拿出手机,翻到那个黑色头像的对话框。
三年前,我发过“到了吗”“那边怎么样”“三天能好吗”。
后来我发过一句话,只有一个字:“好。”
他没有回。
我也没有再发。
09
我开始查。
我在岛上那些年,什么都没停。
我没有再给沈国栋发过一条消息。
但我知道,他过得怎么样。
因为岛上的人,都知道。
“海丰”被查封以后,三个月,新开了一家“国栋水产”。
法人是婆婆,赵丽华。
“国栋水产”的第一个大客户,是孟家。
孟家做冷链,在县城做了二十年。
孟家闺女叫孟婷,二十九岁。
孟家给的条件,是“先拿三百万出来把账平了”。
平账的那天,沈国栋和孟婷订了婚。
婚礼在县城的金鼎酒店,二十八桌。
我托人打听了一下,说那天光喜糖就买了八百盒。
那天晚上,我把账本翻出来。
我一页一页地算。
我知道海丰的客户名单值多少钱,因为那些客户,有三分之一是我陪着他跑下来的。
我知道海丰的仓值多少钱,因为那些仓里的货,有一半是我跟着清点过的。
我知道海丰在银行压着什么,因为有一笔贷款的抵押物,是我签字同意做的担保。
我在本子上写了一行字:
“他们不是破产。”
“他们是一个壳破了,换了个新壳。”
查这些,我花了一年。
我不会上网查工商信息。
岛上有个做海运的老陈,他儿子在读大学。
我托老陈的儿子,帮我在那个“企业信用信息”的网站上查。
查一次,他给我拍一张照片。
第一张,是“国栋水产”的营业执照。
法人:赵丽华。
注册资本:五十万。
成立日期:2021年6月6号。
我把照片放大,看了很久。
2021年6月6号。
那天,我在岛上。
那天,孩子五个月。
那天,我发给他一条消息:“孩子会翻身了。”
他没有回。
我把那张照片,存进“证据”那个文件夹。
我又托老陈的儿子,查“海丰”。
页面跳出来一行红字:“注销”。
注销日期:2021年6月3号。
注销清算的负责人,是赵丽华。
我把这两张照片,放在一起看。
一边注销,一边新开。
中间隔着三天。
我合上手机,坐在晒场边。
海风把我头发吹起来,凉。
我那时候,还不知道“债权人”这个词。
我只知道一件事。
他们把能拿的,全拿走了。
他们把不能拿的,也拿走了。
他们唯一没拿走的,是我这条命。
10
第四年的夏天,我买了一张船票。
这一次,是我买的。
单程。
不过方向反了。
我带着孩子,带着两个大箱子,带着一个律师。
律师姓何,是我在岛上认识的。
她那年带着女儿来岛上住了一个月,住在我家隔壁。
她回去以后,跟我打了一年的电话。
“你要打官司,得证据。”她说。
“证据我有。”
“不光有证据。”她说,“你得有钱。”
“我有。”
“你有多大的?”
“够打一场大的。”
她笑了一下。
“行。”她说,“那你什么时候回来,我陪你。”
何律师第一次跟我说这话,是在岛上的晒场上。
那天她女儿和我儿子在晒场边玩虾壳。
她问我:“你打算在这儿待一辈子?”
我说:“不。”
“那你打算怎么回去?”
“我还没想好。”
“我告诉你一件事。”她说,“你越早回,证据越好找。”
“你越晚回,他们越能把东西洗白。”
我把这句话,记了三年。
她走的那天,我们两家一起吃了个饭。
桌子是小方桌,四个菜。
一个葱油蛏子,一个清炒芥菜,一个蒸鱼,一碗蛋花汤。
她女儿吃了两碗饭。
她看着我,说:“昭昭,你别把自己过成苦情戏。”
“我不苦。”我说。
“苦不苦,不在脸上。”她说,“在你心里。”
“你要是恨,就恨得明白点。”
“恨明白点,什么意思?”
“你要回到县城,站到他们面前。”她说,“你要让他们当着全城人的面,把欠你的还回来。”
“你要是只想要钱,我教你起诉。”
“你要是想要一个说法,我给你打。”
我想了想。
“我要说法。”我说。
“钱我也要。”
“这就对了。”她说,“钱和说法,一样不能少。”
11
我回来那天,码头上有很多人。
不是因为我来。
是因为那天,县里搞一个“返乡创业”的宣传活动,码头上挂着红底黄字的横幅。
横幅上写着“欢迎返乡企业家”。
我拎着箱子,抱着孩子,从船上下来。
孩子三岁半,穿着一件小黄雨衣。
他拽着我的手,问:“妈妈,这是哪儿?”
“这是妈的老家。”
“老家有海吗?”
