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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选章节

更新时间:2026-11-22 21:17:58

我叫阿芝,今年二十八,彝族,户口本上还写着“未婚”。

我们寨子在半山腰,云一来就淹了屋顶,云一走就晒得石头冒油。我妈生了四个,活了三个,我哥、我、还有个妹妹叫阿依,去年刚及笄。及笄在我们这儿不是穿汉服戴簪子,是媒人上门踩门槛的日子。

阿依的彩礼谈到了三十二万八。我妈跟人家讨价还价:“隔壁阿呷家的姑娘都三十六万了,我家阿依水灵,你给三十五万,陪嫁那床羊毛毡子给你。”对方咂咂嘴,最后三十四万成交。我妈回来数着存折上的零,眼睛亮得像火把节的柴堆。

我哥三十六了,还没娶上媳妇。原因简单:他拿不出四十万彩礼。我妈盘算过。

等阿依的彩礼到账,再加上我这些年寄回家的钱,勉强能凑个四十万,剩下办席的让我哥自己去借。

“你哥要是打光棍,咱家就绝后了。”我妈每次打电话都要哭这一句。

01

我蹲在东莞电子厂的宿舍阳台上,看着对面楼的霓虹灯牌子闪得眼花。我说妈,我哥那腰,在工地上扛了十年水泥,腰椎间盘突出得走路都歪,娶了媳妇生儿子,儿子将来不也得扛水泥?

我妈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三秒,然后炸了:“你读了几年书翅膀硬了是不是?你哥不扛水泥谁供你读的初中?你倒好,现在一个月挣四千五,给家里寄三千,自己留一千五够干啥?买那些瓶瓶罐罐往脸上抹,抹给谁看?”

我挂了电话。

一千五确实不多。但我能自己决定是喝蜜雪冰城还是买本盗版《活着》,能周末花十块坐公交去市里图书馆蹭空调看杂志,能在拼多多上买九块九三双的袜子不心疼。

这些事,在寨子里是要被骂“败家”的。

十五岁那年,我初二。班里六个女生,五个被家里叫回去了,理由五花八门:阿牛莫家是“奶奶病了要人伺候”,

阿火家是“猪圈塌了要人修”,只有小英家直说“有人出二十八万彩礼,过了这村没这店”。

小英嫁的那天我去看了。新郎二十五,门牙缺一颗,喝多了在席上耍酒疯,把猪蹄子啃得满脸油。小英穿着她母亲修的婚服坐在男方家堂屋角落,绣花头帕盖着脸,不知道哭没哭。

我回家跟我爸说:“我不想嫁人,我想考高中。”

我爸正在修锄头,头都没抬:“你哥二十三了还没说上亲,你再读三年高中,家里拿啥给他凑彩礼?”

我妈在旁边剥玉米,玉米粒噼里啪啦掉进簸箕,像下冰雹。

我以为这事没戏了。结果开学前一天,我爸把一沓皱巴巴的钞票拍在桌上:“去读。考上高中算你本事,考不上就回来嫁人,隔壁村老木家出二十万。”

我考上了。县一中,全寨子头一个。

后来我才知道,是我二叔劝的我爸。二叔是寨子里唯一的高中生,在乡政府当临时工,他说:“哥,现在姑娘读出来能当老师,一个月挣四五千,比你种一年洋芋强。嫁出去就是别人家的,挣钱也是别人家的。让她读,将来工资卡攥你手里。”

我爸算了一笔账,觉得划算。

可惜他算错了一件事——读书会让人长见识,长见识会让人长反骨。

高中三年我像偷油的耗子,逮着书就啃。语文老师借我《平凡的世界》,我躲在被窝里拿手电筒看到凌晨三点,第二天上课打瞌睡被班主任拎出去罚站。站在走廊上我还在想:孙少平能扒火车去黄原,我能不能扒火车去昆明?

高考我考了个大专,学会计。我爸不太满意:“咋不是本科?”我妈更不满意:“读出来能挣几个钱?不如现在嫁人,彩礼落袋为安。”

是我二叔又拍了桌子:“大专也是大学!你们懂个屁!会计坐办公室吹空调,不比你们晒太阳挖洋芋强?”

我背着蛇皮袋去了昆明。三年后毕业,进了东莞这家电子厂做成本核算。第一个月工资三千八,我给我妈转了三千,自己留八百。我妈在电话里夸我“懂事了”,转头就跟亲戚炫耀:“我家阿芝有出息,一个月给家里三千呢!”

第二年我涨到四千五,还是赚三千。我妈不满意了:“你哥那边还差二十万,你能不能省着点花,一个月寄四千?”

我说妈,东莞租房一个月八百,吃饭六百,坐车一百,话费五十,剩下五十我买卫生巾都不够。

我妈说:“那你别租房了,住厂里宿舍。吃饭也省省,馒头咸菜饿不死。”

我没告诉她,我偷偷攒了八千块。在手机备忘录里写了个清单:大理洱海、丽江古城、香格里拉。每攒够一千就打个勾。现在勾打到了“洱海”,还差最后一千五。

去年春节回家,我哥终于说上了一门亲。女方离过婚,带个四岁女娃,要彩礼三十八万。我妈把我叫到灶房,一边烧火一边说:“阿芝,你哥这门亲事要是成了,咱家就圆满了。你手里有没有攒下点?先借你哥,回头彩礼收上来还你。”

我说妈,我攒了八千,打算去旅游。

我妈把火钳往灶膛里一捅,火星子溅了我一脸:“旅游?你二十八了还没嫁出去,还有心思旅游?你看看人家阿呷,嫁过去三年生俩儿子,公婆给她买了辆电瓶车。你呢?出门打工五六年没赚什么钱,李家阿妈给你介绍多少个,你一个都不嫁!”

我说妈,我不结婚。我自己挣钱自己花,不欠谁的。

我妈把火钳一摔:“你不结婚?你不结婚你哥拿啥娶媳妇?你这不是要咱家绝后吗?你读书读傻了?早知道这样,当初就不该让你去!”

我盯着灶膛里的火,突然就不想吵了。

寨子里跟我同龄的姑娘,孩子都上小学了。她们回娘家的时候抱着娃,手上戴着银镯子,嘴里说着“我家那口子在工地上一个月挣八千”,然后转头问我妈:“阿芝咋还没嫁?是不是身体有啥毛病?”

我妈讪笑着回:“她挑得很,城里待久了眼光高。”

其实我没挑。我只是见过宿舍楼下摆摊卖炒粉的大姐,凌晨三点收摊,数着零钱乐呵呵说“今天挣了四百多”。她四十岁,没结婚,养了只橘猫叫“老板”。

我也见过车间组长王姐,离婚带娃,考了中级会计证跳槽去了深圳,朋友圈天天晒下午茶,配文“今天客户又给介绍对象了,烦”。

原来女人这辈子不只有嫁人生子这一条路。

上个月厂里放了三天假,我坐地铁去广州逛了逛。站在珠江边上,看小蛮腰亮着粉紫色灯,游船鸣着汽笛从桥下穿过。旁边一对老夫妻互相拍照,老太太嫌老头把她拍胖了,老头嬉皮笑脸说“胖点好看,像年画”。

我掏出手机拍了张夜景,想发朋友圈,又默默删了,怕我妈看见问“跟谁去的,为什么钱不转回家”。

二十八岁,我连晒张自拍都要分组屏蔽亲戚。

有时候半夜惊醒,看着宿舍天花板上的霉斑,觉得活着真没意思。打开淘宝搜“无痛去世”,搜出来全是安乐死宠物广告。想割腕,怕留疤夏天穿不了短袖;想跳楼,怕砸到楼下卖煎饼的大爷;想过喝药,又怕烧烂嗓子下辈子唱不了《阿依莫》。

怂。怂得明明白白。

但转念一想,我还没去过洱海呢。

手机相册里存了三百多张别人拍的大理照片:洱海门的那棵歪脖子树、双廊白色长裙拍照的姑娘、喜洲稻田里开突突车的阿叔。我连哪家客栈的猫最肥都记好了,就等着攒够路费。

昨天我妈又打电话来,说女方催得紧,彩礼能不能先凑二十万,剩下的打欠条。“你哥都三十六了,再不结就真打光棍了。阿芝你帮帮忙,妈给你跪下了。”

我盯着银行卡余额,一万二。够买去昆明的高铁票,再转大理,住五十块一晚的青旅,吃八块钱一碗的凉鸡米线,剩的钱还能租个电瓶车环海。

我深吸一口气,说:“妈,我下个月辞职。”

我妈愣了一下:“辞职干啥?回家?”

