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里那辆车是他推下去的
我爸是九月二十七号凌晨走的。
走之前那天下午,他忽然清醒了一阵,抓住我的手腕,抓得很紧。
他已经三天没说话了,喉咙里一直有痰音。
“春燕。”
“爸,我在。”
他盯着房梁,眼睛很亮。
“井里那辆车。”他说,“是我推下去的。”
我以为他糊涂了。
“爸,你说什么呢。”
“我推的。”他说,“八月初八。”
我给他擦嘴,他没再说话,眼睛慢慢闭上。
第二天凌晨三点,他没了。
(二)
我爸叫何长顺,六十八,干了两件事:当了二十六年的村电工,兼任过九年村支书。
村里人都叫他“长顺书记”。
他这个人,一辈子没跟谁红过脸,也没跟谁掏过心。
他有一本记事本,记谁家电路坏了,记谁家孩子上学缺钱,记村里每年修渠用了几袋水泥。
他死后我翻他的东西,记事本有十七本。
最新的一本,最后一条写着:“九月,胃疼,去县医院。”
后面两个字:懒得。
(三)
葬礼办在村里,来的人多。
村里老规矩,人死了要停三天。搭了棚,请了吹鼓手,摆了四十桌。
我守在灵前,收礼金,记名。
来的人都说同一句话:“长顺是个好人。”
我点头,说谢谢。
第二天下午,老会计王德发来了。
他七十三,走路拄拐,脸上有老年斑。
他把礼金放在桌上,数目比一般人多,六百。
“春燕。”
“王叔。”
他站着没走,手扶着桌沿。
“你爸临走前,说什么了吗?”
我抬头看他。
“说了。”
“说什么?”
“说井里那辆车是他推的。”
王德发的脸色一下变了。
他抓着桌沿的手收紧了,指头关节都白了。
“他糊涂了。”他说。
“他说得很清楚。”
王德发没说话,拄着拐走了。
走到棚子外面,他回头看了我一眼。
(四)
村东那口井,我知道。
那口井原先供着半个村的水。1996年秋天,井里出了事,从那以后就封了。
封井的人是我爸。
井口压了一块水泥板,水泥板上砌了一圈砖,砖上抹了灰。
三十年了,砖上长了青苔,草从缝里钻出来。
村里小孩不敢去那儿。老人说,那井里有东西。
我问过我爸,井里怎么了。
他说:“井水脏了,喝不得。”
我问为什么用水泥封。
他说:“怕小孩掉下去。”
(五)
1996年秋天,村小学走了个代课老师。
叫苏玉兰,二十一岁,是从镇上来的,高中毕业,教一二年级语文。
她住在学校后面那间小屋,屋里有张床,一张桌,一个煤油炉。
她走的那天是九月,开学半个月。
学校里没打招呼,宿舍里的东西还在,被子叠得整整齐齐,桌上有一本教案,翻开着。
村里说她走了,去南方打工了。
她娘家人来问过一回,村里说她自己走的。
派出所来过两个人,问了几个村民,做了笔录。
后来就没下文了。
(六)
苏老师教过我。
我那时候七岁,一年级。
她个子不高,梳两条辫子,说话声音轻,讲课的时候喜欢蹲下来,跟学生一样高。
她给我批作业,写的是“春燕的字有力”,后面画了个小人。
她走以后,我找过她好几次。
我跑到学校后头那间屋,门锁着,我从窗户往里看,看见她桌上那本教案还摊着。
后来门上的锁换了。
后来那间屋被拆了,改成了厕所。
(七)
我爸说的“八月初八”,我记着。
1996年农历八月初八,是阳历九月二十号。
苏老师是九月二十一号以后不见的。
这中间差一天。
我在灵堂里坐着,脑子里一直在转这一天。
守夜到半夜,王德发又来了。
他一个人来的,没拄拐,手里拎着一个布袋子。
“春燕,你出来一下。”
(八)
院子里只有我们两个,灯是白的,照得地上像下了霜。
“你爸说的那口井。”王德发说,“你别挖。”
“为什么?”