“有。”
“比咱们那个大吗?”
“一样大。”
码头上,有人举着手机在拍。
有人问:“您是从哪回来的?”
“东极。”
“回来做什么?”
“做点生意。”
“什么生意?”
“海货。”我说,“海鲜。”
那个人愣了一下。
“您是‘昭屿’的老板?”
“我是。”
我走到码头出口的时候,有人在背后喊:
“昭昭!”
我回过头。
是他。
沈国栋。
他穿一件白衬衫,晒黑了,瘦了。
他跑过来,在离我三步远的地方站住。
然后他跪下了。
码头上那么多人,那么吵。
他一跪,周围“唰”地静了一下。
“昭昭。”他说,“我对不起你。”
我看着他。
我想起三年前的那个码头。
那天他也站在这里。
那天他也穿一件夹克。
那天,我抱着孩子,问了他三遍“三天”。
他一次都没有回头。
“沈国栋。”我说。
“嗯。”
“我问你一句话。”
“你说。”
“三天。”我说,“是哪个三天。”
他没说话。
“我等了三年。”我说,“一千零九十五天。”
“你的三天,是怎么算的。”
他低着头,肩膀在抖。
孩子在我身后,拽着我的衣角。
“妈妈。”他说,“这个叔叔哭什么?”
“不知道。”我说,“大概是海风吹的。”
12
那天晚上,我住在县城的酒店。
孩子在浴缸里玩水,何律师坐在桌边,摊开文件。
“他来了七次。”她说,“前台都认识他了。”
“不见。”
“他妈也来了。”
“不见。”
“他妹妹来了。”
“不见。”
“那个孟婷,也来了。”
我把手里的手机放下。
“她来干什么?”
“她说,想见你一面。”何律师说,“她说,她也是被骗的。”
“让她上来。”我说。
孟婷比我小两岁,穿着一件很素的白衬衫,头发扎起来。
她进门的时候,先看了一眼在浴缸里的孩子。
“对不起。”她说。
“你对不起我什么?”
“我不知道你是他老婆。”她说,“他跟我说,他离婚三年了。”
“跟你说这话的时候,是哪一年?”
“2021年。”她说,“三月。”
三月。
他上岛的时候,是三月十四。
“我不知道你没离。”她说,“我妈跟沈家是三十年的老交情,我妈做的主。”
“你自己呢?”
“我……”她低下头,“我那时候,觉得他这个人挺可怜。”
“可怜?”
“他跟我说,他老婆拿着一大笔钱跑了。”她说,“他说,他把家底都留给孩子了。”
我笑了一下。
笑完,我没有再笑。
“孟婷。”我说,“你想不想知道,那三年,我在哪儿?”
我把手机递过去。
手机里,是我在岛上拍的视频。
晒场、渔船、纸箱、凌晨四点的海上。
她一条一条看,脸一点一点地白。
“这些……”她抬起头,“这些是真的?”
“都是真的。”我说,“你可以去查。”
“我……”
“孟婷。”我说,“我不怪你。”
“我怪你,没用。”
“但我要你帮我一件事。”
“什么事?”
“你手上,有没有他们转移资产的证据?”
她看着我,看了很久。
然后她从包里,拿出了一个U盘。
“这里头,是我妈跟沈家的账。”她说,“我偷出来的。”
我接过来,捏在手里。
U盘是银色的,凉的。
“两套账。”她说,“一套给银行看,一套给自己看。”
“我妈也是被骗的。”
“孟家投了三百万,签的合同是投资,实际上写的是借款。”
“合同上的利率,比高利贷还高。”
“我妈签字的时候,以为自己签的是投资协议。”
“她也没读过。”
何律师在旁边,把U盘插进电脑。
她翻了两页,抬头看了我一眼。
“昭昭。”她说,“这个,能用。”
“不光能用。”她说,“这个,能要命。”
那天晚上,我们把这些材料,一张一张打印出来。
打印到夜里十二点,打印机卡了三次纸。
我把卡住的纸抽出来,压平,编号。
何律师说:“明天去做公证。”
“做公证干什么?”
“做公证,他们就不能说,是咱们自己编的。”
13
开庭是十一月。
我起诉了三件事。
第一,离婚。
第二,孩子归我,他一个月一千二抚养费。
第三,依法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并把被转移的部分,追回来。
对方的律师,一开口就说:“我方认为,原告与被告已经在三年前事实上分居,婚姻关系已经破裂,且孩子一直由原告抚养,我方对这两项没有异议。”
“但是,关于财产。”他说,“我方认为,原告无权主张。”
“为什么?”