我说:“不回家。我去大理。玩半个月,然后换个城市重新找工作。”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信号断了。然后我妈哭了,是真哭,带着鼻涕泡那种:“你咋这么自私啊……你就眼睁睁看你哥打光棍?你读那么多书读狗肚子里了?寨子里谁不说你白眼狼……”

我听着听着,突然笑了。

“妈,你说得对。我就是自私。”

“我自私地读了书,自私地攒了钱,自私地想活成个人样。”

“你们送我去读书的时候,就该想到有今天。”

挂了电话,我打开备忘录,在“大理”后面加了一行字:如果我妈以死相逼,我就说,你死我也死,但我不怕疼,你怕不怕?

写完了又删掉。太恶毒了。

算了。

先买票吧。

昆明到大理,动车两小时,一百四十五块钱。我查好了,明早七点那趟,靠窗座,能看见苍山。

至于去了之后怎么办?

02

我买好了十天后的票,把工作辞掉了,这十天我在收拾东西,家里的电话我都不接。

时间过的好快,明天就可以出发了,我走在月光下,兴奋都要溢出来了,还有一丝丝的叛逆。

我所有的兴奋和期待在回到自己的出租屋时消失了,有的只有冰冷的寒意。

我哥坐在我的吃饭读书的桌前,对着我憨厚老实的笑道:“阿妹你回来了?阿莫让我来接你回家,快过年了。”

我知道,我的洱海去不了了,我哥不可能一个人来接我的。应该还有其他人。

我叹了口气让他休息一会,我收拾东西,其实没什么好收拾的,东西已经收拾好了,就只有被子那些了。

阿莫节俭,见不得我丢下这些的,我把这些都打包了,我哥提着东西,我们两个下楼就看到家族的叔辈还有堂兄弟几个在等。

那几个堂哥都是打工的,身强力壮。

他们应该很怕我从我哥手里跑了,我爸居然喊家族的人来抓我回去。

心都寒了

三天两夜的火车,我几乎没怎么吃东西。

我哥买的是硬座,绿皮车,从东莞东到昆明,再从昆明转车到我们县城,最后还得搭两个小时的乡村客运到镇上,再走四十分钟山路。我哥把靠窗的位置让给我,自己坐在过道边,大脑袋一点一点地打瞌睡,口水都快滴到旁边大叔的泡面桶里了。

我靠着窗,玻璃冰凉,额头贴上去能听见铁轨的轰隆声从骨头缝里传进来。窗外的风景从广东的芭蕉林变成广西的石头山,再变成贵州那些黑黢黢的隧道,过一个又一个,像钻不完的洞。

我脑子里一直在转一件事:我到底哪一步走错了?

是发那条朋友圈吗?不对,我根本没发。是我妈打电话的时候我气狠了说了句“我下个月辞职”?是我不该提前把票买了放手机里被谁看见了?后来我才想明白,我哥根本不知道我住哪栋楼。他能在楼下等着,是因为我妈翻了我寄回家的快递盒子,上面印着我租房的发货地址。我妈不识字,但她会拍照发给堂哥看,堂哥在家族群里问一嘴,就有人认得。

我们家的人,找我的时候比过年还齐心。

火车过了贵阳之后,我哥醒了,从蛇皮袋里掏出一袋煮鸡蛋和半张烙饼,递给我:“阿妹,吃点。”

我摇头。他把鸡蛋剥好了直接塞我手里:“妈说你这几天肯定没好好吃饭。”

我捏着那个鸡蛋,蛋壳碎渣硌手心,突然就想哭。我哥不坏,我哥就是……我哥。他三十六了,走路歪着腰,手指头粗得像萝卜,指甲缝里永远有洗不掉的水泥灰。他一年到头在工地上吃盒饭,攒的钱全交给我妈,自己连瓶啤酒都舍不得喝。他觉得他的人生就该是这样:扛水泥,攒钱,娶媳妇,生儿子,儿子接着扛水泥。

他不是坏人,他只是不知道还有别的活法。

可我恨的是,他明明也知道我被抓回去之后要面对什么,但他还是来了。我妈说“去把你阿妹带回来”,他就跟着叔伯兄弟们上了火车,坐了二十多个小时硬座。他可能觉得这是为我好,是“一家人整整齐齐”。

他连问都没问我一句:阿芝,你想不想回去?

火车在隧道里穿行的时候,窗外黑得像墨汁。玻璃上能看见我自己的脸,头发油得打绺,眼睛肿着,二十八岁的人看着像三十八。旁边一个彝族阿妈抱着个吃奶的娃娃,娃娃哭了一路,阿妈就撩起衣服喂奶,一边喂一边用彝语哼歌。我小时候我妈也这么哼,哼的是“阿依阿芝快长大,长大嫁个好人家”。

好人家。什么叫好人家?三十二万八还是三十四万?我妈跟人家讨价还价的时候,像在牲畜市场看牲口,牙口好不好,蹄子正不正,屁股大不大能不能生养。

阿依去年出嫁那天,我偷偷问过她:“你见过那个男的吗?”阿依低头抠指甲:“见过一面,在镇上赶集,他给我买了碗凉粉。”我说那你愿意吗?阿依想了半天:“妈说这家给得多,哥还等着钱用。”她连愿不愿意都说不出口,因为在我们寨子里,姑娘家说“不愿意”,那是大逆不道,是没良心,是白养了。

我闭上眼睛,手攥着手机。手机里存着洱海的照片,那个穿白裙子的姑娘站在水边笑得露出一口白牙。我存了三百多张,每天晚上睡前翻一遍,像数钱一样。现在手机被我哥收走了,他说妈交代的,到家再给我。我盯着他口袋里露出的半截手机绳,忍了一路没去抢。

因为抢了也没用,他身后还有三个堂哥,两个叔伯。

第三天傍晚到镇上,又从镇上走山路回寨子。我拖着箱子走在后面,我哥走两步就回头看我一眼,好像怕我跳进路边的沟里跑了。沟里全是干枯的苞谷秆,跑三米就得摔一跤。我没跑。

进村的时候天擦黑了,寨子里的狗叫成一片。路过阿呷家的新房子,三层小楼贴着白瓷砖,门口停着电瓶车。阿呷她妈坐在门槛上嗑瓜子,看见我就站起来:“哟,阿芝回来啦?听你妈说你在外面赚大钱了?”