“挖了就收不住了。”
“王叔,你知道。”
他沉默了很久。
“我知道一部分。”他说,“1996年那笔钱,是我记的账。”
“什么钱?”
“修路的集资款。”他说,“那年村里修那条到镇上的路,上面拨了五万,村里集资三万六。一共八万六。”
“账上花了五万。”
“剩下三万六呢?”
“不知道。”他说,“账是我记的,钱是你爸管的。最后一笔支出,我记的是‘付水泥款’,三万六,没发票。”
“我问他,他说发票过两天补。过了两天,他说丢了。”
“我说这样不行,账做不平。他说他来想办法。”
“后来呢?”
“后来账平了。”王德发说,“他补了一张收据,盖的是镇上一个建材厂的红章。”
“那章是真的?”
“真的。”他说,“建材厂老板是他表弟。”
(九)
“苏老师跟这笔钱有什么关系?”
王德发抬起头。
“她查过账。”
“她一个代课老师,查什么账?”
“她不是我让查的。”他说,“是她自己来的。她拿着一个本子,上面抄了我们村的收支,一条一条。”
“她怎么拿到的?”
“她那时候住在学校,学校后面那间屋,窗户对着村委会后墙。我们开会,她听得见。”
“她说她抄了三个月。”
“她来找我,说王会计,这三万六哪去了。我说不知道,她说她要往县里报。”
“我拦过她。”王德发说,“我跟她说,你别管,你一个代课的,管了要出事。”
“她没听。”
(十)
“九月二十号晚上,她来我家,说要走。”王德发说,“她说她昨天去了县里,把材料交了。”
“她说县里让她等消息。”
“我说你等什么消息,你赶紧躲。”
“她走的那天晚上,下着雨。”
“她骑一辆二六的自行车,后座上绑着一个包。”
“我看见她出的村。”
“后来呢?”
“后来我就不知道了。”他说,“第二天早上,井封了。”
(十一)
我一夜没睡。
天亮的时候,我去村东看了那口井。
水泥板上有一道裂缝,从中间裂到边上。
我蹲下来,摸了摸那道缝,缝里是湿的。
我在井边站了很久,然后回村,找了三个在家的壮劳力。
“我要开井。”
“春燕,这井封了三十年了。”
“开。”
“你爸刚走。”
“就是我爸让开的。”
他们互相看了看。
“多少钱一天?”
“三百。”
消息传出去,上午就来了人。
村东头的刘婶拄着扫帚站在井边,挡在水泥板上。
“不能开。”
“刘婶。”
“这井封了三十年了。”她说,“我儿子小时候,就在这井边上玩,你爸不让靠近。他说不干净。”
“就是因为不干净,才要开。”
“开了,村里就不安生了。”
又来了几个人,都是老人。
有人说,井里有脏东西,开了要出事。
有人说,你爸刚走,你就刨他的事,不吉利。
我说:“我不是刨他的事,我是刨我自己的事。”
“你什么事?”