“因为公司的债务,发生在婚姻存续期间,原告应当在夫妻共同财产的范围内,承担清偿责任。”
“换句话说,”他说,“我们不但没有钱分给她,她还应当补钱给我们。”
法庭里“嗡”地一下。
我坐在原告席上,手放在膝盖上。
“审判长。”何律师站了起来。
“我这里有十三组证据。”
“第一组,被告在2021年6月,将海丰水产的客户名单、冷链渠道、部分设备,转入其母亲名下的‘国栋水产’,转让价格为零。”
“第二组,被告在2021年12月,与孟家签订冷链合作协议,合同金额三百二十万。”
“第三组,被告于2021年6月,以原告签名,办理了一笔一百二十万的经营贷。”
“这笔贷款的用途,是偿还被告个人赌债。”
“我方已申请笔迹鉴定,结论为:非原告书写。”
“第四组,2021年7月,原告名下的一处房产,被过户至被告母亲赵丽华名下,交易价格为零。”
“这处房产,是原告的婚前财产,系原告母亲的遗产。”
她说到这一句,停了一下。
“审判长,这套房子,是原告母亲留给她的。”
“她母亲在她十七岁那年走的。”
“走之前,把钥匙交到她手里,说:这房子,是给你留着的。”
“三年前,她被送上船的时候,钥匙还在她包里。”
“她在岛上第一年,就没有家了。”
14
庭审开庭三天。
前两天的质证,对方律师每一组都答“不知情”“需要核实”“程序有问题”。
到第三天下午,法官问被告:“被告,你对这些证据,有什么解释?”
沈国栋站起来。
他穿一件西装,袖子短了一截。
“审判长。”他说,“我承认。”
“我那时候,是糊涂了。”
“公司的债,我扛不住了。”
“我妈说,先把资产转出去,等风头过了再转回来。”
“她说,昭昭带着孩子,也帮不上什么忙,先让她躲一躲。”
“我本来想,过两个月接她回来的。”
“后来呢?”
“后来……”他低下头,“后来孟家那边,条件开得很足。”
“我就没接。”
法庭里安静了很久。
“被告。”法官说,“你知道她带着一个四十天的孩子,在岛上过了三年吗?”
“我……”
“你知道她在冬天抱着孩子,坐渔船去看病吗?”
“我……”
“你知道她母亲的那套房子,是你签的字吗?”
他没有再说话。
他哭了。
他哭的时候,和那天在码头上一样。
肩膀抖。
可是这一次,没有人拍他。
散庭以后,我在走廊里站着。
他从对面过来。
走廊很长,灯是白的。
他走到离我两步远的地方,站住了。
“昭昭。”
“我说过。”我说,“叫林总。”
“林总。”他说。
他把这两个字说得很轻。
“孩子……”他说,“孩子好吗?”
“好。”
“他……”他咽了一下,“他像谁?”
“像我。”
我从包里,拿出一张照片。
是孩子三岁生日的照片。
照片里,他穿着一件小黄雨衣,手里拿着一块蛋糕,脸上全是奶油。
我把照片递给他。
他接过去,手在抖。
他看了很久。
“他……”他说,“他有一双,你的眼睛。”
“他没有你的眼睛。”我说。
“他有一双,能看清东西的眼睛。”
他抬起头。
“昭昭,我……”
“照片你留着。”我说。
“钱,你按判决给。”
“孩子,你什么时候想见,提前跟我说。”
“但是有一点,你要记住。”
“什么?”
“你不能跟他说,你妈带着你,是为了钱。”
他张了张嘴。
“你没有。”我说,“所以你不能说。”
15
判决是十二月下来的。
一,准予离婚。
二,孩子由我抚养,沈国栋每月支付一千二百元抚养费。
三,房屋归我,被告十五日内腾退。
四,被告及第三人赵丽华,返还转移的共同财产及孳息,共计二百六十七万元。
五,被告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五万元。
我看着判决书,看了很久。
“何律师。”
“嗯。”
“二百六十七万,他能拿出来吗?”
“拿不出来。”她说,“但他妈能。”
“他妈的账,我已经申请保全了。”
“还有一件事。”她说,“你让我查的‘债权’,也查清了。”
“说。”
“海丰那笔三百二十万的债,有三笔转到了‘国栋水产’。”
“这三笔,现在在一个资产公司手里。”
“我谈过了。”
“多少钱?”
“一百八十万。”
我抬起头。
“买。”
16
第二年三月,我买下了那笔债权。
四月,我去了“国栋水产”的办公地点。
那是一栋三层小楼,门口立着蓝色的招牌。
我推门进去。
前台的小姑娘站起来:“您好,找谁?”