我哥赶紧接话:“没有没有,阿芝回来结婚的,东西太多,我们去接的。”

“哦哟,跟哪家的?”

“就……就镇上的。”

我哥说得含含糊糊。我心里咯噔一下,他知道的,知道我不想结婚,但是回来就一定会结婚的,知道要嫁给谁。

进了家门,我妈正在灶房里炒菜,锅铲碰铁锅碰得咣咣响。看见我进来,头都没抬:“回来了?洗手吃饭。”

就这四个字。虽然话很平常,好像我只是去镇上赶了个集回来,好像那三个叔伯堂兄弟堵在东莞出租屋楼下的场面从来没发生过。但是我听出来她有点生气,这次去接我应该花了不少钱。

我把箱子拖进我原来住的那间小屋,门一推开,一股霉味扑面而来。床板上铺着旧毡子,墙角堆着苞谷,窗户糊着塑料纸,被风撕了个口子,呼啦啦地响。

我坐在床板上,听见外面我妈跟我哥小声说话:“……人家那边说年前得办,彩礼先给二十万,剩下的打欠条……阿芝那边你别说漏嘴,先哄着把年过了……”

我哥“嗯”了一声。

我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指甲缝里还有东莞厂里点钞时蹭的印泥红。一万二还在卡里,卡在我哥口袋里。洱海的客栈,凉鸡米线,环海电瓶车,歪脖子树,白裙子,全泡汤了。

外面我妈开始摔盆打碗,骂骂咧咧:“养个姑娘养出仇来了!供她读书读到狗肚子里!二十八了还挑三拣四!人家不嫌弃她老姑娘就不错了!还敢跑?跑得了和尚跑得了庙?她哥不娶媳妇咱家就断了香火,她倒好,拍拍屁股想去大理?大理有金子捡?”

我听着听着,把毡子拉过来蒙住头。

寨子里的夜黑得严严实实,风吹不进来,声音也传不出去。我缩在床角,把手机从枕头底下摸出来,我哥到底没搜我枕头,他大概觉得我跑不了。屏幕亮起来,相册第一张就是洱海门那棵歪脖子树。

我盯着看了很久,然后打开购票软件,昆明到大理,明早七点,靠窗座,145块。

购票按钮是灰的。

我哥把SIM卡拔了。

03

阿依是第三天来的。

那天天气倒好,太阳明晃晃地挂在院子上头,把晾衣绳上那几件旧衣裳照得发白。我妈一大早就在灶房里忙活,烧了一锅热水,还从柜子底下翻出一包没开封的红糖,用搪瓷缸子沏了,端到堂屋里放着。我爹把堂屋那张瘸了一条腿的方桌用砖头垫稳当,又拿抹布擦了两遍。

我坐在自己那间屋的床沿上,手指头无意识地抠着床单上的线头。那条床单是我从城里寄回来的,墨绿色格子,当初觉得耐脏。现在看起来土得掉渣。

院门外头响起了摩托车的声音,突突突地近了,然后熄了火。我妈在院子里喊了一声:“来了来了!”嗓门儿亮得很,跟过年似的。

我站起来,腿有点发软。走了两步,又停下来,对着窗玻璃看了一眼自己。瘦了。脸颊凹下去,颧骨凸出来,眼睛显得格外大,可里头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

阿依进来的时候,是她男人扶着胳膊送进来的。我头一回见她男人。个子不高,肩膀倒是宽,脸黑黝黝的,一笑露出满嘴黄牙,看着倒是老实,可那份老实里头带着股说不清的钝感,像块磨钝了的石头。他穿了件新夹克,拉链拉到顶,勒着脖子,一看就是为出门特意换上的,不自在得很。

阿依在门槛那儿停了一下,冲我笑。

“阿姐。”

她叫我的时候,声音还是那个声音,细细的,像小时候我俩在山上捡菌子时,她隔着树丛喊我那样。可她的人不一样了。脸小了整整一圈,颧骨比我记忆里高出来许多,下巴尖得像锥子。皮肤本来就黑,现在黑里透着黄,干巴巴的,像秋天霜打过的菜叶子。那件碎花褂子裹在身上,肚子鼓出来,五个月了,可人瘦得只剩个肚子。

我妈从后头迎上来,满脸堆笑:“阿依回来了!快快快,进来坐,外头风大。”我妈伸手去扶阿依另一只胳膊,那架势,跟扶什么贵客似的。我站在堂屋门口没动,眼看着那个男人把阿依扶到椅子上坐下,又转头去门口拎东西。两箱牛奶,一兜子苹果,还有一塑料袋旺旺雪饼,摆在方桌上。我妈嘴里说着“来就来嘛花啥钱”,手已经把东西往柜子边上归置了。

那男人站在堂屋中间,手不知道往哪儿放,左看看右看看,嘿嘿笑了两声:“那啥,婶,我去外头转转。”我妈赶紧说:“好好好,你去,让阿依跟她姐说说话。”

他出去了。摩托车的撑脚“咔嗒”一声响,然后没动静了,大概是蹲在院墙根底下抽烟。

堂屋里就剩我和阿依。我妈也识趣,说灶上还烧着水,出去了。门帘子晃了两下,屋子里安静下来,外头院子外头传来我爹跟那男人寒暄的声音,听不真切。

阿依坐在我对面,两只手搁在肚子上,指尖有些肿,指甲缝里还有洗不净的泥。她抬头看我,咧开嘴笑了一下:“阿姐,你瘦了。”

我喉咙里堵着一团东西,上下不适,咽不下去。我在她旁边坐下来,伸手去碰她的肚子,手悬在半空没敢落下去:“几个月了?”

“五个月了。”她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肚子,语气轻飘飘的,好像在说别人家的事,“四个月的时候去镇卫生所瞧过,说娃儿好着呢,动得厉害,晚上踢得我睡不着。”

她说这话的时候,脸上是笑着的。可我盯着她的眼睛看,那笑浮在皮上,底下的东西沉得很。她的眼睛还是那么黑,小时候我牵着她去上学前班,她走不动了,蹲在路边哭,抬头看我就是这样一双黑亮亮的眼睛。那时候眼睛里是有光的,亮晶晶的,像山泉底下的小石子。现在这双眼睛还在,可光没了。黑沉沉的,像两口枯井,望下去什么都看不见。

我鼻子一酸,眼泪“啪嗒”就掉下来了,砸在她手背上。阿依愣了一下,赶紧伸手来擦我的脸:“阿姐你别哭,你别哭呀,我好着呢。”

她越这么说,我越忍不住。我攥着她的手,那手又干又瘦,骨节硌人,一点都不像二十岁姑娘的手。“好什么好,”我声音都劈了,“你才二十,你瞧你瘦成什么样子了,脸都没肉了”

“怀娃儿都这样嘛。”阿依还在笑,把手抽回去摸了摸自己的脸,“婆家对我好着呢,天天给我煮鸡蛋,阿石赶集还给我买酸角糕吃。真不骗你,阿姐。”

她说的阿石就是门口蹲着那个男人。我往外头瞟了一眼,从门帘缝里看见半个影子,蹲在摩托车旁边,正低着头抠手指甲。

“他比你大多少?”我问。

阿依顿了一下:“……九岁。”

“九岁。”我重复了一遍,声音都木了。

“还行,知道疼人。”阿依低着头,手指头绞着褂子下摆,“就是婆婆嘴巴碎些,爱念叨,不过也不打紧,我不吭声就是了。”

不打紧。她说不打紧的时候,嘴角往下撇了一下,就一眨眼的功夫,又扳回去了。我太熟悉她这个表情了,小时候她摔了跤磕破膝盖,回来怕挨骂,就这副模样,撇一下嘴,然后说“不疼”。

我攥着她的手使劲捏了捏。她不说话了,我们俩就这么坐了一会儿。外头院子里的鸡“咕咕”叫着跑来跑去,隔壁谁家的收音机在放山歌,断断续续的,信号不好。

过了一会儿,阿依小声问我:“阿姐,听说……家里给你说人了?”