“我七岁那年,有个老师教我写字。”我说,“我三十岁这年,得知道她去哪儿了。”
那天下午,水泥板被撬开了。
(十二)
井口一米二宽,往下看,黑。
井壁是石头砌的,长了青苔,一层一层的。
我先扔了一块石头下去,听响。
响了一声,不深。
“水干了。”一个师傅说,“底下是泥。”
我们搭了三脚架,装了滑轮,用铁桶往下掏。
掏到第三桶,桶里上来一块铁。
是自行车的车把。
(十三)
整辆车掏上来,用了两个钟头。
二六的女式车,蓝色的漆,掉得只剩零星几块。
车圈锈成了褐色,轮胎成了硬块,车链断成几截。
后座上还绑着一个包。
帆布的,绿军色,拉链锈死了。
我们把包剪开。
里面有三样东西。
一本作业本,封面上写着“苏玉兰”,字是钢笔的,很秀气。
一个存折,红皮的,县农行,户名苏玉兰,余额六千。
一个账本,硬皮的,蓝封面,边角泡烂了,里面的纸还成块。
(十四)
账本摊开在院子的石桌上,一页一页揭。
纸粘在一起,我用蒸汽熏,熏一下揭一页,揭了两个钟头。
第一页写着:1996年村道集资收支明细。
下面一条一条,字很小,很工整。
“收:上级拨款50000”
“收:村民集资36000”
“支:水泥120吨,28800”
“支:砂石,9600”
“支:人工,8600”
“支:水泥款(补),36000,收据未见”
最后一条下面,用红笔画了一道线,写了一句:
“此笔无票,问何长顺,答曰丢了。”
揭到最后一页,我把本子摊平在桌上,退后一步看。
那些字很小,很工整,一行一行排得齐齐的。
我能想出来她是怎么写的。
晚上,学校后面那间屋,一盏煤油灯,她把本子摊在桌上,一条一条抄。
抄的时候她的手会不会抖。
她二十一岁。
(十五)
存折翻开,最后一笔是1996年9月18日,存入六千。
往前翻,每月存一点,五十、一百、两百。
她一个代课老师,一个月工资八十五块。
这六千块,是她攒的。
存折夹层里有一张纸。
纸上是她写的信,没抬头,也没落款。
“我知道我这么做,会有人恨我。
我不图别的,我就图那三万六有个说法。那钱是村里人一家一家凑的,有人卖了口粮,有人借了钱。
我在学校教了两年书,孩子们叫我老师。我要是当没看见,我以后没脸站讲台。
我把材料交到县里了。他们说让我等。
我等。
要是我出了什么事,这个本子就是证据。谁捡到,请交给县里。”
(十六)
我把那三样东西摆在灵前的桌上。
我爸的遗像在中间,黑白的,他六十岁那年拍的,穿着中山装,头发梳得很整齐。
我坐在对面,坐了很久。
我说不出一句话。
(十七)
村里炸了。
消息传得比风快。
第二天上午,井边围了七八十人。
有老人,有小孩,有从镇上赶回来的。
“苏老师是不是在井里?”
“没见尸首。”
“那车怎么在井里?”
“何长顺推的。”
“他为什么推?”
“你说为什么。”
有人看见我,声音低下去。
有人不低,直接喊:“春燕,你爸到底干了啥?”
我站在井边,没答。
(十八)
第三天,派出所来了人。
来了三个,一个姓李的副所长,两个年轻的。
他们把车、包、账本、存折都收走了,做了登记,让我签了字。
李副所长问我:“你父亲生前有没有留下什么话?”
“有。”我说,“他说井里那辆车是他推的。”
“还有别的吗?”
“没有了。”
他合上本子。
“何春燕。”他说,“这个案子,我们要重新查。1996年苏玉兰失踪,当年是当出走处理的。现在有新证据,得改。”
“查得清吗?”
“查得清。”他说,“物证在,账在,人在。”
(十九)
我去了镇上,找当年办这个案子的老民警。
他姓孙,七十六,退休十六年,住在镇东的老家属院。
开门的时候他戴着老花镜,看了我半天。
“何长顺的闺女。”
“孙叔。”
他让我进屋,给我倒了杯茶。
“你爸的事,我听说了。”
“孙叔,1996年,你们怎么查的?”
他把茶杯放下。
“查了。”他说,“苏玉兰失踪,我们立了案,走访了四十多户。”
“有没有查过我父亲?”
“查过。”他说,“问过他那天晚上在哪。他说在家看电视。”
“有人证明吗?”
“他老婆证明。”孙警官说,“那时候你妈还在。”
“还查了谁?”
“查了王德发,查了村小学的校长,查了镇上建材厂。”
“都没问题?”
“都没问题。”他说,“问题在于,我们没有尸体,没有现场,没有目击者。一个人不见了,她自己走了,我们也说不清。”
“苏玉兰的家人呢?”
“她母亲来过,哭了两回。”他说,“后来也不来了。”
(二十)
“孙叔。”我说,“你觉得她是自己走的吗?”