“找你们老板。”
“老板在开会。”
“那正好。”我说,“我也参加。”
会议室里坐着六个人。
沈国栋坐在主位,正说着“这批货的账期”。
门开了。
他抬头看我。
“你……”
“沈总。”我说,“我是债权人。”
“这笔债权,现在在我手里。”
我把文件放在桌上。
“三百二十万。”
“按合同,逾期超过三十天,我有权申请强制执行。”
“不过我今天来,不是来执行。”
“我是来收购的。”
桌上有人问:“收购什么?”
“收购你们。”我说。
“国栋水产的净资产,评估是二百四十万。”
“我把那笔三百二十万的债,全部转成股份。”
“再拿岛上的加工厂、冷库和‘昭屿’的商标,按评估价一百六十万,折成增资。”
“换句话说。”我说,“从今天起,这家公司,我占七成。”
“牌子,我要换。”
沈国栋站起来。
“昭昭。”
“别这么叫。”我说,“叫林总。”
17
那天下午,我让人把门口的蓝招牌拆了。
拆的时候,底下站着不少人。
婆婆赵丽华来了。
她穿一件黑棉袄,头发白了一半。
“昭昭。”她说,“你这是要把我们一家赶尽杀绝。”
“没有。”我说,“你们还有三成。”
“三成够干什么?”
“够吃饭。”我说,“饿不死,也发不了财。”
“你这个毒妇!”她喊,“我们沈家哪一点对不起你!”
“妈。”我说,“我嫁进沈家九年。”
“前六年,我伺候你,给你洗脚,给你做饭,你住院的时候我在医院陪了一个月。”
“二〇二一年,你儿子破产,你让我带着四十天的孩子上岛。”
“那年七月,你把我妈的房子过户到自己名下。”
“那年冬天,你孙子发高烧,我在海上坐船,你在酒店办二十八桌的喜酒。”
“今年,你问我要股份,我还给你留了三成。”
“你现在问我,沈家哪一点对不起我?”
“我告诉你。”我说,“沈家对不起我的地方,不是一句两句。”
“是你从来没把我当人。”
她不说话了。
她站在那儿,看着我。
那个眼神,我见过。
那年,我在码头上抱着孩子,她没来。
那天,是她在电话里说:“你要是想带,就先带着。”
“昭老板。”有一个声音在旁边响。
我回头。
是老周。
他穿着件旧棉袄,站在人群外面,手里提着一袋虾皮。
“你怎么来了?”
“我来看看。”他说,“你把公司买下来了?”
“买下来了。”
“那这虾皮,还收吗?”
“收。”我说,“多少钱一斤,还是老价钱。”
他笑了。
“那就好。”他说,“我还怕你忘本。”
18
同年冬天,我把“国栋水产”的牌子摘了。
换上了一块木头牌子。
牌子上刻三个字:“昭屿海味”。
刻字的是岛上的老木匠。
他把字刻完,摸了摸,说:“这三个字,用的是什么木头?”
“老榆木。”我说,“晒了三年,干了。”
“难怪。”他说,“这木头,不烂。”
开业那天,我站在门口。
孩子快五岁了,穿着一件红棉袄,跑到我身边。
“妈妈。”
“嗯。”
“我们的公司吗?”
“对。”
“那以后,是不是有很多虾皮?”
“很多。”
“会有很多人来买吗?”
“会。”
他仰着头,问我最后一个问题。
“那爸爸呢?”
我蹲下来,给他把帽子戴好。
“爸爸在别的城市上班。”我说,“他会来看你。”
“他为什么不来?”
“因为他要上班。”
“那他会想我吗?”
我看着他。
“会。”我说,“他会想你。”
他点点头,蹦蹦跳跳跑进店里面去了。
店里,老周在门口码货,何律师在看合同,孟婷在旁边帮忙搬箱子。
孟婷跟沈国栋,去年就离了。
她没要他一分钱。
她说:“我嫁给他,不是图钱。”
“我是图他可怜。”
外面的海风很大,吹得招牌“咯”了一下。
我抬头看了看那块牌子。
“昭屿海味”。
昭是我的名字。
屿是我那三年里,唯一能站的地方。
那天晚上,我给孩子洗完澡,坐在床边。
他睡着以后,我把那个铁盒子拿出来。
盒子里的东西,还在。
银的鱼刀,镯子,股金票。
我把镯子戴在手上,试了试。
这几年,我的手瘦了,镯子松了。
我把它推回手腕,扣好。
窗外的海,黑着。
我听见远处有船的马达声,“突突突”。
我忽然想明白一件事。
那三年,我其实不是被丢下的。
我是被扔出去的。
扔出去的人,长出了自己的骨头。
(全文完)
这个故事送给所有在婚姻里被“为你好”的人。他们说的“躲一躲”,不是怕你受委屈,是怕你碍事。你要记住一件事:船票可以是他买的,路得你自己走。
求赞,求关注,求转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