我没吭声。

“是镇上那个木哥?”她往我这边凑了凑,声音压得更低了,“我听说他婆娘前年生病没了,留了个女娃……”

“九岁了。”我接了话,嗓子眼儿发干,“比我还大几岁。”

阿依沉默了一阵。她低下头去,看着自己的肚子,手在上面慢慢画着圈。半晌才说:“那你……咋想的?”

“我能咋想。”我笑了一下,笑得比哭还难看,“妈说了,过完年就办。我不同意又能咋样?我哥要结婚,城里房子首付还差一截,还有他准备结婚的彩礼要三十六万,你那三十四万彩礼花得差不多了,就剩我这个没出门的了。”

阿依没说话。她那双黑沉沉的眼睛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然后她伸手来握我的手,攥得紧紧的。手心里有汗,热乎乎的。

“阿姐,”她说,“我嫁过去之前,也哭了好几宿。”

“后来呢?”

“后来就嫁了。”她咧了咧嘴,“哭完了还是得嫁。咱这地方,姑娘家不都是这样么。你看村里那几个出去打工的姐姐,挣了钱回来给兄弟盖房子,盖完房子自己嫁出去,嫁出去又给儿子攒彩礼。一圈一圈的,转不出来。”

她说这话的时候很平静,跟背课文似的,好像这套道理已经在肚子里翻来覆去嚼烂了,嚼得没滋没味的了。

我看着她:“那你现在……过得好不好?你跟我说实话。”

阿依没立刻回答。她把手从我的手里抽出去,搁在自己肚子上,歪了歪头,好像在认真想这个问题。外头她男人大概等得不耐烦了,咳嗽了一声,声音粗粗的,像砂纸蹭墙。

“咋说呢,”阿依终于开口了,“饿不着,冻不着。阿石不喝酒,不打人,就是闷,一天说不了三句话。婆婆嘴碎归嘴碎,孕吐的时候该伺候还是会伺候的。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吧。”

她抬头看了我一眼,那一眼里头东西太多了,像要把我整个人都看进去似的。

“阿姐,你那个木哥,家里有钱,不用你下地干活,不用你喂猪打草。娃儿都九岁了,不用你一把屎一把尿拉扯。你嫁过去就是现成的妈,省了生养那一道鬼门关。听着……也不差。”

她说“不差”的时候,声音抖了一下。

我明白了。她在劝我。她把自己嚼烂了的那套道理咽下去,然后拿它来劝我。她不想让我走她的路,可她也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路。她只能拿她知道的全部经验来给我讲,好像还是嫁了更容易。

“阿依,”我叫她的名字,“你跟我说实话,你夜里偷偷哭过没有?”

她不说话了。嘴唇抿成一条线,抿得发白。过了好一会儿,她点了点头。就点了一下,幅度小得几乎看不出来。

然后她吸了吸鼻子,把脸别过去:“阿姐你别问了,我待会儿走的时候眼睛肿了,回去婆婆要问。”

我妈在外头喊了一嗓子:“阿依——晌午在这吃!我炖了鸡!”

阿依赶紧应了一声,扯着袖子擦了把脸,又回头冲我笑:“看,妈还是疼我的,炖鸡呢。”

我妈疼她。我妈当然疼她。可我妈疼她的方式就是把她嫁出去换三十四万,然后拿那钱给我哥买房。我妈也疼我,疼我的方式就是让我嫁个死了老婆的老光棍,因为人家出得起价,而且我嫁过去不用干活——在我妈看来,这就是天大的福气了。她自己在灶台边转了一辈子,手上的裂口冬天能塞进芝麻粒,她觉得女儿能不用下地不用喂猪就是掉进蜜罐里了。

阿依站起身,扶着腰往门口走,走了两步又回头:“阿姐,我那天翻柜子,看见你寄回来的那条红围巾了。妈说留着给你出嫁那天盖头用。”

“嗯。”

“你绣点花样吧,”阿依说,“闲着也是闲着。我那会儿绣了半个月,绣了索玛花,阿石他妈还夸我手巧来着。”

她说完就掀帘子出去了,院子里响起她跟她男人说话的声音,细细碎碎的。我妈留他们吃饭,推让了几个来回,最后还是走了。摩托车突突突地响起来,远了,听不见了。

我坐在堂屋里没动,盯着方桌上那兜旺旺雪饼。阿依刚才坐过的椅子还留着一点热气,慢慢散了。

我哥从自己屋里出来,伸了个懒腰,看见我坐在那儿发呆,就凑过来:“阿依走了?她男人咋样?”

我没理他。

他也不恼,一屁股在旁边坐下,从塑料袋里摸出包雪饼拆开吃,嚼得咔嚓咔嚓响。“要我说你也别东想西想了,”他含着一嘴饼渣说,“木哥那人我见过,老实,不嫖不赌。你过去就是享福的,他那闺女乖得很,不闹人。你想想,多少姑娘想嫁这样的还嫁不着呢。”

他嚼完了,又摸出一片来,递到我面前:“吃不吃?”

我盯着他那张憨厚老实的脸,看着他腮帮子上沾的饼渣,忽然觉得反胃。我站起来,走到门口,蹲在昨天那个男人站过的地方,抱着膝盖。

太阳晒得后背发烫。村口那条土路上摩托车扬起来的灰还没散,黄蒙蒙一片。

我摸出手机翻到阿依的号码,打了一行字:到家了给我发个消息。

过了两分钟,她回了个笑脸表情。

我又打了一行字:围巾我没绣,不会绣。你绣的鸳鸯还在不在?拍给我看看。

她没回。过了好半天,发过来一张照片,像素糊得很,能看见一块红布上两只歪歪扭扭的鸳鸯,针脚密的地方鼓着包,稀的地方快透光了,怎么看都不像能飞的样子。可那两只鸳鸯脑袋挨着脑袋,歪歪扭扭地挤在一块红布里,倒像是在笑。

我把照片存了。然后站起来,拍拍屁股上的土,往灶房走。我妈在里头剁鸡,菜刀剁在砧板上咣咣响。

“妈,”我靠在门框上,“那个红围巾,你放哪儿了?”

我妈手没停,头也没抬:“柜子最上层压着呢,咋了?”