他沉默了一会儿。
“我干了一辈子警察。”他说,“一个人要自己走,她会带走东西。她的被子叠得好好的,教案摊在桌上,存折没带,钱没取。”
“她不是自己走的。”
(二十一)
我从孙警官家出来,天快黑了。
镇上的路灯一盏一盏亮起来,照在柏油路上,一段一段的。
我坐在路边的台阶上,给我妈打了个电话。
我妈在县城,住在我哥家。
“妈。”
“春燕?你爸的事办完了?”
“办完了。”
“你什么时候回来?”
“妈,1996年,苏老师走的那天晚上,你在家吗?”
电话那头静了一下。
“你问这个干什么。”
“我爸说,井里那辆车是他推的。”
我妈没说话。
过了很久,她说了一句。
“那天晚上,他不在家。”
“他去哪了?”
“他说去村西看电表。”
“几点回来的?”
“后半夜。”我妈说,“回来的时候,鞋上全是泥,衣服湿了。我问他,他说摔了一跤。”
(二十二)
我回村,去找王德发。
他坐在自家院子的躺椅上,晒着太阳,腿上盖着毯子。
“王叔。”
“来了。”
“我问你一句话。”我说,“苏老师是死是活?”
他闭着眼。
“我不知道。”
“你猜。”
“我不猜。”
“王叔。”我说,“你记了三十年账,你心里有数。”
他把眼睛睁开。
“春燕。”他说,“你爸那个人,我跟他共事二十六年。”
“他贪,是真的。他胆小,也是真的。”
“他敢推车下井,是为了毁证据。”
“他不敢杀人。”
(二十三)
我去县里,跑了三个地方。
第一个是教育局。
教育局的人事档案里,1996年有一条记录:苏玉兰,代课教师,1996年9月离职,原因:个人申请。
档案里有一张离职申请,签名是“苏玉兰”,日期是1996年9月19日。
我拿着那张纸看了很久。
字是她的,签名也是她的。
“这申请是真的?”
“档案上的,应该是真的。”工作人员说。
“她申请离职的第二天就失踪了。”
“这个我们不清楚。”
第二个地方是县农行。
苏玉兰那个存折,1996年之后再没有存取记录。存折上的六千块,一直挂在那儿,成了睡眠户。
第三个地方是派出所。
李副所长告诉我,他们查了全县的教师系统,没有叫苏玉兰的在职教师。
“她可能改名了。”他说。
“为什么改名?”
“躲。”他说,“她举报了人,她怕。”
(二十四)
找苏玉兰,我用了四个月。
我先从她娘家查。
她娘家在邻镇的苏家坳,她母亲还在,八十二,一个人住。
我去的时候,老太太正在院里晒玉米。
“大娘,我找苏玉兰。”
她的手停了。
“你是谁?”
“我是柳树村的,何长顺的女儿。”
她手里的簸箕掉在地上,玉米撒了一地。
她蹲下去,一粒一粒捡,捡了很久。
“我女儿死了。”她说。
“死了?”
“死了三十年了。”她说,“她走的那年,给我寄过一封信,说她要出远门,让我别找她。”
“信呢?”
“烧了。”她说,“我烧了。她说别找,我就不找。”
(二十五)
“大娘。”我说,“井里有她的车。”
老太太抬起头。
“车?”
“自行车。”我说,“还有她的账本、存折。”
她坐在了地上。
“我就知道。”她说,“我就知道她不是自己走的。”
“她说她出远门,我就知道她出事了。她那个人,出远门会带存折,她把存折留下了。”
“她走之前,把存折塞在我枕头底下。”老太太说,“她说,妈,这钱你留着,我要是三年不回来,你就用。”
“三年。”
“她没回来。”
(二十六)
我又查了半年。
从派出所的户籍系统里,查“苏玉兰”这个名字,全国有四万多个。
查“1996年前后从本县迁出”的女性,有三百多。
我一个一个筛。
筛到第九十一个,看到一个名字:苏玉。
户籍地在邻省一个县,迁入时间1997年3月,出生年月对得上,原籍写的是本县。
“苏玉”,少了一个“兰”字。
我把这条记录打印出来,交给李副所长。
三天后,他给我打电话。
“找到了。”他说,“人在邻省青阳县,一所乡镇小学,教语文,教了二十六年。”
“她还在教书?”