“没咋,”我说,“我拿出来看看。”

我妈剁鸡的手顿了一下,脸上露出点笑模样:“想通了?想通就好,妈还能害你?木哥那条件,你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

我没接话,转身上楼翻柜子去了。红围巾压在樟木箱子底下,一股子樟脑丸味儿,抖开来红艳艳的,就是四边光秃秃的,什么花样都没有。

我把它铺在床上,盯了半天。

然后我打开手机,给阿依发了条消息:你那绣鸳鸯的针法还记得不?给我说说怎么起头。

她回得飞快,一条接一条的语音,叽叽喳喳的,好像我还是那个跟她一起蹲在门槛上捡豆子的阿姐。

“先穿线嘛,双股,打结——阿姐你可别把结打大了,回头不好藏——”

“从翅膀尖尖起头嘛,斜着绣,一针压半针——”

我听着她声音里头那点活泛劲儿,把针从线团里抽出来,对着红围巾比划了半天,一针扎下去,歪了。

拆了重来。

歪就歪吧,反正就是条围巾。

04

镇上的街面窄,两排铺子挤挤挨挨的,卖农具的、卖种子的、卖手机壳的,门口支个摊子,就占去了半条路。阿莫走在前面,步子轻快得像踩在云上,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后摆一甩一甩的,我跟在她后头,像个被绳子牵着的牲口。

“阿芝!快来看这个!”阿莫蹲在一家杂货铺门口,招手喊我。她手里捏着一块红布,上头绣着鸳鸯戏水的花样,针脚歪歪扭扭的,一看就是机器绣的,线头都没藏好。她翻过来看了看背面,又翻回去,嘴里念叨:“这个好,这个喜庆。你摸摸,软和不?”

我伸手碰了一下,化纤的,扎手。阿莫才不管,已经扯着嗓子跟老板娘讲价了:“三十五行不行?我姑娘结婚用的,你给个实诚价!”老板娘说四十,阿莫说三十六,老板娘说三十八拿走,阿莫说三十六六六大顺。两个人你来我往了七八个回合,最后三十七块钱成交。阿莫从裤兜里掏出一卷皱巴巴的票子,一张一张数给老板娘,数完了还回头冲我笑:“便宜了三块钱呢,给你买碗冰粉吃。”

我没说话。那三块钱是我前天帮她搬了一天苞谷挣的。

一路上阿莫碰见谁都停下来说话。卖猪肉的老刘问她买肉不,她说买买买,我姑娘要结婚了,三十六万彩礼呢,你家老二啥时候办事?老刘咧着嘴笑,说快了快了,到时候也请你吃酒。阿莫乐呵呵地走了,肉没买。走到卖秧苗的王婶摊前,王婶问阿莫你姑娘有对象了?阿莫立刻把手里那块红盖头举起来:“这不就是来买东西的嘛!镇上张家的,开五金店那个,你知道吧?他媳妇去年没了的,人老实,有个娃才九岁,正好我姑娘过去当现成的妈。”王婶看了我一眼,我低头看地上的泥巴。阿莫还在说:“彩礼给了三十六万,一分不少,你说现在这年头,哪家姑娘能值这个价?”

王婶说那是那是,你家阿芝长得乖嘛。阿莫笑得脸上的褶子都开了花。其实现在谁家结婚会拿全部彩礼,都是给一部分,后面再慢慢还的。

我想起来自己在广东上班的时候,我一个会计也不用干重活,相对于村里的人来说我算是白净的了,我的票买了没去,我的大理没看,我的路不知道在哪里了?

阿莫又钻进一家卖床上用品的店,说要看看压裙包。压裙包就是新娘子系在裙子外头的围腰,红底绣花的,讲究人家还钉几排亮片。阿莫翻来翻去地挑,一会儿说这个花太素了,一会儿说那个亮片掉了一颗。老板不耐烦,说五十块拿走,不讲价。阿莫嫌贵,拉着我出了门,站在街边跟卖凉粉的李嫂吐槽:“五十块!抢人哦!我结婚那会儿压裙包都是自己绣的,现在的人哦,懒得很。”李嫂说可不是嘛,又问我:“阿芝你嫁衣绣好没有?”我还没开口,阿莫就抢着说:“绣什么绣哦,我家阿芝手笨,我帮她绣了两片袖子就绣不下去了。她阿依给绣的,阿依手巧嘛,一个礼拜就绣好了。”李嫂说阿依是你婆婆?阿莫说不是不是,是我家小女儿。

我不知道她什么时候让阿依绣的,可能是这两天看我没绣好盖头就打电话让阿依绣的吧,可是阿依大肚子怎么能干这些事情。

阿莫在凉粉摊上坐下,要了两碗凉粉,一碗多放醋一碗少放辣。多放醋的是我的,她记得我口味。她吃得呼噜呼噜的,一边吃一边跟我说:“阿木家那个孩子上次你见过的了,乖乖巧巧的,很文静的。你过去就当现成的妈,也不用自己生,少遭多少罪。”我说嗯。她又说:“他家那个五金店我看了,生意好得很,镇上盖房子的都去他家买钉子铁丝。你过去了不缺钱花。”我说嗯。她把碗里最后一片凉粉吸溜进嘴,拿袖子一抹嘴:“你爸高兴得很,说这下可算把你交代出去了。你哥也高兴,说你的彩礼钱正好给他他城里买房用。”我说嗯。

阿莫看了我一眼,大概觉得我太安静了,又补了一句:“你要是想家就回来嘛,镇上又不远,骑车子二十分钟就到了。”我说嗯。她就不说话了,低头掏钱付凉粉账。两碗凉粉八块钱,她掏了十块,等人家找了两块,她把那两块钱塞给我:“拿着买糖吃。”我没要,她又塞回来:“拿着嘛,妈给你的。”

我攥着那两块钱,我每个月工资发三千回来,她给我两块钱,我的自由在这里就是两块钱。

阿莫又逛了几家店,买了一对枕巾、两个暖水瓶、一套红色四件套。四件套是化纤的,摸着滑溜溜的,阿莫说好洗,脏了一搓就干净。她今天花了一百多块钱,全是她自己掏的,没问我要。这倒是稀奇,以前她买包盐都要跟我念叨半天,说盐又涨价了,阿芝你身上有没有零钱。今天她像换了个人,掏钱掏得爽快利落,还动不动就说“我姑娘结婚嘛,该花就花”。

我知道她为啥开心。三十六万彩礼,够给我哥在城里买个房,够她跟我爸松快好几年。更重要的是,我嫁出去了,她就不用再天天发愁了。我在家多待一年,她就多操一年的心,怕我在外打工不回来,怕我跟人跑了丢人现眼,怕我年纪大了嫁不出去砸手里。现在我有人要了,还是个开五金店的老实人,虽然死了媳妇带个娃,但人家出得起三十六万。这镇上肯一次性拿三十六万娶媳妇的,掰着指头数也就那么几家。

回去的路上阿莫走得慢了些,大概是逛累了。她把大包小包都挎在左胳膊上,右手拎着那块红布,红布太长,拖在地上沾了灰,她也没管。走到镇口那棵老黄桷树下头,她忽然停下来,回头看我:“阿芝,你心里是不是不痛快?”

我没吭声。

她把东西换了个手,叹了口气:“妈晓得你心里想啥。你想去大理嘛,你……唉……妈不是不让你去,妈是怕你去了就不回来了。你一个姑娘家跑那么远,出了事谁管你?张家那个虽然年纪大了点,但人老实,家底也厚,你过去不吃亏。”

我说:“他那个娃九岁了。”

阿莫说:“九岁咋了?九岁的娃好带得很,你给她做两顿饭她就喊你妈了。”

我说:“他媳妇去年才死的。”

阿莫沉默了一下,说:“病死的有啥办法嘛。又不是他打死的。”

我跟在她后头往家走。路上又碰见几个人,阿莫照例停下来攀谈,说我家阿芝要结婚了彩礼三十六万,说张家那个五金店生意好得很,说九岁的娃可乖了。我站在旁边看远处的山。山是青的,天是蓝的,往南边看,看得很远很远的地方,那就是大理的方向。我不知道大理到底在哪个方位,但我每次站在镇口都往南边看。

阿莫在前面喊我:“阿芝走快些!回去还要喂猪!”