“还在。”他说,“今年五十二,明年退休。”
(二十七)
我去青阳县,坐了六个小时。
那所小学在镇子边上,两层楼,操场是土的。
我到的时候是下午,学生刚放学,一群孩子从校门里出来,追着跑。
我在门口等。
最后出来的是一个女老师,穿灰外套,头发花白,扎在脑后,抱着一摞作业本。
她走到门口,看见我,脚步慢了。
“你是?”
“苏老师。”我说,“我叫何春燕。”
她的作业本掉在地上。
“柳树村的何春燕?”
“是。”
她蹲下去捡本子,捡了三次才捡起来。
“你怎么找到我的。”
“从井里。”
她站直了,看着我。
“井开了?”
“开了。”我说,“车在井里,账本也在。”
(二十八)
我们在镇上的小饭馆坐了两个钟头。
她一开始不说话,只是一杯一杯喝水。
“苏老师。”我说,“1996年那天晚上,你出了村,后来怎么了?”
她把杯子放下。
“我出了村,往镇上骑。”她说,“骑到半路,后面来了一辆摩托车。”
“谁?”
“两个人,都戴着头盔。”她说,“他们把我拦下来,把我的包抢了,把车推下了坡。”
“人打你了吗?”
“打了一拳。”她说,“打在肩膀上。我倒在路边,他们跑了。”
“你没看清人?”
“没有。”她说,“天黑,下雨,他们戴着头盔。”
“那你为什么不回来报案?”
“我报了。”她说,“第二天我去了镇派出所,说我的包被抢了,车被推了。他们说,你人没事就好,东西丢了就丢了,回去等消息。”
“我等了三天。”她说,“第四天,有人到镇上找我。”
“谁?”
“村里的人。”她说,“我认出他的鞋。”
“谁?”
她看着我。
“你爸。”
(二十九)
“他到镇上,找到我住的那个旅馆。”她说,“他站在门口,没进来。”
“他说,苏老师,你别报了。”
“我说为什么。”
“他说,你报了,我完了。我完了,村里那条路就修不成。”
“我说,那三万六呢。”
“他说,我退。”
“他退了没有?”
“退了。”她说,“他给了我六千。”
“六千?”
“对。”她说,“他说剩下的他慢慢凑,先给我六千,让我走,别在县里待着。”
“我拿了那六千。”
“为什么拿?”
“因为我要走。”她说,“我身上没钱,我连车票都买不起。”
“他给的钱,我存进了存折。那本存折,是我原来那本。”
“我走的时候,把包和车都留在原地了。”她说,“我什么都没带,就带了一个塑料袋,装了两件衣服。”
“我以为那车早就被捡走了。”
“没被捡走。”我说,“我爸把它推下了井。”
(三十)
“他为什么推车?”
“因为包里有账本。”她说,“那本账本,我抄了三个月。他要是被人发现,那三万六就说不清了。”
“他跟我说退钱。”她说,“他没退。他推了车,毁了账,剩下的钱,他自己吞了。”
她说完,看着桌上的碗。
“这三十年,我没回过家。”
“我知道。”我说,“你妈说,你给她寄过一封信。”
“寄过。”她说,“我说我出远门,让她别找。”
“你为什么不回去看她?”
“我怕。”她说,“我怕回去,被认出来。我改了名字,改了户口,我在这边教了二十六年书。我每年清明,都在操场边上烧纸,烧给我妈。”
“你妈还活着。”
她抬起头。
“活着?”
“八十二。”我说,“一个人住,在院里晒玉米。”
她的眼泪掉下来了,掉在桌上,一滴一滴。
(三十一)
我把账本的照片给她看。
我一页一页拍下来,存在手机里。
她一张一张看,看了很久。
“这是我写的。”她说,“这个‘收据未见’,是我写的。”
“苏老师。”我说,“你交到县里的材料,后来查了吗?”