我抱着那块盖头跟上去。那块布在我怀里软塌塌的,像一团还没烧起来的火。

05

外面杀猪的声音传进来的时候,我正在堂屋里坐着。猪叫得撕心裂肺,一声比一声短,最后没了。我低头看自己手里的盖头,红缎子的,阿莫昨天带我去镇上买的。买的时候她扯着嗓门跟老板还价,说“就是走个过场”,老板笑呵呵地让了二十块。阿莫把盖头塞进塑料袋里,又顺手拿了两包红双喜,说“到时候要散的”。

我没绣花。这块盖头上都没有,我们这边的习俗,需要新娘子自己绣几针。阿依小时候绣过一块,绣的是索玛花,粉的白的,配着绿叶子,好看得很。她嫁人的时候盖着那块盖头走的。我在广东的出租屋里看过她发来的照片,脸遮了一半,只露出下巴和嘴,笑得像哭。

阿依是前天回来的,五个月的肚子挺在前面,人瘦了一圈。她一进门就拉着我进灶房,悄悄跟我说:“姐,别犟了,妈也是为这个家。”我说你看你自己,你过得好吗?她不说话了,摸着自己的肚子站了半天,最后说:“好歹有个家。”她袖子滑下去的时候我看见她胳膊上有块淤青,她赶紧把袖子扯平,说是磕的。

外面开始摆桌子了。堂屋门口那棵老核桃树下,阿伯们把方桌拼起来,铺上红塑料布,碗筷叮叮当当响。我听见哥哥在喊:“多摆两瓶酒,人家老丈人爱喝!”他声音亮得很,像是办喜事的主家,忙前忙后脚不沾地。他倒是高兴。

阿莫进来过一次,看了看我的盖头,说:“你绣两针嘛,意思意思。”我没动,她叹口气,从柜子里翻出阿依那块旧盖头看了看,又放回去。那块盖头上除了索玛花,还绣了两只蝴蝶,针脚细得很,是阿依熬了好几个晚上绣的。阿莫没再说话,转身出去端菜了。

那个男人还没来。我听叔伯们在外面安慰我爸,让他安心,我婚事定下来就好了。他们说这个的时候语气里带着一点“你捡着了”的意思。哥哥说人家先给二十八万八,凑个吉利数,加上他自己攒的,刚好够县城那套房的首付。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睛发亮,好像那套房已经住进去了。

外面鞭炮响起来的时候,我手抖了一下。阿依进来叫我,说人到了。我坐着没动,她把我的盖头拿起来看了看,又放下,说:“姐,盖头要盖的。”我说我不改。她咬着嘴唇看我,肚子顶在我胳膊旁边,我就闻到一股奶腥味。她大概已经给肚子里的孩子缝了小衣裳。

“阿芝!”阿莫在院子里喊我,“出来迎一下!”

我没出去。我听见脚步声,皮鞋踩在水泥地上,咔咔响。一个男人的声音说“好好好”,声音粗,带着笑。哥哥在旁边一口一个“木哥”叫着,把他往里让。我从门缝里看见一个背影,穿一件白衬衫,下摆扎在裤子里,皮带扣亮晃晃的。

他坐下之后,叔伯们就围上去了。敬烟、倒酒、说客气话。哥哥在旁边一条条数着:县城那套房多少钱一平,在几楼,朝哪边。那个男人嗯嗯啊啊地应着,偶尔说一句“好说好说”。阿莫在旁边赔着笑,端茶倒水,脚不沾地。阿依挺着肚子帮忙端菜,那个男人看了她一眼,问哥哥:“这是你妹妹?”哥哥说:“大的那个是,这是小的,都嫁了。”男人就点点头,不再看了。

我在堂屋里坐着,听见外面的声音越来越热闹。酒过三巡,说话声大了,筷子敲碗的声音也出来了。有个阿伯喝高了,扯着嗓子唱祝酒歌,唱了两句忘了词,自己嘿嘿笑起来。哥哥在跟那个男人划拳,输了就喊“罚酒罚酒”,杯子磕在桌子上咚咚响。阿莫在灶房里炒最后一个菜,锅铲刮得铁锅刺啦刺啦的。

天已经全黑了。堂屋里没开灯,就靠院子里的灯泡把光透进来。我摸到盖头下面压着的那张车票,大理的,辞职那天买的,一百二十三块钱。被哥哥抓回来那天,他们翻了我的包,把票翻出来给阿莫看了。阿莫当着我的面把票撕了,扔进灶膛里,纸烧起来的味道跟烧树叶差不多,一下子就没影了。钱在手机里,他们没翻到,我把手机塞在堂屋供桌底下那个破鞋盒里了。阿哥不知道,他要是知道肯定要跟阿莫说。

外面笑声又炸了一波。那个男人大概喝上头了,说话舌头大了些,拍着哥哥的肩膀说:“以后就是一家人了!你的事就是我的事!”哥哥连声说“是是是”,拍得桌子上的碗又响了一通。

阿依悄悄溜进来,在我旁边坐下。她身上一股油烟味,头发有点乱。

“姐,你吃点东西不?”她问。

“不饿。”

她坐了一会儿,说:“那个木哥……看着还行,话不多。”

“你那天也这么说你那个。”

她不说话了。过了一会儿她又说:“姐,妈收了钱,房子定金都交了。”她声音低下去,“哥都三十了,对象谈了好几个,人家一问没房子就不行了,现在好不容易有个寡妇原因跟他,婚事不定下来。妈天天晚上睡不着觉……”

“我每个月打回来的三千呢?”

“那点钱够干啥嘛。”她嘟囔了一句,过了一会儿又说,“姐,我嫁过去的时候也不愿意,现在不也过来了。”

我看她一眼。她把袖子往下扯了扯,把肚子上的衣服拽平。外面有人在喊她添酒,她扶着腰站起来,看了我一眼,出去了。

我听见那个男人在跟哥哥说:“你妹妹呢?还没见着人呢。”哥哥说:“在里头呢,害羞嘛,马上出来。”然后阿莫就在灶房那边喊:“阿芝,你出来一下嘛,人家阿木来了你总得见一面!”

我站起来,没拿盖头。走到堂屋门口,就看见一院子人全回头看我。灯泡底下,那个男人坐在主位上,脸红到脖子根,眼睛眯着,看见我之后把酒杯放下了。他打量了我一眼,从上到下,最后把目光停在我脸上,笑了一下:“这就是阿芝嘛。”

我没笑。阿莫在后面推了我一把,说:“叫人嘛。”我没叫。哥哥在旁边打圆场:“她就是这个性子,脸皮薄。”那个男人摆摆手说没事没事,又看了我一眼,端起酒杯说:“以后慢慢就熟了。”

我扭头回了堂屋。身后声音又起来了,哥哥在说“她年纪小不懂事”,阿莫在说“教了的教了的”,那个男人还是“好好好”。

我坐在堂屋里,听见外面的酒喝了一瓶又一瓶。哥哥喝高了,扯着嗓子喊“木哥你放心”;阿莫喝了几杯,说话开始颠三倒四,一会儿哭一会儿笑,说“我这辈子就盼着你们好”;那个男人也喝多了,说话前言不搭后语,有一阵子一直在重复“钱不是问题”。

到了十点多,外面声音渐渐小了。几个阿伯醉得趴桌上打呼噜,哥哥扶着墙去茅房吐了一回,回来就歪在椅子上不动了。阿莫还在收拾,碗摞碗,盘摞盘,叮叮当当地响。那个男人被扶到西屋去了,是哥哥扶的,他自己站不稳,嘴里还在说“没醉没醉”。

我听见西屋的门吱呀一声关上。又过了好久,院子里安静下来了。阿莫把最后一张桌子抹了,灯一拉,脚步拖拉着进了东屋。哥哥在堂屋旁边那间小屋睡下了,鼾声很快就起来了,一长一短,跟拉风箱似的。

我坐在黑暗里没动。等到鼾声稳了,我摸到供桌底下,把鞋盒抽出来。手机还在,剩下二十三个电。车票没了,但钱在,我翻了翻微信,找到大理那家客栈老板的名片,发了一条:还有房吗?