“没有。”
“现在查了。”我说,“纪委立了案。”
“你爸呢?”
“我爸九月走的。”
她愣住了。
“走了?”
“走了。”我说,“他临走前说了一句话,说井里那辆车是他推的。”
“他为什么要说这句话。”
“我不知道。”我说,“可能是想说清楚,可能是怕。”
她把手机放下。
“春燕。”她说,“你恨他吗?”
“恨。”我说,“他是我爸,我也恨他。”
(三十二)
纪委查了七个月。
1996年的三万六,查出来两万九千四,去向是镇上建材厂,货款,实际是套现。
剩下的六千,我爸给了苏玉兰。
我爸已经死了,不追究刑责,追缴违纪所得。
村里那条路,2003年重新修过一回,是上面拨款修的。
县里给苏玉兰出了一份证明,写明1996年举报属实。
我把证明复印了一份,寄到青阳县。
我哥打电话来,第一句话是骂我。
“你疯了吧。”
“哥。”
“爸刚死,你就去告他。”他说,“你要脸不要脸。”
“我没告他。”我说,“他死了,告不了。”
“那你开井干什么?你把村里搅成什么样了?”
“哥。”我说,“1998年你盖房子,钱哪来的?”
电话那头停了。
“爸给的。”
“爸的钱哪来的?”
他不说话了。
“三万六。”我说,“村里人一家一家凑的。有人卖了口粮,有人借了钱。你住的那间房,是用那个钱盖的。”
“我不知道。”
“你现在知道了。”
他把电话挂了。
过了两天,他发来一条短信,只有五个字。
“房子我卖了。”
(三十三)
苏玉兰回村,是第二年春天。
她坐班车到镇上,我去接的。
车到村口,她下来了,站在那儿看。
“变了好多。”她说。
“路修了,房子盖了。”
“那棵树还在。”
村口那棵槐树还在,很粗,树皮裂了。
她走过去,摸了摸树干。
“我走的那天晚上,就是从这棵树底下过去的。”
她说完,村口已经围了一圈人。
有人认出了她。
“苏老师?”
“是我。”
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挤到前面,个子不高,脸上有胡茬。
“苏老师,我是二牛。”
“二牛。”她看着他,“你小时候坐第一排,上课爱说话。”
“是我。”他说,“我今年四十三了。”
后面又挤上来一个女的。
“老师,我是翠莲。”
“翠莲。”她说,“你写字总写反,把‘日’写成‘目’。”
翠莲一下就哭了。
围上来的人越来越多,都是三十多岁、四十来岁的,一个个报名字。
她一个一个认,认到第七个,眼泪下来了。
“我记得。”她说,“我都记得。”
(三十四)
她先去了她娘家。
她母亲在门口坐着,看见她,手里的蒲扇掉了。
“玉兰。”
“妈。”
老太太站起来,站不稳,扶着门框。
“你怎么回来了。”
“我回来了。”
她们抱在一起,抱了很久。
老太太一直说一句话:“我就知道你没死,我就知道你没死。”
(三十五)
然后她去了井边。
井已经填了,是我填的。
填之前,我让施工队把井壁清了,把底下的泥掏干净,用水泥浇了三层。
井口上盖了一块石板,石板上刻了两行字。
“苏玉兰老师1996年落此车,何长顺2026年认此事。”
她站在石板前面,看了很久。
“为什么刻这个。”
“总得有个地方记着。”我说。
“你爸的名字,刻在上面不好看。”
“不好看也是事实。”我说,“他做了,就得认。”
她蹲下来,摸了摸那些字。
“春燕。”
“嗯。”
“你爸当年给我六千,是让我走。”她说,“他要是心再狠一点,我就不是站在这儿了。”
“我知道。”
“所以我不恨他。”她说,“我就是不甘心。那三万六,是村里人一家一家凑的。有人卖了口粮,有人借了钱。”
“我教了两年书,孩子们叫我老师。”
(三十六)
今年清明,我去了我爸的坟上。
坟在村后的坡上,一块水泥碑。
我蹲下来,把纸钱点着。
“爸。”
“井我填了。”
“苏老师回来了,她在青阳教了二十六年书,今年退休。”
“纪委查了,追了两万九。”
“你临走前说的那句话,我听见了。”
风把纸灰吹起来,打着卷往上走。
“你这辈子,做了两件事。”我说,“修了路,吞了钱。”
“路是好的,钱是脏的。”
“我不替你遮。”
(三十七)
上完坟,我下山。
走到村委会门口,看见王德发坐在那儿晒太阳。
“春燕。”
“王叔。”
“事情完了?”