对方秒回:有的,到了就能住。

我把手机揣进兜里,站起来。黑里头我摸到堂屋门框,轻轻拉开一道缝。院子里灯泡灭了,月亮从核桃树叶子里漏下来,一地碎影子。西屋有鼾声,东屋有鼾声,哥哥屋里也有。猪圈那边猪哼了两声,又静了。

我侧身挤出门缝,光脚踩在水泥地上,凉。经过西屋窗户底下的时候,我停了一下。里头鼾声停了,有翻身的动静,然后又是一串呼噜。我蹲下来系鞋带,手有点抖。

走到院门口,我回头看了一眼。堂屋里黑乎乎的,就看见供桌上一对红烛还亮着,火苗细细的,一晃一晃。那是我今天早上点上去的,阿莫说订婚要红火。我看了那火苗两秒钟,拉开了院门的木闩。

门外就是山路。往下走二里地是公路,夜里有时候有拉货的过路车。我兜里揣着手机和一百二十块钱现金——辞职那天取出来打算路上用的,一直没花。盖头没拿,还放在堂屋凳子上。阿莫明天看见大概要骂,但我猜她骂完会收起来,那块布还能做点别的。

我往下走了几步,听见身后有动静。回头看,阿依站在院门里头,扶着门框,肚子把睡衣撑得圆滚滚的。她没说话,就看着我。月光照着她脸,白白的,看不出什么表情。

我冲她摆摆手。

她张了张嘴,声音很小:“姐……到了发个消息。”

我点点头。她就把门轻轻掩上了,铁门扣上的声音在山里头响了一下,又没了。

我转身往下走。走出老远,回头再看,院门口那盏小灯还亮着,阿依肯定没回去睡。我加快脚步,水泥路在月亮底下灰白灰白的,往远处伸出去。走到公路边等了大概二十分钟,来了一辆拉菜的小货车,司机探出头问去哪儿,我说前面,能带一段带一段。他摆摆手让我上去了。

车厢里一股烂菜叶子味儿,我靠着车斗坐下来,风呼呼地吹。手机响了一下,是阿依发的:姐,盖头我给你收柜子里了。

我把手机扣在膝盖上,没回。车往前走,月亮跟着走,山一座接一座往后退。我想着大理,想着那家客栈老板说的“到了就能住”,想着明天早上阿莫看见空凳子会是什么反应。想着想着就笑了,笑着笑着脸上有点凉,拿手一摸,不知道什么时候流了眼泪。

我把脸埋进胳膊里,风把头发吹得糊了一脸。司机在前面喊:“妹子,睡着啦?”我抬起头说没呢。他嘿嘿笑了两声,说前面有段路在修,颠得很,你坐稳当。

我说好。

车就开始颠了。

06

到镇上大概开了四十分钟。司机把我放在镇口加油站旁边,说:“往里头走就是汽车站,不过这会儿没班车了。”我说谢谢大哥。他摆摆手,车又轰隆隆开走了。我站在加油站的白光灯底下,才觉出冷来,山里的夜风还是硬。加油站有个小卖部,我进去买了包面包,两块钱那种的,又买了瓶矿泉水。老板娘多看了我两眼,但没吭声。

我不能去汽车站。镇上就这么大,阿木家肯定有亲戚在镇上住,明天一早准会来找。我在加油站后头的背街上找到一辆面包车,车窗上贴着“包车”两个字。司机在驾驶座上打瞌睡,我敲了敲玻璃。他醒了,摇下窗:“去哪?”我说县城。他比了个数:“八十。”我还了价:“六十。”他摆摆手要关窗,我赶紧说:“行行,八十。”

面包车破得很,后座堆着纸箱子和一捆电线。我蜷在副驾上,司机是个年轻娃儿,一路打电话,说的都是本地话,什么“三缺一”“明天赶场”之类的。他也没问我为啥大半夜一个人去县城。车开了大概两个小时,进县城的时候,路灯亮得刺眼,我眯了眯眼。司机把我放在一个十字路口,说:“这儿离车站近。”我付了钱,他又补了一句:“你要坐大巴的话得去新车站,老车站拆了。”

我站在十字路口等了一会儿,拦了辆出租车。司机问去哪,我说:“有没有不用身份证的私家车去市里?”他从后视镜里瞅了我一眼:“你怕啥子?”我没说话。他想了想,说:“我表弟跑市里的,你给一百二,我给他打电话。”

等了十来分钟,来了辆银灰色轿车,车屁股蹭了好几道印子。司机是个胖哥,爱说话,一上车就跟我讲他昨天拉了个客人去机场,光小费就给了五十。我嗯嗯啊啊应着,眼睛盯着窗外。县城的路灯往后跑,越来越稀,后来上了国道,两边就黑黢黢的了,只有大车灯晃来晃去。

胖哥问我:“你去市里赶火车?”我说嗯。他又问:“去哪儿嘛?”我犹豫了一下,说:“大理。”他来了劲:“大理好耍哦!洱海边上骑自行车,安逸得很。”他讲他前年拉过一家子去大理,住了三天民宿,花了两千多。我听着听着,心里头像有只小虫子开始爬,痒痒的。

到市里的时候已经后半夜了,胖哥把我放在火车站广场边上,说:“你进站买票就行,这会儿人少。”我付了钱下车,冷风一吹,才发觉自己一身汗。火车站广场上没几个人,有个扫地的大姐,还有俩蹲在花坛边上吃泡面的年轻人。我拖着步子往售票厅走,走到门口又停住了,售票厅里头灯亮堂堂的,身份证读卡器滴滴地响。

我在广场上转了两圈,看见旁边巷子里有个小门脸,挂着“代售火车票”的牌子,玻璃门上贴着“不需本人身份证可代购”。我推门进去,里头一个老头戴着老花镜在看报纸,台面上搁着一摞票。我说:“到大理,最近的。”他翻了一下:“凌晨四点半有一趟,硬座,但要加五十块手续费。”我说行。他从抽屉里摸出一张票,用圆珠笔在上面划了一道,递给我。

我攥着票出了门,在广场边上找了个台阶坐下来。票面上印着“普雄—大理”,座位号是08车112号。我算了算,还有两个多小时。脚上的鞋早就沾满了泥,黑乎乎的。我把脸埋进膝盖里,这时候才觉出后怕来,手一直在抖。

旁边那个吃泡面的年轻人递过来一根火腿肠:“姐,你吃不吃?”我摇头。他又说:“我看你坐半天了,是不是等人?”我说嗯,等火车。他哦了一声,继续呼噜呼噜吃面。

我掏出手机开机,屏幕亮起来的时候,一下子跳出二十多个未接电话,全是阿依的。还有一条短信,是阿莫用阿依手机发的:“死丫头你跑哪去了?赶紧回来!阿木家脸都丢尽了!”我把短信删了,关机,把手机塞回口袋。

四点钟的时候检票口开了,我站起来,跟着稀稀拉拉的人流往里头走。检票员是个大姐,接过我的票看了一眼,又看了看我脚上的拖鞋,什么都没说,咔嚓剪了个口子。

火车开动的时候,天边刚泛起一点鱼肚白。我靠着车窗,看着站台上的灯柱一根一根往后倒。对面坐了个抱小孩的彝族阿妈,小孩哭了一路,阿妈撩起衣裳喂奶,嘴里哼着哄娃的歌,调子跟阿莫小时候哄我睡觉时唱的一模一样。我扭头看窗外,田坝子、瓦房、赶早的老牛,都往后跑,越来越快,越来越小。

天大亮的时候,火车钻进一个隧道,车厢里暗了一下又亮了。我摸了摸口袋里的票,边角已经被汗浸软了。阿木家这会儿应该发现我不在了吧,阿莫会不会气得摔碗?阿达估计还在睡,酒都没醒。

火车又过了一个站,上来好多人,车厢里挤起来,有背着背篓去赶集的,有扛着蛇皮袋出去打工的。一个老头挤到我旁边坐下,从布袋里掏出个荞麦粑粑啃,掰了一半递给我。我接了,咬了一口,甜的。

我嚼着粑粑,窗外的山一座接一座往后退。太阳从山垭口拱出来,金灿灿的光一下子铺在车厢地板上,暖烘烘的。我低头看自己手上的血口子,干了,结了黑痂。鞋上还有家菜地里的泥。

还有六个小时到大理。我想好了,下了火车先那家看了很久的旅馆睡一觉,然后去洱海边。我要租个自行车,沿着海子骑,骑到哪儿算哪儿。钱花完了就在那边找个活干,餐馆端盘子也行,客栈打扫卫生也行。反正我有手有脚,大专文凭虽然不算啥,但好歹考了会计证书还能认得字。

火车拉着汽笛冲过一座铁桥,桥底下是条大河,水浑黄浑黄的。对面那个阿妈的小孩不哭了,趴在她肩膀上睡着了,口水淌了她一肩。阿妈也靠着窗框打盹,脑袋一点一点的。

我靠着椅背,把那只剩了一面没绣花的帕子从口袋里摸出来看了看,不知道什么时候塞进去的,可能是从篱笆缺口钻出来的时候顺手揣的。帕子上绣的索玛花沾了泥,但还是红的。

我把它放回口袋,闭上了眼睛。

07

我到了,这个我向往自由的城市。

我找到那家民宿,老板娘看到我一身狼狈,问我是不是遇到事情了,需不需要帮助。

我眼泪差点控制不住,忍住了,让老板娘开了间房,洗个澡躺下,好舒服。就是浑身酸痛,可能太累了吧。

接下来一个星期我就在这边转,找找工作,然后买点日用品。

和老板娘接触下来,聊了一些自己的无奈,老板娘表达了她的善意:“阿芝妹妹,生活不是要一直在原地转,我们往前看,既然你能到这里,就是命运,留下来吧。”

老板娘很好玩留下来了,在民宿的干活,前台接待,打扫卫生,都还是轻松的。

老板娘做饭很好吃,老板也是个豪爽的大哥。

转眼几个月过去了,阿依一直在给我发短信,让我照顾好自己,她还给我寄快递了,有时候是衣服,有时候是吃的。

我都怕家里人顺着快递地址找到我,不过也是奇怪他们居然不找我了。

阿依的信息断断续续的到4月份就没有了,我想按照时间算,她该生了,我有点担心,她那么瘦弱生孩子应该要受苦吧。

我也存了一些钱,跟老板娘说了一下,我想请假悄悄回去看一下阿依,她已经半个月没有给我发信息了。

老板娘劝了我:阿芝,你即是逃婚出来的,现在回去会不会被抓去结婚,要不还是算了。

我还是坚持要回去:“黎姐姐,我想回去看看阿依,肯定很快回来的。”

就这样,我收拾了一背包行李就坐上了回去的火车,可能是淡季,没什么人,去年我跑出来的时候人多,热闹的不行。

我到市里下了火车就坐私家车,没有使用身份证,到镇上找了个不用系统登记的宾馆住下了,准备第二天去打听一下,阿依家住哪里。

可能太累了,晚上睡着了,梦到阿依抱着孩子跟我哭,听不清说的什么,但是她眼泪流的我喘不过气来。

第二天我起来后,就准备去镇上一个堂弟那里打听,不知道怎么了,阴沉沉的天气,风刮的生疼,4月份不应该是这样的。

我还没走到堂弟家,就在路边看到阿依的男人,他买了一堆衣服,我想着不用去打听了,悄悄跟着他就可以了。

他到鞭炮店买了几卷鞭炮,还去小卖部买了一堆面包零食,我看他准备去骑车了,就喊了路边骑摩托车载人的跟上去了,我给了摩托车师傅一百块钱,让他跟着。

一路跟到村里,就是阿依嫁的村子,他提着东西进去了。门口拉了几只牛羊,村里人在帮忙。院子里穿出哭泣声,声音婉转凄凉。我知道有人去世了。

我就这样在附近的竹林里蹲着,到中午的时候我听到熟悉的嗓音,从路口开始哭嚎到阿依家门口,是我阿莫,我的母亲,她喊的是阿依,原来这家人去世的是阿依。

我就这样站在竹林里,他们太忙了,没人发现我的存在,我看着来来往往送行的人,他们盛装出席,有老人,有青年,有妇人,好多我都不认识,阿依也不认识吧,这些不认识的亲戚会在一个人去世的这一天聚在一起,哭泣,喝酒吃肉。

半夜我带着口罩帽子,进去了,天有点黑,火把不能照亮我,我看到竹床上躺着一个小小的人儿,穿着黑白的裙子,盖着墨紫的查尔瓦,脸上盖着白帕,我……第一次遇到这样一个亲人去世,哭不出来。

我没待多久,马上出去了,我不敢让他们知道我回来了,就这样,我不吃不喝在竹林里待了两天,第三天阿依出殡了,她小小的身体蜷缩着绑在担架上,被抬上了山。

我一路跟着,被抬到山上的阿依被放在堆好的架子上,我在山坡上看着火堆燃起来,风带着难闻的燃烧味吹过山坡。我好像看到阿依和她孩子一起飘走了。

我在竹林的时候听那些来祭拜的邻居大婶说阿依是体弱,营养不良,不去医院生,她婆婆说在家生,又大出血,这才一尸两命。

我想在这里等她回魂完再走,我们彝族也有头七回魂,去世后,每个亲戚家做完法师就去主人家里,聚在一起,最后迎接回魂就正式结束这个人的一生。

我在镇里住了三天,傍晚又到了阿依的坟前,我带了她喜欢的绿豆糕,还有花生牛奶,这些都是我不爱吃的,但是她喜欢。

我们彝族儿女去世是没有墓碑的,死了就是一堆灰,三颗石头。

我坐着坐着就睡着了,梦里,阿依说她过的太苦了,终于解脱了,说那个男人打她,吃东西婆婆都要管。我看着她抱着一个婴儿慢慢给我讲述这些,我居然落泪了,梦里哭的出来,睡醒了再伤心也不掉泪。

我醒来时,天亮了,我下山准备去镇里,然后去上班那边。

下山的路总是走不出来去,我好像迷路了,走到一片雾气中,阿依抱着梦中的婴儿走出来。

“阿姐,我们走吧。”

我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死的,但是自己不会流泪,别人看不见我,好像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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