“完了。”
“你爸那个人。”他说,“我跟他二十六年,他对我一直不错。他家有事,我第一个到。我家有事,他也第一个到。”
“他贪那笔钱,是为了给他儿子盖房。”
“我哥的房子,1998年盖的。”我说。
“对。”他说,“那年他跟我说,春燕她哥要结婚,我得给他盖个房。我说钱从哪来,他说他想办法。”
“他想的就是这个办法。”
“王叔。”我说,“你为什么不早说?”
“我说了,我这会计也别干了。”他说,“我家里也有孩子。”
(三十八)
我从村委会出来,天阴着。
走到村口,看见苏玉兰站在槐树底下,跟几个老太太说话。
她笑得挺开,跟三十年前一样。
她看见我,走过来。
“春燕,我明天回青阳。”
“这么急?”
“学校还有事。”她说,“我明年退休,退了就回来住。”
“回来住哪儿?”
“我娘家那屋还在。”她说,“我妈一个人,我得陪她。”
她从口袋里掏出一样东西,递给我。
是一个作业本,封面上写着“苏玉兰”。
“这个你留着。”她说,“从井里捞上来的,是你的东西。”
“我的?”
“翻开看。”
(三十九)
我翻开。
第一页上是我七岁那年的字,歪歪扭扭,写着“春天来了”。
第二页是我写的“我的老师”,写满了拼音和错字。
她在旁边批了一句:“春燕,你把‘老师’写成了‘老帅’,明天罚你抄十遍。”
后面还有一页,是1996年9月她写的。
“今天又有个孩子问我,老师你为什么不回家。我说老师家远。
其实是我不敢回。
我做的事情,也许没人记得。但我自己要记得。
我教的孩子里,有一个叫何春燕,字写得有力气。她长大以后,要是还记得我,我就没白教。”
(四十)
我把本子合上。
“苏老师。”
“嗯。”
“我记着你。”
她笑了一下。
“那就好。”
她转身走了,走得很慢,头发被风吹起来一点。
我站在槐树底下,看着她的背影。
她走到巷子口,回头,冲我摆了一下手。
我把作业本夹在胳膊底下,往家走。
天快黑了,村里的灯一盏一盏亮起来。
走到半路,碰见刘婶。
她站在自家门口,看见我,把手里择的菜放下。
“春燕。”
“刘婶。”
“那天我拦你开井。”她说,“我错了。”
“你没错。”
“我那时候想,你爸对我家不差。”她说,“我家老二上学,他给垫过学费。他死了,我不愿意听人说他坏话。”
“我知道。”
“可苏老师也没错。”她说,“她一个姑娘家,跑到我们村来教书,一个月八十五块。”
她低下头,搓了搓手。
“我这三十年,天天从那井边过。”她说,“我从来没想过,井底下有一辆车,有一个人。”
“井底下没有人。”我说,“只有车。”
“那也一样。”她说,“我一想起,心里堵。”
我站在她家门口,没走。
“刘婶。”我说,“我爸给老二垫的学费,多少钱?”
“三百。”
“那笔钱,你还没还。”
她愣了一下。
“还了。”她说,“2009年还的,我还记得,还的时候你爸说不用了。”
“那就行了。”我说,“账要清,情要认。”
她看着我,点了点头。
我继续往家走。
路过村委会,门口的灯亮着,墙上的公示栏贴着新一期的账目。
第一行写着:追缴违纪资金两万九千四百元,已入村集体账户。
我站了一会儿,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